| 标题 | 有一个人，也来过 |
| 正文 | 这个人来过？是，来过。随即又恍惚：来过吗？好像刚刚走。他没有声音，只有羞惭温和的笑。我的母亲从十几岁就在小学教书，平时好臧否人物，评价道：老实人，没有嘴。他不是生理上的哑巴，我敢说和他接触过的人永远记不起他说过一句什么话，有实质意义的话，“嗯” “嗯呐”是语气词，只是表达态度但不是话。 他在家族那一辈中行三，我喊“三大爷”，从我记事起他该有四十多岁了。矮墩墩的，经历是丰富的。我小时候爱串门，一天到晚兔子般到处乱串。他家镜框里有他的两张照片：一张单人军装照，一张和一群战友的合影，着冬装。其实家也不算他的家，确切的说，是兄长的家。兄长一大群孩子，老母亲还活着，一天到晚悄无声息，驼极深的背，牙都没了，吃饭睡觉晒太阳，随手不离拐杖，常常晒着晒着就睡着了，给人感觉是老弱的连梦都做不了啦。 我回家好奇地问祖母：“三大爷当过解放军吗？” 祖母讲五几年去朝鲜打仗，家里有两个成年男子的应该有一个人去。其时是国家需要，也是一种征兵形式。（儿时的玩伴曾自豪地告诉我她奶奶家有一块黑色金字大匾，上书：一门双英雄。她父亲兄弟四人中有两位去朝鲜参战。） 兄长哭：他有了自己的小家，舍不得老婆孩子。记得祖母讲起这点时神情有点不屑：兄长有些自私了。其实希望过美好幸福生活，对失去生命充满恐惧，现在想来是可以理解的，毕竟大家都知道战场上子弹是不长眼睛的。据他自己讲：没怎么上前线，一直在伙房，只是左耳朵被炮弹震聋了。他的表现想必是好的，国家不会亏待老实人，战争结束时要选送他上军校。不知他怎么想，推掉了，大概觉得自己不识字吧。在哪个事农低微的年代，国家对他是关照的，他一直在外面做事，这在当时是有点让人羡慕，只是不知道他在做什么。有一年夏天，他的一个侄子，应该是他最喜欢的，骄傲地宣布：放假我要到三叔哪儿去，三叔修大桥！那时侄儿十来岁的样子，几十天后再回家时穿着一身新短裤背心，背心是针织料蓝白条相间的，很神气，我们那儿的男孩夏天大多是裸着背的。只是在哪儿修大桥我到现在也不知道：南京？武汉？ 他很少回家，一年至多三两次，多是收麦和过年时。回来时总到我家坐一坐：有个老婶子，是礼数也是一种情谊。多是从兜里掏出一把水果糖给我，听不见他说活。祖母问他外面的工作生活，只是笑。我的母亲过后总是感叹：听三哥讲话闷得慌，声音在嗓子眼里，让人着急。年三十中午，再清苦的人家总要喝一点酒，他酒量不行，沾酒酒醉，醉了就哭，嫂子见了不高兴：大过年的，哭算哪门子事？不吉利嘛！我当时听了觉得滑稽：三四十岁的男人，还哭！长大后又读了些书，心中对他有些同情：心里苦，世上有谁是真疼爱关心他呢？老母亲近八十岁了，自顾不如，生活中没有奔头，伤悲又说不出....... 他人老实得让人同情，村里有位长辈在公安局工作，那时一个村子里在外工作的极少，三两人而已，我父亲是读书出来的。又一年秋天，公安干部回家休假，碰巧父亲也在家，两人在一起聊天，提到他管辖的地方有个三十多岁的女人，丈夫病亡，一人带两个孩子，在山区，日子艰难，和我三大爷挺合适。父亲派我把他喊到家里，讲给他听，只是笑，耳根都红了，嗫嚅半天才说出一句：“她来了，当家，我多干活。” 后来不知怎么就没了下文。三间房子是祖产，兄长自己有四个儿子，山区女人来了往哪儿安置呢？ 记得有一次家人闲叙，聊起他，感慨他的命运，祖母说有人看见他晚上去敲某人家的门，说完笑了笑，大概那家女人名声不是特别好。只是几十年后我有些理解：老实人也是人，心里苦闷，孤寂，需要安慰。 父亲是个善良直爽的人，很有些古道侠义心肠。三大爷一直在外面做长期临时工，麦收时节俩人会碰到一起。父亲会特意沏上一壶好茶，俩人有一搭没一搭的说话，对堂兄充满怜悯，为他未来的生活担忧。他对我父亲是信任的，把自己的积蓄拿来放在我家里，大概有几百元。我当时有十来岁，隐隐觉得不妥：他有血缘关系更亲的人，钱也可以存在银行里。当然我了解父母的为人，绝不会占有堂兄的一厘一分。很快，他有点积蓄的消息在小村里像长了翅膀一样，有人育地瓜秧时就打起主意想借来应急。过年时已立门另过的大侄子请叔叔喝酒，喝醉时哭着说：“等叔叔老了，谁不养叔叔，我都养！” 说这番话时，侄子是真诚动情的。只是叔叔真的老了还乡之后，他没有请叔叔喝过一杯水。不久，大侄子问我母亲借叔叔的钱用，母亲问：“你叔知道吗？” 答叔叔是同意的。 那时电讯联系落后，母亲怕钱有闪失，等他下一次回家时悉数交还给了他。 五十多岁时，外孙女心疼他，帮他在县城的建筑工地谋了个看门的差事。工地负责人大概考虑他单身一人，老实可靠。大侄子经常星夜骑车去叔叔那儿弄些钢筋回来。他生活俭省，积累了一些钱，兄长开口就拿出来，帮着新盖了两座房子，又把家里的老屋翻修了。 侄子们陆续成了家。他有时回家会带一些破旧的衣服让嫂子缝补，一次二大娘抖着一双烂的无法再补的袜子急急地向我祖母抱怨：“这都拿回来？咋补？” 祖母向我们转述时替他不值。 他不会说，心是热的，诚的。有一年秋后，地里玉米快收完的时候，祖母生病住院做手术。他回家收秋，听说后一人步行十多里去医院探望，只是笑，说不出什么话，从怀里掏出二百元钱，当时是一笔很大的数目，我父亲一月工资才一百三十元，母亲很感动，说：“三哥，钱够用。” 一分都没留。其实我祖母对他并没有什么恩德，只是在他回家而我家碰巧做调样的饭食时喊他过来吃顿饭而已。那天我正好需要回家取东西，主动提出骑自行车带他。路有大路小路，皆坑坑洼洼，路两边有白杨树，沟渠里有水，田野里立着掰完苞谷的秸子，秋阳是暖的，天高远且蓝。那年我十七岁，一路行来并没有觉得多么累，他个子矮矮的，体重不多，一路没记得说什么话。 大约六十岁以后，工地辞了他，从此和兄嫂生活在一起。住在我家的老房子里，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兄长种了一亩多瓜地，时常去赶集，手头算宽裕，生活还可以。冬天的晚上，他最钟爱的侄子（带去大桥工地的那一个）偶尔会喊他过去吃饭，馒头咸菜玉米粥而已，兄嫂晚上没有做饭的习惯。国家对当年参加抗美援朝的复员军人有照顾政策，每月补贴十几元，有侄子代领。后来不知得了什么病，瘫痪在炕上。不知是病痛还是寂寞，把窗台上的砖都弄得松动下来。在一个夏天的夜里，死去了。 他活了七十余岁，不算短寿。我总是觉得这个世界对他是亏欠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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