病中杂记-经典散文范文赏析-四季谷

标题

病中杂记

正文

我，好好的一个人，突然就病了。

病得一塌糊涂，不光身体不行了，连大脑也不行了，奥，大脑也是身体的一部分。那天下午，我正在家玩电脑游戏，忽然觉得右手挪不动鼠标了，心里顿时一凉。骂到：这鬼终于来了，我说的这鬼，就是脑血栓，或者叫脑梗。媳妇还没有下班，儿子在石家庄念大学，家里就我一个人。我马上用左手关掉电脑，关电脑之前，我还看了看电脑上时间，刚好五点半，医生快要下班了。我的腿还能走路，感觉跟平时一样。县城有两所医院，一个是人民医院，一个是中医院，县医院在县城最北边，离我家较远，中医院离我家较近，就朝中医院跑去。

到了中医院，我直接到了ct室，医生正要锁门，这医生我认识，是我们学校党支部副书记的儿子。我说：“先别走，快给我ct一下，我肯定是得了脑血栓了。”医生立刻重新打开房门，经过一番折腾，医生说：“是脑血栓，位置在脑后左侧，走赶紧上楼准备输液。”

这时候，我犯了一个非常严重的错误，一个影响了我后半生的错误，一个让我永远不能原谅的错误。

以前，我很少到医院，儿子小的时候，我抱着儿子来过几次，后来老婆有病的时候，跟着老婆来过几次，对医院不很了解。我以为脑血栓是一般的病，到哪里都是一样的治疗，用一样的药。根本就没有想到，医院跟医院不一样，医生跟医生不一样，结果，我就上楼输液了。这时，我还特意看了看手机上的时间，是二零零九年十月七日，十年前，就是这一天，我从县一中调到县职教中心担任办公室主任，二十年前，也是这一天，我从河北师范学院进修回来不久又调到县一中，三十年前，还是这一天，我从宣化师范毕业成了一名正式教师。人们常说，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难道真就准确得连一天都不差么？

第二天，我还同第一天一样，输完液，我还能楼上楼下地跑，除了手稍微有点麻外，感觉跟平时没有什么不同。第三天，早上醒来，我准备起床时，突然发现我起不来了，两条胳膊，两条腿就如同不是我的了，根本不听我的调遣了，同时感觉我的右半边脸在向上抽动，左半边脸在向下抽动，我扭头一看墙上的镜子，哎呀，完了！我的摸样全变了，变得连我自己都不认识了，什么叫嘴歪眼斜？这就叫嘴歪眼斜！我急忙喊睡在对面床上的老婆，突然发现嗓子发不出声音了。啊，什么叫行尸走肉？这就叫行尸走肉！不对，行尸走肉好歹还能行走呀，可我却躺在床上一动也不能动了。这该叫什么呢？我想起了汉高祖刘邦的老婆吕后，她把刘邦的一个妻子砍掉了手脚，挖掉了双眼，扔到了厕所里，不过我比那妻子还好点，身子虽不能动，但并不疼痛，视力虽有些模糊，但还能看见，出气虽有些不太均匀，但还能呼吸。我想起了故乡老百姓骂人时常说的一句话：你比死人多口气，死人比你强三分。

毛主席教导我们说：“既来之，则安之。”我想，这病既然来了，尽管来得如暴风骤雨，如电闪雷鸣，但我还是泰然处之吧。世界之大，谁没有得过病？病来了，就治，治不好，就死！谁没有死过？不，应该说人必有一死。我大哥四十六岁就与世长辞了，我弟弟三岁就驾鹤西归了，我父亲也仅活了六十四岁，比起他们，我已经苟活了五十三岁，哈哈，不小了，够本了！更不要说在战争年月那么多的年轻人成片成片地消失在战火之中了，比起他们，我已经够幸运了。前几天，我们学校结婚不到三年，什么病也没得，突然有一天因为跟家里的拌了几句嘴，就从五楼上跳了下来，一命呜呼了。当时我很不理解，这是为啥呢？当他从楼上跳下来的一刹那，他是后悔呢，还是高兴呢？现在我有些理解了。

记得父亲活着的时候，曾讲过一个故事，说有一天，玉皇大帝和西天如来在天空散步，低头看到人世间有个老头和一个年轻人正走在路上。西天如来就说：“你在他们前面路上扔一根金条，看看俩人谁拾。”玉皇大帝就扔了一根金条。结果走在前边年轻人，看也没看，就一脚把金条踢到了路边，后边过来的老头却赶忙扑过来，把金条抱在怀中。西天如来就哈哈笑了，说：“这年轻人是个好人，告诉阎王，赶紧让他死；那老头是个坏人，告诉阎王让他寿活一百。”玉皇大帝就不解地问：“为什么呀？”西天如来就说：“这年轻人不贪恋金钱，这样的人，应该让他马上投胎转世，永远活在年轻的时候；那老头视钱如命，应该让他长久地活在老年之中，饱尝人间冷暖，病痛的折磨。”玉皇大帝听了就意味深长地奥了一声。

算了，这样的故事不宜跟年轻人多讲。

我想起了大学进修时，老教授讲现代文学时讲过讲一种古老的哲学观点，叫做泛神论。当时他讲的神乎其神，我却听得稀哩糊涂。现在我有些明白了。人世间的万事万物，包括天上的，地下的，阴间的，阳世的，所有的一切，都是神，为什么？因为它们都有反应，一块石头，你踢它一脚，它就会滚出很远，表示不愿意理你，一棵大树，你拍它一掌，它就会发出声音，表示对你的讨厌。生命有高低之分，却没有有和没有之分。人死了，放进棺材里，埋葬在土下，若干年后，就变成了土，土里边又长出小草、树木和庄稼，人吃了粮食，吸收其精华，变成了精子，于是又有了新的人，人又死了，又变成了土，循环往复，以至无穷。我死了，也会变成土，也会长出庄稼，也会变成精华，也会被人吸收，最后也会变成人。当然这个人，已经不是现在的我这个人，他是经过无数的物质，和无数次的排列组合，经过极其漫长的时间，变成的新人，这个人跟现在的我有一定的关系，但他却一点也不认识我，不了解我。初中物理讲的物质不灭定律就是这个道理。所以人们说的转世投胎，麻婆的迷魂汤，阴间的望乡桥等等，这些过程都是假的，但结果都是真的。

想到这一切，我坦然了，我释怀了，我的一生不过是宇宙间千变万化的极小的一瞬而已。哈哈哈，我应该乐观，我应该达观。

第四天，我发现病情有些好转，已经能够说话了，左腿和左胳膊能够活动了，嘴和眼也慢慢地端正了，哈哈哈哈，我很高兴。学校的领导来了，还给我带来了五百元的慰问金。他坐在我的病床边问我，需不需要去北京治疗，如果要去，学校有车。我说不用去了，就在这里看吧。学校的老教师们来了，每人带了一百元钱，大家都祝福我早点康复。

学校招生办公室的王老师和他的妻子张老师来了，他们劝我赶紧转院，到北京去治疗，继续在这里治疗会耽误事的。这位王老师曾和我在乡下的同一所学校任教，我们两家还是邻居，他的妻子曾和我在宣化师范上学时是同学。他们有一个闺女，高中毕业以全县高考第一名的成绩考入北京大学医学院，而且是本科、硕士、博士连读。这在我们县是第一个，到目前为止，还没有第二个。毕业后就留在北京一所大医院工作。王老师在来之前就跟他闺女联系好了。北京那边的医院都已经准备好了，有个专门治疗脑血栓的专家还在等着。我从心里感激王老师，但我说，不用去了，就在这里治疗吧，都已经四天了，估计已经错过了最佳的治疗时间。王老师便长叹了口气，握住我的双手说，不去，你会后悔的。我说，没事，放心吧。

王老师的妻子张老师是位天才的数学老师。两年前，我儿子要参加高考了，但我儿子的数学成绩却一直很差，一百五十分的试卷，他只能得六七十分，我很为此焦急，就找张老师给他补课。结果正式参加高考时，我儿子的数学成绩竟高达一百三十五分。后来我问我儿子，张老师是怎样给你补课的。我儿子说，其实张老师并没有给我讲什么数学，而是跟我聊天，聊父母，聊家庭，聊生活。但就是这看似平常的聊天，却打开了我儿子因家庭变故父母离异而尘封的大脑，卸去了压在儿子心头的巨大精神负担，释放了封存已久的数学潜能，不但数学成绩突飞猛进，其他学科也是也大有长进。我要感谢张老师，她才是一名真正的教师，她的话象一把钥匙，打开了我儿子心灵的门窗，象一把巨手，把儿子从阴暗潮湿的角落拉向阳光明媚的大地，象一把火，点燃了我儿子脑海中的智慧之光。

如今我儿子已经大学毕业，参加了工作，成了一名国家公务员，媳妇是一名硕士研究生，在银行上班。我很想去看望张老师，但我不能去，因为我听说患了脑血栓的病人是不能随便到别人家去的，那会给别人带来不吉。我家住在原一中院里，他家住在东关小区，每天早晨，我站在窗前，望着东方，默默地祝愿张老师健康长寿，

我已经连续一周没有大便了。心中暗乐，这他娘的倒省事了，从此永不大便才好哩。但这是不可能的，我感觉肚子有些涨，不时还传来咕噜咕噜的反抗声，催促声，威胁声。好象在骂我：你不让我出去，我他娘的憋死你！我说，你他娘的着什么急，不见我正输液吗？难怪人家着急，这液滴答的也太慢了，我心急如火，它却是老秀才跑雨，宁可湿了学帽蓝衫，也不能乱了步数，仍旧一滴一滴，滴答得不荒不忙，从早上八点到九点，又到十点，又到十一点，又到十二点，又到十二点半。哎呀，天爷爷，总算输完了。

我一手拄着拐杖，一手扶着墙壁，一点一点地挪着，走出了病房，卫生间不远，就在病房的隔壁，如此距离，我竟走了半个小时，还边走边磨叨着：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五岭逶迤腾细浪，乌蒙磅礴走泥丸。金沙水拍云崖暖，大渡桥横铁索寒。更喜岷山千里雪，三军过后尽开颜。我是只等闲了，但卫生间却没有尽开颜，卫生间的便池竟然比地面高出了半尺多，我把拐杖挂在门上，一手抓住便池小门的上边，先让左腿蹬上台阶，然后开始迈右腿，但右腿非常捣蛋，死活就是不上来，好象我原来的右腿被锯掉了，换了跟木头安在屁股右下面，初来咋到，似乎很腼腆。没办法，我只好抓住小门，手臂使劲弯曲，带动左腿站直了身子，右腿这才羞答答地上来，站在台阶上。

我深深地喘了口气，这一阵子，肚子倒也挺给脸，知道我此时此刻顾不上搭理它，它也就没再闹事，可我刚刚上了台阶，喘了口气，它就又来咕噜了，似乎在说，快点，快点呀！我靠在墙上，用左手解开裤带，先把裤子褪下来，然后开始做下蹲运动，这时候，我才意识到以前遇到的困难简直不值一提，现在才是考验我的时候到了，因为什么？我根本就蹲不下去了，腿稍微一弯曲，腰就疼的要命，胳膝盖就咯吧吧一阵响，疼的钻心。我想《红岩》里白公馆渣滓洞给人上老虎凳，肯定就是这种感觉吧？看来我今天有机会要学一学江姐、陈岗、许云峰这些革命烈士了。我扶在墙壁上的手一寸一寸地向下移动，双腿也随着一点一点地弯曲，腰疼，腿疼、膝盖骨疼，疼的我大汗淋漓，疼的我红天黑地，我快要晕倒了，我赶紧闭上双眼，停下来，定一定神。他娘的，医院的卫生间没有坐便池，要不我就可以坐着方便了。终于我完全彻底地蹲了下来，我用头顶住小门，腾出左手，把裤子往前面拽了拽，然后用手扶住小门，把脑袋缩了回来。心里骂到：哈哈，老子今天胜利了！

起来的时候，跟蹲下的时候，是一样的，但我已经有了经验，有了准备，我不怕了。从出来到回到病房，整整用了两个小时。

我的病房中又来了一位病人，他已经是二进宫了，第一次是三年前，他患了脑血栓，病好了后，出了院，今天又犯了。他是一个光棍汉，没儿没女，陪他来的是他的弟弟。这位弟弟脾气很坏，训哥哥时就如同训小孩子一样。有一天，他弟弟有事出去了，剩下他一个在床上输液，他望着窗外，眼睛里流出了泪水，样子很痛苦，很无助。

我说，你不要难过，得了病，就治么，有什么了不起的？再说，你还有个好弟弟，虽说脾气差点，但心还是不错的，你看，你得了病，这不把你送到医院来了么。

他长叹了一口气，用拳头揉了揉眼窝，说，我爹妈都去世了，家里就我们歌俩，前几年，我在外打工，供他念书，高中毕业后，没考上学，说了个媳妇，但媳妇死活不在乡下住，要我在县城给买房，唉，把我当成老公公了。没办法，我用我打工挣的钱，给他们买了三间房，如今媳妇也典礼了，孩子也有了，但还不放过我，跟我要钱，要买汽车，要跑出租，这不，刚把车买上，我就得病了。我敢肯定，过不了几天，我就得回去了，为啥？我已经没有油水了。

下午，他弟弟还没有来，但他的弟媳妇来了。进了屋，就站在哥哥的面前说，你这病已经治疗快一个星期了。我听人说，这病再输液也不管用了，主要靠锻炼，你就回老家多锻炼锻炼吧。医院的帐，我已经给结了，一共花了五百八十五块，都是我跟邻居借的，我知道你也没有钱了，就不用你还了。不过你弟弟今天已经回老家，把家里的两间破房卖了，村里现在都出去打工了，闲房有的是，你回去随便赁一间住得了。说完就走了，连头也没回。

哥哥的对我说，看看，我还说用不了几天，没想到今天就来了。说完就拔掉针头，扶着墙一拐一拐地出去了。

我赶忙说，等等，等等，你回去还没有车票钱呢！我拔掉针头，拄着拐杖追了出去。但楼道里突然涌上来一大群人，打头的四个人抬着一位老人，后边跟着的人，有的拿着暖壶、水杯，有的提着脸盆、凳子、有的抱着被子、褥子，其中的一个年轻人，我认识，在县委工作，我问，谁病了？年轻人说，是县长的岳父感冒了，停严重的。说完就跟随着众人进了南边的病房。这时楼道里又过来一群医生，他们穿着白大褂，戴着口罩，拿着听诊器、记录本，还有我叫不出名字的东西，也跟着进去了。

而我要找的那位大哥，这时却消失的无影无踪了。我不知道他坐上车没有，不知道他回家后住在哪里，不知道他晚饭是怎么做的，吃什么，以后的日子怎么过。

住院期间我只是给校长打了个电话，以后再没有告诉任何人，包括我的弟弟、妹妹和我的儿子。没有告诉儿子，是怕影响他的学业，没有告诉我的弟弟，是因为弟弟在白草开这饭馆，每天都很忙，没有告诉妹妹，是因为我母亲也得了脑血栓，需要她在家伺候照顾，更担心母亲知道了我得了病，会着急上火。

但是，既然校长知道了，老师们肯定也就知道了，都陆续来看望我，我很感激。

这一天上午突然来了两个我没有预料到朋友，一个是无堤，一个是行者，两个人都是我在网上遇到的好友。无堤、行者都是他们的网名。无堤擅长写小说，记得他写过一篇《狗眼看人低》的小说，给我留下了极深刻的印象，把狗的善良、真诚与友爱与人的邪恶、虚伪与奸诈对比着来写，文笔辛辣，视角独特，试想，一条小狗爬在某个贪官的卧室里，贪官的言谈举止，所做作为，那是毫无隐瞒，毫无顾及呀，没看过这篇小说的人，可以想象，其情节是多么有趣，多么好玩，多么耐人寻味。记得奥地利作家卡夫卡写过一篇名为《变形记》的小说，写一个人有一天突然一觉醒来，发现自己变成了一只巨大的甲虫，结果作为人的他没有看清楚，没有弄明白的东西，作为大甲虫的他一下子全清楚、全明白了，以前不曾体验到的人情冷暖，世态炎凉全体验到了，就因为这篇小说使卡夫卡成为现代主义的先驱和大师。凭着无堤的天赋和年轻，如果再写出一个系列的作品，比如写狗眼看人，猫眼看人，牛眼看人，甚至狼眼看人，这人可以是好人，坏人，男人，女人，等等，那说不定他就可以成为卡夫卡第二。但无堤这人，我了解，是一个随遇而安，乐得逍遥，缺乏野心，为人处事全靠兴趣的人。可是，反过来说，如果他有一天突然变成一个有理想，有抱负，生活态度严肃认真，或许就写不出《狗眼看人低》这样的小说来了，人啊，老百姓说的对，人不得全，车轱辘不得圆，上帝造人时，在给你一个长处时，也必定给你一个短处。人们常说要把握人生，那把握人生该把握什么呢？我认为就是要把握自己长处与短处的衔接点，平衡点，既要随遇而安，又要勇于开拓，既要逍遥快乐，又要吃苦耐劳，既要不能好高务远，又要有雄心勃勃。

如果说对于无堤，我确实十分赞赏，赞赏他的性格、文笔、天赋。那么对于行者，我就是十分佩服了。据说他出生在一个十分偏僻小山村，在乡里念到初中毕业，十几岁就来到县政府大院当勤务员，整天给县领导提水扫地。等到我认识他的时候，他竟然是县政府办的副主任了，政府的文件，领导的讲话大都出于他的手，俨然是政府的一支硬笔杆子了。他还爱好文学，擅长写散文、随笔，好多文章发表在报刊杂志上，最擅长就是摄影了，他拍摄的古老长城系列作品，曾在县里市里举办过摄影展，受到专家和领导的好评。他有很多朋友，有延庆的，有北京的，有专家学者，有普通百姓，有文学青年，也有小商小贩。我曾写过一本小说，试探着请他给写篇序言，没想到他十分爽快地就答应了，时间不长，一篇长达三千余言的序言就交稿了。我十分激动，本想请他喝顿酒，酒是请了，可酒席钱却是他给买了单。

我有病住了院，我本不愿意人们来看我，因为我知道，从此以后，我就是个废人、残疾人了，我不想给人添麻烦，或者说我不想欠别人的情。中国人讲究礼尚往来，可在我这里，从此就只有来，而无往了。但是无堤和行者的到来，却令我喜出望外，他们带的东西也特别，明明知道我得的是脑血栓，却又给我带来两瓶酒，两瓶干红葡萄酒。无堤还开玩笑说，每天喝一小口，这家伙管疏筋活血的，没准那一天，喝着喝着，嘣儿，脑血管就通了，你就又可以活蹦乱跳了。

说实在的，我有病，前来看的人不少，都没有给我带来欢乐，有的人劝我要乐观，可他却是一副忧国忧民的样子，有的人劝我不要痛苦，可他临走时却是流着眼泪。有，且只有他俩，无堤与行者，给我带来了快乐，真正的快乐。

到十一月七号，住了整整一个月，我要出院了。我觉得我已经好了，拄着拐杖，侧着身子，用左腿拉动右腿可以走路了。我想我抱着楼梯可以下楼，也应该不成问题。

我弟弟来了，我问他，你怎么知道我得病了？他说，昨天下午，中学的老师去饭馆吃饭，他们告诉我的，说你哥得了脑血栓了，你还不赶紧去看看。我说，你来得正好，我今天要出院了，你帮我收拾收拾行李。于是弟弟就帮我收拾行李，收拾完了行李，我拿出医保卡和一些单据交给他，说，你到一楼帮我把帐结了，然后咱们就回家。他说，你就在这里等着吧，我结完帐，去打个的，咱们一块坐车回去。我说，没有几步路，不用打的了，你扛着行李，咱们走回去吧。他说，大钱都花了，还在乎这五块钱？再说，外边还下着雪呢，怎么走？我说，踩着雪窝走呗。他说，哪有雪窝呀，下到地上就化了，外边全是水。说完，也不管我同意不同意，就下楼了。

我挪到窗户前，打开窗户往外一看，哈，好大的雪呀，大团大团的雪花从天而降，不等落地就化了，地上一片汪洋，来来往往的人们都打着伞，蹦蹦跳跳地找水浅的地方落脚。

弟弟回来了，他说，你先在这里等着，我把行李、暖壶和洗脸盆先放到车上，回来再跟你一起下去。说着就抱着东西下楼了。我看他走了，就挪动到楼梯的台阶上，可没有想到，楼梯在我的右手边，而右手又抱不住楼梯，只能用左手去抱，这样就只能倒褪着下楼，我试着掉转身体，用左胳膊抱住楼梯往下褪，我准备先退左腿，可左腿刚一用劲将要下台阶，正需要右腿给力的时候，右腿就软绵绵地跪在底地上，带着整个身子也歪倒在楼梯旁，这时，我弟弟上来了，他竟然笑了，说，其实我早就上来了，我在楼梯拐角处看着哩，看你能不能下来，还真不能。来，我背你下去吧。

回家后，弟弟才一边整理着被褥，一边问我，你是怎么发现自己得了脑血栓的？我说，

我正在家玩电脑游戏，忽然觉得右手挪不动鼠标了，心里顿时一凉。骂到：这鬼终于来了，我说的这鬼，就是脑血栓，或者叫脑梗。媳妇还没有下班，儿子在石家庄念大学，家里就我一个人。我马上用左手关掉电脑，关电脑之前，我还看了看电脑上时间，刚好五点半，医生快要下班了。我的腿还能走路，感觉跟平时一样。县城有两所医院，一个是人民医院，一个是中医院，县医院在县城最北边，离我家较远，中医院离我家较近，就朝中医院跑去……

弟弟听着听着，就笑了。他打断我的话说，我怎么觉得你现在说话的眼神语气有点象鲁迅《祝福》里的祥林嫂了——

“我真傻，真的，”祥林嫂抬起她没有神采的眼睛来，接着说。“我单知道下雪的时候野兽在山坳里没有食吃，会到村里来；我不知道春天也会有。我一清早起来就开了门，拿小篮盛了一篮豆，叫我们的阿毛坐在门槛上剥豆去。他是很听话的，我的话句句听；他出去了。我就在屋后劈柴，掏米，米下了锅，要蒸豆。我叫阿毛，没有应，出去口看，只见豆撒得一地，没有我们的阿毛了。他是不到别家去玩的；各处去一问，果然没有。我急了，央人出去寻。直到下半天，寻来寻去寻到山坳里，看见刺柴上桂着一只他的小鞋。大家都说，糟了，怕是遭了狼了。再进去；他果然躺在草窠里，肚里的五脏已经都给吃空了，手上还紧紧的捏着那只小篮呢。……”

弟弟做出祥林嫂的样子，眼睛呆呆地望着前方，样子很滑稽，把《祝福》里的这段话背诵了一遍。背完后，自己也笑了起来。又说，你今后的任务就是锻炼恢复了，不但要锻炼身体，还要锻炼大脑。说着，他站起来，走到电视机旁边的小立柜前，两手放在立柜上，两腿倒替着抬起放下，他说，这个动作每天要做两百次。然后又把我领进卫生间，把搭在绳子上的毛巾拿下来，说，用右手把这毛巾搭在绳子上，每天要搭两百次。好了，你在家等着，我上街给买二斤炸糕来，今晚上咱们吃炸糕。立冬不吃糕，冻死一阁落，今天十一月七号，立冬了。

按着弟弟的要求，我每天坚持锻炼，三个月后，我可以扶着楼梯下楼了。同楼住着的邻居们见我出来了，都很稀罕，围着我问这问那，问我怎么就发现自己得了脑血栓。我想起了祥林嫂故事，就说，很简单，噶蹦就得了，没有任何征兆。邻居见问不出个新奇，也就渐渐的散了。

一天，我正在家里看电视，听到敲门声，我过去开了门，进来了四个妇女，都是四十多岁，进来就坐在沙发上。原来她们都是练○○功的，劝我加入○○功，还问我是不是中共党员，如果是，就赶紧退党。我闲着也是闲着，就跟她们开玩笑说，我是一名共产党员，也是一名人民教师，我现在有病了，但党还给我发工资，假如我真的退了党，你们法轮功能给我发多少工资？要是一个月能给我发一万块钱，我就跟你们去练○○功。能发吗？一个妇女站起来说，人不能只为钱活着，钱不是万能的，人要有信仰。我就问，那你们每天吃饭穿衣都是哪里来的钱。她说，老公呀，老公在乡里上班，他有工资。我说，那你们是一边花着共产党的钱一边又在拆共产党的台，这是不是有点太不够厚道呢？她们见我死活不上道，就都走了，我哈哈一笑说，以后常来啊，有时间咱们好好讨论讨论。

那天，我走到东山下的暖气公司附近，一个女人拦住了我，女人很年轻，很漂亮，穿戴也很体统，我就很高兴地跟她坐在路旁的水泥管子上。她说她不是功○○，是信教的○○，劝我加入教，○○说一旦加入教，○○死后可以上天堂。我笑了，说，天堂好吗？她说，天堂当然好了，不愁吃，不愁喝，整天跟神仙在一起。我说，听说蒋介石就是的，○○可他在天堂正受罪哩，整天给他上老虎凳，灌辣椒水。她说，你看见了？我说，没有哇。她说，既然没看见，怎么见得是真的呢？我说，那你刚才说的不愁吃喝的天堂，你见过吗？既然没见过，又怎么能说是真的呢？她说，眼睛看不到的，就不见得没有。我说，那老蒋在天堂受罪就是真的了。她不高兴了，站起来，拍了拍屁股上的土就走了。

我发现了一个天大的秘密，汽车是靠两个轮子在奔驰，人是靠两只脚在走路，但细观察，就会发现，实际上人的两只脚，就是人的两个轮子，也是在向前滚动。人走路时，一条腿迈出去，总是脚后跟先着地，在脚后跟抬起的同时，脚尖又落地，循环往复，就象一个轮子在滚动，我的问题是，只有一个轮子在滚动，而另一个轮子却不会滚动了，走路时，右脚是脚后跟和脚尖总是同时抬起又同时落地，不是滚动，而是滑动了。这样，我的右脚的鞋前掌总是先磨坏。发现这个问题后，走路时，我就有意思地让右脚的脚后跟抬起，它不愿意抬，我就硬让它抬，哪怕一小时走不了半里路，我也要坚持！

我终于明白什么叫做边缘化了。

我老婆走了，再也不回来了。儿子念大学去了，半年才回来一次。白天，我走在街上，发现没有人愿意搭理我了，以前曾多次在一起喝酒的朋友，如今见了我竟然也不认识了，一个个昂首挺胸从我身边走过，连眼睛也不斜一下。晚上回到家里，显得有些孤单了，马克思说，社会是人构成的，人是社会的人。但我已经游离与社会之外，就如同一条鱼，被海浪冲到了沙滩上，眼看着别的鱼在海里自由自在地游动嬉戏，而我却不能在回到大海中去了，只能在海风的吹拂中，在阳光的照射下，瞪双眼慢慢的死去。我整个人被社会边缘化了，边缘得就剩我一个人了。

于是有一段时间我就不上街了，早晨一起床，第一项工作就是把电视机打开，一直到晚上睡觉才关住。至于哪个频道，播放什么节目，我就不管了，只要有声音就可以了。我就一个人在客厅、卧室、厨房、卫生间各处走动，感到无聊时，就放声唱首歌曲，不过近三十年我曾经熟悉的歌曲，却一个也想不起来了，能唱的只剩下年小学时学的歌了，比如《东方红》、《社会主义好》《大海航行靠舵手》、还有《见到你们格外亲》，对了，还有革命样板戏《红灯记》、《智取威虎山》《沙家浜》里的唱段。我就象一匹狼，一匹关在笼子里的狼，在笼子里一刻不停地走动。

我学会做饭了，会焖米饭、蒸馒头、蒸包子、包饺子、烙馅饼、还学会了搓莜面窝窝。有一天，我突发奇想，我现在什么也没有了，有的只是时间，什么不能在这段时间里，写点什么呢？哪怕回忆录也可以啊！于是我就坐在电脑前，打开电脑，打开word。可这时我的大脑里就如同word文档一样，白花花的一片，一点思想也没有。记得早年听过一个故事，说是有一对夫妻，丈夫是个秀才，坐在灯下写文章，半天过去了，却没有写出一个字来，急得抓耳挠腮，他妻子就说了，你们男人写文章就这么难呀，比我们女人生孩子还要难？秀才就说了，你们女人生孩子，就是再难，但肚里总是有啊，迟早都能生出来，我们写文章，你就是再用劲，可肚里没有啊！

是呀，写文章那是思想的输出，就是叙事，那事情也必须是在思想的光环中，没有了思想的光环，那事情就如同孙悟空棒下的白骨精，一堆没有生命的白骨而已。

我悻悻地站了起来，无奈地关上电脑，心里默念着，拜拜了，我的电脑，拜拜了，我的文学梦。

孔子曰，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可是有朋从此离你而去，见了面，竟佯装不认识你，不亦悲乎？不能这样，我要寻找我的新朋友。记得我的一位学生跟我说过，人的地位每变更一次，朋友就必须更换一批，当然他这里的变更指的是地位的提升。但地位的下降，朋友的更换又何尝不是如此呢？我从一名语文教师变成了一个连普通人都赶不上的残疾人，朋友理所当然也要更换了。

我打开房门，又拄着拐杖出现在大街上。当我来到田园超市外面的台阶上，突然有一个妇女一边东张西望，一边风风火火地向我冲来。我躲闪不及，被她撞了一下，我张嘴就骂，他妈的，眼瞎了！朝人身上走！那女人回头看了一眼，也骂了一句，好狗不拦道。我举起手中的拐杖就朝她头上砸去，那女人一看撒鸭子就跑，周围的人们见了都哈哈大笑。我心里说，既然我从阳春白雪一下子成了下里巴人，那么就要象个完全彻底的下里巴人。

我拄着拐杖一拐一拐地朝汤泉河畔走去，一路上，我也昂首挺胸，目不斜视，样子大概象个将军。遇到熟人，我也装做不认识，免得给人家增加不必要的心理负担，各自都心宽地走各自的路，我觉得这样挺好。

在汤泉河畔，我遇到了一个女人，有三十几岁，模样很漂亮，但也脑血栓了，走路的样子跟我一模一样。她从西边走过来，我从东边走过去。碰面了，就象很早就认识似的，她说，你也早早出来溜达了。我说，你这么年轻，怎么也得了这种病。她说，现在这种病，不论年纪大小，谁想得谁就能得。后边有个小伙子，还没娶媳妇呢，就脑血栓了，才二十五岁。我们正说着，她身后的那个小伙子过来了，他的右腿几乎不起作用了，腋下夹着个三角拐杖，顶替他的右腿，整个人看去，右肩比左肩高出了许多，但他很乐观，笑着说，哈，今天又来个新的。我问他，几年了？他左手举起来，说，到明天整整五年了，你呢？我说才三个月零九天。他说，要是这样的话，你就要抓紧锻炼，说不定能好了。

这时候又过来四五个脑血栓患者，于是我们大家就互相搀扶下坐在河边，先是互相比各自的拐杖，看谁的拐杖好，那个小伙子说，严格地讲，你们手里拿的那叫拐棍，也就是拐子手里拿着的棍子，我胳肢窝下边这个才是正而八经的拐杖，也就是说，是拐子走路的依仗，已经是我身体的一部分，寸步不能离的。一个老汉说，咱们这么天天走来走去，有用吗？我已经走了十五年了，可还是没有好！我说，有用啊，非常有用。每天这么走，病好不好说不准，但起码可以保证你能维持现在的样子。如果你不行走，不锻炼，整天坐在家里不动，时间长了，你的肌肉就会渐渐畏缩，最后就会剩下两根骨头，外边包一层干皮，时间再一长，这层皮会越来越薄，最后就是一张纸，稍微一碰就坏了，就露骨头来了。那小伙子听了我的话很感兴趣，说，你文化不低呀，最少也是初中毕业，说话一套一套的，好，你再给讲讲锻炼的作用，说着他还从兜里掏出一盒烟，给我一支，还给我点上火，又给周围每人发一支，然后吐着烟圈等着我说话。我说，我们的脑血管在堵住的一刹那，脑细胞就死去好几万。脑细胞一死，我们的胳膊我们的腿我们的嘴巴就失去了指挥，而且脑细胞死去是不能再活过来的，所以得了脑血栓，我们的胳膊腿儿就不听使唤了，有的甚至就不能说话了。为什么要锻炼呢？因为我人的大脑中还有几十万个脑细胞，压根就没有用过，它们在干什么？在睡觉。还有的脑细胞没有睡觉，它还可以兼职。锻炼的目的就是把那些正在睡觉的脑细胞喊醒，让它们赶紧起来上班，让它们接替已经死去的细胞来指挥管理我们的胳膊腿儿。让那些可以兼职的闹细胞起来兼职，但是这些脑细胞已经沉睡了几十年，喊醒它们可不是一朝一夕的事，那些可以兼职的脑细胞，自扫门前雪的日子过惯了，不愿多管闲事，突然让它们出来兼职，也很不情愿。怎么办？这就需要我们不停地锻炼，不停地去喊醒，不停的去召唤。最先醒起来的脑细胞，就先接管我们身上较大的部位，比如大腿根呀。膝盖骨呀，最后剩下的脚指头，手指头，这些小的地方，就没有细胞愿意管了，怎么办？就要单独锻炼这些地方，不断地提醒大脑，告诉它，这里还需要有人官哩！说白了，锻炼就是与自己的大脑对话，建立与自己大脑的联系，这种对话，这种联系，不能靠语言，不能靠呐喊，只能靠刺激，比如你的脚指头不能动了，你就有目的地活动它，尽管它仍然不动，但你还是要用劲使它动，想象着他在动。铁棒磨成针，功到自然成，总有一天它会动起来的。

小伙子高兴了，说，哎呀，你不象初中生，象高中生。好，我们大家起来接着锻炼呀。

夏天到了，天气暖和了。我每天早晨六点开始锻炼，从一中出发到汤泉河南岸，同我称之为丐帮的一伙脑血栓患者会合后，一直走到步云桥，过了桥，再从汤泉河北岸返回来，在大街旁的拉面馆里吃一碗老面，我们就各自回家，时间正好九点。中午睡个午觉，三点出发，从一中向南走，到了汽车站，同丐帮会合后，再沿着新区公路向东，到了信用社向北拐，到了二建公司，再向西，沿着汤泉河南岸，一直走到工会，各自回家，一天的锻炼任务就完成了。

一路上，大家有说有笑，各自讲着各自的经历、见闻。有时候讲着讲着就哭了，有时候讲着讲着就笑了。我们大家在一起时，有个约定俗成，谁也不问谁是哪里人，姓甚名谁，平时跟谁说话就嗨谁一声。

可是今天哪个腋下夹着拐杖的年轻人却主动说了，说他叫王平，家住县城南边的王家庄，初中毕业，现年二十五岁。他说他念书时就是个捣蛋鬼，不好好学习，年纪不大，就学会了搞对象，还真搞成了一个，是他们本村的，俩人整天在一起鬼混，结果他二十岁岁那年，就把女孩子的肚子给搞大了，俩家老人没办法了，赶紧典礼吧，于是就贴对联、买鞭炮，杀猪宰羊，打扫新房，准备被褥。可就在典礼的前一天上午，突然栽倒在院子里，弄到张家口二五一医院，经医生一检查，是脑出血。结果住了两个月医院，回家后，发现原来属于他的媳妇早嫁到唐山去了，肚里还揣着他的孩子。他说，你就是看我得了病，不愿意跟我了，想嫁人，可以，可你肚里怀的是我的孩子呀，好歹也得跟我打声招呼呀！连声招呼也不打，全家人就都走了，连房子也卖了，我那五万块钱的彩礼也打了水飘了。我从他说话的口气中听出，他说他的这段经历，主要是炫耀他年纪轻轻就会搞对象，就会给人家做下孩子，至于后来的事情，是他嘴一顺，就溜达出来了。可大家听了后，却对他炫耀的那部分不感兴趣。感兴趣的是他的媳妇嫁给了唐山的什么地方，孩子现在怎么样了。他说，我也不知她在唐山的什么地方，全家走了，再没有回来，他吗个比的，真不是个东西！大家听了就哈哈一笑，他也笑了。

那个有十五年血栓龄的老汉说，你比我强多了，孩子长大后一定会回来看你的。我就比你倒霉多了，我是马营的，姓马叫马树，今年六十六了，十五年前，我得了脑血栓，下边那东西就不管事了，人家说女人是三十如虎，四十如狼，五十赛过金钱豹，六十还要跳一跳，这话还真不假。自从我得了病，白天不能干活，晚上也不能干活，老婆开始是拿盆拿碗摔打我，后来干脆骂我是骡子，再后来就常常半夜不回家，再后来就把那个男人直接领回家，在我家炕上明铺暗盖，最后把握赶到我老妈家里，后来我妈去世了，没人给我做饭，我就又回到以前的家里，没想到那个男人一脚把我给踢了出来。

我就插言说，你应该到村委会去告他，村里不行，就到乡里，乡里不行，就到县里。他说，去了，都去了，村里推给乡里，乡里退给县法院，法院说要调查，要取证，结果法院说证据不足，那男的说根本没有这么回事，那女的说，我们就吵了几句嘴，他就跑了，我想他气消了，就回来了，没想到他还挺有骨气，出去就不会来了，还给编排了这么个故事来糟蹋我，真是倒打一耙呀。你说我还能到哪儿去说理？千不怨万不怨，就怨这脑血栓呀。说着就哭了，我们也就跟着哭了。

第二天，老汉就没有出来锻炼，一个星期后，那个年轻就说，老汉早吃药死了。大家就一阵惋惜，那个年轻人就笑了说，有什么可惋惜的？活着也是受罪，早死早解脱，早死早投胎。

有多少苦同胞怨声载道，

铁蹄下苦挣扎仇恨难消。

春雷暴发等待时机到，

英勇的中国人民岂能够俯首对屠刀。

盼只盼柏山的同志早来到——

我一边唱着《红灯记》中李玉和的唱段，一边向家里走去。到了田园超市，见交通局前面的小花园里有很多人，我又就朝那里走去。这里名字叫小花园，其实一支花也没有，只有一个公共厕所，厕所的北边是一处圆形的五级台阶，台阶中央高高地竖立着一根水泥杆儿，杆儿的顶端安着个大灯。经常来这里的人有两种，一种是随时等待被人雇佣的打工者，他们公开的在这里丢猴子、押宝，输赢最多不超过五块。花园的四周摆满了打工者的自行车，自行车很破旧，后架上插着铁锹、镐头之类。另一种退休的老头老太太，他们中稍微年轻点的，在这里打扑克、下象棋，上了年纪的就抱着根拐棍坐在台阶上聊天，晒太阳，两类人界线分明，互不干扰，互不搭理。

在这群人中，我发现了一个久已不见的老熟人，他名叫卢中旺，是我刚中专毕业参加工作时的校长，后来改行当了公社书记，再后来听说去了水泥厂当了厂党委书记。他也看见了我。我根据以往的经验，本打算绕开他躲到别处去，他却站起来，老远冲着我招手，让我到他跟前去。我就走了过去，他用左手指了指我的右腿，看着我，我见他不说话，我也就不说话，只是用手指了指我的脑袋，他明白了，就点了点头。这时旁边坐着的他老婆站了起来，对我说，他得了脑出血了，前年得的，不会说话了。

啊，我几乎惊呆了，他怎么会脑出血哩？记得当年当我们校长时，是多么精明干练，在一片不毛之地上，靠全校师生掏瓦窑、烧砖瓦，盖起了一百多间房，成立了大红沟中学。他的先进事迹在全县传颂。我不由地上前拉住他的双手说，你是咋弄的，。怎么就脑出血了？他从上衣口袋里拿出一支油笔，在手心写了两个字；气的。我就扭头看着他老婆，他老婆说，唉，真是气的。从学校出来后，就当了乡党委书记，最后到县里水泥厂，人造板厂当书记。当时我不让他去，可他非要去去，还说水泥厂现在正在困难时期，我不上谁上？结果水泥厂搞好了，县里又他调到人造板厂，指望着他能让人造板厂起死复生，再创辉煌，结果人造板厂倒闭了，工人们都下岗自谋生路，书记厂长也没有着落。他就去找县政府，政府工作人员说，你属于企业，企业倒闭了，你就自己找路吧，结果他一气之下，走出县政府大门，就一头栽倒了，患了严重的脑溢血，最后到北京治疗了一个月，总算保住了命，可是已经不会说话了，右胳膊不能动了。我无话可说，只能握住校长的双手不停地摇动。周围不时走过一些人，看到我们就摇摇头走了，其中不乏以前认识的人，甚至十分熟悉的人，卢老师的目光随着这些人在移动，但没有人搭理他。

事后，我回到家，回想着在大红沟中学与卢校长一起的生活，那是多么的青春勃发，热血沸腾！没想到世事沧桑，人道轮回，今天他竟成了这个样子！后来他再没有出现在小花园里。两年后，我听说他去世了，去世时，听说他没有说一句话，只是眼眶中溢出了两行泪水。

人的死亡各种各样，但和人的性格都有着必然的联系。卢中旺校长就是因为自尊心太强，受不得半点委屈，最后给气死了。我的父亲就是因为遇事过于喜欢动脑筋，最后用脑过度，脑溢血去世了。和他一起在生产队当指导员的杜宝是个舍命不舍财的家伙，包产到户以后，赶着骡子车往后梁送粪，结果骡子突然惊了，拉着车顺着山梁往下跑，他却拽住缰绳不放，被骡子拖出一里多地，直到死，也没有松开缰绳。

于是每天晚上，我又读起《三国演义》来了。我发现一部三国，写尽了人世间的性格悲剧，演义的就是人们的百种性格的百种死法，诸葛亮手摇羽扇，风度翩翩，但却事必躬亲，任劳任怨，最后累死在五仗原，曹操一生野心勃勃，欲一统天下为己任，但却由于奸诈阴险，疑心过重，最后头疼而死，关羽手使青龙偃月刀，雄视天下，傲视群雄，但却自高自大，最后败走麦城，被俘而死，张飞手使长八蛇矛，横扫天下，但却因脾气暴躁，疾恶如仇，被部下刺死。刘备本是个礼贤下士之人，但却礼贤不彻底，下士心不甘，为报杀弟之仇，不听良言相劝，弃国家于不顾，舍性命于私仇，结果被东吴火烧联营四十里，命丧白帝城，更不必说周瑜了，疾贤妒能的一大典型，最后在既生瑜，何生亮的感叹中含恨而死。

掩卷沉思，我的性格是什么呢？就是脾气大，而胆量小，疑心重，而心眼多。我想，我早晚会死在这四点上。由于脾气大，就能惹事，可惹了事又怕事，由于怕事，疑心就重，心眼也就多了，就整夜整夜地睡不着了。这四点中，脾气大是罪魁祸首，人们说百病气上得，这是颠之不破的真理呀。我身患脑血栓，就是好心的上帝给我的一次提醒。我要改掉我这些臭毛病，我要成为一个没脾气，没心眼、没疑心，有胆量的人。不过既然能够做到三个“没”，那胆量的大小有无也就不重要了。

第二天上午九点钟，我在自己的手背上写了三个字：不发火。就拿着电费单子来到新月书店交电费。走进新月书店，发现一群人正围在收电费那女人的柜台前，等着交钱。我心里默念着，不要着急，不要着急，等他们走了，我再交不迟。就靠在一旁的书架上等。结果走了一批又来一批，一直等到十点，那边才有了空位，我走了过去，对那个女人说，交电费。那女人就象没听见，继续算她的帐，我又说了一句，交电费，我要交电费，那女人好象还有没听见，这时旁边又来了几个买书的要交钱。那女人就把我撇在一边，给那几个人收钱找钱。那几个人走了，我又说，现在可以交电费了吧？没想到那女人还是低着头算帐，不搭理我，我肚里的火腾地起来了，正要怒气冲天，拍案而起，突然发现手背上的三个字：不发火，于是举到胸前的手又轻轻地放了下来。这时旁边站着的一个老头过来了，这人我认识，他也是这家书店的员工，他问那女人，今天能交电费不能。那女人说，今天不能交，没网。老头就说，能交不能交，你得跟人家说一声呀，人家这老人已经等了一个多钟头，已经问了你三遍了，我就在这里看的哩。那女人不高兴了，说，等了一个钟头，问了三遍，他就是等十个钟头，问三十遍，还是没网呀，还是不能交呀！老头怒了，眼看着要吵架。我赶忙上前拉住老头说，算了，算了，今天不能交，还有明天。

我走出了新月书店，长长地舒了口气，哈哈，今天我总算是战胜了自己一次，有了第一次，就不愁第二次、第三次，古人说，知人者智，知己者明，胜人者力，自胜者强。我开始变得强大了。

我们丐帮的队伍又扩大，以前是八个人，死了一个，又来了四个，总共十一个人。新来的四人中，有三个老太太，一个老头子。这个老头子可不简单，是个退伍军人，今年已经七十五了，除了走路不利索，一拐一拐的外，没有其他毛病。曾在中苏边境当过兵，参加过珍宝岛战役，立过二等功，没事干的时候，就给我讲他立功的事，说是有一个苏联士兵，不知为什么就跑到我们这边来了，他就去追，那个苏联士兵就跑，一口气追了三十多里，最后硬生生把那个士兵给累死了。就因为这，他立了个二等功，被提拔当了排长。退伍后曾在县物资公司工作。如今退休在家，他名叫丁勇，后来部队给他起了外号叫丁大追，后来又把大追改成了大锥，大锥子。大锥子对这个外号很是满意，很是自得，谁要是喊他一声大锥子，他总是先哈哈大笑一阵。

有一天，我们一行十一人来到文化广场，见一对青年男女在光天化地众目睽睽之下，竟搂抱在一起，相互啃个没完没了。拄着拐杖的王平就高声喊，想啃回家啃去，别在这儿丢人显眼。没想到那个年轻人听到后就松开了女人，直接走到王平面前，给了王平一个大耳光，嘴里还骂，你妈个比的，拐七趔八的东西，就你眼尖。就在这时大锥子不知什么时候来到那个青年的背后，突然举起手中的拐棍，照那个青年的头上啪的就是一拐棍，那青年回头一看，偷袭他的是大锥子，二话没说，拉起那个女的就走了，原来他们早就认识。王平挣扎着过来说，锥子叔，今天要不是你，我这耳光就白挨了。锥子哈哈一笑说，年轻人，这跟打仗一样，要讲究战略战术，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就不能打阵地战，最好的办法就是伏击、偷袭，一击致命。比如今天这情况，人家给了你一个耳光，这时候你万万不可暴跳如雷，失去理智，你应该走上前去，给人家赔礼道歉，等他放松了警惕，转身要走的时候，你就突然照准他的脑袋，给他一拐棍，打得他顿时眼冒金花。哈哈哈哈。

我回到家后，我开始琢磨大锥子的话，说实在的，对于他的话，我只赞成一半，人家欺负你的时候，你万万不可暴跳如雷，失去理智，这是对的，但趁人不备，突然给人家一拐棍，打得人家眼冒金花，这就有点混混的味道了，就大可不必了，

苏轼说过，人情有所不能忍者，匹夫见辱，拔剑而起，挺身而斗，此不足为勇也。天下有大勇者，猝然临之而不惊，无故加之而不怒。此其所挟持者甚大，而其志甚远也。突然遇到事情不惊慌，对于没有原因的加在他身上的责备或罪名也不发怒。“忍小忿而就大谋”，才是真正的大智大勇者的气魄。真正的勇者不会在嘴巴上沾的小便宜，而是“养其全锋，以待其弊”，然后达到自己的目的。

从古至今，人际关系的处理都是一门很大的学问。到今天，学习这门学问更显得迫切和必要。我们不是生活在桃花源般纯净的世界里，人与人之间难免磕磕碰碰发生摩擦，有时我们的心灵便会受到伤害。而且现代社会人际关系日趋紧密广泛，人际关系日趋复杂微妙，你不小心就得罪了谁，冒犯了谁，那伤害就如冰雹般砸向你。甚至有时你并未得罪或冒犯别人，人家也会含沙射影地伤得你猝不及防，又莫名其妙。面对诸如此类莫名的伤害，你坚持“人若犯我，我必犯人”的处世原则吗？你和人家来一番唇枪舌剑吗？你与那无耻之人斗一个鱼死网破吗？

其实，最明智的态度应是：把微笑留给伤你的人。我们没有必要面对那些故意的伤害，横眉冷对或反戈相击，这样只会使人际矛盾冲突更加激化，与此与彼都无益。我们不如慷慨地露出笑容，用微笑去面对那些故意的伤害。微笑中表露出的谦谦君子风度，只会让那些伤你的人气急败坏，却又在心里暗自佩服你那能容人之短，容人之误的恢弘气度。同时，也缓和了人际矛盾，赢得了主动权，赢得了那伤你者对你的重新审视和自我言行的检查，从而为化解矛盾奠定了基础，何乐而不为呢？

想到这里，我不由得哈哈大笑起来。

哈哈大笑之余，我又开始琢磨了

《亮剑》是一部很好的电视剧。面对强大的对手，明知不敌也要毅然亮剑，即使倒下也要成为一座山一道岭。这便是‘亮剑’精神,也是李云龙的一生写照。李云龙曾对他的士兵说过：我最喜欢狼，它又凶又滑，尤其是群狼更可怕，就连老虎见了都要怕三分。我希望我的部下们也能变成狼，一群有着共同信念的群狼。毛主席说过：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

李云龙的亮剑精神，群狼精神很提气，让人精神为之一振，但那是对付日本鬼子。毛主席的话很简单，很干脆，让人顿生拔剑奋起，痛砍敌头之欲望，但那是对付国民党反动派的。有人说，得饶人处且饶人，那是指对待老婆孩子。拜伦主张以微笑面对对手，这对手应该是亲朋好友。孔子主张宽恕，宽恕的对象也应该是好人。如果人家咬牙切齿举起斧子要剁你的脑袋，你还能微笑面对，主张宽恕吗？如果人家不小心碰了你一下，你回头就给人家一个大耳光，还说你既犯我，我岂能不犯你！这种做法正确吗？当然也都不正确。

今天上午在文化广场，人家一对年轻男女在那里又抱又啃，虽然在大庭广众面前，有伤风化，但碍着你拐子王平什么呢？更何况你王平还高喊：要啃回家啃去，别在这里丢人显眼。难怪人家过来给你一个耳光。这个耳光打得是有点过，招屁股上踢一脚还可以，但大锥子也不应该突然在脑后给人家一拐棍呀，而且还打得那么狠！三个人做的都有些过分。

《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的第一篇文章就是《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第一句话就提出：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其实这何尝又不是人生处世的首要问题？人生在世最难的莫过于团结我们的真正的朋友，以攻击我们真正的敌人了。有人一辈子到死也没有发现自己身边最大的敌人，甚至还把这个敌人看成是自己朋友，自己的贴心人，可正是这个人在自己死后，彻底推翻了自己所做的一切，甚至不放过自己的老婆孩子。

鲁迅在《呐喊》自序说：有谁从小康人家而坠入困顿的么，我以为在这途路中，大概可以看见世人的真面目。我也模仿着说一句：有谁从一个健康的人，突然患上脑血栓而坠如残疾的么，我以为在这过程中，肯定能看清世人的真面目。

一天中午，手机响了，我一看是本地号码，就接了，喂，听说你得了脑血栓了，是真的吗？我一听这声音，觉得既熟悉，又陌生，这是谁呀？熟悉是早年的熟悉，陌生是现在的陌生。这肯定是我的初高中时的同学，我就问：喂，你是谁呀？我听不出来。对方笑了，说：我是谷田。奥，我想起来了，谷田是我高中时期的同学。他说，你等着啊，我去你家里。

谷田要来了，这是我有病以来，第一个到我家的人。记忆中，他是我高中时期唯一的一个好朋友，比我小两岁。我高中是在白草读的，我俩同桌，那时我喜欢文学，他也就喜欢文学，于是我俩就有了共同语言。他家住在鹿叫村，我家住在张家营村。两村相距七里地。假期里我经常到他家去玩，他有时也到我家来。他母亲对我非常好，每次去他家，他母亲都给我做大米饭。那时侯，他家有五口人，就他父亲一个人是非农业，每月供应十斤细粮，而且还没有大米，我不知道这大米他家是从哪里弄来的。我现在还记得，每当给我盛饭时，都是他父亲动手，因为他父亲有力气，早些年吃饭都用一种特大号的蓝边白碗，他父亲总是给我摁磁磁的溜尖的一大碗大米饭。弄得我吃饭时不知从那里下嘴。

谷田高中毕业后当了民办教师，在鹿叫村里边一个叫郑沟的小山村里教书。这郑沟是张家口地区最偏远的一个村子，翻过东边的大山，就是承德地区了，他在那里不但教书，还办了医药小卖部，从白草医院购买一些常见药，回到郑沟再原价卖给乡亲们，一分钱都不挣，时间长了还要赔钱。图的就是给乡亲带来些方便。

那时我还是村里一名社员，穿的破破烂烂，晒得黑不溜秋，但他每次开会路过我们村时，都要到我家看看我，记得有一次，他还给我送来一大捆新书，他说是买重了，担我不相信，他肯定是故意给我买的，可现在我连那些书的名字都想不起来了，只记得有一本短篇小说集叫什么《红石山中》，还有一本长篇小说，是写一个少年，当了村里的赤脚医生，好象叫什么雨来着。对，还有一本，名字叫《三辈儿》。

有人敲门了，我想是谷田来了，我就去开门，门开了，一个大黑个子站在门口，冲着我呲着牙笑。我揉了揉眼睛细看，奥，是谷田，但同我开门以前的谷田已经完全是两个人了。脸黑了，皱纹多了，头发白了，门牙也掉了一个，后补上的那个颜色跟两边的很不协调。没变的就是那大双眼睛，依然那么炯炯有神。

谷田说：听说你得了脑血栓了，我还当是开玩笑。原来是真的，什么时候得的？现在怎么样了？我说：我正在家玩电脑游戏，忽然觉得右手挪不动鼠标了。说到这里，我马上停住了，我发现我又要成为祥林嫂了，于是就说：快八年了，现在已经好了，没什么事了。你还在纪检委工作吗？谷田说：在，现在已经坐休了，单位又把我返聘回去。我写了一本书，送给你看看。说着，他从书包里拿出一本来，呵，好大的一本书啊，《基层纪检监察机关纪律审查实用手册》，A4纸那么大，一寸半厚，总共七百多页，七十多万字，拿在手里沉甸甸的。我说：真不简单呀，这可是个大工程，费了不少心血吧。他说：现在年轻人有的不爱学习，遇到案件，不知如何下手，乱问一气。我就编了这么一本书，很实用，有了案件，只要照着我这本书说的，一步一步去严格办理，就不会错。我这本书销售量很大，在咱们省几乎每个县都有。这是重印的，以前印的，我没有给你，想你对这纪检工作也没什么兴趣。这次重印，就给你送来了，留着做个纪念吧。

我很是感叹，念书的时候，我爱好文学，他也爱好文学，但他的形象思维差，写作水平不如我，后来他从一名教师改行到了乡政府工作，专门从事材料写作。因为材料写的好，调到了县纪检委。他这人有个优点，就是干一行爱一行，都知道在行政单位最苦最累的工作，就是写材料，可他却是埋头苦干了几十年，最后出了这么厚的一本书。真是天道酬勤呀。可我呢，却得了脑血栓，我的文学梦也就烟消云散了。

于是我们就说起脑血栓。他说：他父亲一九九七年九月十三患病脑血栓了。经过一个多月的住院治疗，病情得到控制，每年吃药、输液，

但身体状况一天不如一天，终于在二零一四年三月二十六日五点二十九分去世了。从得病到去世，生命持续了十六年半。说起他父亲的病和去世，他的目光就呆滞了，整个人又象回到了从前。象背书似的不紧不慢地述说着。那语气，那表情，不由得使人想到了祥林嫂。

我知道，谷田的一生很是不幸，一九七七年十二月六日，在他刚刚高中毕业当上民办教师的第二年，他母亲就因病去世了。他父亲几年后又找了个老婆。于是我问：你爸去世后，他那个后老伴去哪里了？她也有儿子闺女。他们把她接回去了？谷田说：在我们家，就由我养老送终了。我又有些感叹了，当今社会，就算是亲爹亲妈，儿子们尚且弃置不顾，更何况没有照顾过自己一天的后妈呢？

谷田说：今年是我爸去世三周年了，我写了一篇怀念我爸的文章，写完后，觉得不太满意，想请你给修改修改。说完就从衣兜里掏出一个v盘，把那篇文章存在了我的电脑里。我应该拒绝给他修改文章，因为我现在已经八年没有写作了，甭说一篇文章，就是一小段话也写不出来。可我不知道什么原因竟没有拒绝。

谷田了，我在电脑里看他写的文章。这一夜，我失眠了，我没有想到这竟是我凤凰涅盘的开始。

半夜一点多了，我躺在床上瞪着俩眼，望着屋顶却不能入睡。回想着早年谷田那纯真求索的目光，他父亲那热情朴实的笑脸。谷田的文章名叫《永远的怀念》，文章的内容很沉重，怀念他父亲生前的往事，读着文章，我仿佛看见谷田坐在写字台前一边写作，一边流泪的情景。鲁迅说过：长歌当哭，须是在痛定之后。可谷田在写文章时，显然还沉浸在父亲病故后的悲痛之中，远远还没有达到痛定的境界，笔尖在随着情绪在移动，前边已经说过的话，后边又说，想起什么就写什么，从文章的内容可以看出作者的感情的起伏波动。于是我就把文章的内容进行了调整，尽量有意突出永远二字，从父亲病故时的悲痛欲绝，到一年后怀念的逐步深入，再到三年后的全面扩展，层层递进，步步加深，体现父子情深，永无止境的主题。

从半夜一点开始到凌晨四点结束，我整整在电脑前坐了四个小时，在这四个多小时中，我毫无睡意，头痛欲裂，几近崩溃，同时又感到兴奋异常，欲望无限，我闭上眼睛，咬紧牙关，努力克制着，忍受着，但又不敢彻底克制，彻底忍受，我觉得大脑中已经沉睡、潜伏、闲置了六十年的脑细胞一个个象刚过惊蛰的嫩草，在慢镜头下悠悠然冒出了地皮，伸着懒腰，苏醒了，长大了，我那曾乌云密布不见天日的大脑，如一阵和风吹来，长空万里渐渐一色澄清，如盘古开天，如混沌初分。我走到阳台上，打开窗户，面对着东方冉冉升起的红日，觉得一股清风拂面而来，我感到神清气爽，哈哈，我又活了，我又重生了。

二零一七年四月六日下午七点三十分，我又重新坐在电脑前，上次是二零零九年十月七日，时隔八年，我又回来了。写的第一篇散文，是《父亲的精彩人生》，刚开始写作，还不会构思，不会统筹兼顾，一切都是照生活的原样写来。写完父亲又接着写母亲，写我的大哥，我的弟弟，一口气写五万字。后来又写我自己，写我一生中经历的事情，这时我已经能够紧扣中心了，能够突出主题了，写完后，我仿着法国卢索也取名叫《忏悔录》。这时我发现我已经能够虚构了，会编故事了，两万多字的《忏悔录》写完后。我又开始写一部长篇小说《致即将逝去的年代》，写了七万多字。于是我就把我八年以前写的一些短篇小说，挑选了一部分，加上今天写的东西，印成了三本书，分别叫《学武散文集》、《学武短篇小说集》、《致即将逝去的年代》。并在上与行者商量，请他给我三本书作序，下面一段话就出自他给写的序言：

最近一段时间经常见学武老师在空间上传作品，点击阅读竟是新写的。便在第一时间认真读了起来。依然是那个年代和那个年代里的人，他的父亲、母亲，他的大哥、三弟，还有老队长、老校长、小柳凤。在文字里体会着那个年代，怀念那个年代的单纯、纯真、朴素。有一天学武老师的亮了，他说准备出几本文集，请我给写序。我在屏幕这边愣了半天。他看不到我的表情。我觉得任何推脱和客套都有可能让我们之间变得生分，既然他和我说了，说明已是他有理由的选择。随后我爽快地答应了。为了写好这个“序”，我说我做东，约个饭吧，叫上我们当初的几个“文学青年”。一顿约饭也不容易，大家各自忙。最终坐在一起仅是学武老师、我、无堤和玲珑小乔四个人。我蓦然想起一句话，所有的欢聚都是久别重逢。学武老师说这是他得病八年来第一次外出的聚会。我们都有点惊诧。一个小小的县城，也因为不同的圈子而独立成各自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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