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 | 铁三角(散文)郑德忱 |
正文 | 铁三角 (散文) 我笔下的铁三角,并非一般爱情作品中的男女间的三角恋爱,也不是我故弄噱头,而是实实在在的异姓三兄弟之间近七十年的情谊。这三兄弟是:老大高士宽、老二任继春、老三郑德忱。起初的铁三角,是指我们三家住的位置成正三角形:任继春家在南,属A角;我家在东北,属B角;高士宽家在西北,属C角。A、B、C相距各不超过100米。沧海桑田,天各一方,小三角变成了大三角:高士宽在营口,任继春在盘锦,我在辽阳。A、B、C相距各100多公里。这三个人,孩提时就在一起玩,一起打鸟,一起打狗刨,一起上小学,又一起复课升入中学,文革时一起还乡。后来又通过不同三条途径闯出村子。应该说,哥儿仨参加工作以后,虽然成了大三角,但始终保持联系。有重大事情,互相来往。中学时学了平面几何,我们懂得了“三角固定”的原理,兄弟三人就把友谊一直固定到现在。 父辈的缘分 也许冥冥之中的缘分,三个父亲的名字相互关联。大哥高士宽的父亲叫高福厚,二哥任继春父亲叫任恩厚,我父亲叫郑恩宽。三个老人的名字是一福一宽二恩二厚,其中任恩厚占了其他二人名字中各一字。在我的心中,高伯伯、任伯伯是两个脾气特好的人,从来没见过他俩跟任何人发脾气。 先来说说高福厚老人,他是一位文质彬彬、见多识广、技艺精湛的面点师傅。年轻时在外学手艺,学的是面点制作,人称“高面匠”。他不仅手艺好,还有编对联的才能。他编的对联,结合实际,极有韵味。他有五个儿子,那年过年他自己编自己书写了一副对联,贴在大门口: 金银铜铁锡千山献宝; 宽宸寅家宏五子夺魁。 上联是五种金属,下联是五个儿子的名字。这副对联可以说对仗严丝合缝,前五个字还是同旁字。老人家还自编了嵌名联,也是自己书写,镶嵌在自己的相片两旁: 福地安居东临旗山松长茂; 厚门平厝西近渤海水永盈。 因为我几乎天天出入高家,所以就把这两副对联记住了。可以说,这些对联是我日后喜欢对联创作的启蒙。大食堂期间,高伯伯在生产队食堂当伙食长。他偷偷地告诉我,人多的时候你别排队打饭,等人稀朗的时候你再来。高伯伯一贯是公事公办,无论给谁打饭,绝对不给多打一勺。每次,他总是给我从大盆底捞干的,有时还偷偷舀点米汤,把小盆添满。后来,高伯伯被九垄地供销社招聘去制作面点。一回,我和大哥士宽去面点房参观面点制作,看明白了制作“牛舌饼”的程序。工作时,面匠师傅人手一个白布面口袋,口袋顶端是铁圆嘴,只需左手在后挤压面口袋,右手在前一点一点的,不一会儿,牛舌饼就点满一铁盘,送到炉里一烤就成了。我们不但弄明白了制作经过,还能免费吃到碎面点渣,解决了胃口的渴望。 任恩厚伯伯是个仁慈宽厚的长者。他是生产队现金保管员,保管仓库和少量的现金。那时生产队的办公桌都是两屉桌,中间一个铁鼻子,鼻子上挡一块“月亮”似的圆铁板,用锁头锁住抽屉。后来,任伯伯发现现金时常少个三元、五元的,他也不声响,吵吵出去丢人不说,还给生产队添麻烦,没办法就自己偷偷掏腰包把钱补上。他把丢钱的事悄悄告诉了更夫老栾头。老栾头斗大字不识一口袋,却粗中有细,颇有心计。他对任伯伯如此这般定下了捉贼之计。一天,任伯伯假装回家饶了一圈又转回来,他和老栾头躲在牲口棚里,终于瞥见林二驴来拧办公桌的铁鼻子。他熟练地拧了几下,把铁鼻子带锁头月亮一起拔出来,摸出五块钱,再把铁鼻子插进去。还没等走出屋子,被任伯伯和老栾头抓了个现行。林二驴给任伯伯跪下了,叩头如捣蒜:“老姑夫,饶了我吧,一报案我的对象准黄!”原来,林二驴正在跟一位女知青谈恋爱,没钱了就到这里来摸几个,也不多偷,钱丢多了生产队一报案,就断了财路。任伯伯的老伴是本村林家老姑,所以很多人管他叫老姑父。宁拆一座庙,不拆一桩婚。任伯伯也没问二驴到底偷了多少钱,饶过了二驴。直到知青全部撤离村子,真正在广阔天地生根发芽的还只有林二驴的媳妇小青。 再来唠唠我父亲郑恩宽,他是村里出名的善人,结识不少城里的朋友,其中大多是钟表店的师傅。大跃进时,熊岳城钟表店改名光学仪器厂。厂子响应上级号召,让职工们下乡为农民服务。父亲的义兄董国珍找到我父亲,问能不能给修表师傅们找个住处,父亲说,还找啥,就住咱家得了。父亲让钟表匠们住进家里,免费提供食宿,给乡亲们修理钟表。我现在还记得咱家堂箱上、炕上摆满了各式座钟和马蹄表。二哥任继春逗我说:“你家成了董店老表家了。”从此,村里谁家修钟修表,连买钟买表也都求我父亲帮忙。有的小青年打对面(相亲)时,就把我父亲的手表撸下来戴腕上充门面。我结婚那天,光是钟表店就来20多人贺喜。后来,我每年都到董伯伯家拜年。董国珍解放前是熊岳城最有名的国珍钟表店老板,手艺出类拔萃,大跃进时期,还领衔制作了“望儿山”牌手表。为了生计,董伯伯在我村开荒地栽地瓜,暑假时,我和堂弟德林去地瓜地除草。董伯伯过意不去,特意买了送到地头。 就是这三个老实巴交的父亲,熏陶、教育、影响了我们哥仨,使我们懂得了从小就要正直、互助和具有爱心。 苦涩的中学生活 1956年秋,我们一起上小学。1959年——1961年,赶上三年自然灾害,饿得浑身浮肿,差点丢了性命。为果腹,我们一起去仙人岛墩台山挖过野菜,去海里割过海韭菜,撸过杨树叶。1962年夏天小学毕业。我们班在考中学时,几乎全部落榜。落榜的小哥仨,因为长得又矮又瘦,到生产队劳动不顶人,所以被戏称为“大劳动力”。翌年3月,个别干部、烈军属的子女回校复读了。六年级班主任魏学忠老师把这个消息分别透露给了我们三人的父亲。三位父亲一齐找到校长说:“咱家孩子差啥?都是贫下中农出身。”校长无奈,只好答应我们复读。复读时。魏老师给我们讲囊萤映雪、凿壁偷光等故事,鼓励我们发奋学习。并发明了“挑灯夜读”。所谓“挑灯夜读”就是晚间每人带一只煤油灯,把煤油灯用白纸罩起来,每人桌前一盏。经过魏老师的精心辅导和一个多月的苦读,我们三人同时考入盖县二中——熊岳中学。上学那天,哥仨都骑着一辆老旧的自行车,自行车老到了到除了铃不响哪里都响的程度。无奈,哥仨就步行十五里上下学。我们心疼母亲做的鞋,上学路上把布鞋装书包里赤脚走路,到学校门前再穿上。我们哥仨都是兄弟姐妹多。我们上学须从家里带饭,我们基本没有带过像样的米饭,一锅粥饭如果捞出一饭盒干饭,就只剩米汤了,一大家子人还怎么吃啊!无奈,每天只好带地瓜、土豆之类,到学校蒸着吃。春天,还带过地瓜母子(生过地瓜芽子的地瓜)呢!早晨喝点稀粥,走到学校就饿了。我在窗台上画出第四节课下课铃声的日影标记,第四节课时总是盯着那标记,盼着铃声响。铃声一响,立马去蒸锅房取回蒸熟的地瓜、土豆之类充饥。冬天天短,我们就住到学校。每周从家里带一罐头瓶咸菜和一捆梳好的玉米叶子。咸菜够一周吃的,玉米叶子留一周絮棉靰鞡鞋用。一角钱以上的菜,我们是不敢买也买不起的。早饭、晚饭是稀粥,每餐三两三分;中午一个玉米饼,四两四分,再买一分钱一大舀子的白菜汤,一天一斤饭票,一角一分钱绝不超量。 艰难困苦,玉汝以成。苦涩的中学生活锻炼了我们哥仨坚韧的品格,养成了简朴的生活习惯。 升官图的启示 寒暑假时,基本没有旅游之类的奢侈,买不起扑克牌,就聚在一起玩升官图。升官图是我从城里表哥家复制的。玩升官图一种古老的高雅的娱乐项目,一张厚纸上印着升官路线图案,图案上印有古代各种官名。一个四楞陀螺,四面分别写有德、才、功、赃。把陀螺放到一个小碟子里旋转,陀螺倒下时,总有一面朝上,根据朝上那面的字论输赢,德可升三级以上,才可升二级,功升一级,赃不动或退一级。升官图让我们大致懂得了古代升官的途径,也认识了不少字。其中有个“驲丞”,我们读不准,就读成“马日丞”,后来才知道这官职是驿站管理马匹和驿站事物的官,相当于现在的邮政局长。升官起步从白丁开始,然后是童生、秀才,再到举人、解元、进士,再到榜眼、探花、状元。中间是内阁的最高官阶:太保、太傅、太师。如果升到状元、或进内阁,大家都要庆贺。从中我们明白了一个简单的道理:要想升官,必须德才兼备,不能贪赃枉法。我们不赌钱,也没有什么输赢,该谁进贡,谁就唱一支歌,吹奏或弹拉一支曲子也行。大家玩得很惬意。可惜,这升官图早已失传了。那年,我出差北京,特意到沈家门古玩市场也没淘换到。 或许是升官图启蒙了我们,我们哥仨因为老实肯干,大小都和升官有点缘分。老大高士宽长我一岁。1968年冬天,21岁的他应征入伍。因他能写会画,会吹口琴拉二胡,到部队即被分配到宣传队,二年后升任宣传队长;所在部队曾出国援助巴基斯坦修公路,大哥还受到布托总统接见过。复员转业到营口税务局稽查队,后升任老边区,大石桥市国税局局长。 1969年4月,党的九大召开。10月,我和二哥任继春一起被调进县里派来的工作队,参加村里的整党建党工作。每天到社员家里搞宣传,在大墙上写大幅标语,开会时读读报纸,会后打扫卫生。因为工作不错,一起被定为“纳新”对象。我因社会关系有问题而搁浅。任继春二哥则顺利入党,翌年辽河油田从还乡知青中选调工人,他被选调到盘锦油田运输公司人事科,先后任人事科科长、人事处副处长、处长,再后来调任管道修建公司,任总经理。 老三我就没有二位兄长那么顺当了。眼巴巴看着大哥当了兵,二哥进了油田。我因为有个“反革命分子”的姑父,兵当不上,工厂进不去,党入不上,只好委身田垄,甭提多窝囊了。我先后下过渔网、看过电井、剃过头,后来替补当民师。好不容易挨到粉碎“四人帮”,1977年恢复高考。我去报考时,公社招办负责人朝我要高中毕业证,我立马傻眼了:我初中还没发毕业证呢,哪来的高中毕业证啊!1978年招生简章放宽了政策,其中有这样一条:高中毕业或相当于高中毕业的均可报考。我到公社招办手拿招生简章问,我算不算“相当于”那部分的?就这样,7月20号,已经31岁了、初中毕业的我走进了考场。虽然高考成绩超过重点大学的分数线,但家里还有一妻一女二子,实在贫困,只好报了两年毕业的师专(其实只读了三个学期)。师专毕业教高中。从1969年“纳新”搁浅算起,一共被考验了23年,直到1992年才入党,46岁任区文化局局长。 2008年,村里编印《镶红旗村志》时,魏学忠老师和我们哥仨一起被村党支部认定为镶红旗“杰出人物”。 走马灯、红海洋、放风筝及其它 读中学放寒假了,我们就一起扎走马灯,为的是春节有点儿年的味道。总指挥是高伯伯高福厚。老人家出主意,我们分头找材料。灯的主体好办,扎成六面体或圆柱体都可以。最难的是上边的螺旋旋转扇,要把硬纸条夹在主轴里,按一定角度斜粘在螺旋旋转扇上,主轴下端要用钢钉或粗针固定在底盘上。底盘用硬塑料或玻璃片儿,底盘上点燃一支小蜡烛,热气上升,螺旋圆形旋转扇就转动起来。再在螺旋旋转扇上挂上诸如唐僧取经、打虎上山等剪纸图案,灯就算成功了。 1966年春天,大哥士宽和我参加了学校的美术培训班,准备报考鲁迅美术学院附中。这期间,我俩的绘画能力有了一定提高。我们根据要求把美术作品寄到了招生学校。后来学校来信了,信中说:因文革开始,招生考试暂停,考试日期另行通知。没曾想,这一暂停竟成了永远。1966年冬天,全国上下开展了红海洋活动。所谓红海洋,就是到处涂红墙,绘制红色宣传画,写毛主席语录。我和大哥士宽先是跟着生产队大车去硅石矿参观了红海洋成果展。回来后便在自家正屋北墙布置韶山日图出立体画。我们把锯末子过筛子,用广告粉染成需要的颜色,再用胶水粘贴到每个部件上,使部件有了绒嘟嘟的立体感。韶山日出图挺费工夫,上边是蓝色、红色相间的天空,天空中悬挂着“敬祝毛主席万寿无疆”九个红色大字,天空下粘贴着青山、树林,再下边是毛主席故居,用三合板绘制。红太阳的后边安装一个灯泡,灯泡包有漏光锡纸,灯泡亮时,就显示出太阳的光芒了。同时,我还大胆绘制了毛主席画像。大哥士宽家布置得更漂亮,在韶山日出图前还粘贴了拉花、小彩旗,使室内更显示出革命气氛。二哥继春家住西厢房,房子矮得头碰房梁。我俩想帮他家也红化一下,二哥淡淡地说:“你俩看,往哪儿贴呀,贴张语录就行了呗!”2000年,我带着老伴到韶山瞻仰了毛主席故居才弄明白,毛主席家老房子朝东向,我们制作的韶山日出图,其实是韶山夕阳图啊! 扎风筝、放风筝是大哥士宽的拿手好戏。村里放的风筝数他放的高,样式也最多。他能扎出一人多高的“囍”字,三丈多长的蜈蚣,还有最轻巧的小胖孩儿。小胖孩儿用五个席篾儿圆圈按上下一二二叠起来,上边的圆圈是头部,画上小胖孩的脸,下边的圆圈画出四肢和小兜肚,很有趣味。受了士宽大哥的熏陶,我也会制作不少风筝。我到老边高中教书时,女儿海云要参加实验学校的风筝比赛,我和女儿一起扎了别开生面的国徽风筝,下边的尾巴是一条彩带标语,上写“学好本领,振兴中华”,竟然获得了一等奖。 大哥士宽手巧,还会制作小火车、大轮船。在大哥士宽带动下,我们制作了秫秸船,桅杆上挂一张纸,就是风帆。有一回,动员全班男生做帆船,来了个百万雄师过大江比赛,很有意思。 为了参加生产队的宣传队,我们自己动手制作蛤蟆琴,这故事我写过散文《蛤蟆琴》,这里不重复。后来《蛤蟆琴》被辽宁电台选中,在“文学长廊”节目中播出。 对比一下,现在的孩子,看见什么玩具好,无论多少钱,父母都慷慨解囊。结果是黑瞎子掰苞米,掰一穗丢一穗。我孙子上小学前,光玩具就堆成了山。毛主席说:“自己动手,丰衣足食。”我们认为,假如孩子们的玩具都自己制作,便是最好的社会实践,那将会收到怎样的效果啊!肯定会达到“自己动手,健身益脑”的目的。 我和二哥去长征 1966年秋天,革命大串联如火如荼,全国铁路交通近乎瘫痪。10月22日,《人民日报》发表了《红卫兵不怕远征难》的社论。社论说,大连海运学院,有十五个革命学生,组成了“长征红卫队”,以红军为榜样,跋山涉水,历时一个月,行程两千里,从大连步行到了北京。……大连海运学院的革命学生,不坐火车汽车,徒步行军进行大串连,这又是一个很有意义的创举。我们衷心祝贺这些革命学生长征演习的胜利,并且希望各地的革命学生,在自愿和可能的条件下,也这样做。 当时,大哥士宽在盖联战斗队,属于“辽革站”派,在学校里住校闹革命。我和二哥继春是东方红战斗队,属于“八三一”派。受到社论的启示,二哥继春找到我:“德忱,咱哥俩也去长征吧,咱总得捞根稻草吧。”那时,我们还都心存美丽的幻想,幻想文革很快结束,如果复课后继续中考,我们也得有革命的本钱哪!本钱是什么,必须经过长征。于是我问:“都有谁?”“就咱俩不行吗?”“到哪?”“大连。一周就可以到达,虽然近一些,也算有长征的本钱了。”还是二哥看得远,说得有理,我爽快答应了。哥俩想了半天,起了个“兄弟长征队”的名字。之后哥俩当天乘火车到盖州,找到盖县红卫兵长征接待办提出申请。接待办让我俩先学《人民日报》社论,之后立马批准了我们的申请,并给开具了一张长征队接待证。凭着这张接待证,可以到任何接待站借取被褥等物质,并安排食宿。于是,哥俩回家做了一面“兄弟长征队”的红色旗帜,准备长征了。 出发那天,我患了重感冒,高烧得不行。继春二哥说:“走吧,接待站有保健医生,那里吃药打针不要钱。”我们简单地打理了行装,各自背着行李,继春二哥打着旗帜,我拖着虚弱的步子,迈开了长征的第一步。说来奇怪,开始有点挪不动步,走一会儿冒点儿汗就轻快多了。在九寨公社接待站开了点感冒药,住了一宿。第二天正式上路。一路上,南来北往的长征队熙熙攘攘。有的红卫兵长征队在路边打个场子就地宣传演出,煞有长征是宣传队是播种机的样子。走到复州河时,因冰冻不严,一辆大车掉进了冰窟窿。我们帮助车老板卸下车上拉着的六台电机,每台电机有三、四百斤重,六台电机大约重一吨左右。卸下电机,我们帮车老板把大车拽出了冰窟窿,又重新把电机抬到车上。车老板非常感谢我们,非让我们坐车走不可。我们婉言谢绝,革命的红卫兵要经受锻炼,怎能坐车走呢!下午,我有点走不动了。二哥把我的背包夺过,加到自己的背包上边。我的眼里立刻展现出《万水千山》电影中老战士帮助小战士的镜头,这是什么情谊,是战友情、兄弟情啊!我的眼眶湿润了。晚上,走到万家岭接待站时,我的腿好像灌了铅似的,再也迈不动步了,真想拽猫尾巴上床了。其实,二哥也很累,他不过是在我面前强装好汉罢了,给我打饭、铺被,打洗脚水。俗话说,三年牤牛十八岁汉,经过一宿休息,第二天便行走如飞了。我们用时五天,经过九个接待站,步行到大连,住进黑石礁接待站,终于在接待证上盖完了第十个接待站的红色印章。我们仔细把接待证珍藏起来,留作我们将来升学时的稻草。只可惜复课闹革命成了泡影。如果把这张盖有十个红色萝卜疙瘩的接待证留到现在的话,真可以进文革博物馆了。 这件事过去五十一年了,现在想起来虽然觉得可笑,但也确实收获不小。毛泽东说过:“文明其精神,野蛮其体魄。此言是也。欲文明其精神,先自野蛮其体魄;苟野蛮其体魄矣,则文明之精神随之。”现在,寒暑假旅游的学生特别多,如果让孩子们步行旅游岂不是更好的锻炼方式吗?那篇《人民日报》社论说得还是有一定道理的:革命事业的接班人,一定要经过艰难困苦的磨炼。他们决不能做温室里的花朵,经不起风吹雨打;而要做高山上的劲松,勇于迎接暴风雨的挑战。 海逛子 1967年春天,城里造反派的武斗开始了,两派真刀真枪打得不亦乐乎!眼看着无辜的张谦同学死于武斗,我们哥仨便开了小差,回家赶小海,当上了海逛子。大连人管赶小海的叫海碰子,熊岳一带叫海逛子。那时候海滩上的蛏子、蛤蜊多得很,只要有把力气,每潮都能满载而归。我们一边挖蛏子、蛤蜊,一边唱《红卫兵战歌》: 我们是毛主席的红卫兵, 大风浪里炼红心。 大胶皮靴子来武装, 横扫一切蛤蜊蛏! 敢下海,敢进城, 天天进钱永不停; 敢下海,敢进城, 天天进钱永不停; 彻底翻遍金沙滩, 扎根海边闹革命…… 登上挖蛏的沙滩,须过几道稀泥沟。过稀泥沟时,我们戏谑道:“党内有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咱们是走稀泥道路的造反派。”蛏子这东西藏在沙滩下,需要在沙滩上使劲蹦。有了震动,蛏子就逃跑。这一跑,正好沙滩上留下一个圆圆的酒盅大小的塌穴,从塌穴挖下去,就会挖到一只蛏子来。我把蛏子的这种现象叫做“欲逃弥彰”。如果赶上蛏子多,一边挖一边还会出现塌穴。那时卖蛏子,10只捆成一捆,一角钱。如果一潮挖三五百只,也能收入三五块钱的。我的第一件蓝色腈纶线衣就是挖蛏换来的。 过了五一节,河蟹、海蟹陆续靠近海边,无须用船,只需一张簸箕网,一晚上就会捞回满满一漂箩螃蟹、海螺和小杂鱼等海货。簸箕网,因状如簸箕而名。两根长一丈多的竹竿或木杆用螺丝固定在一起,杆前安扁平网脚,以防网杆插入泥沙中。再用一根横杆撑起,拴上一张网,后边形成网兜。网口一丈许,成正三角形。网口处用铅坠子拴在网前的纲线上。推网时,十几分钟擎一次网,遇到螃蟹多时,一网就有十几斤或更多。纲线在前,石砬子拉,海蛎子壳挂,须经常更换。士宽大哥敢想敢做,他率先用电话线做纲线,结实耐用。第一潮下水,竟然捞回了十几斤花手绢比目鱼。漂箩用柳条、紫穗槐条编织,最好是竹篾编的,竹篾不吸水且透水性好。漂箩周围绑三个大葫芦,三角固定么。用小车内胎最好,轻巧适用,还可作为救生圈。我用的是父亲打农药用过的铝制毒药瓶。实在找不到这些材料就用秫秸把。 父亲是村里制作簸箕网行家里手。他为我、士宽和继春各自缝了一盘簸箕网。那时候,任伯伯因为在第四小队当保管员,家也搬到了村西南街,所以,二哥就随着“西南帮”去推网。我和大哥士宽住在村东北街,属于“东北帮”。如果赶上半夜潮,大哥就住到我们家东下屋,父亲给看钟点。父亲是有名的海把式,熟悉海潮的涨落。他有一套歌诀:如“月初东山,潮落半滩”、“月亮晌,潮水涨”、“初一、十五正晌涨,初三、十八正晌干”等等。如果喊不起来我们,他就开骂了:“两个懒蛋子,日头照腚啦!”赶潮回来,石砬子刮,蟹子夹,网上破了不少窟窿,第二天他还得给我们补网。 下海推网,走在前头的往往是我。因为我有找有螃蟹食水沟的诀窍。在浅海里推网,莽撞是不好使的,如果找不准螃蟹聚集的位置,你花再大的力气也是白费。必须记住螃蟹食水沟须过几道沙沟子,在海边灯光和山头连线的什么位置。螃蟹大多卧在螃蟹食里吃小蛤蜊,小蛤蜊一串一串的,有细丝相连,踩上去有黏糊糊的感觉。每当我找到了螃蟹食,就喊:“大哥快过来!”那是七月十四的晚上,我一网擎起,网兜里全是母蟹,满满一漂箩还没装下,就喊:“大哥,快来装蟹子。”大哥的大漂箩也装满了,我们提前登陆。到了后官道,大哥非得从漂箩里又给我捡回一些大蟹子不可,才算完事。 卖蟹的遭遇 1967年春天,我们村涌现出了推蟹大军。所谓推蟹大军是指村里晚上几乎每家都有到海里推簸箕网捞蟹子的,粗算一下,不少于200人。大队领导都“靠边”了,文革小组也睁只眼闭只眼。最多时海边人都排不开,没有地方撑网。到了该下水时,人们举着大网奔向海里,如万船竞发。 城门里有一帮爱管闲事的造反派,带着红胳膊箍到处整景儿。这天早晨,我和大哥士宽去熊岳北城门里卖蟹子,我们不敢把蟹子放地摊上,而是装在自行车后边的筐里卖。突然,闯过来几个造反派要抓我们。哥俩骑车子就跑,大哥士宽车子比我的好,噌的一声骑跑了。我因为蟹子筐绑在车的右后侧,被电线杆子刮倒了,我摔了个仰八叉,蟹子撒了满地,到处爬。我的膝盖也摔破了,冒出了血。这几个造反派仍没饶过我,把我关进了街道造反派办公室让我反省。一个土匪模样留着日本胡的头头恶狠狠地问我:“刚才跑的那个人是谁?”“不知道!”“你装不知道,不怕放二两(血)吗?”他掏出锃亮的匕首向我晃了一下。“不知道就是不知道,咱不是一个村子的。”当时我想,宁可挨扎,也不能把大哥交代出来。其实,这几个造反派也没有市场管理的权限,就是吓唬人,图白吃蟹子,没收几个钱罢了。那头头收回了匕首: “好吧,你的蟹子没收,把你兜里的所有走资本主义道路的钱全掏出来,滚蛋!” 城里遭了劫,我们就把卖蟹地点转移到农村。农村造反派一般也不管闲事。这天早晨,我们每人驮着满满一筐蟹子来到了三家子村。还没等开张,村文革主任乔坏水把我们领进了大队部,打开了大广播喇叭:“贫下中农同志们,赶快到大队部来买蟹子,五分钱一斤!”转眼间,我们的蟹子被拍卖了,每人四十几斤蟹子只买了两块多钱,我们这一宿罪白遭了!就是这个乔坏水,因为奸污女知青被判了刑,这是后话。 梦游与走神 大哥士宽当兵走了以后,突然有一天,士宽带着部队宣传队长来到了高家。不一会,士宽的二弟士宸来到我家说:“德忱哥,我哥说让你过去一趟,他们部队宣传队还缺一个拉二胡的,你去拉拉试试,如果看好了就带你走。”我喜出望外,从墙上摘下二胡就走。当走到高家大门前时,一阵小北风把我吹醒了,我这不是在梦游吗?这是我一生仅有的一次梦游。 有一天早晨,高大娘在门前的菜园地里浇园子看水。水是从房门口的压水井里一下一下压出来的,长长的水渠经过院墙豁口通到菜园子的。没想到,几个孩子轮流压了两个多钟头,还是没浇完。那天早晨,我也到菜园地里浇园子,我在高大娘东边不到三十米处,我是打大井水,一桶桶的从大井里把水拔出来。没想高大娘走神了,总是呆呆傻傻地望着我,院子里淌来的水都跑到门前大道上了也全然不知。孩子们出院子一看,跟老娘急眼了:“妈,你是浇园子还是浇大道哇!”后来高大娘对我说:“德忱,你说怪不怪,我一看见你就想我的士宽。”这句话让我好感动,他是把我当成了儿子看啦! 一个梦游,一个走神,是我永远难忘的佳话。 寄住与贺寿 1972年春天,我们家扒倒了旧土房在原地址盖新房子,没地方住,需要借房子寄住。当我来到高大娘家说借房子住时,老太太乐坏了:“我正盼着你来呢!咱娘俩想一块了。你住到别人家就见外了!”高大娘立马让孩子们把西屋两间半房子收拾了,干干净净让给了我们家。住到了高家,可把高大娘乐得颠了馅儿,做什么好吃的总给我家送过来一些。那时候我已经在村小学当民师了。那年五一节,在公社中学举行全公社中小学体育运动大会,高大娘特意给我装了一饭盒大米干饭,外加煎鸡蛋。在高家住了三个多月,我家的新房子才完工。当我们搬回新居的时候,高大娘眼泪汪汪地说:“还没处够,就走了!德忱,别不来呀!” 士宽大哥转业到了营口工作以后,我们经常来往。我曾找过士宽大哥到营口钢琴厂,买一台营口钢琴厂生产的王子牌钢琴,就是这台钢琴,把我孙女郑雨蕙送到了成都理工大学的钢琴表演系。在高大娘八十寿辰生日那天,老太太特意嘱咐士宽通知我回来。我找了车,专程回到老家。在给老太太拜寿时,我也跪在儿子们的行列里,叩了三个结结实实的落地响头。这天,士宽特意请来了小学班主任魏学忠老师、中学班主任刘德祥老师。天地君亲师,在母亲八十寿辰把老师请来足以说明士宽对老师的尊重。 盘锦卖书 1993年,我自费出版了第一本散文集《圣火下的爱恋》,为出版这本书,我从二内弟那里借了一万元。二十四年前的一万元对于我来说是个很大的经济和精神压力。妻子也跟着上火,牙花子肿得老高。书印出来后,我首先给二哥继春写了信,问他能否给推销一些书。二哥很快回信了,信上说,先带二百本来吧。我和爱人陈洪兰装了满满两编织袋书,乘火车来到了盘锦。下火车有点饿,夫妻俩来到车站西边一个小饭店。说来也巧,刚坐下,我的学生赵石林从另一屋走过来说:“郑老师,还认识我吗?”“石头!”赵石林是老边高中一九八四级三年一班毕业生,考上了辽宁供销学校,毕业后分配到油田物资处。师生寒暄一阵,赵石林替我买了单。他劝我说:“老师,说实话,像散文这类书,一般不好销。你少带一点过去,运输公司能买这么多散文集吗?别给任经理添麻烦啦。”我说:“是任经理让我带这些的。”“那你就试试吧。”吃完午饭,赵石林把我俩送到了运输公司。 二哥继春热情接待了我们。送走了赵石林,我俩稍事休息,二哥把我俩领到了家,告诉我:“先睡一小觉,四点半你嫂子就回来。我出去一会,晚上咱们一起出去吃饭。”嫂子刚回来不一会儿,二哥也回来了,二哥叫我带上十几本书,四人一起去了“大团圆”酒店,进了二楼的带卡拉OK的大包间。不一会儿,老同学陆续而至。若不是二哥介绍,真有很多想不起来了。他们是:洪声治夫妇、李成祥夫妇、张庆义夫妇,还有我的九垄地同乡李海金、赵福俊等。同学相见,格外亲切。二哥说:“我隆重介绍一下我的同村同学郑德忱,他现在是辽阳市宏伟区文化局局长、辽宁散文学会会员。今天特意给同学们赠送新作《圣火下的爱恋》,这本散文集写的都是石油工人的生活。借此机会,今晚,咱来一个二中老同学大聚会。”我接着说:“今天,老同学献丑了,一本小书不成敬意,请多多提出宝贵意见。”当年的英俊少年李成祥说:“郑德忱在学校时,作文就经常在《海燕》(校作文板报)展出,现在终于成作家了,让我们向郑德忱同学祝贺!”之后,我赠给每人一本书,并签上我的名字。油田的人都能喝酒,酒过三巡,开始卡拉OK起来。洪声治是熊岳中学三年五班一号,我是三号,张庆义四号。在学校时,我和张庆义搭档说过相声。张庆义第一个走向麦克风:“今晚同学聚会,首先感谢任经理召集大家,给作家郑德忱同学接风洗尘。我先献上一曲《同一首歌》,希望大家跟我一起唱,歌声响起来了—— 鲜花曾告诉我你怎样走过, 大地知道你心中的每一个角落, 甜蜜的梦啊,谁都不会错过, 终于迎来今天这欢聚的时刻—— 我大概是A型性格,好激动,竟然唱得眼眶湿润。 这天晚上,二哥给我俩安排了一个不错的宾馆,第一次睡上了席梦思床。酒醒后,夫妻俩又发愁了,想起白天赵石林的话,觉得来盘锦卖书太唐突了。我对妻说:“半天多了,二哥一个字也没提卖书的事,这不是给二哥添麻烦吗?如果明早二哥再不提这事,咱就走人!”妻说:“就你性子急。从门缝看人,把人看扁了!”翌日晨,吃了免费的自助餐,回到二哥办公室。我委婉地说:“二哥,看看咱俩什么时候去卖书?”“上哪?蹲集头,还是下车间?”“二哥,你看着办吧,实在不好办,我就再背回去。”“老三,你成书呆子了,我叫你送来,还能叫你再背回去吗?你把二哥看成什么人了?咱俩是长征老战友啊!我昨晚跟工会主席说了,这书挺适合石油工人看,就包圆儿了。二百本给你三千块钱,今天你就把钱带回去。你回去给我开三千元的发票邮来就行。”我激动地眼含热泪接过钱,分明是接过了二哥的一片心、一分慈爱。 二哥送我俩上了火车。上车后,妻子肿胀的牙花子破头了,松快多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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