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标题 | 民及责的变迁 |
| 正文 | 羑河纪实二二九 民及责的变迁 文生 老文一日和老伙伴们在太阳下闲聊，东拉西扯、天南海北的乱说一通之后，有人说，你看现在到处是“人人有责”，难道俺娶不上老婆也是大家的责任么？ 大家哄笑之余，就调侃。有的说，是你的责任。有的说，是你爹娘的责任。有的说，是你家族的责任。 老文说：主要还是你的责任，不是大家的责任，更不是人人的责任。 有人问：老文你见识多，是谁的责任？ 老文说：是他自己当年不争气。 原来这人年轻时有机会成家，媒人数次上门，但他声称要寻找爱情，不愿走相亲之路，几番风雨下来，岁月就蹉跎了。 有的说，人人有责任，等于都没有责任。 老文说，这得看情况，讲究卫生、注意安全、关心村子的发展等等社会性问题确实是人人有责，但娶老婆这种事，还真的只是个人的事。 大家当笑话，说过了就算了，但是老文想到人人责任，最有名的是：“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人人有责的观念产生的想当晚，这个观念的形成是漫长的过程。石林黑塔村的先辈在小谷院里训诂考据目的是搞清字义的流变，他也要仿效考据一下。 老文想起中学时学的《曹刿论战》，曹刿作为身份不高的“士”，自觉地担起责任，并认为贵族们是没有责任担当的，是“肉食者鄙，未能远谋”。贵族在春秋战国时已被视为不负责任的团体，春秋战国是“士”大放异彩的时代。 人们的等级观念产生的很早。其实等级是从分工中转化来的：部落时代已有生产者和非生产者的区别，经历漫长封土建国的夏、商、周，等级观念越来越明显：人们被分为贵族与非贵族两大等级，贵族是统治阶层，非贵族是被统治阶层。 于是“天有十日，人有十等，下所以事上，上所以共神也。故王臣公，公臣大夫，大夫臣士，士臣皂，皂臣舆，舆臣隶，隶臣僚，僚臣仆，仆臣台，马有圉，牛有牧，以待百事。”的说法产生。 夏、商、周的分封制与宗法制，形成了典型的金字塔形等级社会：天子→诸侯→卿大夫→士→平民→奴隶。诸侯的爵位，分为公、侯、伯、子、男五等。士以上为贵族统治阶层，即特权阶级。政治经济上的特权，即拥有封地采邑的所有权、统治权，世袭罔替，世卿世禄；礼法上的特权，即“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 平民就是庶人，是劳动者，承担各种赋役义务。平民还有点人身自由，奴隶则完全是财产的一种，归属奴隶主所有，可自由买卖，无任何人身自由权。奴隶的子女为财产的孳息，仍属于财产，因此世世代代都是奴隶。 秦废分封，改郡县，废除世卿世禄，但金字塔形等级结构还存在，皇帝仍是等级的顶端，其次是皇族成员、官僚及功勋贵族，接下来是按职业高低贵贱分等的四民：士、农、工、商。最后是贱籍，包括乐户、惰民、丐户、世仆、伴当、疍户等。 全部等级中，士以上为特权阶级。在先秦的诸子百家当中，儒家是最提倡等级治理的。“士”一般被认为是贵族的最低一层。春秋时代，破落贵族降为皂隶是见怪不怪了，“士”内部严重分化，小部分上升，大部分则日益向庶民下滑；到了战国，“士”实际已不再是贵族之未，而成了四民之首。这是因为士可以“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是一个粘合上、下的阶层。后来的科举制也使士成为中国民众地位上升、变动的主要途径。 庶民也可称为“民”、“黎民”，并再分为两类，一类是农民，或称“庶人”，另一类是工商。奴隶可分为政事奴隶、生活奴隶，也有从事生产的“隶农”。 还有一个等级，就是无业游民，由各个级层的破落户组成，但这一阶层不是社会的生产者，而是破坏者，与皇族一样，成为社会的寄生者。传统对此一般存而不论。 这样，社会基础形成了士、农、工、商“四民”的等级结构，并赋予了不同的社会责任，士人负主要责任。 农、工、商中，农虽为生产阶层，但地位是可以上升的，即通过读书达到士的阶层并上升，而工、商被视为贱籍，世袭，不得参加科举，不得做官。 …… 使老文开悟的，是一篇谈到四民社会与责任主体的文章。 文章说早期儒家就开始了社会等级与社会责任的关系的思考。贯穿着对“士志于道”之价值命题的认同，士人由此被视为承担道德责任——特别是天下国家之社会责任的唯一主体，其责任内涵即如孟子所言“乐以天下，忧以天下”。 士人因“学”而能够体悟并获得“道”，农、工、商则因职业限制而被排除在“学”之外，自然无法与“道”发生连结。 老文认为：从内心深处说，儒家认为只有自己才能承担社会责任，就是皇帝也是士人的学生。 汉之文人的众多政论即士人主导社会责任的体现。 但到了魏晋南北朝：士陷于清谈，其实是对责任的解体。 至宋，士陷于“讲天理，灭人欲”，甚至事功被视为对天理的伤害。 文章说，至明代，王阳明提出“四民异业而同道”，认为士、农、工、商在“道”的面前是平等的，问题在于士之“道”是学道，是天下首务；农、工、商之“道”是“生人之道”，即“治生”。士人在“道”上的主导性地位，依旧没有跳出社会责任主体的单一性结构，亦没有要求普通民众与士人平等地承担社会责任，只是使其观念开始发生了松动。 明末士大夫集团的表现使人反思。 明清之际，顾炎武在《日知录》中提出一个重要观点：“故知保天下然后知保其国……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耳矣！”这赋予了普通民众“保国”之间接责任，使社会责任主体的单一结构发生了根本性松动，但依旧没有突破身份等级对责任主体的限制。 明清之际有一个社会现象：士向农、商流动。如果说士向农流动是传统士人所向往的“耕读之家”“布衣卿相”，那么向商流动是商业发展的必然，这是因为有许多读书人经过多年努力，也没能考个功名，上升到士的级别，成为孔乙已那样的穷酸文人，为了生计，只好从农从商，但士的身份还要保留，于是产生商士、农士的观念。魏源在《南村耦耕图记》中描述：“有士士者，有农士者，有商士者。”又说：“岂士之所存，固有泓其中而不胶于迹，而未可一概而论者欤？”意思是：判定士人身份的关键在于内心之“志”，并不是其职业。 王阳明、顾炎武、魏源的思想并没有突破传统观念，仅仅开启了“四民皆士”之前奏。 在列强入侵、西学东渐的晚清变局下，儒家价值体系受到前所未有的质疑与挑战。 梁启超在《变法通议》中，提出“士者学子之称”，即士为知识与技能拥有者的符号表征，广泛指称各种职业群体中的优异者。进一步指出，“农而不士”“工而不士”“商而不士”“兵而不士”导致了中国与欧美在经济、军事上的巨大差距，是中国积贫的重要根源之一。认为士人应以实用知识作为“学”的主要内容，进而以“行新政、抵外侮”作为终极价值追求。这就使“学”完全突破了儒家之“道”的框架，所有职业群体皆可因“学”而与“道”发生连结。 梁启超提出了“国民”概念：“国事者，国民人人各自有其责任者也。愈贤智则其责任愈大，即愚不肖亦不过责任稍小而已，不能谓之无也。”意思是，作为平等的“国民”，不同的职业群体皆应承担社会责任。人与人之间的智愚之别并不能成为放弃社会责任的理由，而只能是决定责任大小的依据。梁因此将顾炎武的“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耳矣！”概括为“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成为传统的宝贵遗产，激励中华民族一代又一代人为国奋斗。 废科举从根本上改变了人上升的单一性渠道，使士的存在成为一个历史范畴。 老文想到，村里小谷院里早年有读书人到鹤壁集煤矿上谋生，到大谷院人在鹤壁集办的煤矿打工，也是时代使然。 新文化运动时期，出现了“四民皆工”的观念。体力劳动者、脑力劳动者平等地被视为劳工中的一分子，社会责任主体完全突破了职业差异而实现了平等，所谓责任大小之分亦不复存在。这一思想为中国共产党发扬光大，人民平等地成为承担社会责任的主体，在岗位上尽职即尽责，把平凡的事做好，就是为国尽责。历史由此翻开了崭新的一页。 人人有责前提是人人平等。只有三大差别的消失，才是真正实现人人平等、人人有责。为此，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原则，排除一切的干扰。 羑河纪实系列均为原创 2021年3月7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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