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标题 | 三国交界处 |
| 正文 | 从地图上看，珲春县的地形像只漏斗，敬信公社处于漏斗的顶尖。1969年三国关系十分紧张，红色中国被变了颜色的“苏修”、“朝修”夹持着，火药味甚浓。 朝鲜和我们相隔一条图们江，敬信公社的回龙峰、朝阳、大肚川一带正面对着朝鲜的阿吾地。早春三月江水仍末解冻，两岸延绵的山丘上已布置下了隐隐绰绰的“瞭望哨”，双方均在幕后紧锣密鼓，“亮相”于幕前的则是两岸热闹的造神活动。 对方先在山头上树起一座金日成首相的立体石像，将右手有力地划向我们这一方，那架式似乎连我们都被列入他的管辖范畴；我方毫不示弱，全大队五六十号民兵举旗出动，在最显眼的山坡上，用石头垒起了“毛主席万岁”五个大字，每个字足有十米见方。本来计划是要有个惊叹号，但山坡边缘的巨石上是条溪水，想将它引开，周而复始了数次都没成功，也就作罢。我们站到江心或跑到对方的岸边，抬头观瞻这威风凛凛的五个大字，虽然腿长臂瘦的不规正，但是却透露着巧夺天工的壮志豪情。 没出几天，对方则在首相两旁插上了数面红旗和标语，迎风招展的煞是好看；我方也花样翻新，锯木板钉成大幅语录牌，红底白字，醒目耀眼。用当时的话讲，这是以牙还牙，气死修正主义。后来对方没了动静，大家也就息事宁人。 两岸百姓归根结底讲究个实惠。乘这江水还未解冻的三月天，抓紧时间互通有无地暗中进行着“边贸活动”：对方没有打火机、打火石，就拿粗制的手表过来换；我方需要半导体收音机，就拿对方喜欢的纱巾、大花被面去换。数百米的江段零星地摆开着冰上贸易会，不要协议、不用签约，只需瞄一眼对方手中货品的数量、质地，双方伸出手指头一对，以货易货，十分方便简捷。用现在时兴的话说，还往往会形成贸易搭台文化唱戏的局面：交易成功或不成功都不要紧，相互都会询问对方晚上有没有电影看？《看不见的战线》我就是在对岸看的，比国内的城市发行放映得还早。我曾自豪地告诉上海亲友：我出过国啦，是去朝鲜作私人访问！对岸的老百姓也会偷偷跑过来看样板戏电影，问他们观后感，竟是一片“着斯米达(朝语：好)”的赞扬声。 这互通有无的行为完全亵渎着塑像、大字的威严与神圣。因此，待图们江四月解冻十一月又结冰的时候，上级下达了命令：禁止双方非法接触，否则以叛国投敌论处。于是，江面上了无人迹，只有寒风将沙石扫过冰面。是不是对岸也下了同样的命令？ 疑问很快有了解答。那年十二月的一个傍晚，我与其他两位民兵在山头瞭望哨站岗，只见冰面上有几个小黑影在向我方岸边移动。当时没有什么通讯设备，无法向上一级领导机构联络，只有派我下山去报告“敌情”。 从二百来米的山坡上下来，前后用了半个来小时就呼哧呼哧地跑到了大队部。大队部外间装了满满一屋子人。只见民兵连长对面坐着裹头裹足的一对男女，三个小孩站在他俩的身后，最大的也不过七八岁的样子，大人小孩瞪着失神的眼睛，呆呆地望着众人。 我挤进屋里，没等我开口，民兵连长把手一扬，表示知道了“敌情”。我估摸着刚才在江面上的黑影就是这一家老小，再仔细观察他俩和善的面相及身边那三个可怜巴巴的孩子，无论如何也难与特务密探联系起来。我脱口说了一句：“过来的是一家子啊？那就是普通老百姓了。”连长嫌我多嘴，叫我到里屋挂电话，我摇了许久才接通武装部。在连长与武装部的通话中，我知道对岸已经和我方联系，并要求将他们押回去，不过我方还得请示上级。 连长与武装部长的通话，用的是朝鲜族语言，对方跑过来的一家子都听得真切。于是，那位裹头裹足的汉子跳进里屋，对着我和连长“扑通”一声跪在地上，话说得又急又快，意思是千万不能往回送，回去就没命了；双手不停地指着外屋他的妻子和三个孩子，意思连他们都会没命的。连长要搀他起来，他竟“咚咚咚”地在泥地上磕起头来。那位妇女拥着三个小孩闻声进来也跪在地上，她嘴里念念有词地哀求着；吓得三个孩子瘪着嘴角不敢哭出声音。 我们好几个人才将这一家子从地上拖拉起来。那汉子的额头已血肉模糊，血水和着汗水淌了满脸，活像一位三国里的关公老爷，唬了大家一跳，马上找来毛巾布条给他包扎伤口。那汉子扎着白布条不断地晃动着脑袋，无声地抽泣着，这场面犹如鲁迅笔下的祥林嫂抗拒着与贺老六的成亲，谁见了心里都不好受。这时我的阶级斗争观念不知抛到哪个爪哇国里去了，用手拉拉连长的衣袖，让他设法网开一面，将这一家五口收留下来。连长朝我嘟哝着：“我哪有那么大的权力？一切都得听从上级的命令。你先到山上站岗，这儿没你的事了。”回头对另两个当地朝鲜族民兵吩咐，让他们来看守越境的一家子。 我一步三回头，很不放心地离去。 第二天一下山，我惦记着这一家五口子的下落，于是就先跑到大队部，里屋外屋却空无一人。这一大家子会被弄到哪儿去？莫不是让上级带走了？我拔腿又跑到连长家，他躺在被窝里只露出两只眯缝着的双眼，无精打采地告诉我：“走了，是从冰面上送过去的，对岸来人押走了。”他见我呆着不愿意走，便郑重其事地说：“你知道他们是什么人？地富坏分子的一个样！” 我失望地从连长家里走出来。那大人小孩哀求的神态在我脑海里挥之不去，多可怜的一家人！我回集体户竟然走反了方向。 到了第二年，随着图们江两岸领导人的互访，两国又成了“鲜血凝成的友谊”兄弟了。 一边消停下来了，另一边却要加倍的警惕起来了。对我们这个山村大队的影响则是反修防修的任务单一的移向了中苏边境。 公社和苏联接壤部分是一座山，在国境线两边要各打五十米宽的一条防火线。苏联那一面相对比较平坦，机械设施又多，几台康巴因开来翻地除草，“突突突”一下子就过去了。我们这一边是大兵团作战：每个大队需要派出五、六十号人，在防火线上一字儿排开，手拿镰刀斧头，遇草割草，逢灌木丛则需要斧头砍伐，这手工作业的进度原始而缓慢。 分配给我们大队的一段防火线需要六十个人干上一个星期。我们在山上用塑料布搭起了帐篷，白天日头一照帐篷里像蒸笼般炎热；晚上夜风彻骨盖着棉被还会冻醒；碰到下雨，帐篷则成了泽国，苦不堪言。 就在这样的劳动环境下，公社还派来辅导员要我们联系实际反修防修。我们望着远处的山脚下，开着吉普车往返着去地里收马铃薯的苏联男女，尤其那随风扬起的大花裙子让我们走了神：不知道他们是不是像批判时所说的吃不饱穿不暖；辅导员则告诫说不要被假象所迷惑。好笑的是当地几个青年为了表示对修正主义的憎恨，竟跑进苏联岗楼里拉屎拉尿，说是要臭死苏修，回来还想表功，被辅导员大骂了一通。 生活在三国交界处，耳闻目睹了多少偷渡被遣返、遣返又偷渡的男女老少，尽管原因不一，然而最为典型的是这些穷怕了的农民向往着一家老小能过上“吃香的喝辣的”这样不愁吃穿的生活。这些冒着杀头坐牢跑往苏联的当地山民，没有文化没有特长，他们不会想到自己怎么能够担负起“克科勃”的使命？对方又怎么会留下你干吃白饭？对于这些偷跑过去的山民，对方最多也就派他们来回捎一些中国的衣物鞋帽或大队公社的介绍信，也许是给真正的“克科勃”提供一些伪装道具。每趟报酬一、二百元不等。在这肮脏的金钱交易里又演化出多少妻离子散家破人亡的悲惨故事？这种自戕的悲剧我不想去一一记述。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倒是另一类故事—— 那年我在靠近苏联的弯河大队蹲点。队里有个寡妇，这位阿兹妈妮家里有五个孩子，还有一个瞎子公公需要赡养，家境显然非常困难。那时搞副业就是走资本主义道路，但生产队长胆子很大，竟敢弃“正确路线”而不顾，瞒着我们工作队让她与几个生活困难的妇女翻山越岭去边境线附近割苇子，卖了钱补贴家用。 她们天不亮就出发了。原约定下午就得赶回来，谁知这位阿兹妈妮太珍惜这次难得的挣钱机会，午饭也顾不上吃，一气干到太阳偏西。此时才想起要找同伴一起回家。然而左冲右突东喊西叫，同伴没找到，却迷失了方向，稀里糊涂进了苏联境内。 苏联边防军将她蒙住眼睛带到营地审问。她对所有的问题均一无所知，只有用哭泣和恐慌来回答。搜查的结果唯有怀里揣着的玉米面“大饼子”，那是她还没用的午餐。第二天海参威电视台进行了宣传。面对如此一个贫苦山民，对方留着再无任何价值。于是，她又被蒙住眼睛转交给中国一侧的边防军。千不该万不该，她不该将苏联边防军给的黑面包随身带回来，这成了她有辱国格的最好实证。于是，她被关押起来，还要追究她的出境动机及掩护她出境的线索。 生产队长自知自己也负有责任，跑来找我们作检讨，我们也感到这事儿非常棘手。无奈，我们这些人只好揽过责任向上级打了份报告，上纲上线地拔高事件的严重性，最后落脚在请求上级领导，考虑到她家里的具体困难，由生产队担保将她押回来批判和管制。不料上级领导很快指示下来：同意。 批判阿兹妈妮的会议是开了好几次，每次叫几个小青年念几篇批判稿，当阿兹妈妮伤心地抹起眼泪时，队长便接着作自我检讨，然后布置第二天的生产安排，最后宣布批判会结束。我们这些下乡干部也是睁一眼闭一眼的不发言。为了向上面交差，党支部决定，除了“不准她乱说乱动”等软性制裁外，最实质性的处罚则是扣除阿兹妈妮一个月的工分，算是抵扣她所犯下的罪孽。 后来听房东全大爷告诉我：队长偷偷地将编土篮子的活交给她晚上干，以弥补扣工分的损失；我说：这世界上还是好人多。全大爷用力地点着头：不要讲都是一个村里的乡亲，就拿五十年代，在这边境线上你不知道两个国家有多平和？苏联兵缺土豆缺工具，会向我们要会向我们借；村里的小孩子愿意去苏联兵那儿，他们会塞给孩子们糖果吃…… 我站起身来遥望着挂在水流峰上那轮将近八月十五的明月。心里默默念叨着：在这三国交界处，相亲相爱化干戈为玉帛的愿望应该会有圆满的一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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