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 | 灯窝 |
正文 | 在达里巴屯,我家那二间土房里屋南炕炕头的间壁墙上,距炕沿不到一米高的地方,抠有一个底长30公分见方的小窗口。说是窗子却没有木制的窗框,只是在外屋同一个部位,将一块花玻璃镶在四周的墙里。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我家的那盏洋油灯就放在此处。 我家的洋油灯,是那种有铁架制成的灯座、装洋油的灯瓶和透明的玻璃灯罩组合成的坐灯,不是挂在空中的吊灯。灯瓶口类似能拧紧又能拧开的“盖儿”的部位,有一个控制灯芯长短调整亮度的能转动的圆环。 夏夜开窗睡觉凉快,可是怕引来蚊子,左邻右舍的都很少点灯。我家的洋油灯,就放在灯窝里。那个季节,每到晚上,我都要在窗外拢上一堆徉湿不干的羊草,让冒出的青烟把白天潜伏在屋子角落的蚊子熏跑。后来我家两扇上开的木窗安上了绿色的塑料窗纱,虽不再拢火熏蚊子了,可还是很少点灯——因为除蚊子外,奔亮来的还有扑哧蛾子、拉拉蛊及一些叫不上名的软体昆虫和盖盖虫。这些弃暗投明的家伙,饿虎扑食般往上半部的窗纱和下半部的窗玻璃上硬撞,有些体小的竟能从窗纱外面挤进来,还有些挤不进来又退不回去的,就只好永远卡在那儿了。后来达里巴屯通电我家安上了电灯,我曾试着在晚上把电灯从屋里拉出来,挂在小院的凉衣绳上。不一会儿功夫,就有不速之客从天而降。这时再把公鸡母鸡从鸡窝里硬“请”出来,开始还不情愿东跑西藏的小鸡们,发现了灯下一寸多长的拉拉蛄和别的小昆虫在地上爬来爬去,在一只大公鸡的带领下都围过来,你追我赶的,吃得十分开心。可母亲并不开心。她说你个小孩子捅咕电太危险了,再说也费电字。 春秋两季山上活多,在家两头都见不着日头。因此,劳累一天了的大人孩子都睡得很早。灯,自然点的时间也短。冬天的灯,点得时间长些。那时的东北农村,冷冷呵呵的大人孩子都有猫冬的习惯。特别是晚饭后闲来无事,三叔二大爷、七大姑八大姨的常常走东家串西家,坐在左邻右舍的热炕头上围着火盆“闲嘣坑”。那时常上我家来的,有得跟他喊着说话的“于聋子”,有好收听个“敌台”散布点小道消息的“汪驴子”,有“别人装枪她就放”的“孙大楞”,有谁也不知她说啥的邻居“半语子”。夜幕降临时,母亲总是把灯从灯窝里拿出来,放在里屋靠西墙的地桌上,或放在炕稍的柜盖上,然后用洋火点亮。她一边做针线活儿,一边陪邻居东家长西家短的。一天晚上,孙大楞卷着她的蛤蟆头烟要洋火,只见母亲把灯端给她。她楞了一下,母亲让她把烟放在灯罩顶端的透气口吸一下,果然把烟点着了。那时我家睡得也很晚,常常是我和弟弟在炕上穿着衣服横躺竖卧地要睡着了,串门子的人才走。母亲为了节省灯油,送走客人后就把灯揣到灯窝里,用纸壳往灯罩的顶端一盖,灯就灭了。 冬天,我们一家七口人挤在南炕上。大多的时候是我在炕头,离灯窝最近。依次是两个弟弟、父母和两个姐姐。我家南炕的囊洞子在炕的中间,从炕沿下的灶坑门楦进去满满的一筐树叶子或谷咯弄,晚上七八点钟点着后,这炕,一宿热乎乎的。晚上要睡觉时,我总是把鞋里的靰鞡草放在炕席底下,把棉裤棉袄放在脚底下的被子里。第二天早早地起来去拣粪,穿上时还有热乎气。那个季节,常常是我起早拣了一筐猪粪回来,灯窝里的灯光已照进了外屋。母亲在一团哈汽中,围着锅台做着早饭。我走进里屋,常常在一片从墙里放出的局部的光亮下,上炕后把脚伸进被子里,伴着父亲还在打着的鼾声,读着《草原烽火》之类的仅有的几本残破不全的小说。待母亲把饭做好,天放亮了,一家人才开始起床。我学着母亲再用纸壳把灯盖灭,然后把窗帘卷起来,看一抹亮色透过图案异常美丽的玻璃窗。这时火盆里装满了埋着火星的暗红的“活灰”,被母亲用铁锨头压得实实成成地又端在炕上。母亲把弟弟的棉袄棉裤翻过来烤一烤,再给他们穿上。这样一家人洗净灯烟熏黑的面孔,新的一天开始了。 我家安上电灯,大约是一九七二年的事。洋油灯虽然再不用了,但灯窝又成了电灯的窝。为了省电,我家点的是15W灯炮,只有过年才点几天100W的。那时闭火就安在炕头的墙上,一条长长的线绳拉火就垂在我的枕边。把灯头拉到灯窝里,用报纸再把灯窝遮上一半儿,我看书就不会影响家人休息了。要是到外屋解个手,外屋竟比里屋还亮堂。后来父亲在炕头的炕沿下安个小滑轮,把闭火的线绳通过滑轮从炕头引到炕稍。这样谁起夜一拽炕沿下的绳,灯就照亮了里屋外屋。 听母亲说,“土改”那会儿我家从一个叫巴达廉的蒙古族人手中买下这房子时,灯窝是抠在外屋的这个位置的。那时,巴达廉一家人并没有把墙壁抠透,原来那是他家供灶王爷的地方。“文革”后“破四旧,立四新”,不兴这个了,母亲才突发奇想把墙抠透做成了“灯窝”。要是灶王爷有知,我想是不会怪罪“灯”侵占了他的地盘。在那段岁月里,正是从这个“神圣”的地方发出的光,把我的心里照得亮亮堂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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