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标题 | 挨饿的日子 |
| 正文 | 大跃进，折腾得地荒了，大食堂，折腾得粮光了。再加上天灾和“老大哥”逼债，一场全国性的大饥荒开始了。其实老百姓挨饿从大食堂后期就开始了。大食堂刚开时，那可真叫“共产主义”。开饭时，每家背起一张小饭桌，大人孩子围桌坐下。菜是定量的，按人口一人一勺菜或汤。米饭或大饼子则“按需分配”，能吃多少打多少。老百姓可没那 么高的共产主义觉悟，好饭使劲打，吃不了变着法儿拿家去，有的揣怀里，有的塞进裤裆里，拿家去吃不了就喂鸡喂鸭了。几个月之后，生产队仓库吃空了，便开始限量供饭了。起初，限量供饭还是能吃八分饱的。再往后定量越减越少，饭也越来越稀，最后减到每人每天定量二两半。俗话说，三年大旱饿不死厨师，炊事员和大、小队干部吃饱后，社员打的饭只有用水找齐了，稀得能照出人。我们家是大家口，祖母领着伯父、父亲两窝崽共十三口人，每顿饭从食堂打回半小盆稀粥或面汤，其实不够一人吃的。干活的要吃，小孩子要吃，挨饿的首当其冲的便是老头老太太和孩子妈妈。打回家里的饭，一人分不上半碗，沾在盆边盆底的让我最小的妹妹刮着吃，因此她叫“刮盆底儿”。粮食不够吃，上级便号召“瓜菜代”，推行“增量法”，推行“磨淀粉”。那时还没分自留地，哪来的瓜菜呢？只有找野菜。冬天上哪找野菜去，就上雪地里拣干白菜帮子干萝卜叶干葱叶茄子叶什么的，拣回来洗净煮烂兑到粥里吃，这样半小盆粥便成了一大盆了。干菜叶拣光了，人们便把眼光盯在榆树皮上。我家门口有棵大榆树，怕被人剥了皮，二哥德方把树皮上涂了大粪，然而照样被人在黑夜里剥光了。放倒了榆树，把上半截树皮刮下来，去掉老皮，把内皮用剪刀剪成小段烘干，上石磨磨几遍，便可筛出榆树面子了。榆树面有特殊粘性，能把几两糊糊的稀饭稀释成一大盆粘乎乎的粥饭，能把粘不起来的谷糠稻壳和成成型的饼子。榆树面只不过糊弄了人的视觉，喝到肚子里照饿不误。“增量法”是把蒸发糕的玉米面里多加发酵剂什么的，使蒸出的发糕又大又空，实际上跟榆树面兑稀饭一样，用的都是“障眼法”。此法没用几天，因无玉米面可“增量”，便自消自灭了。“磨淀粉”是将庄稼秸秆粉碎过滤，可沉淀一点淀粉，其实没什么淀粉，只是把沉淀后的下半截混水熬了让人们喝。“淀粉”出得最多的当属柞树叶，那黑紫色的沉淀物可做饼子吃，吃起来绝对正宗中药味，又苦又涩。伯父有个朋友张叔在粮库工作，张叔“走后门”给伯父买了一袋稻糠，筛出的细稻糠贴出的饼子又甜又香，我敢说，这是我记忆中吃过的最美味的食品。细糠吃光了，就把粗稻壳上磨拉，粗糠饼子扎不拉的，须抻脖才能咽下去，父亲戏称这饼子叫“抻脖雁”。粗稻糠也咽光了，就吃枕头瓤子，填充枕头的谷秕子一股头油味儿，但还是比柞叶饼和“抻脖雁”强些。过年的时候，好不容易盼到一顿饺子，谁知这饺子在肚子里楞是不消化，打上来的嗝儿一股脏器味儿。原来，人们长时间吃糠吃野菜，消化功能已减退到不能消化油腥了。人们把这种消化不良叫“重食”。正月底，阳坡地刚化半锹深的时候，人们便去挖草根野菜了，再往后便捋各种树叶，榆树叶最好，但大多被扒光了皮，没几棵发叶的。杨树芽柳树芽须煮熟后用清水浸泡再吃，把一个个吃得脸色全是树叶绿。我从家到小学校不过半里路，可放学时楞是走不动了，躺在壕沟的阳坡摁脚脖子，便摁出深深的坑来。大概十二岁的孩子生命力最强，家里吃不饱就外出打食，我曾拱过玉米秸子垛，偶尔翻到一穗瞎苞米；我曾跟过猪屁股，若发现哪头猪在地里拱土起劲时，便把它打跑，准保能在下边抠出一块烂地瓜；春播后，假装到地里拾柴，把没盖上土的种子捡起来生吃掉；有一回，我和两个小伙伴乘着月色去扒拉花生种子吃，虽然已经生了芽子……可食的动物也被人们吃光了，猫哇狗哇鸡呀鸭呀，已没有在街上跑的了。我们家的六只母鸡分六次丢掉，后来邻居打架互抖老底，才知这鸡被谁偷吃了。我们家有一只鸭子被黄鼠狼咬掉了下巴，是我天天喂它东西才活下来，后来靠舌头当下巴，就是这样一只鸭也被人偷吃了。祖母说，这可真叫人没有脸，树没有皮呀！生产队母猪生崽时，若发现生下来就没气儿的很快会被人抢了去回家蒸吃。我们这帮半大小子便窜树林找洋拉罐儿螳螂卵，翻秫秸垛找食心虫什么的烧着吃。当时只觉得这些东西好香，今天才知道这些东西是高蛋白食品，是治疗浮肿的特效药。咱村老于头，是庄稼好把式，一身疙瘩肉，干活儿从不知啥叫累，比武打擂时肩挑两担水，一手还能拎一捅。只可惜老于头饿得没了疙瘩肉，两腿肿得象橡胶胎，有一天傍晚到田里拣菜叶，竟饿死在雪地里，临死时，嘴里还嚼着干菜叶。有饿死的就有撑死的。小营子有个傻福祥，有一回食堂蒸馒头，他一口气吃十八个，竟活活撑死了。我们西院老高家西厢房住了一家山东文登来的支边户，姓毕，小两口带三个儿子。有一天大儿子去食堂打饭，没等走到家就把粥喝光了，叫父亲打得鼻孔穿血。大儿子打饭不可靠，便叫二 儿子去打饭，二儿子同样把稀饭喝光，二儿子同样挨打。接着便是老三打饭，老三老实不敢喝。有一天，老三端着饭拌倒了，饭撒了一地，老三趴在地上喝，最后连沙土都舔干净了，当然还是没躲过一顿打。眼见着这哥仨越来越瘦，肚子越来越大，眼睛越来越鼓，就象今天在电视里看到的非洲难民的孩子。不到半年，三个小子先后死掉了，小两口欲哭无泪，卷起行李回了文登。后院老南家是富农，眼看着小五、小六饿死了，在一个漆黑的夜晚，一家人逃往黑龙江勃利县，这是我们村第一例“四类分子”外逃事件。九垅地村张家大姨是我母亲亲表姐，开春时，大姨用荠荠菜炖蛤蟆肉，孩子们不敢吃，大姨就带头吃，结果，大姨被毒死了。我们村有个“五保户”老栾头，住生产队兼打更。有一天，老栾头帮助保管员打扫仓库，把落地的土面要了去。正巧，生产队死头毛驴，老栾头弄了块驴肉要包饺子吃。我叔伯大姨是热心肠人，帮老栾头包饺子。老栾头吃罢，把剩下的给了大姨，大姨便把这饺子给了小儿子和小女儿吃。结果这三人被活活毒死，原来土面中掺了大量红矾。临村有一个中年汉子患了肠梗阻，手术时，从肠子里取出四百多条蛔虫，终因体质太弱而死在手术台上。原来这位汉子主要靠食生菜充饥，食生菜吃进了大量蛔虫卵而致肠里生满了蛔虫。那时候，饿死 的人特多，多得连买棺材都买不上。没棺材也不能总不出殡，有的便摘下门板，胡乱钉口小棺材抬出去；有的干脆用堂箱装了死人。后来，上级推行苦土棺材。苦土棺材须轻抬轻放， 一不小心便抬碎了。在农村，长舌妇们总爱转播“破鞋烂袜子”新闻，而那时的“新闻”恰到好处地把“食”和“色”有机结合起来。如讲某女炊事员为了往家拿一块饼子，被队长逮住，只好用屁股换了大饼子；某保管员看好了哪个姑娘媳妇，就把谁找到仓库“干活儿”，“活儿”干完了，花生大豆管够拿；又如某女在田里偷苞米，被“看青”的逮着了，某女脱了裤子给“看青”的，可“看青”的楞是连人带裤子一起送到了队部……大饥荒那两年，究竟饿死了多少人，一直没有权威统计，况且有的是病饿交加，因饥饿加速了死亡。若以饿死者占总人口的二十分之一的保守数字计算，全国当时六亿人口，估计饿死的人不在三千万之下。大饥荒的另一个后果是生育骤减，我们村1960年只出生4个孩子，据说，这4个孩子的亲属至少有一人在能搞到吃的部门工作。那时，男人饿得耷拉着脑袋，女人饿得没了经脉，若生出孩子岂不是怪事？ 咳！大饥荒，那真真难忘的岁月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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