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标题 | 献给陈、汤二君 |
| 正文 | 与陈金龙、汤书权两位文友相见而又分别，已有好一段时间。但自武汉回来，很快就被抽进了舞蹈队，参加甘南州成立60周年周庆。一直拖到现在，竟没有向两位还在就读的大学生作个交代，很有些歉意！ ——然而说实在的，那时候就算写些什么，我也未必真有话说。直到前几天，读了陈君的《漂流》之后，忽然抑制不住的想向两位说几句心里话。 我从家里出发，兴致勃勃赶往武汉。望着车窗外掠过的幻影，浮想联翩的时候，我自然就幻想起与两位见面的情景来：如何握手拥抱；如何寒暄；又将如何畅谈。我甚至幻想着，有朝一日，我们三人终于能成为文坛大家，说不定还能合写一部作品……我最喜欢旅途中这种思绪逸飞的感觉。 这样想的时候，我的脑海就出现了虚构的场景，想象中的两位侃侃而谈，意气奋发。要说与两位从未谋面，是不恰当的。两位的照片我都见过，并且与汤君数次视频，时时通话，已经算不得陌生了。但见到真人之后，到底有些错差。照片上的汤君，剃着光头，总是一副狂傲不羁的样子，但相见之后，我丝毫没感到他的豪放，恰恰相反，他的气质很文雅，真正一个读书人的模样，还时不时风雅地翘起兰花指；陈君呢，也许有摄影的爱好，很喜欢拍一些视觉独特的照片，在那些唯美的画面中，他显得阳光帅气，但见面之后，我却惊讶于他的成熟腼腆。当时他挎了一个皮革小包，两颊上有淡淡的胡渣，并微微泛着红潮。穿着也十分考究，灰黑色衬衣，长嘴皮鞋，就差没打领带，俨然一副绅士派头。 我似乎当时就称赞了陈君的男人风范，汤君打趣说：“人家陈金龙走的就是成熟路线，很成功！”我笑问：“那么，你走的是什么路线呢？”——“我嘛，流氓走狗路线。”我们都大笑起来。 武汉的气候闷热得让人受不了。好像是个阴天，但我仍感觉浑身黏糊糊的，仿佛涂了一层热泥，很不舒服。挤进公交车，反而比外面凉快点，相信很多像我这样生存在清爽的山区的人是无法想象的。后来一打听，原来武汉是中国的“三大火炉”之一，难怪热得那么狠。这时候我有些庆幸，而且幸灾乐祸起武汉人了，“让你们尽往繁华城市里挤，活该被活煮！” 然而我的两位朋友似乎早已习惯。陈君只在我耳边大赞武汉的公交车司机，“你放心，武汉公交车司机的技术很厉害，什么拐弯都急转得回来。”他们还告诉我，武汉是全世界学生最多的城市，还特别强调说：“全世界啊，你想想，也就是说——全球，全地球！”我有点惊讶，但不怀疑，他们两位都不是信口雌黄的人。当我说这里的气候让人受不了时，他们似乎并没有产生同感。“你穿得太多了，把上衣脱了吧。”“过两天才热呢！” 我特别想和他们谈谈文学，想当面听听他们的议论，但不好意思先开口，不愿显得太急不可耐。他们似乎也是这样，想把话题留到合适的地方，详细大谈。但终于忍不住了，不知是谁先起得头，我们在公交车上就讨论开来。我记得当时汤君的观点吓了我一跳，他说托尔斯泰有一个私生子（或者是私生女），作为父亲的托尔斯泰却拒绝承认；并且至死也不接受与他有私情的女人。我不知道他是从哪里听说的，也不知道他告诉我这些的用意。诋毁文坛大家吗？他自己也是十分钦佩托尔斯泰的呀。但我知道有这样一种人，他们非常痛恨能触及他灵魂深处的东西。托尔斯泰就很害怕听到贝多芬的音乐，他写文章公开批评这位艺术大师，称之为“聋子贝多芬”。但据他的一个亲密朋友讲，有一次他很沉迷地弹奏贝多芬的乐章，忽然狠狠合上钢琴，“啊，畜生！”他骂道，流着眼泪离开了。 汤君或许也有这种“自残”式的癖好，我也不好深究。但我们终于从公交车上下来，坐到一块草坪上了。休息之后，我们决定进博物馆参观。正是午休时间，馆内静悄悄的，没有几个参观者。我们胡乱走进一间小房子，坐在已经收起的椅子上，开始谈论起来。忘记谈的是什么话题，总之讨论得很热切。最后引得工作人员出来“清场”，将我们三人赶了出来。 幸好还有一个小院子是无人看管的。我们找不到进去的入口，无头苍蝇似的乱走。“干什么小伙子？”看大门的大爷问。“喏，我们要去那里。”汤君指着可望而不可及的领地，无奈地说，院子的石桌旁，有几人乘凉的人。“去那里干什么？走，从门口进去。”老爷子不耐烦地说。我当时很想笑。 进院子的时候，汤君顺手牵羊，在门口的枇杷树上摘了一大把枇杷果。我之前只见过紫色的枇杷花，还不知道有可以食用的枇杷果，于是剥开一个吃下去，味道很淡。但他们两位吃得津津有味，还特意跑出去又牵了一次羊。 吃完枇杷，可以安心说说话了。陈君掏出随身携带的泰戈尔的散文集，我也拿出我的《茶花女》。汤君很有兴致，要在大树下朗诵作品。先是泰戈尔散文，接着翻开我的小说，得意地朗读了一段。回家的时候，我将这本精装的《茶花女》赠送给了他；他也让我在他的书柜上随意挑了两本书。 我们谈到了鲁迅先生。在我们三人的小圈子里，我大约算得上一个“研究”鲁迅的权威人物。我很赞同鲁迅先生对古文化深恶痛绝的态度。汤君用“古代灿烂的文化”来反驳我。我于是愤愤发了如下的一番议论： 文化，是的，古代人的确很会享受，笔墨纸砚，风花雪月，诗书礼仪。但你知道这所谓的“灿烂文明”背后的代价吗？不要忘了，这些享受的人，只是占少数的上流社会的人物。可曾想过为了让他们享乐，“创造文化”，底层的劳动人民付出了多少的血汗？比如一场宴会，享受宴席的人自然想越舒服越好，于是有了所谓的“饮食文化”，什么“色香味俱全”，什么“割不正不食”，什么“微笑服务”……。但你想过为这场宴席服流汗的服务人员吗？汗滴禾下土的农人不算，厨师，服务员，洗碗工，……。对他们来说，文化算得了什么？你让孔夫子饿上几天，看他还讲什么“色香味”不讲？孔子的那一套真是流毒不浅，我自己就曾深受其害。每天工作十小时以上，拿最微薄的工资，还要面带笑容彬彬有礼，这算他妈的什么玩意儿？ 鲁迅在一篇杂文里提到：罗素来中国讲学，大赞西湖的轿夫有礼貌，“对乘客含笑”。这是中国人引以为豪的是罢。但鲁迅说，“中国轿夫如果能不对坐轿的人含笑，中国也早不是今日的中国了。”可怜的人民受惯了压迫，奴性根深蒂固，哪里还敢有别的想法？这就是所谓“文明文化”的功劳。你还要挖煤工人对你面带微笑、感恩戴德吗？ 陈君见我情绪激动，笑着说：“也许真是这样。嗳，汤书权，你记得吗？《梵高传》里也有类似的思想。里面有一段写到：梵高作为传教士，到一个极端贫穷的地区传教，他接触了很多煤矿工人，他发现，这些工人整天呆在黑暗的地窖里，呼吸带毒的空气，吃霉烂的食物，几乎见不到阳光，而劳作又格外沉重艰苦。他本是要劝这些人信仰上帝的，结果是，看到这人间炼狱一般的生活场景后，自己却逐渐不信上帝了。” 我没有读过《梵高传》，只记得一幅叫《吃土豆的人》的画作和梵高自画像。这两张画都是印在教学课本上的。似乎也见过一张《向日葵》。但对梵高的印象，的确很模糊。陈君的这段话，我却记住了，也许记得不全面，然而大意是不会错的。汤君也读过《梵高传》了，于是他们谈论起来。我在旁听着，并不觉得自己是门外汉。 晚上，我们在一家普通宾馆“下榻”，有电风扇，有厕所，也算不错。但开门的时候，陈君找错了房间，猛地拉开了相邻的木门。一个胖乎乎的中年男人正蹲在厕所里“享受”，露出白花花的屁股。他茫然地望着我们，一时不知所措。陈君忙说：“对不起，开错门了。”又砰地关上门。这喜剧般的一幕，使我忍俊不禁。我怕陈君介意，不敢大声笑出来，但我有一个毛病，越不敢笑出声的时候越是想笑，而且要笑到筋疲力尽。我于是在床上躺下来，悄悄笑了个够。我一看到陈君，就要想起刚才他尴尬的表情，又想到他走的“成熟路线”，又会不由笑起来，这使得我无法畅快参与他们的谈话。 我们提到过《战争与和平》、《安娜》、《尤利西斯》、《追忆似水年华》等世界名著，我谈了些对《聊斋》的看法，觉得这是一部世界一流的短篇小说集。陈君说：“我一直以为这只是写妖魔鬼怪的通俗小说呢。”他们又谈起弗洛伊德和荣格的心理学，我有些迷茫了，但又偷偷笑起来。汤君很博学，对很多领域和流派都有接触。他说：“像《尤利西斯》这样的意识流小说，可以倒读，也可以从任意一页开始读，完全不受时间顺序的限制。乔伊斯真是了不起！” 第二天，我们在汤君的宿舍里坐谈。不知怎么的，我这时觉得学生的生活其实有些艰苦，宿舍那么拥挤，也显得破旧。和我想象中一样，宿舍里还是那么几个上网睡觉的人，死气沉沉。旁晚下着雨，我们在学校公园里走了一圈。汤君打算叫几个女生出来玩的，但终于没能请得动。晚上在KTV里唱过歌，打算找个旅社继续畅谈。但半途遇到一件事，使得我们分开来。 我们在一家小餐馆吃饭的时候，外面忽然有人撕心裂肺地大声哭喊。出去一看，原来是一个醉酒的女生，因为别人骂了她一句而她的男朋友又没有为她出头，故而瘫坐在地上又哭又骂。“你这个胆小鬼，人家骂我婊子，你一句话也不敢讲，还是不是男人？……你走开，不要管我。”一个戴眼镜的小男生无助地半跪在她身旁，求她起来回宿舍。细雨还在飘飞，地上尽是烂泥，天也全黑了。看到小男生垂头丧气的样子，我不由有些怜悯。但那个泼妇一般的女生，我从心底产生一种厌恶感。这就是今日的大学生吗？ 陈君或许觉察了我的心情，在我耳边说：“要不你先回旅社，我和汤书权帮他送一下女朋友。”我于是独自返回旅社。 静静躺在床上，我不由想：“陈汤两位的热心可嘉，但竟有些不分场合。那样的疯女生还劝什么，随她去呗。”这时，我的心里忽然一震，想起了一段至今令我惭愧的往事： 我在北京当服务生的时候，曾有过一个很要好的朋友。我们是同事，每天一起工作，配合十分默契。他是个90后男孩，具有南方人特有的白净俊俏的脸庞。我那时特别喜欢这些敢作敢当、任性率真的90后少年，却讨厌像我一样的80后男生，虚伪客套，畏畏缩缩，敢想不敢做（便是现在，我的态度也没有变，还是喜欢接触奋发的少年）。他大约也喜欢我，向我谈他的打算，谈他的心情。如果值班，我俩就很自然排到一起。他工作出色，为人活泼，常常和大堂的经理领班们调情，把这些喜欢板着脸的女人抱起来，放在肩头。奇怪的是，没有谁曾为此生过气。后来，我俩一同被评为“优秀员工”，他负责五楼的传菜工作，我负责四楼。他说我不像80后，但又说不出怎么不像。可想而知，我俩是怎样的一种友谊。 不曾想，在我快要离开北京的那几天，这段友谊竟默默结束了。当时来了一批四川的新员工，都是还没有毕业的职专学生，受了学校的欺骗，来这里“实习”。他们得知学校给他们的工作是怎么回事后，大部分恨恨离开了——跟那些想走却不敢走的人相比，真是痛快勇敢！但有几个女生，虽然离开了，但晚上总要跑回我们的地下室，跟我的同事们鬼混。有一晚，我俩值完班，一身疲倦地往回走，在半途遇到了这些女生。她们热情地跟我俩打招呼，我的好朋友也热情地回应，我却冷冷地说：“跟这些人打什么招呼，妓女似的！”女生们自然听不到我的话，但我的这位好朋友却忽然诧异地看着我，他的眼神逐渐显出鄙夷和冷淡，顷刻间，像个陌生人一样对我说：“你原来是这样啊，嘿，妓女又怎么样？”他冷笑着走在前面。我意识到自己到底还是个“假正经”的80后，心里一阵不安。 从这以后，虽然还一起工作，也还一起玩耍，但彼此之间已有了厚厚的隔膜，再也化不开了。我和这个可爱的小伙子的友谊，竟因为那句该死的玩笑话就突然结束了。我离开的那天，在走廊里碰到他，他礼貌性地笑了笑，说：“要走啊？”我说是的，然后他去上班，我去火车站，至今再无联系。 没想到多年之后，在武汉大学的校园里，我几乎犯了同样的毛病，我的心不安起来。幸好陈汤二君并未觉察，而我也有机会向他们道歉，总算“亡羊补牢为时不晚”。 我一人在旅社过夜，听着滴答的雨声。第二天早早起床，我决心要回去了。汤君送我到公交站。陈君再没露面，他本来要在火车站见我，但我的手机已经关机，他找不到我。 在途中收到两位的询问短信，也不知回了没有。汤君还特意为我选了一篇文章——《致甘肃刘龙》，陈君在广州打来电话，与我谈天。我真不知道怎么感谢你们！ 总有那么几天，我会格外心灰意冷，沮丧地认为一切都那么不如意。只有想到总算还有几个知心朋友的时候，心里才温暖一些。我评论陈君的《漂流》时写道：“……不得不说，有许多地方，你我真的很相似，‘我非常厌恶所谓的成功论。’‘我相信这个世界上有一种美丽的为他人而活着的爱，如果内心平静，良心清白，这就是一种幸福。’这些都是我或许说过或许还没来得及说的话。什么时候，我们得再见一次面！想到你和汤君，身边还有一个你不认识但很好的人陪伴，我是多么欣慰！很高兴能认识你，我的兄弟！”——这是肺腑之言。 我们都是平凡的人，是大地的一只蝼蚁。但在我们自己的世界里，我们可以做国王，甚至做上帝。我们需要酿造一个更美的世界，在这个世界里，我们有力量粉碎一切虚假、一切丑陋；我们要燃起熊熊大火，烧尽一切的不公与不平；我们翻江倒海，重整山岳，把金钱权势统统埋进地下；我们尽可能让阳光照遍每个角落，让鲜花开遍大地；我们的世界里，四季仍然变换，星辰依旧堕落，因为我们创造的还是人间，但这里的春天只有花朵，没有钢筋水泥；这里的夏天绿树成荫，没有疾病与饥渴；这里的秋天一片稻香，没有争夺，没有欺骗；这里的冬季啊雪花纷飞，遍地银屑，没有贫穷与寒冷。我们世界也斗转星移，但永远不变的是人与人之间的真爱。 贝多芬、梵高、卡夫卡孤独潦倒一生，但他们在自己的世界里多么强大！贝多芬在音乐里燃烧了爱，梵高在布片上创造了阳光，卡夫卡在笔纸间粉碎了虚假。他们可以，我们为什么不可以？ 说这些，我无非是希望我们可以相互勉励，不要放弃最珍贵的东西而去追逐无聊与空虚。我想两位是懂得我的，不嘲笑我的疯癫，也能原谅我的许多过失与不当，是吗？ 2013年10月1日 谨赠陈金龙、汤书权两位知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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