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标题 | 没有影子的父亲 |
| 正文 | 没有影子的父亲 走在阳光下，人如果没有影子那一定是鬼。是的，父亲是个鬼，是个游走于这个世界、被人避让、鄙弃、捉弄、追打的鬼。没有人视他为人。他在时，没有影子；他走了，没有印象。唯一记得他的只有他的儿子----我。 八几年我忘了，市政府统战部通知我去谈话，说是父亲的问题搞清楚了。如果解放初他没有当过国民党军官团长而将他定为‘反革命’成分，是我们（政府）冤了他；然而，如果他确实当过团长，但据查他所在的那个部队属于起义部队，自然也不应该是‘反革命分子’。总之，是‘我们’错了。现在虽然这个人已死去，但仍然根据党的政策‘正式’向他的家属----我（唯一的一个）进行通知，告之已撤消那个鬼的‘反革命’成分，俗称‘摘帽’。可以承认他是人了。 没有同鬼生活过的人不知道鬼怎样过日子，不知道鬼有多可怕可怜，却又多可敬、可爱。 我家祖籍湖北孝感，爷爷清末中进士，放官宜宾一个县做县令，因而在宜宾城内购置房产安顿家小，我们就成了宜宾人。在我很小的时候依稀记得我家宅院很宽，很大，有三进朝门，宅区内有三棵大黄桷树，树身五个人牵手才能围抱，有两口水井，其间占有宜宾城的一截老城墙，母亲在城墙上种果树、蔬菜。家里有丫头(叫春祥)、书童(记不得名字)，养了两匹马。我三、四岁时父亲常常抱我在马上一同去溜马。 那时候奶奶还在，一家子连同丫头、书童有七、八口人。算是我家的‘鼎盛’时期。没过多久奶奶就离开我们去了重庆姑姑处，她要去照料刚出生的小表妹。随后走掉丫头和书童。也不知啥时马也卖掉了。不过，母亲生了我们四兄弟，也还算热闹。只是接着大哥和四弟先后夭折。家道开始下落。 左邻右舍都说父亲长得象赵丹(电影明星，美男子)。最令邻居向往的是去听父亲‘摆龙门阵’。父亲泡一碗茶，坐在堂屋正中，手里抱着抽水烟的铜烟壶不断“呵呵呵”地过烟瘾。背后案几上有一对青磁帽筒，中间有一‘笑嘻罗汉(弥勒佛)’，再后面的墙上挂画和楹联。记得画上是山水风景，而一般大家人户在中堂挂画多为松、竹、梅，白鹤老虎什么的。父亲在烟雾缭绕中徐徐道来，听‘龙门阵’的人如痴如醉。因此，街坊邻里一碰见父亲都叫‘老师’。 但‘老师’的营生却是收荒匠(收旧货者)。父亲解放前是军人，解放后啥也不是，收废旧是他的最佳选择。每天一大早母亲就骂骂咧咧将父亲催出门，无论春夏秋冬，刮风下雨，父亲掮着那对盛物件的大竹篮夺门而逃般地去‘上班’，不到天黑不回来。 在我三、四岁时，父亲就教我识文断字练毛笔，背诵古典名篇。这种待遇对后来出生的弟弟却没福分赶上，以至后来兄弟俩的文化有着很大的差距。我天生爱画画，父亲只要有空就带我到翠屏山、真武山、金沙江、岷江这些地方去画画，画山画水画花草。我低头作画时，他就在傍边抱着烟壶抽水烟，一边有板有眼地唱川戏，不时笑咪咪地朝我望上一眼。他一点不懂画，我自然也是在胡画，根本谈不上什么章法。那时不知道有‘写生’这词，只是在笔墨游移于山水间时能感受到一种舒展胸襟，狂狷自拟的快感。 我母亲是父亲娶的‘二房’，大家都叫她‘二妈’。这是一对没有爱情的逆缘夫妻，他们经常吵架、打架。说是“打架”其实都是母亲动手，有时会弄得父亲头破血流。为了发泄因父亲铸成的家道不幸，母亲将孤愤用暴虐的方式去‘惩治’父亲。然而，父亲逆来顺受，从不还手，甚至还嘴。他平时常对我们兄弟俩说：“不要和女人计较，女人很苦。俗话说：男不和女斗嘛。”使我对父亲愧疚终身的是，每当家庭纠纷闹到居委会，干部询问是谁先动手时，我（弟弟还小，主要由我出证）总是指着父亲说是他。都说儿童不撒谎，我却硬起心肠毫不犹豫地冤枉父亲。当然，心里很疼。但我更爱母亲啊，母亲操劳养活着我们（也包括父亲），对没有担当、缺乏治家能力、遇事逃避躲闪的父亲被认为不负责任。她恨啊。这件事，我一辈子都想对父亲说声对不起，可一辈子都没说。 五五年或五六年记不清了，这是一个深夜，突然有人猛烈敲我家的门，惊动了四邻。几支手电筒的光在窗户上晃动。虽然是在黑暗中（那时没有电灯，要点亮油灯已来不及），我感觉得出父亲从床上起身去开门时脸色一定是惨白的。来人用绳子套在父亲身上，象征性地捆绑起来，吆喝着将他带走了。父亲的外衣、裤子是母亲随后送到居委会的。因为已判为‘反革命分子’，他被‘通知’去集训---一种变象劳改，不算逮捕。 从此以后，父亲不再具有人格。而我们一家也成了半人半鬼的‘可以教育好的人’。 六零年，父母离婚，我们兄弟俩各跟一个。弟弟由母亲带着下乡当了农民。 房产被没收了，我和父亲被‘安排’到本街一间七平方米的、有另一家人从中进出的房子里。至此，由爷爷缔造的‘我们家’宣告结束。 由于缺乏特殊技能，加上政治上受管制，父亲很难找到工作。六一年，我随父亲去兴文县运硫磺，其时我十一岁。地处川滇黔交界的这个县其实离宜宾并不远，但那时进入山区的公路路况极差。早上天不见亮乘挂棚卡车启程，摇摇摆摆，走走停停到了一个叫底洞的镇子停下来，从帆布棚中钻出来一看已是傍晚。只觉得到了天边，到了一个荒僻、边远的瘴夷之地。尽管只有十一岁，我在运输队里也在名册，也算分子。我没有意识到，我的漫漫人生就从这里开始了。 我们去的这个硫磺厂已经关闭，大量遗留的产品需要人力运出山区，送到有公路的地方。从货场到接收站有五十多华里，一条蜿蜒曲折的羊肠小道在丛山中贯穿两头。天气正常的话紧凑一点可以跑个来回。因为山路艰险，能担二百斤的只担一百五。父亲没下过苦力，开始时担了八十斤，而我担二十斤，算起来能有一元二角钱，有生以来我开始挣钱了。两爷子晃晃悠悠跟随运输长龙在莽山中蠕动。 冬季来临，父亲倒下了。他有肺气肿，好季节走路稍一急骤都要气喘吁吁，气温一下降，本来山区就缺氧，差点没将父亲的老命丢在那儿。 父亲一倒下，担子就只得由我担起来了。咬咬牙我给自已加到五十斤，这样一来，运输队的长龙就把我远远甩在了后面。交完货赶紧往回赶，可没赶到一半路程天就黑了下来。只要天一黑，野兽就有可能出来。我才十一岁，还是一个应该坐在教室里念书的儿童啊。身处茫茫黑暗的老山中，哭有什么用……。 接近驻地时是一段干河谷，两旁的山崖中传来冻兽的哀号。硫磺厂座落在一片山坡上，借着天光可以看见黑压压的一些厂房，没有一丝灯火。一个微弱的声音从山坡上凸出的岩头幽幽地飘来，尽管微弱得象在梦中，我却立刻听清了那是父亲在呼唤。我想加快脚步，可一双套在草鞋里的肿脚巳运动到了极限。我流着泪拼命向父亲回应，然而从河谷的低处经野风拂扰的喊叫他根本听不见。 “二娃—”…… 这凄苍、沙哑、绝望的呼唤直到今天仍然能激发我深情地奔向我亲爱的父亲。 一九六六年，文化大革命开始。批斗‘四类分子’的活动频繁起来。 父亲生性懦弱，缺乏男人的刚性，多大的打击他都仿佛不在意，是个‘棉花人’。人们贬意地称其为“打不湿，扭不干”。 只有他最亲近的人--我，才知道他首先是鬼，是不具人格的人，他没有权力与人争斗，压力扑向他时他只能躲闪，躲不过时就赖。精神受过炼狱的人己经超脱了，父亲可以活在自已设置的精神境界里。每次斗争结束回到家，第一件事就是赶快去取挂在床头的‘棒棒烟竿(早巳没有了铜烟壶)’，笑咪咪地对我说：“别着急，马上弄饭。”他嘶嘶地吸着水烟，一边哼川戏，一边用烟竿头敲着床沿打节拍。一付刚下班回来的样子。即使脖子上挂着重牌在大街上游行，他也会偷偷冲着人群里紧跟在他身边的我莞尔一下。 父亲离开人世几十年了，在那边，他成了真正的，正式的鬼。每当父亲的形象在我脑里出现时，无一例外地就是他的笑。那笑，稚真、博大、藐视人世百态，傲然尘世苍桑。如果真有来生，下辈子我还想做他的儿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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