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标题 | 不经意溜走的岁月 |
| 正文 | 清明时分，北方还在料峭春寒中瑟缩的时候，家乡城郊的田野里，已是层层叠叠的油菜花了。在这样的一个季节里，漫步于家乡的街道小巷，浸润在淡淡花草和泥土芬芳的气息之中，再不经意地回味那些曾经美丽的记忆，自然是再好不过的事情了。而这样的一种奢望，竟在今年的清明得以实现，那样美好感受，恐绝非言语所能道明。 城北的箭道巷，一条如其名称般狭长的小巷，是我儿时绝大多数记忆的发源。从刚开始会说话和走路的时候开始，便时常和外婆一起到这条巷子里去等姐姐们放学；后来，我也一如姐姐那样，在这条巷子里经历了约摸是两年的幼儿学前班和六年的小学时光。今年的清明，当再度走进这里的时候，若云烟散去的那过去的一切，又似乎是聚拢我而来，如粗糙泛黄的黑白胶片般在我的面前一幕幕地呈现。 一 那所曾经留住我许多记忆的小学，在我上学前班的时候，叫做立新小学校。这样的校名，现在听来，很有一番民国时的雅韵，只是在当时的那个年代，对于何谓民国亦不知晓，当然是无法辨析这个校名的意义了。只是到了很多年后，当我重新考证曾经母校的历史时，才知道，原来它的确是于1927年（民国十六年）建校的，方知这样校名的来历。 那时候，立新小学是开设有幼儿学前班的，虽然这个学前班并非在小学的校园之内，但也在同一个小巷里，确切来说，是在小学校门对面的一个更小的弄堂里。从小巷走进弄堂，尽管很狭小，但似乎弄堂顶头的那间教室的空间却很大，可能是用一个旧粮库改造的。记得那时候班上一共有六十多个像我那样的小孩，每天吵吵闹闹，不亦乐乎。不过令人感到不可思议的是，那时候学前班好像也就只有一位老师，岁数也大致在五十以上，陈姓，花白的头发，北方口音，记得当时很多家长都称其“陈奶奶”。现在想来，这样的一种师生比例，足可见陈老师当年的辛苦了，更何况记忆中她是算术、识字、图画和体育都教呢。 学前班的教学条件现在回想起来并不是很好，至少在一开始，教室里的桌椅都是自家带来的，所以高矮不一，尺寸各异，是那样的令人眼花缭乱。不过这一切对于我们来讲，却是不重要的，我们到这里来上学的目的，当然也不是为了学习，而仅仅是聚在一起玩耍而已。学前班的我们，好像还没有人教如何去玩那些在我们看来只有大小孩才会玩的游戏，因此，每当有人从家里的哥哥姐姐那里“偷”来一本小画书，便成为我们的乐趣，画书的拥有者也就成为大家争相讨好的对象。于是，在资源稀缺的情况下便有新的分配方案了，最终画书的拥有者宣称，想要看画书的人，必须要向他缴纳空白纸一张，如果是有红头的信纸则是最为优先。以至于今天我还清晰记得，那个拿着画书的同窗，坐着讲台上挥舞高喊着“一张纸一看，一张纸一看啦！“的场景——用纸当作一般流通物的事情，恐怕也只有我们那时候经历过了。不过，往往最让得我们崇拜的人，并非一定是那个画书的拥有者，而是在我们迷惑地翻着小画书却因不认识文字而不得其意时，那个出来讲解给我们听的人，那个人可能就是当时我们中间的“学者”了罢。至于他为何有那样的学识而我却没有，我也曾向姐姐问起，姐姐告诉我，那肯定是他的哥哥或者姐姐先讲给他听过了，说罢姐姐还承诺，下回一定也给我找一本小画书，给我讲完故事后再带到学前班去，让我也当一把“学者”哩。 学前班的时光究竟学习了多少知识，现在是一点都计算不来了，但为非作歹的事情好像没有少做，比如偷吃别人的东西、用泥巴抹在别人的凳子上、向别人的后背啐唾沫什么的，现在想来，好像那些事情都是一些无缘无故的恨，根本是找不出为什么要这样做的缘由来，只是图一时之快罢了。不过有一次，我还真被吓着了，就是那个无端被我啐了唾沫的女生回过头来，生气地对我说，“我明天叫我舅舅把你抓起来，我舅舅在公安局！”，这样的话本身最多也就是一个小小的恐吓，可谁知与我一同合伙啐她唾沫，但自己又没有啐只让我啐的那个人，却立刻很认真地向我确认了她舅舅的确在公安局的事实，这可真是让我体验到即将要完蛋了的感觉。 终于有一天，我果然因再次犯事（记忆中是无端咬了人）被勒令退学了几个月，复学之后，好像没过多少时间，我就光荣毕业，升入了立新小学的一年级了。 二 原本以为升入一年级，就意味着从弄堂走出来，进入“大哥哥大姐姐”的行列了，可后来才知晓，原来立新小学的一年级，仍然是徘徊在小学的大门之外，只是从一个弄堂，转到另一个离小学正门大约五十米以外的一所小院而已。不过，相对于学前班的混沌时光，小学一年级毕竟已经跨入了正规的行列。也是在这个时候，才知道原来的一个年级是可以分为两个班的，就是一（1）班和一（2）班了，于是很多此前厮混在一起的同窗，不得不被这分班给隔离了开来，而且还要经常被班主任周老师灌输以诸如“我们1班绝对不能落后于2班”尔尔的不利于和谐团结的言论。所幸那个小院中仅此两班而已，又距离小学的本埠有些个距离，所以，但凡是下课和放学的时候，在小院中戏耍的我们，倒也不必再分成什么1班和2班了。 小学一年级比学前班要正规的一个有力证据，便是有了专门的语文老师和专门的数学老师之分，所以，但凡是遇到诸如1+2×2为什么是等于5而不是等于6这样的问题，我们一定要等到数学老师来上课的时候才去问，而绝不会去问语文老师。那时候我们两个班的班主任都是教语文的，现在回想起来，似乎两人见面的时候都憋着股劲儿，不过数学老师则只有一个，两个班通用，所以担心数学老师是否偏心，比如说她是不是喜欢2班的学生比喜欢我们要多一点这样的猜测，则时常在我们课余的时间被提起 小学一年级给我最深的印象，恐怕也还不在于学习方面，而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参加文艺演出的经历。那一年，为了迎接区里组织的六一儿童节文艺汇演，学校决定从一年级两个班中选拔一些“苗子”排练两个节目，并专程从高年级派来一名专职的音乐老师负责此事。记得选人的那一天，我们两个班的人齐刷刷地站列在小院里，那个音乐老师，现在想来差不多二十出头的一个“女生”，便趾高气昂地在我们的队伍面前开始挑人了。那样的一个场景，颇似一些二战电影里面的画面，总觉得被挑出来是件很吓人的事情。结果，我很不幸被挑出来了，成了节目组的一员。 清晰记得当时要排演两个节目，一个节目相当于现在的情景音乐剧，另一个节目则是一个舞蹈。那时候的我，据说是面目清秀，但也几乎是一个“花瓶”，并没有什么乐感和协调能力。所以，在排第一个节目的时候，我并没有被安排到主角的位置上，只是出演了一个公共汽车上的一名普通乘客，相对于现在戏曲里“跑龙套”的；而第二个节目则是更惨，只是试排练一次，就因为节奏协调能力极差，被老师当着全体演员的面给“开除”了，幸好当时还有些恬不知耻，并没有太多丢人的感觉，否则，不知会给我幼小的心灵带来多大的伤害呢。 演出的那天，正好是六一儿童节，记得是在校外的一个礼堂，那时候的感觉，也跟后来大学期间演音乐会的感觉一样，不管此前准备了多长时间，也不论老师在上台前给我们叮咛了多少话语，总之上台以后，就是稀里糊涂、一股脑儿地完事了。印象中那场演出的观众除了一些领导就是几个小学组织的学生，并没有像现在那样有什么家长团亲友团什么的，反正我的父母好像是没有来看，他们似乎也没太在意我第一次登台这样的事情，许是已经知晓我只是个龙套演员，不值得重视的缘故吧。不过，演出结束后，我的自豪感倒是开始有了一些，脸上的妆没卸，两个大红腮吧，一直留到了回家的时候。 三 一年级的最后一天，老师公布了要继续留在那个小院里修行一年的“留级生”名单，我幸好不在其中，于是，和大多数人一起，终于走进了小学本埠的大门，迈入了“大哥哥大姐姐”的行列，也差不多是那个时候，我光荣地戴上了红领巾，成为了一名“共产主义的接班人”，而此时的立新小学也正式易名为亭湖小学。 不过这个转变并没有令我顽劣的性格改变许多，进入大院的头两年，甚至是变本加厉的放纵自己。也不知道是从何渠道，受何人教唆，总之是各种新鲜的玩法接踵而来。先是迷恋上了玻璃球，放学后总是昏天黑地般地俯首于泥地之中，灰头土脸一气，“输赢乃是玩家常事”，有过拥有过一口袋的得意之时，但也有一日输掉十几球的败绩，似乎那时候口袋里有多少个玻璃球，是“三花”的还是“五花”的，往往是决定你在众人中地位的标志。再后来是便是玩烟盒纸，将从各处收集来的卷烟纸折成三角形，和对方各执一张，将其弯曲于墙壁之上，谁的烟盒纸弹得更远，谁就先行拿起自己的烟盒三角站立着去碰地上的另外一个，若是碰到了，那张便也是你的了，但若是碰不到，就反而给别人一次机会，且这次机会获胜的几率反而超过了你；后来有人觉得这样玩不过瘾，一日之内也未必赢得多少，于是就有大的玩法了，像赌博一样，谁下注多，谁就先抓住那把烟盒纸，手心手背耍两下再猛然一抓，抓住多少都是你的，而下注少的那个人，就只能从地上掉下的那些开始抓了。不过对于我来说，出于天生的懦弱，那种玩大了的方法，是不愿意参与的，只是站在一旁佩服别人的勇气和胆量罢了。还有想说的是，那个年代的烟的品牌似乎不多，用来折纸烟盒的，多半都是“大前门”“大运河”之类的，若是谁有一张“中华”的，那便是富贵和地位的象征了，是轻易不会拿出来与他人玩这个游戏的，而我自始至终也从未得到过一张“中华”的烟盒。再后来，又有开始流行拍火柴纸了，于是收集各种品牌的火柴纸（火花），又成为盛极一时的时尚追求，我当然也是参与其中的。 除了这些多少带有赌博性质的游戏以外，当然也有健康的，比如说抽陀螺，那时候的我，和几乎所有的男生一样，必然是要有一个木陀螺的。大致是花五分钱或者是一角钱到木器店就可以买一个，然后，再花上个五分钱去找修自行车的人在陀螺底部敲进去了一个弹子就可以了。抽陀螺的鞭子只能是自制了，找个木棍，系上个细布绳即可，不过有时候合适的细布绳并不好寻，于是我便是偷了妈妈的腰带来用，被发现后当然少不了一顿“毒打”。而滚铁环则一直是我当时渴求的，但直至这个游戏消失于历史之中，我也未曾得到过一副铁环，似乎是没有家长的鼎力支持，是搞不来那样的东西的。至于弹弓，则属于学校和家长都严加管制的东西，一旦发现，必然没收，情节严重的还要加以各种责罚。 那时候女生玩的游戏，在我的眼里都是不值一提的，比如跳皮筋、丢沙包、跳格子什么的，那样的游戏，虽然偶尔也会因应女生的邀请客窜一下，但终究因不会有什么可以用来收藏的物品，所以很难激发起我的兴趣。而当时的我，在盛极一时的时候，原本应该装书本的黄军包里装着各种烟盒纸、火柴盒或是玻璃球，衣服口袋里则塞着用粉笔修饰过表面的陀螺，腰间还别着一副陀螺鞭，煞是威风呢。不过有一样东西，似乎是皆受男生女生的欢迎，我也当然热衷的，就是那种用来贴在书上的洋画了。不过和后来小孩玩的那种用不干胶制作的洋画不同，我们那时候帖的，都是用口水唾液反帖的那种用蜡制作成的洋画。当然，男生多半喜欢水浒三国和西游记的人物画，而女生则是什么花仙子什么的了。 四 三年级下学期以后，我突然变得好强了起来，这样的状况，可能是与父母、姐姐及老师的渐进式启发型教育有关，但今天仔细想来，貌似应该源自于对于个人地位提升的迫切需求。 大概也是从三年级开始，班上开始出现干部了，于是一道杠的小队长、两道杠的中队长和三道杠的大队长纷纷开始涌现，这种类似于行政级别的确立，顿然感觉让还属幼小的我们，体会到了人与人之间、阶层与阶层之间的差别。而我因为一贯的不务正业，当然不在“分封”之列，所以贵族是当不了。于是，深处平民阶层的我，每每与小中大队长碰面的时候，总觉得低他们一等，对于自信心的打击是可想而知的。 那时候的所谓分封，其实跟能力并无关系，自然是成绩最好的当大队长，依次类推。在当时的情况，女生的成绩貌似比男生普遍要好，因此贵族中也以女生为多。本来对这样的事情倒也无所谓，但这种对信心和尊严的打击多了以后，便激发起自己前进的动力了。“王侯将相，宁有种乎？”，于是从三年级下学期以后，我竟然认真对待其自己的学业来了，那些个游戏虽然没有彻底放弃，但也是收敛了很多。大概是到四年级的时候，我的学习成绩居然是一路上升，这样的变化，当然是得到了班主任王老师的明察。就这样，经过一番努力之后，我从一个什么杠杠都没有的平民，一下被授予两道杠，成为“中层干部”了。而到了五年级的时候，那位曾经让我觉得高不可攀，且冷傲无双的大队长，终于顶不住我的强势，宣布禅位于我了，我也算是“登峰造极”了。 登顶之后，当然是有飘飘然的感觉，毕竟是属于暴发户型的人，缺少必要的文化底蕴，成绩上便开始有了波动。这样的状况，更是逃不出班主任王老师的深刻洞察，在一次全班的场合，我被严厉批判了，羞得我一度决定辞职从头做起。但这还不是最重要的，就在小学时光的最后一年，班上从南京转来一个女生，叫做欧阳峰的，甚是有“蛤蟆功”的实力，不仅成绩上永远遮住了我曾经的光环，居然还会讲英语，这使得我这个小地方的人着实大吃了一惊，深感时代已经不再了。 于是，在痛苦和纠结中沉浮，终于将这小学的时光结束了去，也算是顺利地在1988年的6月，考取了小巷外的那所重点中学，离开了那条几乎是我全部童年所在的箭道巷…… 五 正想着这些往事的时候，妻打来电话了，我不禁感慨地跟她说，“我正在母校的小巷中散步呢，小巷依旧还是那样的小巷，往事犹如再现，我已经离开它十二年了……”，话音刚落，立刻又意识到什么，赶紧纠正地说，“不是十二年，是二十二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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