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 | 苦雨斋 剪影 |
正文 | 昔日的若市门庭,如今门可罗雀;曾经的大方院落,现在衰枯破败。48年相守,苦雨斋积聚的苦水在混沌中更显凄苦。主人在身心的震颤中离开,安静、孤凄。这个宅子终于就此遭到遗弃,继续在历史的苦雨中体味人世的凄寒,在漫天的孤独中,消散着韶华中屯聚的那一股性灵之气,回味着得失间的哲论。恐只怕,一切过往都神似主人的温吞之态,终须会“道不清!道不清!” 苦雨斋的花香树影,恐怕无缘体会了,主人的仪态也因为年华相隔,而不能亲见。但是,从文字间走近苦雨斋,亦可想见主人的文雅之态,徒然走进一种不可理喻的思慕中,遥想主人在幽静的夜里漫步庭院,不经意间短叹,在槐树下的石桌上读诸好友的来信。那是五月的天,夜半有些清凉,槐花儿铺满石桌,主人沉醉于淡雅的芳香中,悠然中哼起了小曲儿。 并没有读到过这样安宁的情景,所有由文字而来的印象中,苦雨斋是热闹的,一直一直。 这里常常出入着个性相异的文人,如钱玄同、废名、刘半农、俞平伯,他们是主人的老友;还有另一些慕名来访的活跃于现代文坛的骄子,如徐志摩、胡适等。1919年,鲁迅出资买下八道湾十一号的宅子,年底周作人也搬了进来,1923年因兄弟间不和,鲁迅搬离苦雨斋,此后的多年里周作人一直安居在苦雨斋,直至在身心的鞭挞震颤中怫然离世。 苦雨斋是京派文人的集会地,也是他们藏匿梦想的象牙塔。鲁迅则毫不客气的批判它为“古堡里的茶社,老气里透着迂腐,没有什么精神亮色可言。”二三十年代的中国是不安定的,鲁迅以笔杆子作匕首,鞭笞着蒙昧的中国人,批判政府的腐败和不作为,探寻着救国救民的出路。而这一帮“京派”,竟浑然不顾世道的变化、民族的出路,完全沉醉于自己的理想中,游弋于玄学之道,净道些民俗、性心理、学术之类超然的话语。偶尔疑古批古,也少有激烈的言辞,净倒像一些无关痛痒的呻吟。 事实上,隐没在这种喧闹背后的,正是一颗颗不的安宁的心。他们并不能隐匿于一处,尽享闲雅舒适之态,乱世中的文人也不免奔波之苦。但他们,自然寻得自己的精神慰藉,大可暂时避开贫病、奔波之苦,避开入侵者险恶的嘴脸,在这所老房子里,安然做一个不谙世事的孩子,享一个学人应有的纯粹的安宁。 苦雨斋里的高谈阔论只是文人们的一项消遣,在这里,这帮雅士在碰撞交流中回避着外面的凄风苦雨。而苦雨斋终究是立于低处,不可回避地吞入一汪汪苦水,泥泞不堪行。1937年日军大举入侵北平,文人纷纷南下,而周作人却选择了留守。从此,有了精神上的沦陷。 最终,文人是无处可逃了,一个民族的灾难终于酿成了这个才子的人生悲剧。背负“汉奸”之名,他努力的在这个昔日被自己排斥的政治舞台上,虚晃地表演着。无论演技如何,也不管戏剧台本设计如何,这个太不合时宜的演员,最终是背离了他原本的追求,遗弃了曾经追随他的老友,上演了一出独角戏,在台上祈求众人宽恕的目光。 那一刻的心境,恐怕只有苦雨斋的老树、枯塘能解,那些愤然离去的,绝不堪忍受坐下听他的辩白。认识的某一些选择参杂着理想与现实的种种博弈,恐怕也辨不清。 不知这时,他是否会点燃一支烟,在昔日的老槐树下回味曾经的手足情,或许他自己已真的被现实蒙蔽了,以为自己正做着功高的伟业。他为人温吞,总爱为身边的朋友讲几句好话,尽量的把他们的善良呈现出来。而此刻,却没有人用温吞之状模糊了理性,来尽可能地迎合他了。 周作人晚年“安居”在苦雨斋,经受过牢狱之苦,正经历着另一种“革命”的惊扰,还不得不时时考虑家里柴米油盐之琐碎,囊中羞涩时向身边的人借资周转。昔日会友,他从不吝惜家里的器物,慷慨大方,六十多岁了,却不得不为了过活而克尽省俭。书信中学术交流的内容较大一部分被伸手要糖、油的请求所取代,日记里恐怕也少了买书而归的兴致和满足,多见夫妻争吵的烦躁。 不知如何才算得一个纯粹的人,也不知道这样的不完全的生活要向谁讨说法,到底是谁辜负了谁?苦雨斋和他的主人,他们想得到的也只是安定、从容的生活。前半生的繁华和洒脱可谓命运给的假象的承诺,而暴乱中的惨死,算不算得一个绝妙的讽刺呢? 48载的厮守,倘使周作人能够再一次与政治脱离干系,做一个洒脱淡泊的古稀老人,也应有闲情,夜半起身悠游于苦雨斋,回忆些青春莽撞之事,咀嚼没有辩透的性灵之说。甚而呢,他还可以和幸而生活下来的老友们在槐树下感慨时光无情,笑看当年的性观念、女性尊严之说就此演化成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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