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 | 防疫站的故事 |
正文 | 我是1988年二月进入横峰县防疫站的,那时候,所有考取大学或者中专学校的人都是国家分配工作,这个对于后来的人来说,确实是当时的一大优惠。其实,那时候都一样,大家一视同仁,也就无所谓好不好,无所谓优厚不优厚了,只有分配的层次有所区别。 我原来是在公卫十三班读书的,后来,因为休学,我被留到了公卫十四班。所以,我在省卫校,是有两个班的学生作为同学的。记得在公卫十三班,我有两个原籍是江西新干县的同学,一个叫做傅小牛,一个叫做郭开。这两个同学,估计家里都是来自农村的,好像傅小牛的父母都是小学老师,郭开同学很勤奋好学。但是,分配工作除了考试成绩,还是有很多机动性的。傅小牛毕竟从做公卫十三班的班长的时候,就参与社会活动,所以,得了分配的先机,他最后分配到了南昌的江西省疾控中心,可以说是“近水楼台先得月”,后来成为一个正县级的领导,其实也就是从早就得到了更多机会的锻炼。而郭开呢,分配在县城的防疫站,自然相差较大。在后来的班级——————公卫十四班,好像一下子就比早一年的同学运气差不少,公卫十三班,有八个同学分配在南昌,而后来的公卫十四班,只有两个同学分在了南昌,一个是郭老师的妻子蔡丹桃,还有一个就是李慧平。我到了横峰防疫站,其实也想过分配到老家,但是先到卫生局去问了一下,卫生局并没有答应我一定能够分配在县城,所以,我那时候就想:反正这里不留我,像我这样公卫专业的,余干也不是没有防疫专业的人才,他们也不会重视我,所以,我就干脆保证自己分到县城再说吧。 于是,占雄文同学说:“横峰防疫站需要公卫专业的人。”在那样的情况下,我就去了横峰。 其实,去了横峰之后,我就发现,我自己和横峰其实是有缘分的,因为去了横峰,所以,我原来的心理上的一点小小问题才得以解决,我心里一下子就开心多了。而我在长篇散文《折腾》里所提到的,那时候在卫校的时候就已经转为正常的了,其实通篇的散文,只有这一点是有所出入的,所以来说,从总体来说,我总还是觉得横峰这块土地对我是十分友好而且亲善的。以至于后来遭到再大的困扰和郁闷,都是可以排解的。为什么会对于这一点作了一点点虚构呢,因为,我觉得,就是这么好几年的折腾,要是还不进行收场,要是还有尾巴留到后来,那是不是会让读者感到过于曲折呢。再加上,这样的折腾,如果还要留到社会上去,实在是过于折腾,实在是有点于情不合,所以,我为了减少篇幅,才让这样的折腾在学校就收尾。 到了防疫站之后,发现有个姓宋的人是站长,他的故乡在浙江宁波,其实就是和蒋介石是老乡。那时候,我记得从浙江到江西的人有很多,比如横峰纺织器材厂的陈康林,还有纺器厂的所谓“八大金刚”,都是从浙江迁移过来的,那时候,防疫站对面的一个店铺,有个五十多岁的妇女其实也是浙江宁波的,和后来的浙江宁波成为浙江第二大城市,成为外地人趋之若鹜的地方大相径庭。而且我在那时候就听说,处在横峰县北边的德兴市,从人口结构来说,是三三开,何为“三三开”,就是说,德兴的人口,三分之一是本地人,三分之一是浙江人迁移过来的,还有三分之一是江西省其他地方迁移过来的。至于是不是这样,我估计也不会出入太大的。 在文章里,我得歌颂横峰的好,打击横峰的坏。首先,我承认了,我和横峰是有很好的缘分的,困扰了我多少年的心理压力,在我到了横峰没有多长时间,就得到了彻底的解决,所以,我从总体来说,还是感谢横峰的,而且,在这里,有像纪检徐某某一样的好人,有像人大杨敬州一样的好人,有像张照贵一样的好人 。但是,这里也有陈家风,有像杨高倪一样的坏人。 在我到了防疫站半年的时间,好人宋仕忠同志退休了,我眼里的好人就这样快地离开了防疫站,对于我来说,其实是一大损失。看过《折腾》的同志们都知道,不要说是在后来,就是那时候,我也应该是防疫站里见过世面最多的人之一。可是,在防疫站,后来的防疫站领导陈家风,还有一个叫做杨高倪的,或许是认为我这个来自农村的人从来没有见过什么世面,所以,那种封建和拉一帮打一帮的恶习,让我见识了什么才是封建势力。在防疫站,我至今还记得当年的局长滕福义同志所作的报告,报告里明确指出,要加大专业人员充实到防疫站,可是,让我至今也难以理解的是,在1989年的三月份,就出现了一次所谓的“优化组合”。我这个防疫专业毕业的人,居然被这一次的优化组合给优化到了边缘。其实,边缘不边缘,那也都是人为的,那时候,毕竟国家包分配还是方兴未艾的时期,不然,我未来的去路还真不好说。 那时候,陈家风有一个小姨子,他的意思,想让她和我成为什么……算了,事情已经过去这么久了,也就过去吧。可是,你不要说你仅仅是一个站长级别的人物,你就是位置再高,你怎么可以用人生的结缘作为你为所欲为的筹码呢。那时候,陈家风的做法是在我忍耐的情况下,没有人揭发他的无理和无聊。一直到了他滚到了中医院的时候,才知道这个人面兽心的陈竟然是一个非常恶劣的家伙,那时候,他和中医院的几个职工都深深地结下了冤仇。所以,再过了几年,真是苍天有眼,他的家遭到了非常重大的打击,这其实都是他做的恶所造成的。至于那个姓杨的,按理,我们该是很好的朋友,在整个防疫站,他与我是唯二的公卫专业的同学,只不过是他比我早三年,而且,这个家伙其实从最早来说,他的生活比我都惨多少——————他早年出生在铅山县,而且,他的母亲早就死了,至于什么原因死了,我至今也不知道。就是这么一个人,居然敢于欺负我。我的家庭是什么样子,我爷爷名下的八个后代,其实都考取了六个,我是最早考取的,而两个老大——————我的大哥和我大伯的儿子,当年都早已经过了高考的年纪。要是论家庭势力,杨的家和我的家,那真是有天壤之别。可就是这样的局面,这个个头矮矮的家伙,居然常常和我过不去,我真的不知道是什么时候踩过他的尾巴。好在,现在,我终于可以把他骂进文字里。骂他了吗,这其实不是骂,余下的全部省略了,也就是对他最大的恩惠了。 还有两个上海人,一个叫做金敏华,一个叫做俞沛林,其实在我当时看来就是一个乡下人,可我没有对他们说过我到北京的事情,所以,他们眼里一直把我当成“老土帽”,这样的反差,其实在很多地方都是少之又少的。如果现在再一次遇见那个俞,我一定会指着他的鼻子骂一个够的。上海人,初中还没有毕业的文化,就算是后来滚回了上海,也是一个土老帽的。 防疫站也有好人,比如徐喜凤,这个我一直都比较喜欢的大姐,是一个好人,她长期和我是唱一个腔调,当时就骂陈家风不得好死,着实也替我出了一口气的。 记得在防疫站的时候,我和肖放搭档,说过相声。那时候说相声的人是非常少的,也许是受到我们的感染,防疫站的余晓堂和检验科的一个人搭档说相声,在那时候,全横峰县,有两对说相声的搭档的,也只有防疫站了。可惜,后来,肖放突发疾病,死了。这让他的父母非常伤心。其实,当时在肖放死的时候,也只有我在他的身边。那是1992年的冬天,那时候,我的女儿已经有半岁多了,我住在那时候的一中的校门口,一大早,我本来是要莲荷陪伴我妻子的,突然,一阵“嘣嘣嘣”的敲门声惊醒了我。开门一看,是我好友肖放,那时候,肖大哥的父亲是县人大常委会的副主任,堂堂的副县级,所以,这个帅气的大哥能够来找我,我当然是很高兴的。我开了门,后来,他请我吃早餐,我也愉快地接受了。毕竟,吃了以后我们得一起干活——————这老兄在防疫站的老房子处有一所房子,他正在张罗他结婚用的家具,我们马上得锯开那些木料。很快,我们就开干了,我们一上一下地拉锯,正进行得欢快的时候,突然,肖放的脑袋往前栽过去,我的第一反应以为这老兄是开玩笑,毕竟,我们两个因为曾经是防疫站唯二的单身族,所以,一起说相声,开开玩笑都是常有的事情。可是,过了差不多了两秒钟,我知道他绝对不是开玩笑。我抱住他头,慢慢地把他放到地下,马上就敲开了防疫站对面人家的房子,那里出来一个兰林金的老婆,其实,当时要是救人,防疫站里有的是医生,而我得赶快去通知他家父母,毕竟,从现场到他父母住地——————老干部宿舍,得有一里地。那还是九十年代初期,不要说是手机,连BB机都是没有的。其实,一直到这时候,我才知道肖放同志原来就有心血管疾病。 可是,等我们大家都赶到的时候,我最为亲密的兄弟,肖放就永远不在了。防疫站里,赵萍是一个大姐级的人,对我也是很客气,主要是她的嗓音很好,我到现在还记得她唱过的几个歌儿:《高天上流云》,《想家的时候》,《妈妈的吻》。不知道是为什么,她唱的歌,好像都是为我设置的,每一首,不但嗓音圆润,而且,歌词的内容都融进了我的心里,好像每一首歌都是为我量身定做的。是啊,毕竟是离家三四百里地,我总是想着我的家,特别是想我那已经是六十多岁的父母。其实,这时候,我父亲已经是接近七十岁了,不过,父亲一直瘦骨嶙峋,所谓“有钱难买老来瘦”,但就是他身体再好,那种嵌入内心深处的爱,始终都是不可分割的。 记得肖放的追悼会上,肖家委托我作为朋友的代表作了一个发言,据说,有人感动得流下眼泪了。就在肖放去世后的一个月之后,我的大伯也生病死了。我又回到故乡祭祀我的大伯。 防疫站开头几年,我就是这么过来的,写一点文字,算是一个纪念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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