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 | 左宗棠的闪光点 |
正文 | 左宗棠是晚清名臣。从镇压农民起义的刽子手到抵御外侮的爱国将领,从传统的封建知识分子到兴办洋务的代表人物,从屡试不第的一介寒士到权倾一方的封疆大吏,左宗棠的一生,虽然曲折复杂,但主线鲜明,尽管是非交织,但功大于过。做为时代造就的英雄,他有很多令人钦佩的闪光点。 做为逆境人生的奋发者,左宗棠留给我们有益的启示。一是勤学博学。左宗棠4岁即随祖父在家中梧塘书塾读书,6岁开始攻读儒家经典,9岁学作文章。15岁时参加湘阴县试,名列第一。次年应长沙府试,取中第二名。和普通读书人不同的是,他涉猎十分广泛,很注重钻研非正统的经世致用之学,如顾祖禹的《读史方舆纪要》、顾炎武的《天下郡国利病书》和齐召南的《水道提纲》等等,都爱不释卷,正是这些,为他日后的成功奠定了知识基础。二是壮志不移。左宗棠才华出众,少负大志,但在1832年乡试中第后,连续6年、3次赴京会试均未考中,不过他并未消沉。23岁结婚时,他自写对联:“身无半亩,心忧天下;读破万卷,神交古人”。以气壮山河的大志,劝勉自己寻找新的报国途径。三是善抓机遇。机遇偏爱有准备的人,1837年春,左宗棠以“春殿语从容,廿载家山印心石在;大江流日夜,八州子弟翘首公归”的绝妙对联,赢得两江总督淘澍的赏识,并于次年成为淘澍的四品幕僚,有了施展才华的舞台,自此声望渐起。以至于1849年民族英雄林则徐路过长沙时,指名要见左宗棠,长谈中,他关于治理国家尤其是西北军政的见解,令林则徐大为赞赏。临别时,林则徐将自己在新疆整理的资料和绘制的地图全部交给左宗棠,嘱托道:“西定新疆,舍君莫属”,并多次向朝廷推荐左宗棠。逆境人生的转折点,正向他走来。1852年,在长沙行将被太平军攻破的危急时刻,左宗棠受邀出任湖南巡抚张亮基幕僚,因谋略超群,“功绩”显著,逐渐引起朝野重视。 做为民族利益的捍卫者,左宗棠发出了那个时代的强音。左宗棠生活的时代,大清早已不清,更遑论强大,康乾盛世的回光返照消退已久,腐朽没落大势已定,内忧外患日益加剧,清王朝已无可挽回地陷入风雨飘摇的境地。在这危急存亡之时,即便是统治阶级内部,也有少数御侮自强的爱国志士,左宗棠正是其中的最坚定者和功绩最大者。说其是最坚定者,是因为他在维护民族利益上有大无畏的气概。如1870年曾国藩在处理“天津教案”时滥杀无辜,向洋人屈膝讨好,却换来列强的步步进逼,左宗棠不惜与曾国藩失和,怕案而起,大声疾呼,赢得时人的敬重和赞誉。再如1885年6月,也就是左宗棠病逝前的两个多月,李鸿章在清军取得一系列重大胜利的情况下,与法国签订丧权辱国的《中法会订越南条约》。左宗棠领衔反对,痛斥道:“对中国而言,十个法国将军,也比不上一个李鸿章坏事……李鸿章误尽苍生,将落个千古骂名!”因此遭到李鸿章的疯狂报复。说其是功绩最大者,是因为他率军收复了160多万平方公里的领土,有力维护了祖国统一。1865年1月,中亚浩罕国军官阿古柏悍然入侵新疆,在英、俄两国支持下,五年间侵占了天山南北广大地区,并建立国号,自封为王。俄国在利用阿古柏实现其侵略扩张阴谋的同时,又于1871年7月武装强占了伊犁,新疆有不保之危,中国有分裂之虞。李鸿章等认为“新疆乃化外之地,茫茫沙漠,赤地千里……徒然收数千里旷地,增加千百万开支,实在得不偿失。”做出“新疆不复,与肢体之元气无伤”的结论,并建议将“停撤之饷,即匀作海防之饷”。左宗棠铁骨铮铮,力表异议,认为新疆“实为聚宝之盆”,敏锐地指出“若新疆不固,则蒙部不安,匪特陕、甘、山西各边时虞侵轶,防不胜防,即直北关山,亦将无晏眠之日”,更为严重的是西北“自撤藩篱,则我退寸而寇进尺”,必然会滋长列强的侵略野心,力主用战争维护边陲安宁和国家统一,最终赢得朝廷支持。1875年5月,64岁高龄的左宗棠,带着林则徐赠予的图纸,出任钦差大臣,督办新疆军务,经多方筹措,克服“兵疲、饷绌、粮乏、运艰”的困难后,指挥多路清军攻灭阿古柏,1878年1月收复了除伊犁外的全部新疆领土。他上疏朝廷,建议先用外交手段解决伊犁问题,若不达目的再诉诸武力。1880年初,为了支持曾纪泽的谈判,年迈多病的左宗棠在哈密设立抗俄司令部,抬棺赴任,表明誓死收复失地的决心,终于使伊犁回到祖国怀抱。英国人包罗杰在《阿古柏伯克传》中说:“中国收复新疆,毫无疑义,是一件近50年中在亚洲发生过的最值得注意的事件,同时这是一个多世纪以前乾隆出兵这个地区以来,一支由中国人领导的中国军队所曾取得的最光辉的成就。” 做为近代西部开发的先行者,左宗棠永远值得我们崇敬。从1866年出任陕甘总督镇压回民起义到1881年收复新疆离职回京的15年时间里,左宗棠因地制宜地实施了一系列治理和开发西北的政策。他整饬吏治,惩贪任廉,崇实黜华,遣返难民,安辑流亡,减轻百姓负担,医治长年战乱留下的创伤。在经济环境方面,他“厘定赋税,整理盐务、茶务、厘金”,改革金融,扭转了西北币制的混乱局面,鼓励发展边境贸易。在农业方面,他禁种鸦片,推广桑棉,无偿发放生产资料,对开荒屯垦实行政策倾斜,疏浚河渠,开沟凿井,大力发展农畜牧业。据史料不完全统计,左宗棠在西北期间共修建水坝7道,凿水井1800多眼,修建各种水渠1833里,在哈密,这些水渠被美称为“左公渠”,不仅使西北农田水利基础设施得到改善,而且解决了多地百姓的吃水问题。在工业方面,他兴办洋务,引进机器生产。1868年在西安设立机器局,1872年底在兰州设立制造局,1880年在兰州创办了我国第一家民用织呢工厂,年产毛织品上万匹,技术工艺可与西方媲美,揭开了西北地区近代化的序幕。在社会事业上,他力主在新疆置行省,设郡县,开办义学,广印书籍,振兴文教,对多座遭受战火破坏的城市进行整修改建,对年久失修的驿站道路进行修理,尤其值得称颂的是他非常注重植树绿化,仅从陕西长武到会宁600多里间,西征大军就种活26万多株。后人称颂的“左公柳”,自泾州以西至玉门,“夹道种柳,连绵数千里,绿如帷幄”。尽管左宗棠西部开发的目的是维护清廷统治,但作为林则徐思想的继承者和实践者,他的苦心经营与着力开发,使大西北经济社会得到了恢复和发展,其功绩远非同时代的洋务巨擎可比。 王震将军曾说:“左宗棠在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历史情况下,立排投降派的非议,毅然率部西征,收复新疆,符合中华民族的长远利益,是爱国主义的表现。办洋务的人也有所不同,有些是爱国的……左公在福建办船政局,在甘肃办织呢厂,在新疆的屯田,客观上还是有利于国计民生的。” 也可以说,做为一个时代的缩影,左宗棠的闪光点,集中体现了一个爱国者改变逆境人生的坚毅和智慧,捍卫民族利益的决心与功绩,造福平民百姓的责任和才能,无论何时,都值得我们继承与发扬。今年是左公诞辰200周年,聊以此文,表达我的钦敬与怀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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