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标题 | 父亲 |
| 正文 | 听外公生前讲，65年，父亲从平江黄金矿调到岳阳麻纺厂之前，发生了一次矿难，死了不少人，当时从矿井里抬出二十多具“尸体”，其中一具是我父亲。这二十多具“尸体”，零乱地堆放在山岗上，月黑，风高，砖头瓦砾中，三两只蛐蛐瞿瞿地叫着，声音深沉略带些沙哑。 山岗上，父亲慢慢的苏醒，远处，几盏昏暗的矿灯在风中摇曳，父亲重新站了起来，深一脚、浅一脚，踉跄着、蹒跚着回家。 父亲这段传奇的历史，不堪回首，很少有人提及。 从平江黄金矿，一同过来的一共有五家，父亲到麻纺厂后，被分配在机修车间，是班小组组长；后来在发电组还干过几年，八二年，抽调到设备科当科员，以工代干，应该属于正儿八经的干部。 1965年，麻纺厂刚刚组建，父亲被厂子安排到杭州学习。十月份左右，母亲生我的时候，她一个人走了十多里路，到人民医院，医生说羊水没破，还得等会，老娘悠哉、游哉在医院门前的小摊上，吃了碗面条，从南正街溜达回来，进了妇产科，十分顺利地产下一男婴，生我的时候，既没有红光满地，也没有冒香气。不过，我到底是十月份的哪一天出生，老娘早已记不得了，更不要说什么时辰，历史上有好多名人，生卒年月日记载也不是太全，我也就认命。 父亲、母亲最后形成共识：阳历十月二十日，作为我的生日。我曾去过名川大山，拜访过许多得道高僧，求神问卜，因为生辰八字不准，也就不了了之。2002年春节，在君山湘妃祠，堂主看我的面相，说我再过十年，大米五块钱一斤，也能吃得起。《2012》不是世界末日吗？我窃笑。 生日之谜困惑了我四十多年，直到2008年，北京奥运会前夕，在与我桂林的表哥，一次无意的谈话中，才知道我大舅记事的一个小本上，应该有我们全家人的生日记录，表嫂子翻箱倒柜后，才找到一本老掉牙的日记本，第一页毛主席语录：为人民服务。五个红色的二号字，属于楷体；第四页才是我的生日：阳历十月二十一，阴历九月二十七，赫然在列。 小时候，岳阳的三伏天奇热，为了解暑、降温，正午，父亲总是将阳台蓄满水，水虽然只有两寸深，但偌大一个阳台，需要拎十五、六桶水，到下午四点钟，那水，被太阳灼热了一下午，有点烫脚丫子，必须将水全部放净，重新蓄水，每天的体力活，自然落实到父亲的身上，我们兄妹三人，小胳膊、小腿，只能帮父亲偶尔拎上一桶、半桶的； 到傍晚，因为有蚊子，家家户户，不敢开灯，把所有的纱窗和纱窗门，一律关严，开始每天必须完成的一项工作，就是拍打蚊子，啪啪之声，此起彼伏，不绝于耳，要不然，晚上肯定要遭殃；即使这样，蚊子不可能消灭干净，总有三、五只漏网份子，活跃在屋子里，叫人不得安生，每天晚上，父亲要起来四回、五回，开灯打蚊子，不把该死的蚊子打得血肉横飞，不能消停。蚊子，也分三、六、九等，有的蚊子，笨手笨脚，没等上来咬你，就围绕着你嗡嗡叫唤，过早地暴露目标，只有挨打的份；有的，蹑手蹑脚，偷摸飞过来，在你背后咬上一口，吃饱了，喝足了，心满意足，沾沾自喜，停歇在白墙或者床沿上，狠狠一巴掌，拍下去，可算是报仇雪恨；有的，大大狡猾，吸吮完，找个安全的地方猫起来，神不知，鬼不觉，第二天，照样穿堂入室。 父亲，不光要为我们驱赶蚊子，还要给我们挠痒痒，在蚊子咬过的地方，涂风油精或者万金油；最不好玩的活，就是扇扇子，蒲扇，成圆形，不是太大，刚开始睡的时候，一般是由我和哥哥俩轮流给父亲扇，查一百个数，等到后来，困得不行，胳膊肘儿都抬不起来，也就查忘了，父亲一个人开始静静地给我们扇，具体扇多少下，不得而知，我们早已到安阳卖凉席去了。 现在条件好了，我为人父，十七个年头，从来没有为自己的孩子干过这种体力活。东北的夏天，晚上睡觉，凉爽，不用开空调，还得盖被子。 76年，为了庆祝“四人帮”被粉碎，父亲去渔场，买了八条大白鲢，每条应该有十多斤重，八毛钱一斤，准备担到外公家过年，四个舅舅，计划每家分一条，晚上，行李担到火车站，发现扁担过长，不利于上车，父亲到火车站附近，找到一个姓童的同事家，借了付短一些的扁担，在街上，不小心掉到马葫芦里，摔得够呛，半天才起来，等他拿来扁担，我看见他时不时地扶着后腰，隐隐作痛，后来，火车进站，由于父亲担行李费劲；加上自家行李包裹过大；上下的旅客又多，秩序不好；车厢门半开着；种种情况，造成我们全家没能上车，眼看着火车离去，只好等到第二天一大早，才坐上下一趟列车，到外公家的时候，已经是大年三十的那天下午，全家人年饭实际上是在火车上吃的盒饭。 父亲、母亲还有外公、外婆，四个人的生日，都是阴历三月份的，相差不几天，四个人的生日，经常放在同一天过。79年三月，父亲四十，外公正好七十，照以前的惯例，也就都在岳阳一起过，请了好多人来家里，一共是六桌人，三桌摆在我家，另外三桌放在隔壁邻居家。外公还特意在我家所有的饭碗底部，刻上了“四十岁纪念”的字样。 八十年代，父亲作为技术骨干，经常被厂里派出去，支援外地苎麻纺织厂，近的仙桃、石首、监利，远的湛江、石家庄，父亲三、五月就得出趟差，短则十天，多则两月。 父亲上调到设备科的那两年，还算风光。他们科的科长就住在我家楼下，科长平日里艰苦朴素惯了，一身灰色的中山装，四个兜，上衣兜兜常年挂两只英雄牌钢笔，没成想，后来抄他们家的时候，光韶峰电视机就翻出来四台，金银首饰若干，据说，他们家吃鸡，都是在半夜三更，鸡骨头碴儿和着煤灰，用黑色垃圾袋装。 八七年，我表哥在中南工业大学读大三，父亲不知道从哪得到消息，表哥连吃饭的钱都没有了，那天，父亲早早就出了门，坐火车到长沙，到学校时已近中午，正赶上饭口，学生三五成群，人头攒动，没有手机，没有卫星定位仪，要想在成千上万的学生军中找到表哥，实在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父亲好不容易打听到表哥的宿舍，可等了一个小时，表哥并没有回宿舍，原来表哥吃完饭后，而是直接去了图书馆查资料，父亲只好一路打听到图书馆，好在中午的时候，书馆里的人并不多，找到表哥，短暂地交待后，父亲给表哥留下了一个多月的生活费，父亲返程回岳阳，到家时已是下午六点，进屋就吃，母亲特意还给父亲卧了两个荷包蛋，要知道父亲肚子里一天没有进水米了。 九十年代初期，麻袋逐步被塑料编织产品所取代，麻纺厂彻底倒闭，原有职工全部买断下岗，现在沦为丽珠陶瓷批发市场，但市里交通车喊站的时候，还是在喊老字号。 九二年，楼上兔兔家三岁的孩子，因为他奶奶喂了颗果冻，果冻卡在喉咙里，情况非常危急，孩子的奶奶吓得腿都软了，周边没有几个男同志，父亲抱着孩子就往厂医务室跑，虽然只有三百多米，还是没能把孩子救活，为此，父亲内心不安了好长时间。好在后来兔兔家又生了第二胎，也是个男孩，长得特帅，父亲心里才好过多了。 九三年六月，媳妇怀孕不到四个月，父亲和母亲就来东北，做好了看孙子的准备，照父亲的说法：万事俱备，只欠东风。孩子出生后，父亲天天逗孩子玩，不管听得懂，还是听不懂，父亲总是在重复“橡皮麻雀洗澡”的老故事；孩子三、四岁，出门，父亲总是把他孙子骑在脖子上，那时候父亲一点都不老，腿脚也利索，单位分大米，二百斤的麻袋，扛在肩膀上，根本不费劲。跟我岳父在一起喝酒，还可以单独叫板。 九五年夏天，父亲和母亲领孩子坐火车回湖南，两张卧铺票不挨在一起，孩子事多，母亲一个人照顾不了，父亲也就过来相帮，一路上，白瞎了一张卧铺；车到北京，小姨子接的站，说话的工夫，孩子淘气，跑得无影无踪，母亲的腿当时就吓软了，这么大的北京，上哪找去？还是父亲表现比较镇静，三找两找，便把孩子逮了回来，到底是出过远门，见过世面的人。 在岳阳，丢孩子的事，后来又发生过一次。那次是中午的时候，父亲眯午觉，孩子自己偷偷开门，跑出去，父亲发动了所有亲属满世界找了三个小时，最后在隔壁膦肥厂，才找到正在掏沙子洞的孩子。 人们常说：知子莫如父，其实，对我家孩子了解最多的还是我的父亲，他的爷爷。 我上班的地方远，孩子上幼儿园、读小学，父亲和母亲总是到点，结伴去接孩子放学，领着过马路，冬天路面滑，我有些担心。 孩子接回来，孩子在院子里，围绕着楼区跑，父亲跟在后面追，生怕孩子摔跟头。久而久之，院子里的人，不知道父亲姓什名谁，但记住了这个在楼区追孙子的南方人。 父亲到东北来，人生地不熟，口音又重，还不愿意学普通话与人交流，邻居中，没有几个能跟他扯到一起去；楼下玩一毛、两毛的麻将，父亲也不太搭拢；倒是八号楼，一姓吴的老头，山东人，七十多岁，跟父亲混得乱熟，两人在一起，有说有笑，不管对方能不能听得懂，并不影响沟通。吴大爷现在差不多九十岁了，还到处打听父亲的消息。 2004年，母亲在哈尔滨看冰灯的时候，摔断了胳膊。祸不单行，没隔一月，父亲前列腺有些毛病，小便不痛快，我领他去医院化验，结果出来时，我们两去大夫那咨询，大夫问我跟父亲什么关系，我实话告诉大夫，大夫让父亲先出去，父亲极不情愿，大夫神经兮兮地告诉我：父亲有可能得的是癌，需要进一步化验观察，多则半年，少则二月。听到消息，我六神无主，倒是父亲看得比较开，他说：莫听他卵叫，该死的卵朝天，不该死的万万年。 春节过后，我们全家五口，坐火车回家。回到家后的第三天，我和媳妇领父亲去长沙湘雅医院复查，上午做的检查，下午结果还没有出来，母亲又和我哥赶到了长沙，取完结果，问医生，医生说前列腺有点炎症而已，心里一块石头总算落地。晚上，长沙我本家大哥，接我们去吃饭，高兴之余，我第一次喝了一斤多白酒，醉得一塌糊涂。饭桌上，父亲说，有时间一定要来大庆打官司，找那庸医算账。 05年，父亲还是不太顺，得了脑血栓，住了二次院，北京知名人士，爻了一卦，又着实吓了我们一大跳，06年1月份寒假，赶紧收拾行李，我们又一次回岳阳，这是我参加工作以来，第一次连续二年回家。 父亲，明显老了，站在那里，像一小截倾斜的土墙……和他说话，他总是点头呵呵地傻笑；说不上两句话，口水不停，身边时刻准备着一块干毛巾；香烟抽不到一半，剩下的一半已经湿得不象样子，再也无法点燃，只能是抽一节，扔一节；走道腿抬不起来，脚蹭着地，发出嚓嚓的声音；坐下去，嘭的一声，屁股直接接触到椅子上，缺少一个缓冲的过程；站起来时，要反复酝酿二、三次，才能一骨碌站起来，费好大劲。看电视，从不换台，要么干脆不起床，说是被窝里暖和。全家人去饭店吃饭，他默默叨叨，说是给饭店送钱搞么子。 过完年的一天，楼下小孩子鞭炮燎燃了对面二楼，大毛头家阳台的鸟笼，笼子里一只八哥，扑腾着翅膀乱飞，父亲正在厨房洗脸，第一个发现了险情，啊啊地直喊，我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看父亲的手势，我才明白原来是一场不大不小的火灾，我二话没说，趿了双拖鞋，下楼，绕过楼区，一路狂奔，到对面人家，来不及解释，冲进阳台，在跟前找了一桶子水，泼出去，这才把火扑灭，大过年的避免了一场火灾的发生。扑灭完火，我才想起来，人家水桶里满满一下子竹笋片都叫我扬了出去。 在家的日子里，我陪父亲出去走，厂子里的人老远都扭着脖子，冲我们俩看，父亲总是跟人家介绍“我们家的老二，从东北回来了”。人家也就跟我说“回来看老爹来了，一定要陪老爹多住一些日子”。我每次哼哈答应，在家住了二十多天。 春节的时候，岳阳的车票特别不好买，要走的前一个星期，我在网上好不容易申购了三张到哈尔滨的车票，但必须去武汉取，那天，我是半夜十点多出的门，一直到第二天下午一点多才返回岳阳，回来的时候，直接去我妹妹家吃饭，她家住城陵矾，刚到楼头，看见父亲一个人正向街口走去，我赶紧走过去叫住他，大声问他要去哪？他咧着嘴笑，说是在等我，怕我找不着妹妹家。我鼻子一酸，泪水模糊了眼睛。心里想：你自己搞陀不清，自己都要走丢了，却还挂念着我，我扭过脸，不让父亲看见我的泪水，乐呵呵地让他带我上楼。 父亲上了年纪，特别愿意回老家宁乡，最近四年，应该回去过五、六次，住的时间也长，一般都得两个月，去的时候，一般由我哥送过去，回来的时候，打个电话，由我妹妹接回来。在老家，父亲的大哥、三哥还健在，大伯父今年八十岁，三伯父也应该七十五左右，父亲一般吃住在梅叔（六叔，喊梅叔是小时候就搞惯了的）家，梅叔有一个儿子，跟他父亲住在一起，没分家，三个姑娘嫁出去，二个在乡政府上班，一个在中学教书，经常性回娘家来看望父亲。大伯父七老八十，比父亲的身体要好得多，带领父亲每日里在田间地垄走动，呼吸新鲜空气，要不到儿时伙伴家喝茶、聊天，一坐就是两、三个小时。有一年，他们哥们还步行七十多里山路，到了湘乡，我五叔家，就父亲的行军速度，可以想象到他们哥俩的壮举，不亚于二万五千里长征。 从05年，父亲从东北回去，再也没有机会来这，虽然他主观愿望，一直想来，但力不从心，不敢出远门。 脑血栓的药，父亲在家坚持早、晚都吃，每天早晨还知道出去吃一碗米粉，米粉1。5元，他固定在一家，从来不肯光顾其他家，得得嗦嗦地坐下，得得嗦嗦地去取一些配菜，得得嗦嗦地倒点酱油醋，悉悉唆唆地吃，米粉用筷子不是太好夹，断了半节的米粉散落在桌子周围，最后，得得嗦嗦地站起来回家，回家后抽上颗半节子烟，劝他莫抽烟，他不听，还振振有词，说没有几年抽了。抽完烟，没有事做，睡回笼觉，到上午十一点，迷迷糊糊并没有睡着。 父亲的精神状态，比前两年强多了。去年父亲七十岁，办了三十多桌，乡里的亲戚也来了不少，我因为离家太远，不能回家，媳妇邮了些钱，我在网上，通过视频，用我特有的方式，为父亲清唱了《生日之歌》，然后把我能想到的关于父亲的所有歌曲唱了个遍，这是我四十多年在父亲面前，头一次声情并茂地唱歌。特别是唱到阎维文的《老父亲》时，我分明听到父亲在千里之外，爽朗的笑声。生日过后，我跟父亲谈心：七十岁满了，咱们是不是也象国家一样制定一个未来的五年计划，目标用不着太远大，量力而行。父亲听明白了，说：那是当然，现在国家政策好，每年给老百姓涨工资，干嘛不多活几年。 是的，人逢盛世，谁不想多活些年呀。 再一次想起云亮的诗： 想给父亲做一回父亲 父亲老了 站在对面 像一小截地基倾陷的 土墙 国庆节我从单位赶回老家 父亲混在村头的孩子中间 固执地等我 父亲对我的态度越来越像个孩子 不过比我小时乖多了 我和父亲说话 父亲总是一个劲地点头 一时领会不出我的意思 便咧开嘴朝我傻笑 我和父亲一同回家 胡同口的人都扭脖子冲着我俩看 有一刻 我突然想给父亲做一回父亲 给他买最好的玩具 天天做好饭好菜叫他吃 供他上学，一直念到国外 如果有人欺负他 我才不管三七二十一 非撸起袖子 狠狠地揍狗日的一顿 后记：头些天，跟父亲在网上通过视频聊天，父亲的中心意思有三点，一是他自己身体蛮好，不用我挂念；二是你自己前面的头发越来越少，莫操那么多心了；三是孩子高一，要注意搞好伙食，给孩子加强营养，耽误了孩子，可要拿我是问。 |
| 随便看 |
|
四季谷提供散文、诗歌、杂文、随笔、日记、小小说等优秀文学作品，并提供汉语、英语等词典在线查询，是专业的文学及文字学习免费平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