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 | 回望朝霞:三.春节1970 |
正文 | 回望朝霞 那年在省里开会,两人一室。和我同室的,是位长者。本是同行,彼此认识,知道他姓李,但不熟。我年轻,故以“李老”呼之。 晚上没事时,总有两位与会者来找李老闲话。他们和李老年龄相仿,似乎曾在一处工作过,且极投合,后来才分开的。那次开会,久别重逢,当然聚谈:说别后,漫叙旧。我本想去找我的同会朋友,但听得三老叙旧,就不想离室了。他们诉说的多少往事,我不曾闻见,很觉新鲜。又是多年过去,我仍记得三老叙旧的片段。 三. 春节 1970 1969年初冬,苏各庄驻有五人工作队,我在其中。那时人们都知道,吃工资而又当工作队的,十有七八是“问题人”。我这“臭老九”来农村,不过换了个被监督改造之地,仍是异类。曾是公社干部的工作队长老魏有一天吩咐我:“你能写会画,去把大批判专栏搞出来吧。”我就因为画了“黑画”才挨斗受辱、不人不鬼到如今,现在又让我写画,不禁心惊肉跳。老魏看出了我的心思,道:“你不就那么点事儿吗?别老前怕狼后怕虎、给自己上纲上线的。干吧,有我呢!”这话又让我感受到了“同志”式的温暖。然而从前我也被“同志”温暖过,但“文革”伊始,“同志”就立即翻脸。面对象要咬死我的愤怒嘴眼,我这理想主义者惊慌了,但更多的是迷茫:天地怎么竟如此翻复?雾中之影是山还是幻?我分不清雨和霰,认不出方与圆。“毛笔抄写稿子,我行。”我怯怯地问:“谁写稿呢?”“叫村里上过学的小青年写。你写个开头话,我看看就行了。”小青年们倒争相写稿:既不干农活,又拿满工分。无奈稿子少,我正发愁,忽然村里来了一群j市“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 我去帮忙安置这二十多名知青,心想,今后不愁写稿的少了。知青们听说我家也在j市,就很亲切。我这大青年也喜欢这些小老乡,帮他们收拾屋子,教他们拉风箱烧柴灶做饭、暖炕、挑水。但多余的话,我不讲。他们有事愿意找我,但我的处境如此,好些事,我不敢、也做不了主。慢慢地,知青们看出了门道,我与他们之间也就乡情淡薄了,只有小卢例外。小卢叫卢孟范。有一回在田里积肥放歇时,小卢在棉袄外的腰间sha着一条围巾,拿了铁铣凑过来,和我并肩坐在地上。他拉家常似地先说了他在j市的住处,又问了我家的地址。“我认识你。你是画家。”他忽然小声说,“我看过那年油画联展上你的画。”我吓了一跳:他要干什么?!“我特爱画,是学校美术小组的。插队后我还画了些速写······”我稍许放心,但仍警觉着。听他的意思,或许是想让我看看他的画。我敢吗?画儿,一碰就有揭痂流血之痛。想到自身的境遇之痛,我无语,只是默默地吸烟,一口接一口,让痛苦随烟吐出,凭风散去。不知这风里又有多少痛苦,从哪里来,散向何方,对谁诉说,但我分明听见了那凄苦的低语。苦则苦矣,苦而不可吐,骆驼反刍似地一再慢慢咀嚼,细品苦之味再咽下,尤苦。我望着冻云压地的远天,不知何处是尽头。 大批判专栏出了两期,已近1970年春节了,但严寒依旧。我回家过春节时,已是蜡尽之夜。未婚妻已离我而去,唯母亲把风雪夜归的我迎进屋来,拂去我身上的雪花,攥着我的手,问我在“文革”中的情况。我以“受了点冲击,没事。”慰之。母亲放心了,眼里含着泪花说:“以后咱可再也不画画了。”我坚信,如果需要,拼死也要为儿子辩白的,只有母亲。我守着母亲,绝不走亲访友,力避与邻闲话,学会了在家说话也低声。我须尽量缩微自己,最好如树上的螳螂茧,隔断里外,不见紫陌红尘,不闻冷雨凄风。这天,母亲不在,我正在家里闷坐,卢孟范来了,拿着一合点心、一卷纸。不好,我知道他的来意。悔不该当初把住址告诉他。这小鬼头,插队不久就打听了我的底细。“老师,过年好?”小卢一进门就说,“给您拜年了。”我慌乱道:“别,别,我绝不是老师······不是······”“在村里我就想请教您。知道那叫您为难。不瞒您说,原来我一心想考中央美院,现在考不成了,就当业余爱好吧。我没事就爱画。在村里干活回来也画,一画就什么都忘了。您说,一个‘修理地球的’,这是走火入邪了吧?”他话锋一转,“我拿来几张画,画得不好,麻烦您,千万给指教指教。”我本不想看,更不敢“指教”,但他打开了画卷,递到我眼前。素描和水粉写生外,居然还有几幅自创的插图。我不由得一一翻看,虽有缺欠,但这个知青对形色的感受、造型能力和创作力却出我意料。他考美院绝无问题。这小青年极具艺术天分,又对艺术痴迷如此,可爱可敬。小卢,似乎也让我看见了我那久违的世界:远芳连天碧,山竹滴翠青。海浪与林涛交响,蛇电共霹雳奏鸣。色彩咏叹,生命问天。这世界让我惊喜,于是我凑近小卢,想对他的画深细评点,同时一发宏论。然而 ,乍爆的一声天雷惊醒了我:别忘了你的处境!我倾刻瘫软,一面“墙”倏地立在他我之间:小卢以后会“反戈一击”我么?口蜜腹剑、过河拆桥、落井下石等法术,我还没领教够吗?这年头,母亲之外我还能相信谁?见小卢期望地看着我,我只道:“画得很好。”“您看,哪里不好呢?教我的美术老师回原籍了。好容易遇见您这专家,您就是我的老师了。我知道您的困难,但我不是机会主义。在学校我是‘逍遥派’:别人造反我画画。现在,您要是不教我,叫我请教谁去?”虽然怜惜他,但为自保,我现在必须吐真情,以断其近我之念了。“我本来是搞技术的,业余画画。谁知画出了问题——黑画。陶醉于海市,迷途于真实。我把颜色扔了,纸、布、画框、画笔都烧了,发誓以后绝不画画!绝不近画!绝不谈画,绝不涉画!免得害人又害己,遗患无穷!”我忽而自觉失态,就说,“原谅我,小卢。我没资格教你。原谅我。” 小卢失望地走了。然而我极不平静:很想疏远他,又想亲近他;既感摆脱之快,又觉负人之疚。不教就不教吧,说那些激愤又危险的疯话,就不怕伤了他?为自保而伤他人,在“文革”的逆境中不是个例。现在,我也身在“例”中了。日久见人心么?无需日久。攸关之时,立见人心。我自罪,自恨,继而自悲:我在小卢的身上,看见了另一个我,一个理想主义者背面的我。 春节后,我一回去即被调到别村。后来,“文革”祸灭,“播乱返正”,我以清白之身恢复了工作。又听说知青都选调进城了,但不知小卢的去向。我找苏各庄支书打听小卢,不果。回j市探母时我找小卢,却忘了地址。和平区再大,我也要找他。恢复高考了,我要为他考美院尽力,也为我的负罪感减压。试找过多次,都无下文,我只好死了这条心,背着罪疚的十字架,默默忏悔。卢孟范,你在哪里?你还想学画么?还要考美院吗?现在我能教你了!我敢教你了!原谅1970年春节我对你的冷漠,能原谅我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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