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 | 恩师无悔一腔血,寸草难报三春晖 |
正文 | 恩师无悔一腔血寸草难报三春晖 张坤敏 今年的清明格外的沉重,我的恩师在二〇一一年三月四日去世,我想写一篇纪念他的文章,却不知从哪里写起。 我只知道他姓崔,名济民,河北饶阳人,年轻时曾用“向红”笔名发表过杂文,并因此坐牛棚,被发配在安国县(今安国市)偏远的崔章中学任教,至于他是哪所大学毕业,学的什么专业,他没有提起过,我也没有问过。 我可以说是他的关门弟子,因为他自从教了我们这一届,就没有再教过课,而是升任伍仁桥中学校长,后又调到安国中学任政教处主任,最后退休在南王买中学党委书记兼工会主席的岗位上。 一 我成为他的学生是在一九八四年,他教我们语文课。我是他班上年龄最小的学生,也是最调皮的学生。 记得那时学校要求我们七点到校上早自习,而我和另外一个从青海转来借读的王同学则每次都是七点多到。我的老师站在教室门口,看到我们终于出现了,便露出了微笑,伸出胳膊露出手腕上的表,让我们自己看几点了。那时,我们的脸皮好像很厚,竟不以为意地朝他做个鬼脸,然后大摇大摆地走进教室。过不了五分钟,我和王同学就又从教室出来,直奔操场北侧的厕所。其实,也不是上什么厕所,而是因为河北广播电台的“每周一歌”时间要到了。王同学有个袖珍收音机。有一次,他试图拦住我们,那个很高傲的王同学便不屑地乜斜了崔老师一眼,扔出一句“女生上厕所也管呀?!”,然后毫不犹豫地冲出去,我也像跟屁虫似地尾随着。 我的人生观的巨大转变,源于一次崔老师的作文课。他给我们讲了当代保尔张海迪的故事,海迪那句发自肺腑的呼唤“给我一份工作吧,我不要工资!”震撼了我的心灵。一个残疾人对实现人生价值的渴望,映射出我这个身体健全人灵魂的卑琐。我积极行动起来了,主动承担班内工作,学习也日渐刻苦,立志考取大学法律系,将来当一名为民伸张正义的法官。 一九八五年“五四”青年节前夕,我写了一封长信给当时已升任校长的崔老师,建议学校开个纪念“五四”运动六十六周年的联欢会,崔老师把信拿到教师会讨论并通过。这一年的青年节,是我一生中最难忘的,在全校联欢会上,我作为学生代表,发表了《历史赋予我们的……》演说,崔老师在我的演讲稿上批了一行让我一生都难忘的话:“这是八十年代的希望之光,尘埃中的明珠!”。 但这种春风中的行进没过多久,青春的烦恼便不期而至。一个男生要求看我的演讲稿,并在演讲稿旁边写了与我不同的意见。由于这个男生在写旁批时遮遮掩掩、躲躲藏藏,被另一个男生误以为写情书并开了句玩笑,于是两人发生了争执,最后竟动了手。打架的事轰然传播开来,越传越离谱——两个男生为争夺一个女朋友打架。我百口莫辩,走到哪里都被同学们指点。我找到校长室便泪如雨下。 崔老师听完事情经过,利用下午自习课召开了全体高中生会议,澄清了事实真相,批评了造谣中伤的恶劣行为,整学风,树正气。我感激涕零,八十年代有句流行语“理解万岁”,我觉得崔老师亲比父母。 一九八五年六月,我把自己的心路历程写成《给老师画像》寄给《中学生》杂志社,参加该社与《中国教育报》文艺部联合举办的“我的老师”征文活动。九月十日,在中国法定的第一个“教师节”,我的文章发表并荣获联合征文一等奖,给我的恩师献上了一份他最喜爱的贺礼。 二 一九八六年,崔老师调到安国中学任政教处主任,我也在他的帮助下转学到安国中学文科班。由普通中学转到重点中学,我的学习成绩在班上是最差的,但我无疑是班上学习最刻苦的。八七年高考,我的思想压力过大,从考前一个多月我的食欲就很差,考前两天到考试结束,我五天之内未能进食,发挥失常,自觉考取本科法律无望,填报志愿时,在专科段随便填了个河北大学法律专业,中专段填上了并不可能被录取的河北劳改警察学校(我身高不够),希图落榜后复读一年,朝自己的理想再冲刺。 高考成绩公布了,我的成绩454分,省属专科线456分,地区属专科线439分,中专线399分,我的高考作文《让虎添翼》被省教科所选中,作为优秀作文刊登在8月6日《河北日报》上。 崔老师冒着酷暑,从安国县城骑自行车三十多里来到我家,问我报了那些志愿,当他听说我报了个不可能被录取的中专时,很焦虑:“今年你五天没吃饭,明年也可能十天吃不下饭,有上大学的机会就争取!”。 我的父母连自己名字都不会写,对报高考志愿提不出建设性意见。崔老师问我在专科段填没填服从调剂,我说填上了,但第二志愿录取希望非常渺茫。于是,他又冒着酷暑,拿着我发表过的文章等材料,骑自行车返回县城,再坐车一路颠簸到保定市招办,咨询有没有希望破格录取。 一九八七年八月底,我接到保定师范专科学校的录取通知书。老师劝我说:“你有文学天赋,从事教师工作正好有时间和精力搞写作,鲁迅、叶圣陶都是边教书边写作的,思想工作对社会的推动力更大。”我也知道鲁迅弃医从文的故事,于是坦然接受了当教师的事实。两年后,我被分配在安国最偏远的南郭村中学任教。 三 一九九〇年十二月的一天,崔老师骑自行车三十多里来到我的单位,这次,他给我带来个好消息,他自豪地告诉我一件事:他和作家魏巍有联系了,他们之间已通了几封信了。老师叮嘱我多创作些文学作品,他寄给魏巍斧正后发表。 原来,十月的一天黄昏,崔老师从安国回家,在南楼底村南的路上,看到一个十七八岁的小姑娘吃力地提着一个兜子在赶路。看天色已晚,一个小姑娘在这荒郊野外行路,正直善良的崔老师便主动上前问小姑娘去哪里,需不需要帮助。小姑娘说是要去枣营村。崔老师想,从南楼底村到枣营村至少还有十五六里路。于是,他告诉小姑娘,自己是安国中学的教师,家在茂山卫村,让小姑娘消除顾虑。这样,崔老师便把小姑娘送到枣营的家。他并没有留下姓名。 几天后,小姑娘的哥哥找到茂山卫村,寻找一个在安国中学工作的教师,村民便自然想到了他。原来这小姑娘是作家魏巍家的保姆,巧遇崔老师,回北京后告诉魏巍路上的事,魏巍很感动,便让小姑娘的哥哥打听好心人的具体名姓。 又过了些天,崔老师便收到著名作家魏巍的亲笔信,于是两人很投缘地书信交往起来。崔老师把这当作我能在文坛上崭露头角的绝佳时机,五十多岁的他冒着严寒,骑自行车三十多里到我单位,鼓励我课余时间搞创作。 我最终还是辜负了恩师的希望,因为我结了婚,生了子,随之家务缠身,随之丈夫下岗,又随之债台高筑——我的婆母患老年抑郁症两年,在北京治愈后,没超过半年时间,又罹患癌症三年;继而公爹又患脑中风瘫痪在床五年。巨额的医疗费、养家糊口等完全仰仗我一个人微薄的工资,再加上大姑姐在我伺候老人方面鸡蛋里挑骨头,搬弄是非,家庭矛盾重重……内外交困,使我的精神几近崩溃。我在苦难的深渊里挣扎,看不到希望和出路。同时,我所在的南郭村中学由于地处偏远,师资力量薄弱,学生流失严重,综合评估位居全县末位。尽管我兢兢业业十三年,也只在二〇〇二年获得了一次政府颁发的“中考教学质量综合评优一等奖”。 我在绝境中挣扎,我的老师看在眼里,急在心上。十三年期间,他曾无数次拿着我早年发表的作品到县文联、县教师进修学校、县实验中学等单位游说,虽然都以无力回天而告终,但我的老师从来没有放弃铺平我前路的努力。二〇〇二年,他终于让南王买中学的王校长了解了我,并在王校长的帮助下,把我调到南王买中学高中部。我终于逃难似地来到老师身边,这时,我的老师已在这所学校退休五年。 四 崔老师退休前在南王买中学担任党委书记兼工会主席职务,退休后他并没有离开学校,依然居住在教工宿舍楼里。 南王买中学教工宿舍楼和教学楼之间只是隔了一道一人高的铁栅栏,自教工宿舍区直接就可以看到教学区发生的一切:学生们嬉闹蹦跳、活泼可爱的身影,教师们端庄典雅、潇洒从容的风姿,上级领导检查督导教学工作来来往往的车辆…… 二〇一〇年九月,崔老师的孙女考入安国中学,因为她很不习惯学校紧张的住宿生活,刚入学时经常吃不饱饭,儿子、儿媳工作忙,脱不开身,所以师母打算住进在安国市区买的房子,这样孙女就能够走读,早饭、晚饭能吃好点。没想到,无论大家怎样做工作,一向疼爱孙女的崔老师就是不肯去。他不去,师母就得留下来照顾他,因为他已经得过两次严重的脑血栓了,现在只能勉强拄着拐杖走动。 要不是老师的突然离世,我们根本没人理解到他的校园情结。他过世后,我悲伤之余,静下心来思考老师所有反常行为的原因—— 每天,我的老师都会从教工宿舍楼里拄着拐杖走出来,步履蹒跚地走到铁栅栏边,神情怡然地望着教学区,站着累了,就在栅栏附着的矮墙墩上坐一会儿;然后再吃力地走到操场边,在甬路上远远地看学生们上体育课;有时又走到食堂附近看学生们打饭、洗漱……目前学校里的学生,很少有人知道这个拄拐杖的老人是谁,他们不明白为什么老人总微笑着目送他们来来去去……学校里的一砖一瓦,一草一木,我的老师都看着那样亲切,割舍不下。 我的老师最后一次拄着拐杖到我住的教工楼来,是问我南王买高中撤并的事是不是真的,我很欣喜地告诉他是真的:县长、教育局长亲自来学校宣布的,三年内分三批把这儿的教师调进市区,这儿不再招生;这是农村城市化进程带来的必然结果,教师们大多数在安国市区买了房,许多农民也在市区买了房,这所拥有五十多年历史的乡村高中招生也面临种种问题……我虽然没在市区买房,但也因为有机会离开偏远乡村到经济文化发达的市区而喜不自禁。 现在想起这些我是多么心痛,痛极了我便用手拧自己的嘴巴。我是多么得愚蠢透顶,自以为很懂中国社会发展趋势,在恩师面前高谈阔论什么政治、经济、文化,方方面面,林林总总,大谈特谈撤并南王买高中的合理性,说了那么多让老师失魂落魄的话,我作为他付出心血最多的关门弟子,竟丝毫没有理解老师上楼来印证此事时他心中的那份惆怅、悲凉、感伤…… 当年,我的老师调到这所学校任党委书记兼工会主席时,这儿只有四个高中班。他和张振坤校长带领师生努力打拼,使校风校纪焕然一新,教学质量综合评估在三年内迅速进入保定市普通中学前五名;他协助继任的王海英校长奋斗九年,使王中走向辉煌,招生达到千人以上,综合评估进入保定普通中学前三名;退休后,他继续为学校招生倾尽心力,他从茂山卫村招来的学生马亮考入清华大学,使南王买中学在焦建军任校长时达到鼎盛。 现在,曾经携手并肩的张校长去世,叱咤风云的王校长调进教育局,声名远扬的焦校长成了安国中学掌舵人。而我的老师,在人生的深秋里,偏逢了学校撤并的沉重。孤独、落寞、沧桑、悲怆自然充斥于他的内心;而我,不但丝毫没有注意到他的感受,反而言辞凿凿,句句化作钢刀,刀刀刺痛老师流血的心。 五 学校的搬迁对我的恩师是一个打击,我即将离开他的视线对他也是一个深重的遗憾。我突然想起我父亲在我找对象时说过的一句话:“就选咱村这个吧,你从婆家去学堂,过来过去我能看见你……”。父亲为女儿找婆家的条件很简单,简单得让人流泪。要撤并南王买高中了,我恩师的心愿却没能说出——也许是他看到我那样喜笑颜开不忍心打搅我欢乐的心情吧,也许是他真正希望我远走高飞做一番事业吧。 在恩师去世后的第七天,我和他的子女一起去上坟。在去坟场的路上,他的大儿子对我说:“今年正月下雪后,我爸举动就很异常,他整理了自己的证书和喜爱的书,有好几次问我哪个窗户是你家的,我告诉他后,他经常去厨房,朝你住的那边望,我们怕他摔倒,不让他去,他还为这事和我们闹气……” 我顿时泪流满面。从他家厨房望我家,距离就近那么一点点,就为了这一点点的距离,双目昏花、体态龙钟的恩师,竟然冒了这么大的风险!雨雪阻住了他出门的脚步,在他出事前的几天,他到底在想什么?到底有多少心里话想对我说呢?我是他从教三十多年数以万计的弟子中离他最近的一个,当我不能承受生活之重时,曾无数次向他倾诉,他是我忠实的听众兼导师;而我,却没留一点点关心给恩师,没给过恩师一次诉说的机会。 因为恩师的腿脚不灵便,而我家的楼层又高,地板砖光滑得很,恩师的家人是不允许他上我家的。偶尔他拄着拐杖上得楼来,我往往又要去办公室备课,去教室上课。即便是周末,我能抽出时间去看他,我也只问问他身体状况如何,吃哪些药。闲谈不过五分钟,我便与师母及他的子女聊天,恩师只是坐在一旁默默地听,高兴了,他就笑笑;不高兴了,他就起身回自己的卧室。粗心的我从来没有注意,我的哪些话会惹得恩师不愉快。甚至有时,恩师与师母发生了小的矛盾,师母向我诉说她的辛苦委屈,我也就顺着师母的意思去给恩师做工作,向他一再声明:有师母的照顾,他是多么地幸运;气病了师母,后果是多么不堪设想。恩师也从来不会在我向他侃侃而谈时辩解什么。现在想起来,我才觉出,我是多么地自以为是,我自始至终忽略了恩师的心理诉求。 八年了,我来到恩师身边。我匆匆地穿梭在教工楼和教学楼之间,我的恩师,拄着拐杖,微笑着看着我匆匆地来去。有很多次,远远看到恩师拄着拐杖的身影,我没有迎着上前去问好,而是绕道避开恩师的视线。因为每次看到他,我内心的愧疚便油然而生,恩师赏识我的文学天分,而我二十年来,却似江淹失锦,一文不发。 “等我所有的烦心事都过去,我一定静下心来写点东西,让我的恩师看到一颗他托起的新星……”,这份我心底重复千百次的承诺,再也无法兑现了。我的恩师在我不知道的情况下,摔倒了,住院了;在我没有丝毫心理准备的情况下,去世了……他突然撒手尘寰,而他心中的这颗希望之星,依然没能升起…… 当我赶到他在安国县城的家,跪在他的灵床前,任我怎样摇晃他,呼唤他,他再也不回答我了。 六 我的恩师培养了许多杰出人才,他们遍及大江南北,渉身各行各业;而他倾注了无限心血、时刻放心不下的、最没出息的我,唯一能做到的,是为他守了三天灵。 从他安国的家到火葬场再到墓地,我失声失态地痛哭了几十里路:诉不尽的哀伤,诉不尽的愧疚……我再也没有机会倾泻在他面前了! 我的恩师迷了路,在不该走的路上走得太快了;我的恩师用这种出我想象的方式,堵住了我报答他的路,也永远堵住了我的心,使我每想到他为我付出的一切,便泪流不止…… 在恩师殡葬的三天里,已升为教育局局长的原南王买中学王校长,从百忙中抽出时间来看望师母及其子女;已调任安国中学校长的焦校长,从安中调派后勤人员帮助料理丧事;有许许多多知道恩师病故消息的教育界同仁、学生及其子女,从四面八方赶来吊唁,他们以各自的方式,奉上自己的尊敬和哀思。 我的恩师生前寂寞,身后却并不冷清,不知这些能否告慰他远逝的灵魂? 二〇一一年四月五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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