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标题 | 不谈国是 |
| 正文 | 清末民初，正是江山易主、政局动荡、统治者神经高度脆弱敏感时期，最怕听到民间的心声，哪怕听到有人大声咳嗽或疯子的胡言乱语，统治者就心惊肉跳、风声鹤唳草木皆兵。于是便加强特务统治，钳民之口。动不动就以“诽谤朝廷，煽动叛乱”罪逮捕入狱或斩首示众。为了不招惹是非，像酒楼茶肆等公共场所，都贴有“莫谈国事”的店家提示。这是商家怕受连累的无奈之举。（在反映那一时代的话剧、影视剧中还能看到这种“温馨提示”） 我从今天起，主动不谈国是。是害怕再次入狱吗？（前两次坐牢分别是在“三反”和“文革”中）那倒不是，我的神经并不衰弱，也不缺钙。再说，伟光正的党和“执政为民”的“人民政府”，也不至于再犯处死林昭后再向家属讨要五分钱的子弹费那样的毛式荒唐错误，不会滥捕滥杀。所以我的不谈国是并非出于自身安全的考虑。而是我感到再谈下去已毫无意义，就像大白天亮路灯——白费电。 数算起来中国的“国是”问题确实不少，诸如有宪法无宪政、社会不公、环境污染严重、资源浪费惊人，尤其是土地资源浪费严重（比如我市沿交通线两侧，就有许多空壳厂房；还有一家企业其设备和厂房闲置三分之二，又圈地二百多亩盖新厂房，居然未经审核就批准了）；还有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官员腐败，这已是党内党外的共识，而且是屡治屡腐，杀了大贪官，又冒出来更大的，前腐后继。为什么会这样？根子在哪里？此无他，一切 的一切，根源在用人机制。请看我从《生死博弈》（张启元著作）中摘录的几段话： “官员选官，想当官的就要找官员。因为上级官员对选拔下级官员有垄断权和自由裁量权。要在官阶上不停地往前爬，就只有挖空心思地往上跑。由于官职也是稀缺资源，完全是卖方市场，又具有垄断性，上级官员在柜台内交易都供不应求，就不可能有剩余的职位送给天天埋头苦干、见不着面的傻帽了。而只会给那些乐此不疲、求官若渴的人了。不是有这样的说法吗，叫‘重用了吹牛拍马的，信任了指鹿为马的，苦煞了当牛做马的。’” “官员任用上的公平与否是社会公平的源头，用不公平的方法选出来的官员，必然是没有是非观念的恶棍，而靠一批恶棍来把握社会上的公平，那只能是幻想。” “什么样的组织，需要什么样的成员。一个利欲熏心的团队，其成员也必然是良心泯灭、心狠手辣、不择手段；有良心的成员在这里是没有立足之地的。” 说得好！腐败的根子就在“官选官”！ 官选官，自然要选听话的、放心的、顺眼的、谄媚的、给钱的以及上级打招呼的。而想当官的自然有媚官、跑官、要官、买官。这样上下级官员就形成了人身依附和利益链；就有了以人画线、拉帮结派、明争暗斗甚至生死博弈（这样的新闻几乎时时发生）。当官的唯一要务，就是讨上级欢心，哪还管百姓死活？——我又不是你们选的，我干不好，你们又奈我何？ 那民选官的情形就大不一样了。官员们的乌纱帽在选民手中，他们要接受选民的考察和监督，够格，就给戴上；出格，就给摘下来。民选的官员才真正是人民的公仆；人民才真正是官员的衣食父母。民选的官员只对选民负责而不对上级官员依附。他们的职责就是依法行政，做好本职工作，而不是看上级的眼色行事。就能杜绝跑官、要官、买官的腐败现象和百姓见官难、办事难的现象。官员们可以不理睬总统，但不敢对选民傲慢，更不敢随心所欲搞拍脑袋工程，因为重大决策必须经过议会批准；官员的个人决策不当，议会有权否决。官员的工作程序和过程除涉及国家机密和个人隐私外，必须在阳光下进行，公帑的收入、支出预、决算都必须对外公布，接受选民代表的监督和检查，使官员无从贪污……总之，民选官员的好处多多，最大的好处就是防止腐败和不公的产生。 既然民选官好处多而官选官腐败多，连我这个乡野村夫都明白应该坚决改革用人机制，那我们的当家人难道不明白这个道理吗？为什么坚持错误不思改革呢？无他，恋权不舍也。他们害怕一旦实行真正的民选而不是现行的由官员包办的所谓“民选”，很有可能被“差额”下去，那现有的一切特权和利益都将“落花流水春去也”。所以他们就像癞蛤蟆垫床腿——硬撑着，或者是癞蛤蟆趴在热鏊子上——快活一时是一时。但他们忘记了孙中山先生的遗训：“时代潮流，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 我再用《生死博弈》中的一段话送给那些痴迷于权力的人—— “权力真是个说不清楚的东西，它落在窃贼手里，是一把钥匙，用它打开别人的金库，疯狂攫取财宝；可以打开美女的闺房和心扉，尽情地淫乐；可以用它鱼肉众生，横扫政敌，爬在金銮殿上接受群臣的朝拜；可以用它打开醉生梦死的娱乐之门，享受人生的癫狂。当然，最后必然要给自己启开地狱之门。” 该说的都已经说了，再多说就没有意思了。所以我决定从此就不谈国是了。不过偶尔伤风感冒，打几个喷嚏，当局也不必心惊，那与国是无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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