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标题 | 项英之死之一 |
| 正文 | 关注和研究项英之死，是随浙江省作家协会组团访问皖南去泾县云岭看过新四军军部旧址之后的事——看遍整个旧址，发觉项英的铜像竟竖得那么的高大？而叶挺的铜像是那么的矮小？可是，介绍叶挺的图片和文字却又是那么的丰富，而介绍项英的图片和文字却偏偏那么的稀少？这旧址怎么啦？…… 回头便跑档案馆、图书馆，访老革命，找知情人，四处寻觅有关项英死因的资料—— 项英死在1941年3月14日大雨滂沱狂风怒吼的凌晨。 惊蛰过去的第七天，第一声春雷，就在赤坑山的主峰炸响。世界象落进黑色的墨海里，乌云，象黑色倒悬的山，向赤坑山的群峰压下来。就在这闪电照亮山林的一瞬，照亮了赤坑山主峰下的那个蜜蜂洞，也照亮了洞中三个睡着的人：洞的左首，盖着军毯的是项英，他的脸侧着，身子蜷缩着，枕边放着他正在重新修改中的自传，显然，沉重的雷声使他无法安眠，他不断地翻着身；项英的对面是他的副参谋长周子昆，他仰脸躺着，两条腿蜷竖着，把军毯支撑得很高；在洞口的右侧，周子昆的脚后，是他的警卫员小黄（黄诚）…… 又是一个闪电，一阵风啸雨吼，一直蹲在洞口的刘厚总（项英的随从副官）猛然抽出腰间的新驳壳枪，向着闪电显示过的目标，扣动了扳机“叭！叭！叭！叭！”鞭炮似的爆裂声，震动了这个只有六立方米的小小山洞，也震动了洞外赤坑山的座座群峰，然而这枪声又很快消融在无边的风啸雨吼中。这时的刘厚总，沉着冷静得惊人：他点着半支腊烛，目睹亲手制造的惨景，面不更色。 循着烛光，刘厚忠看到项英头部的血迹，看到枕边被血染红了的手稿——项英原是侧身而卧，现在却是脸朝洞顶，僵滞凝定的两眼瞪着，含着最后一瞬的惊诧，好像正向舍生救过他命的随从提出疑问：“厚总，这是怎么回事？” 刘厚总面对触目惊心的情境，不知出自何种动机，伸手掏出自己怀中的三十元法币（国币），半跪下去，轻轻贴在项英的仍然汩汩流血的太阳穴上，一面贴一张，另一面贴两张。然后，盗墓贼似地打开了项英和周子昆的军衣……他沉着极了，把法币、金条，一一塞进自己怀里，尔后又把手表、手枪也一并放入怀中，而且竟没有忘记项英和周子昆的自来水笔：刘厚总是深知金钱的真正价值的，那时候，营团干部每月的津贴是3元上下，常常还因经济困难而发不出呢。 刘厚总的劫掠活动，大约50分钟就全部完成了，收获极丰：赤金9两，法币元，金壳表1只，钢壳表1只，怀表1只，手枪3支，自来水笔1支，大烟土1块（这是周子昆治胃病当药的）…… 项英和身为副参谋长的周子昆又是为什么要一起睡在这么一个仅能容纳4个人6立方米小小的蜜蜂洞里？这位刘厚总究竟是何许人也？ 翻遍资料，有一种说法认为，把项英、周子昆安排到山上蜜蜂洞，是经过地方党的同志精心推荐后选定的：蜜蜂洞位处接近山顶的悬崖上，三面石壁环抱，地势险要。为“人迹罕到”之地，从对付国民党军队搜查清剿考虑是比较保险的。皖南事变——由9千名新四军指战员的忠诚、生命与鲜血谱写的一曲战歌和悲歌——发生后，国民党三战区顾祝同、三十二集团军上官云相和国民党地方政府严令在泾(县)旌(德)太(平)一带搜查清剿流散的新四军，缉捕项英。项英同副参谋长周子昆，带领作战科长李志高、侦察科长谢忠良和一批警卫人员转辗隐蔽在泾县南部山区，由螺丝坑到濂坑，再到赤坑山，逐渐聚集了新四军的失散人员四十多人，建立了党的临时总支部，并跟地方党组织也取得了联系。痛定思痛，项英对皖南事变中新四军的惨重损失深感内疚，一再表示突围出去后要向中央作检讨。?1941年2月底，在地方党的帮助下，项英、周子昆等在赤坑山暂时隐蔽，策划向江北突围。突围的路线经过侦察初步确定下来了，突围的各项准备工作也已大体就绪。项英隐蔽的蜜蜂洞，由于洞小，晚间只能横着住四个人。李志高、谢忠良、项英的警卫员以及其他人员则分散隐蔽在蜜蜂洞下面的各处。 ?又一种说法，则认为项英是在全军突围不得、面临崩溃的时候，不告而去，离队脱逃，才躲进这远离人世的蜜蜂洞的…… 刘厚总，1904年出生在湖南耒阳县汇头乡曾家冲的一个贫苦农民家庭。1926年，他在家乡参加农会，1927年，担任江头乡农会委员，打土豪斗地主，成为农民运动的骨干。大革命失败后的1928年，他参加农民赤卫队(后改为赤色游击队)，在火烧冲一带活动。那时国民党反革命势力猖獗，敌我双方的斗争极为尖锐残酷。国民党地方武装“挨户团”一抓住赤卫队员便杀。赤卫队用红色恐怖对付白色恐怖，曾于1928年一天夜里杀了刘姓、严姓、李姓、梁姓土豪劣绅。随后，国民党反动派集中了当地反动武装力量，“围剿”游击队，仅龙塘一地就有二百余农会会员被杀害。游击队里出了一个叛徒，当了国民党军队的排副，带领挨户团一夜之间杀了刘厚总的堂哥刘厚林、堂弟刘厚定、刘厚存等五人。刘厚总在血与火的斗争中，敢打敢拚，冲锋陷阵，在耒阳是出了名的，当时，当地群众就叫他“总老爷”，是“大杀星”下凡。刘厚总所在的游击队面对反革命的“围剿”，经历了极其艰苦的历程，有起有伏，最困难的时候只剩下七个人、两条枪，顺利的时候曾扩大到一百多人。无论人多人少，满脑子“山大王”思想的刘厚总什么事都个人说了算，为所欲为，甚至把抓到山上的一个地主的十四五岁的女儿“娶”为妻子。?1934年，经湘南特委批准，成立湘南赤色游击队，耒阳游击队编为第三大队，归耒阳县委领导，刘德总为大队长，刘厚总为大队政治委员。1934年冬，刘向明任大队政治委员，刘厚总任大队长。1935年，刘厚总参加耒阳县委，为县委委员。刘厚总对组织上先后派刘德总、刘向明来游击队担任领导心怀不满，认为是对他的不信任，他们也很难同他合作共事。 七七事变后，大敌当前，实行国共两党第二次合作。中共湘南特委书记王涛、特委委员兼耒阳县委书记谢竹峰同国民党政府耒阳县县长陈必闻谈判，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同时，成立中共耒(阳)安(仁)中心县委，谢竹峰任书记，刘厚总任组织部长。耒阳游击队先后在天门山、通水铺集中整顿，后经谢竹峰同刘厚总商议把部队开到刘的家乡江头刘祠，整训一个月左右,然后开赴皖南。在耒阳游击队开赴皖南集中之前，刘厚总曾留下一部分枪支，埋藏在家乡。耒阳游击队整训期间，群众来访送子参军的甚多。按当时的抗日统一战线政策，是不能随意接收的，但是耒阳游击队仍然接收了一部分，部队有了较大发展。此时的刘厚总对国共合作、共同抗日的新形势确实惶惶然不知所措。据现存耒阳县革命斗争史编写办公室的谢竹峰回忆稿本中说：“部队开到耒阳火车站，陈必闻不同意在城内大街走，改为沿城外公路到火车站。几十里外的群众，仍赶来欢送，场面极为热烈，大快人心。刘厚总问我，可不可以喊几句蒋委员长万岁的口号，我立即说不能喊，他就不喊了。当时我内心感到刘厚总这个人头脑实在太简单了。”谢竹峰回忆稿中还说，1938年刘厚总所在的游击队开赴皖南改编为新四军特务营后，5月下旬，随军部移驻土塘。刘厚总恶习未改，在土塘即犯有调戏妇女、侵犯群众利益、抓老百姓的鸡鸭烧吃等违反军纪的事发生。(待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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