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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四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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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孩对大人的印象往往是表面的,也许是社会阅历少的缘故。四爹在大城市工作,每年回来一两次,见得不多,加上他的穿着老是毕挺的中山服,银白色的,老觉得是位大干部,因而肃然起敬便是很自然的事。村里的人老是拿他说事,告诉自家小孩,好好学习,就象四爹一样。农村人对城市没什么概念,总以为城市就是比农村强几万倍,不用下苦,就有吃有喝。一直到了1987年时,四爹已退休回家,我也参加了教育工作,他每天来学校看报纸,说起学习的事,四爹才讲起他一生的经历。

四爹的家庭是地主,在我们县的东北片较为出名。家里有房有地,有骡子有马,在降帐还有商业--经营粮食生意。那时他还小,大概上小学,被他的大哥领到降帐上学,放学后,他还兼有照看铺面的任务。一天,他的小学同学的父亲来到这个小店铺,说“大哥,我准备把儿子送到西安去上学,让咱的小兄弟去做个伴。”那人是降帐街上的头面人物,产业很大,一条大街有一半是他的地盘,说话一言九鼎。大伯还嗫嚅着“我还要靠他看铺子呢。”那人不耐烦,说道“甭说了,就这么定了,又不让你花钱,我全包。”没过几天,送学生去西安,走时,两学生骑着两匹大马,那财主自己骑着一辆德国产的自行车,在后面跟着,一路浩浩荡荡,向东进发。到傍晚时,到了西安,四爹说,记得在一个水井旁,每人喝了一碗凉水,水很甜,是否是现在甜水井这个地方,也已不得而知。歇息的地方是“公顺和”,专门生产各种刃片,后来公私合营,但刃片在农村还流行,有很好的口碑。老板是扶风人,家里靠这位财主的照料,才免遭土匪的骚扰,两人有很深的交情。“公顺和”老板说让两个小孩先吃一点,晚上好好为他们接风。四爹说他们两各吃了一碗鸡蛋挂面,香极了。然后大人给每人一套新衣、新被,又卖了牙膏牙刷脸盆等洗漱用具。

过了几天,就这样上了省立一所小学。学习不很出力,结果那位同学的奶奶害怕饿着孙子,偷偷给了孙子一老碗大烟,那位便买掉,卖了一辆自行车,把车轴弄得很长很长,专门在街上挂女人。上了一年多,财主知道情况后,便对大伯说,他已不打算让儿子读书了,四爹的事他也管不了了。

小学上完,考上了省立二中。随着抗战的开始,学校向汉中撤退,乘船沿汉江向目的地进发。在动荡的生活里,他们完成了学业。这批学生本来是交给国民党的,但幸好在解放前,西安解放了,共产党自然接受了学校,学生们便顺理成章成了革命干部。四爹被分到干部培训学校当老师,给程度不高的工农干部提高文化知识。文革中干部下放劳动,他自告奋勇回到了凤翔,在一个生产队当起了队长。在农村中,他真真把自己当作一个干部,一个农民,每天早晨起得最早,打铃,招呼村民上工,参加生产劳动。一次,一个复退军人由于不满转业,说了些林副统帅的坏话,被人告到县上,结果被判了死刑。四爹感到量刑过重,就发动村民写签名状,最后判了有期徒刑,搭救了这个小伙的性命。他与村民关系处理得很好,老百姓有什么话,都愿意对他讲,他也主动帮老百姓办事。这样的生活持续了两年。当他要离开时,村民都恋恋不舍,恳求他留下来。

本来四爹是要回西安原单位的。在他的要求下,组织分配他到了凤翔师范,作了总务主任。我与四爹接触是在他退休以后,一次我们谈及我考大学的事,我满以为这位大学老学生会给我帮助,没有想到他告诉我说,他只是中学毕业,并不是大学生。而且长期在学校里搞行政工作。不久,组织上根据他的要求,让他到凤翔师范主管后勤,当起了总务主任。四爹当官就不像个官样,每天到学生食堂帮大师傅烧火、下面,收收饭卷,到学校各个角落,转转停停,总是闲不住。他同学生关系很好。从闲聊中了解学生对学校工作的意见。但是,四爹的英语基础很好,能看英文版的《莎士比亚全集》,连一般比较清高的学校老师都对他很佩服。由于有着很强的人脉关系,刚刚退休回到乡下,看望他的人很多。

一次,四爹对我谈起他经历的往事。他在凤翔师范时,一天一个同他岁数相仿的女人找他,经过交谈,是原来在西安上学时,教会学校的学生。由于两校相挨,有点印象。这位女同志考上大学,毕业后在西安的一个医院里工作。不料文革中,三十多岁独身的她,硬是被造反派强行与同院的一位男同事关在一起,就这样糊里糊涂的结了婚。不久,他们俩人被下放到了武功县原籍劳动改造。回乡后,女的做起了医生,男的参加劳动。由于从小长在城里,没有劳动经验和技能,加上天旱,收成不好,常常没有吃的粮食。女的靠医生的手艺,得到好心人家的接济,勉强度日。后来儿子大了,要订婚,需要彩礼,没有办法就找到四爹借钱。四爹借给她钱后,还到老师灶上买了十几个蒸馍,又买了几双袜子和一丈多黑市布,送给了这位女同学。后来,落实了政策,他们一家人回到了西安。这两口子还专门看望了四爹。

四爹为人和善,待师真诚。有一次,他在《光明日报》上,看到扬州师范学院学报的目录,有一篇评论郭沫若《李白和杜甫》的文章,作者的蒋逸雪,扬州师院的教授,恰好是他原来的语文老师。他欣喜若狂,又是写信索要期刊,又是跑了几里路去买挂面,用木箱装好,报到镇上的邮局寄东西。再以后蒋教授寄来了信和期刊,他反复拜读,还讲给人听。

四爹家庭成份肯定影响了他的升迁,但没有听他抱怨过。据说在西安读中学时,已临近解放,他劝家里把能给的地给穷人,被家里骂了一通。解放后,先教书,后搞后勤管理。而他的同学有的步入官场,有的成了教授,他没有丝毫羡慕,继续踏踏实实做自己的事。文革中,一位要好的同学在西北农学院做教授,公开对他说,你家成份大,咱俩就不要来往了。害怕四爹的家庭出身影响自己。四爹二话没说,就断了来往。

回来八年多,四爹因病住进了医院,时间不长,就该出院了,结果护士给吃错了药,下台阶时发昏,摔了一跤,断了一条腿,又在医院住了下来。出院时回家不太方便,又回到原单位,他和四妈住在一间的老房子,好在学校书籍多,杂志报纸多,闲着时,他靠着这些度过退休时光。

四爹有四个子女,大女儿考上了陕西师大,一辈子做了中学教师,二女儿嫁了农民,三女按政策接了班,在一家商店上班,唯一的儿子仍就是农民。倒是家庭成份影响了子女的前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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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时间:2024/12/26 3:03:5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