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标题 | 葛利高里曲折经历的借鉴 |
| 正文 | 葛利高里是《静静的顿河》中的主人公，是个具有复杂性格特征的人物。这个人物在思想深处对社会变革过程中应怎样认识社会发展趋势，对革命抱何种态度，怎样选择正确的人生的道路等重大问题存在模糊认识，行为上处于盲目状态，行动上处于矛盾之中，始终摇摆于革命阵营和反革命阵营之间，最后堕入可悲的境地。葛里高里的形象具有思想认识价值，在社会变革的转型期教育人们坚定立场，站稳脚跟，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形成葛利高里复杂性格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概括起来主要有以下几点。 一、哥萨克家庭出身，形成葛利高里对沙皇，祖国，哥萨克军人神圣天职坚定不可动摇的信念。哥萨克是俄国历史形成的特殊军事阶层。到十月革命时为止，哥萨克军事阶层制度已存在了约三、四百年时间。从哥萨克军事阶层形成的历史及其所起的作用来看，哥萨克是沙皇对内维持统治和对外扩张的工具。 葛利高里的祖父参加过一八七八年在巴尔干半岛发生的俄土战争，葛利高里的父亲是哥萨克下士，他从小受着哥萨克家庭环境的熏陶。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按沙皇政府对哥萨克地区的规定，男青年达到入伍年龄必须经过当地医务委员会体检合格才能宣誓入伍。入伍后接受常规的军事训练。 在思想意识上，沙皇政府培养哥萨克军人忠于沙皇，忠于祖国，无条件的服从长官的命令。长官在哥萨克军人的思想意识中既是首长又是父亲。特殊军事阶层制度把哥萨克地区适龄青年都培养成服从沙皇政府指令，勇敢无畏的强悍军人。 二、葛里高利家庭的经济状况，在哥萨克地区属于中产阶级。从他的祖父到他的父辈都过着较富足的生活。苏维埃政权在顿河地区成立初期提出均贫富，人人平等的政策，将富农的土地财产分给贫苦的老百姓，消灭剥削和等级制度。对此，葛利高里持反对态度。有一次，葛利高利与本村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阿列克塞耶维奇的谈话中就流露出了对苏维埃政权的不满，他认为：“苏维埃政权不和他的心意，这个政权除了使哥萨克破产以外什么都得不到”，他认为：“苏维埃政权是庄稼佬的政权，富裕的哥萨克不需要这样的政权。”对苏维埃政权提出的均贫富政策，葛里高利认为：“是叫富裕的哥萨克从饱胀的嘴里吐出一块来，分给没有饭的人吃，如果富裕的哥萨克不肯就范就干脆抢过来”。对苏维埃政权提出的人人平等的政策，葛利高利认为这是做不到的，他列举了红军中指挥员穿纹皮靴子而普通战士打绑腿的事例来说明不存在人人平等。葛利高里的思想观点是：“他不需要苏维埃政权和共产党，也不需要白军的将军们”。他的立场站在苏维埃政权和白军的中间，对上述两种截然对立的观点他都不肯承认，他要寻找自己的出路。 三、在社会变革中对各种政治派别之间的关系葛利高里存在模糊认识。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葛利高里立了战功被提升为少尉。有一次葛利高里与同团军官伊兹瓦林谈论资产阶级自治问题。伊兹瓦林是个资产阶级自治论者，他在葛利高里面前狂热地鼓吹资产阶级自治论调，在交谈中葛利高里弄不清哥萨克，布尔什维克和君主立宪之间的关系。伊兹瓦林耐心的讲解着他需要自己的政权，不需要布尔什维克，也不需要君主立宪的资产阶级自治理论。葛利高里只读过几年教会小学，文化水平很低。伊兹瓦林在讲解过程中，葛利高里虽然受了他一定的影响，但是没有完全赞同他的观点，有时他们之间还发生激烈的争论。但是葛利高里与头脑清晰，思维敏捷，又有一定理论水平的伊兹瓦林相比就显得捉襟见肘、力不从心。最终，葛利高里也没有搞清楚哥萨克、布尔什维克、君主立宪三者之间的关系。葛利高里就像在风雪中的草原上行走的人一样迷了路。 四、葛利高里亲身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在战场上他勇猛杀敌忠实的践行哥萨克军人的天职，但是对于为什么要参加战争，战争的目的、性质、他为之服务的沙皇政府是个怎样的政府等问题是模糊不清的。一个偶然的机会使他对沙皇政府和战争的认识产生了变化，在一次战斗中葛利高里左眼负伤住进了莫斯科眼科医院，住院期间他认识了乌克兰籍机枪手贾兰沙。贾兰沙每天向葛利高里灌输各种真理，他揭露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真正原因，嘲笑沙皇政府的专制政体。贾兰沙只用不长时间就把葛利高里思想意识中的固有基础全部瓦解，在贾兰沙的影响下，葛利高里开始觉醒了，对沙皇和将军们产生了反感。不长时间，沙皇皇室的一位皇族率领随员到医院参观，葛利高里看着他们心里咒骂：“就是他们为了自己的利益把我们赶到前线去送死，他们是我们脊背上咬得最凶的虱子。我们背井离乡在兵营里受折磨，他们却肥胖的出油，顶好把你们这些该死的东西也送到战场上去，叫你们骑着马扛着枪，叫虱子把你们埋起来，叫你们吃臭面包和生蛆的肉。”此时，葛利高里只是朦胧的意识到沙皇、将军们是骑在普通人头上作威作福的老爷，是压迫者，而没有从根本上认识到他们的反动性。这场战争的真正原因是沙皇等统治者为了自己的利益而挑起的非正义战争，使交战各国成千上万的士兵去送死。 五、率领叛乱的哥萨克抵抗红军的清剿，但是不了解与红军作战的目的。顿河地区的哥萨克发生武装叛乱以后，叛变起来的哥萨克有组织的抵抗红军的清剿。在与红军清剿队的战斗中，葛利高里逐渐成为叛军中的骨干分子，担任叛军师长。有一次葛利高里与他的参谋长考佩洛夫谈论指挥能力问题时谈到了对战争的认识。葛利高里凭借战功荣升师长职位，他时常引以为自豪并从来不怀疑自己的指挥能力，内心中充满必胜的信心。葛利高里承认自己文化水平低，但是指挥哥萨克抵抗红军的清剿是很成功的。葛利高里列举了红军指挥员布琼尼曾是旧军队中的下士出身；红军中的一位团长曾经是莫斯科一工厂的钳工，但是他们都把白军中著名的将军打得狼狈而逃。葛利高里想用以上事例证明：自己虽然出身微贱却有着不凡的指挥能力。但是考佩洛夫认为：军事学在打仗时并不是第一位重要的，它只是打胜仗的必备工具之一，重要的是参战的人要认清战争的目的，性质，只有清清楚楚地明白为什么而打仗，而且对自己的事业具有信心的人才会取得胜利。考佩洛夫一语点中了葛利高里的要害，因为在思想深处葛利高里确实不知道哥萨克与红军之间发生战争的目的、性质是什么。由于有这样的思想基础，对红军镇压哥萨克的叛乱问题，葛利高里的思想上存在着糊涂认识，他认为是布尔什维克使他们抛弃了土地走上了战场，因此布尔什维克成了他生活上的敌人。葛利高里对布尔什维克憎恨起来了，同时他觉得这样的心情也控制着周围的哥萨克，发生这样的战斗只能把责任推到布尔什维克身上，是布尔什维克破坏了他们的生活。葛利高里一想到哥萨克男子都上了前线，家中只有妇女们在地里干着繁重的工作，他的心就变硬变狠起来。在战斗中葛利高里觉得他的敌人——向他们进攻的外省农民也和他一样怀着对土地的热情进行战斗。正是有这样的思想认识，葛利高里对自己的行为无法评判对错，内心中常有无所适从的感觉。身为哥萨克叛军师长，率领着一支三千五百人的队伍，却不知道把他们往哪里领。有时在行军途中，葛利高里望着行进在路上的长纵队内心中在想：“我率领着他们去反对什么人呢？是反对人民？谁是对的呢？” 葛利高里正是由于对革命和战争等大是大非问题存在模糊认识，才导致他行为上的盲目性和矛盾性，内心中常为苦闷彷徨的情绪所困扰。 一、在战场上杀人行为的盲目性和矛盾性。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葛利高里随同他的团队开到波兰的罗甫诺城去。在第一次战斗中葛利高里用马刀劈死了一个奥地利兵。以后的战斗里葛利高里毫不留情地杀死敌人，他用马刀、长矛向敌人刺去，用机枪对着冲锋的敌人扫射，但是他从来没有想过战争的目的是什么？为什么在战场上与敌人拼命？葛利高里只觉得是在尽哥萨克军人的职责。他虽然勇猛杀敌，倒在他面前的敌人难以计数，但是对他的同伴乌留宾，一个在战场上杀人不眨眼的恶魔却有不同的看法。乌留宾认为：“你是哥萨克，你的职责就是不问青红皂白地砍下去。在打仗的时候杀死敌人是神圣的天职，你每杀死一个敌人上帝就会减除你的一件罪恶”。但在葛利高里看来，乌留宾的言论和行为是食人猛兽，对此，他又讲不清什么道理，只是认为乌留宾太残忍，内心中讨厌他的做法。后来的一次战斗中乌留宾抓住了一个俘虏，在去连部的路上乌留宾无缘无故的把俘虏杀死了。葛利高里对乌留宾的行为愤怒之极，差一点用步枪把乌留宾打死。 二、在对待俘虏的问题上，葛利高里的行为也是矛盾的。十月革命时期，顿河地区的哥萨克内部逐渐发生了分化。在共产党进步力量的影响下，一部分哥萨克走上了革命的道路，将枪口转向反革命白军。葛利高里也在这股革命浪潮的推动下参加了红军。在一次围剿反革命白军卡列金的帮凶柴尔涅曹夫的战斗中，红军捉住了四十名俘虏，其中包括柴尔涅曹夫本人。在对俘虏的处置问题上，有人主张将柴尔涅曹夫保出去。但是当时顿河地区的苏维埃人民委员会主席波得捷尔珂夫却下令处死所有俘虏，波得捷尔珂夫亲手用马刀砍死了柴尔涅曹夫。葛利高里含泪目睹了杀戮俘虏的整个过程，他对波得捷尔珂夫的过激行为感到愤怒，认为这是不能容忍的事件，他决定离开红军重新寻找自己的出路。同样是对待俘虏问题，顿河地区的哥萨克发生武装叛乱，葛利高里指挥叛军用袭击的方法击溃了红军的清剿队，俘获了红军清剿队指挥员李哈乔夫，其他叛军用极其残忍的手段杀害了他，对此葛利高里内心中没有一点不安和自责。在以后多次与红军清剿队的战斗中捉住了俘虏，葛利高里均命令处死。在处决俘虏的过程中葛利高里没表示丝毫的怜悯和同情，直到叛军指挥部用委婉的命令要求他停止杀害俘虏时，葛利高里才终止了这种行为。 三、对待个人出路问题上葛利高里内心矛盾、苦闷、彷徨。葛利高里与考佩洛夫争论以后，内心中常有一种奇怪的想法，尤其与白军师长菲次哈拉乌洛夫发生冲突以后，这种奇怪的心情更加强烈。葛利高里觉得像菲次哈拉乌洛夫将军一类人都非常瞧不起他，这伤害了他的自尊心。在以后的战斗中葛利高里失去了往日的战斗热情，他不再率领着哥萨克对着机枪火力冲锋。此时支配他思想的是另外一种心情，对眼前的战争他感到无聊。有时他模模糊糊地想：“在这种情况下是不能和红军讲和的”。但是过了不长时间他又有了相反的想法：“现在最好能和红军讲和，反过来去向士官生进攻”。葛利高里觉得脑袋里一片混乱，心里一片漆黑，好像在黑暗中看不到出路。他不愿再与红军打下去了，回想起以前与红军的战斗，尤其与考佩洛夫争论后，葛利高里又对红军有了新的了解：连中国人都赤手空拳地参加红军，他们只领一点步兵的薪水，在战斗中却要献出自己的生命。此时葛利高里内心中又萌生了参加红军的念头。 四、哥萨克的叛乱走向穷途末路。随着红军清剿叛乱的节节胜利，哥萨克开始了集体大逃亡。在逃亡的路上，葛利高里看到白军司令部和其他高级难民是怎样争先恐后地逃命，丝毫不顾普通哥萨克的死活，此时他体验到了这些上层分子对他们的冷酷无情。在撤退地点的码头附近，葛利高里与几个哥萨克商议出路问题，叶尔玛珂夫认为：“如果红军肯放过我们就去参加红军。咱们是顿河的哥萨克，咱们的工作就是大砍大杀，不管什么人，只要有人可砍就行了”。葛利高里虽然不完全赞同叶尔玛珂夫的观点，但是他的话确实说出了一部分哥萨克军人的心里话，哥萨克军人存在的目的就是大砍大杀，而不了解为什么要大砍大杀的又何止叶尔玛珂夫和葛利高里等人。此时葛利高里虽然没有表态，但是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他已经没有别的选择了。 葛利高里参加了红军以后，由于作战勇敢战功卓著，他受到上级首长的表彰，职位由原来的连长升到了副团长。尽管如此，在红军中葛利高里仍然不了解为谁而战。后来由于他在叛军中的历史问题被复原回家了。 五、堕入匪帮，失魂落魄。葛利高里回家后害怕被逮捕而走上了逃亡的道路，在逃亡的路上他无意中加入了佛明匪帮。此时他内心中仍然很矛盾，经过反复思考，他认为面前有三条路：第一，继续浪迹天涯过着无家可归的日子，最后悄悄愁死；第二，到苏维埃政府去自首；第三，跟着佛明匪帮干下去。他选择的结果认为这三条路没有一条正路。在匪帮中逗留一段时间后，葛利高里看到佛明匪帮在哥萨克群众中到处碰壁，他认定在匪帮中是没有出路了。匪帮中的成员越来越复杂，葛利高里心中的苦闷和愤恨也与日俱增，他恨自己与匪徒们搞到了一起。葛利高里暗自计划带着他的情人阿克西尼亚逃到南方去，那里谁也不认识他们，在那里默默无闻地度过余生。他离开匪帮以后，在继续逃亡的路上阿克西尼亚被子弹打死了，他的精神支柱轰然倒塌。这时葛利高里已是万念俱灰，他失去了从前的理智和勇气变得失魂落魄了。 六、在家庭婚姻生活方面葛利高里也走了一条曲折的道路。他成年以后暗恋上了邻居司契潘的妻子阿克西尼亚，时常与阿克西尼亚调情取笑。葛利高里的父亲也没能制止他的不轨行为。后来二人竟不顾家人的谴责和周围人的冷眼发展到了同居的地步。葛利高里与娜塔莉亚结婚以后共同生活了一段时间，由于葛利高里心中只有阿克西尼亚，对待结发妻子娜塔莉亚心猿意马勉强应付，不久竟与阿克西尼亚私奔到了地主李斯特尼茨基的庄园，双双在那里为地主作长工。在哥萨克叛乱的岁月里，葛利高里很少和娜塔莉亚生活在一起，却始终与阿克西尼亚保持着藕断丝连的关系。娜塔莉亚病故，哥萨克的叛乱崩溃，在集体逃亡期间葛利高里也没有与阿克西尼亚断绝联系。此外葛利高里在与红军作战期间的战斗休整阶段沾花惹草，与异性搞不正当关系。他的妻子责备他没有良心时，葛利高里却说：“良心，我是不会想到它了，在整个生活变成一片漆黑的时候还有什么良心可说。在战场上杀人却不知道为什么，心里难过，才想到了能够忘掉这些东西的方法。生活的道路不对头，也许我是造成这种情况的罪人”。葛利高里在个人情感上放任不羁，拿异性开心取乐，喝酒麻醉自己的神经，在他看来这是排遣心中郁闷情绪的唯一方法。 综上所述。葛利高里生活的年代是沙皇统治末期、俄国十月革命前后，由于新旧思想碰撞人们的思想观念也发生了急剧的变化，社会各阶层也相应地发生了分化，有的人随着时代的潮流加入了革命行列；有的人堕入反革命阵营；但是也有一部分人徘徊、摇摆于革命阵营和反革命阵营之间。这种人表面看来有自己的独立见解，不肯轻易地盲从别人的观点。其实从历史的角度和发展的眼光看待这一现象，这种人的思想认识上处于模糊不清状态，对社会历史的发展规律、趋势、缺乏正确的认识。 有史以来人类社会就不断地从低级向高级逐渐变化发展，虽然发展变化缓慢曲折，但却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将来即使到了共产主义，人类社会还要向更高的层次发展。现实生活中我们如何认识社会变革中发生的一系列问题，是每个人不容回避的课题。对客观事物不加分析，完全凭自己的主观臆断作为衡量客观事物的标准，政治上目光短浅，常被一些假象所迷惑，甚至拿现象当本质就会犯思想认识上的错误。一个人如果没有正确的思想作引导，必然会导致行为上的盲目性和矛盾性。 葛利高里生于哥萨克地区，哥萨克人崇尚自由，反对压迫，具有叛逆性格是哥萨克群体的共性。受几百年来流传下来的传统观念影响，葛利高里中产阶级家庭出身的阶级局限性，决定了他很难接受革命思想。尤其受贾兰沙学说和伊兹瓦林资产阶级自治理论的影响，在一些大是大非问题上产生了模糊认识，不了解自己所作所为的目的，行动上陷入盲目性和矛盾性，但是可悲的是葛利高里却自认为找到了一条不属于白军也不属于布尔什维克中间道路，他始终在这条路上苦苦挣扎、奋斗。有时他也为前途问题感到困惑、苦恼，但是却找不到一条正确的出路。葛利高里在自己选定的路上受到挫折，思想观念发生了动摇，然而他并没有从根本上认识到走这条路的错误，他只知道自己无论在白军或红军中都不被信任，这其中深层次的原因是他从红军中复原回家，在与同村人米海依尔和普罗霍尔的谈话中逐渐悟到的。葛利高里不得不承认：“我总是很羡慕像小李斯特尼次基（地主李斯特尼次基的儿子）和我们家的珂晒沃依（葛利高利的妹夫）这样的人，他们从一开头就什么都清清楚楚，但是我到如今还是什么都糊糊涂涂。他们两人都有自己的阳关大道、有自己的目的地，可是我从一九一七年起走的就是一条弯路，我像醉汉一样摇摇晃晃。从白军中间逃了出来，但是也没有靠拢红军。”葛利高此时的认识为时已晚。 葛利高里的悲剧不仅是他个人而是哥萨克群体中一部分人的悲剧，发生这一悲剧的原因，除了社会、历史等客观因素之外，主要是他们在思想认识上存在的偏差所使然。 葛利高里这一艺术形象给我们的借鉴意义是：每当社会发生重大变革或转型的关键时刻，应该认清社会历史的发展方向，政治上立场坚定，行为上才没有盲目性，只有这样才能顺应社会历史的发展潮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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