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标题 | “仓鼠”李斯及其“老鼠哲学” |
| 正文 | “仓鼠”李斯及其“老鼠哲学” 劳 燕 说起老鼠，人皆恶之，“老鼠过街，人人喊打”。 然而，从古至今，老鼠虽被人骂，被人恨，被人打，反而越来越多，在自然界中这厮繁殖能力、生存技能非常强，比如北极的一对“旅鼠”，一年可以繁衍到165万只，天下无敌，挡也挡不住，打也打不完。 在文学和诗赋中，老鼠作为负面形象和意象出现，《诗经》首开其例。“硕鼠硕鼠，无食我黍！三岁贯汝，莫我肯顾。逝将去汝，适彼乐土。乐土乐土，爰得我所。硕鼠硕鼠，无食我麦！三岁贯汝，莫我肯德。逝将去汝，适彼乐国。乐国乐国，爰得我直。硕鼠硕鼠，无食我苗！三岁贯汝，莫我肯劳。逝将去汝，适彼乐郊。乐郊乐郊，谁之永号？”（《诗经·国风·魏风·硕鼠》） 《硕鼠》是魏国的民歌，《硕鼠》三章，都以“硕鼠硕鼠”开端，“硕”，大、肥也，形象地刻划了君主的丑恶面目，让人联想到鼠之所以硕大，正是贪婪、腐败肥私所致。从此篇启始，后来的文学作品，大多沿袭《硕鼠》的传统，把老鼠作为揭露鞭挞的对象。《毛诗序》说：“硕鼠，刺重敛也。国人刺其君重敛，蚕食于民。不修其政，贪而畏人，若大鼠也。”朱熹《诗集传》：“民困于贪残之政，故托言大鼠害己而去之也。”这两种说法，均指出了此诗的主题：《诗经》中“硕鼠”是喻指贪得无厌的君王。 韩非子则把依托君主做坏事的奸臣比作“猛狗”与“社鼠”：“宋人有酤酒者，升概甚平，遇客甚谨，为酒甚美，县帜甚高，著然不售，酒酸。怪其故，问其所知闾长者杨倩。倩曰：‘汝狗猛耶？’曰：‘狗猛则酒何故而不售？’曰：‘人畏焉。或令孺子怀钱挈壶瓮而往酤，而狗迓而龁之，此酒所以酸而不售也。’夫国亦有狗。有道之士怀其术而欲以明万乘之主，大臣为猛狗，迎而龁之。此人主之所以蔽胁，而有道之士所以不用也。”“景公问于晏子曰：‘治国何患？’晏子对曰：‘患夫社鼠。’公曰：‘何谓也？’对曰：‘夫社，束木而涂之，鼠因往托焉。熏之则恐烧其木，灌之则恐败其涂，此鼠所以不可得杀者，以社故也。夫国亦有焉，人主左右是也。内则蔽善恶于君上，外则卖权重于百姓，不诛之则为乱，诛之则为人主所案据，腹而有之。此亦国之社鼠也。’”（《韩非子．外储说右上》） 这两段说得很明白，人畏猛狗，国亦有猛狗，就是那些“有道之士怀其术而欲以明万乘之主”的大臣。“大臣为猛狗，迎而龁之。此人主之所以蔽胁，而有道之士所以不用也。” 唐代柳宗元《永某氏之鼠》（三戒之三）：“永有某氏者，畏日，拘忌异甚。以为己生岁直子，鼠，子神也，因爱鼠，不畜猫犬，禁僮勿击鼠。仓廪庖厨，悉以恣鼠不问。由是鼠相告，皆来某氏，饱食而无祸。某氏室无完器，椸无完衣，饮食大率鼠之余也。昼累累与人兼行，夜则窃啮斗暴，其声万状，不可以寝，终不厌。数岁，某氏徙居他州。后人来居，鼠为态如故。其人曰：“是阴类恶物也，盗暴尤甚，且何以至是乎哉？”假五六猫，阖门，撤瓦灌穴，购僮罗捕之。杀鼠如丘，弃之隐处，臭（上自下死）数月乃已。呜呼！彼以其饱食无祸为可恒也哉！” 此篇记叙永某氏恣鼠不问，由是鼠皆相告来，至“终不厌”。自“数岁，某氏徙居他州”后人来居，杀鼠如丘。“呜呼！彼以其饱食无祸为可恒也哉”，说明（鼠之）饱食无祸非可恒。藉鼠之饱食无祸非可恒的故事，以讽喻社会上“窃时以肆暴”，即偷得机会便肆无忌惮的任意作乱的人。 北宋苏轼少年时尝作鼠赋：“苏子叹曰：‘异哉！是鼠之黠也。闭于橐中，橐坚而不可穴也。故不啮而啮，以声致人；不死而死，以形求脱也。吾闻有生，莫智于人。拢龙伐蛟，登龟狩麟，役万物而君之，卒见使于一鼠；堕此虫之计中，惊脱兔于处女，乌在其为智也。’” 苏东坡叹道：奇怪啊，这是老鼠聪明之处。关在袋子里，袋子坚固而不能咬破。因此并没有咬，却假装咬，用啃咬的声音迷惑人；没有死而假装死，以这个方法谋求脱身啊。我听说过天下动物，没有比人更有智慧的。因此驯服龙杀伐蛟，捕乌龟猎麒麟，可以趋役万物生灵而成为他们的主宰。我最终却被一只老鼠所支配，中了这小东西的计谋，为它从处女一样的静默中突然像逃跑的兔子一样逃脱而大吃一惊，作为人又有什么聪明的呢。 明陈汝元《金莲记．释愤》：“朝堂上嫁毒枭鸱，仕途中阴爻硕鼠。”《为袁氏祭袁石寓（袁可立子）宪副》：“关东之军丁朝衣败叶，暮餐寒沙，则督理粮储，永消硕鼠之奸。” 清黄遵宪《台湾行》：“取我脂膏供仇虏，眈眈无厌彼硕鼠。” 老鼠以盗窃、寄生的方式生存，历来为人批判、否定。也有羡慕老鼠这种盗窃、寄生方式的人，把老鼠的这种生存技能予以拓展、延伸，不是简单地以效老鼠的生存之技法，而是上升到理论层面，加以理性认识，并予以实践，这个人就是李斯。 《史记》记载，李斯有感于厕鼠和仓鼠悬殊的生存状态，决心做一只仓鼠。《史记．李斯列传》开卷有言：“李斯者，楚上蔡人也。年少时，为郡小吏，见吏舍厕中鼠食不洁，近人犬，数惊恐之。斯入仓，观仓中鼠，食积粟，居大庑之下，不见人犬之忧。于是李斯乃叹曰：‘人之贤不肖譬如鼠矣，在所处耳！’” 李斯少年时，家境贫寒，聪慧过人，好学不倦。成人后，因办事干练，被人举荐为看管粮仓的小吏。一次，他看到吏舍厕所中的老鼠，吃的是肮脏的粪便，即便埋汰如此，却还经常受到人和狗的侵扰。李斯来到粮仓，却看到另一番景象，这里的老鼠出入、居住在宽大的仓库房舍里，吃的是堆积如山的谷粟，且没有任何人打扰。于是幡然醒悟，叹曰：“人之贤不肖譬如鼠矣，在所处耳”。意思是说，一个人有无出息就像这老鼠，在于能不能给自己找到一个优越的环境。人的贤与不贤，决定于他所处的地方。李斯是故不以厕所吃粪之老鼠为然，认定做人臣当如“仓鼠”。 李斯由此悟到职场的真理：一个人有没有出息，如同老鼠，决定于自己所处的环境。环境不同，生活品质就不同，尊严卑屈的程度也不同。李斯似乎就此“悟道”，人一定要呆对地方，想做大事，就得师法仓鼠。 后来李斯拜荀子学习帝王术，学成之后要谋职，他又想起老鼠的启示——哪里是“粮仓”？哪里是“厕所”呢？经过分析研判，李斯发现他所处的楚国，就如同“厕所”，而其它韩、赵、魏、齐、燕五国，都积弱不振，难成大业，唯有秦国值得投效。于是，李斯认定秦国才是“仓库”，其它诸国只是“厕所”。李斯于是矢志不渝呆在秦国，宁屈身吕不韦门下，以求得接近秦始皇的机会，后李斯以七国争雄的形势的透析和闪烁着政治智慧的对策，得宠于秦始皇。 李斯后来也碰到过“职场危机”，有人警告秦王，从国外来秦国当官的人，多数只是为其母国设想，胳臂总是往外拐的，应该将诸如李斯之流驱逐出境。李斯于是上书给秦王说：“泰山不让土壤，故能成其大；河海不择细流，故能就其深”。李斯这篇书信，就是有名的《谏逐客书》，秦王读了《谏逐客书》，大受感动，取消逐客的决定，让李斯复职。李斯借吕不韦登上高位，又借助秦王搬倒吕不韦，得以参与秦王政权，一路高升，做到宰相，一人之下，万人之上，位极人臣，尊贵显赫，功成名就，此乃他一生权力的顶峰。 至此，李斯本该享誉后世，名垂青史，可是“老鼠哲学”使得李斯私欲膨胀，贪心不足。秦始皇死后，赵高政变，废嫡立相亲庶争权，李斯与赵高合谋，助二世为孽，最终为赵高所不容，公元前208年，李斯父子被秦二世以“叛国罪”腰斩于咸阳闹市。刑前，李斯忆起发迹前平淡安适的生活追悔不已，与其子抱头痛哭。“吾欲与若复牵黄犬，俱出上蔡东门逐狡兔，岂可得乎”。 李斯最后遭五刑腰斩市曹，夷灭三族，毋宁说是他信奉“老鼠哲学”的必然结局。一切回到起点：一个上蔡的小吏，一个厕所里吃粪的老鼠。 在“老鼠哲学”支持下，李斯可以意气风发，顺应了历史潮流建功立业，废除分封制，建立郡县制，统一度、量、衡，统一文字，制定法令，维护巩固秦的统一；也是在“老鼠哲学”支持下，李斯又与赵高合谋，助二世为孽，一失足成千古恨。司马迁对此有过一个总结：“不然，斯之功且与周、召列矣。”——要不是贪心不足死于非命，孔庙里怎么说也得有李斯的一席之地。 于厕吃粪、又瘦又小见人就逃的老鼠，原来是无所凭藉，又肥又大见人不避的粮仓老鼠，有所凭藉而已。有凭藉，就是有权势，有靠山，有本钱。所以，做人就要效法仓鼠。这就是著名的“李斯哲学”，李斯的效法仓鼠的哲学思想，史称“老鼠哲学”。 “老鼠哲学”，千百年来为许多人揣摩、研究，很多人效法李斯，信奉李斯的“老鼠哲学”，决心做“仓鼠”，尤其在官场，深谙此道的仓鼠史出无穷。不要以为“老鼠哲学”荒谬不经，不要以为李斯其人少见多怪，信奉“老鼠哲学”、一心要做仓鼠如李斯者大有人在，下一个“仓鼠李斯”所在都有，今人所谓“有权不用过期作废”，其实都是“老鼠哲学”的翻版。从李斯到今日的贪官，其实是一条又粗又长又黑的历史的官场贪腐链。然而，就思想史而言，李斯对于老鼠的“哲思”具有重要的认识论的意义，从社会学和政治史角度而言，李斯只是一只属于贪腐类的“仓鼠”，“老鼠哲学”就中国思想史认识论的发展而言有一定的学术意义，但它毕竟不是个好东西。 硕鼠、社鼠，无论处在厕所吃粪做“厕鼠”，还是跻身粮仓做“仓鼠”，其实都是势利贪腐、盗窃、寄生之属，这就是“仓鼠”的本质和本性。 做仓鼠，却是一切贪腐者不言的心照。老鼠哲学，是将老鼠的行为方式作理性升华，成为一种哲学思考，被引申为封建社会中官场一种养心术、权术，成为政治家审时度势、于官场中施展的权术，言论行为准则信条。 今日贪污腐败者，不可不鉴“仓鼠”李斯，今日反腐倡廉者，乃至思想理论界，不可不知“老鼠哲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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