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标题 | 万家岭的悲壮和怨歌（原创） |
| 正文 | 我小时候就知道万家岭，那是从老一辈嘴里听到的，他们说的时候总是有种神秘兮兮的样子，说中国军队在万家岭和上高消灭的日本鬼子比平型关多得多，这两仗日军死伤都是万人以上。当时我总不怎么相信，因为我小时候看的连环画、电影、小说都是写八路军、新四军抗日打鬼子的事，压根没那本书、那场电影，那本小说写国民党军队打鬼子。所以我一直认为那些说国民党军队在万家岭和上高消灭日本鬼子比平型关多得多的人都是别有用心，甚至有国民党潜伏的特务可能。不过，这些人中也有我的亲人，他们怎么也会是国民党潜伏的特务呢？ 我第一次详细知道万家岭战役的经过，并相信国民党的军队在万家岭确实是消灭了很多日本鬼子，则是在插队时候的事。那时我们大队有个在国民党军队担任过营长的郑拐子，左腿比右腿短半寸，平时总是柱根拐杖，走起路来一跛一拐的，即使这样还是戴了顶历史反革命分子帽子，坐了些年牢，放出来后又交到我们下放的农村接受贫下中农管制。我那时是响应党的号召，到农村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知青；虽说一是管制，一是教育，有着质的区别，但职业反正都是修理地球，应该同属破罐子破摔之列。郑拐子人高马大，左脸上有一块很大很深很可怕的疤痕。他又是个倔强的老头，对自己的反革命历史从不以为耻，还吹嘘他的抗日光荣史。由于他的顽固不化，大队曾组织批斗会批斗他，我们这些知青也被邀参加，跟着高呼口号。有次批斗会，要他下跪，他怎么也不干。还火冒三丈地说：“我不是反革命，是抗日英雄，在万家岭战役，老子亲手砍了三个日本官兵，用机枪端掉的鬼子少说也有十来个。当年你们这儿方圆几十公里，只不过驻扎了一个小队的日本鬼子，没听说谁敢带头跟鬼子干。我是从死人堆爬出来的，要死可以，下跪是不会的。”于是民兵队长领着几个人又去死劲按他的头，压他的腿，但效果不好，刚一按着他跪下，只要按的人稍一松劲，他又挣扎着一跛一拐地站立了起来，腰板挺得还更直。说实在的，文革期间我见过的批斗会无数，大多数被批斗者都能做到好汉不吃眼前亏，顺从地戴高帽子，下跪，如老头这样顽固的却极少见到。郑拐子如此顽固不化的确可狠，但另一方面却也引起了我们这些知青的好奇和同情。他说抗日时在万家岭杀了不少日本鬼子，如果是真，应该是抗日大英雄啊！要抗日英雄下跪是太过分了点。如他是抗日英雄，那么国民党的军队在抗日时也许真的是打过日本鬼子，这可是要改写历史的大事。我们这些知青从小受到的教育都是日、蒋、汪暗勾结对付我八路军、新四军；蒋介石的部队怎么会打日本鬼子呢，而且消灭的日本鬼子甚至比八路军、新四军还多？这郑拐子是不是无中生有，乱给国民党脸上贴金。但，他那不屈的性格又有我们共产党人“头可断，血可流，革命理想不可丢”的影子，这种人如在战场打日本鬼子的话，说不定真的会是一个勇敢的军人。唉，这个郑拐子怎么不是八路军，如是的话该多好，我们就可以缠着他讲抗日的故事给我们听，那才真叫过瘾！从那次批斗会后，我和几个玩得好的知青就国民党的军队是不是真打过日本鬼子的事经常争得面红耳紫，越争论越达成一致意见，国民党军队是真打过日本鬼子的。因为南昌的不少知青和我一样，小时候都听大人们提起过万家岭战役和上高会战的事，尽管郑拐子可能反动透顶，胡说八道，但不可能那么多南昌的老前辈都在胡说八道。那么郑拐子说在万家岭亲手打死过不少日本鬼子，估计万家岭战役的确是一场空前惨烈的大战！国民党军队表现也应该有可圈可点之处。那么，他们是怎样英勇击溃日本皇军的呢？这就成了我们心头解不开的疙瘩。于是我们几个知青合计，一定要想办法从历史反革命分子——郑拐子嘴里撬开万家岭战役的真实情况。 但过了许久，我们还是找不到机会！不是因为郑拐子被管制得太严，而是我们担心接近他，弄不好得一个私通反革命分子的罪，将来要想调回城，恐怕就彻底没戏了。就在我们几乎失去耐心时，机会终于来了。郑拐子的老伴是个医生，过去一直没有让她给人看病，后来不知什么原因恢复了她看病的权力。由于她医术高明，不少人病了都找她看病，再也不肯去找那个半桶子水——赤脚医生小陈。随着她治好的病人增多，大家对她也就尊重起来，阶级立场也就不那么坚定了，甚至来了个爱屋及乌，发展到放松了对郑拐子的管制。有次，我们有位姓熊的知青发高烧，我和另一知青姓徐的一起搀着他找郑拐子的老伴去看病。那是一个月明星稀的晚上，我和姓徐的知青搀扶着姓熊的知青在不停的狗吠声里来到郑拐子和他老伴住的破茅屋。一路上我都在盘算如何实现夙愿——了解万家岭战役的真实情况；但又一直在犯嘀咕：“这个老头应该属于我们的阶级敌人，我向他打听他的抗日光荣史的事如被大队知道了，是不是会给我扣上顶什么帽子呢？再就是如他阶级本性不改，把我们当他的敌人对待，不肯理我们又怎么办？”一路上这一矛盾心态都在折腾着我。 当我们搀扶着姓熊的知青走进郑拐子的茅屋时，得到了郑拐子两口子的热情接待。首先是他老伴关切地问我们来意，我们把姓熊的病情作了简单介绍，她一听，连忙招呼我们坐下，又是量体温，又是打针，忙了好一阵子。郑拐子在一旁也是忙前忙后的帮张罗。郑拐子的老伴姓余，原是南昌一个什么医院的医生，身高只有一米五多一点，白白净净、秀秀气气的脸上架副眼睛，典型的女知识分子模样，而郑拐子呢？身高近一米八，红黑脸堂，还留着半寸长胡须，确有那么种军人气魄。两人在一起文武太分明了。这个“高大的历史反革命分子”怎么和一个“纤弱矮小的女医生”结合呢？又成了我心里一个新谜。余医生给姓熊的知青打了针后，便招呼郑拐子到门口草堆翻些干稻草烧水给我们喝。这时，同我一起来的小徐却拦住郑拐子先我问起万家岭的事：“老郑，不用忙了，上次听你提起在万家岭杀日本鬼子的事，是真的吗？”郑拐子没有立即回答，而是径直来到门口，从草堆里翻出了几捆干稻草进来交给余医生后，才摇着手回答小徐的提问：“我在批斗会说的话是因为一时冲动，你们何必当真！我说话的意思并不是要别人把我当抗日英雄看，而是不要把我当反革命看，更不能让我做狗熊——给人下跪。我是参加了国民党的军队，那是响应抗日救国号召参的军，抗日战争还没有结束我就因腿伤离开了部队，并没有打过内战。倒霉的是，还是给我戴了顶历史反革命帽子，我心里窝火。”余医生接过他的茅草一边往灶里塞一边接嘴说，“要怪就怪你那张嘴，硬要宣传你的部队抗日怎么了不起，弄个一身腥！好就好在你受伤的腿，不是这腿，你这个营长命早就没有了。”郑拐子叹了口气，“不是伤了腿，我肯定还会在部队干，我呆的部队是国民党军队的王牌，我即使不在战场被战死，解放后也可能如她说得那样，被抓起来枪毙。抗日八年，我打了多少仗真难记清，我是多次从战场上拣到命的。但同我一起参军的那些人就没有我幸运了，大多数都战死疆场，对比他们，我能活到今天已经万幸，本来我没有什么奢望，只求平安度过一生。但……唉！”小徐担心他不愿说下去，又接着问，“我们听不少人讲起过万家岭战役，那场战役真的是消灭了上万日本鬼子吗？”郑拐子浩然长叹一声，摸着他半寸长的胡子说：“算了吧！你们知道了又到处去说，对你们不好的！”小徐紧忙答道，“不要紧，我们只是想了解战役的真实情况，是不会乱说的！”老头望了望老伴，余医生正被稻草薰得直淌流泪。郑拐子见状，连忙上前用火钳帮她拨空了一下堵住的灰，再使劲吹了一下，稻草忽哧一下又熊熊烧了起来，在红红火焰照耀下，他脸上那道可怕的疤痕发出了耀眼的反光。余医生站起身来，擦了擦眼泪，咳嗽着说：“那场战役，他两处受伤，脸上挨了一刀，肩上挨了一枪，我整整护理了他几个月，你们看看他的伤口。”我紧忙问：“你怎么护理起他呢？”郑拐子说：“她当时在部队当军医呀，不是她精心护理，我的命早丢了！”“原来他们是在那时建立感情的！”我当时心想，但没好意思问。郑拐子把火弄着后，于是把烧水的任务又交给余医生，立起身露出了壮实的肩膀，果不其然，一个钻进正面肩上的深深伤疤突现我们眼前，另外，在他身上还有数处伤口，但他没有去做解释，大概是其他战役留下来的吧。余医生又说，“你再把右腿给年青人看看吧。”于是，他又挽起裤管露出了右腿，膝盖以下全是伤疤，脚掌的五肢全没了，只剩个后半部分。看到他伤痕累累的身躯，我们三个年青人不禁肃然起敬，因为这是铁的事实，眼前这位硬汉确实是在我们民族生死之日浴血战斗过。余医生用手指着他的腿说：“他这腿是在雪峰山战役时被炸弹炸的，当时所有的医生都坚持要锯掉，他坚决不答应，并学他军长当年那样，一把枪放在枕边，谁要锯就打死谁。”“那军长是谁呢？”我连忙问。余医生没有理我，而是介绍起万家岭战役起来：“万家岭那场大战是抗日时少有的大捷，日军一个师团几乎被我们消灭殆尽，战争结束后，山冈上，田地里到处是日本军人的尸体，当然我们的官兵死了也不知有多少，我那时做医生，经我手治疗过的伤员都不计其数。”小徐问：“日本一个师团有多少人呢？”“二万六千左右，相当我们一个军。但火力配备却比我们的军强许多！”郑拐子回答。这时水开了，余医生用竹子做的水端子从锅里给我们每人盛了一大碗滚汤的开水，并招呼小熊吃了药。接上，她又给郑拐子的破把缸加了水。郑拐子用嘴吹了吹滚烫的开水，轻轻呷了一口。终于开始了对万家岭战役的详细介绍。（可惜时间过得太久，我只能记个大概） “万家岭战役是武汉会战的一个组成部分，日本方面的总指挥是后来担任侵华日军总司令的冈村宁茨，中国方面的总指挥是薛岳将军。万家岭战役其实是武汉会战的外围战，日本军队乘着淞沪会战取得了胜利的余威，想一举拿下武汉，迫使国民政府投降。日军开始进展很快，用势如破竹四字形容不为过，马当炮台被攻克，我整个海军全军覆没，九江以下江防全失守，日军下一步就是会攻武汉。为了保住武汉不被陷落，我军势必要守住武宁路。于是发动了一场大战——德安会战。我当时是在国民74军51师305团服役，那时只是个小排长，对总指挥薛长官，军长俞济时，师长王耀武都不熟悉，只听过名字。团长张灵甫就比较熟悉了，他就是你们电影《红日》中看到的那个张灵甫。张灵甫性格的确如《红日》演的那样性高气傲。但这性格有坏的一面，也有好的一面。作为指挥官如性高气傲肯定会因轻视对手，而吃大亏。作为军人性高气傲就会有傲气和傲骨，有了这两傲，打仗就不服输，不服输也就不怕死。我在74军时，张灵甫还仅是一个团长，他是黄浦四期生，与林彪同期，他着实是个人才，不仅熟读历史，还能写一笔好书法。但他个性太傲，前期走得也不是很顺。抗日战争暴发前，他怀疑老婆偷汉子便开枪打死了老婆，被军事法庭判了十年刑。抗日暴发后才放了出来。抗日期间几大恶仗他都参与了，如淞沪会战，万家岭战役、上高会战、三次长沙会战，最后是雪峰山战役，他每战都立了大功，身上伤痕遍是。他后来被提拨为师长、军长，这，都是通过浴血奋战换来的。如果没有抗日战争，他可能在牢里度过最有作为的年华，正因为有了抗日战争，他才扬名，才得以重用。如果没有内战，他肯定是一个了不起的抗日民族英雄，而不是家喻户晓的国民党败将。万家岭战役有必要提到张灵甫，因为在这一仗，他率领我们团偷袭张古山，与敌激战五日五夜，阻住了日军的增援，才保证了友军对日军106师团的合围。我在这场战争中肩上被小鬼子的子弹钻了个洞，脸上被小鬼子的战刀砍去了一大块肉。仅张古山这一仗我们就打死日本鬼子几千人，整个战役下来日军死伤不下上万。后来在南昌战役中我又负了伤，和张灵甫同在医院里住院，当时他是腿受了伤，医生要把他的腿锯掉，他坚决不肯，并拿枪放在枕边，如谁敢锯他的腿，就用枪打死谁。张灵甫这个人治军很严，要求下面做到的，他率先做到，打仗时特别勇猛顽强。我是一直跟着他的，一直到雪峰山战役我的腿被炮弹炸成了残疾不得不离开部队为止。张灵甫……” “你还是说说自己吧！说那么多张灵甫干啥呢？你要不是关不住自己的嘴大谈张灵甫，也不会给你戴上顽固不化的历史反革命帽子。”余医生感到他一口一声张灵甫，似乎是在给张灵甫摆功，怕招惹到新的麻烦，便提醒他谈点自己的事。 “我还是要说张灵甫，因为没有他的率先示范，也就没有我们部队的勇敢顽强。可以说，日军和我们其他军队打，一般都能做到一比三、甚至一比五打赢我们，但和我们七十四军打，一比一都难占便宜，在华的日军都把我们当作他们的主要克星。你们不要认为国民党的军队就是会欺压百姓，其实正规部队也是讲纪律的，我们七十四军就不坏，在上高会战时我们和当地百姓相处就很好，帮百姓做了很多好事，得到了百姓的大力支持。在长沙大火时，救火最力的也是我们部队。我自己的事没有什么好说的，团长打仗都不要命，我们当兵的还能怎样。那次偷袭张古山，是我们团长的主意，该山易守难攻，却是整个战役的关键。他自己担任敢死队队长，报名时，大家都很踊跃，我个头大，也被选中。我们当时是从山后绝壁攀援突袭的，敌人当时只注意正面我军的进攻，没有防到我们会从悬崖绝壁攀援突袭，于是打了他一个猝不及防；迅速占领了该山。但这阵地对日军突围至关重要，于是日军便组织飞机重炮不停的轰炸，没有办法，我们只得退下。入夜，张灵甫又率领我们从另一条更险的山路去夺回阵地，当时正值八月天，身上的衣服薄，满山又都是芭茅和杂树古藤，所以还没到山腰，身上就被芭茅和荆刺扎得浑身是伤，我在前边负责用砍刀清路，还没到山顶就被日军发现了，一阵乱枪打过来，我们上去的弟兄就给打死了一片。于是我们前面活着的把大砍刀往背上一插就朝上扔手榴弹。刚把敌人压住，后边的兄弟们端起剌刀就往前冲，紧接着就是一场混战。那日本人虽然个头不高，但剌刀精得很，论拼刺刀我们是占不到他的便宜。我剌刀也不怎的，但挥动起砍刀来，小鬼子就要吃我的亏。我一上去就砍翻了两个，就在我和第三个对拼时，突然从一棵大树后面窜出个鬼子军官挥动军刀来帮忙，二打一，我赶紧站好桩，那鬼子军官就连砍我三刀，但这三刀都被我躲过。那另一个鬼子却鬼精，窜到我身后又是一猛刺。我赶紧回身一刀将其挡住，前面军官的刀又砍了过来，好在有一杂树帮忙，他的刀砍在树上，把酒杯粗的树给砍断了。这使我争取了时间，对着端剌刀的矮个子鬼子就是嗖嗖几刀砍去，刚把他砍翻；那个鬼子军官扑上来又是狠命的一刀，我一闪身，但已经晚了，脸上被他的刀削掉了一大块肉，一阵剧痛，使我差一点栽倒；但还是忍住了，咬紧牙关，对着他的脑袋使命砍去，他赶紧用刀来挡，但他没有我力大，没有挡得住，被我一下给砍翻了；接上，我对着他的胸膛又是狠命的一刀，把他胸膛都给砍开了，鲜血猛的溅喷出来，弄了我一身。但我也因伤重痛得昏死了过去，但我醒来时，已经是在战壕中了。战友们告诉我，日本人已经被我们悉数消灭，我们重新占领了张古山。但，更惨烈的战争接上就又来了，因为张古山在我们手上，敌人就无法增援被包围的106师团，于是敌人的飞机不停的对我们轰炸，炮火也不断向我们压来，但我们已把生死置于度外，飞机来轰炸就躲，他们敢死队上来就用机枪扫，用手榴弹砸。最可恶的是毒气，人嗅到那气味就要栽倒，我们那时又没有防毒面罩，只能用湿手巾捂住嘴和鼻子。因此吃了小日本的大亏。虽然如此，我们还是挺住了。我后来用的是德式机枪，经我的机枪打死的鬼子有多少，实在统计不成，我上次说用机枪打死的十来个也只是一个估计。阵地是几易主人，但最后还是在我们手上。我不得不佩服张团长，他始终和我们在一起，一直指挥我们和日本鬼子战斗。我们在张古山坚守了五天五夜，这五天五夜是血与火的五天五夜。全团上下没有一人泄气，是越打越勇敢，越打越精神。但我们死伤也特别惨重，上去的估计百分之八十都战死了，我在最后一天，前肩又中了一弹，刚才给你们看的那处伤疤就是那一枪的纪念。”战争结束，我被抬了下来治伤，我以为自己活不成了，但多亏了她，给了我精心护理，并给了我力量，也就是在那段日子，我们产生了感情。后来雪峰山战役结束，我再次负伤，成了荣誉军人，她也不嫌弃我，还与我结合了。这辈子如不是她，我早就不在人世间了！但我没有给她带来幸福和荣誉，而是带来不幸和耻辱！我心里不好受！”说到这里，郑拐子动了感情，脸上那处可怕的伤疤肌肉在上下不停抽搐，眼睛里也有泪珠在涌动。旁边的余医生已经在悄悄摸眼泪。突然，郑拐子高声唱起歌来，余医生也收起了泪水跟着唱起来了：他们唱的是《74军军歌》：“起来，弟兄们，是时候了，我们向日本强盗反攻。他，强占我们国土，残杀妇女儿童。我们保卫过京沪，大战过开封，南浔线，显精忠，张古山，血染红。我们是人民的武力，抗日的先锋；人民的武力，抗日的先锋！”看到如此场景，听到如此高昂的歌声，我们似乎成了被责怪的对象，心里翻江倒海非常不是滋味。我们眼前的两个老人，原来都是民族的脊梁啊！而我们却一直把他们当作人民的敌人。他们在民族最危难时，挺身而出，为救国而奔赴抗日前线，郑拐子——钢铁汉子，为国家不灭亡身上多处受伤；余医生——纤弱的女子，却始终在炮火中抢救伤员。想到这，这两人在我们眼前突然高大起来，而我们似乎又太渺小了。刚才我们还有居高临下的心态，郑拐子的一番话使我们瞧不起自己。过去我们日常交谈中总是口口声声郑拐子，用的是贬意词。听了他一番话，我们认为应该称他郑营长或郑大伯才对。对余医生我们又有了新的敬意，这么一个纤弱的女子，在国难当头勇敢地奔赴战场，抢救了无数伤员，更可贵的是在郑营长被炸成残疾后，毅然嫁给他！但是，她并没有因他和自己的抗日光荣经历的得到政府和人民的照顾，相反，得到的却是一顶历史反革命分子老婆的帽子。她这么一个纤弱的女子在文革期间怎么挺过来的，实在是我不敢往下想的事。我们一直以敌视眼光看他们，以高人一等的眼光看他们，他们究竟做错了什么？难道就因为他们参加的部队后来成了蒋介石打内战的工具吗？如是的话，这又怎能怪他们呢？那些日本战犯改造后都给放回了国，而打败日本鬼子的他们至今却还在接受管制。要知道他们可曾都是我们民族的保卫者啊！没有他们，亡国的命运不早就降到我们民族头上吗？有可能，我们现在就是亡国奴！我们这个民族呀！怎么这样容易忘记伤痛，怎能这样不知道感恩图报呢？我当时的心因此如刀割般绞痛。 接上，郑营长和余医生还给我们讲了很多抗日战争时他们知道的事，如南昌会战、上高会战、长沙会战、常德会战以及雪峰山会战的过程和他们在战争中的经历。他们讲的那些事和歌声至今都在我的脑海里浮现，并激发出我研究抗日正面战场的热情。插队归城后，我再没有听过他们两人的事，也没有想过打听他们两人的事。但那晚上他们两人关于万家岭战役及其他战役的描述始终感动着我，始终会在我耳边响起。每次我去庐山的路上就会油然生发起对那场战役的追思，生发起对郑营长和余医生的想念。当我加入了共产党后，对他们两人又多了一份愧疚感。因为我认为我们党过去划分历史反革命时的做法是太草率了，国民党军队连以上军官如没有参加起义都得打成历史反革命；殊不知其中不少人是抗日的战斗英雄啊！这些抗日英雄在抗战胜利后，不能做到铸剑为犁，而是和自己的同胞拼杀起来，这是我们民族的一大悲哀，但错不能全算在他们头上，应该算在他们决策者头上。解放后，我们党对这一问题上能来个一分为二该有多好！想想苏联、美国、英国二战后的战斗英雄是多么荣光，遇到胜利纪念会都要佩戴勋章出席，而我们国家除了我们党领导的军队中的抗日英雄能得到应有的尊重外，其他党派领导的部队参加抗日的事迹是极少被提起的；最惨的还是国民党正规部队的中下级军官，不仅没有得到尊重，多数的下场应该和郑营长差不多，甚至还更糟。 近年来，关于正面战场的报道日益增多，虽然做得还很不够，但比过去是进步了许多。我于是得以找到更多的正面战场资料，更使我清楚的认识到国民党的军队在正面战场是打过大仗的；万家岭大捷就是其中典型。出于对郑营长和余医生的更多思念、尊重和愧疚；也为了加深对这场战役更深的了解。2008年元月8日，我驱车来到了万家岭，凭吊了当时的战场。近七十年了，山上的战壕犹在，被炮火烧焦的树木犹在，经历过那场战火的老人还能找到几个，有个八旬老人告诉我，战争结束后那日本兵尸体满山满田里都是，好几年都没有埋完，日本人施放的毒气好几年后还在害人。我还到了日军106师团的指挥部旧址，一栋破烂不堪的砖混老房子，里面有个七十来岁的老太婆独自住在那儿，她告诉我，她男人家姓刘，房子原是三进，现在只剩一进。她有点埋怨国家，房子不让拆，但房子又漏得利害，又不给钱维修，下起雨来到处是漏。听后，我赶紧从口袋掏了一百元钱给她，我知道这对修理房子是杯水车薪，但，多少也是我的一番心意。她很感谢，高兴的收下了。从政府对这一旧址的态度中我感到对抗日正面战场的态度至今还是模棱两可的，否则早就会组织力量加以维护了。另外她还告诉我，这几年来的人不少，都是来了解这场大战的，但知道详细情况的人已经不多了。她还接待过好几起日本人，他们没有说来的目的，而是来了就到处拍照。从她家出来，我开始寻找万家岭战役烈士纪念碑，可惜没有，只有一处“万家岭战役遗址”纪念碑，落款是江西省人民政府，可叹的是建得太简陋了一些；不到半平方米的一块普通的碑石，四周用水泥随便粉刷了一下，其做工连旁边的普通农民墓碑都不如。好在这块纪念碑立于一棵当年被炮火烧死的大树下，倒也能使人产生悲凉苍茫感。 我对着纪念碑深深鞠了三个躬，向这一战役我军战死的将士表示了深深的哀悼，也向郑营长和余医生表示了晚到的深深敬意。当我鞠完躬后，突然一阵大风掠过，吹得那棵枯死的大树枝干乱动，我猛一惊：这风是不是战死的英烈的呼喊？是不是郑营长、余医生等许多参加过战役但却没有得到应有尊重的官兵而唱的怨歌？是的，应该是的！“万家岭啊，这座侵略者——大日本皇军失败的伤心岭，给反抗侵略的一方——参战胜利的国军部队官兵带来了骄傲！不，还有悲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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