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标题 | 庐山东林寺谒见大安法师 |
| 正文 | 我不是佛教徒，但我对佛教是非常尊重的，特别是对生命哲学有所涉猎后，更感到佛教的博大精深；因为佛教不仅对生命存在的解答很有见地，对生命的终极关爱也是所有宗教中做得最好的。南昌市宗教局邓春元局长与我甚好，其大学同学中有一位我非常关注的人——庐山东林寺的住持大安法师。 大安法师原名魏磊，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在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攻读伦理学研究生，九十年代后曾在中国金融学院任副教授，对外经济贸易大学任教授，同时还兼任中国佛学院教授，主讲凈土宗。其著作甚丰，我曾拜读过其编写的《净土宗教程》，观看过他在南京大学主讲的《道德危机的原因和应对》等视频，感到他不仅佛学知识精湛，儒学和西方哲学等等方面知识也非常有造诣，现代的佛教界如他这样对世间法和出世法都有极深研究的人确实不多。我曾把自己对大安法师的敬佩之意向邓春元局长谈过，想不到他一直放在心上，去年青云谱区的梅湖景区拟建“普贤寺”，想聘请大安法师兼任住持，特请邓春元局长出面相邀。邓春元局长答应后，便邀我一同前往，我非常高兴，这给了我一个谒见大安法师绝佳机会。一同前往的除青云谱区的统战部李部长外，还有江西科技大学的副校长李冬妮女士。在车上，李冬妮校长因拟建的普贤寺是禅宗寺院，请净土宗的东林寺住持兼任住持是否合适事与邓春元局长进行了一番探讨，我在一旁听着，没有发言，因为我对佛教规矩知之不多。不过，听他们探讨也是很有意思的，因为涉猎到了佛教方面很多知识，无意中就使我这个门外人“受益匪浅”。从南昌到东林寺并不远，驱车上昌九高速到星子县出口也就个把小时，下高速再到东林寺也只要十来分钟。车子到达东林寺后，我们经过山门，直奔大安法师的住所。大安法师身着黄色僧衣，率领数名僧人在门口迎接我们。一个双手合十和一声“阿弥佗佛”，是相互最好的见面礼。入座后，侍从僧人端来了极清香的茶水，我啜了一口，便觉全身神爽气清。再细瞧大安法师，大约五十开外，人略微胖，慈颜善目，确有几分佛像。讲话语速极平缓，口齿极清，他人说话时必认真听完，再予回答。谦逊平易之风，已到了非常境界，非我等凡夫能至。另外我也特注意了一下大安法师的住所的客厅布置，分外干净整洁，文雅端庄，墙上挂了几幅书法，都是佛家语录，有的书体雅正秀丽，有的则古拙淡定，是何人所书，当时是记得的，可惜现在却忘了；不过，庐山东林寺方丈传印长老书写的条幅却记得极清。传印长老全国闻名的大和尚，1954年在江西的云居山真如寺依百岁的虚云老和尚受具足戒，1981年曾到日本京都净土寺佛教大学进修，1994年任净土祖庭——庐山东林寺住持，现任中国佛教协会会长、中国佛学院院长，是学识渊博，著作等身的大法师。大安法师是其高足之一，曾师从其学习多年。大安法师与我们交谈时，有四位年青的侍从僧人分别端立两旁，其中一位刚受戒，头顶上6个疤印还未愈合，仍有血迹。要知道受戒是要下很大决心的，需要用戒香炙烧头额或手腕，炙成3个、6个、9个或12个黑疤，越多表示越虔诚，戒期完毕，再由传戒者发给“戒碟”及“同戒录”，所以我对这位年青人遁入空门一心向佛的决心是非常之肯定。李校长问了声，“小师父新受戒了，是那里受的！”“在云山受的。”李校长接着问，“为什么不到东林受戒？”大安法师代小师父做了回答，好像是说东林现在不这样受戒，可惜我没有听得很清楚。接下，进入正题，主要是邀请大安法师前往梅湖景区参与指导并主持待建的“普贤寺”之事。先由李部长将梅湖景区的规划和建“普贤寺”的构想作了一个详细介绍，李部长说：“南昌历史上曾有座‘普贤寺’，是在东晋时修建的，并有一尊一丈多高，两丈多长的铁象，不仅在南昌有名，在全国也是有名气的。可惜的是后来寺院被毁，大象也在‘文革’时被熔毁了。现在的‘普贤寺’原址已经成了闹市区，重建拆迁任务巨大，在原址重修是不可能了。恰好梅湖景区也规划建设一座寺院，拟将新建的寺院取名‘普贤寺’，这对继承传统，弘扬佛法是很有价值的。为了增加建寺院的号召力和影响力，我们想请大安法师兼任住持。”大安法师听后，很高兴的说：“我是南昌人，能为家乡重建寺院出份力是理所当然的，不过现在庐山大佛建设任务日紧，确实一时难以分身。下月我要去南昌铜工艺品厂了解大佛浇铸的进度，顺便到梅湖景区实地考察一下再说。”得到大安法师的基本同意，大家都很高兴。不过，李校长还是把自己的顾虑谈了出来：“历史上的南昌普贤寺是禅宗寺院，东林寺是净土宗寺院，不知法师前去主持方便否？”大安法师答道“寺院都是弘扬佛法的场所，只是寺规和修行方法不同而已，可以去。”听其解释，大家心里的大石头又落了地。邓局长又对大安法师说，“刚才我们在车上对净土宗与禅宗是否相容还有争议，听你介绍心里也就踏实了。但我觉得净土宗与禅宗的区别还是有的，不知主要有那些，能否指迷？”大安法师答道：“二者的区别主要是修行的方法，禅宗修行以禅定和顿悟为主，其修行方法有打坐、静心、参话头、体悟等，净土则以持念佛号为主，但二者都是以修心为主，禅宗要求的是定心于一处，不生妄念，妄念不生，即可由定生慧，由慧而开悟，求得解脱。净土宗则要求一心不乱，由一心念持佛号，与佛相应，由佛接引往生。”听法师这么一解释，我们对净土宗和禅宗的区别也较以前清楚多了。接上，邓局长也给了我一个提问的机会，他对大安法师说“我这位朋友对你很敬佩，想请教你几个佛学方面的问题！”我到这儿来谒见大安法师，确实想讨教几个学佛时遇到的难题。不过首先想到的还是想问下大安法师为什么放弃大学教授不做，却选择出家当和尚的原因。不过，又感到不能这样直接提问，否则，就是犯有所不敬的错误。便绕弯问到：“我想请教一下为什么现在有不少高级知识分子也学佛，甚至有人遁入空门。”他冲我微微笑了笑，似乎猜到了我提问的目的。答道：“人都需要一个家，心灵也需要一个家，假如一个人出差在外，首先想到的是应该先找到住所，找到后，心才会安，才好去办其他的事。人的心灵也是一样，也得给其找一个家，找到后，才会踏实，才会充实。现代社会人的心灵普遍迷失，就是没有一个家，所以我们需要给心灵找一个家。知识越多的人对人生的终极思考应该越多，所以更会倍感苦恼和孤寂，佛教其实就是心灵最好的家，所以就会有不少人把佛佗指出的西方极乐世界当成心灵的家！”他的解答生动形象，深入浅出，不愧是全国知名的得道大法师。我接着又问了一个问题：“我听了你在南京大学作的《道德危机的原因和对策》的演讲视频，深受启迪，但我一直有个问题不解，那就是听你演讲时发现你对儒家文化、道家文化、甚至西方古希腊哲学及西方现代哲学都有很深的研究，但是你为什么最后把佛学当成最爱，并完全投身于里面呢？”他低头捻了一阵佛珠，思考了好一会才抬头回答：“非常感谢你看我的演讲，我那次是受南京大学哲学系邀请前去的，我认为中国人在改革前是存在道德缺失的问题，现在却是发展到了道德危机的边沿。形成危机的原因是彻底的唯物论和金钱至上论造成的。我在演讲中曾谈到政治、法治和道德对于社会稳定的作用，其实，三者中道德是最重要的，他是通过自我律来产生作用的；人们普遍遵循社会道德，国家就和谐，人类也就没有纷争。但道德需要有约束力，现在意识形态占主导地位的是唯物论，唯物论认为世界是物质的，人死灯灭，什么也没有，所以人对死也就没有顾忌了，对死无顾忌，也就什么恶事、坏事都敢做。如官员的贪污腐败，商人做假药、做地沟油等等，都是屡见不鲜，屡禁不止的事吧。佛教认为有因果报因和三世轮回，这对人的行为就会有约束作用，因为你要考虑做了坏事会受报因，下世还要进地狱，人心存顾忌和畏惧，也就不敢做坏事、恶事了。佛教是劝人为善，剂世利民的，如社会上的人普遍都能按照佛祖的教导行事的话，全社会就会形成人心思善，助人为乐的好风气，这对社会健康发展肯定会产生长远影响。我确实研究过西方哲学和儒家文化，西方哲学提出的许多命题我也非常感兴趣，但通过学习比较后，感到佛学更伟大，更了不起。佛学对人生终极问题不仅有答案，还提出了方向和归宿，所以很多人会通过比较后，把佛教当成自己的心灵归宿和家。”接下来，他还就柏拉图、康德、叔本华、海德格尔等人的哲学与佛学中关于存在与本质等哲学命题进行了一番对比，从对比中使我感到佛学确实是门哲学，而且是门博大精深的哲学，而不能简单认作是迷信。同时，也使我对他的学问之渊博倍感敬服。本来，我还想多提些问题向他请教，可惜很快就到了吃饭时间。于是我们到大安法师的住处前合了张影，然后跟随大安法师前往斋堂吃饭。一路上都有僧众和居士向大安法师行礼，大安法师对每一行礼的人都双手合十并道一声“阿弥佗佛”给予回敬，看来，大安法师在僧众和居士们心中是有着极受尊重的地位，另外，他对他们也是尊重的。还有两件小事使我很受感动，我们快到斋堂时，路上遇到一队小蚂蚁，由于我们平时走路都是抬头走的，都没有发现。但大安法师走路却非常留神脚下，他发现小蚂蚁后，急忙引我们绕过小蚂蚁而行，还道了声“阿弥佗佛”！另一件事是吃斋饭时的感受，桌上的菜大概是六菜一汤，每道菜都有公筷，大安法师吃饭时对我们说，“我这儿用公筷，主要是考虑如没有吃完，还可以给其他人吃或下餐吃。”再就是吃饭时，大安法师不怎么说话，吃完后，碗里不剩一粒饭，一点菜。见他如此，我们也尽量学样，把盛在碗里的饭菜也吃得干干净净。看到大安法师吃饭的场景，想起我们平时宴请的浪费场景的确是应该为之脸红，打这次回来，我无论是在家里用餐还是参加宴请都尽量做到盛进饭碗的饭菜务必吃干净。第三件事是他送我们出来时说的话，他说：“我来东林后有项改革，那就是取消了门票，因为佛教寺院本是大众接受佛的教育和开化的地方，如收门票就会使许多相对贫困的信众不得进来，这不符合佛祖慈悲为怀，慧及众生的原则。”想到全国不少大城市寺院的高昂门票和香火钱，我感到庐山东林寺在大安法师领导下，确实成了佛教寺院中难得的净土。 辞别大安法师后，我的内心是有很多感想的，首先是感到增加了不少佛教方面的知识，再就是对大安法师的德行和知识有更多的佩服。我想，他的德行和知识不是出家后才有，而是出家前就具有了。否则他不会放着条件优越的大学教授不做，选择过清苦的出家人生活，这使我想起了释迦牟尼。释迦牟尼年青时是一个王子，曾过着奢华而舒适的生活，后出游时，看到人间各种不同的痛苦，而且无论是谁，无论贫富，都无法摆脱生老病死的最终命运。他想，世界上是不是存在一种永恒的东西，不会因为任何瞬间的痛苦或者死亡而消失？他坚信是有的！为了找到这一答案，他放弃王子宝座不要，离家寻道，经过6年的艰苦修行，仍无法找到解脱之道，于是便放弃苦行。35岁时，释迦牟尼在一棵菩提树下冥思苦想，以发誓“不获佛道，不起此座”，终于大彻大悟，领悟到解脱生死之道，入道成佛。他思索到什么呢，即构成四谛说为核心的佛教最基本的教义：即苦谛（人生皆苦）、集谛（苦之原因）、灭谛（彻悟苦的原因，达到“涅槃”的境地）和道谛（通过修道达到“涅槃”的途径）人们通过修行、断惑、涅槃，最终成为阿罗汉（“不生”的意思），而不再堕入人世的轮回。他悟出后，便开始传道，受众日多，到现在，佛教已经成了世界三大宗教之一。大安法师也应该是通过感受到人间各种不同的痛苦和命运无常的压迫，并对那些贪污腐化、坑蒙拐骗、弄虚作假异常憎恨后，才思考如何能给自己的心灵安个家，如何“普渡众生”，并寻找到医治人们道德危机的良方而出家的。不过，我对医治当前人们普遍存在的道德危机、精神贫乏的良方是否就靠佛教还是有保留意见的，虽然佛教在人心向善方面确实能发挥重要作用，但信佛的方式实在太过古老和戒规森严，如寺院的僧尼要接受太多的清规戒律，其中不婚不育对人性就有着太大的压抑，再就是常年吃斋，对人的健康也不利。更值得重视的是，现代不少寺院都成了迷信的场所，敛财的场所，这对佛教的健康发展非常不利。再一个感想是，我认为历史上佛教和儒教对我们汉民族过分温驯的性格形成也是有责任的，这造成了我们民族在外族入侵时常常缺乏斗志，不能战胜对手。当然，任何一种教派或理论都有不足，关键得看主流。从主流看，佛教对社会的稳定及和谐还是能发挥应有的作用。最后一个感想则是，大安法师指出人应该给心灵找一个家的确是重要的提示。就我自己而言，我属于没有宗教信仰的人，心灵确实时常会因为无所安身而产生苦恼、空虚、失落和孤寂。佛教描绘了一个西方极乐世界作为人的精神家园，尽管这个家园可能是虚构的，但是，是不是拥有了它，真的就能避风挡雨，并解除不少精神上的折磨呢？我不得而知！不过，现实中我发现，佛教徒生活一般都是清苦的，但精神生活却很充裕，而世俗的人里面，虽然不少是有钱有势的，物质生活虽然很奢华舒适，但精神生活则相对贫乏。还有不少经济上的贫困者，本身生活就难以为继，加上精神生活又贫乏，这样就贫上加贫，更难承受生存压力。看来人的心灵的确要有一个家才稳当！一般而言，人也总会想给心灵寻找一处宗教来当家的，如不是佛教，则会选其他宗教，世界三大宗教比较来比较去，中国人选择佛教似乎更好！因为佛教相比其他宗教来说，迷信成分要少些，哲学的成分似乎更多些。更重要的是，佛教传入东土已经上千年了，已经成了本土最有影响力的宗教。假如我的观点对的话，我们对佛教就应该给予更多的宽容和支持！那么佛教自身呢？也应该改革和发展，我认为应该朝着去芜存精，扬长避短，与时俱进的方向改革和发展为好。最后我得说说自己，看来我也得为自己无着的心灵找一个能够安身立命的家为好，管这个家是虚构的还是真实的，只要在苦恼、空虚、失落和孤寂时，能在里面得到安慰、庇护和保佑就好！我能为自己的心灵找到这样一个理想的家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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