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标题 | 1942-1960，历史重现的警示 |
| 正文 | 在影院看了《1942》。 先把话题岔开。有人尖刻的讽刺道，对于诗人来讲，最大的幸事就是死了老婆，这样一来可以换新妻，二来有了做悼亡诗的机会。话是夸张了，但也确实指出文人的毛病，就是不愿放过任何可以舞文弄墨一番的机会。我虽然配不上文人的称号，但是毛病我却有。为了一点点菲薄的稿费，为了一点点可怜的自我陶醉，我绝对会写个千把字的豆腐块儿文章给报社送去，为了保证让我的“豆腐块儿”能够出现在报纸版面这个“大盘子”里，我可以用一些我自己都不以为然的观点按照报社的取向给我的“豆腐块儿”调味。例如，尽管我喜欢豆腐本身的清纯味道，但是报社不需要新鲜自然的“白豆腐”而需要拔高了的、装点了、加工了、美化了的“臭豆腐”，我就可以把我的文章弄成“臭豆腐”给编辑们送去。 是的，这种事儿我是干得出来的。 在刚看过电影《1942》的这会儿，在我违心的制造“臭豆腐”之前，先在空间里写下一些不为发表的文字，给自己来一块儿朴素真实的“白豆腐”。 《1942》这部电影我看了觉得好，电影的好在于剧本好，剧本的好在于小说好，小说的好在于刘震云是一位和电影走得很近的、做得很成功的、同时还很靠谱的作家。 我想，如果让我也写一部关于饥荒的小说，我会写：做饭前，一家人围桌而坐，居中的老奶奶庄严慎重的用小秤精准的称出一两杂合面倒入小孙孙、小孙女面前空空的大碗里；中午放学后，一群小孩子爬上公社伙房院子的墙头等待机会，炊事员往院子里扔几根萝卜缨子，潮水般的孩子们跳下墙头抢食；一个下乡插队的知青在车站等车，从包裹里掏出一张杂面饼子还没吃到嘴里就被一个抢食的抢走，知青追赶，抢食的边跑边往饼子上擤鼻涕、吐痰，知青追上要回饼子，一看，没法吃了，把饼子摔倒抢食的脸上，抢食的承受拳打脚踢没命的把脏污的饼子往嘴里塞；吃炒热的蓖麻籽，明知道吃下去就会有头晕恶心上吐下泻的中毒症状，就图个吃到嘴里的香味儿，或者说用中毒的感受暂时驱除恐怖的饥饿感也是个办法；直到现在，我父亲看到红薯胃里就泛酸水儿；生产队的一个老车把式，是个孤老头儿，曾经给淮海战场上送过粮食，临死前嘟囔着想喝一口黄面糊糊，死了，埋他的时候，队长说别当个饿死鬼走，塞到他怀里半个热红薯； 这些都属于我的父辈们的经历。大家能看出这不是1942，这是1960（59至61，以1960代称）。有人说1960不是饥荒，是粮食紧张。别管什么叫法，1942只有半年多，1960持续了3年；1942正当战乱，1960统一和平；1942是地区性的，1960是全国性的；现在可以公开承认1942饿死了300万或500万人并嘲笑民国政府统计的饿死1062人的数字，但大家只能在闲谈中对中科院关于1960的1500万人的数字表示怀疑。从1942到1960，经历十余年，历史来了一次重现。比较一下，谁的“杰作”更为惊人？ 毫无疑问，铭记过往的目的在于警示现在、作用于将来。电影《1942》揭示的历史真相就是1942饥荒的真正原因不是干旱而是人为。“经济学家阿玛蒂亚研究饥荒的结论是，只有当人的权利被完全剥夺，才可能导致大饥荒。天灾只是诱因，权利的不平等、言论自由缺失、极权体制才是真正导致大饥荒发生的原因。因为极权统治者，不用担心自己的权力受到饥荒的影响，所以不会有任何防范的动力。” 这样，《1942》就具有一种或许并非出于刘震云和冯小刚创作拍摄电影本意的、但在客观上确实存在的意义。什么意义呢？ 58年河南信阳诞生了新中国的第一个人民公社-“嵖岈山卫星人民公社”。毛泽东主席获知，大喜，公社遍行全国。59年，信阳又以饿死上百万人的“信阳事件”开创了记录，成为1960的开端（有时历史真的很会开玩笑）。刘少奇说：饿死人是要上史书的啊。当时他们的心头是否掠过1942的阴影？62年的七千人大会上，毛泽东主席率先做了自我批评，中央明确承认“三分天灾、七分人祸”。可是，前辈领导人的自觉自醒的头脑和勇敢坦诚的胸襟似乎不能够对现在起到榜样的力量，反倒出于自身阶层的利益而护短、掩饰。所以，在那些公开的、无法掩盖的历史事实的前提下，我们现在对于1960的通行叫法仍然是“三年自然灾害时期”。所以，《1942》具有着无比现实的警示作用。 若再不警醒反省，依然盲目的、专制的为了自身阶层利益而否认事实、维稳保持，在表面和谐的假象中陶醉、麻痹，那么，一旦条件具备，历史必会重现，重现的必然不只是1942，必然还有1949。 期望在不久的将来，能拍出一部叫作《1960》的电影并且通过审查制度，公映在大家面前。那时，我们的社会所具备的理性与正直才能避免1942的重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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