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标题 | 红籽啊，红籽 |
| 正文 | 红籽啊，红籽 张永柱 立冬过后，几场大雪一垫，我们的高山寨子便银装素裹，远近一片白了。 在这玉一般高洁清新的世界，就数那一丛丛火棘耀眼了。火棘，我们喊火棘籽，又叫火把果，一种矮小的常绿灌木，因全株多刺，在环境界植物中算是比较理想的，有的人家用它作自然篱笆。它的果实很小很圆，鲜红鲜亮地结满枝头，活像一串串红玛瑙。十月成熟后，数月不凋，有的是美气。因而在我们土家山乡，习惯喊它的别名——红籽。你看，寒冬腊月，冰天雪地，有这么艳丽的“雪里红”，点缀你的村庄，你的生活，能不赏心悦目么？ 然而我对红籽的感情，却是深沉的，特殊的。 前年冬，我陪同湘鄂边苏区党史调查组到鹤岭山寨，走访老赤卫队员赵大伯。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赵大伯是贺龙队伍里的一位游击梯队长兼区苏维埃粮贸股长，红军撤退时因负伤留下。没想到这一留就一直留到今天。 赵大伯高长高瘦，背略微有点弯曲了，但还是显得精神、硬朗。他撩起老蓝布长衫，领我们踏着冰凌子，拨开一蓬蓬红籽，登上了一壁红砂岩。 到底是老赤卫，一摆起往年战事，言谈举止中的气魄就上来了。他挥手一指脚下寒林，说这一带就是当年的一个中心战场。1933年整整一个冬季，贺龙率部在这里度过了极其艰难的岁月。“大雪封山，滴水成冰，好几股团防武装来犯鹤岭，我们的一切给养都遭切断了。” 说着，老赤卫动了感情：“我这个粮贸股长，急得跳脚！你看贺龙把他仅有的半袋炒包谷子都倒出来了，一个人嚼几颗。” “后来呢？” “后来？后来——我们就只有吃这个了。”赵大伯顺手带起一把红籽，摊在手心里搓着。“这么些籽籽还能当粮吃?”我们感到很新奇，也弯下身子摘几颗品着。啊，酸甜酸甜、面沙面沙的。我不由连声叫起来：“好吃，好吃！” “好吃？”赵大伯脸上露出一丝不易觉察的苦笑。“这东西呀，少吃点当吃糖，吃多了喊娘。” “哟，还有这个话？”我有些惊讶。 “是呀，肚子里尽装这些，不消化呀，排不出来，要用手掏！我们那阵子一天吃一捧就受不了，胀痛得要命。”赵大伯说他们当时是一只手撑肚子，一只手端火枪，一次一次把敌人打下山去。“打一仗，撵上一趟子，肠子都像直往下坠。直到最后团防撤尽了，弄了几只地羊子（注）来宰了煨汤喝，油水下肚，才好受些。” 啊！红籽，你圆溜溜、红亮亮的形象，平日里给我的只是美的感受，哪想到你这么厉害！从赵大伯的讲述里，可以想见我们的先辈，是凭着怎样的精神和耐力，熬过那艰难的岁月，从血与火的战场走出来！此时，我只觉得捧在手里的红籽，很沉，很沉，像一本厚重的历史教科书。平时那些“艰苦卓绝”“坚韧不拔”这类词，在这里突然增加了分量！ 离了山头下来，一路上赵大伯的话里总是饱含着深情。“不管怎么说，这些红籽颗颗总比草根树皮强，算是帮我们度过了一个冬天呀，都把它喊作救兵粮呢。你们听——红籽红星星，救急又救兵；救的哪些兵呀，救的贺龙军。”老人情不自禁念起当年的红军歌谣。 啊，救兵粮！如果我没记错，一些资料上介绍说，红籽的另一个别名真的叫作“救兵粮”，据传说是赵匡胤还是朱元璋的部队都吃过。 这，就是红籽。从那以后，一到寒冬时节，我就很自然地想起那冰雕雪砌的鹤岭山寨，想起那红得牵人情思的“救兵粮”…… 没想到，很凑巧的是，今年我居然还在鹤岭山寨度过了一个新春。我从腊月十几里就下乡采访了，后因冰冻车阻，便抄小路到了就近的鹤岭。从内心讲，我还巴不得在这里同赵大伯他们多聊聊，一起过个充溢着土家风情的春节呢。 按祖上传下来的风俗，土家人过年比汉族早一天，腊月二十八就要吃年饭。我是二十八这天下午冒冒失失闯进赵大伯家的。 赵大伯一家正忙着办年货——打拜年粑粑。“拜年粑粑”就是用蒸熟的糯米舂就的糍粑，拍得圆圆的，像一面月亮。讲究礼俗的土家人，正月初几里总要带上它走人家，亲戚邻里互相拜年。赵大伯这家子打糍粑配合得很协调：老人家烧火上甑，儿子在灶旁舂碓，儿媳就着案板，几拍几打就是一个，两个小孙女也没闲着，用筷子头蘸了土红水点“喜印”。 我一落屋，赵大伯就连忙招呼开了，叫先吃个热的，垫一下肚子，跟着就要吃夜饭了。 山里人做事情就是快当，利索。我一个糍粑还没吃上几口，直冲大气的铁锅，不知什么时候已下了甑子，焖上干饭了。四方桌上也摆好了酒碗，支起了时兴的火锅。赵大伯往灶里添了把干柴，站起来拍打衣衫子，说：“差不多就熟了，来，来，我们一边喝酒哟！” 从那小小的酒杯，从那一口下肚就微微红脸的情形看得出，赵大伯父子两人平日里都是不大吃酒的。只不过多做了几样菜，要陪客人凑凑兴。我虽在应酬，但也难抵御包谷老酒的烈性。好在赵大伯他们都不善劝酒，媳妇子跟着就上饭了。 她第一趟盛来三小碗米饭。赵大伯客客气气先给了我一碗，再把那两碗给了两个小孙女，叫我们先吃着。 可我刚一动筷子，就又失悔了——第二趟端来的已不是米饭了，而是包谷面饭，而且还不是纯包谷，里面掺了什么，透出一点酱红。 “赵伯，您家这是什么饭呀？” 赵大伯没有正面回答，却带点歉意的解说着：“事先不晓得要来人，米下少了点，现淘现煮又赶不上急。嗳，管他的，都不是外人。” 添第二碗时，我执意不要那媳妇子代劳，“嫂子，既不是外人，我们就自个吃自个添，随便点，还好些。” 待我把锅盖一揭，噫，里面的米饭早光了，全是半锅掺了杂的包谷面！我盛了一碗，吃在嘴里虽微带一丝甜味，但比较粗糙，不大习惯下喉。“赵伯，您这到底是什么饭呀？” “两合一”，此时的赵大伯，语气又跟以往一样，爽朗朗的：“我们喊的两合一呀。” “两合一”？我真的感到不解了。 “这个两合一呀，我说给你听嘛，就是包谷加点红籽——你晓得的，红籽，把它阴干，和着包谷一起推成面分子。” 啊，又是红籽！怎么？赵大伯他们现在还吃它？该不会是粮食短缺吧？莫说现在这地方已经开始往前奔了，就是往年，我知道的，政府每月也要给赵大伯这样的老赤卫供给15斤大米。1961年，中央下发的革命老人名单中，赵大伯赫赫在列。怎么还在吃这“两合一”？城里粮食紧张时，也有“两合一”，但那是大米加玉米。 赵大伯真朴实！他见我边吃变发愣，笑了笑，说：“我们吃惯了的，现在油水也厚了，掺合在包谷面里头吃，还合适。只有我这两个小孙孙，肠胃嫩，每顿要搭点米。” 啊，我吃的那碗米饭，原本是分给两个小孙孙的呀！我的内疚，我的不安，对着赵大伯的“两合一”，忍不住鼻子发酸。一个30年参加革命的老人，七十挨边的年纪了，还在吃“救兵粮”！这无论如何都叫人不好想呀！“不行”，我越来越觉得不是滋味，我得去找这里的干部反映。我知道，大队支书也就在这个寨子里，上次来时还到过他家的。我虽然只是一个小小记者，但还是可以在一些领导面前说几句话。 于是，告别赵大伯，我先在大队支书那里了解。支书四十开外，也姓赵。论起辈分，还是赵大伯的远方侄子。我在他家里一坐定就开门见山说起赵大伯吃“两合一”的事。 这支书沉默半响，从荷包掏出一匹土毛烟裹着，“哎，同志是上面来的，这叫我哪么说呀？” “不瞒同志，我们这里一是责任制搞晚了点，现在才刚刚填饱肚子；再说我们这个寨子虽说小，六、七户人家，簸箕大块天，可五保老人就有3个，七老八十的，做不起说不起，我们不养哪个养？” 说着，话题自然扯到赵大伯。 “其实呀，好多点子都是大伯出的。”老革命说这三个老人苦了一辈子，也该搭着政策享点老福了。“你是晓得的，我们寨子没有水田，只出点包谷、洋芋。大伯最先开始把粗粮弄到镇上卖了，再买回点细粮搭济三个老人。”“老革命一带头，哪个还有二话可说？”“前人做，后人学，大伯说我们现在做个什么样子，后人就跟着学个什么样子。人嘛，又不是什么神仙，哪有不老不病的！” 话闸子一开，支书说起原委。“我们人平1亩7分土，一年700多斤包谷子。合算起来，两三斤才换1斤米。这么一来，粮食哪还有多的？都是使力气的，不掺合些红籽什么的，够个卵呀！” 支书在板凳上搕了搕烟袋，“眼下就过年了，我们无论怎么都要让这几个老人吃好年饭，把年粑粑送上门去。莫让人家看笑话，说什么现在都是各顾各呀。” 呵，原来是这样！赵大伯，鹤岭山寨的土家乡亲，你们想得远，想得深啊。每次在革命老区采访，我的灵魂都要得到一次净化！ 第二天，我在支书家吃早饭。也是那橙黄酱红的“两合一”。不过，吃起来，再不感到粗糙，只觉得很香很甜。 啊，红籽啊，红籽！ （注）湘鄂边一带有把狗叫地羊子的。 （1982，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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