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标题 | 春秋董仲舒 |
| 正文 | 董仲舒，公元前179年~公元前104年，广川（今河北冀县）人，是西汉中央集权君主专制主义的拥护者，是封建地主阶级的代言人，是中国古代历史上有影响的人物之一。他以“三年不窥园”的精神，攻习儒家经典，当时被推为群儒之首，有“汉代孔子”之称。他精于《春秋公羊学》，景帝时为博士。他的学生很多，有赢公、褚大、段仲温、吕步舒等，有的学生见不到他的面，就采取以老学生教新学生这种“久次相授业”的教学形式。 在董仲舒成名之前，其身份只不过是个知识分子，带弟子“下帏讲诵”。汉武帝时，以《贤良对策》脱颖而出。贤良对策有三大主张：独尊儒术；兴太学；重选举；是当时激进的政治、文教、人事制度改革。贤良对策正中武帝的下怀，董仲舒自然得到重用，从此一生风光无限。 董仲舒的三篇对策，成为汉武帝时代“独尊儒术”政策的基础。《汉书?董仲舒传》说：“推明孔氏，抑黜百家，立学校之官，州郡举茂材孝廉，皆自仲舒发之”。 董仲舒的主要著作为《春秋繁露》，全书今存八十二篇，根据“公羊派”解释《春秋》的微言大义并应用于社会政治；发挥《易经》的阴阳学说，结合五行思想，创立“天人感应”学说，并提出了“性三品”观点，形成了一套神学化儒学新体系，为当时的政治服务。 董仲舒为加强皇权立下了汗马功劳，深受汉武帝的赏识，曾经被任命为江都王刘非的国相。武帝元朔四年（前125），由于公孙弘建议，董仲舒被任命为胶西王刘端的国相。刘端是武帝之兄，为人残暴，专横跋扈，过去朝廷派去的国相及官员，或被控告，或被毒死，遭杀伤的二千石的官员甚多。这份苦差，董仲舒最终选择了以病托辞。此后，归隐家乡，武帝仍然以国是相咨，直至太初元年（前104）辞世。 《春秋》公羊学——董仲舒的思想源泉 一、《春秋》公羊学与《贤良对策》 《春秋》是孔子将鲁国删订而成的一部编年史，比较集中的体现了儒家的政治思想。后来解释它的著作相继而出。《春秋公羊传》即是其一。相传《公羊传》的作者公羊高，是孔子的学生子夏的弟子。《公羊传》通过口传记述，汉初才编写成文，是今文经学的重要典籍。它着重于阐释《春秋》大义，便于学者穿凿附会和引申发挥。董仲舒潜心研究《春秋》公羊学，居然“三年不窥园”，可见其极端投入。景帝时获得“专精于述古”的声誉，被任命为博士，可以招收弟子，传授经学。武帝即位，董仲舒以《贤良对策》应诏而出，成为尊儒抑道的急先锋。景帝时儒家的地位影响已经足以和道家抗衡了。以至于出现了儒道互黜，争夺霸主地位的趋势。 二、“天人感应”和“大一统” 董仲舒为了加强他的政治主张的力量，创立了一套“天人感应”的迷信学说，使先秦的儒家原始思想变成了神学化的思想。这样，他就把儒家主张的封建伦理都归诸于“天道”，把“仁”和“三纲”等等都认为是出自天意而不能改变的永恒道德。他说：“道之大原出于天，天不变，道亦不变”。这就把封建社会秩序神圣化和绝对化了。 汉初在对待学术文化方面的方针是兼容诸家思想学派和学术相对自由。文帝尊奉黄老之学，但对其他学派的代表人物，也往往破格重用。如秦朝的柱下御史张苍（荀子的学生）在文帝时官至丞相。汉初阴阳家思想影响很大，很多学派的思想，甚至整个汉代人的思想，无一例外地都打上了阴阳五行的烙印。然而比阴阳家影响更大的儒家学派，获得了前所未有的活跃机会，再度崛起。儒家的崛起，经历了一段曲折的过程。秦汉之际，儒家多难。秦始皇焚书坑儒，汉高祖溲溺儒冠，西汉初建尊奉黄老。儒学如同地火东奔西突，寻找机会钻出地面。文景时期，儒家终于等来了机会，为了汉家长治久安，一些有影响的思想家指责秦废礼义、仁智的同时，主张兼用儒学治国，儒家思想得到了广泛的宣传，儒家学派的地位日益提高。影响也日益扩大。文帝重视《六经》，开始设立经学博士，立了《诗》、《书》两经博士，待遇优厚。景帝时，董仲舒治《春秋》，被任命为博士。景帝死后，刘彻即位，即汉武帝。十六岁的武帝凭借父祖积累的雄厚经济实力，要做一番轰轰烈烈的大事业，不愿过道家那种清淡无味的生活了。公元前140年，即位不久的汉武帝，诏举贤良方正、直言极谏之士，来京师应对“古今治道”。当时参加应对的贤良共一百余人，有儒家、法家和纵横家的代表。在这次空前绝后的最早的公务员大考中，董仲舒，以《贤良对策》脱颖而出，最受汉武帝的赏识。他对汉武帝的三次下诏察问，都以策文应对，这就是著名的《天人三策》。 （一）大一统 这时以董仲舒为代表的儒家学派，在《春秋》公羊学的名义下，融合了其他学派的思想，向着正统道路不断发展，为汉家建立空前的大帝国准备了思想理论。公元前141年，“遵业”皇帝汉惠帝刘启死后，儒学作为汉家新的统治思想，终于登上了历史政治舞台。董仲舒认为，《春秋》主张“大一统”，诸侯不得自专，必须服从天子的统治，这是天经地义的事。如今学派很多，指意不同，朝廷“无以持一统”，加以法制屡变，臣下无所适从。董仲舒在第三篇策文中，根据《春秋》“大一统”的思想，提出“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邪僻之说灭息，然后统纪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从矣”（《汉书?董仲舒传》）！这就是“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为了大兴礼乐，推行“教化”，实行“德治”，董仲舒还建议立太学，培养儒生，以适应尊儒的需要。汉武帝大喜过望，立即改组“三公”人选。任命窦太后的侄子、信奉儒术的窦婴为丞相；自己的舅父田蚡任太尉；任命名儒申公的学生精通《诗》的赵绾为御史大夫。这样，武帝一改“孝景不任儒”的旧规，将汉廷最高统治机构“三公”，以及其他要害部门，改由尊崇儒术的人充任，使独尊儒术得以顺利实施。然后是设立“明堂”，准备按古制大兴礼乐。正当汉武帝跃跃欲试，醉心于尊崇儒术的时候，却遭到了自己的老祖母太皇太后窦氏的极力反对。尊儒暂时受到了挫折。 武帝建元六年（前135）五月，窦氏死了，武帝终于得到了施展抱负的机会。采纳了董仲舒的“求贤”的建议，建立了一套察求人才的选拔制度。这就是察举制与考试制相结合的选官制度。另外，其他选官途径也应运而生，比较重要的有征辟、任子、赀选等途径。征辟即征聘和辟除；任子制就是接班制度使其政治特权世袭化，维护官僚显贵的既得利益。赀选即用钱买官。这几种选官制度，不但范围狭窄不利于广泛选拔人才，而且所任用的官吏也不一定是贤才，尤其是任子和赀选存在的弊端，已为当时人多所指摘。董仲舒在对策中建议“实试贤能为上，量材而授官，录德而定位”，亦即察举制。其实文景时代也有察举制，但是那时尚未成为定制。到武帝时才成为选拔官吏的主要途径，而且不断完善成为一种定制。从此察举制的选官方向确定为以儒术取士，这是汉代察举制发展的一次根本性的转折。武帝时察举科目进一步扩大，基本上可以分为常科和特科两大类。常科，即举孝廉；特科，如举秀才异等、贤良方正等。察举选官的标准是“经明行修”即熟谙儒学理论。《春秋繁露》基本上构建了一个在臣卑君尊的前提下，强调臣道有为和实现朝臣儒士化的比较完整的臣道观体系。初步完成了儒学臣道观的理论框架。 （二）天人感应 董仲舒的“大一统”思想，主要有三方面内容:一是“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达到思想统一；二是力图通过维护专制王权，巩固国家统一；三是提出“天人交感”论，试图限制专制，保障统一局面。 天人合一，“天者，百神之大君也。”（《春秋繁露?郊祭第六十七》）董仲舒的天，首先是百神大君，是至上神，高居众神之上。其次是众生之源，万物之祖。这里的天是无所不包的大天。当然也包括了与地相对的天象之天（小天）。从道德角度看，天有四种品行：“为尊，为仁，为神，为明”。董仲舒人为地将设定的道德品性赋予天，使天具有人格的意义。天，利活于民，厚养于人，也是天德之一。天有时有度，变而有常，微而远，广而实，虚而无所不包，天德实多也。“天之道，出阳为暖以生之，出阴为清以成之。”（《暖懊孰多第五十二》）这是借阴阳以展现天的生成之德。“天有五行，木火土金水是也。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金生水。水生为冬，金为秋，土为季夏，火为夏，木为春。春主生，夏主长，季夏主养，秋主收，冬主藏。”（《五行对第三十八》）这里以五行表现的是相生相克相成的天德。“天德施，地德化，人德义。天气上，地气下，人气在其间。春生夏长，百物以兴;秋杀冬收，百物以藏。故莫精于气，莫贵于地，莫神于天。天地之精所以生物者，莫贵于人。人受命乎天也，故超然有以倚。”(同上)这里的天(小天)、地、人三端之德以及通过四时表现出来的特性，都是大天之德的具体显现。显而易见，在董仲舒那里，天是无所不能、完美无缺的。它不仅化生了世间万物，还促其成长，助其藏收，生杀予夺，秩序井然。天有此十全十美的品德，人只要感之而起，应之而行，便完全能达到天下大治。董仲舒对天的内涵作了如许多的规定和说明，其思想的核心还在于强调天人同源、天人同德，如此，天人感应才有了先天的基础。在此基础上，董仲舒的天，有了两层含义：一是神性的天，即大天（天帝之天）；一是物性的天，即小天（天象之天）。在董仲舒的天中而更多的是神天与物天的混合体。 为了进一步强化“君权”，董仲舒以“天人感应”的神学思想，给天人关系涂上一层“圣光”。本来天是自然现象，董仲舒却宣称天有意志，是主宰世界的至高无上的神，又是宇宙万物的创造者。因此一切自然现象，社会现象，都是“天”的意志的表现。天和人能够感应相通，“国家将有失道之败，而天乃先出灾害以遣告之，不知自省，又出怪异以警惧之，尚不知变，而伤败乃至。以此见天心之仁爱人君而欲止其乱也”（《汉书?董仲舒传》）。董仲舒既神化了“天”，又把“天”与人的关系沟通了。儒家思想若不是经过董仲舒如此包装，统治阶级是不会轻易接受的，因为儒家思想的可用性不是太强，特别是孟子把人民的利益提到了君王之上，让自私的君王很不爽。董仲舒的美化包装和大胆改造，使得人君能够接受并积极实施，不可谓不机智灵活，极富创造精神，从此神化过了的儒家思想大行其道，占了主流，使汉人的思想得到了彻底的改造，可能一直到今天，我们汉人还是在头脑中或多或杀的残留着这种思想的基因片段。董仲舒倡导天人感应，根本目的是要将天道施及人道，以天之元道来说明人伦政治的合理性和规范性。这种天人观念政治化的倾向具体表现有以下方面： 1.春秋之道，奉天而法古。 圣者法天，贤者法圣，此其大数也。得大数而治，失大数而乱，此治乱之分也。（《楚庄王第一》）春秋之道也就是古往今来的治乱之道。 所谓法古、法圣，其实都是法天。“数”是规律、法则，圣贤遵守天的法则，就能使天下大治、违背天的法则，天下必将大乱。这也是一切政治成败的根本法则。董仲舒认为，一部《春秋》说明的不过是法天与违天的事实和道理。唐贾公彦解：“繁多露润，仲舒为《春秋》作义，润益处多（《周礼疏》）。 2.春秋之法，以人随君，以君随天。 “与君相比，君贵民贱;与天相比，天贵君贱。屈民屈君以伸天，这正在是董仲舒天人观产生的现实动机。《王道第六)说:“春秋之道，以元之深正天之端，以天之端正王之政，以王之政正诸侯之即位，以诸侯之即位正竟内(境内)之治:五者俱正而化大行。”（《二端第十五》）所以，“唯圣人能属万物于一而系之也。”董仲舒认为，“春秋之道，奉天而法古”（《楚庄王第一》），“天”“古”体现的都是所从来者—“天志”，是天之本愿始心。天遵循的是“元”“始”之道，元始之道是随天地终始之道，是“系一”之道，也是正天地万物之道。董仲舒的政治哲学，是通过体会元一、天地之道，并用之于人事家国，将人事的合理与否，求符应于元天之道，要使政治的现实性同时具有先天的和普遍的合理性，同时也想将人事政治规约于超人间的先天之理，使王权为代表的人事既具有先天的合理性，也要先天地受到某种超世力量的约束和限制。 对天的神化，为的是对人的神化。董仲舒宣称，“天”不仅创造了人类，还为人类安排了君主。帝王受命于天，是秉承天意统治天下的，因此称为“天子”。董仲舒论证“君权神授”，帝王成为“天意”的代表，自然就具有绝对的统治权威。为自己造势，涂彩上光环，因为挑战者实在是太多了，譬如西游记的一个普通的石猴都敢挑战玉皇大帝。从刘邦到刘彻一共五代帝王，却杀死了叛乱亲人和属臣无数，特别是刘姓的封王。汉初所立的八个异姓诸侯王，到刘邦晚年，竟有七个被杀被废。吕后杀害诸刘，更是血腥之至，（赵王刘如意、齐王刘肥）。为了体现天意，董仲舒主张“奉天法古”，即是从效法古代“先王之遗道”来奉行天意。他虽然发挥《春秋》“三世”之说，并认为“天命靡常”，“有道可以伐无道”，可以承天意改朝换代，又主张王者改制，好像是有历史发展的观点，其实他所说的改制，只是指“更称号，改正朔，易服色”而言，至于先王的大纲、人伦、道理、政治、教化、习俗、文义等等是不能改的，所以他说：“故王者有改制之名，无易道之实”这与他的“天不变道亦不变”的形而上思想是一致的。他的“三世”说是一种历史循环的观点，而“奉天法古”的思想则纯粹是一种复古主义的反历史主义观点。 董仲舒的这种目的论的天道观，其目的在于使人们服从天意，从而不可触犯出自天意的君权、父权、夫权，以巩固封建秩序和中央集权的君主专制制度。他一面向农民宣布：汉之代秦乃出于天意，应该拥护汉朝的统治；封建社会秩序以及封建道德等等，都是天道的体现，不能反对。另一方面也向豪族及诸侯宣布：君权是神授的，大家要拥护天子，服从中央集权。如果人们不照这样做，那就是违反天意，就会遭到天罚。这种神秘主义是一种麻醉剂，是一种加强统治的精神武器。 （三）董仲舒的德治： 《春秋繁露》和《天人三策》的倡议得到了西汉朝野的积极响应，一系列对中国传统政治影响深远的举措陆续出台。如汉武帝正式下令于京师创办太学和于地方兴办郡国学校，以儒学经典培养人材充实官僚队伍。元光元年(前134)又开始初步推行以是否“明经”即通晓儒学经典为主要选官标准的察举制。以治《公羊春秋》从布衣至丞相高位的公孙弘也在元朔四年(前125)建议汉武帝以法令形式保证儒生入仕道路的通畅。这些政策的实行都与策仲舒和他的《春秋繁露》、《天人三策》有着直接的关系。《汉书?董仲舒传》就明确指出:“立学校之官，州郡举茂材孝廉，皆自仲舒发之。”从此之后，大批儒生沿着入学(公、私学)读经而后由察举为郎的途径进入了西汉朝廷，逐渐取代了文吏对朝廷官位的垄断。《史记?儒林列传》在记叙这一重大历史变化时说:“自此(汉武帝朝)以来，则公卿大夫士吏斌斌多文学之士矣。”策仲舒的上疏和《春秋繁露》的理论构建在此历史进程中起到了不可代替的重大作用。 董仲舒根据儒家的政治思想，强调实行以“礼乐教化”为主要内容的“德治”，认为这是达到长治久安的根本之道。他用阴阳五行的思想，解释德治乃是上天的本意，从而为行德治寻找理论根据。他说：“天道“最主要的，莫过于阴阳。”阳为德，阴为刑；刑主杀而德主生”（《汉书?董仲舒传》）。阳“以生育养长为事”，这是天意的安排，所以“王者承天意以从事”，就应该“任德教而不任刑”。但是，“阳不得阴之助，亦不能独成岁”（《汉书?董仲舒传》）。这就是说，帝王承天意行事，应强调以德教为主，而以刑罚为辅。他认为汉继秦之后，应及时改弦更张，即更化，以德化民，废除严刑酷法。他还提出兴太学，培养“贤士”，这是“教化之本源”（《汉书?董仲舒传》）。 董仲舒从维护封建统治出发，又主张限制对人民的剥削。他说：官吏“因乘富贵之资力，以与民争利于下”，以“众其奴婢，多其牛羊，广其田宅，博其产业”（《汉书?董仲舒传》），结果“富者奢侈羡溢，贫者穷急愁苦”（《汉书?董仲舒传》），这是造成刑罚日蕃而“奸邪”不止的原因。而今社会也正是发展到了这一步，所谓所有的历史都是当代史，岂此之谓。 董仲舒从天人关系出发，又根据“阳尊阴卑”的思想，建立了一套“三纲五常”伦理学。他认为：“君臣、父子、夫妇之义，皆取诸阴阳之道。君为阳，臣为阴；父为阳，子为阴；夫为阳，妻为阴。”（《春秋繁露?基义篇》）阳尊阴卑，所以“臣、子、妻”必须绝对服从于“君、父、夫”。这三者的关系，称为“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是为三纲。实质上，董仲舒利用封建神学理论，论证了“三纲”的统治与被统治的关系，用天这个至高无上的神权，强化“君权、父权和夫权”，从而为封建统治秩序的合理性，提供了神学的理论依据。同时，董仲舒又将仁义礼智信这五常，作为处理人伦关系的原则。（实用有用就是硬道理！） 与此相关的是董仲舒对礼、乐的看法，所以（《奉本第三十四》）进一步说:“礼者，继天地，体阴阳，而慎主客，序尊卑贵贱大小之位，而差外内远近新故之级者也。”礼是大天之道—元道在人间的实施，“礼而信，礼无不答，施无不报，天之数也。”礼是源之天数，发自本志。守世间之礼，就是尊大天之道，天道行则阴阳四时调顺，人礼治则诸侯来朝，天下太平。 礼如此，乐亦同此理:“乐者，盈于内在动二发于外者也。”在天为数、为志，在人为心(内心)，“是故作乐者必反天下之所乐于己为本。……作乐之法，必反本之所乐。所乐不同事，乐安得不世异!”如何行礼作乐，董仲舒强调应该反本归元，上符于天志，下合于人心。礼乐之道如此，王政如此，人的一切行为都应如此地本于“所从来”而动于外。这种尊本守元的思想，从纯理论的角度来看，是非常客观合理的，但董仲舒把儒家的仁义礼智和天、元之本主观地加于比附，视为天然合理者，则又是极端武断和片面的。超越的理念一旦被羁于有限的价值观，则往往从真理一落而为谬误。 董仲舒作天人比附，主观上是为了“屈民以伸君，屈君以伸天”，是要“以元之深正天之端，以天之端正王之政，以王之政正诸侯之即位，以诸侯之即位正竟内之治”。但是，由于天、元之抽象而遥不可及，小民之力微而无权，所以现实的结果只能是强权者以“天”、“元”自居来“替天行道”，以人间的有限性来取代天的无限性，并假借“元”、“一”、“天”、“地”之道反过来破坏天道的本有规律性，造成所谓天命在人间的悖逆，引发天下大乱。 结语：董仲舒对后世的影响： 孔子开其源，肇其始，孟子继其流，承其泽，荀子汇其渊，集大成。到了董子则换其面，改其道而引入帝王家。这从某种意义上讲了了孔孟的夙愿。荀子在战国末期给百家争鸣画上了一个看似圆满的句号。实际上也就是把儒法道墨等来了一个大杂烩，搅在一起弄得不清不混。董仲舒为了达到其一个天下、一个政府、一个思想的“大一统”理想，秉承儒家的伦理传统，揉和阴阳家、法家理论，提出新儒学思想，并借助统一的国家力量，通过论证专制王权的合理性和绝对性，获得统治者的支持，以推行其“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主张，从而将中国统一国家的发展同中华民族的发展置于同一轨道。于是，强大的统一国家政权为中华民族凝聚力的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经济和政治保障，同时日益增强的民族凝聚力也为中国的发展提供内在的保证。这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是进步的。 汉朝在董仲舒“大一统”思想的指导下，在汉帝国强大的政治、经济力量推动下，出现了以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为特征的“汉朝模式”，使中华民族的凝聚力得以在一个安定平和的环境中保持和发展。 汉朝的成功为后世提供了表率，历代封建统治者无不以江山一统、四海一家为己任，中华民族的凝聚力也日益表现为对中原王朝的向心力。从此统一成为中华民族历史发展的主流，自汉朝以后，中国历史统一时间占二分之一，分裂占二分之一，而且即使是在分裂时期，也不同程度的孕育着统一的因素。政治上的统一潮流促进了民族的融合，有人统计，魏晋以降匈奴、鲜卑、乌桓、羯、氐、羌等族内迁人数在300万以上。在处理民族关系上，汉朝的许多成功经验也被众多后来者所借鉴，推动了民族凝聚力的发展。 董仲舒“大一统”学说对中华民族凝聚力的影响还表现在其对中华民族精神文化的奠基作用。董仲舒的政治观点和哲学观点，董仲舒生在西汉封建政权已经建立，但仍待巩固的时期。自汉初经过六十多年的休养生息，出现了一个时期的安定局面之后，又出现了日趋尖锐的社会矛盾。七国之乱平息之后，统治者的锋芒便要指向农民阶级了。董仲舒当时就是站在当时地主阶级的立场，适应当时这种政治要求而提出来的。 中国传统的政治文化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春秋繁露》奠定的。当然，《春秋繁露》所以能够完成这一历史使命是与它以孔、孟、荀儒学为核心，积极融合墨子、黄老、阴阳甚至申、商、韩非诸家学说分不开的。 此后，官吏的儒生化虽然也种遭到过一些曲折或反复，但整个时代潮流却不以君主的个人意志为转移，呈现无法逆转之势。大致说来，至西汉元、成帝时期，帝国中央高官和地方守相长吏都己儒生化了。到东汉中期以后，地方官府的属吏也基本上为儒生所垄断。董仲舒在《春秋繁露》臣道观中关于应选任儒生充任各级官吏的设想成为了现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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