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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怀念父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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怀念父亲

李明

父亲生于一九二七年(丁卯)旧历六月初六,两岁丧母,八岁丧父,过继叔父李希文为子,一世悲苦,受尽煎熬,晚年稍安。爷爷早年任复木镇(现葛城街道办)镇长,红军进城口后,被农协会收监,父亲则被加上莫须有的罪名,失去了在县税务局的工作。一九五二年正月举家被下放到高燕乡后沿山劳动改造。爷爷五三年九月被镇压,从那时起,父亲及一家被认为永无出头之日了……在哪个年代,父亲的过继,不单没给他带来多少好运,就是后来我们读书也受到很大限制,读初中、高中填表,及入团、入党时在表的最后“需要说明的情况”一栏,也要郑重地写下“爷爷李希文,系复木镇伪镇长,一九五三年九月被人民政府镇压”的文字,以示对组织的忠诚和坦白。

在农村的三十年,由于环境所迫,父亲养成了不爱吃、不爱穿、勤劳节俭的习惯。他先是安身在一个叫“大火地”的荒山野岭上,住的是“埋杈屋”,就是用包谷梗架成的人字形窝棚。夏天包谷林的夜蚊用点燃的苦蒿都熏不走,一夜过来,咬得全身是包;冬天在这海拔近两千米的山上,异常寒冷,更是苦不堪言……

后来辗转下到海拔1500米的蔡家沟,和奶奶、幺姑住在一起。那时幺姑不懂事,吃饭总不等下地干活的他,净把清得照见人影的稀饭或烧得焦糊的锅巴留给他……父亲每每提起,总是十分伤感,说“从没想到过会有今天!”我们也经常一边听,一边开导他说,“那个年代困难,大家都是逼不得已。”

再后来,父亲搬出来住在黄家四壁漏风的燕子楼上,承受着烟熏火燎和蚊子、跳蚤的骚扰,生产队长田某——就是那个曾和奶奶结婚,我们管他叫老爷的人,还从中挑拨,说什么“要是把楼腾出来给生产队堆包谷,还可以挣些工分,无偿地给地主分子住,太可惜了!”,但黄家不为所动,依旧让父亲住着,依旧帮父亲一日三餐地把饭做好等着父亲收工回来吃。时常听父母念起他们的好,于是心生感激,不知道黄家的后代现在怎么样了,真想去探访探访!

儿时到父亲那里去,我们有三怕:一怕爬那长长的十几里上坡的崔家坡,二是怕翻过崔家坡下到另一面很长的下坡,要是在冬天,浮雪下是厚厚的坚冰,脚下一滑,要摔好几丈远;三是怕谢家院子的狗咬。那狗耳朵挺灵,我们路过院子外面的小路,已然十分小心,一点不敢声张,但还是躲不过它的耳朵,总是一边拼命地狂吠,一边追着咬人,我左腿肚留下的一道伤疤,就是那时的见证。

父亲在生产队挣工分,一点都不敢偷懒,吃得也十分粗糙,晚上还经常被批斗。冬天在公社的露天院坝开批斗会很冷,接受批斗的地富反坏右,都要自己背去柴禾,供参加批斗会的干部群众烤火。父亲要从几十里外把一百多斤柴禾背到山下的公社去,实在不是一件易事。多少年后,父亲背不动了,帮父亲送柴,就成了老大推之不去的义务。

父亲平身只与他的二哥感情甚好。我的二伯平素话不多,但很疼人,父亲修公路时,他在筑路指挥部里当厨师,知道父亲下的是重力,很容易饿,总是想方设法让父亲填饱肚子。父亲受到他的照顾,比在生产队里干活好了许多。

由于长期住在潮湿的工棚里,有一年,父亲湿毒加身,双手不光痒得钻心,而且脱皮十分厉害,看起来惨不忍睹,加上得不到休息,很长时间也不见好转。多亏了当时县医院的陈院长,给他开了一种叫“灰黄霉素片”的药,才慢慢好了起来。

父亲生性孤僻,常年一个人在后沿山经营一块一亩多点的平地,亲手建了一幢一百多个平方的土墙房,还修了猪圈养猪。哑巴姐姐每隔两周就要上山到父亲那里去,帮助打猪草、料理家务。我们每年底都要举家上山去过年,享用父亲喂养的年猪。

一九八0年八月,母亲退休前,由于舍不得土地和房屋,父亲曾千方百计动员她到后沿山安度晚年,当时我们兄妹在家中说不起话,但心里却十分害怕妈妈到山上去过那种“灰坑里烧着荆棘,满身是灰,前头烤糊了,后头冷木了”的日子。好在妈妈同时期的一个好友坚决反对她到乡下去,并毅然帮她办好了葛城镇的户口,热心张罗着用500元钱在河街四地段为她买下一套楼上楼下共40多个平方的木板房,我们才终于回到城里定居。

失去了土地,没有职业的父亲靠收购生猪宰杀卖肉为生,还贩过茶叶、药材、烟叶……到乡下收购,历尽了辛劳,靠着小本经营,糊口度日。八十年代中期的一个寒假,从乡下赶回城里,四体不勤的我,干不来什么活,只在父亲忙不过来时,站在边上帮忙算算账。看着赶集的人来人往,挤满了河街狭窄的街道,看着父亲忙忙碌碌地跑进跑出,自己却闲得发慌,心里很不是滋味,听到有人问烟叶多少钱一斤,忙去问父亲,父亲没闲着,只说了一声“五块”。等他忙完,知道我把两斤一捆的烟五元就卖了,顿时气不打一处来,觉得我太没用,不但帮不了忙,还害他亏了本钱……我当时也十分委屈,生气地回敬父亲说,“少了的钱我赔给你!”,父亲生着气,一口气跑到太和场,硬是把贪了便宜的那人追了回来……

父亲闲不住,家里家外的事都从不放心别人做,晚年怕母亲买不来菜,更是把买菜做饭的事全都包揽了下来。以往虽然和母亲总是聚少离多,住到一起了,却常常和母亲拌嘴。我们姊妹平素总是不离母亲左右的,自然和母亲感情近些,听到他们吵嘴,言语中总爱偏向母亲,他听我们说这个家如果没有母亲,就没有现在这个样子,总是很不服气!

九十年代初,政府说爷爷是城口和平解放的功臣,为他平了反,追认为起义人员。我和大哥借此找到税务局,要求给父亲复职,哪知磨破了嘴皮,也没能如愿,只是在我们写下一个“永不反悔”的保证后,才给予了一千元的一次性补偿……

二000年,我搬家到了北大街,特地给二老安装了电话,每到周末,我们弄点好吃的,就要接他们来家。二00八、二00九年,在十分羡慕母亲的一口好牙的同时,却明显感觉父亲走路、吃饭都已大不如前……

0七年春节,我在渝北的按揭房还没装修,全家老幼窝在老大在袁家岗的家里过年,我把父母接到龙头寺的清水房中看了一下,只记得老人家十分满意,说小区很平,绿化好,房里光线好,交通也四通八达地便利……想到他那么看得来,竟无福住上一住,心中不禁十分黯然!

二00八年农历九月十一日,和母亲一起在水巷子打麻将的父亲,在抓对面一块牌时,突然偏了一下,就开始口吐白沫。母亲没见过脑溢血,不懂得该怎么去处理,以为回家躺躺就好了,于是叫我那老实巴交的姐夫,把他硬背回到河街的家中,当我们兄弟得知时,已经过去了一两个小时。

我们立即叫车把父亲往县医院送,记得当时父亲已经不能说话,但神志仍很清醒,手还能动,他摆着手,嘴巴“唔唔”地说着什么,想阻止我们送他去医院。

我们轮流守候着父亲,把棉签沾湿,为他润唇,拿吸痰器小心地吸出他喉中的痰液,知道当时已不敢送重庆了,就反复要求医生用最好的药物留住老人的生命。

到九月十四日傍晚,我二伯的长子孝和哥,把他扶到病床旁的藤椅上给他换寿衣,我们在一旁还是怎么也不相信父亲就要走了……这天夜里,八十二岁高龄的父亲走完了他的一生,他走得十分匆忙,甚至都没给母亲和我们兄妹留下一句话!刚强倔强的他,一生靠他自己,凭着艰苦岁月里练就的身板,极少吃药打针,晚年也没给儿女们添任何麻烦,就是弥留之际的守候,也只是短短的三个晚上!

从县医院出来,我们沿着南大街、东大街,热热闹闹把他送到了殡仪馆,还请了邻县的乐队,哭他一生的艰辛和功劳。我们则跪在父亲的灵前庄重地许下一定善待母亲的承诺,好让他的灵魂安息。因为我们知道他最最放心不下的应该就是和他携手走过五十八年风雨人生、不管在任何情况下都对他始终不离不弃的母亲!

父亲走了,母亲哭了好长时间。我们常常看到母亲在暗自垂泪,任何安慰与劝说都无济于事!虽然父亲在时,两个老人随时吵闹 ,但毕竟几十载伉俪情深啊!我们生怕母亲怄坏了身子,就想方设法转移她的视线和注意力,哄着让她开心。

一转眼,父亲已离开我们三年了,生前他虽从来不愿当面夸我们,但背着我们的时候,在三亲六戚的熟人面前,还是很认可我们的努力与成功!如今,我们阴阳两隔,惟有在他的生日、忌日、清明和春节里,为他上柱香、烧烧纸,嘱他在另一世界里要舍得花钱,不要过得太简单朴素,也把母亲和儿孙晚辈的一些近况和好的消息念叨给他听,让他高兴高兴!

而今,母亲已慢慢从悲痛中解脱出来,和我们和谐地生活在一起,安享幸福的晚年!我们知道,惟有加倍地爱母亲,才是对父亲最好的怀念!

二0一二年一月二十四日(正月初二)成稿于重庆华宇.北城中央

二0一二年二月八日(正月十七)修改于葛城北大街74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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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时间:2024/12/26 3:22: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