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 | 每到清明更忆兄 |
正文 | 清明又到了,思念之神展开轻如蝉翼的翅膀,飞上了老屋的后山。山下山上,落阴缤纷,一环套一环,圈着一个坟堆。那里长眠着我的哥哥,珍藏着我的美好记忆。 哥哥不是我的嫡亲哥哥,但是我敢说,在这个世界上,只有他才最痛他的弟弟。我从他那里获得的关爱,胜过所有有嫡亲哥哥的人。当每一次思念把我带到坟前,我都在心里默念: 人生能有这样一个哥哥,我知足了! 关于哥哥的身世,是我上初中之后才知道的。妈妈告诉我,哥哥三岁那年,衡阳沦陷,他的父亲就惨死在日本鬼子的剌刀下。那时烽火连天、兵荒马乱,孤儿寡母东躲西藏总不是办法,他妈不得不与一个一块逃难的老乡结婚。第二年光复,他们一家又染上瘟疫,生母和继父扔下他这么一个孤儿,前后不到十天就相继撒手走了。 哥哥大难不死,却生了一身的疮,脓与血粘在一起,走到那里,苍蝇就跟到哪里,路人见了他,不得不捂着鼻子侧身而过。那年哥哥正好五岁,以带病例之躯沦为无家可归的流浪儿。 “孩子呀,瞧你这么活着,还真不如死了好。”心肠软一点的人在给了些施舍之后,从内心说出这样一句不情愿说的话。可是,哥哥的命大,尽管一身的疮,骨瘦如柴,白天讨饭,晚上钻到土地庙去过夜,他偏就不死。 妈妈说,哥哥很聪明。他知道人家见了他那模样会倒胃口,所以从不在人家吃饭时伸手,从不挨人家的桌子边儿。那时,我奶奶已经吃斋念佛,她对哥哥很同情,每逢吃饭时,只要一见他在门外躲躲闪闪,就会把他叫进门去。哥哥很懂事,他轻易不路过我们家,除非整天没有讨到一口水、一口饭,饿得实在不行了,门缝里才会出现他那可怜的身影。 门前的白杨落下了最后一片树叶,冬天就要来了。 “瞧这孩子,冬天这一关怎么逃得过?”看着哥哥那粘着草根、树叶的身影,奶奶象是自问,又象是问天。天是铅灰色的,毫无反映。 终于有一天傍晚,奶奶把我的爹妈叫到跟前,发话了: “你们结婚已经有些年头了,一直没有生孩子。我看,你们不要等了,干脆就收养这个流浪儿吧,一来积德,二来也可以传递香火。” 这事一提出,我爹妈还没表态,爷爷就站出来反对: “儿媳妇虽然结婚五、六年了,她还只有二十岁,怎么能说没有生育?再说,我们家里本来就穷,添一个人,添一把斗,吃什么?眼下他一身的疮,哪来的钱治病?粘这种事干涉就大了,弄不好,乡亲乡里还会看笑话。万一死了,谁说得清?” 爷爷的话不无道理。但是,我们家历来是奶奶说了算。爹妈一向都是听奶奶的。 几天后,我爹妈选了个吉日,正式收养了哥哥。 后来的事情还真应验了奶奶的话:一颗露珠显一棵草,一方山水养一方人。哥哥自到我家,我爹妈就把他当亲生儿子一样精心呵护,访名医,寻草药,给哥哥薰洗,一身的疮居然很快就好了,连个疤痕也没留下。租种两亩水稻,也是连年丰产。第二年生下我,第三年就解放了。 妈妈常说:“你是哥哥带来的,要当好哥哥的影子哦。” 爷爷自从有了我,有了属于自己的土地,完全变成了另外一个人。在爷爷心目中,孙子和土地就成了他的心肝宝贝。白天,只要不是赶场日,——那时,他已经是市面上的墟头,执掌公平秤,买卖双方秤上有争议,都要到他那里去复秤,请他评判。——他都在稻田菜土里干活,而每次回来洗罢手后的第一件事就是看孙子,抱着我亲了又亲。奶奶过世了,爷爷孤身一人。刚解放那阵,旧时的赌场老友也曾偷偷找他说,“伙计,咱们不赌钱,来一碗过把瘾,解解馋,消消闷,行不?”爷爷说,“如今解放了,天天喊禁赌。我是吃了秤砣,——铁心不干了。”爷爷是个明白人,他把全部爱和希望一分为二,一半奉献给刚刚分得的土地,一半倾注在我的身上。 正是由于我的出生,爷爷的感情天平渐渐向我倾斜了,看哥哥不再那么眼顺,哥哥本来就是调皮精,捣蛋鬼,“犯事”是常有的,以往爷爷不在意,有时还“护短”,而现在却没完没了的数落起来,把他当成了“外人”。家父正好相反,认为哥哥命好,弟弟是他“招”的,因而对哥哥宠爱有加,胜于先前。老父子俩常常为哥哥的事争吵,甚至大打出手。 最使我难忘的是: 有一天,李来顺来找哥哥,悄悄对哥哥说,他叔叔同意让他上小学了。哥哥听到这个消息,也动了上学的念头,在家母校面前嘴巴嗫了好几次,欲说又止。家母校读懂了那张还充满稚气的脸胧,就与家父商量此事。家父当即答应让哥哥上学。 在我的记忆中,那几天哥哥最高兴,话也多了。但是,就在开学的前几天,爷爷知道这件事,坚决不答应,认为自己世代是田家,应以种田为业。“只有锅子煮白米,哪有锅子煮文章”。不读书照常能种田、打粮、吃白米。再说,家里并不宽绰,能把他带大成人,对乡村上上下下有一个交待也就够了,还读什么书,打肿脸充胖子。而家父认为,好事要做就做全。孩子正是读书的时候,不上学也是玩,把时间白白耽搁了,太可惜。上小学也花不了几个钱,以后没钱是以后的事,先过这道槛再说。只要尽力了,也就无怨无悔。 两父子为这事整整吵了一冬,连年也没有过好。就在这时,农村发起“扫盲”运动,队上在我这个屋场的正堂屋办起了夜校,黑板是用煤参和石灰抹上墙面的,漆盖当课桌,凳子自己带。 识字课本由村上免费发给。扫盲对象是青一色的大老爷、小伙子,姑奶奶和媳妇们。讲课的是一位老先生,姓李名琼玖,清末秀才,很有来头。他的课讲得特别好,引起了县里的重视,连县长都约见过他。夜校因此颇有名气,外队的小伙子也时常结伴来这里听课。每到晚上,大厅的马灯一亮就热闹了。 目睹这场面,家母就想让哥哥上夜校。她把这个想法跟家父一说,家父不假思索,欣然同意。爷爷也说是个好主意。为了让哥哥学得轻松、学得好,家母每次都比傍人去得早,抢占地势,在最前边摆上一张小桌和一条小凳。 在夜校里,哥哥是唯一的学龄儿童,大家称小人儿。他天资聪明,加上学习认真,没有多久,识字课本就能倒背如流了。星期天,他和小朋友李来顺、李代彩在一起玩,比认字就成了第一个项目。上学的孩子没有谁比得过他。后来,他又学了珠算,会演习“六百六”和“归除”了。 李老先生对哥哥很赏识,讲授方法也就颇有些偏心眼儿。这一来更吸引了学员的心思,大家学得很卖劲。然而令人遗憾的是,办校不到半年,一转高级社,夜校也就给风卷走了。哥哥当了放牛娃。 这个时候,我已经上小学。我发现,有很长一段时间,当我清早背起书包走出家门,哥哥就赶着牛,老跟在我后面,目送我转过小山坡。甚至我还发现,教室的窗户傍边,有时会冒出半个调皮的小脸蛋,竖起一只耳朵,在偷听老师讲课,把同学们的视线引了过去。有一次,终于被老师识见了,他拔腿就跑,老师紧追不舍,很快就被抓获了。 同学们一窝蜂拥了上去,把哥哥围在当中,象看西洋镜那样,再瞧哥哥做俘虏的可怜相,我无法忍受了,拼着一口气冲上去,大声说:笑什么笑?他是我哥哥,他想读书,犯了你们啦! 校长成英才老师闻讯赶来,他认识哥哥,抚摸着哥哥的头说,你已经过了上小学的年龄了,好好干你的活去吧。并抓住这个机会,对身边的同学说,想读书的孩子就是好孩子,好样的。你看你们有书读多幸福,可不能把大好机会白白浪费了哟。校长替哥哥解了围,他很体面、很高兴地离去了。 这件事振撼了我幼小的心灵,给我留下终生难忘的映象。我把读书和哥哥紧密联系在一起,只要一进校门,一捧书本,就会想到哥哥,而当我一想到哥哥,这学习的劲头也足了,时间也有了。 可以说,这件事影响了我整个一生。 哥哥实际上比我大七岁。 在我的记忆里,我从小就喜欢跟哥哥在一起玩,人家称我是哥哥的一条“跟屁虫”、“小尾巴”。 记得最初有条水牛,是好几户共的,轮流放牧、管理和使用。牛是耕家之宝,冬天,恐天冷水寒伤牛筋骨,通常不放牛出栏,让它喝温开水,吃干稻草。只有偶然遇上好天气,才放出来溜一溜。这是大老爷们的事,寒冬腊月,他们不干这个,闲得发慌。其它季节,只要不下雨,早晨和下午都得放牧,不过牛倌是青一色的儿童,田园诗中称他们叫“牧童”。轮到我家放牧,自然是哥哥当差了。他似乎很乐意干这件事。 那时候,流经村边的横江还不曾改道,一湾绿水绕着一大片河洲。除了冬季外,滩上总是水草连绵,鲜嫩肥美,一丛丛不知名的野花杂错间生,远远望去,比传说中的湖南湘绣、江苏云锦还要靓丽。在我们小孩子的眼里,它就成了蒙古大草原,是一个天然牧场。来这里放牛的孩子特别多,是牧童聚会、嬉戏、游泳、打斗的理想地方。 这里的放牛娃挺逍遥自在的,三五成群,或下河戏水捉虾,或座在青石板上下草棋,打扑克,或在草地上翻跟斗,比手劲,花样五花八门,有你玩的。 当然,我最喜欢的还是下河嬉戏,光着屁股在水里游来游去,更多的是分成敌我两队打水仗,好开心。玩腻了水就玩沙,一丝不挂,躺在沙洲上晒太阳,别提多舒服,多自在了。饿了,河洲上有野花生、野果子可供采食。秋天,我们有时候也去田头偷大豆,放在青石板上烧烤着分食。大人见了并不怪罪,只是叫我们“摘老一点的,别把青的糟塌了”就行。 放牛,对哥哥来说,是一种解放。特别是到十四、五岁,爷爷把每天的活都给他排得满满的,早晚各交一担青草,用于垫猪牛栏,白天交两担柴,糊灶口。放牛可以抵杀草的任务,如果牛淘气,跟牛去了,一天的活还可全免。哥哥当然选择放牛。 大约六岁上,我就随同哥哥放牛了。 我们家那条牛膘肥体壮,又高又大。出了牛栏,瞧见左右没人,哥哥就把我抱一牛背,然后自己才攀爬上去。骑牛的感觉真好,那牛也善解人意,左右摇摆着粗壮的腰支,让人晃晃悠悠,挺自在、怪舒服的。从池塘边经过,自顾水中倒影,很有古代骑士那种派头,更是得意洋洋,神气实足。 到了河洲,我们从牛背上滑下来,让牛自个儿埋头吃草。吃饱了喝足了,公牛便伸长脖子,嗡声嗡气的怪叫,而母牛则会竖起耳朵静心探听,睁大眼睛四处顾盼。它们呼朋唤友,腾蹄撒欢,自有一番乐趣,不用孩子们看管。几条公牛有时为了争夺同一条母牛,会发生剧烈的角逐。 但是斗得最凶最狠,甚至连身家性命也敢搭上去的,要算我家那条牛了。在几大牛群中,它很帅气,所有的公牛都怕它,所有的母牛都宠它。它很霸道,即使别的公牛爬上了母牛的脊背,它看不顺眼,也会赶过去干涉,用尖锐的角将其挑下来。它的外号叫“牛魔王”。一次,为了驱赶一条外地公牛,它居然跑了十几里,从樟木峙下河,淌过湘江,仍紧追不放。 哥哥对“牛魔王”很有制服的办法,如果不想让它纵情乱跑,就蹲在牛腹下边,用手搔其下身,把被孩子们称作“金箍棒”的东西逗引出来,用红绒线打个圈,轻轻套住。——此招一出,牛就“雄”不起来,吃饱喝足,只会自觉爬下,看上去挺老实、怪可怜的。这一招既灵又损,哥哥隔三差五才用一回。在更多的日子里,哥哥是很放纵牛的。他发现牛在角逐时,牛绳拖累太重,有时绳索卡在牛蹄缝里,使牛有劲也用不上。于是,一到河洲上,哥哥就把绳索从牛鼻子上解下来,任由它自由发挥,不受牵连。哥哥很爱牛,每次放罢牛,回家前他都要用梳子梳洗牛毛,打理得干干净净。牛也好象服了哥哥。如果不是拼上真正的对手,只要哥哥吹一声口哨,它就会跳出圈子,放弃角逐,跟哥哥走。 哥哥把这些绝活叫会了我。后来,放牛的任务终于落到我的肩上。那时候,我已经上学了。哥哥怕我上学迟到,这了让我准确把握好早晨收工的时间,又教给我一个绝招:瞄准自个儿的人影,选个石子作标记,然后用自己的脚步去丈量。人影到了13步长时就得牵牛回去,否则赶不上趟。哥哥的专利在小伙伴中很快就传开了,一直到现在也还有人采用这个办法。 哥哥交给我的那条水牛,转高级社前就病死了。被开膛破肚的情景,我至今记得。它劳累一生,奉献一生,死前没有服过药,还挨千刀万剐,使我伤感了好久。此后,我不再吃牛肉。有人还猜测我,“不吃牛肉,准是信什么教”呢。 爷爷对哥哥要求很严,有时近于苛刻。但哥哥很机灵,有一套对副爷爷的办法。 比方说,爷爷要他每天砍三担柴,不完成三担不供饭吃。哥哥想了想,就把大担改成小担,每一担比原先的份量少了三分之一。爷爷很生气,不肯验收。哥哥说:“你是爷爷,你总得说服我,这是不是三担,你一数不就清楚了呀?”我在一旁边也为哥哥帮腔,“一、二、三”数给爷爷看。爷爷没词了,只得认帐。 后来,爷爷换了一个法子,把计担改为计斤,要哥哥每天缴一百五十斤柴。哥哥高高兴兴答应了。傍晚,爷爷从队上收工一回来,就去验收,发现所寻的柴全是刚从树上砍下来的,水份足,很重称,一百五十斤柴全部捆起来,份量还没有原来的一担多。 爷爷气坏了,紧追不舍,要打他屁股。 妈妈识见了,赶上前去,放过哥哥,拦住爷爷,说:“你老人家已经七十多了,别伤了腿脚。柴草是小,身子骨是大。这孩子不争气,交给我吧,看我晚上怎么收拾他。” 妈妈嘴上说要“收拾”,那是哄爷爷的。其实她内心一直都在袒护哥哥。过了妈妈这一关,哥哥给我做了个鬼脸,拔腿就飞了。 爷爷是一个勤快人,自己闲不住,也不肯让人闲。哥哥那时候才十几岁,凭他的小聪明,他也能感受到这一点。他对爷爷的那种“苛刻手段”,始终表现出大度的忍耐和宽容。 究其实,晚年的爷爷已经完全离不开哥哥,哥哥成了他的“龙头拐杖”。 爷爷喜欢看戏。 整个五十年代,农村乡土文化气息特别浓郁。地方戏剧班子如同雨后春笋,纷纷登台亮相。仅我们那个初级社就有三个戏班子,春节从大年初六一直要演到农历二月初八,其他农闲时间、逢墟赶集、生日喜庆,也要演戏,而且一开场就得连演三五个日日夜夜。 爷爷成了戏迷,场场必到。 可是,爷爷过了六十五岁后,视力就下降了,特别是黄昏之后,没有人牵他,即使打着灯笼、火把,再宽的路面他也看不清,至于乡间小道,那就更不用说了。也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牵爷爷看戏”的任务,责无旁贷地落到了哥哥肩上。 哥哥很会在爷爷面前献殷情。只要哪能里有演出,不等爷爷打听,他就会在第一时间告诉爷爷。不管爷爷是怎样“教训”他,他偷偷擦干眼泪,就去为爷爷扎好晚上要用的火把。 玩是青少年的天性。那些戏都是老古董,什么旦呀、净呀,谁上场都要咿咿呀呀唱过没完,节奏慢得让人窒息,青少年谁忍耐得了?他们无非是借看戏聚聚头,而哥哥早就成了他们的“孩子王”。所以,哥哥把爷爷安排好,就去会他那班小哥们,跟他们在一起打闹。不过,无论玩心有多重,哥哥也从没有误过接爷爷。他总是正点来到爷爷跟前,牵过爷爷的手,说:戏演完了,我们回家吧,爷爷! 爷爷确实夸过哥哥一回。 记得那一天,爷爷突然说他上眼皮内侧有针一样的东西在扎、在剌,不痛即痒,十分难受。妈妈翻开他的眼皮,左瞧右看,发现不出问题。 爷爷说:“还是让云儿看看,他眼光尖,心细,鬼得很”。 哥哥上去翻开眼皮,说:“爷爷,这上面都长毛了,肯定是它作的祸。”哥哥试着用两片小指甲去夹,夹一根拔一根,费了一上午的劲,把两个眼睛上眼皮内侧的毛刺一根一根地全拔掉了。 说也奇怪,拔了那毛刺,爷爷觉得舒服多了。 那天,我清清楚楚看到,爷爷从长衫里面的口袋中掏出一块钱给哥哥,说是奖励他,让他自己去买牛皮糖。 哥哥有了钱,首先就把我叫了去,一起商量买牛皮糖的事儿。哥哥从来都是这样,他知道爷爷真心痛我,护我,但他却从不妒忌,不“吃醋”。相反,他会把爷爷偶尔对他一丝一毫的怜爱交与我一同分享,让爷爷更加欢欣。 此后,爷爷眼睛一痒就叫哥哥去。哥哥成了爷爷私人眼保健医师,在爷爷心目中的地位也正在发生微妙的变化。 一九五七年的一个秋夜,爸爸回来告诉爷爷,“再过两天他要送哥哥去远门。” 爷爷问:“到底多远?” 爸爸说:“去界牌瓷厂,离这里有七十多里。” 爷爷一听,愣了!说,“你也知道,我身边不能没有这孩子。你是一队之长,能不能另换一个?” 爸爸说:“我是想过了,可是队上没人报名。解放八年了,哪家的小日子不是过得有滋有味,下田头、蹲灶窝、夜里钻进热被窝,谁还舍得出远门?有人背后还说我呢,又是招工,又是迁户口,天知道这一出门得呆多久?要去人,队长他不是带了个儿子嘛,反正又不是亲生的,让他去不就得了。我也是没法子,才让云儿顶上这个名额,不然,我不好向上面交差。社里催得可急呀!” 妈妈在一旁说:“依我妇道人家看,鸟的翅膀硬了,羽毛丰了,就要放飞。还是别留云儿,信许让他这一去会越走越光明。” 不管爷爷舍不舍得,事关哥哥的前程,最后决定还是让哥哥出门闯一闯。 哥哥临走前忙了一整天,他砍了三担蒿,给爷爷扎了好几大捆火把,说是给爷爷看戏照明用。还把我叫到爷爷跟前,给爷爷看眼睛,一边拔毛刺,一边教我跟着学。 哥哥说:“关键是手法要轻,别让爷爷痛着。” 哥哥走的那天,爷爷柱着拐杖送他到村口,直到看不见人影了才回来。从不流泪的爷爷,这回也潸然泪下。 哥哥当然不曾想到,他这一去就是八年,再也没有见到过爷爷了。 哥哥离家之后,我按照哥哥那样陪伴着、侍候着爷爷,但是爷爷仍在叨唠着哥哥,直到那天午夜溘然逝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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