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标题 | 儿时在“五七”干校的岁月 |
| 正文 | （一）干校就是干部的农村学校 说到五七干校，应该是在我父母那辈会引起共鸣，当下的许多人根本就不知道五七干校是何物。其实我也不知道，但因为当年随父母去了五七干校，而且呆了近三年，因此这就成了我和一群当时一起去的小伙伴们一生的永久记忆。在“百度”中对五七干校查到了一段这样的解释：“中国文化大革命期间，以贯彻毛泽东《五七指示》和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为名，将党政机关干部、科技人员和大专院校教师等下放到农村，进行劳动的场所。1966年5月7日毛泽东在给林彪的信中提出各行各业均应一业为主，兼学别样，从事农副业生产，批判资产阶级。1968年5月7日，黑龙江省在纪念毛泽东的五七指示发表两周年时，把大批机关干部下放劳动，在庆安县柳河开办一所农场，定名为五七干校”。对，就是这个解释。估计是继黑龙江之后，干部到五七干校锻炼之风在全国兴起，烧到了北京，于是，一大批跟我父母一样的机关干部和知识分子被派到了农村经受锻炼。说接受再教育，其实是本着扎根目的去的。多年后，我家经常把回忆五七干校的往事翻出来说。当时我父母都在机关工作，特别是爸爸，解放前就读了大学，典型的知识分子，因写得一手好文章，人称“秀才”。据老妈回忆，当时是先派老爸一个人去的，结果他坚决要求全家一起去。现在爸爸不在了，无法考证他的初衷，但我怀疑跟他的出身不好，想向党表决心有关，他家是江苏一个县挺知名的大地主。当时的家庭关系，感情很质朴、很纯洁，于是，妈妈二话没说把一家四口的户口转到了五七干校。机关里许多像他们一样的家庭举家搬迁，连根草都没留下。 （二）我演李铁梅 这么多年了，我几乎不用任何回忆，永远都能脱口说出五七干校的所在地：河南省息县张陶公社。几个单位的人组成了五七干校，估计有几百人，主要任务是种地、种菜、盖房子、制造不知什么用的零件。由干校职工带去的几十个孩子被统一安排在离干校8里地的公社所在地，组成了一个类似幼儿园的组织，叫服务站。不能叫幼儿园的原因是在服务站中从两岁的幼儿到十几岁的中学生都有，阿姨们也都是干校职工家属，可以说都是自己人。去干校时我上一年级，姐姐上初中一年级，但我们都在一个服务站中，家长每十天才放一天假，可以回家看看孩子。但我们这些孩子在一起非常快乐，根本不想家。由于很闲，没那么多功课，服务站里自发成立了宣传队，由姐姐这么大的孩子当教员，我们这么大的孩子当演员，整天练功、练唱样板戏。多年后姐姐总说我日后会跳舞得益于她当年对我的启蒙教育。记得我们当时十几个小朋友排成一排，姐姐们让我们弯下腰，双手环抱住大腿，把头贴在腿上，抻筋。当年的时髦京剧红灯记是我们最拿手的，可能是因为眼睛大，亦或是姐姐有了私心，总之我捞了个李铁梅这样的主角演，我同学，也是发小，因当时发育早，比我明显高一截儿，饰演李奶奶，她大一岁的哥哥演李玉和。这个剧目我们练了很久，后来终于有机会给干校的叔叔阿姨们演出了，到现在我还能找到当时的感觉，因为个子太小，在“高举红灯”环节只好站在一个桌子上，桌子前面是庄严的“奶奶”，这个镜头就定格在了叔叔阿姨的掌声中，也定格在了我心里。 （三）有个朋友叫郑艺 我们干校的孩子都就读于公社小学，姐姐这么大的孩子已经能分出高低贵贱，于是干校的“姐姐们”明显不愿意跟当地的“土包子”孩子在一起玩，一下课就分帮了。而我们这些刚上学的小孩子不懂这些，很快就跟当地的孩子们打成一片，而且很快就学了一口标准的河南话，甚至会用河南话骂人，不看装束根本就分不出来谁是当地的、谁是干校的。我还清晰记得当时我有一个非常要好的小朋友，叫郑艺，她爸爸好像是大队队长之类的“干部”，家里院子挺大的。我们俩玩的非常好，放了学我经常去她家。多年以来，我总有一种想找她的冲动，后来看到有一个帮助人实现寻找失散多年的朋友、家人的电视节目，想找她的欲望更加强烈。说不出为什么要找她，就是想知道她是否过得好，是否还记得我这个干校的好朋友。后来我把这个想法跟“李奶奶”说了，她已经不记得“郑艺”是何人，只是说了一句“农村人都结婚早，说不定都当奶奶了”，是呀，早年的美好感觉会不会一旦找到就被见面的现实打碎了呢？万一她很苍老，有很多孙子，也根本不记得我了呢？这有点像一个男孩子总想再见一次当年的初恋情人，可见到以后往往一下就释怀了，初恋情人马上从脑海中逝去，就是因为过于美好的东西总是被眼前残酷的现实摧毁，于是我就放弃了，只是在想起干校时想一想我的好朋友。 （四）裙子“事件” 干校的孩子因为来自首都北京，所以对当时十分封闭的山村是个非常大的冲击。当时那里的男孩子可以穿非常花哨的大裤头满街跑，但女孩子夏天从来不能穿裙子，她们甚至不知道裙子是什么。夏天来了，我们这些干校的孩子自然而然地穿着裙子上学，在校园里引起了不小的轰动。一群当地的孩子围着我们，笑话我们，意思是说这些女孩子不穿裤子就出门了，难看死了。可看久了，便生出一丝羡慕之情。在炎热的夏天裙子自然比裤子凉快多了，而且非常好看。到了第二年夏天，我的好朋友郑艺终于在我的鼓动下让她妈妈做了一条裙子，是花布的，长及脚踝，主要是怕男同学笑话看到了小腿。此后，一些“赶时髦”的当地小姑娘有不少加入了穿裙子的行列，校园里终于有了生机。 （五）最后怕的打水事件 那时的孩子普遍不金贵，多数家的孩子要在大人放假回家前把家中的水缸挑满水。于是，我家就发生了至今让妈妈后怕的事。河南的水井周围没有突出于地面的圈，冬天来临时，水井旁结满了冰，非常滑，一不小心就会掉进水井。当时我小，打水的事自然是姐姐的。因为怕姐姐打水时不小心掉入水井，妈妈对我说，姐姐打水时你要在后面紧紧搂住姐姐的腰。在这种缺乏起码常识的教导下，每次打水时都会看到这样一个场景：十几岁的小姐姐小心翼翼地甩着水桶上的绳子，后面有一个更小的小姑娘死死抱住姐姐的腰。当时我怕极了，非常怕自己没搂住姐姐，她会一下掉进井里。多年后，我和姐姐常常回忆起这一幕，妈妈感慨地说，要是你姐真掉下去你肯定也就跟着掉下去了，那我可是会失去两个孩子呀。 （六）当前形势一片大好 因为封闭，没多长时间，我们这些北京孩子的语言表达和写作文水平都跟当地孩子扯平了。我的作文永远都是这样开头的：当前全国形势一片大好，不是小好。我们公社的形势也和全国一样，一片大好。后来爸爸笑话地又加上了这么一句：我们家的形势也和公社一样，仍然一片大好。三年后回到北京上小学，不知为什么，我的“才思”似乎突然打开了。当时学校里时兴写小诗歌，其实就是押韵的打油诗。记得我的一首描述干校生活的诗歌受到老师的广泛好评，被选拔在全校师生面前朗诵，场面相当壮观，我小小的心里充满了自豪感。这首诗至今我还清晰记得其中的语句：我去干校整三年，广阔天地受锻炼；农民伯伯教育我，给我忆苦又思甜；我家三代受苦难，没吃没穿受熬煎；来了救星共产党，翻身解放把舞翩......，现在再看这些语句都能拿得出手，更何况出自一个小学生之手呢？真要好好指导一下，在今天真的诞生一位伟大的诗人也说不定呢。 （七）爸爸的苦只有他知道 干校里有一批十八九岁的小青年，组成了青年排，妈妈是青年排排长，特会做思想工作，小青年们都跟她特好。后来这些人都陆续回了北京，有时还来看妈妈，见了面仍然喊她“排长”，特亲切。妈妈带领他们种菜，很拿手。爸爸是机械连的，到现在我都想不明白像爸爸这样的“老学究”，一辈子只会看书、写文章，怎么就被弄去开车床了呢？事实证明他不行，有一次开车床时袖子被卷了进去，要不是衣服旧，把袖子扯了，他的手肯定就没了。有一次听广播里介绍一个成功人士的故事，他的经典语录就是“你永远都不要去干自己最不擅长的事，这样你永远都不会成功”，看来他是对的，爸爸显然当时干了他最不擅长的工作，所以总不上手。记得最“痛恨”爸爸的是有一次因为他吃饭扔了半个馒头被同事们贴了大字报，题目好像写的是“地主出身的某某某浪费粮食，是极大的犯罪”。同学跑来告诉我贴大字报的事，我当时气坏了，认为爸爸这个地主出身的人真是死不改悔，连农民伯伯辛苦种的粮食也敢浪费！心里十分气愤，爸爸回家后我好像还用稚嫩的声音质问了他，记得当时他显得“灰溜溜”的，十分沮丧。只说了一句他真的吃不了了，样子很可怜，也很后悔，于是，我立刻就原谅他了。其实老爸是个相当善良、一辈子忠于党的好人，在那个年代谁又能为当时的举动负责呢？没批斗你就是好的了。最让老爸难过的是姐姐入团的事，刚上初中的姐姐表现很好，是校广播站的，播音字正腔圆，相当专业，学习也特好，本来就应该是第一批入团的。可在入团申请表“家庭出身”一栏上，姐姐如实填上了“地主”，这下可坏了，出身不好在当时入团问题上是个硬伤，一下就被枪毙了。回到家中，姐姐哭了，当时这个政治待遇对姐姐很重要。记得那天本来就很沉默的爸爸一句话都没说，这是他最悔恨的一件事。可是家庭出身是无法选择的，这个地主帽子一直戴到了回京。 近三年的干校锻炼，盖起了一幢幢漂亮的房子，地里的庄稼长势非常好，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当时种过一种小西瓜，起名“反修瓜”，无籽，非常甜，好吃极了，后来再也没有吃过。三年后，不知何故，反正干校的干部们开始了大撤退。我们家是第一批回京的，后面的景象更是一派兵败如山倒的气势，房子、庄稼都给了当地百姓，也算是造福一方了。回到北京后，我又进了小学读书，但程度明显落后，连汉语拼音都不会，一切从头学起。几年后，你再也找不到农村的一丝影子，人早已变回了城里人，河南话除了一句顺口溜的骂人话之外，再也不会说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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