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标题 | 《我的父亲母亲》——文/武双安 |
| 正文 | 最近晚上总是睡不踏实，在半梦半醒之间，脑海里满是已故父母亲的身影。再过两个月是母亲三周年忌日，也许老人家在给我托梦吧。 一大早，我约二哥一起去看望大哥，顺便商量一下母亲三周年的事。二哥提议大张旗鼓、风风光光办一场，至少招待200到300人，烟、酒要买多少钱以上的，酒席要办多少钱一桌的，等等；大哥有病在身，没有发表意见，我则主张一切从简，没有必要大操大办。理由很简单，父母早年虽然遭了不少罪，受了很多委屈，但晚年跟我们生活在西安，子孙满堂，享尽了天伦之乐。如今老人已经过世，丧事也好，忌日也罢，办得再大、再排场，都是做给外人看，没有这个必要。 父亲晚年常对我们说，他这辈子最对不起的人是我母亲，自从跟了他，不但没享几天清福，反倒遭了不少罪，嘱咐我们兄弟三人，一定要好好孝敬老母亲。可世事难料，短短四年时间，父亲母亲竟相继离世，留下的只是伤感和回忆。 我的父亲是名教师，母亲是地地道道的农村妇女。 父亲生于1933年，是大户人家的二少爷，吃的是大鱼大肉，穿的是长袍马褂。爷爷当时在县上开烧坊（就是现在的酒厂），一大家人吃住生活在那里，很是风光。爷爷生意做得大，光雇劳力就有二三十人，生意红火时，曾一口气买下了镇上半边街道的门面房。 爷爷一生最大的遗憾是不识字，更不会算账，这方面的事经常要求人。所以对后代的学习抓得特别紧，从父辈名字就不难看出爷爷的良苦用心，伯父、父亲及三叔，每个名字里都有一个“文”字，很显然，爷爷希望他们长大后成为有知识、有文化的人。 在爷爷的严格管教下，伯父不仅毛笔字写得既快又好，文采更是了得。解放军拉练的队伍路过我们村，首长非常赏识伯父的文笔，便动员爷爷让刚结婚不久的伯父参了军，随部队去大西北。解放后，这位首长成了青海省公安系统领导，伯父也成了一名西宁市的公安干警。 父亲考上了师范学校，毕业后当了教师，20岁被任命为当地一所新建初级中学的负责人，相当于第一任“代理校长”，这所学校现在已经是县级重点中学。 母亲比父亲小两岁，是镇上大户人家的闺女，排行老小，上面有三个哥哥，全家人都把她当宝贝，外公更视为掌上明珠，给她取名“玉香”，走到哪儿就带到哪。据母亲讲，那时候外公家家大人多，骡马成群，人来人往，非常热闹。外公除了雇人大面积收种庄稼外，还利用农闲时间与几个舅舅一起从甘肃、青海、新疆等地贩卖牲畜、纸张、布匹等日常生活用品，生活相当富裕。十里八乡的人都称外公是“活神仙”，一说他日子过得富足悠闲；二说他能掐会算，凡事有先见之明。外公常常帮乡里乡亲看风水、选宅邸、说媒等，一说一个准。母亲成年以后，外公做主把她嫁给了当时年轻有为的我的父亲。 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1950年，新中国实行农村阶级成分划分，我家和外公家都被划为“地主成分”，外公被打成“地主分子”，常常被揪斗，老人家一蹶不振，几年后便悄然离世；1956年，政府对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爷爷苦心经营的烧坊被充公，购置的房产被没收，全家除了爷爷被勉强安置在县食品公司上班外，其他人都回老家务农了；在1957年，席卷全国的反右斗争扩大化，当校长的父亲被人诬陷而错划为“右派分子”，被撤销职务遣返回乡接受劳动改造；大伯和那位青海省公安厅的老领导被打成了“现行反革命”，大伯被开除公职带着一家人从西宁回到了老家。 从此以后，只要公社、大队或是生产队给“地富反坏右”开批斗会，每次都少不了伯父和父亲，有时候还会拉上爷爷。田间地头开批斗会更是家常便饭，他们必须随叫随到，只须老老实实，不许乱说乱动。 父亲为人耿直，爱憎分明，批斗会上人家让他低头认罪，可身高1.80米的父亲总是站得笔直，这让那些领导们很没面子，也让他自己在后来的日子里吃尽了苦头。公社和大队的民兵、红卫兵经常有事没事拿父亲练手，轻者用绳子练习绑人，一个接一个，一遍又一遍对父亲进行五花大绑；重者用棍棒、绳索、铁丝等轮流抽打，不许喊叫，更不许反抗，直到他们自己精疲力竭为止。 运动最紧张的时候，随便一句话，或是一件事都可能成为父亲被批斗的理由和借口，家务事也不例外。 有年大年三十晚上，全家人聚在一起拉家常，第二天却有人举报说，爷爷、伯父还有父亲，三个“坏人”预谋反攻倒算，推翻政府，说得有鼻子有眼，跟真的一样。接下来几天，大队、小队轮番开会批斗他们。 从此以后，在我的记忆中，身为“右派分子”的父亲逢年过节便很少在家，不是被安排去给生产队和大队部打扫卫生、掏茅房，就是去很远的地方干体力活。后来才知道，怕他们这些“坏人”过节期间搞破坏，故意这样安排的。平时在生产队干活更不用说，粗活、重活、脏活、累活都是他的，但报酬（工分）却只能拿别人的一半或三分之一。这一切，父亲从来没有争辩过，好像已经习惯了。 记得分家时，父亲和叔父为了一辆架子车发生了争执，父亲认为我家人口多，劳动更需要架子车，叔父那时候还没有结婚，只有一个人，但他坚决不给，还出口骂了父亲，父亲一气之下扇了叔父一个嘴巴。没想到叔父在别人的煽动下，把鼻血摸得满脸都是，然后跑到大队去告状，结果来了一大帮人，不由分说，用绳子将正在吃晚饭的父亲五花大绑，母亲的双手也被绑起来与父亲串在一起，一大帮人押着他们在全村游街示众。 父亲头上带着一顶高帽，胸前挂着一块大木牌，上面写着字，一帮人连推带拉，边走边高呼口号：“打到右派分子XXX！”“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阶级斗争一抓就灵！”等。游完街回到家已经是晚上八、九点钟，腿有关节炎的母亲累得瘫坐在地上一动不动。小小年纪的我被眼前的情景吓得直哭。 在此后很长一段时间里，我常常梦见父母亲突然间就被人莫名其妙地抓走了。 母亲身高只有1.50米，没上过学，不识字，小时候还缠过脚。由于父亲的问题和家庭现状，母亲说话做事一直谨小慎微，平时只知道埋头干活。母亲每天除了跟社员们下地劳动，回来还要经管一家6口人的吃和穿，晚上纺线、织布、做衣服、拉鞋底到深夜，一年四季从不间断。 母亲腿有关节炎和风湿病，长年冰凉僵硬，遇到天阴下雨更是疼痛难忍。家里无钱看病，夏天午后，我常常看见母亲长时间跪在房檐下被太阳晒得滚烫的石条上一动不动，她说热石头能逼走膝盖中的寒气，能治疗关节炎；母亲还听别人讲，让蜜蜂蜇腿膝盖，可以达到以毒攻毒的治疗效果，母亲就让我帮她满院子追着抓蜜蜂，看着母亲膝盖被蜜蜂蜇得肿胀变形，我一次次吓哭了。母亲却苦笑着说：“没事，不疼！里面热乎乎的......”可事后并非母亲所言，她的腿病该犯还犯，该疼还疼。 队里有位老“五保户”，患传染病瘫痪在床多年，又臭又脏，社员们都害怕自己被传染，没有人愿意去管，队长就硬性指派母亲劳动之余义务给“五保户”做饭。母亲一心向善，觉得“五保户”一个人怪可怜的，她每次做完饭还给洗脸、喂饭、端屎、倒尿等，一直伺候到“五保户”去世。 我家姐弟四人，确切的讲应该是姐弟五人，都出生在这段艰苦岁月里。母亲说，老大是个男孩，叫怀岐，特聪明，已经会叫爹娘了，也可以进行简单对话，一场突如其来的大病却夺走了他的生命，母亲为此差点哭坏双眼，直到大姐出生，母亲才从失去儿子的痛苦中慢慢解脱出来。 父亲给大姐取名“木兰”，希望她长大以后能像“花木兰”一样做个顶天立地的大英雄，为父伸冤。只可惜那年月人人吃不饱，营养跟不上，十六七岁的姐姐长得又瘦又小，连她自己都需要别人照顾，在生产队干活更是受到歧视和排挤，无法得到应有的报酬。姐姐刚满18岁那年，父亲就急着把她嫁给了一位比姐姐大10多岁的民办教师。姐夫是根红苗正、一贫如洗的贫下中农后代，父亲希望大姐从此能跟着贫下中农过上安稳的日子。可后来由于超生，姐夫被取消民办教师资格，回家当了一辈子农民，生活过得十分清贫。 1960年，大哥的出生给父母亲带来了欢笑和希望。父亲怕儿子再有个三长两短，便起名叫“双宁”，取“双”字图个吉利，取“宁”字自然是渴望过“安宁”日子。再后来有了二哥和我，分别取名叫“双喜”、“双安”，寓意不言而语。 由于家庭出身和父亲的问题，像大哥这样的“黑五类”子女，初中毕业没有资格被推荐上高中，大哥14岁就在生产队参加劳动了，未成年的他每天跟社员们一起拉粪拉土、收种庄稼、拉石头、铺马路、修水利等。 上小学的二哥也受到了影响。一天下午放学后，二哥跟堂哥，还有几个小伙伴一起在水渠边剜野菜，邻村小学的杨老师路过时看见了，他让另外几个先回家，特意让二哥和堂哥跟他去学校。杨老师严厉地批评他们说，野菜是生产队的，是集体的财产，你们的行为属于偷盗，问题很严重，野菜要没收，每人再写一份书面检讨，深刻认识自己的错误。杨老师把两个人的13个野菜没收了，又给他们的班主任写了一封信，然后折起来做了标记，让第二天交给班主任。 二哥到家时天已经黑透了，他不敢给家里人说，更不敢偷看杨老师写的信，第二天一到学校就把信交给班主任康老师。康老师看完信，脸色大变，二话没说，当着全班同学的面，恨恨地扇了他们一人一个嘴巴子，然后告诉大家，今天的课不上了，开“批斗会”。 班主任说，这两个地主阶级的后代，昨天放学以后竟然去偷生产队的东西，被邻村的杨老师抓住了，现在大家检举揭发，看看他们还有没有其他“罪行”。班主任让他们低头认罪，站在讲台上做公开检讨，在教室内走几圈，让全班同学往他们的脸上身上吐唾沫、仍废纸片等。二哥想不通的是，自己一直谨小慎微地用心做好人，怎么一夜之间也成了大家批斗的对象？ 我们家人多收入少，吃饭一直是个大问题。父亲是文化人，好面子，怕求人，但为了养活一家大小，他每年不得不厚着脸皮找亲戚朋友借粮食，来年收成好了再还给人家。父亲每次出去借粮食都跟做贼似的，总是半夜出去，赶天亮前回来，一是怕耽误白天劳动扣工分，二是怕别人说给社会主义脸上抹黑，弄不好自己又要挨批斗。 有一年冬天，大哥修水库时在大坝上捡到一条没人要的死鱼，差不多有一尺长，冻得硬梆梆的，拿回家一直舍不得吃，拿到集市上去卖，两三天没有一个人问。这才拿回家自己做，因为从来没有吃过鱼，不知道要刮鱼鳞，更不知道还要掏鱼鳃，跟杀鸡一样，掏了内脏洗干净，就放进锅里加上开水和调料一起煮，满屋子顿时充满了鱼肉香味，我馋得直咽口水，可做好的鱼吃起来更是苦不堪言。尽管这样，一家人还是舍不得倒掉，硬是把鱼吃完，汤也喝光了。 生活最困难的时候，父母打算把我送人。我五岁的一天，父亲把我拉到怀里说，过几天城里来一位叔叔，让我去给人家做儿子，以后天天有新衣服穿，有面条白馍吃，最主要还有肉吃。想到能吃好的，穿好的，能做“洋气’的城里人，我似懂非懂地点点头。父亲接着说，成了人家孩子就要管人家叫爸、叫妈，就不能姓“武”了，以后要跟人家姓“鲁”，是鲁迅的“鲁”。 我不会写字，更不知道鲁迅是谁，父亲便手把手教我写“鲁”字，这也是我平生会写的第一个汉字。我好奇地问母亲，是不是给人家做完孩子就可以回家？母亲突然抱住我大哭着说：“瓜娃，你还回来做啥呀？！” 几天后，那人来了却没有进村，说怕被人看见。父母亲就领着全家人来到村口，那时地里的小麦已经黄了，风吹麦穗翻热浪，人感觉浑身发烫。 只见一位又高又胖的叔叔站在不远处，穿着整洁笔挺，身后停着一辆黑色小轿车。他过来跟父母亲打了声招呼，给我们姐弟每人一些糖果，然后抱着我就上车了。小车开车去不远，我扒在窗口回头看，一家人都在哭，母亲已经瘫坐在了地上泣不成声。我哇的一声就哭了，嚷着、闹着要下车，那人一看没办法，只好放我下车。母亲冲过来抱住我放声大哭，无论谁说什么也不愿松手...... 就这样，我们一家人挤在一间不足12平米的房间生活了很多年，冬天特别冷，夏天特别热。 一天深夜，我听见父亲对母亲说，他想出去一趟，永远也不回来了，哪怕被抓住枪毙了，或者被送到偏远的劳改农场、监狱服刑也无所谓，只要四个孩子不再受他的牵连和影响。 那一夜，我第一次看见父亲流泪了，母亲开始一句话不说，后来一个劲地嚎啕大哭，一直哭到天亮。第二天邻居问昨晚发生了什么事，母亲眼泪汪汪，一言不发，父亲从此再也没有提过出走的事。 1979年，父亲的冤假错案终于得到了平反昭雪，摘掉了“右派分子”帽子，结束了22年劳动改造，回原学校工作了。可44岁的父亲已经被岁月摧残得满脸皱纹，满头白发，腰也弯了，背也驼了，怎么看都像是五六十岁的老年人。 不久，大伯的冤案也得到了解决，官复原职，穿着上白下蓝的公安制服，戴着镶有国徽的白色大沿帽回到了村里。放学回家的我看到身穿公安制服的大伯时，竟激动地热泪盈眶，语无伦次。大伯给他们一家人办完户籍迁移手续就走了。虽然大伯一家人自从走了之后很少回来，但像我们这样一个“黑五类”家族中有一位身穿公安制服的大伯，着实让胆小怕事的我骄傲了很多年。 改革开放以后，父亲的朋友介绍大哥去县农机局做炊事员，虽然是临时工，那时候农村人能有一份这样的工作已经非常了不起，可大哥只干了两三年却辞职下海经商了。他在宝鸡市区开了一家岐山面馆，生意红火时又开了第二家，二哥初中毕业后跟着大哥一起干，兄弟俩一人一个饭馆，效益很好。《宝鸡日报》多次报道过大哥和他的饭馆，大哥是改革开放以后家乡最早外出创业的年轻人，九十年代初就已经是当地有名的大老板和万元户了，这让父母亲觉得很有面子。 九十年代初，我在西安上学工作以后，把大哥、二哥叫到西安来，正赶上西安大发展，他们重操旧业，经过几年打拼都在这里安家置业了。不久，我们把父母从老家接到了西安，除了大姐在老家以外，全家人都生活在西安。 父母亲最骄傲的是，三个儿子三个家，想住谁家住谁家。父亲喜欢住在大哥家，跟大哥有说不完的家乡话；母亲爱热闹，二哥开小超市，人多，春夏就住在二哥家，秋冬住我家，家里有暖气，母亲有关节炎，怕冷。 父母亲晚年常说的一句话就是，做梦也想不到一家人还会有今天。 父亲晚年患有脑溢血后遗症，在西安家中瘫痪三年后，于2006年10月1日晚上十点零五分不幸去世，享年73岁。在三周年之际，我们依照母亲大人的意愿，把先父的骨灰迁回老家安葬，让老人家魂归故里，入土为安。 在如何举办葬礼的问题上，我们三兄弟产生过分歧，二哥认为父亲含冤受罪一辈子，应该大张旗鼓、风风光光办一场葬礼，母亲默认。我和大哥则主张一切从简，不是怕花钱，只是觉得老人晚年生活在西安，很开心、很幸福，这就足够了。 但母命难违，我们只能照办。父亲三周年忌日那天，我们按照家乡习俗给先父办了一场盛大的葬礼。多年没有来往的亲戚来了，父亲生前好友、同事来了，村里的父老乡亲来了，执事当着全村人的面，把父亲的生平做了介绍，在场许多人都落泪了。 看到这样的场面，想到父亲艰辛屈辱的一生，想到许多年没有人愿意与我家来往的尴尬处境，我不由得伤心欲绝...... 母亲眼看着我们三兄弟给父亲办完三周年忌日后，脸上终于露出了久违的笑容。母亲说，父亲去世这三年里，她只要一闭上眼睛就会梦见父亲回来了，现在总算可以安心了。每当亲戚朋友说起父亲，或者说起父亲的丧事办得如何体面、如何好，母亲总是眼含泪水，情不自禁地说：好！好！顺手点燃一炷香火，插放在父亲灵位前，然后凝望着父亲的遗像发呆。 春节过后，我只觉得母亲的话比以前少了，饭量也小了，我问了好几次，母亲都说自己好着，我也没太在意。四月份，母亲提出要去二哥那里，我说外面早晚还有些冷，等五月份天气暖和了再去。可母亲趁我上班的时候，一个人坐出租车去了西郊二哥家，到了以后才打电话给我，说她在楼上待了一个冬天，心急了，想出来散散心。 母亲在二哥那里待了不到一个月，突然住进了西安高新医院，我接到二哥电话就往医院赶。一进病房，看见母亲正坐在床边跟临床的一位老人在聊天，母亲除了脸色有些红润外，似乎没有其他明显异常，我悬着的心总算放了下来。 母亲见我说的第一句话竟是，娃呀，你把娘忘完了！听了母亲的话，我的眼泪“涮”地就下来了。我坐在床边，左手搂着母亲的肩膀，右手拉住老人家的手说：“娘，您不会有事的！”说完我却泪流满面，母亲也眼泪汪汪。 我不想打扰他们两个人谈话，提出想在床上休息一会，母亲给我让出一块地方，让我躺在她身后，给我盖上被子。我隐隐约约听见母亲对病友说，这是家中老四，上面还有两个哥和一个姐......我不知不觉睡着了，睡得特别香。 但我做梦也想不到，这竟是最后一次躺在母亲身边睡觉。 两个礼拜以后，医院通知给母亲办理出院手续。主任医师把我和二哥，还有侄女平平叫在一起说：“老人患有肺间质纤维化、高血压、心脏病、肾衰竭等多种疾病，已经到了晚期，只能采取保守治疗，没有别的办法，回去按时吃药。长则一年，短则半年，老人想吃什么就给买，想去哪里就带着去。记住，千万不能受凉感冒，否则会出现并发症，从而导致病情恶化。” 大夫的话犹如晴天霹雳，让人缓不过神来。二哥跟大夫大喊大叫，质问人家：既然老人有这么多病，为什么还让出院？大夫解释说，这是专家会诊的结果，不是某一个人的结论。母亲以为二哥跟人家吵架，示意让我拉上二哥赶快回家。可怜的老娘耳聋多年，一定没有听见医生刚才说的话！ 母亲回到二哥家两个月后，二哥打电话说，母亲想回老家看看大姐，看看老家的房子，看看后院的果树......我说老家房子多年没有住人，阴冷潮湿，怕母亲受凉感冒，千万不能让回去。可一个礼拜后，二哥说母亲已经坐老乡的顺车回了老家，现在大姐家，一切都好，让我不要操心。五天之后，姐夫突然从老家打来电话说，母亲病倒了，非常严重，估计是在老家房子住了一晚受风寒引起的。 大哥急忙回老家把母亲接到西安，送进交大一附院。医生诊断说，母亲各个脏器衰竭严重，可能维持不了几日，我们兄弟三人轮流陪伴在母亲床前。老人家一连几天没有睡觉，坐卧不安，嘴里喊个没完没了，说她心里难受，脸胀得通红，眼睛里全是血丝。 凌晨五点，值班护士过来抽了三大管血，说天亮化验要用。上午八点刚刚上班，化验结果还没有出来，母亲突然昏迷不醒。2010年9月3日（农历七月二十五）九点十五分，母亲经抢救无效去世，享年76岁。我们眼睁睁看着母亲从奄奄一息到永远地闭上双眼却无力回天，二哥不停地大声哭喊，我紧握着母亲还在输液的手久久不愿松开。 母亲去世距离上次住院还不到半年时间，这一切来得太突然了，我们都无法接受。我们兄弟三人怀着万分悲痛的心情，与众亲友一起把母亲的遗体运回老家，安葬在了先父坟旁，让二老永远相伴在一起。 母爱如天，娘死了，做儿的天也塌了！母亲下葬那天，我一看见母亲的灵柩和墓穴就会不由自主地双膝跪下，哭得死去活来。 转眼，母亲离开我们快三年了，可我觉得母亲没有死，只是出了远门，也许过几天就会回来。 作者：武双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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