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标题 | 每一个人古怪的老人都是生活的结晶 |
| 正文 | 文/天涯孤旅 我家有三个老古怪。 第一个老古怪是我的奶奶。奶奶的怪癖首先是不准别人动她的东西。她的抽屉永远锁得死死的，里面珍藏着她的宝贝，用棉花仔细地包着。只有她闲暇而又心情好的时候，才会小心翼翼地捧出来玩赏，这时我们才得有幸瞻仰一下。这是些瓷制的小动物，小猪、小羊、小狗、小鸡，六七只一群，都由一只大一点的带领着。奶奶说大的是妈妈，小的是宝宝。这些小动物大的不过一厘米，小的只如豌豆一般，都异常鲜艳可爱；虽是瓷做的，却给人一种柔弱娇嫩，让人疼怜的感觉。但爱归爱，我们谁要是伸手去拿，准要被打手的。别说这些可爱的小宝贝，就是日常的用具，一把剪刀，扇子，甚至是一张抹布，只要擅自取用，又正好被奶奶撞上，她总会一脸不高兴地说，别碰我的！如果谁用后忘了归回原位，那就糟了，准挨一顿臭骂。 奶奶的第二个怪癖是每次做好饭招呼我们吃，我们刚坐下端碗，她却不知从哪里抬出一个盆子坐在旁边搓衣服，边搓边骂我们，内容无非就是那几句话，什么我为你们做牛做马，给你们当老妈子丫头之类的。我们请她说吃饭了，吃了又洗吧。她说我忙成这样，不把你们服侍完有时间洗吗？我们说等吃完了帮你洗吧。她说你们洗的不干净，我才看不上呢！没辙，只好由她去了。 第二个老古怪是我的父亲。父亲的第一个怪癖是极不相信社会，我刚走入社会时，他对我说得最多的两句话，一句是“社会是残酷的”，一句是“自己的钱只有抓在自己手里才是自己的”。他说这两句话的语气凶狠和决绝，表情甚至有些狰狞，让我有些害怕，对他，也对社会。 父亲的第二个怪癖建立在第一个的基础上，就是对钱看得极重。他的财务状况一直很神秘，而且总说自己没钱。我们兄妹三人成家立业都完全靠自己攻坚克难，没有向父亲伸过手，他也没有过要帮助我们的意思。 父亲的第三个怪癖是不大和亲戚往来，让人觉得没人情味。我从恋爱到谈婚论嫁，父亲总在回避与亲家见面——他虽然很满意我妻子。这让我岳父母很是不解，甚至对我们家的诚意有些怀疑。按老一辈的风俗，结婚前是有几套程序要走的。岳父母比较开通，什么仪式也不讲了，但嫁女儿不是件随便的事，还是要求我父亲比较正式地去提一下亲，以示诚意。父亲却还是回避，老对我说，你长大了，婚姻是你自己的事，你自己有能力处理，我就不干涉了。不干涉，其实就是不管了，连基本的风俗、礼节都抛弃了。为此，我的婚姻蒙上了一层阴影，这阴影甚至伴随我的婚姻好几年，因为我妻子实在不能理解父亲的言行。最后在我的苦苦哀求下，父亲终于出面，我的婚事才总算办成。 我家还有一个老古怪是我的姑姑。姑姑的怪癖最让人受不了。她有严重的洁癖，从早到晚擦呀洗呀的；做完一件事，光洗手就几乎要花去半个小时，反复地搓呀搓，简直让我们担心她手上的皮肤会被搓没了。因为用于洗涮的时间太多，严重影响了她的生活，她总觉得时间不够，总是处于忙碌焦急中，无论去哪里都走得飞快，几乎脚不点地，连我这样的青壮之人都只能跟在她后面，不时小跑几步以不被她落下。每次我跟在姑姑后面小跑，心里就禁不住感叹中国竞走队那些人实在不算什么啊！姑姑也把这种状态带到儿女的生活中。她总觉得儿女的生活太糟糕，家太乱了，太不卫生了，老是担心着急。于是几天奔到这家，几天跑到那家，要帮他们理顺日子，追得鸡飞狗跳，其实不仅没帮上什么忙，反倒弄得人心惶惶的。 在年轻人的眼里，老人或多或少都会有些怪癖，有的怪癖挺可爱，如俗语说的：老小老小，越老越小。有的怪癖却让人有些难以接受，往往受小辈责怪，外人侧目。我家的几个老古怪，除奶奶有些可爱，父亲和姑姑的怪癖就让我们觉得难以接受。在我们的成长过程中，给我们带来很多困惑，甚至是伤害。年轻时，我和父亲，表姐和姑姑都曾一度关系比较紧张。 在我儿时的记忆中，父亲和姑姑都不是这样的。记忆中的父亲高大俊朗，性格豪爽，拉得一手好二胡。那时父亲在城里上班，妈妈带着我们兄妹三人住在乡下，父亲每个星期回家一次。父亲一回家，家里就充满了欢乐。父亲从墙上取下二胡，悠悠扬扬地拉上一阵，母亲则伴着唱起来，一会儿是五朵金花，一会儿又来一段刘三姐或是花灯戏。经常引得村里不少人也来听，满院的欢声笑语。父母年轻时都是公社里表演花灯剧的台柱子，父亲伴奏，母亲唱主角，她们就是在那时相爱的。 那时姑姑在我眼里是最亲的人，因为离得远，她很长时间才来看我们一次，每次来都挑一对提篮，里面有鸡蛋、糕点、香蕉、苹果什么的，尽是一些我们馋着吃不到，而身体又亟需的东西。每到冬天来临，她总要托人给我带一件毛衣或是小棉袄。姑姑和母亲感情特别好，就像亲姐妹一样。母亲经常跟我说，你姑姑是最好的人了。 随着我慢慢长大，父亲和姑姑在我眼中却渐渐变了。父亲变得自私、冷酷、虚伪、不近人情；姑姑变成了一个脾气相当倔犟的人，而且极度迷信，洁癖越来越严重，有时还歇斯底里。我开始看不惯他们，我反抗父亲，和他作对；我甚至有些瞧不起姑姑，经常指责她，讥讽她。 后来，我走上社会，渐渐增加了社会阅历；特别是我结婚生子，体会到一些从前体会不到的情感。我了解了我们的家族的历史和长辈们的走过的路，我终于明白，一个人的怪癖不是天生的，而是跟他的经历有关。我的长辈们，在几十年的风风雨雨里，都有不堪回首的往事，他们受过的磨难、伤害，不是我们这代人所能体会的。 奶奶十五岁招我爷爷入赘，十六岁里生下我父亲，十八岁，怀着我姑姑，爷爷就不幸去世了。当时，奶奶其实还是一个懵懂的女孩子。在她的讲述里，她没有体验过爱情，也不大懂得丧夫的伤痛，只是在曾祖母的安排下结婚、生子，丧夫后又在曾祖母的帮助下拉扯着两个孩子艰难度日。 云南解放后，因为念过几年书，奶奶被征召为土改干部。她将两个孩子托付给曾祖母，踏上了革命的道路。 云南虽然是和平解放的，但当时国民党残余势力勾结地方反动武装，占山为王，从事反共活动，对土改干部形成巨大的威胁。土改工作队经常受到土匪的袭击，许多人被杀害。奶奶他们一边工作，一边提防土匪，接到袭击警报，只能就地在老乡家躲藏，真是如履薄冰。当时我很奇怪，因为在我的心里，革命已取得胜利，政府怎么对付不了几个土匪呢？奶奶说当时土匪势力大、人数多，又藏在深山老林里，神出鬼没。土改工作队多在偏僻山区开展工作，又只有几个人，一两枝枪，根本无法和土匪对抗。直到后来剿匪胜利，清除了所有反共残余势力，才有了一个安全的工作环境。有一次，奶奶的一位区长就被土匪搜出来枪杀，奶奶藏在一位老乡家楼上的柴堆后面才逃过一劫。我真是难以想象，我那生性谨慎，胆小懦弱的奶奶怎么能承受那么大的危险与压力，熬了过来。 土改结束后，奶奶被分配到保山针织厂当纺织工，后来又调到施甸供销社当售货员，直到退休。为了让两个孩子不受委屈，奶奶终生未再嫁。 奶奶在外面搞革命，曾祖母在家里被革命；村里给她定了个“破落地主”的奇怪成分。什么叫破落地主呢？就是说我们家虽然很穷，是贫农，但曾经也“阔”过的。划分成分时，村里有两户地主的指标，老家又太穷，揪不出真正的地主，就给我们家定了这么个成分以完成指标。 成分一变，所有乡里乡亲的人都跟着变了脸，批斗、控诉、打骂、抄家，一样也少不了。曾祖母是小脚，同样被派去挖沟、俢河，干一些男劳力干的活。白天劳累一天，夜里还不能睡安稳，半夜里突然锣声一响，有人喊地主家快到公房集合，就得立即起床，迈着小脚飞奔到公房，走慢了一点，就要挨巴掌。所以曾祖母好长一段时间睡觉都不敢脱衣服、鞋子。曾祖母说，那时贫下中农只要高兴，谁都可以随时来抄家，家里值钱一点的东西都被抄走了，甚至连楼板、地砖都撬走了，只留下一点生活必需品。多年前，我曾回老家家看过，果然屋里的六方地砖只剩不多稀稀几块了。 父亲和姑姑成了地主儿。大人批斗大人，小孩就批斗小孩。于是村里的孩子常常用绳子捆住年幼的父亲和姑姑，赶着他们走，口里喊着：打倒地主儿，打倒地主儿！稍有不从，就会被他们揍一顿。 奶奶也是革命队伍里的人，却保护不了自己的母亲和孩子，因为出身已经影响到她自己，她也只能靠老实、苦干以求得自保。 1958年，父亲十三岁时，被村里派去修北庙水库。那是保山最大的一个水库，几十年来在保山坝子的农业生产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但这个造福后代的宏大工程，是用许多人的性命换来的。据说当时政府征召了上万民夫，完全靠锄头铁锹挖，靠肩扛手抬——最好的运输工具不过是手推车——，整整四年才完成北庙水库的修建工程。施工时粮食供应还不足，吃不饱，累死、病死的人不少；因为工地在一个山坡上，又是靠人海战术和战天斗地的精神来保证工程进度，缺乏科学的组织，被石头滚下来打死的人也不少。特别是成分不好的人，如果完不成任务，就会被指为破坏工程，受到批斗、殴打。年幼的父亲被强行送到工地，干了几天，实在干不动了，加上受不了落石伤人的惊吓，就偷偷逃到针织厂找奶奶躲藏起来。奶奶知道督察队会来抓人，就到医院找熟人开了个证明，说父亲受到惊吓，精神失常，又教父亲装傻。果然督察队追到老家，说要把父亲抓回去枪毙，吓得曾祖母魂飞魄散。很快，督察队就找到奶奶厂里，幸亏奶奶早有准备，出示了医院证明。督察队的人看看父亲呆呆傻傻的样子，终于悻悻地走了。父亲总算保住一命。 随之而来的是饥荒。客观地讲，云南的饥荒不如中原地区严重，因为人口密度偏小，自然资源丰富，饿死人的事很少。但饥饿还是主旋律，父亲每顿只有二两的口粮，却要保证为村里砍不低于八十斤的一担柴火。饥肠辘辘的父亲和他的一个堂叔——村里另一家地主的儿子——，一边进山打柴一边寻找一切可以充饥的食物。父亲经常给我们讲一件趣事。有一天他和堂叔在打柴的路上意外地发现树林里种着一小片豆菜，打起了主意，又怕被人发现，就匍匐在地里，直接把整片豆菜吃得干干净净。第二天他们又从那里路过，见一个中年妇人站在地边大骂：哪个挨刀的放牛，把我家的豆菜啃成这样！两人捂着嘴忍住笑赶忙溜走。父亲讲这个故事，让我既感到好笑又感到心酸。 我的先辈里，曾祖母是唯一没念过书的，但她却是我最崇拜的一个。她预感到父亲和姑姑在家里不用说有没有前途，能不能熬过各种磨难长大成人都还是个问题。她跟奶奶说，孩子现在我也给你拉扯大了，你要想让他们平平安安地成人，就把他们带走。他们要斗，就让他们斗我这个老太婆吧！奶奶把父亲和姑姑接到施甸县城，先是当小工，后又正式招了工。 后面发生的事充分证明了曾祖母的预感的准确。 不久，文化大革命爆发，革命的洪流席卷一切。村里当然还是拿地主开刀。或许他们觉得批斗曾祖母一个老太太不足以显示他们的革命积成果，或许对父亲和姑姑这一对地主儿竟逃离农村，还成了国家的人有些想不通。他们组织了几个人，带了捆人麻绳，径直找到施甸县（印象中好像是县革委会）的领导，要把他们带回去接受审判。 在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领导的一句话拯救了我的整个家族。领导说，一个人的出身是不能选择的，但革命道路是可以选择的。宋艳秋同志是土改干部，多次获得先进工作者的称号，是我们县的劳动模范，三八红旗手。这样的同志，我们革命队伍是欢迎的。 奶奶只要给我们讲到这里，模仿领导的口吻说这几句话时，脸上就会浮现出一种崇敬、自豪、幸福的表情，深深地打动我。这是革命电影里的台词，我们从小就对这样的台词耳熟能详，而这样崇高的台词，也曾在我们家的历史上上演。 虽然这样，文化大革命的灾难还是席卷了每一个人。 奶奶这个全县有名老实人、劳动模范，还是逃脱不了革命的改造。她每天上班，第一件事就是把一顶报纸折成二尺高的帽子戴在头上，以表明她地富反坏右的身份。父亲则在工厂里被打倒，脖子上随时挂一块牌子，不定期地被拉去游街示众。姑姑也逃不了同样的待遇，而且被分配到离县城六十多公里的山区上班，那时没有车，出入全靠脚走。 经历了这么多磨难，但他们还是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幸福的家庭。我小时候，我们全家都相亲相爱，其乐融融。后来，我母亲患了严重的肾病，苦熬几年，于1983年离开了我们。从那时起，我觉得父亲开始变了，他直到退休前，他再没有碰过他的二胡，我们家也再没有你拉我唱的欢乐了。 因为治疗母亲的病，父亲债务缠身，又要供养我们兄妹三人，赡养曾祖母——后来曾祖母也终于出来和我们一起生活——，虽有继母帮助，还是觉得生活压力很大。我继母是一个单纯而伟大的女人，小我父亲十岁，那时还是个黄花闺女，顶着家族所有人的压力和我父亲结婚，共同撑起这个家，抚养我们长大。由于计划生育政策的限制，她自己连孩子都没有生育。这是题外话了。 为了赚钱还债，父亲决定停薪留职，办了一万多元的贷款，到瑞丽下海经商。父亲本不是经商的人，下海后受了别人的骗。为了讨回被骗钱，父亲不知跑了多少次瑞丽，打了多少次官司，终究徒劳。以后的十多年时间，我们全家背负着巨额债务的沉重负担度日。现在我们觉得一万多块钱不值一提，但要知道，那时我父亲一个月的工资还不到一百元，一万多元，是他十多年的工资。那笔贷款，一直到九十年代，我开了几年车，才算还清。从那时起，“社会是残酷的”，“自己的钱只有抓在自己手里才是自己的”这样的话，就成了父亲告诫我的最重要的人生信条。我也越来越从父亲的身上感受到冷漠、自私、虚伪的一面。 姑姑也遭受了一个破落地主的女儿该遭受的一切不幸，而且她的婚姻可以说是个悲剧。据说她本来爱的不是我姑父，阴差阳错和姑父成了夫妻，感情非常不好，吵吵闹闹，分分合合了一辈子。连我们小辈都为他们觉得痛苦、压抑，认为这样不如分开算了，给对方一个解脱。但他们那代人身上背负的枷锁太多，不是那么容易说分就分的，他们就那么互相折磨、互相埋怨、互相伤害了一辈子。 现在，我也经历了很多事情，虽然我遭受的一切和长辈们相比不值一提，但也让我渐渐懂得了人生，学会去阅读我们家族的历史，尽可能去体会先辈经历的苦难，学会去理解和宽容他们的一些古怪行为。 比如我的奶奶，她结婚生子时，懵懂无知，十八岁守寡，参加土改革命，经历了生与死的考验。她大半生一个人孤独地生活，心里却要牵挂着在家里的母亲和一双儿女的安危，自己更逃不脱历次政治风暴的冲击与自尊心的羞辱。她习惯了一个人生活，习惯了保留自己的一个空间。儿女长期不在身边，导致他和他们感情上有些生疏，儿女来到她身边，她又不太会表达自己的母爱；紧接着儿女又各自工作、成家，她还是孤身一人。她收藏一些可爱的瓷器小动物，只是为了让自己的爱有一个安放的地方， 父亲和姑姑的一生充满了磨难，自幼丧父，和母亲在一起生活没有几年，没有充分享受母爱的抚慰，又从小生活在受欺负受凌辱的环境里，后来虽然逃离了村里的压迫，但在文化大革命的大环境里也是生活得提心吊胆，朝不保夕。文化大革命结束，刚刚过上安稳一点的日子，我母亲又去世了，留下一大笔债务和三个嗷嗷待哺的孩子。后来父亲停薪留职去碰碰运气，又被骗了个血本无归，背上了更加沉重的负担。其实，父亲经常对我念叨的那两句话还是有一定道理和社会根据的，社会和人性确实有自私残酷的一面，只是当时我接受不了他凶恶的态度，我觉得认识社会，认识人性，只应该增加我们的智慧和理性，而不是让我们变得更加自私、狰狞和残酷。不过，父亲经历了这么多，有这样的心态也算正常。而且这一切造就了他与社会的隔阂，他不大愿意和别人来往，包括回避与我岳父母接触，其实是他潜意识里对社会的逃避。父亲骨子里是个比较自负、好强的人，可惜命运多舛，历经磨难——社会对他的伤害太多了，反过来又造成他有些自卑、自闭的性格。不和人来往，其实都是在保护他那颗骄傲的心。好在父亲退休后，心态越来越好，加入了一个老年艺术团，每天和几个爱好乐器的老人在一起排练，精神比从前好多了。 姑姑和姑父共同经历了他们不幸的婚姻，相互折磨了一辈子。姑姑一个女人，又有很长一段时间在离县城六十多公里的山区上班，来去都要靠脚走。那时，她的三个孩子，自己带一个，奶奶带一个，姑父带一个。她挂记孩子，奔走于三个地方，肩上随时不离那副给孩子们送食品的担子。我现在回忆儿时姑姑的形象，就是这样一副挑着提篮，风尘仆仆的样子。姑姑的一生，遭受了一个破落地主的女儿该遭受的一切不幸，遭受了婚姻的不幸，在家族里任劳任怨，只知道关心别人，不知道爱惜自己，而且家族的人都不重视她，没人怜惜她，包括我们这些小辈都可以指责她甚至呵斥她。长期的压抑下，她由此产生一些不正常的心理状态也可以理解，在现在应该是可以调节或治疗的，但她那时的人没有这样的认识和条件。姑父又是一个太好太慈爱的人，儿女都站在他一边，都指责姑姑不好，也加重了她的不良心理。 阅读家族的历史，了解了长辈们的经历，体会长辈经历的苦难，我也就从某种程度上理解了他们。我终于明白,每一个人古怪的老人都是生活的结晶。在政治风云突变的中国，每一个老人，往小的方面说，他们身上所承载的，是家族的不幸和个人的悲剧，往大的方面说，他们身上承载的是一个民族，一个时代的苦难。他们带给我们的困惑和伤害，其实也是社会和家庭苦难的一种折射。 我开始后悔自己不理解他们，和他们对抗，在他们的伤口上在洒上盐巴。我们的到来，侵入了奶奶几十年的个人空间，打乱了她的生活，最后连她那些可爱的小动物都被我们弄得一个不剩了。我从十四岁起，就开始和父亲斗，直到我成为父亲，直到父亲苍老，开始软弱平和下来。我们都对姑姑不耐烦，指责她，埋怨她。我们深深地伤害着我们的长辈。虽然他们普普通通，没给我们带来光荣和富裕，身上还有不少的毛病，但他们在极为艰苦的条件下活了下来，生育了我们，养大了我们，尽他们的最大努力为我们的成长铺平了道路。 奶奶和姑姑都已经作古了，我只有好好对待我的父亲和继母，让他们历经沧桑的心能得到一点迟来温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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