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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百善孝为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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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是一个崇尚“孝”的国家,“孝”被誉为百善之首。孝是人类的天性,生命是父母给的,父母之爱,无私无藏,养育之恩,天高海深,又怎能不报之以孝呢?

孔子3岁丧父,时年20岁的母亲含辛茹苦将他抚养长大,35岁去世,孔子一定对母亲深深依恋,所以他极力推崇“孝道”,在《论语》中说:“孝悌也者,其为仁之本与!”孟子也是幼年由寡母养大,因此也极为崇孝,曰:“孝子之至,莫大乎尊亲”、“仁之实,事亲是也”、“不顺乎亲,不可以为子”、“老吾老以及人之老”。中国崇尚“孝道”,与两位先哲的弘扬密不可分。

但是,任何事情做绝了,实行起来感到困难,就会导致虚假,乃至违反人情、人性。中国人的“孝道”,认为孝顺父母就是要让自己受苦,甚至受摧残,愈苦愈残就愈孝顺。父母亡后,禁欲、戒荤戒酒、禁绝娱乐,不洗脸、不洗澡、不剃胡须、不脱衣服鞋袜睡觉,也不回家,就在父母墓前结庐“守制”三年。毛泽东说:“一个人做点好事并不难,难的是一辈子做好事。”三年虽不是一辈子,但这样也是很难熬的,孝子们也知道,行孝重在父母生前侍养,死后自己吃再大苦、受再大罪,也与父母无益,但不如此又为世道人心所不容,所以只好“弄虚作假”。

中国传统行孝的楷模是“二十四孝”。近来我市为创国家级文明城市,广泛刻印“二十四孝”图文张挂在大街小巷,让我知道了是哪二十四孝。由于孔子的教导,“二十四孝”中就有好几个他的学生。“百里负米”,说子路早年家贫,自己常食野菜,却从百里之外负米回家侍奉双亲。父母死后,他做了官,车马有百乘,粮食有万钟,坐在锦褥上吃丰盛的筵席,常常怀念双亲说:“现在我想吃野菜,为父母负米,哪能再得呢?”“ 芦衣顺母”,说孔门弟子闵损,生母早亡,父亲娶了后妻,又生了两个儿子。继母经常虐待他,冬天用芦花做的棉衣给他穿。一天遭父亲鞭打,衣服打破露出芦花,父亲才知闵损受继母虐待。父亲要休妻,闵损跪求说:“留下母亲只是我一个人受冷,休了母亲三个孩子都要挨冻。”感动了继母,从此待他如己出。这两个故事也都符合人之常情,让世人能够仿效。但还有卧冰、割股、尝粪、装腔作势的娱亲就违拗人情了,特别是“埋儿”的例子,更让人难以做到。说晋朝人郭巨,父亲死后,家境贫穷,节食供母,但母亲舍不得吃,留给孙子。郭巨遂和妻子商议:“儿子可以再生,母亲死了不能复活,不如埋掉儿子。”于是挖坑埋子。却在地下挖到一坛黄金,上写:“天赐孝子郭巨,官不得取,民不得夺。”郭巨从此过上了好日子,还得了孝子之名。看那《二十四孝图》上,三岁的小儿,抱在他母亲怀里,正在玩“拨浪鼓”,一旁他的父亲却在挖坑要将他埋掉,真是惨不忍赌。用这样的事情来教育人,还有人敢想做孝子吗?天下又哪有恰好挖出一坛黄金来的巧事?

孔子宣扬孝道,虽是源于对母亲的爱,但目的却是为了实现他的政治主张,即恢复西周的社会制度和秩序。他说:“其为人也孝悌,而好犯上者,鲜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未之有也。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要天下人忠于各自的君主。这就将孝上升到了“忠”的高度,于亲大孝,于君大忠,在家是孝子,做官就是忠臣。后世统治者于是将“孝”列为社会的核心价值观。西汉设立了“孝廉”察举制度,作为任用官员的主要形式,“孝廉”就是“孝顺亲长、廉能正直”之人。东汉人江革,少年丧父,奉母极孝,战乱中背着母亲逃难,几次遇盗匪,都被他孝顺感动,不忍杀他。后为人帮工,受冻挨饿,谨身节用,以养母亲。母亲去世后,在墓旁结庐三年,衣不解带,悲哀哭泣。三年孝满还不忍脱去孝服。名闻于官府,被举为孝廉,后又被举为贤良方正,任五官中郎将。也正因为“孝”具有了这样的功利性,所以也就产生了虚伪性,许多“孝子”行孝的真正目的是为了功名利禄。孔子又说:“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可谓孝矣!”其实质就是反对社会变革,维持旧的社会制度和秩序。后世统治者,每当有进步人士主张社会变革时,就抛出孔子的这套“有违祖制”的论调予以阻碍。北宋王安石变法,天下惶惶,皆言“祖法不可违”,王安石喊出了“祖宗不足法”的口号,但王安石变法最终还是以失败结束。所以鲁迅先生在评论中国的改革之难时,说挪动一张椅子的位置也会导致流血事件。

虽然孔子将“孝”上升到政治的高度,使“忠孝”成为一体,但“忠孝”其实又常常是相互矛盾的。例如《孝经》曰:“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之始也。”如照这样的说法,那么杀身成仁、为国捐躯就是最大的不孝;而当外敌入侵、国难临头,屈膝投降当汉奸,岂不成为最大的孝子。于是又有了“忠孝不能两全”的说法。当“忠孝”不能统一时,是选择忠还是孝,统治阶级往往具体事情具体对待,取其所需。例如西晋“以孝治天下”,不讲忠,只讲孝,因为司马氏的皇位只从曹魏那里夺来的,讲忠就打了自己的嘴巴。反正在家里被培养为孝子,出来做官就是忠臣。明朝也是“以孝治天下”,因为明初永乐皇帝的皇位,是从他的侄子建文皇帝那里夺来的,他这是大不忠。嘉靖皇帝的皇位不是从他的父亲、而是从他的堂兄正德皇帝那里继承来的,他要追封已死的父亲为皇帝,只能以“孝”为理由,还为此杀掉了很多反对的大臣。万历皇帝的首辅张居正,正在推行新政时父亲亡故,三次上奏请求“居丧”三年,皇帝不准,被视为“夺情”受到朝野议论,有人甚至上门谴责他。旧时父母死亡不“守制”是仅次于“不忠”的罪名。这个问题被康熙皇帝解决了。李光地的母亲去世,康熙给他9个月时间处理丧事,其余“在任守制”。到了乾隆皇帝则更干脆,如果忠孝不能两全,就无条件服从于忠。

现在,“孝”仍然是我们社会的核心价值观,无论“封建主义”还是“社会主义”,都是父母所生,都要行孝道。只是现在的“孝”已不再有政治的色彩。但当忠孝不能两全时,我们也和乾隆皇帝一样无条件地服从于忠,这个忠是指忠于党、忠于革命、忠于职守。解放战争时期,东北行政委员会主席林枫,其家庭是东北的大地主,土改时期,他做父亲、叔伯的工作,要他们主动将土地、财产献给政府。我小时有一个邻居,家庭也是地主,他战争时期参加革命。1950年“镇反”时,他父亲被枪毙,而执行枪毙的就是他。当时在刑场挖了两个坑,如果他不执行组织决定,也会当即被枪毙推到坑里埋掉。那时这种行为叫“大义灭亲”。 孟德斯鸠在《论法的精神》中质问:“妻子怎能告发她的丈夫呢?儿子怎能告发他的父亲呢?为了要对一种罪恶的行为进行报复,法律竟规定出一种更为罪恶的法律。”所以“亲亲相隐”是西方国家普遍适用的司法原则,即司法公正让位于伦理亲情,不强求家人到庭举证。中国虽有“子不言父过”的古训,但父亲违法儿子知情不举也是违法。近年,随着社会老年化趋势日重,对“孝”的呼吁声调也日高。但我们的宣传总是相互矛盾而且不切合实际,一方面热情歌颂那些为国忘家、甚至在父母病重、病故之时也不回家的事迹,一曲《说句心里话》打动了亿万人的心;另一方面又总是在谴责人们不《常回家看看》。不负责任地谴责别人是容易的,自己实行就是另一回事。在过去农耕时代,守着父母、土地,但现在现代社会再守着父母,就是没出息,就是“啃老”,又要被谴责,谁不以儿女在国外、在北上广深工作为荣呢?在外打工回家的路是多么艰难啊!小长假三天假,来回路途就是两天。现在这一辈年轻人,生活、工作的压力要大大超出他们的前辈,上有老,而且双方的老人都只有这一个独生子女,下有小,现在的小孩一个又要比过去五个还要难抚养,还要挣钱养家。他们并不是不愿尽孝,尽孝实在是太艰难了。将这样一个重大的社会问题,让儿女来承担责任,其实是社会的不负责任。我倒希望父母能为子女多想想,只要能有一份孝心也就够了。

2018年7月13日星期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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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时间:2024/12/26 11:37:4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