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 | 头发的风潮 |
正文 | 人类的进化,一般身体上不用的东西,便会渐渐消退,例如尾巴,自猴子从树上下地以后,就如蝌蚪那样不久就消失了。但不知什么原因,头上的毛发却长得很茂盛,给人带来很多不便以至麻烦。 古人对头发还很重视。孔子说:“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得毁伤。”因此古人是不准剃发的,剃发就是不孝,“百善孝当先”,可见头发的重要性。孩童时期,头发束成两个小辫,分开朝天,称为“束发”,又称“总发”,岳飞在《五岳祠盟记》中说:“余发愤河朔,起自相台,总发从军,历二百馀战。”就是说他从青少年时起就从军打仗。男到20岁时,就要举行一个很隆重的仪式叫行“冠礼”,将头发盘成一个髻戴冠或者扎头巾,冠称“头衣”是贵族戴的帽子,平民戴头巾,称“帻”,汉代以后贵族、官员也可以戴帻,“羽扇纶巾”是诸葛亮的装束,“纶巾”就是青丝头巾。女子15岁则要行“笄礼”,将头发绾成一个髻,用黑布包住再插一根簪。剃去头发是古代的一种刑罚叫“髡刑”,曹操一次违犯了自己定的军令当斩,因他是统帅不能没有他,就割去头发以“代首”,头发居然有这样大的作用。 遥想古人当年,每日头发梳洗真是很麻烦的事,那时又没有洗发液、香肥皂,因此头发总会让人很不舒服,也不卫生。但两千余年,除此也没有过更大的麻烦。直到1644年满清入主中国,头发才成为攸关性命的东西,清人也要汉人像他们那样“剃发”,但又不全剃,留下后脑上的一半梳成一条辫子拖在脑后,就如一条猪尾巴。汉人当然不能接受,这时剃去头发已经不再是“孝”的问题,而是“忠”的问题了,“剃发垂辫”就是背弃大汉民族而去当清人的顺民。但清人也面临着一个汉人“忠不忠,看行动”的问题,于是下了死令: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传说旧时游街穿巷的剃头担子上的旗竿,就是满清“剃发”时挂人头的,谁敢抗拒“剃发”,就砍下头来挂在旗竿上。汉人为了保住头发真是付出了惨重代价:常熟被杀5000余人,掳掠数千人,福山塘全乡人都被杀。 江阴人民“头可断、发绝不可剃”, 抵抗81日,并留诗云:“八十日带发效忠,表太祖十七朝人物。十万人同心杀贼,留大明三百里江山。”城破后清兵屠城3日。嘉定人民喊出“为我保此发肤”的口号,三次抵抗,被三次屠城,死难几万人。金坛官府实行“一人不剃发全家斩,一家不剃全村斩”政策,人民起而抗令被镇压。吴江乡民因拒剃发而杀县令遭大屠杀。直到顺治十年,还有两名扮演旦角的戏子因未剃发而被杀头。头发是软的,终敌不过屠刀,汉人的脑后的辫子终于垂了下来,也有人披发入山当了逸民,有的当了和尚剃成光头,有的做了道士仍旧束发戴上黄冠。 然而,岁月的风雨渐渐洗去清人屠刀上的血痕,也洗去汉人心中那些血腥的记忆,汉人对于脑后的辫子开始习惯起来,甚至还觉得那乌光油亮的大辫子还挺好看,京城、都市的一些公子哥儿还在辫子上做起文章,例如在辫子里裹一根铁丝,让辫子弯弯翘起,名曰“蝎子勾”。“有松打,有紧打,辫线有三股,有散线,周围有看发( 刘海),看发有长短,长发又可打成两条细辫子,环于顶搭之周围,顾影自怜,为美男子;以作用论,则打架时可拔,犯奸时可剪,做戏的可挂于铁竿,为父的可鞭其子女,变把戏的将头摇动,能飞舞如龙蛇,巡捕拿人,一手一个,以一捕二,倘在辛亥革命前,则一把辫子,至少抓十多个......”(鲁迅《病后杂谈之余》)再到后来,辫子竟成了包括汉人在内的中国人的命根子,谁要是动了辫子,就像被刨祖坟,简直成了天崩地裂的大事。国人不敢想像,如果中国人没有了辫子,会是怎样的一种日子。阿Q尤其“深恶而痛绝”“假洋鬼子”的就是他的一条假辫子,他认为“辫子而至于假就是没了做人的资格”。“‘假洋鬼子’到城里洋学堂念书,后来又到东洋去留学,回来之后辫子就不见了,他的母亲大哭了十几场,他的老婆跳了三回井。但阿Q认为,他的老婆会跟没有辫子的男人睡觉,不跳第四回井,也就不是好女人”。(鲁迅《阿Q正传》) 当历史进入19世纪40年代之后,帝国主义的炮舰轰开了中国封闭的国门,国人也逐渐走出国门,在接触到西方先进文明以后,国人开始意识到脑后垂着的这条辫子实在很不雅观。西方用“猪尾巴”来称呼中国人的辫子,日本也称中国人为“豚尾奴”,辫子成为中国野蛮、落后的象征,在日本统治下的台湾,薙发与缠足、吸食鸦片并列为三大陋习。侨居海外的华人和中国留学生颇多受外国人侮辱。最先是新加坡的华人组织了“华人剪辫会”,登报倡议集体剪辫,认为辫子不雅,像禽兽的尾巴;不洗会发臭;容易绞到机器或车轮里;辫子像铁链等等。《中外日报》1900年6月19日报道:“新加坡一处,已有华人八十人割去发辫,改换西装,其余割辫者尚多 。”在国内,康有为第一个向光绪皇帝提出剪辫建议,留学生也将剪辫风气带了回来,主要流行于新军和学生中,但这是“革命排满”的行为,清政府于是下达了禁止剪辫的严令,因此没有多少人敢冒这个险,一些留学生回国不得不装上假辫子。直到辛亥革命爆发,中华民国于1912年3月5日颁布《大总统令内务部晓示人民一律剪辫文》,汉人脑后的这条辫子才退出历史舞台。但仍有很多人,认为这是祖宗留下来的东西,不能废弃,于是进步青年学生就上街强行剪辫。阿Q住的地方未庄的人怕辫子被剪都不敢进城,阿Q的方法是将辫子盘到头顶上去,再插上一根竹筷,庄子上的人如赵秀才、赵司晨、小D、王胡也都如此办理。 不肯剪辫的人中有三个著名人物:辜鸿铭、王国维、张勋。辜鸿铭是著名学者,精通英、法、德、拉丁、希腊、马来亚等9种语言,获13个博士学位。张勋过生日,他送了一副古诗结句的对联:“荷尽已无擎雨盖,残菊犹有傲霜枝。”“擎雨盖”就是清朝的大帽子,“傲霜枝”指辫子。他在北大任教时,是北大一景,许多人到北大来看他的辫子。学生嘲笑他的辫子,他说:“我头上的辫子是有形的,你们心里的辫子是无形的。”王国维也是一个很著名的学者,书呆子,效忠清室,无法接受民国而投水自溺。张勋则是清朝大将,辛亥革命时任清朝江南提督,清室退位后所部改称武卫前军,禁剪辫子,时称“辫子兵”,张勋亦称“辫帅”。1917年6月7日率“辫军”北上,拥戴溥仪复辟,北京街头挂起清朝龙旗,对于没辫子的人们真是气焰万丈,在全国都引起一阵恐慌。鲁迅先生的小说《风波》就以此时为时代背景, 小说中的七斤是村里的著名人物,每天撑航船进城,辛亥革命后进城被革命党剪去了辫子。张勋复辟后,他的命运引起了村人的恐慌。与七斤有仇的镇上的茂源酒店老板赵七爷,将盘在头顶上的辫子又放下来,穿着只有在他的仇家有灾时他才穿的宝蓝色竹布长衫来威吓七斤:“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七斤你的辫子呢?这回保驾的可是张大帅。张大帅就是燕人张翼德的后代,他一支丈八蛇矛就有万夫不当之勇。你能抵挡得住吗?”七斤以此失去了村人对他的尊敬。然而仅过了12天,这个村庄就又恢复依旧。。 男人头发的风潮还未完全结束,女人头发风潮又起。女子剪发是从“五四”时期开始的,到北伐革命时,夹杂着革命道义的剪发成为风潮,由于北伐军重视政治宣传,各地的农民协会积极开展扫除封建、砸庙倒菩萨、反对做道场、破除陈规陋习、宣传男女平等等活动,动员乃至强迫女子剪发,带着剪刀上街宣传、剪发。上海的妇女最为解放,自北伐军宣布戒严以后,百业凋零,惟理发店生意兴隆。不仅青年学生剪发,那些姨太太们也都追赶时髦。在革命高潮地的湖广江浙,女子剪发成为当时革命与反动的标致,革命妇女高呼“不剪发、不放胸、不放足的女子不配谈革命”,男子“强迫妻子和女儿蓄发、束胸、缠足”要受到妇女协会的谴责和惩罚。但妇女剪发也遇到很大阻力,甚而远甚于男子的剪发。在北伐军尚未到达的地区,政府纷纷颁行严禁女子剪发禁令。1927年北京《顺天时报》载《女附中拒绝剪发女生入校》新闻云:“西城辟才胡同女附中主任欧阳晓澜女士自长校后,该校学风由女士之严厉整顿,日臻良善。近闻该校此次招考新生,凡剪发之女学生前往报名者,概予拒绝与考。”剪发女子在街上行走,轻者会遭至人们的侧目而视,被“呸”地吐一口唾沫,重者会被从身后飞来一块砖头打中。在北伐军占领地区,农村妇女也大多不接受剪发,她们说“结发为夫妇,恩爱两不疑”的发妻,如果男子、女人都没了发,就要离婚。甚至出现被强行剪发后投水上吊的现象。就是上海也不是所有女子都以剪发为美,那些交际花们认为长发比短发更美,组织“保发会”,以保留几千年女子之美发。直到北伐革命胜利,北洋政权垮台,随着妇女解放运动的不断深入,女子在家庭和社会中独立地位的确立,女子剪发才被社会所普遍接受。 新中国建立以后,人们的头发也带有政治色彩。在“文革”以前,剪小平头的是“工农兵”的形象,留小分头的是学生和知识分子,留“飞机头”的是阿飞,留“大背头”、镶大金牙的则是银幕上的反面角色,妇女烫发是资产阶级生活方式,“文革”时期女子也兴起剪发运动,红卫兵小将一律是扎两条小辫的短发。现在头发彻底告别了政治,只在犯罪以后才被强行剃成光头。 2018年6月14日星期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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