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标题 | 生命中的那朵君子兰 |
| 正文 | 有时候，我觉得自己真的非常适合当一位马拉松运动员，只不过那不是在运动场上。多少次奔跑在爱情的跑道上，在临撞线的刹那，摔跤了——那种莫名其妙的感受，并没有让我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渐渐淡化。 假如，也仅仅是假如，我的初恋能够开花的话，那么今天，她就快六十花甲了。我完全能够进入那首歌——《最浪漫的事》里的意境：因为我们有足够的时间“一起慢慢变老，一路上收藏点点滴滴的欢笑，留到以后坐着摇椅慢慢聊”。我们一起读完除小学以外的课程，一起代过课，当过民办教师，我代数学，她代语文。早晨去学校总是天蒙蒙亮，晚上回家总是漆漆黑，要翻过的那座山，山顶的那个坳里，风呜呜地啸，偶尔还能听到几声让人毛骨悚然的野兽嚎叫。夏天的时候，手臂粗细的蛇会在路中间睡觉。为了不翻山，我们还钻过隧道。隧道是电站发电来提高落差的。隧道两头都有铁栅栏。我们从大闸门里像猴子摘桃似的，手拉着手吊下去。里面一团漆黑，手电筒的光简直不起什么作用。我说：“要是上游的闸门开了咋办？”她说：“那我们就在这里成了水饺馅子了。”这是一次生命历险记。 她比我大三岁。这竟然成为一道难以逾越的坎，在我的家人的一片反对声中，面对与我同一办公室、教同一年段的她，我选择了离开。 在城里打工时，有了我的第二次爱的经历——巴士奇遇。她比我小三岁，曾经是我的“代”学生，我是她父母的学生。我对她最深的印象是，他的父亲也就是我的班主任，把我们班干部叫到她家开会的时候，她总是躲在里间朝我笑。世界很小，我们现在就在同一个小城。挤了几次公交后，我知道了她的一些近况：师范毕业，在城里一家小学校教书，未婚。我问她：“怎么还不找个男朋友？”她说：“你不是比我更晚吗？我知道你与我的语文老师对了四、五年象。” 我对她的印象是大胆热烈奔放。当初我代课的时候，其实她就坐在讲台前第三排，天天见面的，她却偏偏要用写信的形式，通过邮局寄给我。那时她还买过三张电影票请我和她妹妹看电影，她妹妹还一本正经地叫我做“姐夫”，尽管那时她们姐妹俩都很小。 在同城里，我们彼此心照不宣，没“谈情”，但都感觉是在“说爱”。若干年以后，这个片段的结局是她被提拔进了县教育局，彼此的来往嘎然终止。偶尔有一次在大街上碰到，她说，别问我为什么，就像当年的你和她，她也没有问你为什么。 甩人和被甩的感觉都经历过了，这一次对我的打击非常大。两次马拉松让我“奔三”了。我感觉人生中二十至三十这一段时间过得特别快。晚上，在公司的集体宿舍里，我感觉我的内心非常郁闷、烦躁。 现在我知道世界很大了，我也想到了去外面闯荡。那时候，有好多人外出卖菜籽、卖复写簿发了大财，我就跟着去了。复写簿其实就是几张红纸做封面，几张透明纸做内页，中间涂点牛油，一支细木棒书写，撕一下就可以重新书写。几分钱成本要卖几毛钱，当然靠的是一张三寸不烂之舌。我不善言辞，不是做这种生意的料子。几年下来，算是勉强维持了生命，经济上反而背了一身债务。 那年临近年关，根据旧俗，我是非回家不可了。我不是衣锦荣归，是落魄还乡。回家后，我就像古时候的千金小姐，足不出户。平生的嗜好就是买书、藏书，偶尔回家一趟，行李包中必定是书。那几天有事无事就凑在那盏自制的假山台灯下看看书，三餐都是母亲上楼来叫的。母亲叫我吃饭的时候，会顺便唠叨几句：“你还能安下心来看书？你都三十好几了，你弟都有孩子了。大麦没割，小麦先割，在农村里很犯忌的。”我傻傻地瞪直眼睛，书页模糊起来。 另外有一个人也在为我的婚姻大事着急，就是我姐。有一天我姐带着一位陌生人来我家。我姐悄悄把我叫到旁边，似乎想告诉我什么，我先问了：“姐，那男的是谁啊？”我姐立马变了脸色，再不吭声了。这件“婚事”黄了后我才知道，这个理着小平头、长得黑黝黝的人是镇计生站的女干部，是个三十岁的大龄姑娘，每月工资有一千多。多年以后，我还为我那冒失的问话懊悔，要不，如今我也是一个公务员的“家属”了。 我忽然想起《天方夜谭》中的《渔夫的故事》，那个魔鬼说，“我是个无恶不作的凶神，所罗门把我捉去，装在胆瓶里，用锡封严了，又盖上印，投到海里。在第一个世纪里，我常常想：‘谁要是在这个世纪里解救我，我一定报答他，使他终身享受荣华富贵。’第二个世纪开始的时候，我说：‘谁要是在这个世纪里解救我，我一定报答他，把全世界的宝库都指点给他。’第三个世纪开始的时候，我说：‘谁要是在这个世纪里解救我，我一定报答他，满足他的三种愿望。’”我觉得我真的有点像那个“魔鬼”，经过了三个世纪的“恋爱期”，到头来竹篮打水，孑然一身。我心说，以后谁要嫁给我，我就好好呵护她，就像呵护我写字桌上的那盆君子兰花。 好长时间我没有出去找工作，那几天的心情真是落寞到了极点。兰就是在我人生最低谷时走进我的生活中来的。 那天，我闲着无聊，到隔壁弟弟家小坐一会，我弟开着副食店，弟媳妇一边看店一边打毛衣。兰来了，左手牵着我的侄子，右手牵着她自己的侄子。当然，那会儿我还不知道她的名字。她剪着短发，一副假小子模样，可皮肤比那个同样剪着短发、搞计划生育的女干部不知白皙多少倍了。她浑圆的脸，眉毛略粗，但眼睛灵动，颇有秀气。她的笑容很耐看，天真、稚嫩，用现在的时髦语言来说就是笑得很灿烂。因为陌生，我们也就对视了一眼。 她掏出钱买了好几样零食，分给两个小孩。随后领着他们去玩了。也许是我多看了一眼，一转脸，见我的弟媳妇用很一种奇特的眼光在看着我。弟媳妇说：“她是隔壁钟表师傅的女儿，去年刚从村西头那边搬过来，买下了我们隔壁的房子。”于是，我对她就有了个大概的了解：她跟着她父亲学技术，所以身上的零用钱比一般的农村孩子多。空下来时，就到我弟弟的副食店里买零食。一来而去，与我弟弟弟媳成了朋友，她管我弟弟叫叔叔，管我弟媳妇叫婶婶，所以我也自然而然地成了她的“伯伯”。 当晚，我弟就来我房间给我说亲了，我有点猝不及防，不知所措。我说：“她看上去才十六、七岁的样子，年龄太悬殊了。”我弟说：“她今年虚岁二十，长着娃娃脸，才觉得‘小’一点。其实上她家提亲的人已经不少了。”我说：“再说吧。”我一是觉得这头婚事成的可能性不大，而是觉得有点搁不下面子，要知道，我到了谈情说爱的年龄的时候，她刚刚结束幼儿班进小学读书呢。 有一天，兰忽然领着两个小孩到我楼上来了，说：“我来借本小说。”我说：“好啊，在书架上，你自己拿。”她把书架上上下下找了几遍，说：“怎么没有了呢，你回来的时候，我明明看见的。”我问：“什么题目，是琼瑶的吗？”她说：“不是琼瑶的，题目忘记了，好像有‘春天’两字”。于是，我也与她一起找。好久，她说：“我随便拿本看看算了，以后再找吧。”临别时，她看到了桌子上的那盆花。“这花挺好看的，叫什么花。”我说：“这花叫君子兰。”她说：“这名字好听，是兰花吗？”我说：“不是吧，好像是蒜科植物。”她说：“我也很喜欢兰花的，我姐夫常常去山上挖兰花的。因为我和我姐姐的名字里都有‘兰’字。” 婚后她告诉我，是我弟媳妇鼓动她来借书的。她说她本不敢上来借的，是两个小孩子硬拉着她上来的。 兰跟着她爸学修钟表。那是个苦、累、细心活，她的弟弟就不肯学，宁愿到城里去打工。兰在她父亲的修理桌放了一张修理桌，一边学一边修理，空了就看书，看完了就上我这里借。她看书的速度惊人，不几天就把我书架上的书看了个遍。她原本就与我弟媳妇在来往，加上与我又不在一个年龄段，即使来得频繁，村坊里也没有人会说闲话。 有一天，一位乡干部、也算是我的亲戚来给我做媒了。他想撮合的女方是一个寡妇，工作单位相当好，只是年纪要比我大三岁，还有一个十来岁的儿子。那女的我是见过几面的，模样还过得去，每次碰面，都是她招呼在先。家里人大多赞成，说“女大三，抱金砖”，娶这样的老婆，将来肯定享福。我心里说多郁闷就有多郁闷。我想起了那位当初比我大三岁，我教数学她教语文的女老师。要是全家当初坚决支持“女大三”，说不定我的儿子或者女儿早已在满地找鸡屎了。 众人都等着我表态。我也不假思索，随口说道：“娶个大三岁的，还不如娶个小十三岁的。”屋内顿时沉默了。我弟说：“我哥原来早有打算了。”我弟媳妇也说：“有你这句话，我们马上去提亲。”我也不辩解了，辩解也没有用，“小十三岁”这个数字太有针对性了。 婚事是相当的顺利，男方的介绍人是我弟媳妇，女方的介绍人是兰的同母异父的姐姐。她俩也是多年的朋友。更开明的我的准岳父。他说：“相差十三年又怎么啦？我与兰她娘也刚刚相差十三年。” 喜日定在三月初三。从第一次见面到结婚，前后就三个月。三月初三是个很有意义的日子，也表示春天来临了。洞房花烛夜，她在房间里整理书，我看着她的背影，无论怎样看，总觉得她是一个未成年人。我笑着对她说：“以后你看书不用找我借了。”兰说：“以后我也不可能有那么多的时间看书了。”她忽然想到了什么，问我：“那盆君子兰花呢？”我说：“房间里要摆你的嫁妆，我把它端到阳台上去了。”她二话不说，又重新把它端了回来。看来她是真心爱着君子兰花的，因为后来有了以后，她的网名叫君子兰，再后来，有微信以后，她的微信名也叫君子兰。我自己也有些感慨，这些年的爱情马拉松，想起来真像做梦一样，就像这花，不属于你的花，任你怎么浇灌栽培，她永远开不出花朵。 婚后，称呼上略微显得有点尴尬。本来，兰管我的弟弟、弟媳叫“叔叔、婶婶”，现在依然可以这样叫，但“叔叔、婶婶”得管她叫嫂嫂了。这还不算大问题，更为纠结的是，结婚当年还不能去乡政府里登记，办了酒席就算“合法”了。结婚了还不能生孩子，无论我多么地喜欢孩子，也得等到兰“长大”。生了儿子了，还要改个生日去报户口，结果连独生子女证也没有领。有朋友、同事、老乡碰到我，总有几个爱调侃的：“老牛吃嫩草，麻烦事情多着哪，你这才刚刚开头哦。” 相差十三岁，就是“老夫少妻”了？我还真有点不服气。我三十多几岁，就有那么老吗？所以有时候，我还真的有点羡慕年龄相当的夫妻，不说代沟、鸿沟，差异毕竟有的，那就得靠我们双方去慢慢迁就、适应了。 后来我也索性不出去打工做生意了，在老家开了家杂货店，她当然也不可以开钟表修理店，否则就是跟她爸抢生意了。我们把杂货店叫做“君子兰杂货店”，这倒不仅因为我们都喜欢君子兰花，还因为我的名字有个君，她的名字有个兰，“子”当然是代表我们的儿子了。 有一天，兰说，我们开个书店吧。我说，乡下人的文化素质不是很高，文化氛围也不好，开书店只亏不赚。她说，譬如买给我看啊，是一本书让我们相识的哦。”我想想也是，是书产生爱情，是不是该用书去维持婚姻啊？我说，你不是说是一盆花产生的爱情吗？那就开花店吧？兰说，那不行，我也就只爱兰花，你以后也不能喜欢其他花。拗不过她，于是，我们办了文化许可证，把书店叫做“君子兰书店”，正儿八经地做起图书出租的生意来。 有一次，我们到义乌文化市场去进一批书，为了省钱，夜里不住旅馆，就在市场旁边坐等天亮。天快亮的时候，两个人都不由自主地睡着了，醒来后，压在脑后的包不见了，两万元钱不翼而飞…… 那还是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两万元钱不是小数目。我们站在婺江边发呆、流泪，真有“欲把婺江作乌江”之感。那场灾难差不多让我们一蹶不振，但让我们之间的感情有了升华。回到家里，兰突然问：“那盆君子兰花呢？”我呆了呆：真的啊，这几年只顾着店门口那几个鲜红的店招——君子兰，却忽视了那盆开着橙黄色花的君子兰，这会儿不知道丢哪儿了。我心说，即使是已经属于我的花，也得时时放在心里，也得时时去浇灌、去打理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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