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标题 | 活着—读《温故一九四二》有感 |
| 正文 | 七十一年前，河南人逃荒到陕西是为了活命； 七十一年后，河南人奔走到祖国各地也是为了“活命”； 活命，一个简单的话题，背后却隐藏着最沉痛的故事。七十一年前的“活命”与七十一年后的“活命”看似相同，但实际却有着天壤之别，一个是为了维持生命的延续，一个是为了谋求更好的发展。 对于任何经历过“逃荒”的人来讲，那段往事都是自己一生最为难熬最为痛苦的记忆；对于有着“大逃荒”历史的民族来讲，那段经历都是这个民族最不愿开口最不愿回忆的章节。刘震云在揭开这块已经结痂的伤疤时无疑给这些人给这个民族造成了巨大的疼痛，但是这疼痛却又如刮骨疗伤般，不揭开就难以痊愈，即使痊愈也难以给人以警示。 河南自古以来就是以“农”为主的省份，长久持续的农业经济也自然造就了河南人守乡顾土的生活观念，所以历史上的河南人不爱出走，而这也正是在历史上与山西、安徽相比较同样处于中部地区的河南没有出现像“晋商”，“徽商”这样响彻整个中国的大商的原因之一。习惯于固守家乡的河南人如若不是真的遇到了像刘先生在他的报告文学作品《温故一九四二》中所说的：“一九四二年至一九四三年，我故乡发生了吃的问题”是不会离开家园出走他乡的，而事实上在一九四二年前后有大批的河南人逃荒到陕西、甘肃和川北等地，仅仅为了一口饭吃，为了保住命，河南人便带着妻儿老小上了西去的路。 西去就能活命吗？他们不知道，《温故一九四二》中的郭有运在回忆那段历史时说：“我逃荒为了啥?我逃荒为图大家有个活命，谁知逃来逃去剩下我自己，我还逃荒干什么?早知这样，这荒不如不逃了，全家死还能死到一块，这死得七零八落的。”刘震云在书中不止一次的表露到蒋对逃荒不是不知道，不是不了解，而是三百万人不是他首先考虑的问题，在他看来还有比死人更重要的事情。可以想象出失去了政府的帮持，本就不易的逃荒之路无疑会变得更加艰难。这时西去对这些逃荒者来说仅仅只剩下了一个活命的念想，这个念想支撑着他们从河南去往陕西，有了这个念想他们才能在西去的路上走得更远。 时光流转，转眼间距离那个沉痛的一九四二已经七十多年了，七十多年来天地交换，沧海桑田，当年活下来的孩子如今已经成了“祖”字辈，他们的儿孙们也已经从他们的手中接过了家庭的担子。地还是那块儿地，天还是那片天，只是人不是了那些人，事不是了那些事。 今天的河南人爱出去，出去不是为了活命，当然也是为了活命，但现在的河南人出去是为了更有尊严的活命。用自己的手，干自己的事，吃自己的饭，用一双从事农业的手，去做第二、第三产业的事，这是河南人最崇信也最乐意的事。从“愚公精神”到“红旗渠精神”，“焦裕禄精神”，一座座精神的丰碑铭记的是河南人与道路斗争的历史，与命运抗争的画卷。河南人之所以有着这样传世的精神，是因为河南人遭过罪，遭过罪的河南人更懂得活着的不易，也更加珍惜活着的机会。 朴实能干的河南人在走出去之后依然发扬着那些优秀的精神品质，依然秉承着这些高尚的人文品格，不断地开拓着新的天地，不断地创造着新的故事。走出去后，河南人又爱回来，投身故土建设担当家乡责任，河南人首屈一指。走出去，广州有了恒大；走回来，郑州有了建业。走出去是期待着更精彩的生活，走回来是渴望更壮丽的生命，河南人在出与回之间改变着周围，也被周围改变着。可以说，一路走来河南人身边从未停息过掌声，但是河南人并没有被这掌声冲昏了头脑，依然保留着最淳朴的性情和最真实的自我，这是因为他们的“根”曾经逃过荒，曾经死过人。 纵览今天的中国，到处闪动着河南人的身影，无论这身影是华丽还是简陋，总是有着他背后不为人知的故事，这故事在未来的某一天是否会成为下一个《温故一九四二》的构成部分，但无论如何河南人都在忙碌着，为了今天的“活命”，更为了明天的“活命”。 吴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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