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标题 | 父亲 |
| 正文 | 父 亲 王建福 我小的时候，还讲究父道尊严。至今还记得的教诲，是“君叫臣死，臣不敢不死；父叫子亡，子不敢不亡”。在我们家里，父亲是有绝对权威的。虽然父亲从来没有打过我们，但是我们家九姊妹没有人敢违背父亲的意思。为什么？我也说不清楚。 我印象中的父亲很悲壮，他有着非常坎坷的人生经历。据父亲讲，我的祖父叫王一民（音），字子书，是个很不简单的教书先生。听我家二姐说，祖父写一手好字，民国初年，汉口统一街上很多商铺挂的招牌，都是请他老人家写的。上世纪初，他离开我祖母和三个年幼的儿子，参加辛亥革命，后来在湖南长沙教会学校当教员。1927年国民党政变后，他到处逃命（因此我们估计他至少与共产党是有关系的），在南京被一个有文化的女士掩护下来，后来两人结为夫妻。直到抗战，才带着如夫人到重庆和大家住在一起。 祖父离家时，我祖母在家做裁缝，一个人拉扯三个儿子，生活非常艰难。有时候，甚至用水泥袋纸做成衣服给孩子们御寒！我父亲排行老三，很有经商的天才，他从牵瞎子、卖油条起家，十几年时间就拥有数十万钢洋的家产，超越他的两个哥哥，成为家里的主心骨。甚至在他那个我们现在已经无法知晓的圈子里，他也应该算是叱咤风云的人物。“文化大革命”期间，我曾帮他偷偷烧掉一些也许会带来杀身之祸的字画，我惊讶地发现，那里面居然有蒋中正先生给他写的条幅。虽然这些东西可能是托人帮忙讨来装面子的，但也说明父亲的面子是够大的。后来我在帮他写“交代”时才知道，他居然是当年重庆青洪帮首领杨庆山的内当家（杨某与蒋中正先生是拜把的兄弟）！我无法想象那时的父亲在场面上是个什么模样。只听我大伯家的大哥说，父亲在请客时经常挨个给客人敬酒，即使是三桌五桌，一人一杯，一个不漏，也从没醉过。大哥说：“三爹呀，那真是英雄海量！”。 抗日战争初期，父亲带全家“跑反”到重庆。在汉口沦陷前，父亲拿出几乎全部家产采购了最后一批货物，包下了两艘英国太古洋行的货轮运往重庆，结果货轮在沙市（或者宜昌？）被日寇的飞机炸沉。一夜之间，父亲从腰缠万贯变成一文不值。当时父亲不在汉口也不在重庆。安排货轮起航后，父亲绕道从湖南广西赶往重庆，一路上被日寇追赶，亲眼看到无数难民惨遭杀戮。国恨家仇，父亲到老不忘。每每提起这些事情，老人家总是咬牙切齿，痛恨日本这个“最坏的民族”，痛恨当时孱弱的国家和政府。破产之后，父亲又白手起家，率领家人用手工卷香烟卖。香烟的品牌叫“骏马”，于是我的这个时候出生的三哥就叫“骏福”。抗战结束后，父亲回到汉口，和母亲一起开个夫妻店，卖些土产杂货。因为父亲三兄弟过去曾经在黄陂老家以父亲的名义买过两担一斗田产，结果，划成分时父亲被定为“工商业兼地主”。按道理，父亲的小店只够他当“小商”，但是工作组说，小商怎么配得上地主？直到“文化大革命”后期，共产党“落实政策”，才说父亲没有收过租，根本就不够格当地主。于是父亲才终于当上了小商。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这些经历使父亲度过了几十年非常屈辱的岁月。我们九个做儿女的，当然也多少要受一些牵连，比如大哥武汉大学毕业后，论成绩准备是分配到外交部，一查成分就改派到北京外语学院了；二哥华中工学院毕业后，七机部（搞导弹的）抢着要，一查成分就发配到贵州山区造机床了。 上面这些事情，我们这些孩子好象并不太在意。孩子们心中的父亲，是家里的父亲，不是社会的父亲。 家里的父亲是个非常能干的人。上可以到屋顶检瓦，下可以在厨房通沟。家里的门窗床铺桌椅板凳坏了，都是父亲自己修理。搭炉子做水池的泥水活他也十分在行。小时候我还经常看见他箍脚盆，那可是非常专业的木工活。过去木工分得比较细，做房子的叫大木，做家具的叫细木，做水桶木盆的叫圆木。父亲做的是圆木咧！ 父亲是一个有骨气的人。有一年，我有一个读大学的哥哥要办领取助学金的手续，需要父亲单位出一个经济困难的证明。按我家的条件，那应该是绝无问题的。但是父亲单位的某领导就是不签字。有同事劝父亲：你平时从来不奉承该领导，所以领导要杀杀你的傲气。你就去说两句软话，不就得了？父亲坚决不说。现在想来那位领导也还是个好人，双方僵持了好几天后，他还是签了。据说，他边签边骂：“真是茅房里的石头—又臭又硬！” 父亲教育孩子，是非很分明。他很少说教，也绝少体罚。但是你做得好、做得不对，他一定要让你知道。“三年灾害”时，饿死人并不是什么稀奇事情。为了以防万一，父亲不知道从哪儿弄了一铁盒红薯干，把它藏在床底下。我们最小的三个（小姐姐、我、弟弟）在家玩捉迷藏，发现了这个秘密。成天处于饥饿状态的我们哪里容得下这样的东西，没几天就偷吃了大半盒。有一天太阳很好，父亲想把红薯干拿出去晒晒，发现少了很多，立即查清了案情。于是我们三个被罚跪并且写检讨。那是我这辈子因为自己的过失而写的唯一一次检讨。我们在楼上趴在地板上写检讨，我们的母亲在楼下撩起围腰抹眼泪，这情景历历在目！但是，如果我们做得好，父亲也会给足我们面子。记得我小学三年级得了个江汉区小学生作文比赛二等奖。过年时，父亲把我的奖状和奖品放在客厅的桌子上，凡是有客人来我家，父亲就要给人家介绍一番。我想，长大后我能写点东西并且能够发表一些东西，与父亲当时的鼓励是有关系的。1991年初，我的一篇作品获首届国家群众文化最高奖“群星奖”银奖。父亲在“新闻联播”里看到我领奖的镜头，喜不自禁地对母亲说：“这要是搁在过去，就是‘榜眼’啦，了不得呀！”我听了很高兴，虽然这只是个业余的奖项。我没有辜负父亲的期望。 我很佩服的，是父亲的乐观精神。在那些仅靠46元钱工资养活一家上十口人的艰难困苦的日子里，他从来不把自己肩上的压力和心中的苦闷转嫁给孩子们。从来不因为日子几乎绝望而对孩子们撒气——这在很多生活困难的家庭是很容易发生的事情。记得有一次家里真正是弹尽粮绝了，父亲不知从哪里弄回来几筐烂番茄，全家人赖此充饥。生吃、煮吃腻了，父亲把它做成番茄酱，笑眯眯地对我们说：“这可是买不到的高级食品哦！”（其实，我到现在还不愿意吃番茄，就是那时落下的毛病！） 在那样困难的岁月，乐观坚强的父亲没掉过一滴眼泪。等我们看到父亲的眼泪，才知道那是怎样的分量。 为了养活我们，父亲借了很多债甚至是高利贷。我们小的时候并不知道。等到长大一点了，才有所耳闻。知道了这个情况的儿女们，才知道父亲背负着多么沉重的经济负担和精神压力！于是，我家凡是即将走上工作岗位的孩子，都会从父亲的欠债清单（那是一个状似手风琴一样的折子）里抄下家里所欠的债务，并且从他们拿工资的第一个月开始，就往家里寄钱帮忙还债。等到我1970年从农村招工到黄石工作时，父亲告诉我家里的欠债还只有人民币120元了。我告诉父亲，这120元就交给我了。我当时的月工资是28元，为了尽早还掉这笔钱，我找齐八位同事，起了个每月15元的“会”，大家让我得第一会。于是，我上班后第一次发工资，就给父亲汇去了120元钱。事后母亲告诉我，父亲从邮局取钱回家，一见母亲，什么话都不说，捧着那120块钱热泪横流！此时无声胜有声——父亲呀，儿子知道，那是因为您背负了多少年的一座大山，今天终于轰然倒塌了！从此以后，您可以伸直您那疲惫的腰杆了！ 我很欣慰的是，父亲在晚年终于度过了十几年快乐的时光。“文化大革命”的结束，从精神上解放了父亲；儿女们的成材，使父母亲摆脱了贫困。记得80年代初，三哥接父母亲到韶关住了一段时间，父亲回来给我们每个小家都带了礼物，很潇洒的模样。在送给我们家的相册上，父亲写道：“幸福由自己创造。”我们过年回家，家里开始挂满了烘鱼腊肉，还要给我们一些带回黄石——三、四十岁的人还能够吃上父亲做的菜，也是一种幸福。后来我基本上每年都要接父母亲来黄石小住一段时间，无论是周末傍晚洗罢澡靠在躺椅上让我帮他剪脚指甲，还是在夏日黄昏让孙子牵着徜徉在东方山脚下，老人家脸上都写满了惬意和安详。前些日子清理杂物翻出一张照片，是我在某一个清晨陪父亲在东方山下晨练时给父亲照的。虽然照像时是逆光，效果不太好，但还是能很清楚地看到父亲精神矍铄，身后是一轮初升的朝阳。照片的反面，记着我当时随手写的顺口溜：“东方山下青橘园，童颜鹤发老神仙。一日一套自然功，心宽体健养天年。”现在想来，这几句话，还是能够概括父亲最后十几年的生活状态的。 从小到大，没有认真在心中想念、评价过父亲。父亲过世多年，我自己也渐渐年纪大了，反而经常地牵挂起这个早已离我们而去的亲人。细细咀嚼父亲的点点滴滴，父亲在我脑海中的形象竟异常清晰，直如端坐眼前！ 父亲王铭箴，生于1904年11月4日（农历甲辰年九月二十七日），卒于1991年4月30日，享年87岁。今天是清明节，谨以此文纪念我敬爱的父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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