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 | 捡炮仗——岁月划痕之二十 |
正文 | 捡炮仗 ——岁月划痕之二十 男孩子应该喜欢放炮,可外孙却不喜欢,过年我下楼去拉鞭,他都不跟着去。就说拉鞭没看头儿,那满天的烟花还是很壮观的,可外孙却不为所动。 那些烟花都是邻居们放的,我已多年没买过烟花了,就是下楼拉的鞭炮也是老伴儿买的。其实,我也没有了小时候放炮的那股兴奋劲儿,只是因为老伴儿一再强调,过年不放炮不吉利,我才例行公事的。 小时候就盼过年,过年就盼着父亲给钱去买炮仗。开始父亲给我1块钱,到小学快毕业时才给到2块。 对于父亲给的钱我要精打细算,尽量买性价比高的炮仗。一般要先买两三包100头儿的小红鞭炮(2角一包),因为这是最便宜的炮仗。我从来不用它拉鞭,都是拆散一个一个地放。胡同里舍得用它拉鞭的孩子极少。单个的小红鞭炮只有火柴棍那么大,威力很小,胆大的孩子就敢用手捏着屁股放,可我不敢。 再就是买少量的摔炮、拉炮。摔炮看着像只短香烟,里面装的是加了化学原料的细砂粒,一摔就响。拉炮是纸卷裹着蘸了炸药的折弯的细绳,用力一拉就响。 再就是买一点儿“滴滴金儿”,买一点儿小“起花”和“老鼠屎”。 有时,我会压缩以上品种,再买一包50头儿的小“钢炮”。小“钢炮”就是现在的普通鞭炮“大地红”,可那时觉得小“钢炮”可响啦。有时还会买一两个冒完黄烟再响的烟炮,或者着一会儿火苗再响的“苶灯”。至于“二踢脚”、大烟花等我从来不买,一是太贵,二是不敢放。 虽然精打细算,可我的这些鞭炮还是很快就会放完,这时再看到别的孩子放炮,就只剩下眼馋的份了。 为此,我曾盼着自己快些长大,因为那些爱放炮的大人们放起炮来都是大手笔,比如全哥和安哥,他们放“二踢脚”都论捆,一捆就有10个之多。鞭炮从来不拆开放,都是拉鞭。 我特别愿意看他们拉鞭,噼里啪啦过后,我能从碎屑中寻找到少数没有响的残炮。我发现捡炮仗与买炮仗相比,更让人兴奋,因为这是预期之外的。所以一旦有这样的机会我就绝对不会放过。 记得1956年公私合营时,街上总有敲锣打鼓报喜的,我们这些孩子会闻声而至,尾随着他们,因此报喜之前他们一定会大放鞭炮。炮声一停,他们念喜报,我们一帮孩子就冲上去捡残炮。 捡炮仗最多的一年是1958年,那时候搞总路线,搞人民公社,搞大跃进“放卫星”,喜事是天天有,那也就天天都有报喜的了。 可惜的是刚开始我不能全天候参与,因为从星期一到星期六都得上课。不过那热闹喜庆的气氛我是感受到了,因为整个社会,包括学校,都笼罩在这气氛之中。 记得宣传总路线的时候,临街的大墙上都画了宣传画,其中有一幅我印象深刻:一个大灯塔光芒四射,数艘龙舟擂鼓竞进,划船者正打起十二分精神,拼命挥桨。我理解画的意思是,在总路线照耀下,人们正鼓足干劲,力争上游。我喜欢画画,也喜欢研究画儿画得合不合理。看了此画我就想,竞龙舟都是在河里,河边怎么会有海边才有的灯塔?灯塔放着光芒,难道是夜间竞龙舟?后来才知道这是在图解“总路线是照耀我们各项工作的灯塔”的重要指示精神。 总路线也宣传到了学校,我们这些孩子也要背总路线的内容,那时候我还是好学生,自然背得烂熟于心,以至现在我都能张口即出:“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 另外,老师还教我们歌唱总路线的歌曲,其中有一首唱着特别带劲:“党中央发布总路线,全国人民总动员,鼓足干劲争上游,多快好省加油干,我们都是促进派,嘿!最响亮的口号是干!干!干!”学校曾多次组织我们演唱,所以我印象深刻。 不过当时没有明白“促进派”是个什么东西,听音辨意,认为是“粗劲派”,这样“干”起来才有力呀。后来听人议论,原来中国还有“促退派”。要求进步才是好学生,退步了张老师要批评,怎么有人还要当“促退派”呢?我很不理解。 很快社会上、学校里又开始宣传“大跃进”,虽然当时我不明白它的准确含义,但知道它大致的意思是建设社会主义不能慢慢腾腾,要飞速前进,一日千里。记得当时街上的醒目标语口号就是“一天等于二十年”。还有一幅经典的漫画,画在了不少地方的墙上。画中一个精神焕发的中国人,骑着骏马飞奔,把一个骑毛驴的大鼻子老外,甩得远远的。那老外戴着拔火筒似的长筒礼帽,穿古怪的燕尾服,面目猥琐,正气急败坏地抽打毛驴,而鼻孔里喷着气的毛驴却已寸步难行。不知画中的老外是美国佬,还是英国佬,反正那时的口号是“超英赶美”,谁都一样,一丘之貉。 “大跃进”开始后,报喜进入高潮,经常能在街上看到敲着锣鼓,举着红旗,放着鞭炮,去给上级报喜的人群。一批接着一批,跟赶集似的。 那时市委的办公地点在西大街西边,报喜的人们往往从税务角进入西大街。税务角离我们家很近,星期天不上课我会和一帮孩子一起跟着看热闹,当然主要是为了捡炮仗。 除了市委门前锣鼓声不断,专署和市人委也是接待了一批又一批。 后来我从一些资料中得知,7月2日市委、市人委还组织22个单位的报喜队伍奔赴天津,向省委、省人委报喜。报喜的新产品有:万能拖拉机、万能汽车、万能蒸汽机车、电力自行车、玻璃钢、钢锭、车床、醋酸纤维、鸡毛线、刺绣等28个品种。 不知是否与“大跃进”有关,那年春天河北省省会迁出了保定,落户到了天津。 那时候政府不叫政府,而叫人民委员会。省政府成了省人委,市政府成了市人委。保定市是在1955年改的。为什么这么改呢?要与苏联保持一致?要体现政府是人民的?不得而知。 人们报喜,好像是因为争了“元帅”,放了“卫星”。据说,市里已经定出了“元帅”“卫星”的标准,比如粮食、棉花、蔬菜达到亩产多少就算放“卫星”。 一说放“卫星”,我就不由地想起苏联老大哥放的卫星,那是货真价实的卫星,是大科学家们劳动的结晶,怎么我们种点萝卜白菜也算是放卫星呢?他们说放了就算放了吧,要不我们怎么有机会捡炮仗呢? 除了农民进城报喜,工人们也报喜,当然报的工业新产品了。父亲所在的商业系统也报喜,想不起他们报的是什么喜了,反正是大红纸上写了好多的字,贴在了市委、市人委的大门口。 报喜的人们都由衷地高兴,年成好,风调雨顺,地里丰收,农民自然喜气洋洋。保定的工业也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八个大型工厂在西郊开工建设,有全国最大的胶片厂,有中国第一座化纤厂,有中国最大的变压器厂,有军工企业蓄电池厂,有保定自己的热电厂,还有河北第一座现代化造纸厂,保定第一座棉纺厂,大型的铸机厂。据说,其中几个还是全国的重点建设项目。想想保定市的西部将出现一片现代化的工业区,人们能不兴奋吗? 听说,保定能够争取到这么多重点项目,是因为保定有北方少见的好水源——一亩泉。一亩泉在保定西部偏北的地方,是保定一亩泉河的源头。保定西部是山区,从山区来的地下水至此涌出,形成泉群,其中大者“泉涌出,其阔一亩”,故称一亩泉。一亩泉泉水清洌甘甜,比其它地方的水都好喝,保定人常引为自豪。不过一亩泉的水早就没有了,保定市都得引西大洋水库的水喝了。 学校里怎么搞“大跃进”,我已没有印象,好像没有“一节课等于二十节课”,我们还是规规矩矩上完所有课程,才放了假。 一放假就好了,我可以天天跟着报喜的队伍捡炮仗了。 我们一帮小孩儿,一起捡炮仗,一起燃放捡来的炮仗。那些捻儿长的可以像买的炮仗那样放,捻儿短的就比较麻烦,因为一点就响,容易崩到人。于是就从炉子里点燃一根长木棍,把头儿烧出红炭,用那红炭去点短捻儿的炮仗。还有的炮仗完全没有捻儿了,我们就把它撅开放“刺溜花”。 报喜的队伍除了拉鞭,有时也放二踢脚。二踢脚也有残炮,就是下面这声响了,上面那声没响。能捡到这样的二踢脚对我们这些孩子来说,可算得上是重大收获,因为我们很少有人自己买过二踢脚。 捡到了这种二踢脚的孩子会兴奋向小伙伴们显摆,并小心翼翼地包出当中的捻儿,之后再给它接一根小鞭炮的捻儿,把它放了。这一声响,听着比在空中更为震撼。 我一直盼着自己也能捡到一个这样的二踢脚。机会终于来了,在一次捡炮仗时一个只响了一声的二踢脚竟然就落在了我的脚下,我毫不犹豫地踩上去,并在确认它熄灭后,快速地拿到手里,生怕别人抢了。 捡炮仗回来后,我在小伙伴的围观下开始包这个二踢脚,可包开后人们都失望了,它已经燃尽中间的那根捻儿了。 小伙伴们走了,我还是舍不得扔掉这个二踢脚,回家继续包剩下的纸皮。包到最后,露出了黑色的火药。那火药真,放花一定好看,于是我就把火药包在了一个纸包里,并带上火柴,兴冲冲地去找小伙伴儿。 可这时胡同里正好没有小孩儿。活该他们没有眼福,我就自己放给自己看了。 我打开火药纸包,放在了12号院门口的石头台阶上,然后蹲下身来,划燃火柴,小心地投向火药。 就在我将要起身的那一霎那,一团火焰砰然而出,整个吞噬了我。那火焰的光贼亮,刺得我两眼什么都看不见,随之而出的浓烟,则呛得我几乎窒息。等我的眼睛能看清东西的时候,我发现石头台阶上的火药没有了,只留下一片黑印,而我的右手却红肿了。此时,我还闻到了毛发的焦糊味儿,肯定是燎到了我的眉毛和头发。 我知道自己又闯祸了,就想假装若无其事,可我的手太疼了,火烧火燎的,实在无法忍受。我小跑着回了家,在脸盆里舀了半盆水,把右手放到水中。凉气顿时就带走了疼痛,好舒服啊。可我很快就发现不妙了,手背上起了馒头大小的水泡。 奶奶看我平白无故地洗手,就过来看究竟。奶奶是新近从老家饶阳来保定的。她发现我的手起了那么个大泡,吓得脸色都变了,紧张地问我怎么回事。这时凉水的刺激已失去作用,我的手又重新疼痛难忍,听奶奶一问我就委屈得不得了,不由地哭起来。我一哭又惊动了母亲,她也过来问怎么回事。 我只好实话实说。母亲听说我是烧伤了,立即带我去了离我们家不远的卫生局门诊部。大夫给我挑破了水泡,上药后包了纱布。还给开了自己抹的药,药的名字好像叫獾油。 回家后母亲又训斥我“发废”,不好好写暑假作业,就光想着玩儿。并着重说我一门心思去捡炮仗,不干正事。我听着心里不服气,你小时候不是过年捡炮仗还烧了新衣服口袋吗? 母亲还数落我说:“你整天冒冒失失的,不知道个深浅,就会闯祸,你什么时候才能稳当了?” 这时我疼得要死,母亲不安慰我还数落个没完,我哭得更委屈了。 奶奶赶紧给我解围,说:“这是命里注定的,早来早了。”她又补充说:“是福不是祸,是祸躲不过。这一辈子有多少福,有多少祸,老天都给定好了,前边多受罪,后边就少受罪。” 后来奶奶又跟我说,这是“消灾”。听她的意思,就是人的一生的灾祸是一个固定值,经历多少就减少多少,所以经历的过程,就是“消灾”。 奶奶这是第二次来保定。上一次是1955年初来的,住了有半年多。这次来了住得时间长,一直住到了1960年的秋天。 奶奶在保定的时候,正好赶上闹自然灾害,家里还入了公共食堂,经常吃不饱,于是就挖野菜吃。这也是上边支持的,当时有个专用名词叫“瓜菜代”。我们常挖的野菜主要是人心菜、马生菜和刺儿菜。这里边数刺儿菜不好吃,可我们挖的野菜中就数刺儿菜多。 那时母亲已经上班,都由奶奶料理家务。奶奶一般是将刺儿菜和玉米面拌在一起烙着吃,烙过之后那菜的尖刺儿更硬了,一吃就扎嗓子眼,我看到这玩意儿就皱眉头。 于是,奶奶就又跟我讲起了她的“消灾”理论,还说,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不经历一些苦难,很难成大气候。 那时候我在老师的教导下,已有了初步的判断能力,觉得奶奶“福祸天定”的说法是在宣传封建迷信,“人上人”的说法是在宣传封建糟粕,所以对奶奶的说法颇为抵触。 我成年之后,炮仗肯定是不捡了,奶奶的“消灾”理论也已忘得一干二净,可我发现自己无形中还是受到了奶奶的影响,就是总把“意外之财”与“无妄之灾”联系起来。认为得了不该得的,就可能失去应该得的,所以对一切“意外之财”一概排斥,彩票不买,赌场不入,传销更不干,对“天上掉馅饼”的事一律保持高度警惕。 我的这种警惕,让我在后来的物欲横流的时代,保持了必要的清醒,抵御了诱惑,识破了骗局,这也算是那次烧伤后的意外收获吧。这样看来,奶奶的“消灾”理论也还得到了验证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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