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 | 拜谒杜甫草堂 |
正文 | 拜谒杜甫草堂 “这就是杜甫草堂?”当车子泊在草堂前,我感到惊讶与困惑。 没有想到,杜甫草堂具有如此的气魄:院门之肃穆庄严,匾额之古朴厚重,门前石狮之气派恢弘,这一切都让我感到很诧异。想象中的草堂应该是“茅飞渡江洒江郊”的凄惨,是“床前屋漏无干处”的无奈。 我知道这不是梦。我终于来到了历代文人心仪的圣地,朝拜这位用诗歌记载历史的诗坛巨擘。 走进草堂。院内,花木扶疏,树影婆娑。楼台亭阁之间,有雕花长廊曲折地延伸;名花异草之处,有鹅卵小径含蓄地逶迤。那条古老的浣花池,窄窄的,依旧是水流潺潺,从院外遥远的地方逶迤而来,又曲折地绵延而去。可是,那水还是唐朝的水吗?流过了千年的时间,可曾还记住了诗人瘦弱的身影?水岸边镶嵌着坚硬的石块,石块边种植着萋萋芳草。“一岁一枯荣”的小草,可曾记住了那位瘦的诗人憔悴的面容? 当年,杜甫一家从中原流浪到成都,靠了友人的帮助才在这浣花池边搭建起一间茅屋,并且穷居此处长达三年的时间,写下了200多首的诗歌,没想到当年的草屋如今竟是这样的景致,这大约是杜甫绝对没想到的吧!即使是一生崇尚“语不惊人死不休”的诗人,倘若面对此时此景,恐怕也难以用他的如椽之笔描绘出2000多年后的草堂变迁了。两千多年的时间里,草堂几度败落,又几度重建。而每一次的修缮都是在前一次基础上的扩充,形成了今天园林和古建筑相结合,既古朴典雅,又庄重肃穆的风格。然而,每一次的重新修缮都充满了文化的韵味,使得杜甫当年赖以栖身的地方竟成为后代文人们心中朝觐的圣土。 仅从诗歌的渊源来看,历史的时光里,闪烁着无数的诗坛星辰,然而,他们的作品连同他们的生命都被谁也阻挡不住的时间风化殆尽,唯有杜甫,人们尊重他,纪念他,尊他为“诗圣”,称他的诗歌为“诗史”,不是因为别的原因,乃是诗人一生的命运和生活在最底层的百姓的命运休戚相关。他爱百姓之所爱,也恨百姓之所恨。他敢于用手中的一支纤笔,呐喊出人民的心声。“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乃是诗人发出的对黑暗社会的最强烈的控诉;“穷年忧黎元,叹息肠内热”,乃是诗人对人民最真诚的同情。大唐帝国辉煌的时代抛弃了杜甫,然而,杜甫却创造了一个同样辉煌的诗歌的时代。历史上,无论是帝王,还是贵戚,倘若他没有对人民的真挚的热爱,就不会获得人民的尊敬与爱戴。千百年来,那些把名字刻在石头上想“不朽”的人,名字烂得比石头还快。 “有的人活着,他已经死了;有的人死了,他还活着”,臧克家纪念鲁迅的诗歌,不也同样可以用来纪念杜甫吗?徘徊在草堂里的小路上,我这样想。 可是,人民记不住历史上帝王的显赫,权贵的势力,富豪的财产,却记住了一个漂泊流浪的诗人,记住了一个在悲苦和失意中挣扎了一生的诗人,记住了一个生前潦倒身后又荣耀的诗人。生前养不活自己的大诗人,死后却有一大批人靠他活着,这不是一件很值得后人深思的事情吗?对于一位真正的诗人,世俗的荣华富贵如同过眼的烟云,唯有诗歌传诵于后世,才是永恒的安慰与丰碑。这里,我想起了曹丕的话:“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年寿有时而尽,荣乐止乎其身,二者必至之常期,未若文章之无穷。”历代胸怀正义,心系苍生而又命运坎坷的文化人总是把自己的生命寄托在翰墨之间,似乎那些由文字建筑的殿宇就是自己运筹千里的帷幄,也只有在这样的帷幄里那些文化人才能有舒展理想与才华的场所,才能有展示自己生命价值的机会。 今天,我们读杜甫的诗歌,虽然知道那是一千多年前留下的文字,而且里面搀杂着历史的沧桑和岁月的雕刻,可我们仍然能够感受到文字之间洋溢着的杜甫的鲜活的生命,感受着他的博大的胸怀,仿佛他就坐在我们的面前,向我们讲述着那个年代的故事,因为诗歌已经承载着诗人的生命,一代一代地传承下来,使我们能够汲取其中无限丰厚的营养。只要诗歌不会死亡,诗人就不会死亡。 草堂的庭院内,亭馆祠堂,曲水园囿,华贵如王府,与诗人的故居早就相去甚远,而这一切,无非是后人对这位“诗圣”表达的一种怀念,对我们这个民族古老文化的崇拜。如今,那些成为胜景的地方基本上是失去了名胜原有的风貌,总是带着一种人工制作的痕迹,让人品尝不到原汁原味的感觉,因而,我匆匆的脚步只好停留在一处简陋的茅屋前,这茅屋显然是后人依据那首诗歌的记载仿造的具有川西特点的民居了。草缮的屋顶,泥做的墙,篱笆围住的小院里,一口老井却显示出历经岁月的沧桑,这是否是杜甫一家赖以维持生命的水源呢? 我站在这样的小院里,思绪纷飞。时令正是初秋,微风过处,带来一丝凉意,这是否是当年杜甫一家栖身的地方呢?蜀地处于盆地之中,地理的位置决定了它的气候温和湿润,那么,公元761年的秋风究竟有多大,它能把杜甫辛苦搭建的草屋吹得茅草飘扬,“卷我屋上三重茅”的诗句究竟是老先生的夸张之辞,还是他的内心愁苦的表现?确证的是,杜甫在这里的一段生活是很艰辛的,然而又算是比较稳定的,因此,他能够安下心来,写下了一生中比较集中的诗歌创作。 文人的安居乐业是文学以及一切艺术得以发展与繁荣的前提,也只有作家或诗人的思想或灵魂系着民族安危的时候,才能不媚俗,不唯上,才能写出真正基于良心基于艺术的作品。倘若一个作家失去了良知,也就失去了作家的社会责任,失去了一个作家作为作家的资格。而一个民族最辉煌的文学往往又是这个民族在心灵最受煎熬最受苦难的时候凝聚出来的最灿烂的情感结晶,也是那些文化人用最痛苦的灵魂谱写出的最富有回肠荡气之旋律的乐章,由此又折射出一个真理,构建一个和谐社会才是一个国家和民族进步的表现。 不看杜甫草堂,就意味着没有到过成都。草堂成为一个城市的标志,成为一处文化的象征,影响之深远,意义之宏大,这在中国的名胜之中也是不多见的。 拜谒杜甫草堂,了却我心头的夙愿,心灵也有了莫大的慰藉。 2006年10月游览杜甫草堂,写于成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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