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 | 心寄山水间 |
正文 | 我的山水情怀始于1990年的那个秋天。 在苏州度过了四年的大学生活后,我被分配到安徽南部绩溪县城的一所铁路子弟学校任教,放下行囊,我就立刻开始了解这个不知道将生活工作到何时的新地方,发现坐落在群山环抱之中的古县城民风淳朴,环境优美,尤其空气极好。兹后的周末,我常常很早就起床,独自爬山,行至山腰时,那山中薄雾有时尚未散尽,空气中弥漫着湿润而又清甜的气息,沁人心脾。待到旭日东升,爬坡、折枝、弄石、看书,累了可以卧石栖息,渴了喝上一口山泉水,何等惬意逍遥,我爱上了这片山水。 站在山顶,望着四面环山的绩溪县城,看着火车从一个山洞冒着白烟驶出,贯穿全城,然后鸣叫着进入另一个山洞,让人生出无限的遐想。是啊!人生在世,难免生活上经受磨难,肉体上遭受病痛,甚至政治上面临不幸,可当我们将自己置身于天地之间,放在宇宙大文化中来观照,就会发现自己是多么渺小,其荣辱得失、苦乐遭遇又何值一提,不如寄情青山绿水,释放自然生命,陶冶心灵情感,从精神上超越自我。这种山水情怀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独特的形态,也是中国文人的一种生命形态。 文人的山水情怀大概始于万世师表的孔子。我们虽然无法从典籍里窥见孔子游山玩水的嗜好,然而他曾周游列国,也曾在川上云:“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他甚至将人的品性和山水相连:“智者乐水,仁者乐山”。老子亦极崇尚自然山水,他认为“天地所以能长且久者 以其不自生故能长生”,“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这种“天人合一”式的生命境界追求成了中国文人士大夫纵情山水的文化动力。于是秦汉以降,历朝历代均有安贫乐道、醉情山水的文化大家。东晋时期,“性本爱丘山”的陶渊明鄙视官场黑暗,毅然弃官归田,以《归去来兮辞》表白自己超越的精神,宋代林和靖隐居杭州西湖,结庐孤山,不趋荣利,自甘清贫,他以梅为妻,以鹤为子,所咏“疏影横斜水清浅,暗香浮动月黄昏”两句成为千古绝唱。 古人热爱山水和他们生活的环境是分不开的,那时城市化还没有开始,绝大多数的人生活在乡间,整日和山水田野相伴。文人远行,譬如参加科举考试,势必跋山涉水,风餐露宿,历尽艰辛,和他们日夜相随聊解寂寞的除了日月星辰,就是山水自然。那山那水,不仅提供文人休憩的场所,也慰藉着他们的灵魂,这种长时间相处而产生的感情融入了他们的血液之中,成了他们生活的一部分。而我在绩溪产生山水情怀也有这方面的因素,那时的这个皖南山城,几乎没有什么像样的娱乐活动,图书馆的藏书也不多,每到周末,学生放假回家,我的最佳去处就是环绕县城四周的大山。长期的厮磨,那山那水竟成了我血脉相连的亲人,心灵相通的挚友。 在皖南,我曾两度迷失在那片山水之中。 有一年春游,我带着学生来到同样坐落在群山怀抱中的古徽州府治所所在地歙县,傍晚返校时发现少了一个学生,于是,到附近山上寻找。夜幕降临不久,我就迷了路,忽见远处有灯光,便寻着亮光前往,来到一户山民家中。主人热情地招待了我这个素不相识的迷路人,还帮我寻找走失的学生,最让我感慨的不是他的憨厚淳朴,而是黄泥地的正屋中间所挂之劝学楹联,我恍然回到了明清徽商鼎盛的时代,真没想到在如此偏僻的山区竟然有这样浓郁的向学之风,难怪徽商被称为儒商。 《论语》记述,孔子要“侍坐”的子路、曾皙、冉有、公西华“各言其志”,老夫子对子路、冉有、公西华颇有齐家治国平天下意味的志向态度淡然,而当曾皙说出自己的志向是“暮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时,他马上感叹:“吾与点也!”是啊!一袭宽袍大袖,放飞自己的灵魂,让它飘逸在春风里,有几个知己,再配上嬉戏无状的顽童,这该是何等惬意的场景。我曾经循着曾皙之志,在春暖花开之际的一个周末,带上没有回家的学生,爬山赏景,迎着和煦的山风诵读吟咏。正流连忘返之时,春雨忽至,急唤熟悉山路的学生带队出山,不料贪玩的孩子故意反方向而行,竟至迷路,不得不沐浴于春雨之中,意外地得到了别样的乐趣,依然有兴致踏歌而归。 调回家乡慈溪后,置身于钢筋水泥的城区,亲近自然山水的机会少了,可我依然不忍割舍那份山水情怀,于是学起了宗炳。这位南朝画家擅长书法、绘画和弹琴,朝廷屡次征他作官,俱不就,却喜欢漫游山川,西涉荆巫,南登衡岳,年老之时回到故乡,他将游历过的地方,画于居室之壁,说:“老疾俱至,名山恐难遍睹,唯当澄怀观道,卧以游之”。我改其道而用之,借助如今发达的科技,来了一个“坐以游之”,工作之余,我常常通过网络搜寻自己去过的地方亦或心驰神往的名山大川,神游一番。然而,一有机会,我必是郊游山水,直接面对自然之美,借以滋润自己那在世俗红尘中日渐麻木的心。 山水常在,情怀永存,我庆幸自己有着一份山水情怀。 2012年5月28日发表于《慈溪日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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