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标题 | 四海沉浮 |
| 正文 | 四海沉浮 自 序 这本书名本来打算叫《坎坷》，后来觉得坎坷有点俗，所以取名叫《四海沉浮》。这本书我只是想根据自己的经历，尽自己的水平，用小说的形式基本上反映我国那个历史阶段的情况，好让当代年青人和后人了解我们那一代人是怎么过来的。然而，必须声明的是，这本书，它虽基本上是记实的，但其中也有许多情节是虚构的，因为它是小说嘛！ 我没有超人的才华，也没有名人的光环，虽是国家干部，但在革命队伍中始终是个小卒子。小人物了解小人物，小人物喜欢写小人物。所以这本书写的都是一些普普通通老百姓。其中人物，他们没有惊天动地的业绩，也没有吸引人的传奇，他们的所作所为，是平凡再不能平凡了。他们有缺点，有错误，也有七情六欲，喜怒哀乐。不过我们要知道，书中主人公们的曲折坎坷、跌宕沉浮的历程，不仅仅是他们个人的命运，而是代表了当时那一代人的命运。 这本书，如今虽已杀青，但我并未轻松。不知它是否能够得到读者，特别是普通老百姓的喜欢，如果多数老百姓读后能够喜欢它的话，那将是对我最大的安慰与鼓励，说明我的汗水没有白流。当然，这本书中难免有些不尽人意之处，甚至还可能有错误，因此，欢迎方家、评论家以及广大读者不客气地提出批评指正，作者一定诚恳接受，并衷心感谢。 作者：奋蹄 于二〇一二年一月十六日 目 录 一、古老的传说 二、三个小伙伴 三、鬼子兵来了 四、郑兴离乡 五、好人崔大伯 六、学 徒 七、换了人间 八、胜似父子情 九、难忘的岁月 十、战地负伤 十一、红颜知己 十二、转业到地方 十三、回乡探亲 十四、恋 情 十五、服从组织 十六、有情人终成眷属 十七、祸从天降 十八、万般无奈 十九、儿女情长 二十、抗 争 二十一、惺惺惜惺惺 二十二、又坠深渊 二十三、人心不古 二十四、走出高墙 二十五、风流男女、二十六、当上牛官 二十七、互吐心声 二十八、大伯叙往事 二十九、株连全家 三十、贫穷无亲 三十一、风起云涌 三十二、恃强凌弱 三十三、春天回来了三十四、欺上瞒下 三十五、父子重逢 三十六、真诚交朋友 三十七、平反反复 三十八、多云转阴 三十九、返回故里 四十、病退休养 四十一、壮心不已 四十二、有缘无分 四十三、尾声 一、古老的传说 安徽省有个铜都县，它背靠摇钱树，怀抱米粮川。有诗云：“绕堤杨柳万千株，山外青山湖外湖。到眼风光皆画卷，铜都未必逊姑苏。”这里矿冶历史悠久，被誉为中国古铜都，是世界青铜文化发祥地之一，也是历来兵家必争之地。辛亥革命前期，自立军在这里大举义旗；抗日时期新四军曾在此地叱咤风云。 距离县城七八公里路处有个新庙，新庙附近有个自然村，这个小村建有一座楼房，高百尺，冲云霄。登高远眺，气象万千，可以看到滚滚的长江，水势澎湃，雄伟壮观；还可以看到附近繁华的城市狄港、芜湖和马鞍山。小小的村庄，由于建有这样一座高楼而名声远扬。楼边有棵大槐树耸立天空，楼房周围，翠竹环绕；村前面是铜官山，树木郁郁葱葱；村左边是一片圩田，圩埂上芦苇丛生，杨柳成行；村右边是浩淼的湖塘，湖塘里有鱼、莲花和各种水草。这里空气清新，景色迷人。在这个小小的自然村里，住有几户姓郑的人家在这里繁衍生息，养鱼种田。这里的楼房，后来毁于兵燹。然而“建楼”作为这个自然村的名字却一直延续保留下来。 这里有段辛酸传奇的故事，源远流长。大约在清朝光绪年间，有个姓王的小伙子和本族姑娘偷偷相爱，按照当时的礼法，即使出了“五服”也属大逆不道。这件事情让族长知道了，马上“开祠堂门”（即召家族会议），祠堂里像开锅的热粥，一片翻腾。这个说：“也太不像话了，我们族怎么出了这对败坏门风的情种……”那个说：“风水坏了，他们的行为真是告坏了乡风……”大家七嘴八舌，说个没完。这时，作为本族至高无上的族长站起来，拿起手里的拐杖在桌子上敲得轰隆响，高声说：“请大家静一静，听我说，对于这对丧风败族的狗男女，不严肃处理，我们姓王的将来还有什么面目见人呀！……俗话说，万恶淫为首！来人，快！快把这两个狗男女吊起来，给我狠狠的打，打死他们以警后人……”可怜这对青年男女被打得体无完肤，鲜血淋漓，奄奄一息，要不是他们的父母和许多族人的一致哀求，这一对男女恐怕早就被活活打死了。他俩在父母和众人的苦苦哀求之下，最后族长总算发了慈悲，网开一面，他威严地说：“这两个杂种死罪可免，活罪难逃，每个人腿上划一刀，并将他们俩户人家老小全部驱逐出村不准再姓王，而且永远不许回来，如果发现他们违犯，滿门处死，绝不轻饶，到时别说我没有把话说在前头……” 在旧社会，没有姓非同小可，可怜这两户人家就好像水上的浮萍没有根基一样。过年时，别人能够到祠堂去祭祖，他们却像孤魂野鬼到处游荡。现在人们知道姓氏只是一个符号，可是在过去没有姓氏可是大事一桩。在外面别人因为你没有姓，可以任意蔑视你、欺负你，骂你是野种。有姓氏的人，受人欺侮可以得到族人的阿护，无姓氏的人别人欺负你却无处伸冤。可怜哪！可怜这两户人家为了求个姓，受尽了艰辛，四处奔波。求朋友，求亲戚，恳求亲戚赐个姓氏给他们，好让他们有个靠山，死后在祠堂也好有个牌位。为了求个姓氏，他们到处碰壁，谁也不肯帮忙。最后，他们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倾家荡产，花了几百两纹银，向一个有钱有势叫郑木傲的大绅士买了姓，从此他们开始姓郑，并在建楼村这块土地上靠勤奋劳动扎下了根。他们虽然有了姓氏，但他们在原有姓郑的人眼里连后娘养的都不如，因为他们和姓郑的人之间根本没有血缘关系，当然比后娘养的还要疏远。不和别人争吵便罢，假如争吵起来，人家仍然会骂他们野种。祭祖、修谱的时候，他们必须出钱，因为姓郑的公堂的田地、财产他们无份。他们尽管有姓氏了，但却永远无法摆脱无姓的侮辱和干扰，所以他们还总是缅怀养育他们姓王的老祖宗。逢年过节，他们都要偷偷地跑到原来东王村去祭祖坟。据说有一次清明节偷着去上王家祖坟时，东王村的人发觉了出来撵，由于他们仓促逃跑，拉下一把酒壶，谁知那把酒壶变成了一只仙鹤飞上天了，人们望见，那只仙鹤飞呀！飞呀！飞到了被姓王的攆出来的这两户人家定居的地方──建楼村，并且落在他们的屋顶上…… 人们说，这两户人家，姓王的族长要遗弃他们，他们的祖宗却不愿意遗弃自己的子孙，暗地里还在保佑他们，还说将来这两户人家的子孙以后必定会飞黄腾达。 这两户人家听到大家这么说，心里很高兴，他们暗下决心，就是砸锅卖铁也要设法供养子女上学，企盼子孙们将来求得功名荣宗耀祖，为他们争光。 二、三个小伙伴 后来，这两户人家第二代发展到二十几个人口，其中只有三个小男孩。在旧社会，男孩是希望，是依托，所以对男孩子倍加珍爱。这三个小男孩子，个个长得肥头大耳，仪表堂堂。一个叫郑小三的，他最淘气，绰号“满天飞”；一个叫郑发财的，小时跌伤了，脸上留下一块疤，绰号“小疤”；一个叫郑兴的，长得眉清目秀，绰号“白面书生”。他们三个人虽是堂兄弟，但比一娘生的还要亲。他们一块读书，一块玩耍。放学后他们经常不回家，躲到祠堂里下“老母猪棋”或“抓子”（用小石子游戏的一种）。除了这些游戏以外，他们还唱歌、讲故事。唱歌、讲故事每人必须来一个，而且一定要是没有讲过的新故事，没有唱过的新歌。如果那个人不会唱，不会讲，就要罚他学狗叫。不用说，每次游戏的形式都是由郑兴来决定，因为他的“学问”最大，他是他们三个人中间的小领袖。 春天到了，他们三个小兄弟爬到山头上去玩。在山上采花、爬树、摘野果。满山遍野地到处游。游够了，就坐下来在草滩上打滚，滚够了就讲故事、唱歌。 他们首先讲故事。故事要数“满天飞”知道的多，他讲：“有两只山羊走在桥上，一个说，我比你年纪大，你应当尊老，让我先过去。另一个说，你是比我年纪大，但你应该爱幼，让我先过去……他们互不相让，争着，争着打起架来，结果一同掉进河里，葬身水底。悲哉！” “白面书生”也说了一个故事：“乌鸦嘴里衔了一块肉，狡猾的狐狸奉承它歌唱得好，乌鸦听了很得意，于是放声唱起来，可是口一张，嘴里的肉就掉下来了。狡猾的狐狸见到肉，赶快把肉衔跑了，再也不听它唱歌。狡猾！” 轮到“小疤”讲时，他说：“我肚子没有新故事了，我只会讲乌龟和兔子赛跑。”白面书生和满天飞都说：“不行！不行！这个故事你已经讲过好几回了，要么你就趴在地上爬着学狗叫吧！”小疤听后耍赖，扯腿就跑，白面书生和满天飞那能饶他，一个在前一个在后紧追不舍，追到了，把他压在地上，叫他“吃酸枣”（即用手使劲按他的鼻子）。小疤“哎呀！哎呀！”的叫，可是鼻子一阵酸楚，眼泪好像泉水一样往外冒。 接着，他们开始歌唱自己编的歌。白面书生唱道： 高高的山峰， 高高的坡， 高高的山上歌儿多。 雨后必有太阳出，太阳出。太阳出，太阳出来暖和和。 满天飞唱道： 太阳出来太阳落，农民种田为生活。生活好，劲头足， 铁打的肌肉钢铸的骨， 不怕风吹和雨打。不怕风吹和雨打。 小疤唱道： 弯弯的流水，弯弯的山，弯弯的道路，弯弯的田。 河弯我用鈀理直，山弯我用铁锹铲。铁锹铲。 他们的歌声像清泉流水一样清脆悦耳，他们的旋律像苍鹰一样自由翱翔。歌声绕山转，回音震山岗。…… 再说满天飞和小疤念书不行，可是玩起来却是个好手。读书读了好几年，连封书信也不会写，再加上农村连年遭受水灾，他们的父母只好让他俩中途辍学了。最后只有白面书生继续上学。尽管他书也读得不多，但是能记账，能写信，还能写点古体诗词，当时，这些在农村就已算不得了啦。 郑兴在二十岁的时候，父亲千方百计地托人在县政府为他谋了一个打杂差事。由于他谦虚、谨慎、老实和勤恳，上司器重他，同事拥戴他，不到一年工夫，他就被提升为科员。就在这时候，他恋上了本县大院乡一个比他小两岁的姑娘佘金花。金花爱他强壮如牛，知书达理。他爱佘金花俊秀、温柔与勤劳。大家说他俩是天生的一对，地造的一双，不久白面书生父母正式托月老说合，经过双方家长同意，择了吉日良辰举行了婚礼。婚后不久，他们就有了爱情的结晶──生了一个小男孩叫四海。四海一生下来就又白又胖，一双大眼睛围着大人转。谁见了谁爱，都说他长大了一定会有出息。他的到来，给他们家庭带来了欢乐，这个捧，那个抱，使他们小小的家庭里洋溢着甜蜜与欢乐。白面书生夫妻俩年龄虽轻，但他们懂得疼爱自己的孩子。衔在嘴里怕闷坏了，吐出来又怕冒了风。宁愿自己吃差点，也要让孩子吃好穿好，因为他们把希望都寄托在孩子的身上，希望孩子长大以后比自己强，将来能够干番轰轰烈烈的大事业。 三、鬼子兵来了 铜都县虽小，但是物华天宝，人杰地灵，素有“铜都虽小，八宝俱全，金银铜铁硫，生姜老蒜麻”的美誉传天下。这里湖光景色极美，东西湖像两颗灿烂的明珠镶在八宝之地。春季，水草随风飘荡，张开小嘴对你微笑，伸开双臂求你拥抱。农民牵着水牛走向湖畔，把脚印镶在湖边，将希望带回田间；夏季，荷叶像撑开的一片绿伞，朵朵芙蓉点缀其中。姑娘、大嫂划着渔船钻进去，摘两筐菱角，沾一身清香；秋季，芦苇纵横交错，蔚为壮观，芦花点点，洒满江天。大哥、小叔到对岸运回一船稻谷，芦苇丛中洒下滴滴汗水，歌声串串；冬季，农事闲暇，一些“小蹦豆”们闲不住，提起菜篮、拿着棍棒走向湖边，打开冰冻，等鱼虾涌向洞口呼吸空气时，乘其不备将它们捕捞上来。人人笑容满面，个个鱼虾满篮，他们把快乐和鱼虾一同装回去，与全家人分享…… 就在郑兴家沉浸在幸福之中，不料“七. 七”事变发生了。日寇大举进攻华北，接着又进攻上海。铜都县的国民党官员闻讯丧胆，吓得魂飞魄散，纷纷收拾细软，带着家眷逃跑。这时郑兴接到绍兴一位同事来信，叫他到他们家乡去避难，于是他挑了两只稻萝，一头装着絮被，一头装着儿子郑四海，领着老婆佘金花，前往绍兴。路上成千上万逃难的老百姓，熙熙攘攘，扶老携幼，哭哭啼啼，令人寒心。郑兴也顾不得别人，只顾自己逃命。他带着老婆孩子，跋山涉水，前往久已仰慕的“山阴道上行，如在镜中游”的浙江绍兴。他们披荆斩棘，历尽艰辛，经过十多天，终于到达目的地。到达目的地，暂时住在朋友家，可是他目睹绍兴酒楼、舞厅那些阔老若无其事，仍然过着醉生梦死、花天酒地的生活，感慨万千，心潮难平，他反复朗诵杜牧和赵师秀的诗，发泄内心的哀怨：“烟笼寒水月笼沙，夜泊秦淮近酒家。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后庭花》。”“山外青山楼外楼，西湖歌舞几时休？暖风熏得游人醉，直把杭州作汴州！”他越读越恨，越觉得绍兴不是他久留之地，住了一段时日，任凭朋友怎么挽留，他还是领着老婆孩子，返回了故乡。刚回到老家不久，他的家乡日本鬼子就到了。烧杀淫掳，无恶不作。堂嫂被奸污，堂侄被剖腹，其残忍情景，惨不忍睹。他愤愤地说：“小日本狗强盗，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辰日子没到！”接着他站起来对大家说：“乡亲们，我们大家都是中国人，相信谁都不愿甘当亡国奴！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只要大家信得过我，今后我可以带领大家和鬼子斗……” 郑小三、郑发财首先站出来说：“好！大哥，你就领我们干吧，我们非搞得鬼子像丧家犬似的躲在洞里不敢出来不可。” “对！我们也和你们一起干！”“我也和你们一起干！……”“我也和你们一起干！……”郑小三和郑发财的话还没有落音，接着有十几个人同时站出来积极响应。郑兴从来没有这样高兴过，他马上即兴写了一首词。词曰：“强盗，强盗，灭绝人性必报。人民捍卫和平，摧垮不义战争。争战，争战，侵略总归没好”。 郑兴太爱自己的家乡了。他的家“建楼”是个自然村，它靠近繁荣的新庙。新庙本来是个好地方，水产丰富，竹木茂盛。一片片、层层郁郁葱葱的森林，春风吹拂，欣欣向荣，生机勃勃。桃花红一片，柳树绿条线。莺歌燕舞，春意盎然。仲夏，火辣辣的太阳一声吆喝，风扫白云四方飘荡。广袤的田野，菜花黄，秧苗绿，青蛙到处歌声不断。时过中秋，天高云淡，蝉在枝头叫，鱼在水里跳，桂花香扑鼻，野菊满山冈，家家户户起早摸黑丰收忙。入冬，千里冰封万里雪飘，一夜春风来，万树梨花开。群山素裹，湖泊玻璃般银光闪闪，一轮淡黄的太阳高空挂，胜过名家诗画。这里的新庙，它背靠“登山”，远看像把宝椅，近观像座宫殿。左边是白水滔滔东、西湖，右边是矇眬乌木山，面朝宽广的马滩圩，再往前是连绵起伏的狮子山。每逢初一、十五，香客如潮。日本鬼子来到之前，庙里众多菩萨，令人眼花缭乱。吹胡子瞪眼的是十八罗汉；抱着小孩子的是送子娘娘；打坐在莲花台上的是救苦救难观世音；头上爬满田螺的是菩萨的祖宗如来佛。大家都说这里的菩萨最灵验，求财得财，求子得子，有求必应…… 沧海桑田，风云突变，一群头戴“鸭舌帽”、脚穿“鸭爪靴”、打着“膏药旗”、嘴里“叽哩哇啦”的日本兵冲进新庙，烧毁了菩萨，赶走了和尚。令人作呕的是那些穿黑衣的假洋鬼子，见了穿黄衣的真鬼子好像老鼠见了猫。老百姓当面称鬼子“太君”，但背后都喊鬼子“豺狼”。有一天，保长敲锣叫全村的老百姓到新庙里去领“良民证”，村民都被赶在新庙一个拐角。发证之前，有个长着八字胡子挂长刀的鬼子，拿着一个皮球和几袋水果糖，要所有的孩子都给他磕头，谁磕头磕得响，就奖赏给谁几块糖，轮到郑兴的儿子郑四海时，郑四海坚决不肯跪。鬼子捺下他的头，他却硬得像个“僵颈子牛”，宁死不屈服。出乎意外，鬼子伸出拇指吼了一声：“亚西！”把小皮球递给了他。他心里想，鬼子东西不能要，于是撒腿就跑。鬼子火冒三丈，抽刀欲砍。这时郑四海母亲扑过去，把儿子抱在怀里，反过身来对鬼子叩头求饶。由于母亲的机智和勇敢，才使儿子避免了杀身之祸。回到家里，郑兴一蹦三高地放声大骂：“老子操日本鬼子八辈娘，不消灭这些豺狼，死不闭眼！”打那以后郑兴毅然参加了共产党领导的地下游击队，和郑发财、郑小三等一些兄弟们天天半夜出去挖断公路、炸毁桥梁，搞得日本鬼子躲在碉堡里不敢走出新庙。 四、郑兴离乡 天有不测风云。郑兴、郑发财和郑小三等人在一次偷袭敌人碉堡时，被敌人发现，接着机枪像雨点似的“咯咯咯”地扫起来，郑发财、郑小三为了掩护大家撤退，负了重伤被鬼子俘虏。敌人为了达到彻底消灭共产党地下游击队的目的，对他们采取了严刑逼供：踩杠子、罐辣椒水、坐老虎凳、穿红绣鞋（即铁鞋烧红让人穿）等残酷手段，搞得他们死去活来。郑小三由于经受不了这种酷刑，最后向敌人屈服了，他不仅招认了自己是游击队员，而且供出郑兴是他们的领导。相反，郑发财坚贞不屈，敌人让他穿红绣鞋，他连眉头都不皱一下，穿上去，脚上的血肉化作一阵青烟，骨头变成黑炭，即使这样他还是不肯招供，敌人拿他没办法，最后只好把他抬出去砍头示众。在砍他的头时，他还高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共产党万岁！”等口号，并说：“日本鬼子，你们别张狂，中国人是杀不尽的，老子再过二十年以后又是一条好汉，到时还得和你们这群狗日的斗！” 再说郑小三贪生怕死招供以后，敌人为了利用他，把他送到自己医院里去疗养，并派美女服侍他。没等他伤好，就让他带领鬼子部队到处捉拿共产党，同时以500大洋悬赏捉拿郑兴。郑小三根据鬼子的指示，像鹰犬一样四处寻找郑兴他们的下落。鹰犬的鼻子再灵，也无法对付富有心计的共产党员。因为好几个月都没有探听到郑兴的行踪，鬼子特工队长中舟小一郎大为恼火，把郑小三叫去，不问青红皂白给他几个耳光：“八嘎牙路！你的，良心大大坏了，坏了的！对皇军的不忠，为什么到现在还没有打听到郑兴他们的下落？哼！如果再打听不到他的下落，要斯拉斯拉的，决不会饶你的。”郑小三跪地恳求说：“太君，请再给我一个月时间，保证一定能够把郑兴抓到，捉不到，任你怎么惩罚。”其实鬼子并不真的想杀他，只不过是吓唬吓唬他罢了，他们知道要是真的是杀了他，自己人生地不熟，要想抓到地下共产党，那是难如上青天。因此，也就答应了郑小三的请求。鬼子和郑小三的算盘都打错了，他们那里知道组织上为了保护郑兴的安全，让他离开地方到大部队去了。其余的地下党员根据上级指示隐蔽下来分散活动，单线联络，任凭郑小三诡计多端也无法找得到地下党的线索。 郑兴一去音信全无，其去向连他妻子都不知道。因此社会上出现了各种猜测：有人说他牺牲了，有人说他打进伪军内部搞策反工作去了，谁也断定不了那种说法正确。 郑兴走时，儿子郑四海只有三岁，为了避免郑小三的纠缠，母亲带着他整天东躲西藏，那时郑四海虽不懂得什么是共产党，但他已懂得憎恨叛徒郑小三。他常对母亲说：“妈，小三叔叔太坏了，他害得我们有家不能回，我长大以后一定要报仇，非把他杀掉不可！”妈妈吻着他的小脸说：“孩子，等你长大就好了！”当时何止郑四海有这种想法，地下组织也决心要除掉郑小三，可是狡猾的郑小三警觉性特别高，平时一个人从来不出门，出门时，为了保全性命总是藏在日本兵大队人马中间，叫你无法下手…… 后来日本鬼子投降了，郑小三摇身一变，又变成了国民党乡保安队长，抓壮丁、贩牙片、强奸女人，无恶不作。群众对他恨之入骨，只是群众有怒而不敢言。他的下场怎样，这是后话，这里就不多说了。 五、好人崔大伯 郑兴离乡以后，群众出于同情，都主动帮助其妻和他的儿子郑四海，有人接济他们粮食，有人送给他们钞票，尤其是郑兴的至交好友崔大伯。崔大伯在郑四海母子最困难的时候总是伸出援助之手。有一次他听说郑四海母子粮食吃完了，他连夜挑担山芋送到郑四海母子藏身的地方。 四海母亲见崔大伯气喘嘘嘘，汗流浃背，感激地说：“崔大伯，你自己粮食也不富裕，怎么夜里还把粮食送来给我，这样叫我怎么能担当得起呀！” 崔大伯说：“四海妈，你为什么老说见外的话嘛！你又不是不知道我和郑兴兄弟的关系……” 说话时崔大伯扭动了一下身子，偷偷地用左脚将右脚裤腿往下抻了抻。四海母亲眼疾，借着灯光，低头一看，发现崔大伯裤腿上有一大片新鲜殷红的血迹，她想无疑是刚才摸黑摔伤的。 郑四海母亲惊讶地说：“哎呀！崔大伯，你的脚是刚才来时路上摔坏的吧？快让我给包扎一下。” “不需要！不需要！只是不小心碰破一点皮。嘿嘿！你尽管放心好了，我是天生的硬骨头，是摔不坏的，从小不知摔了多少跤，也没有怎么样。放心好了，没关系！” 尽管崔大伯这么说，四海妈还是找了一块干净布来给他包扎起来。一边包扎一边说： “崔大伯，今后你千万不要再在晚上送东西来了，假如摔坏了那里，怎么得了！那样叫我一辈子心里都不安……” 崔大伯擦着头上的汗水笑着说：“我不在晚上来什么时间来？若是大白天送粮食给你，让郑小三这班狗鼻子闻到了气味，那还得了，不用说你们要遭殃，我也会倒霉呀！好！不要多说了，郑兴的事情就是我的事情，谁叫我和郑兴是好兄弟呢！他不在家，我总不能看着你娘儿们饿肚子不管吧！今后只要我有一口吃的，我就不会让你们饿着肚子。” 郑四海的母亲感激得流泪说：“崔大伯，你真是好人！你的恩情，恐怕今世我无法报答，我看只有来世变牛变马报答你哩。” “看看！你又说这些见外的话了，什么报答不报答的，今后有什么事情，你尽管说好了，只要我崔狗子活着，我会尽自己一切力量帮助你。时间不早了，我得走了。”崔大伯说完，挑起空筐萝往外走。四海母亲一直把他送到门外。 后来由于鬼子不断换防和郑小三调到外乡去了，一段时间鬼子对郑四海母子的纠缠放松了。他们母子的生活虽很艰苦，但是在群众的热情帮助下还能将就维持，只是郑四海的读书问题，无法解决。四海看见别人读书，老是站在门外面看着，恋恋不舍，不肯离开，就像小猫望见厨里的鱼儿那样，想吃吃不着，馋得淌口水。后来幸亏有位叫陈策的私塾老师，他喜欢像郑四海这样爱读书的小孩，为了照顾他，决定免费收他上学。崔大伯听说，马上送来了几块钱给四海买书、买笔。并再三交待郑四海好好读书，一定要听老师的话。 郑四海读书很聪明，记忆力特强，不管什么书，老师只要教一遍，他就能背诵如流。然而他也特别调皮贪玩，调皮贪玩到了令人难以置信的地步──有一次和几个比他大的学生一起推“牌九”，没有钱就用书作赌注，结果把所有的书全都输光了，第二天上课没有书，坐在那里像傻瓜。此事让陈老师发现了，挨了一顿棍子不说，还要开除他。母亲知道此事后，虽没有再打他，但她恨得几天連饭都吃不下。郑四海认识到自己错了，跪在母亲面前说：“妈，我错了，你打我一顿吧，那样你会好受些，我也会好受些呀！……” 崔大伯得到消息，马上跑来劝说四海母亲说：“那个小孩子不淘气，我看孩子他能认错你就原谅他吧！……”同时开导郑四海说：“孩子呀！你母亲为了你不容易啊！你一定要乖乖听话，不能让她生气。读书是你自己的事情，你一定要好好学习，才不辜负长辈们对你的希望……” 郑四海听后嚎啕大哭。他哭着说：“我知道自己错了，我保证痛改前非。今后一定好好学习，不再带妈妈怄气了！” 李老师了解到这些情况后，觉得“知错能改，善莫大焉。”也就没再追究了，他让四海写了份保证书，保证以后再不重犯。于是郑四海又恢复学业了。 李老师这个人为人宽容，但思想激进。他痛恨日本鬼子，老是偷偷在群众面前宣传抗日，时间长了，“黑头鬼子”知道了，怀疑他是共产党，决定派人抓他，由于他事先得到了消息，卷起铺盖連夜溜之大吉。结果“黑头鬼子”扑了个空。从此，陈策的私塾关闭，郑四海也从此辍学了。郑四海读书时间，细细算来断断续续总共才读了四年。 六、学 徒 人生在世，总有几个好朋友。郑四海在上学期间，有两个最要好的同学，一个女同学叫周小兰，一个男同学叫阮刚。阮刚比郑四海大两岁，周小兰又比郑四海小一岁，他们三人不是兄弟姊妹，亲如兄弟姊妹。周小兰养了条小辫子，杏仁眼，清亮的眼睛闪闪好像会说话，说起话来好像银铃一样钉钉当当响。她父母早逝，跟着奶奶生活；阮刚长得也不赖，遗憾的是小时过麻疹留下了后遗症，眼睛看人老是斜睨着，笑起来眼睛眯成一条线，所以大家都喊他“小眯”。小眯，眼睛欠佳，但脑子灵活，念书成绩也非常好，每次考试他都是第一名。他父母双全，家境也不差；郑四海虽长得比他还要漂亮，高鼻梁、卷头发、大眼睛，眼睛里好像镶了两块黑宝石，脸上有两个小酒窝，显得特别神气活泼，可是他们三个中间唯有他的家境最差，所以他总是忧郁、寡言…… 周小兰、阮刚和郑四海的事情暂且不提， 且说中国经过八年抗战，日本鬼子终于投降了。日本鬼子投降后，表面上人民虽摆脱了外族的压迫，但国民党的到来却是换汤不换药，他们同日本鬼子的所作所为并没有本质上的区别。他们照样烧杀淫掳，无所不为。生活在古铜都这块土地上的老百姓，仍然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绝大多数人衣不蔽体，食不果腹。崔大伯有心关照郑四海母子，但他心有余而力不足。可以说他自己是“泥菩萨过江，自身难保。”尽管他从牙缝里挤出点粮食接济他母子俩，但这也是杯水车薪，无济于事。郑四海母亲看到崔大伯自己忍饥埃饿，怎么忍心再接受他的接济呀。她思前想后，决定改嫁。要知道，走这条路，她实在出于无奈，因为郑四海的父亲郑兴遥无音信，是死是活搞不清楚。她由于长期劳累，营养不良，体弱多病，家里清贫如洗，吃了早饭，愁没晚饭，生活是实在无法坚持下去了。再加上人们都说郑兴牺牲了，使她一线希望之光也彻底熄灭了。最后在大家的劝说之下，经人说合改嫁到邻村一个叫秦如东的裁缝家。那时，郑四海已经十一岁了。他人小却很懂事，母亲把他拖到面前，摸着他的头慈祥地同他商量：“孩子，跟妈一起去吧。”他抬起头来哭着说：“妈妈，我不去。你去了人家添一张嘴已经不容易，如果我去再多添一张嘴，日子怎么过呀！妈妈，我宁愿讨饭，也不愿意去增加别人的麻烦。”母亲听了他的话，只好叹叹气，无话可说。 母亲为了给他找个饭碗，同崔大伯一起求奶奶，拜爷爷，托人把他送到本县顺安镇一家叫“药长生”的药店去学徒。旧社会，学徒叫“学乖”，顾名思义，学乖绝非一件轻松的事情。他小小年纪，每天天不亮就得起来抹桌子、扫地、倒尿壶、给老板和老板娘打洗脸水，稍有怠慢，就会鞭棍加身。有一次，正好是端午节，病人为了酬谢药店老板看病之情，给药店老板送来几斤糕点。糕点里有层包装纸，郑四海认为没有用，烧开水时，将它当引火柴烧了，誰知酿成大祸，老板认为这是浪费他的财产。把他叫去，瞪着虎眼，高声骂道：“小狗日的，你知道我叫你来什么事吗？”郑四海胆怯地摇摇头。老板马上撩起袖子说：“哼！不知道？我看你胆量真不小呢！谁叫你把我的糕点里的包装纸当引火柴烧掉？你可知道，它的用处大着呢，它不仅可以搓煤纸抽烟，还可以擦屁股，你却将它烧掉，你说你的居心何在？好！我看你的浑身骨头大概是作胀了吧，今天就让我为你好好松一松筋骨……”老板拿起早准备好的鸡毛掸子使劲地抽打。鸡毛掸子把子打断了，又换成竹梢子，把他打得满地滚，就地爬。老板咬牙切齿说：“看你今后还敢不敢糟蹋我的财产？”打呀，打呀！老板要他认错，他有气无力地说：“我没有错！”老板更加气愤，于是拿出全身力气使劲打，一直把他打得奄奄一息，无力叫喊才停止。可怜郑四海被打得遍体鳞伤，血肉模糊，血，干了粘在衣服上，衣服，只有先用温水浸透了才能慢慢脱下来。母亲和崔大伯得到消息，心疼不得了，立即跑到药店要把他领回家。不料家里人去领时，狠心的药店老板还非要他们交出五仟元金圆券作为伙食费才肯放人。郑四海母亲和崔大伯只好回家东借西揍，搞到五仟元金圆券交到药店老板手里，药店老板才把他放回家。母亲把四海领回去之后，让他去她家，无论怎么说，四海也不肯去。崔大伯叫他留在他家，他也不干，他说他们两家都很困难，自己做不了什么事，不愿意增加他们的负担。从此，他饥了挨门挨户讨，困了就在大树底下或祠堂里睡觉。他在流浪之时，周小兰和阮刚可没有忘记他这个落难的同学，经常从家里偷些东西出来送给他吃…… 七、换了人间 1949年，一声春雷，赶走了黑暗，迎来了明媚的春天。桃花开了，李花开了，满山遍野的映山红开了，藏在穷人的心坎上的向阳花也开了。“劈劈啪啪”鞭炮声直冲云霄，“咚咚咚！鏜镗镗！”锣鼓声震耳欲聋，人民群众像炒豆子一样欢天喜地一片沸腾。为什么？因为这是一个非同寻常的日子，人们早也盼，晚也盼的亲人——共产党、解放军终于来到了！ 铜都县解放的头一天夜晚，郑四海正在大院乡花台庄姨父家。大家为了躲避国民党兵撤退时的烧杀淫掳，他和姨父许传元以及乡亲们一道躲进花台庄后一个山洞里。这个山洞，洞口只有箩筐口那么大，进去需要侧过身来倒退才能进得去。这个山洞很深、很长，里边有宽有窄。有人到过底，据那人说有几公里深，可以通到佘家大院祠堂。郑四海同大家一起在洞里躲了一夜，第二天（1949.4.20）上午，大家朝洞外瞻望，只见天气晴朗，阳光明媚，平风浪静，再也听不到枪声，大家走到洞外，跑到公路上一看，发现一队队英勇威武的解放军战士奋勇向前进军。大家热烈欢迎他们，高呼：“热烈欢迎共产党！”“热烈欢迎解放军！”大家争着和解放军战士握手，和战士们拥抱。有的给解放军战士送去茶水，有的为解放军战士送去煮的茶鸡蛋、炒米糖、饽饽……四海的姨父许传元则非常忙，因为他是中共地下党员（事后才知道）。一方面要忙着接待解放军，一方面要忙着接管国民党政权。据中共铜都县党史记载：解放军渡江依据的敌人兵力部署地形图，就是许传元同张秀芝等中共地下党员绘制派人送给解放军的。 当时，郑四海和几位小同学挤在人群中间。兴高采烈，手舞足蹈。周小兰说：“四海哥，你爸爸要是还活着的话，也可能会在这里边呢！”一句话触动了郑四海的伤心处，他的泪如雨淋，一声不吭。周小兰自知失言，再也不敢言语了。还是阮刚脑子灵活，赶紧打圆场说：“我们跟解放军叔叔学唱歌好不好？”一句话打破了僵局，大家点点头。于是他们跟在解放军叔叔后面唱起歌来：“没有共产党，没有新中国，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解放的人民好喜欢……”解放军叔叔一个个和他们招手，望着他们笑。他们也好像已经真正成了解放军战士一样，挺起胸膛，高兴得合不拢嘴巴…… 崔大伯气喘嘘嘘地跑来对郑四海说：“四海，有一位解放军‘大干部’带着警卫员来找你呢！” 郑四海、阮刚和周小兰都高兴得直跳，他们急速地跟着崔大伯往回跑。刚到村口就见有两个解放军在那里等着。只见那位解放军干部三十来岁，高个头，国字脸，浓眉大眼，长得十分威武雄壮。 解放军那位干部用一口山东话问：“你们那个是郑兴的儿子郑四海？” 郑四海半天无声，不刹眼地望着对方，然后默默地点了点头，喃喃地说：“我就是。” 解放军那位干部又问：“你今年多大年纪？” “十四岁。” “你家里还有什么人？”郑四海摇摇头。 “你母亲呢？”“她已经改嫁了。” 郑四海急不可待地问那位解放军那位干部：“解放军叔叔，你认识我爸爸吗？” “认识！豈止认识！小兄弟，首先让我自我介绍一下：我叫钟先进，现在是华东军区警卫团政治处组织股长，过去我曾给你爸爸当过警卫员。我从参军那天起，就一直跟随在你父亲的身边。我们相依为命，形影不离。在皖南事变的时候，你爸爸在指挥部队突围中──”说到这里他语塞了，停了好半天才继续往下说，“在突围中，他──他光荣地牺牲了，这次是领导派我来找你的，并带来了你爸爸的遗物。组织上交待，找到你以后，把你委托给你父亲生前的老战友陈坚强同志，让他好好照顾你……”话说完了以后他把他父亲的遗物交给他，同时摸着他的头说：“郑四海，我的好兄弟！我马上要赶回部队伍去了，相信以后会再见！”临走时，他一步三回头，走出老远还不断地向郑四海他们挥手。 郑四海赶忙跑回家打开父亲的遗物看：一套灰色军服，还有他父亲打游击时妈妈亲手为他缝制的一双棉布袜子和一双布鞋。另外还有父亲给妈妈没有来得及发出来的亲笔信。 信的内容是这样：“金花贤妻：你和孩子都好吗？我们分别两年多了，我无时无刻不在想念你和孩子，有时在梦里梦见你们，你还是那样的纯真、朴实；孩子还是那样活泼、天真。然而醒来时，眼前却一片空荡不见你们，为此我伤心流泪，你可知道，此时此刻我心里难受得真是用文字无法形容呀！金花，我的贤妻，我心里老是感到惭愧内疚和不宁，总觉得自己对不起你和孩子，没有尽到一个做丈夫和父亲的责任。可是这又是没有办法的事情，因为谁叫我是个共产党员和革命军人呢！既是共产党员和革命军人，我就得像个共产党员和革命军人的样子。共产党员和革命军人是不能只顾自己的小家，而不顾大家的。在目前的形势下，我不可以做到两者兼顾，只有牺牲个个的利益，才能顾全整体利益，别无选择。请原谅我吧，等到胜利那一天，欠你和孩子的我会加倍补偿！金花，我的贤妻，你的困难不说我也可以想象到的，不过你是一个坚强的女人，相信天塌下来你也能够顶得住。所以我把四海儿交给你，能够放心…… 告诉你，我一切都很好，勿念。不过我也要坦率地告诉你，打战是要死人的，我作为一个革命军人，随时都有牺牲的可能性，希望你要有思想准备。假如我真是牺牲了的话，望你千万不要为了我过分悲伤，革命总是需要付出代价的，因为我们为了全国人民的利益付出的代价是有价值的。我不牺牲，也有别人牺牲。革命没有少数人的牺牲，就不可能换来大多数人的幸福。假如有一天我真得牺牲了，你可以改嫁，这是无可非议的事情，千万别做什么贞节烈女，做贞节烈女是封建思想，且莫仿效。我对你没有什么希望和要求，只要求你一定要教育好我们的儿子，让他将来长大以后继承我未尽的事业，做一个对党、对人民、对自己都问心无愧的人，那样我即使在九泉之下也能安心。 再见！祝你安康！ 郑兴于1940.10.1.” 在钟先进走后没过几天，郑四海父亲的老战友陈坚强又来了。陈坚强从部队转业到地方不久，他在青阳县税务局当局长。此人中等身材，清瘦，沉着而严肃。他沉默寡言，一双眼睛乌黑的像两颗大珍珠，乌黑乌黑地有点朝外鼓。陈坚强这个人郑四海太熟悉了，他不是别人，原来就是他的老师陈策。陈策是他的化名。他本来就是地下共产党员，因为在家乡暴露了身分，敌人要抓他，才跑到异乡改名换姓教书，不料教书进行抗日宣传时，被“黑头鬼子”知道了又要抓他。他只好逃离学校。离开学校后，投笔从戎，跑到泾县参加了新四军大部队，和郑四海的父亲在一起工作。这次他带来两条好消息：第一，郑小三在国民党撤退时，逃跑到江西景德镇被抓到了，现在已被押回地方政府看守所，等待他的是法律制裁；第二，他说自己受战友和组织上的委托，决定带他到青阳县税务局去工作。 郑四海听了这两条好消息，高兴得跳起来拍着巴掌说：“太好了，太好了，我终于盼到了这一天了！”陈坚强见他如此高兴，也很开心。叫他带上自己穿换的衣服马上跟他走。动身时，母亲、崔大伯、周小兰和阮刚都跑来相送，同时煮了许多茶鸡蛋，炒了一些花生、蚕豆让他带在路上吃。而且相送了好几里路，分手时，大家都依依不舍地眼泪汪汪，最后还是陈老师一再相劝，他们才停止脚步，可是站在那里一直到互相都看不见了才离去。 八、胜似父子情 郑四海来到青阳县税务局，先当通信员，后当稽查员。局长陈坚强不仅把他当作下级，而且把他当成自己的亲生儿子一样看待。他指定局里秘书专门帮他学习文化，他自己还要定期亲自检查他的作业。当时大家学习和书写材料用的都是蘸水钢笔，他多么想有一支自来水笔呀！可是解放初期买支钢笔至少得一百多斤大米，这对于他们这些身无分文享受供给制的人员来说，只有望洋兴叹，可望而不可及！他听说全局只有陈局长一个人有支钢笔，并把它当成宝贝似的，为防意外，他还特地请人用毛线编织了一个笔套，时刻束在怀里，非批复文件不用。当时郑四海的年龄小，好奇心强，总想看一看并亲手用它写上几个字才舒心。 一天夜晚，陈局长坐在办公室里，不知是咳嗽（肺结核）累了还是工作辛苦了，伏在桌子上打呼噜。他看戏回来正好路过那里，从门缝里一眼就望见桌子上放着那支乌黑发亮的钢笔，这时他心里很乱、手指痒痒的，顾不得多考虑，于是不避嫌地推门进去，想仔细看看那支钢笔，并亲手用它写上几个字试试写出的字到底是个什么样子。不料他刚要伸手去拿那支钢笔时，陈局长醒了，他揉揉眼睛说：“小鬼，你从那里来？” “局长，我──我看戏──去了──”他吓得结结巴巴，语无伦次。陈局长听他这么说，站起身来回走了几步，突然转身“砰！”地一拳头重重地击在桌子上，那支钢笔在桌子上跳得老高的，差一点滚到地上摔碎：“你还嘻皮笑脸的，满不在乎，给我立正站好”。说话间，局长清瘦的脸上肌肉急剧地抽搐着，停了停接着说，“哼！我看你胆大包天呀！有空不好好学习，老是看戏，你到底还想不想好呢？听好：限定你在一个星期之内，即使不睡觉也要把《开国文献》读完，并且写篇学习心得，否则我决定关你禁闭”。 好家伙！他的脸像大雨来临前那样阴沉，他的声音和形象像狮子一样地可怕与凶猛，吓得他哆哆嗦嗦地低着头连连说：“是！是！是！”，赶快退出去。 陈局长的话他不敢不听。他起早晚睡看书，不到一个星期，他读完了《开国文献》，并将写好的学习心得交给了陈局长，陈局长仔细地看了又看，没有吭声，只见他小心翼翼地从怀里掏出那支他既羡慕又想得到的钢笔，唰唰唰地批了几个字：“好好学习，不耻下问”。 他接过退回的“心得”，见他写的那优美劲健的钢笔字，敬佩得五体投地。心想，有朝一日如果我也能写出这样一手好字那该有多好啊！ 1949年冬季，有一天下午，他正在传达室里看报纸，王秘书跑来，说陈局长让他马上到他那里去。听说局长喊，他两腿直打颤，惟恐自己又做错了什么事，又要挨批评。尽管如此，还得硬着头皮去见他不可。他战战兢兢地推开局长室，只见陈局长正在那里等候他。见他进去，陈局长指指椅子示意让他坐下，然后严肃地说：“小鬼，叫你来没有别的事，组织上决定让你去报考皖南干校，你愿意吗？” “这个──”对于这件事他思想毫无准备，一时不知如何回答。 “别这个那个的了，组织上叫你去你就去。好好考，考不上也没关系，再回来工作就是。好！再没有别有事了，你去准备准备吧。明天我要到池州专区去开会，我们一道去。池州专区有个招生点。记住：明天早上七点钟我们一起准时动身”。 他和陈局长穿着草鞋，顶着西北风，冒着纷纷扬扬的雪，上路了。别看陈局长已经五十多岁了，而且患有肺结核，但是他走起路来飞快，他在后边小跑才能跟得上！为了消除寂寞和疲劳，他请求陈局长讲讲他为什么特别看重那支钢笔？由于陈局长那天兴致很好，所以愉快地满足了他的恳求。于是陈局长从头到尾地讲起了那支钢笔的来历： 打游击的时候，他是搞后勤工作的，为了保证同志们不饿肚子，有次天下大雪，他打着赤脚，从淌水沟里下山找群众筹集军粮。事后敌人知道了，到处搜索他，可就是找不到他的一点综迹，气得敌人嗷嗷叫；还有一次，天也是下着大雪，他采取同样的办法下山，深夜急行几十里，找到一个大地主捐粮，地主还以为他是从天上掉下来的，磕头如捣蒜，乖乖地将粮食送到了指定的地点。因为他工作出色，后来上级把从敌人军官手里缴获来的这支钢笔奖励给了他。听过陈局长的这番话，郑四海才明白了陈局长为什么把那支钢笔当成宝贝的缘故。 暮色逐渐降临，大地已经封冻，这时他和陈局长都觉得肚子饿了，那时生活条件很差，他们只有边走边啃带去的冷馒头。为了不摸黑，他们一乘早，二乘饱，使劲一放跑了十几公里，终于在下午四点多钟赶到了专区。到了池州专区，他们在专区招待所安顿下来。第二天，陈局长开会，他考试，各干各的事。 考试是十分紧张的，总共只用了两天时间就结束了笔试、面试等考试项目。第三天，就贴出了被录取人员的名单。在看名单的时候，郑四海心里像装了一只小兔子似的，老是咚咚跳。尽管心情非常紧张，可他还是硬着头皮从人缝中挤来挤去。眼睛睁得像个小灯炮似的，一排排，一行行，仔仔细细地寻找自己的名字。寻着，寻着，他一下子跳起来了，含着热泪，高兴得大声喊叫起来：“我被录取了，我被录取了！”随后他一口气跑到陈局长那里，决定把这个好消息首先告诉他，让他分享他的快乐。 陈局长见他兴奋的样子，早猜出他已经被录取了，但他不动声色地说：“小鬼，考得怎么样？”郑四海回答：“考取了。”陈局长微笑说：“哦！好样的，你没有辜负组织上和我对你的希望。”接着他把他带到自己的房间，破例倒了一杯白开水递给他，并且一字一板地对他说：“我以往对你要求严，都是为了让铁能够变成钢。如今我们真得要分手了，心里真有些不是滋味。但是为了你的前程，我只能是忍痛割爱让你远走高飞啊！”说着他从怀里取出他那支心爱的钢笔递给他：“小鬼，临别时我没有什么东西送给你，只有这支钢笔你拿去做个纪念吧！到干校以后，千万要严格要求自己，一定要好好学习。干革命不能光有热情，一定还要有知识才行啊！……”陈局长说这些话的时候眼里闪着泪花。郑四海从来还没见他如此激动过。通过这几天的接触，他终于真正认识了陈局长。陈局长并不冷漠，而是一个有血有肉感情极端丰富的人。他喜欢他，觉得他不是父亲，胜似父亲。此时此刻，他再也无法控制住自己的感情，于是一下子扑进了他的怀里放声大哭起来。边哭边说：“陈老师，我的好老师，我不愿离开你！” 陈局长紧紧地抱住他，轻轻地摸着他的头颅说： “小鬼，你不要说傻话，俗话说得好，天下没有不散的筵席。去吧！要知道，学习不仅仅为了你自己，更重要的还是为了革命。今后革命工作主要是依靠你们年青人啊！……” 就这样，他带着兴奋和痛苦的心情，依依不舍地告别了他最亲爱、最尊敬的陈局长和老师。从此，这支钢笔一直伴随着他。见到它如同见到了他最敬爱的陈老师和陈局长。困难时见到它，他就想起了陈局长临别时的教导，顿时有了克服困难的力量。顺利时见到它，他也想起了临别时陈局长对他说过的话，头脑立刻清醒起来，戒骄戒躁。这支钢笔，它好像就是陈局长，时时刻刻在他身边鞭策他、鼓励他，使他的意志一刻也不敢消沉。因此它不仅是他的珍宝，而且是他的挚友。它品行高尚，从不嫌贫爱富，即使在他最艰难的时候也没有离开过他。 九、难忘的岁月 郑四海以同等学历考取了皖南革命干部学校以后。他回到青阳县税务局办理了手续到芜湖皖南干校报到。芜湖在全国很有名气，它是全国四大米市之一。这里交通非常发达，水陆都可以往来。这里除了盛产稻米以外，还盛产鱼虾。所以这个城市比较繁荣，商贾、游客如潮水一样涌来来往往。郑四海本来没见过箬帽大的一块天，这座城市对于他来说，高楼大厦、电灯、电话、轮船、火车，一切都很新鲜，好像到了另一个世界。全新的环境，全新的事物，处处都使他目不暇接。再说学习什么《社会发展史》、《新民主主义论》书里的一些名词他从来也没听说过。学习非常紧张，每天早晨天不亮，大家睡得正香时，哨子就呜呜地响起来了，大家都揉着眼睛高唱“我们工人有力量，每天每日工作忙……”接着就是早操、学习，一天空闲时间很少，真是走路带跑，吃饭带咽。他虽感到生活太紧张，但同时又觉得心情很舒畅。在干皖南干校学习了三个月，铁道兵团派来了几位领导号召大家到部队去工作，当时他的思想极单纯，没有别的想法，觉得青年人就应当到革命最需要的地方去。他没有顾虑，没有杂念，第一个响应号召报名参军。部队领导问他：“小同志你叫什么名字？”“我叫郑四海。”“ “你为什么要参军？” 郑四海抓抓头，想了老半天才回答：“我说不出大道理，只知道当兵拿枪杆子才是最革命，最光荣。因为我的父亲就是一个新四军，我要向父亲学习。” 部队领导笑着说：“呵！说得好！说得好！你被批准入伍了，今后一定要好好干啊！” 郑四海立正回答说：“请首长放心，我保证一定好好干！” 和他一起到铁道兵团去的总共有83人，从芜湖乘火车直接坐到河南省确山县铁道兵团三支队队部驻地＿＿河南省确山县。同去的83人全部被留在铁道兵三支队教导队接受培训。那时部队的生活既紧张又艰苦，穿得是老粗布，吃得是小米饭加咸菜，一个月能够吃上一两餐大米饭、馒头和荤菜就算不错了。 他们83人走出皖南干校，由部队来的干部带领。火车上大家吃的是炒面、啃的是饼干，尽管如此，但是大家情绪都十分饱满。到达目的地那天，大约早晨六时，大家放下行礼，洗完脸，稍稍休息之后，哨子响了。带队领导宣布：“十个人一盘菜（白菜烧土豆），小米饭自吃自盛，吃饱为原则，但是吃饭的时间只有15分钟，不得超过……”什么是小米饭呢？大家都感到很新奇。只见炊事人员用筐子抬出黄澄澄、香喷喷、热腾腾像鱼籽差不多的东西，大家一齐喊叫起来：“啊！这就是小米饭呀！太好了！”大家又饿又乏，已经好几天没有好生生地吃餐饭了。于是大家争先恐后地拿碗筷、抢锅铲，谁都想先尝为快。谁知小米饭是好看不好吃，吃惯了大米饭的人实在受用不了。吃起来满嘴跑，嚼起来像粗糠。大家吃了几口却倒了胃口，都觉得咽不下去。有些人干脆放下碗筷，忍不住嗷嗷哭起来……后来，个别人因受不了这种艰苦开了小差。郑四海虽没有像那些同学那样放声大哭，甚至当逃兵。但是军营中那第一餐小米饭的情景他永远也忘记不了。 郑四海和那些同学不一样，他在家从来无人娇惯，犹如一块做药引子的生姜，老是在苦水里泡着，什么艰苦对于他来说都不怕。他没有家，除了母亲再没有亲人，他认为部队就是他的家，同志们都是他的亲人。部队生活虽苦，但他心情觉得很舒畅。 他的军服不小心被圆钉挂破了，教导员的爱人叶红发现了马上说：“郑四海，你的军服破了，快脱下来我给你补补。”被子脏了，叶红大姐不要他自己到河里去洗，唯恐他年纪小不小心掉进河里去。教导员也很喜欢他，经常用自己微薄的津贴费买回橘子、水果糖给他吃；学习的时候，教导员见他的文化基础差，还指定专人给他辅导。 有次打篮球时，他勾头帽子掉下来了，他顾不得已经到手的球，赶快去拾帽子，被人闯个脸朝天，腿摔破了，他也顾不上，不顾一切紧紧抓起帽子迅速戴上。为什么会这样？其中秘密只有叶红大姐看出来了，因为女同志的心细，她发现了郑四海内心的隐私──他头上有雁鹅疮（即秃疮）怕别人看见了。于是她不声不响地亲自从军医那里要来一盒硫磺膏，偷偷交给他，笑着说：“郑四海，拿去吧！别忘记每天夜晚临睡时擦擦你头上的疮！”郑四海红着脸，接过硫磺膏，把帽沿往下拉了拉，内心感激不尽。 在这段日子里，郑四海从来没有这样开心过，觉得人间的温暖时时笼罩着他。在教导队学习结束以后，他正好被分配到自称给他父亲当过警卫员的那个钟先进团里工作（钟先进已经从华东军区调到铁道兵团），从此他能经常领受到父亲生前战友的耳提面命…… 1950年，郑四海那个部队奉命参加抗美援朝。入朝时，他在团部干部处当技术书记（即秘书），钟先进正好是他的顶头上司──干部处长。当时部队任务很紧，每天得行军50多公里，他因水土不服泻肚子，弄得头昏脑胀，四支无力。战友们帮助他背行礼，扛干粮，还轮流搀扶他走。到了宿营地修建工事、挖防空洞时，大家总是不让他多干，生怕把他累坏了。有次他生了病，干部处长钟先进亲自为他做病号饭，他过意不去不肯吃，反而被处长狠狠训了一顿：“你这个小兄弟，叫你吃就得吃，吃！一定得吃！这是命令！我亲自为你做病号饭送来，难道是给你看的不成？” 钟处长发现他夜晚睡觉，睡着了有掀絮被的坏毛病，说：“小兄弟，你睡觉老是掀絮被，这样会遭凉，跟我一起睡吧！”郑四海赶紧说：“不不不！我的脚臭！……” “没关系！每天睡觉前洗洗就是了嘛！”钟处长坚持说。郑四海只好同意和他一起睡。每天睡时钟处长总是把他一双冰冷的脚抱在怀里焐着。 记得，有一次下午他从团部驻地出发到三营填写干部鉴定，由于事先电话没有联系好，不料三营营部转移，到达那里时，天已经黑了，他只好根据朝鲜老乡提供的方向寻找，结果路走错了，他像无头的苍蝇在山上乱转。不知道钟处长从那里打听到了三营转移的消息，判断他一定会遇到了麻烦，因此他连夜亲自带领警卫班去找他。他在山上转了一个晚上，大家也在山上找了一夜。钟处长找到他时，走过去一把把他搂在怀里，眼里闪着激动的泪花说：“小兄弟，我总算把你找到了，否则叫我怎么向领导交待呀！” 他们部队同朝鲜人民军并肩作战整整三年。在这三年中，首长和同志们把他当成自己的儿子和亲兄弟一样无微不至地关怀照顾。钟处长不仅爱护他、关心他，同时对他要求也很严格。 有次发现他用办公纸擦屁股，钟处长黑着脸严厉地批评他说：“你要知道，这些办公纸都是人民的血汗，何况它是从遥远的祖国运来，容易么？你想想，你这样做，能够对得起祖国人民吗？” “处长，对不起，我错了！”郑四海喃喃地说。 “你以为光承认错了就行了？你一定得写份检讨交给我，检讨不深刻，我非处分你不可……”钟处长斩钉截铁地说。 “是！”郑四海站起来立正回答。 由于钟处长对他工作上的错误、思想上的缺点，毫不客气地及时提出批评，使他进步很快。后来他就是在钟处长和同志们的真诚关怀、严格要求之下，首先加入了新民主主义青年团，接着又光荣地加入中国共产党。 在朝鲜战争还处于十分紧张的1951年，钟处长把他叫到自己防空洞，说：“小兄弟，叫你来有件事情告诉你：经过研究，组织上为了培养你，决定送你回国到铁道兵团干部学校去学习。你有什么意见和要求吗？” 郑四海思索片刻回答说：“处长，我知道组织上是为了我好。但是现在大家都在战斗，我怎么能一个人离开……” 钟处长说：“不！你想错了，组织送你去学习，就是为了你将来能够更好地战斗。再说，我们团去兵团干部学校学习的还有三个人。” 郑四海站起来立正说：“那样，我服从组织决定。” “一定要好好学习啊！千万不能辜负组织和领导对你的希望。” “请处长放心，我保证用优异的学习成绩回答组织和领导上对我的培养。” 那时候，郑四海虽然只有16岁，但个头却达到了一米七八。英俊魁梧、风度翩翩，只是脸上略显稚气。他年纪虽小，但已经是个副连级干部，战士们都说他前途无量，十年以后肯定能当上团长。除了钟处长叫他“小兄弟”以外，全团人都习惯地喊他“小干部”。后来“小干部”变成了他的代号。 铁道兵团干部学校设在河北省石家庄市郊区。这个学校规模很大，光学生一千多人。郑四海他们主要是学习政治和文化教育业务，因为部队决定开展扫除文盲运动。郑四海所在的那个区队分17个班，每班十五六个人，都是排级以上干部。他的年龄虽小，但组织上认为他素质好，政治上可靠，任命他为16班班长。全区队，除了17班都是女同志以外，剩余的16个班都是男同志。17班，大部分都是从学校刚刚考进来的高中生和大学生。郑四海所在的16班和17班紧挨着，进进出出都能碰面。这些女同志都很活泼，也很调皮，经常用惊异的目光审视这位小班长，也许她们觉得很奇怪，许多二十几岁的人当不上班长，领导上为什么偏偏让一个小鬼当班长？每次轮到他当值勤班长时，早出操，晚点名，以及排队去课堂、进食堂吃饭时，大家，特别是17班的女同学总是起哄： “大家欢迎16班班长郑四海出来指挥唱歌好不好？” “好啊！”“好啊！” “一二三！快！快！快！” “一二三！快！快！快！” 有时他不当值勤班长，她们也要起哄，非要让他出来指挥唱歌，目的是让他出洋相。因为，他平时本来就羞羞答答的像个大姑娘，每次出来指挥唱歌，他都是尴尬得直搓手，脸上红得像猪肝。越是这样，大家越是捉弄他。时间长了，17班的女同学们终于服气了。为什么？因为几次大会发言，郑四海的发言话虽不多，但有条有理，能够提纲挈领，抓住中心。尤其最使她们佩服的还是队部组织互相检查课堂笔记，她们发现他的笔记不但记得最清楚，而且字也写的非常漂亮。从那以后，她们拿他出洋相的事儿少了。同时，还有个女同学爱上他了，多次偷偷地给他递纸条。有位叫张琴，年龄和他差不多，个头大约1.60米，江西人，具有南方女人的柔美。乌黑的头发，白净的皮肤，整齐的牙齿，小而圆的嘴巴，说起话来，会现出两个酒窝，特别是那水淋的眼睛，富有极强的引诱力。当时他年纪小，资历比她老，懂得部队谈恋爱要讲条件，比如军龄、级别，党龄等等都有一定的规定和要求。何况大家在学习期间，更不允许谈恋爱，谈恋爱，如果被组织上发现，是要受到党纪、政纪处分的。说实话，他不是不想爱，而是不敢爱。他没有别的办法，只有用理智克制自己，表面上装出无动于衷，知之不理…… 学习结束以后，返回朝鲜，组织上任命他为团部主任文化教员，负责全团的文化教育工作。他在主管全团文化教育期间，他犯过主观主义错误。事情是这样：有个叫邢斌的文化教员没有按时参加他主持召开的教育工作会议，他在会上大发雷霆批评人家，并要人家写检查。邢斌未作任何解释，答应回去写好检查马上交来。就在这时，朝鲜里委员会派人送来一封感谢信，表扬这位文化教员在敌机轰炸时，不顾个人安危，冲进正在燃烧的房屋把一个老大娘抢救出来……他计算了一下时间，这个时间正好是邢斌来开会的时间。他悔恨自己太主观了，不问清楚，就不分青红皂白地批评人，于是他主动向邢斌检讨，想不到那位教员却说：“你没有错，只怪我自己没把事情向你说清楚。”郑四海听了更觉得惭愧，心里想多好的同志啊！他说：“不！这怪我处理问题太简单！”说完这话，他转过身去，一跺脚，自己给了自己甩了一计耳光。邢斌上前拉着郑四海的手说：“郑主任，不要这样！千万不要这样！”他们俩都激动得热泪盈眶。 1952年，志愿军全面开展扫除文盲运动，志愿军总部指示，要把扫除文盲工作当成政治任务来完成，不管什么人，只要是文盲，经过扫盲，一律得在三个月之内做到会读、会认、会写、会用三千个生字。这是硬仗，只许打胜，不许打败。当时郑四海所在的十三团驻在清川江一带，负责这个地段的铁路、桥梁的维修和抢修任务。由于敌机的不断偷袭轰炸，他们部队的任务极为艰苦繁重。尽管如此，上级要求扫盲任务必须不折不扣地完成。当时的困难我们可想而知。没有教室，他们利用防空洞；没有桌椅板凳，他们就坐在防空洞的土地上；没有电灯，他们就利用电石或马灯；没有纸张，每个战士自制了一块50公分乘33公分小黑板，随身带着；没有粉笔，他们就用红土块和石灰代替；没有固定教学时间，他们就见缝插针，譬如在战士休息、吃饭、睡觉以前的短暂时间进行教学。遗憾的是，就连这些时间也不一定能够得到保证，因为经常有突发事情发生。有时正在上课，突然接到紧急抢修任务……可以想象，志愿军战士学习文化的条件是多么艰苦啊！再说部队来自五湖四海，各人的出生环境、天赋、语言都不相同，这样给教学和学习都带来许多意想不到的困难。为此他们开展了包教包学、互教互学活动。这种教学方式很好，成效很大。当时，郑四海所在的部队有两个战士，一个是僮族，一个是苗族。他们不但一个汉字不认识，而且就连汉语也说不清楚。面对这种特殊情况，郑四海亲自下到那个连队和该连文化教员邢斌一道天天守在他们身边，和他们同吃、同劳动，一有空闲就拿出课本教他们。与此同时，还找了会讲少数民族语言的战士来共同帮助他们学习。经过一个多月的苦教、苦学，抽查时，他俩在书本上用拼音每个字都能认识，甚至每个字所在的位置都能记得，可是“换个堂前就不晓得作揖”（多数字不认识）。怎么办？他和邢斌只好将自己的行礼搬到班里去和那两位少数民族战士睡在一起，随时随地抽空教学。他们把书本上的单词打乱拆散──用硬纸片写出来，并让那两个少数民族战士彻底丢掉拐棍（拼音）。有些字他俩不明白是什么意思时，他们就拿实物给他俩看。功夫不负有心人，后来这两个少数民族战士在他和邢斌以及请来会讲少数民族语言的战士共同帮助之下，三个月之后测验时，他们终于通过了“四会”三千个字的大关。他和邢斌也因此受到了上级的通令嘉奖。 十、战地负伤 “信！信！郑教员的信。信封还写着‘内有像片，请忽折叠’哩！”通讯员小高大声喊着跑进防空洞。 “快把信打开来给大家看看，是什么人的像片？”张干事说。 王助理员一把捉住郑四海的手：“你老实点，快打开信把像片拿出来看看，不拿出来，我们就把你的裤子脱掉，看看小鸟可长毛了。” “小干部，你到底拿出来不拿出来？否则大家真要脱你的裤子了！”苏助理员帮腔说。 想不到一封平凡的信，一张普通人的像片，却让政治处防空洞里犹如烧开的粥，热气腾腾，沸沸扬扬。他脸上通红，不知说什么好。 这时，钟政委（钟先进已提升为团政委）微笑着发话了：“小兄弟，大概是你那个叫周小兰的同学给你来的信吧？当年我去找你时，她也在那里，记得她很漂亮。大方点，就拿出来给大家看看怕什么！” 首长的话，对于他来说，就是命令，他羞答答地拆开信，把像片掏出来交给了他们。大家你传到他手，他传到你手，一个个赞不绝口，苏助理员说：“嗬！这个小姑娘真漂亮！水汪汪的眼睛，樱桃小口，腮边还有两个小酒窝哩！你看！她好像老是对着我们笑哩！真迷人！真如一个作家形容的那样：其情其态犹如一首隽永的诗，一幅美妙的画……” 随后大家又起哄说：“把信再拿出来让大家看看，否则就别想过关！” 钟政委出来为他解围说：“你们也太不象话了！看了像片还要看信，真是得寸进尺！算了吧。别忘了我国宪法规定公民有通信自由，强迫人家信件公开是违法的。” 得亏钟政委出来解围，他才过了这一关。这封信的确是周小兰写给他的。等大家平静以后，他才偷偷躲到一边仔细读起信来。信的内容是这样： “四海哥： 你好吗？我很想念你。自从分别以后，一直没有你的消息。这次要不是你母亲把你的通信地址告诉我，我是无法给你写信的。你不来信，我并不怪你，我清楚你们部队行动保密。 告诉你：你走后，家乡发生了很大变化。土地改革了，穷人都分到了土地。在土地改革运动中，阮刚很积极，他当上了互助组组长。另外有些恶霸地主和罪大恶极的反革命分子都枪毙了。你最痛恨的那个叛徒郑小三就是其中之一……另外再告诉你一个好消息和一个坏消息：好消息是你走后不久，你母亲在秦家生的那个弟弟，学习特别好，每次考试都是第一名；坏消息是我们的陈策老师，也就是你的老首长陈坚强局长去年因为肺癌医治无效逝世了……最后，再顺便说一句，我一切还好，勿念！祝你进步！ 周小兰1952.4.5.” 小兰的来信为他带来了喜悦和悲痛，但更多的是悲痛，悲痛的是他最崇敬的陈策老师和老领导与世长辞了，因为在他病危时，连去看他一眼都没能够，更何况不能为他老人家送葬了，这对他来说真是终身的遗憾。 再说周小兰自从来过这封信以后，再也没有来信了。他去了几封信，也不见回音，他心里忐忑不安，不清楚是什么原因，还是发生了什么事情？…… 时间过得很快，转眼进了入冬天。有一天，只听得有人高声叫喊“好大的雪呀！”走进防空洞来，大家仔细一看原来人是个白胡子、白眉毛的“老寿星”，大家再细细端详，发现却是敬爱的秦健参谋长。 钟政委急于要知道情况，问：“秦参谋长，185k大桥炸得怎么样？” 秦参谋长回答：“报告政委，敌机炸坏了两座桥墩，我已下令让二营组织人力赶快抢修，要求他们一定要保证在四个小时之内通车不可。” 钟政委严肃地纠正说：“四个小时不可以！一定要在三个小时以内修复才行，刚才支队长来过电话，说今天下午三点钟有一辆弹药车必须通过。美帝国主义加紧轰炸，主要是想利用疯狂轰炸来得到他们在谈判桌上得不到的东西，所以我们更要应用实际行动来粉碎他们的阴谋。现在是快十一点钟，时间不多了，我们赶快一道到施工现场去督战！”他看看郑四海，“小兄弟，你也跟我们一道去吧，大桥修复后你可以抓紧时间写篇报导”。 好一个天寒地冻的冬天！雪花似棉絮一样纷纷扬扬，气势汹汹地欲将行人埋葬。北风像豺狼一样吼叫，更像豺狼一样龇牙咧嘴张牙舞爪！眼前是天连地，地连天，白皑皑一片。前不见去路，后不见来人，每走一步要陷入一尺多深，稍不小心，就要滑倒，甚至有葬身雪坑的危险。 钟政委说：“奶奶的！这天气专门跟我们作对，似乎想压倒我们！老实说，我们連美国鬼子的飞机大炮都不怕，还怕你不成？！”接着他编了几句打油诗念起来： “战士意志靭似铁，何惧风和雪。为了打败美帝野心狼，不惜流血汗。……雪，血，雪掺血变成彩虹照天彻！” 郑四海说：“首长，你还能写诗嘛！你是什么大学毕业的？” 钟政委笑着说：“大学？──啊！是大学，农业大学，‘高粱科’。” 钟政委一边走一边向他们介绍了他个人的身世。他是安徽桐城县人，小时候他给地主放牛。家里只有一个双目失明的老娘和一个妹妹。他20岁那年，因为母亲生病借地主几担谷子还不起，地主把他妹妹抓去抵押，妹妹被逼得投井自杀，老娘因悲愤悬梁上吊了。在这种情况之下，他忍无可忍，一把火烧了地主的房屋，逃出来当了新四军。其实他没读过书，他的现在这点文化水儿都是到部队以后才学的…… 钟政委回过头来问郑四海：“小兄弟，和平以后你想干什么？也就是说将来你想干什么？” “我？──” “何必吞吞吐吐，人总该有自己的理想嘛！到底想干什么？说给我们听听。” 秦参谋长也说：“小干部，说嘛，别忘了，我是参谋长，说出来我也可以为你参谋参谋呀！” “说出来，请你们不要见笑啊！我没有别的想法，只想将来不打仗能上大学，大学毕业出来以后争取当个作家，当作家的目的要把抗美援朝轰轰烈烈的历史写本书。” “哦！好嘛！好样的，有志气！一个人就是要有远大的理想才对…… ”钟政委和秦参谋同声称赞。 “卧倒！敌机来了！”秦参谋一声大喊。只见美国四架“油挑子”（f24 型飞机）不声不响地出现在他们的上空。不等他们趴下，它就翘起屁股往下俯冲，“咯咯咯……咯咯咯……”一阵扫射，一昂头，又拉下几泡臭“屎”──“轰！轰！轰轰！”几枚重磅炸弹扔下来，立即升起几股浓烟。郑四海一回头，只见秦参谋长血肉横飞，地上只剩下他一只大腿；钟政委也负了重伤，地上有他许多殷红的鲜血；郑四海看见血，他自己也觉得胳膊麻木不仁，用手摸摸粘糊糊都是血。当时他来不及考虑，他鼓足全身力量和勇气，爬呀！爬！爬到钟政委的面前，吃力地将他背起来。 钟政委声音极其微弱地说：“把我放下吧，你快到二营去，这是命令，快去！快去传达……” 他背着钟政委，喃喃地说：“政委，说什么我也不能丢下你不管！” 可是没走几步，敌机又是“咯咯咯！”扫射起来。就在这时，二营营长赶到了，他把钟政委的命令传达后，随后就晕过去了。当他醒来的时候，他已经躺在师部卫生所的病榻上。政治处主任坐在他的面前，告诉他，秦参谋长和钟政委都“光荣”了，两位敬爱的首长永远离开了大家，但是可以告慰他们的是，185k大桥根据钟政委的生前指示已经按时修复通了车，弹药及时运到前线去了。并且说，血债一定会用血来还，前方志愿军会用后方运上去的弹药武器，狠狠地痛击美帝国主义及其同伙。 郑四海听到钟政委和秦参谋长牺牲的消息，痛哭流涕。他痛恨自己没能救得了钟政委，他哭着要爬起来去向钟政委和秦参谋长的遗体告别，医生、护士赶紧上来按住他说：“你的伤势也很严重，千万不要乱动。”他哭着，痛苦地再一次把自己身上衬衣撕得粉碎，由于过度悲伤，他昏迷过去了。 当时，他们师部医院医疗条件很差，为了能够彻底治好他的弹伤，师部医院决定把他转送到国内西安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六陆军医院继续治疗。 十一、红颜知己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六陆军医院设在灞桥。灞桥是个风景优美的好地方。王维有诗：“渭城朝雨邑轻尘，客色青青柳色新。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从潼关乘陇海铁路火车西行，进入西安前，必先经过灞桥。灞桥长有90多个桥洞，位于西安市东郊，横跨灞水，垂柳参差，依依遮道，古人离别时，多于此折柳相送，故灞桥亦称销魂桥。灞桥和洛阳的天津桥、汕头外江的湘子桥、北京的芦沟桥，并称为古代的著名大桥。灞桥是一条重要的军事要道，刘邦当年进兵咸阳，然后回兵灞上也在此地，汉元帝送别王昭君亦在此作“东门之饯”折柳赠别。百代词曲之祖──《忆秦娥》“箫声咽，秦娥梦断秦楼月。秦楼月，年年柳色，霸陵伤别。乐游原上清秋节，咸阳古道音尘绝。音尘绝。音尘绝，西风残照，汉家陵阙。”其中所说的霸陵，就是指的西安市东。军委领导匠心地把第六陆军医院选择在这风景优美、古迹繁多的圣地，确实有利于恢复伤病员的身心健康。 郑四海在第六陆军医院住院时，特别引人注目，他年纪虽小，但已是共产党员、连级干部，而且越长越漂亮。高个头，四方脸，魁梧英俊，卷发像乌云一样盘在头上，两只黑宝石似地眼睛闪闪发亮，见人仍然像以前一样羞羞答答微笑，犹如大姑娘。他喜欢笑，笑时露出两排整齐雪白的牙齿，腮边同时会出现两个小小的酒窝。他心直口快，心里有什么说什么，从来不喜欢隐瞒自己的观点。因此医生、护士都认为他性情耿直，气度非凡，都很喜欢他。医生、护士对于他这个年青病员的到来，空闲时凑在一起总是窃窃议论： “喂！这次外科病房来的那个病人，人家都喊他‘小干部’，怪得人喜的。” “人家才18岁哩！不仅是党员，而且已经是正连级干部了，现在我们部队里像他这样小小年纪的人就当上连级干部的确实不多见。不知道他是那里人？” “我知道，他是安徽人。这个‘小干部’，他不光长得漂亮，而且能写一笔好看的钢笔字，我看见过他填写的病历表。” “啊！真是前途无量……” 第六陆军医院当时在治疗技术、医药设备各方面可以说都是全国全军第一流的。郑四海在这里经过医护人员的精心治疗，他的伤势逐步有所好转。由于他勤奋好学，在其伤势刚刚有点好转时，他就马上投入文化学习的热潮之中。他认为人的光阴短暂，虚度光阴就等于自戕。为了将来能够更好地为国、为民工作，他决定自学高中全部课程。有幸当时医院有位叫邱云的女医生，她敬佩郑四海的积极进取精神，主动提出来帮助他补习，郑四海非常高兴，于是他拜她为师。 邱云和他年龄比他大一岁，山西人。中等个儿，并不漂亮，眼睛像荔枝，鼻梁有点塌，脸上还有几点雀斑。然而她那张圆圆的脸庞，被霞光映照，红润、丰腴、年青，还是显得有种少女的美貌；特别那双眼睛是深邃的，清碧的，就像一汪幽幽不可见底的清泉。她上过大专，医务技术也很好。她能主动提出来帮助他补习文化，他感激不尽，打心里敬佩她这种助人为乐的精神。 在他们相识的日子里，她除了帮助他补习文化之外，有时他们也抽空一起出去游玩。或采撷深秋的红叶，或攀折春日的花枝，或慢步农村小道，或涉足苍黛的远山。尤其在那夏秋交接之季，月明风清的夜晚，灞桥郊区田间十分宁静，小虫叽叽叫，兔子胡乱跑，尽管田埂狭窄，两位军人手牵着手，肩并肩，慢步走着，一阵微风吹来，空气中好像掺了蜜，拌了糖，甜丝丝，香喷喷，使人陶醉，留恋忘返。有时皓月当空，清辉万里。深蓝色的天幕上，几缕云丝嵌在繁星之中。繁星在空中闪烁，仿佛暗暗地表示对他们的祝福。风儿轻轻鸣叫，也似乎专门在为他们歌唱。他们高兴极了，觉得世界上充满了诗情画意，无限美好。月亮显得很狡黠，有时眯起眼睛，躲在云缝里，静静地偷听一对恋人，谈学习，谈未来，谈人生，谈理想。此时只有月亮能够感觉得到他们谈得那么投入，那么兴奋。他们如胶似漆，感情已发展到了不可分隔的地步了。 邱云问他：“你将来打算干什么？”他回答：“我想将来考大学，大学毕业以后再争取当个作家或者编辑……” 他反过来问她：“你将来的打算呢？”邱云说：“我没有别的想法，只想将来当个好母亲和受人尊敬的好医生就行了！” 他们经常交谈，有时为了一个问题也争得面红耳赤，但争论之后又开始没完没了地谈论起来，给他们留下更多的是愉快和欢乐。在学习上，邱云以老师自居，对他要求很严，布置的作业要求他按时完成，完不成，她就毫不客气地给予批评，对此他从来都不反感。一个认真教，一个认真学，不到一年时间，郑四海在邱云的帮助之下，就学完了高中所有课程。 一天，刚刚吃过早饭，医院里高音喇叭就叫喊起来了：“喂！喂喂！大家请注意！大家请注意！今天下午两点钟，我院在大礼堂召开全体医护人员和伤病员大会，传达军委重要指示，希望所有医护人员和伤病员按时参加。” 这个通知连续广播了好几遍。病房里开始乱轰轰，大家议论着，猜测着，但谁也猜不出会议的准确内容。 下午两时，第六陆军医院大礼堂人员像潮水一样向里涌。院领导──政委、院长、政治部主任以及各科室主任都相继到了大会会场。政治部主任主持会议，他首先作了简短的讲话之后，接着就是院长传达中央军委指示。院长把中央军委文件从头到尾读了一遍。 文件的内容主要是：为了减轻人民负担，节省国家开支，中央军委决定，凡没有完全丧失工作能力的伤病员，一律作转业复员处理。如果坚持要求留下继续休养的，必须具备十年党龄、二十年军龄的人才行…… 无论党龄、军龄郑四海都不够条件，当然他也只好无条件服从组织安排转业了。在伤病员转业、复员军人离开第六陆军医院时，第六陆军医院召开了一个盛大的欢送大会。在欢送伤病员的大会上，许多医护人员和伤病员抱头痛哭。他们不是兄弟姊妹，胜似兄弟姊妹。一个个依依不舍，泪湿衣襟。邱云因为有事耽误了，最后也匆匆赶来。她买了一些水果、饼干、炼乳等东西送给郑四海，让他带在路上吃。她没有流泪，只是悄悄地递给他一本用报纸包好的书。她紧紧握住他的手，神秘地小声说：“四海同志，报纸里面是一本书，你现在不要打开看，等到了目的地你再打开来，好吗？……其余的话就不多说了，相信后会有期，请多保重！” 他感激地说：“邱云同志，你对我太好了，你对我的帮助我永远不会忘记。再见！”“再见！” 情绵绵，意绵绵，情意连绵，此时此刻相互间深厚的感情是用语言无法表达的。郑四海是个急性子人，不等到达目的地，在火车上就打开了邱云送给他的那本书，拆开一看，原来是苏联作家奥斯特洛夫斯基写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书中间夹了一张纸条写了这样两句话：“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只要两心不变，又岂在朝朝暮暮。”看后他大吃一惊，心里说：“难道她真的爱上我了？不！我从来没有明确向她表示过什么，我们只是比较亲近的同志关系而已，因为我心里另有所爱。”是的，尽管郑四海和邱云之间有种朦胧的爱，但郑四海心里怎么也忘记不了青梅竹马的周小兰。她那明媚仿佛能说话的眼睛；那银铃似的笑声；那临别时相送的眼神；以及她抢救自己性命的情景，时刻出现在他的眼前。小兰哪，小兰！你现在怎么样？你为什么不给我写信呢？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十二、转业到地方 医院根据上级指示，派人把郑四海他们一部分伤病员送到陕西富平县离县城不远处一个小村庄。富平县地处关中平原，贯串咸阳至铜川铁路。盛产棉花、小麦。这个小村庄静谧、富裕。山清水秀，人杰地灵。这里，离村不远处有秦将军王翦墓，它位于贤镇东门外3里许的纪贤村永和堡北。墓葬南北较长，东西稍窄，呈椭圆形，高约9米、周长达136米。在古墓西侧约100米处，从南到北还依次排列着六座小冢，据说里面埋的是六国王侯的衣冠、图书和俘虏等。墓地森严，进入古墓，登上台阶可以听到清脆悦耳的音乐声音，其趣可嘉，其妙难言。这里还有古老的祠堂和古老的牌坊群。牌坊上记载了他们祖宗为国为民的建功立业的事迹。这里有广阔的大草原，你进入草原散步，草原、白云、蓝天的大背景，背景之下是来来往往劳作的男男女女，构成一幅立体画，一首意象诗。走进这里，令你赏心悦目，心旷神怡。 这里的老百姓淳厚、豪放、热情。这里因为盛产小麦，所以老百姓吃的都是白面馒头和手工面条。部队为了给即将转业到地方工作的伤病员，创造一个良好的休养、学习环境，西北干部休养团所以选择了这块山美、水美、人也美的好地方。 郑四海在西北干部休养团休养、学习期间，收到了从原来部队转来的一封信，这封信，由于周转的地方太多和时间过长，所以字迹模糊。拆开一看，方知这封信是阮刚写的。信中还夹有一张像片，那是阮刚和周小兰的合影。信的内容简单得不能再简单：“四海贤弟：你好！你走后，家乡起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首先实行了土地改革，穷人分到了土地。先成立了互助组，后来又成立了农业合作社。我在党的培养之下，入了团，接着又入了党，现在担任了农业社社长。另外还有一件喜事需要告诉你，那就是我和小兰已经结婚了，详情以后见面再说，就此搁笔。 阮刚亲笔1954.1.25.” 郑四海获悉阮刚和周小兰结婚的消息，有些伤感。想不到自己喜欢的人却被别人捷足先登了。他心情烦躁，坐立不安，肚子里好像是打碎了五味瓶，酸甜苦辣咸，什么滋味都出现。 时间过得真快，一晃又是一年。1954年初冬，两位身穿铁路制服的干部突然光临西北干部休养团，他们带来铁道部第六工程局政治部的介绍信，其中那个姓白的胖子科长叫白云峰，另一个姓王的瘦子干事叫王坤。他们前来的目的，是代表铁道部第六工程局动员、部队干部去参加宝成铁路建设的。在五百多名伤病员干部中，经过反复遴选，最后他们遴选了11人。这11人中间，第一个就是郑四海，因为他们觉得像郑四海这样年轻、经过战火考验、又经过军事院校学习的干部太难得了。 西北干部休养团11名部队转业干部，他们来到铁道部第六工程局基地──陕西省宝鸡市上马营，除了郑四海被留在局政治部宣传部负责全局职工教育工作以外，其余10人根据工作需要全都分到基层去了。 上马营驻地离宝鸡市只有三四华里。宝鸡市在陕西渭河平原西部，是陇海铁路必经之处。又是关中棉、粮和陕甘川物资重要集散地之一。工业很发达，有机械、电力、纺织、面粉和卷烟等工业。名胜古迹很多，有北首岭遗址、石鼓旧址、大散关、鸡峰山等。 新的环境，新的搭档，郑四海有个适应阶段。他在负责职工教育工作期间，积极学习业务，争取把工作做好，使领导满意。他竭尽全力，经常协同局工会专业教育干部一道深入基层检查督促开展职工教育工作。他工作扎实，下去蹲点一蹲就是几个月，和工人同吃、同住、同劳动、同职教老师一起教学。有个姓段的机械修理工，白天没有时间学习，他就夜晚去他家里亲自为他补课。晚上没带手电，头撞到电线杆子上，头上撞了鵝蛋大的一个包。回来他戴顶大帽子把头盖起来，第二天，照常去那位段师傅家里给他补习功课。段师傅家里生着火，火烧得很旺，他遍身冒汗，这时，他忘记了头上有包，摘下帽子，段师傅见到了，立刻惊叫起来：“郑部员，你的头上怎么有这么大个包呀？看！都发紫了，啊！我知道了，一定是昨夜来我家的路上，撞到电线杆子上去了吧，为什么不去医院里看看。” “没什么了不起的，过两天自然会好的。”郑四海若无其事地说。他越是若无其事，段师傅就越觉得心里过意不去，当时没有再说什么，过了几天，他买了一只老母鸡炖好送到他住的招待所，非要他吃。 段师傅兴匆匆走进来说：“郑部员，你为了给我补课够辛苦的了，为了给我补课你头上又撞了一个老大的包，我没有什么感谢你的，这里我炖了一只母鸡给你送来补补身子，这只是我的一点心意。不过我一定要看着你吃，你不吃了我就不走……” 郑四海笑着说：“段师傅，你为什么要破费？给你补课是我应该做的本分工作，头上撞个包，只怪我自己不小心，这有什么要感谢的嘛！要感谢你好好学习完成学习任务就算是感谢我了！告诉你，你这样做不是感谢我，而是害我，因为你想把我撑死呢！……” “不用你讲，学习任务我自然要认真完成的。吃吧！既送来了，也不是假的，卓然不是给你看的。吃吧！我看着你吃，你一定得吃，否则我和你没完。” “好，好好！尊敬不如从命，我吃！我吃！我能吃多少算多少总行吧？” “那也行，剩下的你留着慢慢吃！”段师傅边说边将碗筷拿到他的面前，并亲手为他乘了一碗。盛情难却，他吃了一只鸡腿子，又喝了一碗鸡汤才把碗放下。这时段师傅满意地笑了，他也笑了。 在这段工作期间，群众对他脚踏实地的工作，反映很好，领导也觉得他是个可以培养的好苗苗。不久领导把他送到陕西省委党校去深造。他在陕西省委党校学了一年才回来。这时，和他同时从西北干部休养团转业到铁道部第六工程局工作的吴谦、陆正扬、张孝义等几个战友也都先后从基层调到局组织部、宣传部工作，他们几个人天天能在一起工作学习，过得非常开心。 十三、回乡探亲 郑四海离开家乡快七年了，他想念母亲，想念崔大伯和乡亲们。为了圆那思念亲人梦，他决定请假返回故里探望亲人。他的请假报告递上去，很快得到了领导的批准。他踏上回家的路程之前，他到政治部办公室领取了火车免票，带上路费，乘上西安直达南京的火车，再从南京转车到芜湖。在芜湖，他本打算去看看培育他的皖南干部学校旧址，但由于思家心切，没有成行。那时芜湖到铜都不通火车和汽车，他只好走水路，转乘小轮到铜都扫把沟。到达扫把沟，步行十多公里才到家。他自己没有家，当然只能回到母亲改嫁的继父家里。他走进家乡，觉得家乡一切都变了。家乡到处生机勃勃，欣欣向荣。每人的喜悦都挂在脸上，笑容可掬。郑四海心里明白，原因是他们都过上了好日子。家家户户都分到了属于自己的房屋和土地，大家再也不愁穿不缺吃。乡亲们听说他回来了，一齐拥到他家看望他。异口同声地说：“四海，你一下子怎么长得这么高了？我们如果在路上遇见，不仔细看，我们绝对认不出来呢！”继父补充说：“四海不仅从小孩子长成男子汉，而且长得比一般男子汉还要帅气呀！”乡亲们七嘴八舌，赞不绝口。母亲和继父秦如东端櫈、泡茶忙个不停，嘴巴却是笑得合不拢，连声说：“大家请坐!请坐！都请坐!……”郑四海的目光首先从人群中到处搜寻崔大伯、阮刚和周小兰，可就是没有看到他们，他心情很沮丧。后来听母亲说，因为家乡遭遇水灾，崔大伯、阮刚和周小兰响应政府开荒自救的号召，同许多人一道到山里开荒去了。 再说，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郑四海回到家里的第二天就感到身体不适，眼泪汪汪，咳嗽乏力，接着开始发热。他认为是感冒，过几天就好了，根本没把此事放在心上，照常走门串户，同大家说说笑笑，满不在乎。母亲看了总是放心不下，劝他到县城医院去看看(那时农村没有医院)，他说这点小毛病没关系，多喝点开水，睡一觉就会好的。他不愿意到县城去看病，还有个原因是他们家离县城得走十几华里路，太麻烦。 俗语说：“小病不看，大病遭殃。”过了两天，夜间，他起来撒尿时，突然晕过去，紧接着“扑通”一声倒在地板上。母亲听到轰响声，立即点燃煤油灯盏，发现郑四海倒在地上，人事不知。母亲遇到这种情况，吓得不得了。她叫起郑四海继父，两个人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把他抬到床上。母亲和继父从来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急得如热锅台上的蚂蚁，团团转。当时郑四海什么也不知道，把他抬到床上时，他才慢慢清醒过来。他什么也说不出来，只觉得心里擅抖，嘴里发干。母亲泡了一碗红糖水喂他喝下去，他心里才渐渐觉得好一点。继父认为郑四海病情严重，不能模糊，第二天一大早就亲自到县城去请医生。继父请来一位老中医。那位老中医70来岁，从医40多年。他经过望、闻、问、切等项检查程序以后，说：“这孩子患的是麻疹病。要大暖三天，小烧一个星期才能完全退烧……你们一定要好好护理，再就是要让他多喝开水，多吃溜食。另外要断油、断盐，忌风吹。他的病情比较严重，他的好坏就看他的兆化了……”接着他开了处方，让郑四海继父到县城中药铺先抓三剂中药回来，一天一付连续煎汤给他喝。 郑四海吃了三剂中药仍然不见好转。第七天头上，大概由于发高烧的缘故，鼻子突然流血不止，断断续续淌了一小茶缸。吓得母亲和继父眼泪汪汪，束手无策。在束手无策的情况之下，他们同农村其他家里有麻疹病人一样，求神拜佛＿＿供奉“麻疹老太”。母亲和继父日夜烧香扣头，他们几天几夜跪着不起，口里还念念有词：“求菩萨保佑我家四海儿度过此次劫难，我们会长久为你老人家张灯、烧香……” 皖南老百姓比较相信迷信，称得了麻疹的病人为过‘麻花’。他们认为麻疹病人的生杀大权是由“麻花老太”掌管，所以有麻疹病人的家庭都供奉“麻花老太”。他们说：“神灵人自敬，人敬神自灵。”人首先必须虔诚地敬奉“麻花老太”，老太才能保佑人。由于有此一说，因而凡有麻疹病人的家庭，终日香火不断。除了烧香之外，还要扎纸轿、纸马焚烧。当时区政府对老百姓搞迷信活动十分反感，委派区文教干部挨家挨户宣传禁止搞迷信活动，誰若不听，他们就强行捣毁誰家供奉的“麻花老太”灵堂。绝大多数有麻疹病人的家庭“麻花老太”灵堂都让区政府文教干部捣毁了，他们唯独对郑四海家里供奉的“麻花老太”灵堂睁只眼闭只眼。也许是看在郑四海是革命军人（他转业了地方上还不知道）的缘故吧。 由于母亲和继父精心的护理，也是由于郑四海的生命力太强，他的体温逐渐恢复正常，同时可以吃些稀饭之类食物。在郑四海的身体有所好转的时候，他对母亲和继父说：“爸爸，妈妈，我决定明天就返回工作单位去了。”母亲和继父都说：“孩子你的身体还没有完全恢复，休息几天再走也不迟。”四海说：“不不不！不行呀！因为我已经超过假期了。”母亲和继父拗他不过，只好同意他返回单位。临走时，依依不舍，母亲和继父一直把他送到轮船码头才离开。 郑四海回到工作单位，领导见他患病才癒，让他休息几天再上班，他却说，我已经超过假期了，手头有许多工作等待我做，不能再休息了。回到单位第二天，他开始上班了。 十四、恋 情 西北的仲夏，中午较热，早晚凉爽，所以人们都喜欢早晚活动。郑四海是个单身汉，业余时间，除了看书还是看书。有一天刚吃过晚饭，他正在“啃”书本，政治部打字员舒婷兴致勃勃地跑来：“喂！书蛀虫！你一天到晚只知道看书，也不知道出去玩一下。告诉你，身体是革命本钱，把身体搞坏了，就什么也干不成了！今天晚上我们铁路局大礼堂有舞会，走！我们跳舞去好不好？” 郑四海说：“我不去，我不会跳呀！” 舒婷说：“不会就学嘛，你不会我教你。” 郑四海犹豫不决，舒婷不等他分说，一把拉着他的手，连拖带拽把他拽到了舞厅。所谓舞厅，那就是铁路工人俱乐部，它既是舞厅也是戏院和会场，一举多用。舞厅里，男男女女不少人，成对，成双，抱着、搂着、跳着、转着、扭着，热火朝天。有人跳到阴暗处，还偷偷地接吻。郑四海是个“土八路”，见此情景，觉得肉麻，当即想离开。这时，组织部、宣传部中的一些年青人，都上来劝他下场试一试。同志们的盛情，不能不给面子，他只好跟着舒婷跳起来。他觉得自己像个醉汉，身不由己，东倒西歪，不是碰了舒婷的腿，就是踩了舒婷的脚，连声说：“对不起！对不起！”舒婷却毫不介意，只是甜甜地笑着安慰他说：“没关系，没关系！每个人才开始跳舞都是这个样子，不要怕。进！退！退！进！对，对！很好！很好！……”跳着，跳着，当他俩搂在一起时，他觉得她不仅把她纤美的肢体，而是把她那颗少女的心贴在他的怀里了，顿时他有种说不出来的幸福感。从那以后，每缝局里举行舞会，舒婷都要把他叫上，他俩成了分不开的舞伴。 舒婷，出身在内蒙一个知识分子家庭，父母都是教师，她自小受父母的熏陶和影响，养成了天生一般的闲静悠然落落大方的性格。她身材很苗条，丹凤眼，小嘴巴，有一口洁白整齐的牙齿。个头不高，也不矮。皮肤虽不太白，但在灯光照耀之下，其少女魅力令人倾倒。她潇洒豁达，待人坦荡。热情奔放，不拘小节。她不仅教郑四海跳舞，而且无微不至地关心他。他衣服破了，她帮助他补，他的扣子掉了她为他钉，他的絮被脏了她又主动帮他洗。每当下班铃声响时，她总要等他一道到食堂去就餐。有时他因工作忙不能按时就餐去，她就用自己的饭盒把饭菜打回来送到他的办公室…… 有次，舒婷还提出来给他介绍对象。郑四海说：“谈对象不慌，我的年纪还轻。俗话说，‘好男不急娶，好花不急开’。” 舒婷哈哈笑着说：“你那里听来的这些陈芝麻烂谷子话！年纪轻，可以先谈嘛，过几年不就可以结婚了吗。请你老实告诉我，你要什么样条件的人？” 郑四海说：“我自己也没有什么了不起的，怎么能有过高的要求，找一个有工作、有文化、年龄和我差不多大、长像一般也就行了。” “啊！你要求的条件并不高么嘛，这么说，我们政治部现在就有一个现成的人，不知道你同意不同意？她今年20岁，和你同年的，长得虽不算漂亮，但也看的过去，高中文化程度，候补党员，你看怎么样？” “她的条件那样好，人家能看得上我吗？” “我保证人家同意，问题就怕你……” “别买关子了，你说说她到底是谁？” 舒婷目不转睛地望着他，嘴巴咧着半天不说话。 郑四海急了：“你不说就算了，反正现在我又不忙谈对象！” 舒婷最后低下头说：“此人远在天边，近在眼前。” 郑四海听了这话，心里嘎噔一下，完全明白了，脸一下子红了，红到颈脖，半天不知道说什么好…… 没过几天，政治部秘书小赵打来电话，说政治部王主任有事要找他，让他马上过去。他走进主任室，王主任点头让他坐。王主任，中等个子，两个肩膀夹个秃顶充满智慧的脑壳，说话时冷静、严谨、沉着，他没有绕弯子，开门见山说：“郑四海同志，听说最近你经常和舒婷在一起是不是？” 郑四海回答说：“是的。” “你大概还不知道我已给她在部队介绍了一个对象了吧？那个人在部队当保卫科长，不瞒你说，这个人是我的表侄儿，他们已经谈了半年多了，希望你不要成为第三者，落个挖别人墙脚的骂名，要是那样就不好了！……” “这──王主任，对不起！这个情况我实在一点都不知道。” “不知者不为罪嘛。好！我找你来就是为了这件事，你回去吧。请你一定要注意点，今后她如果再找你的话，你可以不理她。” 郑四海连声说：“好！好！好！请主任放心，我知道该怎么做。”说着赶快从政治部王主任办公室里退出来了。他很恼火，他很气愤，他恨舒婷不该脚踏两只船，不该拿婚姻当儿戏。心里想，唉！倒霉的事情怎么尽让我遇到了！从那以后，舒婷再来找他，他总是推托没有空。舒婷知道他是有意回避她，于是说：“书蛀虫！我到底有什么事情得罪你了呢？今天你不说清楚我就不走！” 郑四海听她这么说，只好把王主任找他谈话的内容如实地告诉了她。舒婷听后脸气得红一阵白一阵地说：“王主任也管得太宽了，我愿意和谁谈恋爱这是我个人的自由，他管得着嘛！我不在乎别人怎么说，我就是要和你谈……” “不不不！舒婷同志，话不能这么讲，谈恋爱不能太随便，今天和这个谈，明天又和那个谈，那样影响不好，人言可畏呀！再说你的婚姻是王主任为你介绍的，对方又是王主任的表侄儿，你怎么能不在乎呢？老实说，你不在乎我还在乎呀！请你从今以后别再来纠缠我了，我不愿为这件事情得罪王主任，他是个大人物，我们可得罪不起他！” 舒婷听他这么讲，气得直跺脚，指着他的鼻子说：“没出息！胆小鬼！你那里像子汉嘛！”说完她呜呜地哭着跑走了。 他见舒婷如此伤心，心里也不是滋味，可是他又不愿意为了她得罪王主任，甚至受到处分。他心里虽明白，谈恋爱是自己的权利，但他更知道王主任惹不起，因为得罪他随时都可能大祸临头，俗话说，“欲加之罪何患无词。”为此他闷闷不乐，好长时间，他都是吃饭不香，看书心猿意马。有一天，他决定上街看场电影调整一下心绪。他晃悠悠地朝着电影院方向走去，刚刚走到电影院门口，听到有人在背后喊他：“喂！郑四海同志，请你等一下。” 他回头一看，惊叫起来：“啊！原来是邱医生。想不到在这里能够遇到你。”说着两双手马上紧紧握在一起，好久才松开。郑四海说：“你怎么也在这里？” 邱云说：“我也想不到能够在这里见到你哩！告诉你，我已从第六陆军医院调到第五陆军医院来了，就住在本市斗鸡台，离市里不远。郑四海同志，你是出差到此地的吗？” “不！我转业在铁道部第六工程局政治部工作。就住在本市上马营。” “那太好了，上马营离我们医院很近，不到三里路，这样我们又可以经常见面了。郑四海同志，不是我说你，你离开我们陆军医院以后也不给我写封信，我想你大概已经把我忘掉了吧！我本打算写信给你，可是又不知道你的通信地址。” “对不起！实在对不起！因为我的工作一直没有稳定，所以没有给你写信……” “算了！算了！过去的事不提了，能再见面就是缘分。走！我们一块看电影去。” 老朋友久别重逢格外亲热，互相有说不尽的话要说。郑四海跑去买了两张电影票，他们手拉着手，肩并肩走进电影院。影片的名字叫《半夜歌声》，是描写爱情的悲剧。郑四海和邱云看得都很投入，很动情，俩个人都默默不言，邱云还偷偷地擦眼泪。 看过电影出来，郑四海说：“邱云同志，让我送送你好吗？”“好呀！那就谢谢你了！”他们一边走一边聊，不知不觉很快就来到了第五陆军医院的大门口，借着灯光，互相留下了单位电话号码，约定以后要见面可以事先互相通过单位电话联系。 1956年刚刚来临，中共中央召开了关于知识分子会议。号召全党“向科学进军”，努力学习科学知识。郑四海为了响应党的号召，决定报考大学，以便将来更好地报效国家。为了能够实现大学梦，他没日没夜地复习高中功课。邱云听说他要报考大学，积极鼓励支持他，并主动抽出时间前来给予辅导。为了帮助他复习功课，她不顾自己劳累，经常吃过晚饭骑着自行车来到他的宿舍，帮助他补习文化課，一直到半夜才返回。她为了他，眼睛熬得通红，人也消瘦了不少。郑四海见了过意不去，劝她休息几天再来。但她坚决不肯，说：“我们既是朋友，在你最需要我帮忙的关键时刻，我怎能不管呀！你若是觉得对不起我的话，你就应该用考取大学的成绩来回报我。”由于她的帮助，他扫除了学习中间一个又一个“拦路虎。”他对她这种无私的帮助，感激不尽，他认为她是世上难得的好人，她这种助人为乐精神，永远值得自己学习。尽管她相貌并不太美，但她有金子一般的心，这种金子一样的心不是每个人都有的。托尔斯泰说过：“人并不是因为美丽才可爱，而是因为可爱才美丽。”他想，一个人的外表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心灵。他知道她爱自己，像这样的好女人如果放弃了，将会遗憾终身！想到这里，他决定拿出勇气来向她求婚，如果再拖下去，那样会冷却她的心。 邱云又来了，郑四海老是望着她，嘴唇颤动了几下，欲说又止。她是个明白人，见此情景笑着说：“四海，我看你今天有什么话想对我说，为什么想说又咽回去了？有什么话尽管说吧，我们认识又不是一天了，不要忘记我们是好朋友呀！” 他抓了抓头，终于鼓足勇气说：“邱云，我觉得欠你的太多了，不知怎么报答你才好。” 她说：“你要报答我，你就──” “就怎么样？”他突然眼睛一亮地问。 “就向我求婚好吧！。”她脉脉含情地回答。 “真的吗？你不是开玩笑吧？我今天就是准备说这话的。” “你呀──你真坏！既有这种想法为什么不早说？故意吞吞吐吐的捉弄我。我等你这话已经等了好久了！” 他听到此话激动起来，随即一把把她拖到身边，搂在怀里，又亲又吻，俩个人沉浸在幸福快乐之中。 亲吻之后，她慢慢推开他，郑重地说：“我虽答应你的求婚，但你目前千万不能因此分心，相反，你一定要更加集中精力好好复习，争取考上大学才是。等你大学毕业以后，我们再结婚。”他高兴地爬站起来立正说：“是，坚决服从命令！” 十五、服从组织 大学考场设在西安。西安位于渭河平原中部、渭河之南、秦岭以北，是陕西省会。西汉、前秦、隋、唐等朝代均在这里建过都，因此也是我国古都之一。西安有个阿房村，秦始皇三十五年在此建造阿房宫。杜牧的阿房赋写道：“覆压三百余里，隔离天日，骊山北构而西折，直走咸阳。二川溶溶，流入宫墙；五步一楼，十步一阁，廊腰缦回，檐牙高啄；各抱地势，钩心斗角。”这里还建造了一条阁道直通骊山，长达八十多里，规模之浩大，可想而知。后来项羽入关，一把大火把它烧为灰烬，所谓“楚人一炬，可怜焦土”。西安道路两边柳树很多，诗云：“长安道道无穷树，唯有垂杨管别离。”西安是陕西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又是西北地区最大的城市和交通枢纽之一。 高考时间到了，邱云请假陪同郑四海一道去西安参加全国统一考试。考试之前，她不让他多看书，说这个时候不能太紧张，太紧张了反而影响考试成绩。她有意陪他一块看电影、逛公园，游览古迹，好让他绷紧的情绪宽松一下。 郑四海有自知之明，知道自己的数理化不行，当然不能报考理科，只能报考文史专业，一开始复习时就着重复习的就是文科方面的书籍。在西安，接连考了三天，最后他以优异的成绩考取了西北大学文学系。他和她都很高兴，为了庆贺来之不易的好成绩，返回单位时，他们买了许多香烟、水果糖散给在一起工作的同志们吃，同志们为了庆贺他考上大学，也买了许多书籍、笔记本回敬他。 就在这时，反过胡风紧接着肃反运动又开始了。他正准备去学校报到的时候，政治部王主任派人来找他。王主任自己坐在沙发上，客气地说：“郑四海同志，请坐！请坐！”并亲自为他倒了一杯白开水，然后开门见山说：“郑四海同志，听说你已经考上大学了，是吧？这个机会对于你个人来说确实难得，也是件大事，但比起国家的事来说，它又是小事一桩。我今天找你来，不为别的事，而是以组织名义要求你以党和国家的利益为重，顾全大局，暂时放弃就学机会，留下来参加肃反专案组工作，组织上决定任命你为肃反专案小组副组长。要知道，组织上这样决定是对你的信任，因为你出身好，思想好，又具备一定的工作能力，所以组织上才决定把这个光荣的政治任务交给你。你有意见吗？……” 作为一个共产党员、一个国家干部，他能说什么呢！也许别人能够拿出这样那样的理由拒绝，但他不能。因为，他是党和人民军队培养成长起来的，他从小受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熏陶，在他的人生辞典里根本没有“讨价”、“还价”这两个字眼。对于他来说，党的利益、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他是转业军人，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尽管他已脱离了部队，但是在他思想上这种观念始终没有改变）；他是共产党员，党员必须无条件服从党的利益。因此他干脆回答：“王主任，我坚决服从组织上的安排。” “那好！我就知道你会听党的话……”王主任站起来，走到他的跟前，和颜悦色地拍拍他肩膀说，“回去吧，准备准备马上到专案组去报到，至于其他问题组织部长会向你详细交待。” 在肃反运动中，政治部宣传部有个叫茅忍芝的部员，平时大家不喊她名字，都叫她“大姐”。此人三十多岁、籍贯山东、大学毕业、转业军人、共产党员。她在宣传部是负责文化工作的，具体负责文工团和职工业余文化活动。她为人性格内向，行为古怪，性格孤癖、沉默寡言，不合群，大家都不太喜欢她。有人提出，她阴阳怪气的一定有问题，建议组织上重点审查她。领导上接受了这一建议，首先，派人查阅她的档案，从档案中发现她原来就读的那所大学是外国神父办的神学院；其次，又发现她家庭出身填写的是“城市贫民”，有人提出：贫民在旧社会能够读得起大学吗？再就是她在自传上中说自己在学校里思想激进，曾多次参加过反帝反封建和反对国民党政府的游行示威……对于她这些历史问题，专案组人员觉得这些都是疑点，认为她可能是个混进党内的阶级异己分子。请示领导，领导说，堡垒最容易从内部攻破……宣传部是党的喉舌，不能有坏人隐藏下来，一定得查个水落石出。宁愿搞错，也不能不搞。因此，由机关党支部出面勒令她坦白交待。天天派人看着她，不让她回家。二十四小时有人轮流找她谈话和开会揭发。搞得她像霜打的花，丢了魂似的，一天到晚老是勾着头。她想不通，几次想上吊和触电自杀都未遂。斗争到了“关键阶段”，领导上指名要郑四海揭发她，因为他和她原来同在一个办公室里，认为他一定会知道一些情况。于是领导委托机关支部书记做他的思想工作，再三强调这是大是大非问题，每个人都应该立场坚定、旗帜鲜明地与阶级敌人斗争。可是他却说：“我实在没有发现她有什么问题，你叫我怎么说？为了对一个同志负责，我不能昧着良心编造呀！” 支部书记一听火了：“郑四海同志，谁叫你编造？我看你思想太右了吧！敌人就在你的身边，你怎么能说她没有问题呢？” 郑四海也急了：“支部书记同志，请你不要动不动就给人扣大帽子好不好？毛主席讲过，一切问题都得实事求是。” 机关支部书记和郑四海的谈话就这样不愉快地结束了。支部书记毫不隐瞒自己的观点告诉他，他要将他的这种态度向局党委汇报。 郑四海说：“你愿意怎么样就怎么样好了！做人要光明磊落，我不会迎合领导需要昧着良心说瞎话。” 郑四海搞肃反专案工作始终坚持一条原则，那就是实事求是。为了弄清楚被审查对象的历史问题，他跑遍全国各个角落。到过北京、武汉、重庆、沈阳，以及广东、福建等大小城市，去过劳改农场，也去过监狱和看守所。凡是他经手办的案件，没有一个案件不是搞得清清楚楚。人证、物证，样样齐全，从不诱供、逼供，这样做使被询问和被审查的人都能口服心服，最后组织上对他的工作基本上持肯定态度，并且表扬了他。 “大姐”的案件虽不是他调查的，但也有了最后的结论：“历史清楚，没有问题。”在肃反运动结束的总结大会上，政治部王主任代表局党委公开向“大姐”道了歉。当时他在召开的肃反专案问题讨论会上建议：“我认为我们对茅忍芝的问题光道歉是不够的，应该适当赔偿其损失，因为由于我们太左，搞得人家早产了……”当然他的这种意见领导是不会采纳的，因为采纳这种意见，就等于否定了自己的工作。领导说，工作中错误在所难免，组织上能向她道歉已经说明我们共产党人的胸怀宽大，怎么还可以赔偿损失呢？然而他却固执已见，对于领导这种解释一直都不同意。 一群鸭子在水上飘着，“白毛踏绿水，红掌拨清波”，它告诉人们，渭河已经水暖。肃反运动刚一结束，郑四海就又回到了宣传部，干部部长找他谈话，说组织上决定调他到本局铁路公安处担任办公室主任。他说：“这次领导上是否能听听我个人的意见，如果能听的话，我想说两句，如果不想听的话，我就什么也不说了，无条件服从组织上的安排好了”。 干部部长说：“找你谈就是要听听你个人的意见，你说吧。” 郑四海说：“从我个人来说，我还是愿意搞宣传教育工作，因为我参加革命以后一直都是搞宣传教育工作 ，请领导考虑……”后来领导考虑到宣传教育工作也很需要人，也就没有硬性调他到公安部门去工作。 十六、有情人终成眷属 郑四海回到宣传部时，工作还不太忙，他和邱云商量决定利用这个时机举行婚礼。他们结婚时，局机关工会主席为他主持婚礼，政治部王主任为他当证婚人。邱云“娘家”──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五陆军医院许多领导和同事不仅送来了贺礼，而且有的院领导还亲自光临。郑四海自己所在的铁道部第六工程局政治部的好朋友，以及领导都来参加了他们的婚礼。当时只有舒婷没来参加，因为她恨他，他的婚礼犹如在她胸口插上了一把尖刀。在婚礼上，张孝义的爱人邹静表现很特别，她坐在婚礼的拐角，文静、腼腆、脉脉含情地老是望着他笑，当郑四海看她时，她却低下头、红着脸提前走开了。他不知其故，也不好问她丈夫，可是心里一直是个不解之谜，这个谜团一直埋在心里，从来未对任何人说。 他举行婚礼的时候，和他一起从部队转业的战友陆正扬、吴谦、张孝义还别出心裁地买了小孩衣服、兜兜、玩具。郑四海和邱云的婚礼，真是革命化再不能革命化了。没放鞭炮，没办酒宴，只是买了一些瓜子、水果糖、香烟、西瓜招待大家。若论新房摆设，那更是简朴的再不能简朴了。两床絮被、两只羊皮箱子、一张用木头钉的木马板凳支撑的木板床。新房是经过领导批准临时借用的办公室。尽管他们的婚礼很简朴，但谁也不觉得寒酸。大家都夸这种革命化、简单化的婚礼胜过资产阶级婚礼的奢侈铺张。 阿妹随了阿哥愿，千里姻缘一线牵。郑四海和邱云两位异乡人结为伉俪以后，组织上为了照顾他们的夫妇生活，把邱云从第五陆军医院调到铁道部第六工程局职工医院来了。他俩虽不是举案齐眉，却也相亲相爱，相敬如宾。在政治上他俩都是转业军人、共产党员；在工资收入上，他俩的工资收入加在一起200多元，要知道，在五分钱一个鸡蛋、九分钱一斤大米、七角三分钱一斤猪肉的年代，他们的收入应该算是很可观的了。大家称赞他们，羡慕他们，都说他们是个天生的一对，地造的一双，和和美美，幸福无比。 他们结婚不久，铁道部第六工程局同铁道部第五工程局合并改称西北铁路局，从宝鸡市上马营迁往西安南郊。在西安，他们分到了一套两室一厅楼房。此时，他们已经添了一个小男孩，男孩的乳名叫战战，意思是孩子的父母都是战士出身。战战长得很可爱，出生不久就会对人挤眉环节眼笑，有时还会叽里哇啦地对人说话，有时会把自己小的手放在小嘴里面，吸得啪啪响，真逗！为了抚养好小战战，又不影响正常的工作，他们请了一个保姆。保姆对孩子很好，他们非常放心，因此他们的生活充满了和谐，充满了欢乐！ 这时，铁道部铁路局新组建一所干部学校，郑四海被任命为该校治理论教研室负责人。和他同时调去的还有组织部一位年纪比他大十几岁的部员，担任干部学校党委书记。此人名叫单威。他个头不超过一米六，身材矮而粗，翻嘴唇、近视眼，眼上戴副四百多度近视镜。皮肤特别黑，黑得放光，犹如非洲人，所以大家暗地里都叫他“黑大哥”。黑大哥文化程度不高，只上过小学。工人出身，办事主观，而且报复性极为严重，谁要是给他提意见，他会牢记在心里，遇到机会他恨不得把你搞死才肯罢休。他曾经为了工作粗暴地打工人受过处分。尽管如此，但他毕竟在基层工作过多年，见多识广，工作上还是有些实际经验，特别在政治工作方面。他和郑四海一样，也曾去陕西省委中级党校学习过。可是他在哲学理论一些问题上，可以说是似懂非懂，甚至狗屁不通，可是他为了显示自己的理论水平高，总喜欢在人前卖弄。他经常用哲学理论套生活上琐事，他认为这就是活学活用。譬如，有人反映食堂的饭老是煮夹生，他说，这有什么奇怪的？今天夹生了明天就不会再夹生了，这就叫否定之否定；有人和他一块解大便，人家说厕所里太脏、太臭，应该派人把它打扫干净。他就说，厕所怎么能够不臭呢？因为人让粮食变成大便了，这是发生了质的变化……郑四海听他胡说八道，感到生气，于是对他说：“单书记，你以后不要把哲学问题庸俗化了，这样不好……”。 黑大哥听了很不高兴地说：“郑教员，请你告诉我，我今后应该怎么说话才对？我看你也管得太宽了吧！老实说，我走的路比你过的桥都多，吃的盐不说比你吃的饭多，但总要比你吃的多几斤吧，难道我怎样说话还要你教我不成？……” 好心讨不到好报，烧香惹鬼叫。郑四海碰了一鼻子灰，当时心里虽不好受，但过后也就把它忘到九霄云外去了。可是单书记却忘不了。没过多久，郑四海领导的教研组有个辅导员，请了14天假回家接母亲，事先没有和家里联系好，谁知回到家里一看母亲卧病在床，只好从家里搬了一些东西来。他返回学校后，黑大哥非要扣他14天工资，理由是这个辅导员没有接来母亲，不能算搬家假。这个辅导员不服，强调铁路内部有明文规定，每个人可以享受一次（14天）搬家假，他从部队转业到铁路上工作，还没有请过搬家假，要求组织上能够按照“搬家假规定”处理。他还说他这样要求实在出于无奈，因为母亲生病花了不少钱，经济上太拮据，否则他也不会说。他说这话时，眼泪汪汪，差一点哭出来。他无论好说歹说，黑大哥就是坚持要扣他14天的工资款。 郑四海这个人心肠软，觉得黑大哥也太不通情达理了，于是公开站出来替那个辅导员说话：“单书记，这个辅导员为人很正直，不会说假话，现在他有实际困难，你就照顾一下吧，反正每人有次搬家假，他以后不再享受不是一样嘛。” 黑大哥说：“你说这话是太不讲原则了。告诉你，我说不行，就是不行！他就是家里断了炊也不行！我不能因为他有困难就可以破坏规章制度。” 郑四海想想说：“你作为党委书记，对干部应该一视同仁才对。那么，上次总务主任请假回去没有接来母亲，你为什么不扣他的工资呢，是不是因为他是你的同乡？” 黑大哥听后瞪起眼睛，大发雷霆：“你要知道这个辅导员是共产党员，总务主任是群众，这怎么可以相提并论？我对共产党员就是要求严些。我看你并不是在关心他，而是存心拿他的请假问题，有意和我唱对台戏！要知道，不管那个跟我作对都是不会有好果子吃的，你就等着吧！” 郑四海说：“单书记，我只不过是在向你说说我的看法而已，你何必发火嘛！因为他是我的辅导员，我有责任替他说句公道话，怎么是有意和你唱对台戏呢？你作为党委书记，凡事都应该冷静和讲道理，要以理服人。一个人如果不讲道理，跟你说什么也不起作用。你说这位辅导员是共产党员，但是我们要知道，共产党员也是有血有肉的人，人是要吃饭的，我认为党组织对党员个人利益和权利同样应该保护才对。” 黑大哥把手一挥：“去去去！少跟我讲大道理，这个道理我比你懂得多！”从那以后，黑大哥见了郑四海，表面上似乎比以前还要客气，但心里对他却恨之入骨。 十七、祸从天降 1956年年底，邱云的在青海当省委副书记的哥哥来信，想把他调到他身边去工作，特来信争取他们意见。郑四海接信以后，考虑再三，回信婉言拒绝了他的好意。他认为自己在铁路上工作很顺心，家庭小日子也过得和谐美满，自己的路要靠自己走，不能靠别人。这件事，后来的事实证明是他自己想错了。社会上有人千方百计想找后台都找不到，可是后台找上门来他却要推开。 天有不测风云，谁知，郑四海希望的幸福的日子却不能地久天长，永远维持下去，命运这东西很怪，它总是在你不设防的时候出现意料不到的逆转。历史是无法预测的，历史的车轮在凸凹不平的道路上前进，驾驶中国历史航船的人突然将手中的舵向左一打，船立刻离开了中心，靠左边急速行使起来。这就是1957年，中国人民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是年四月，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号召广大群众和爱国人士“大鸣大放”，帮助共产党整风。 在这之前，郑四海曾给西北铁路局干部部写了一封信，要求乘自己还年青的时候下基层去锻炼锻炼，一方面可以当工人学点技术，另一方面可以增强社会经验，这样将来才能更好地报效国家。此举可以说是非常大胆的，也是那时别人从来没有过的举动。他的信是这样写的：“尊敬的铁道部第六工程局干部部领导： 我参加革命以来从未为个人问题向组织上提出过要求，这次，我要提个要求。这个要求目的很简单，我只是想自己将来能够更好地为党为人民工作。老实说，我是个从家门到学校门，再从学校到机关门的“三门”干部。现在组织上让我搞政治理论教育工作，把培养党的干部重大责任交给我，我深感不安，总觉得力不从心，特别是在授课时难以做到理论联系实际……因此要求组织上批准我下到基层去当个技术工人，一方面让我学点技术，一方面让我在实际工作中好好锻炼一下。这样对党对人民，以及对我本人都有好处。我的要求是坚决诚恳的，绝没有半点虚情假意。是否有当，最后请组织上定夺。 谨呈 铁道部第六工程局干部部领导 郑四海上1957年1月×日” 郑四海的报告寄出去以后，不久就接到了局干部部的回信。信的大意是这样：郑四海同志，经过研究，我们同意你的要求，决定将你的工作调整一下。组织上认为你不一定非得下去当工人才算锻炼，准备委派你到我局第一工程处三工段去担任党总支书记，这样你可以一边工作，一边学习。接信后请作好思想准备，调令即可下达…… 郑四海收到这封回信，是在中共中央刚刚发出《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不久。单书记的耳目很多，当他得知郑四海要调走的消息，立即亲自给铁道部第六工程局干部部领导打了个电话，他在电话里说：“……郑四海同志在有些骄傲自满，我校群众对他有不少意见，再说他是学校理论教育负责人，这学期培训干部工作还没有结束，我的意见，要调动他的工作最好还是等整风运动结束以后再调为好……”由于他的阻挠，因此局干部部的调令也就暂时没有下达。 1957年 3月12日，毛泽东主席在有党外人士参加的中共中央宣传工作会议上，号召党外人士对共产党内的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进行批评。又在九省市宣传文教部长座谈会上说：“有选举权的，宪法就规定他有言论自由，我们就得让人家讲话。我可以批评他，他也可以批评我，这就是言论自由。有人问马列主义可不可以批评？如果马列主义被批评得倒，也该倒，证明马列主义是没有用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现在不是放多了，是放少了，应该再放。”在天津党员干部会上，毛主席又说：“对百家争鸣没有信心，对百花齐放怕放出毒来。我看完全不是这样。若采取压服的办法，不让百家争鸣，百花齐放，那就会使我们的民族不活泼、简单化、不讲理；使我们的党不去研究说理，不去学会说理。至于马克思主义可不可以批评，人民政府可不可以批评，共产党可不可以批评，共产党员可不可以批评，老干部可不可以批评，我看没有一样不可以批评的，只要谁愿意批评。什么人怕批评呢？就是蒋介石那样的党，蒋介石那样的法西斯主义。”“五一”劳动节到了。毛主席在天安门城楼又亲自召开党外各民主党派负责人座谈，再三恳求各位帮助共产党整风。从此中国共产党整风运动全面开始了。5月8日至6月8日，短短一个月时间，中共中央统战部和国务院办公室联合召开党外民主人士座谈会38次。 “黑大哥”参加铁道部第六工程局党委召开的全局党委书记会议回来，郑四海所在的干部学校“大鸣大放”逐步展开。 这时，他把郑四海找去，用他像老鸭叫一样的沙嗓音极其和颜悦色地说：“郑四海同志，请坐，请坐，快请坐！坐下来好说话。”亲自为他泡了一杯茶递给他，然后用手扶了扶眼镜，坐下来接着说，“请你来没有别的事情，找你来的目的主要就是希望你在这次整风运动中，积极响应党的号召，带头‘大鸣大放’。你要知道，组织上对你是抱着殷切希望的，因为你是烈士儿子、转业军人、共产党员、党委委员、又是我们学校里唯一的理论教员负责人，一句话，你是我们学校里的骨干和顶梁柱，学校如果鸣放不起来，打我的屁股，你也有责任。我知道，你在过去历次运动中，表现得都很好，我相信你在这次运动中也不会落伍。当然你比我更清楚，‘大鸣大放’是毛主席号召的，凭着你对毛主席的深厚感情，相信你这次也一定会走在运动的最前面……” 郑四海听了黑大哥的这番话，受宠若惊，当场表示说：“单书记，请你放心，毛主席的号召我怎能不听呢！没有毛主席共产党就没有我郑四海，我一定会听党和毛主席的话，绝不会辜负组织上对我的希望”。 黑大哥说：“那就好！那就好！这种态度很好！” 他们的谈话就这样结束了。然而郑四海又怎么能够想到这是黑大哥设置的圈套，利用他对党、对毛主席的崇高信仰，让他自动往火里跳。 在当时，郑四海他在干部学校的群众威信很高。因为他没有架子，平易近人，对任何人都很亲热，领导也好，工人也好，他都能同他们平等相处，遇到什么事情，他都能够站出来讲公道话，不像有些人那样，见了上级唯唯诺诺，见了下级，趾高气扬。所以鸣放会上，他说到那里，大家就跟到那里，按照领导的要求，他善意地给学校领导提出了许多有益的意见与建议。 他怎么也没有想到，1957年5 月15日，毛主席又向党内发出重要指示《事情正在起变化》。“批判教条主义有各种人。有共产党人──马列主义者。有括弧里的‘共产党人’即共产党的右派──修正主义者……他们越猖狂，对我们越有利益。人们说：怕钓鱼，或者说：诱敌深入，聚而歼之。” 1957年6月2日，《人民日报》，又公开刊登了《光明日报》主编储安平在中共中央统战部和国务院联合召开的党外民主人士在座谈会上的发言：“……这几年党群关系不好，成为目前我国政治生活中亟需调整的一个问题。这个问题的关键究竟何在？据我看来，关键在‘党天下’的这个思想问题上……” 郑四海看到当天《人民日报》，同办公室里的几个辅导员说：“储安平说‘党天下’，这话也太过激了，不过他的话也不是没有一点道理。战争年代，我们的干部，和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革命胜利以后，现在有些干部老是强调工作忙，群众想见都难见得到。他们满足于电灯、电话、楼上楼下，喜欢登在办公室里指手划脚。从这些问题看，党群关系是比过去差些了。这次整风，包括我们这些普通党员干部都应当检查一下自己是否有脱离群众的现象。” 谁知他刚刚说完这些话，马上就有人向黑大哥汇报了，因为黑大哥早就布置一些人暗地里密切注意他的言论，可是他本人还蒙在鼓里一点也不知道。鸣放会上，他仍然按照黑大哥的指示“带头鸣放”，觉得作为一个共产党员必须坚决听党和毛主席的话，一定要把干校整风运动开展得轰轰烈烈，把官僚主义彻底打垮。 这时整风运动在急剧地发展变化。1975年6 月8 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组织力量准备反击右派分子进攻的指示》。同日《人民日报》发表题为《这是什么话？》的社论。他看了当天《人民日报》社论，郑四海只觉得有些知识分子言论过于偏激了，可他做梦也没有想到自己言论会有什么问题。 山雨欲来，乌云滚滚天空暗，狂风怒吼，吹起层层浪花。黑大哥搞教育本领不大，但抓政治运动却很有一套，他及时让人将干校鸣放的会议材料整理出来，并带着材料亲自去向局整风领导小组汇报。他对整风领导小组组长、局政治部王主任说：“郑四海这种人，狂妄自大，一贯对党不满，不整一整不得了！他在鸣放会上胆大包天地攻击你，说你作为局党委书记不顾影响，不能以身作则，以出差名义，要专列带着亲属到处游山玩水……”（这个问题本来就是事实，《人民日报》公开批露过）局政治部王主任听后冷笑说：“至于他说我个人什么倒无所谓，问题是攻击党绝不允许！单威同志，我们应该分清大是大非，在原则问题上，不管他是谁，我们都千万不能含糊。你回去后要注意斗争新动向，特别要看看郑四海他到底表现怎么样？” 1957年从夏到秋，天气一天天逐渐变热，政治空气也在不断加温。从毛主席恳求民主党派帮助共产党整风转变为反右派斗争。从《人民日报》发表题为《这是什么话》的社论起，大规模的反右派斗争就开始了。首先从中央揪出罗隆基、章伯均、章乃器、储安平、丁铃、刘绍棠等右派分子。接着反右派斗争又发展到全国各地、各部门。 铁道部第六工程局干校也不例外，雷厉风行地掀起了反右派斗争。黑大哥颐指气使，让群众贴出的第一张大字报就是“郑四海和党外右派一起恶毒攻击共产党。储安平说‘党天下’，郑四海说‘党群关系是比过去差些了’，和党外右派遥相呼应……”同时，他叫会画画的人画了许多漫画。其中有幅漫画让人看了哭笑不得。画上面是人头、狼尾巴，身上披了件黄色军大衣，大衣上写的是共产党员、转业军人、烈士后代。旁边的名字──右派分子郑四海。接着大字报铺天盖地，到处贴，学校门口、郑四海的办公室、郑四海的家里，以至郑四海的自行车上。黑大哥号召大家都要争当反右派的勇士，以高度的阶级觉悟，大无畏的革命精神向右派分子进行坚决的斗争。他废寝忘食、焚膏继晷地为反右派斗争操劳。 郑四海是个血性汉子，吃苦、受累、甚至杀头他都不会畏缩，就是冤屈他无法忍受。他连做梦也想不到，自己一腔热血追求革命，对党对毛主席无限忠诚和崇拜，毛主席放屁他都觉得是香的，毛主席撒泡尿，如果让他喝他都会毫不犹豫地去喝。如今，响应党和毛主席的号召，却响应出罪过来了！一句闲谈的话却变成了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罪证。这是为什么？这到底为什么？他怎么也想不通，怎么也不服！为了争取宽大处理，他也曾想作些违心的检查，但他仔细一想觉得那样做不妥当，因为那样做不仅仅是没有骨气的表现，也是违背了毛主席一贯教导的实事求是精神。所以在批斗他的会议上，他态度顽强，大家逼他交待反党反社会主义思想根源时，他反复老是这样几句话：“我不反党反社会主义，我没有理由反党，更什么反动思想，如果说我工作上有缺点有错误我可以检查…..”再逼急了，他就说，“你们要我怎样交待才满意呢？请你们设身处地地替我想一想，一个讨饭出身的孩子，要学历没学历，要本领没有多大本领，由于共产党的培养，才当了干部，成了家，夫妻俩个人的每月工资能够拿到二百多元，可算提前过上了社会主义生活吧，这样的人他能 反党反社会主义吗？难道他希望国民党来了会比他现在的生活更美好，更幸福吗？告诉你们，你们想逼我承认反党反社会主义办不到！你们就是砍了我的头，我也绝对不会这样做。” 他的这番真诚激扬的话，不但打动不了那些有觉悟的勇士们，反而激起他们的愤怒、围攻。他们呼喊更厉害了，说他态度狡滑顽固不化，甚至将他参加函授大学学习也作为罪恶批判──上函大有野心，学习的目的就是要想往上爬，最后达到篡党夺权的目的……这真是：“时来天地皆同力，运去英雄不自由”。 干校有位副校长同情郑四海，他对黑大哥说：“人家郑四海从小就参加了革命，大家都知道他为党为人民做了不少有益的工作，不说别的，光抗美援朝人家出生入死就是三年，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吧；再说人家是烈士儿子，要说他反党反社会主义，我看不实际。”黑大哥听了他的话，伸出食指在空中划了个圈，然后生气地指着那位副校长的鼻子说：“……你呀！你呀！我不客气地说，我看你这种思想很危险！你别忘了自己应该站在什么立场上说话！是的，郑四海曾经是为党为人民做了些有益的工作，但这都是过去的事情了，已经成为历史，不值得一提。要明白，一切事物都在发展变化，千万不要忘了郑四海也是会变的啊！……”那位副校长听了黑大哥的这番话，吓得不敢再言语了。即使如此，这位副校长终于也难逃厄运，反右派末期，黑大哥说他“立场不稳，包庇右派”，最后把他打成漏网右派分子。 反右派初期，郑四海的问题还只是作为右派言论批判，并没有作为右派分子定性，真正定性是在1958年夏季。当时有位中央领导去重庆大学视察，此人在重庆大学万人大会上作报告时说：据你们重庆大学领导反映，学校有人说要杀尽共产党员。对于这种人，我看没有什么可怕的，因为枪杆子在我们手里，他要杀我们，我们可以对他实行无产阶级专政……最后他谈到反右派斗争问题时，他说，对那些在大鸣大放中有错误言论，又不肯认真检查认错的人，即使情节较轻，但态度恶劣的，也应该戴上右派帽子……这位领导的讲话报纸登出来以后，在下面就成了圣旨。郑四海的右派帽子也就是凭这位中央领导的讲话精神正式戴上的。 黑大哥在干校召开的全体职工大会上，端坐在主席台中央，他像只大青蛙，沙哑的嗓门提得很高，宣布说：“……根据中央区分右派六条标准，经局整风运动领导小组批准，按照第四条标准，我校决定将郑四海定为一般右派分子，开除党籍，遣送回乡监督劳动。他的问题主要是赞同储安平的‘党天下’，和党外右派遥相呼应；其次是反对领导，特别是反对我们局政治部王主任。要知道，反对领导就是反对党。尽管其情节较轻，但态度恶劣，又坚决不肯承认错误。”说到这里，他喝了一口茶润润嗓子，接下说，“谁都知道，郑四海的出身很好，从小岁就参加革命了，为什么能够走上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道路呢？我们要用发展的眼光看问题，他的反党，我们绝不能认为是偶然的。我以为他的思想是有其发展轨迹的。这个轨迹是什么呢？就是他参加革命以后，一帆风顺，得到了党组织的信任，结果不谦虚，不谨慎，骄傲自满，觉得自己了不起，目空一切，把谁都不放在眼里。由于他不能严格要求自己，不愿加强思想改造，所以个人主义逐渐膨胀，其突出表现是考上大学又不去读，想寻找机会往上爬……像他这样怎能不发展到反党反社会主义呢！所以说这是必然的结果。郑四海的问题，不仅值得他本人反省，也值得我们大家深思，总之这是个深刻的教训”。 郑四海被剥夺了说话的权利，此时此刻，任凭黑大哥“三寸不烂之舌”，要怎么说就怎么说，要怎样诽谤就怎样诽谤。他把香的可以说成臭的，把歪倒的东西可以说成是正的东西，把弯曲的东西可以说成是直的东西，把小的东西可以夸张为大的东西。 听了黑大哥这席话，郑四海觉得眼前漆黑，好像天碎成一块块掉下来了，浑浑噩噩，神魂颠倒。此时他似乎变成了一具僵尸，一截木材，失去了知觉。欲哭无泪，欲叫无声。他的理想，他的追求，全都丢失了。 邱云听到丈夫正式戴上右派帽子的消息以后，嚎啕大哭，她不信这是真事。但事实无情，在铁路职工医院门口，她亲眼看见公布的右派名单上有自己丈夫的名字，白纸黑字由不得她不信。看到这份右派名单，她全身一下子散了骨架，摊倒在地，不省人事。等她醒过来时，她已经躺在医院里。她爬起来不顾医护人员的阻拦，马上跑到局整风领导小组去找领导。她有充分的理由说明自己的丈夫不是右派，她知道他对党忠心耿耿，可以用自己的人格和党籍担保他不反党……可是她的话谁也不加理睬。领导说，他们只相信事实，事实是任何人也无法改变的。劝她一定要站稳立场，和右派分子划清界限，否则对她不利。 “青山只会磨古今，流水何曾洗是非。”郑四海认为划自己为右派是天大的冤案，可是谁又能主持这个公道！？他说自己从十四岁参加革命起，从没做过一件对不起党和人民的事情。在朝鲜战争中他整整呆了三年，流过血，流过汗，出生入死，从未动摇。在镇反肃反、三反五反等一系列革命运动中，他都是坚决听从党和毛主席话的，工作中曾多次受到过领导的表扬，怎么能凭一句话就判决他反党？他想，也许这不是上边的问题，而是下边的过错。因此他把一切希望都寄托在党中央和毛主席的身上。 他豁出来了，冒着坐牢的危险，跑去连珠炮似地质问黑大哥：“单书记，组织上为什么要断章取义地仅凭一句闲谈的话就打我右派？你们这样做法根本就是违背党和毛主席指示的。我是党和革命军队培养长大的，你们不能这样对待我。你们这样做要对自己的行为负责！按照你们的逻辑，儿子长大了，必定会杀害自己的老子娘不成？你们不看我的出身，也不看我的工作一贯表现，只抓住我的一句话，这叫实事求是吗？你们划我右派其中一条最重要的理由就是说我的态度恶劣，难道我没有杀人非得承认杀人才算老实吗？你们不是按照材料来决定问题的性质，而是根据所谓的态度来决定对人的处理。你们的党性何在？良心何在？你们根本就不是唯物主义者……” 黑大哥靠在沙发上，扭动着那肥胖的身体，先用手轻轻扶了扶金丝眼镜，然后又用手指弹了弹毛呢大衣上的灰尘，神气十足不慌不忙，皮笑肉不笑冷冷地说：“郑四海，请你放明白点，你今天再不是党委委员和理论教员负责人的身分和我说话了，记住，你的身分是右派分子，右派和我说话，态度应该放老实点。本来我可以不理你，但念我们在一起工作过的情分上，我可以告诉你这样一个事实：这次我们全铁路局划的右派分两类人，一类人是属于阶级本性，另一类人是属于忘本，你就是属于忘本这一类人。不过我也讲句心里话，从我个人的本意来说，也觉得划你右派太可惜，并非一定要划你右派，然而不划你右派，叫我又去划谁右派呢？你应该知道，打右派上边是有指标的，完不成指标，我这个书记如何交差？……”说到这里他停下来，想了想说，“郑四海，大家都知道你一贯忠于党、忠于毛主席？我劝你想开些，你这次当右派也就把它当作为党为人民最后再做一次贡献吧！你年青，有本钱，吃几年苦锻炼一下以后还是一样，可以重新入党，可以重新当官。唉！可我们年纪大的人不行罗，赌不起，也经不起呀！我明白，也许你暂时想不通，想不通也得通，你就慢慢去想吧。这也是没有法子的事情呀！你就接受考验吧！” 金秋的夜晚，一片寂静，天上没有月亮，也没有星星，乌云滚滚，漆黑一团，只有秋风萧萧。郑四海一个人独坐湖边，胳膊支在膝盖上，双手撑着下颏，他痛苦极了。天哪！天！你为什么不长眼睛？世界上这些不合理、不公平的事情，难道你就不知道？你既不分是非何以为天！人们都说人的命运是上帝安排的，上帝呀！上帝！请问，我前生作了什么孽？为什么对我的命运要如此安排？神仙呀！神仙！你不是神仙吗？请你告诉我，我的命运为什么这样苦？喂！喂喂！你们怎么一个也不回答我的问题？唉！我完了，一切都完了。难道我真的一切都完了吗？工作、前途、理想转眼间都成为泡影了！他想过跳楼、投河、卧轨，甚至打算临死之前去将黑大哥干掉……特别一想起黑大哥叫他“为党为人民最后再做一次贡献”这句话时，他就怒发冲冠，恨不得马上拿起刀来去杀死他才解心头之恨。他在心里说，哼！单威呀，单威！你说这话也不嫌牙痛，你作为党委书记，自己为什么不肯出来为党做这样的贡献，而叫别人来做这样贡献呢？然而他明白杀死一个单威并不难，大不了和他同归于尽。一个人死不足惜，更何况自己已经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然而要是这样做了，是非黑白也就永远无法澄清了，那样不是右派也是右派、不是反革命也是反革命。因为当时上面已有明文规定，反右运动中如果有人胆敢进行报复，即使是撕掉一张大字报也要按照现形反革命论处。凭一时之勇，杀了单威，怨气虽出了，但正好给了整倒自己的对手单威以口实，他会说你“坚决与人民为敌，自绝于人民”，那样冤情将永远无法昭雪了。如此，怎能对得起为革命牺牲的父亲？怎能对得起邱云和孩子们？就是自己不为自己着想，也要为家庭名声和邱云、孩子们着想。自己一死了事，可是邱云和孩子他们不仅仅是右派家属，而且要升级成为反革命家属了，那样做就坑害他们一生了。想来想去，他打消了轻生和报复的念头。记得一个作家说过：“一个人想死最容易，是任何一个傻瓜都能够做到的事。聪明人与傻瓜不同，就是他们能在逆境中坚持活下去。”因此他自己对自己说，不！我不能死，我要做聪明人，绝不做傻瓜。他又自己安慰自己说，陆地上没有完全平坦的路，山上的树也不可能都是笔直的，一个人从来不被别人误解的恐怕不会有。党内有些领导人，不是也曾经受过许多曲折和被别人误解过嘛！想到这里，他又觉得自己幼稚可笑。他站起来咬着牙拍着自己的脑壳自言自语说：“郑四海呀，郑四海！挺住！挺住！一定要挺住！要做生活的强者，怯弱是幼稚、愚蠢的表现……”同时他告诫自己一定要忍耐，忍耐，再忍耐，等待，等待，再等待，相信历史在最后总会做出正确的裁决。 一个人的身份变了，地位变了，人事关系和一切也都随着变了。原来和他要好的一些老同事、老战友、老领导过去见了面，都是又说又笑，现在见了面如同陌路人一样。每当遇到这种情况时，他恨不能地上有个窟窿钻进去。他痛苦到了极限，痛苦得脑子要爆炸。然而现实就是现实，必须面对。他不愿意再去想那些了，他只考虑今后的路应该怎么走。他是共产党培养成长起来的人，对党和毛主席怀有深厚的感情。他希望党中央和毛主席有朝一日会觉醒，最后能还他一个清白。所以，他连连给党中央和毛主席写信，一次又一次地申诉自己的冤情。一封、十封、百封地发出信去，一封封书信都是泥牛入海，永无消息。他的希望全都落空了，即使这样，他也没有完全灰心。申诉书还是继续不断写。最后他连自己也记不清楚一共写了多少封申诉信。 在这个问题上他顽固不化，真是老牛撞墙壁，到死不回头。没有回信，他准备亲自到北京去找党中央、毛主席申诉。他认为凭自己的出身、历史、以及一贯的工作表现，一句话，说什么也构不成反党反社会主义右派。他跑到西安车站买好了直达北京的火车票，打算立即启程。就在此时，在青海省当省委副书记的内兄邱一斌出差来到西安开会，他听说此事，派人开车偷偷把他接到他们青海驻西安办事处，劝他千万不要到北京去。他说：“你的问题是经过群众揭发和领导审批的，去了，不但见不到中央领导人，问题解决不了，回来搞不好还要落个无理取闹的罪名，那样，他们说不定会送你去劳动教养，后果更糟……”郑四海本想孤注一掷，经过内兄劝说，再加上邱云的苦苦阻拦，只好就此罢休。 邱一斌埋怨他说：“过去我要调你去西宁工作你硬是不干，说什么自己的路要自己走，不想依靠别人。要是去了，有我在那里，别人不看僧面看佛面，怎么也不至于因为一句话把你打成右派的。”停一会儿，他接着长叹一声说，“唉！老弟呀，事已如此，只有等待上边可有新的政策了，否则难哪！说实话，我是远水救不了近火，爱莫能助……”邱云听了这话，什么也不说，老是哭个不抬头。 从邱一斌那里回来，郑四海脑子里乱糟糟，他觉得自己再也无法在铁路局呆下去了，必须换个环境才行。换个环境即使让他扫厕所、挑大粪也行，也比在这里天天见到老首长、老同事一反常态的冷冰冰面孔，那样比用鞭子抽打在身上还要痛，比用刀子割肉还要难受。长此下去生不如死。此时，他的脑袋要炸开了，精神快要崩溃了，人快要疯了。他觉得遣送他回家监督劳动也比在这里好。 邱云整天哭哭啼啼，没有办法，她写了辞职报告，准备和丈夫一道回家。可是说什么领导也不批准，领导威胁她说，如果她坚持要辞职的话，同样开除党籍，也给戴上右派分子帽子。。那时她已经怀了第二个孩子，想来想去，为了孩子，她最后决定让郑四海先走，她暂时留下来，以后看情况再说。邱云尽管服从组织留下来了，但是组织上仍然不肯原谅她，说她“立场不稳，想跟右派分子走”，后来他们医院经过支部大会讨论，党内给她留党察看一年的处分；行政上不让她当医生，叫她去挂号。可想而知，对于一个孕妇又拖着一个孩子、丈夫又不在身边孤苦伶仃的弱女子来说，压力是何等的严重，情景是何等的悲惨！面对政治上的压力、生活上的困境，她欲哭无泪，欲喊无声。她苦苦的挣扎！静静地等待！当时幸亏她还有一份工作，每月还能够拿到八十多元的工资，这样她和孩子才不至于饿肚皮。 十八、万般无奈 盛夏的太阳，烤得地上青烟直冒。烈日像燃烧的火焰，衣服晒在外边不收，马上可以变焦，做个饽饽贴在石板上不翻，可以变成焦炭。这时，只见一条狗趴在屋檐下懒洋洋地张开嘴巴，吐着舌尖，一声都不叫。几头水牛伏在大树底下，甩着尾巴，半闭着一双眼睛，无精打采地舔着自己的鼻孔，四周有许多苍蝇干扰它，它用尾巴甩它们，可是甩也甩不走。非常时期，非常天气，农村只有中午才有一点平静。午间暂时平静的农村，不仅仅是因为天气炎热的缘故，更主要的还是因为男女劳力都集中出去大办钢铁了，家里剩下的只是些老幼残疾，中午天气炎热谁也不肯走出门去。举目远望，山坡上，到处都是小高炉乌烟瘴气，忽然一阵狂风吹来，把那些乌烟瘴气打碎抛在草上、树上，接着又慢慢地，慢慢地将它们托起来送上蓝天，最后才慢慢消失。 走进村庄，到处可以看见墙上写着“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人民公社万岁！”、“大办钢铁，七年超英，十年赶美！”、“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等标语口号。特别令人注目的是大食堂的烟囱昂首高高挺胸直立半空，像迷信传说的“黑先生”站在那里招收人们的灵魂。尽管食堂很大，烟囱很高，但是它缺乏生气，缺乏活力，更没有炊烟袅袅，人声鼎沸，只有几个老年人在那手里不断摇着芭蕉扇躺在凉床上休息。 郑四海回到家乡觉得一切与上次回家探亲完全两样。他茫然，他恍惚，他突然意识到这个“家”字别有一番风味。家，我的家在何方？哪里是我的家？他赤手出去，空手回来，一无所有。如今回来他根本没有一个属于自己的家。 他从这个小村庄走的，转了一圈又回到这个小村庄，这大概就是哲学上所说的否定之否定吧？不过这种否定不是螺旋式的上升，而是螺旋式的下降。他想想自己也觉得好笑。兔子满山坡，跑来跑去还是回到了老原窝。所不同的是出去的时候是自由人，现在回来却成了一个不自由的右派分子，唉！命呀！命呀！俗话说：“牛奈索不何，人奈命不何！”唉！不想那么多了，既然回来了，也只好听天由命！ 他心里空荡荡的，不知到那里去！他犹豫起来，站在村办小学路边张望着，思索着，最后干脆坐下来。此时此刻，他思绪万千，痛苦、羞愧、恐惧、委曲统统涌上他的心头，他心里作呕，头痛欲裂，浑身颤抖。他想：如果乡亲们问起我自小参加革命，现在怎么搞得这样狼狈回来，我该怎样回答？我实话告诉他们，我被打成右派了。要是乡亲们再问，右派分子反党反社会主义，你真得反党反社会主义吗？我又该怎样回答呢？难道我说自己根本就不反党反社会主义？人家又肯定会说，你不反党反社会主义，难道是共产党冤枉好人了？这样回答人家不但不信，同时也有损于共产党的威信！假如按单威说的那样说，“是在最后为党再做贡献。”这岂不是自欺欺人的天大笑话吗！人家一定会说你有精神病。如果违心地承认自己反党反社会主义，那么到底反对了什么呢？为什么要反党反社会主义呢？这些问题连自己也说不清楚。若说自己仅仅为了一句闲谈的话就被打成右派了，谁都会认为你在说谎话。唉！我，我，我！我该怎么说呀？我该怎么说呀！他想哭，恨地上没有窟窿，有窟窿真想钻进去化成泥土。 他觉得自己是一束花瓣，被人遗弃在路上，无人欣赏，任人践踏；他觉得自己是大江里的一只小船，无人主宰，在江心飘摇；他觉得自己是一只离群的孤雁，伶仃地流落在沙滩上，凄凄惨惨；他觉得自己是风雨中的一棵小草，萎缩在墙头上，任凭风雨吹打……可怜哪，可怜！在这个时候他才真正体会到了一个人离开了集体，离开了组织，有多么的悲哀。 他正在万分为难之时，只见一个老大爷担着水桶走过来。他头戴草帽，古铜色的脸上，有一道道像刀刻似的皱纹，两只手上的青筋，像老树露出来的根，根根凸起。此人他觉得很面熟，但一时又想不起来。他走上前去询问：“大爷，你可知道崔大伯？”老人把水桶放下来，从上到下仔细打量他多半天以后说：“请问你找哪个崔大伯？” “他的大名我不知道，只知道他的小名叫狗子。” “啊！你找他干什么？” “我是他侄儿……” “哦！你是他的侄儿？我怎么不认识你？我就是崔狗子，你是──” 郑四海眼泪漱漱往下流，哽咽地说：“崔大伯，我──我是郑四海呀！你不认识了？……” 崔大伯一把抱住郑四海说：“孩子，上次你回家，我去开荒没有见到你，想不到几年不见，你都长这么高了。有六尺多高吧？” “是的！一米八。” “啊！啊！好一个魁梧英俊的小伙子。什么都别说了，你的情况我早已听说了。走！快跟我回家去再慢慢说。” “大伯，你不是还没有挑水吗？让我去挑吧！” “不挑了，家里暂时还有用的水，等一会儿再挑吧。走！快拿上东西跟我回家。” 崔大伯的确老了不少，郑四海想，我走时还是黄口小子，现在都已经是20多岁的男子汉了，你说大伯能不老吗？记得自己离开家乡时，大伯还只有50多岁，如今快70岁的人了。多年不见，相貌都变了，也难怪乍一见面互相都不认识了。 进入一个胡同，拐了一个小弯，又走了十几米石板小路，崔大伯停住说：“孩子，到家了！” 崔大伯一声“到家了”，又引起了郑四海无限伤感。家，那里有我的家？十来年的革命生涯，枪林弹雨，如今只落得两袖清风，光杆回来。出去时，上无片瓦，回来时，下无寸土。不禁又默默地流下眼泪。崔大伯见他伤心的样子，也忍不住眼泪在眼眶里转来转去。他安慰郑四海说：“孩子，你不要难过，车到山前必有路。听小眯说上次你们单位派人到我们公社来过，讲你打右派了。当时我就寻思，这怎么可能呢！除非有奸臣陷害。我虽不识字，但我明白，任何朝代都会有奸臣。孩子，不管别人怎么说，我都相信你不会反党反社会主义的……” 郑四海听了崔大伯的这番话，心里舒坦多了，觉得自己在这个世界上并不完全孤立，还有人能够理解。郑四海说：“崔大伯，我记得你原先并不住在这里呀。”崔大伯说：“这房子是土改时分的，我原先哪草房，大办钢铁时，大队需要材料把它拆掉了，拆它也只是个把月以前的事情哩。” 进屋后，崔大伯首先给他倒了杯白开水，然后坐下来慢慢地和他谈起自家情况。他告诉郑四海，他的老伴1954年发大水破圩时得霍乱病死了。大儿子娶了媳妇已分开单过，小儿子还没有结婚，和他在一起生活，大队把他调去炼钢铁已经两个多月了。他还说，他目前这三间瓦房，只有他们父子俩个人住，十分宽敞，叫他就住在他家里，这样互相也好有个照应，问他是否愿意？ 郑四海感激地说：“崔大伯，我怎么还谈得上愿意不愿意，只是怕打扰你老人家了。” “你说的那来的话嘛，你跟我还要客气！”…… 郑四海坐了一天轮船，感到很疲倦，崔大伯看他疲劳不堪的样子，把他安顿在厢房里休息，随后自己拿着饭票到食堂打来白菜、米饭让他吃。吃过饭也不去打搅他，让他洗洗脸好好睡一觉。 第二天一早，郑四海就拿着户口、粮食关系和单位介绍信，匆匆去大队报到。大队部建在全村最高的小山包上。它坐西朝东，屋前面是四通八达的公路，再向前，是连绵起伏的山峦，山峦上有许多杉树。屋前屋后是条弯弯曲曲的小河包围着山坡。真如李白描写的那样：“青山横北廓，白水绕东城。”风景如画，美不胜收。走到这里，他似乎忘却了烦恼，又回到了童年。他最爱这块生育他的土地，童年的时候，他经常到这里玩，当时对这里的一草一木，就像了解自己手上的纹路一样清楚，那里有几棵松树，那里有几棵杉木，那里有几蓬茅草，粗细、大小、光泽度他全都知道。只是他觉得如今所不同的是树木少了大半，为什么？啊！他似乎突然明白了，想来有些树木大概是被人们砍去大办钢铁了吧！唉！大办钢铁，你炼出的钢铁到底有多少？！…… 他走进大队部办公室，只见一个穿着中山服、梳着分头的人，眯起眼睛扒在案上书写什么。哪人听见脚步声，抬起头来，他一眼看去就觉得很面熟，但是一时又想不出来这人是那个。他脑子迅速回忆着，搜索着，想了半天，他想起来了，心里说，看来这人一定是小眯！对了，和寄给自己的像片模样有点相象，只是现在发福了＿＿胖了许多。看到小眯，他脑子里自然闪过小兰。心里说，小兰，小兰哪！你现在怎么样？不过此时他无论如何也不好马上打听关于小兰的情况。 阮刚看看来人，似乎也觉得有点面熟，因为郑四海也变模样了，只是浓浓的眉毛、卷发、黑宝石似的眼睛还没有变。再加上前些日子郑四海的单位来过人，说他马上要回来，所以他很快断定来人一定是郑四海。他说：“你──你莫非是郑四海？” 他回答：“是的。你──” “你连我都不认识了？我是小眯呀！也难怪，我们在一起的时候大家还都是小孩子，现在都长大了，当然都变模样了。要不是前几天你们单位来人说你要回来，说什么我也不会想到来人就是你。老实说，要是在路上碰见你根本就不敢认了。”阮刚说。 “小眯，你现在大队当什么干部？” 郑四海问。 “我们算什么干部？在农村为大家跑腿罢了。原先当社长，现在当大队党支部书记。” “啊！你是大队书记，那么以后我应当喊你阮书记了。” “你怎么称呼我都无所谓，喊我小眯也行。” “那怎么行呀！” 他将户口和粮食关系拿出来交给了阮刚。阮刚说：“今天正好大队其他干部都不在，炼钢铁的炼钢铁去了，下生产队的下生产队去了，老同学在一起，我们可以敞开胸怀随便谈谈。但是过了今天，人多的时候，我们恐怕就不能那么随便了。这点请你谅解。”说着他掏出“双戴花”牌香烟，给郑四海一支，“烟不好，抽一支吧。” 郑四海摇摇头：“我不会吸烟。” 阮刚说：“想不到你出去这么多年还未学会吸烟。不吸烟也好。可是我就不同了，为了平时应酬，烟酒样样都学会了。”他吸了几口烟，意味深长地说，“四海老弟呀！跟我说老实话，你到底怎么搞的，为什么被打成右派了？” “阮书记，这个问题不是一两句话可以说清楚的。以后再慢慢说吧。现在我问你，你打算把我安排到那个生产队去劳动？” “让你到你母亲那个生产队去怎么样？” “不！过去她没有得到我的什么好处，现在倒了霉再去投靠她，那样不好。我不去她那里，我不愿去连累他们。” “怎么说连累他们呢？我听说你参加革命以后还一直给她家寄钱，现在你落了难，他们大概不会有这种想法吧。” “我给她寄的那几个钱算得了什么！那是我应尽的孝心……阮书记，不管怎么说，我都不愿意去母亲那里，还是让我和崔大伯住在一起吧。崔大伯说，他几代贫雇农，只要走得正行得正，不怕受牵连。” “那也行。明天我就到第五生产──也就是崔狗子那个生产去，和他们第五队队长说一声就是了。放心！别的问题我不能帮忙，这个问题包在我身上好了。” 郑四海说：“阮书记，我收到过你寄给我的一封信，里面还有你和小兰的结婚照……接到你的那封信以后，我给你们写信你们为什么老是不回呢？” 阮刚说：“唉！四海老弟呀，我们在农村当个小干部，工作不晓得有多忙，大事小事都得管。天天穷忙乎，有时连饭都顾不上吃。不过你写来的每一封信，我都仔细看过，知道你读了许多书，懂得许多大道理。但是从你的来信看，我总觉得你太有点教条主义。开口马克思，闭口毛主席。你在信上还一再叫我在工作中要坚持实事求是，不说假话、不做假事，当时我就跟小兰说，四海老弟已经变成书呆子了，迟早总会吃亏的。怎么样？现在应了我的话吧。”他狠狠吸了几口烟，继续说，“老弟呀，不瞒你说，你有你的人生哲学，我有我的处世法则。我从来对于那些大道理，都是一听而过，至于怎么做则由我。我有一条做事准则，做什么事都要凭自己经验去办，我认为只有经验才可信。我还觉得，无论大事、小事、公家事，不说假话难办事，一切都是那么回事。老实说，我的这些话是不能拿到桌面上谈的，这叫做能悟不能言。你的话能拿到桌面上谈，人家也称赞你的话有水平，但在实际生活中却怎么也行不通，这叫做好听不管用。你以为呢？”此时，阮刚眯起小眼睛，又狠狠吸了几口烟，不等郑四海回答，继续说，“老弟呀，你不见如今中央一会儿批冒进，一会儿批保守，一会儿叫鸣放，一会儿又反右派这种形势吗？你看那个说真话的人有好的下场呢！？这叫做忠臣没有好，有好莫忠臣。我虽没有你那么高的文化，但我自认为我的脑袋瓜子却比你灵活，懂得随机应变。马克思主义不是提倡活学活用嘛！我就是懂得灵活应用。另外我还懂得左比右好，‘左是马克思主义的，右是反马克思主义的’，这话可不是我造的啊，据说是个大人物说的哩！我赞成这个观点。老弟，我不是说你讲的那些大道理有错，只是大道理嘛──老实说，在实际生活中它屁也不顶，一分钱也不值。四海老弟，我们要不是一起长大的，这些掏心窝话就是打死我，我也是绝对不会在你面前说的。我跟你说这些话没有别的目的，我作为你的老大哥，只是希望你以后接受教训，今后最好能把我的话牢记心上……” 郑四海对于阮刚说的这番话，尽管心里有些反感，但又不好当面说什么。他叉开话题说：“好！阮书记，其他话不说了。我问你，小兰现在好吗？” “她好不好已经和我没有关系，我们已经离婚了。” “啊！这是为什么？” “这事也不是一下子能说清楚的，以后再说吧。你现在住在那里？” “暂时住在崔大伯家里。好！不耽误你的工作，我该走了。” “好！你慢走，明天我到崔大伯家去找你。” 阮刚客气地把郑四海送到门外。离开大队部往回走的时候，郑四海心里想，阮刚尽管文化程度不高，但他的处人处世确实比自己强，自己要不是太相信党中央和毛主席的话，也不会落到今天这种下场。细想起来，自己是上当了。唉！阮刚他说我是书呆子，一点也不错。是的，现在应该承认自己太相信大道理了，是那些骗人的大道理害了自己。也许大道理对于有的人来说，根本就是用来欺骗人的鬼把戏。他又反过来一想，觉得人必须懂道理、讲道理才行。如果世界上的人，都不懂道理、不讲道理，那样世界将会成为什么样的世界呢？如果主宰世界的人，都不懂道理、不讲道理，只是野蛮和无人性，那样还能叫人么？充其量只能算是披了人皮的野兽罢了。作为高级动物的人无论如何都得懂道理、讲道理才对。人离不开理论的指导，理论是行动的指南。反过来人也有检验、修正理论，发展理论的责任。说假话、做假事、不坚持实事求是的人，也并非都不懂道理，而是那些人为了捞到好处，有意地昧着良心用大道理骗人，干那种自己认为是聪明而到头来必定要受到历史惩罚的事情。这也许就是世事的复杂性吧。 阮刚为了照顾郑四海，按照郑四海的要求，把他安排在崔大伯家里住，并分配他在第五生产队食堂当炊事员。按照常规，一般说右派是不能安排到食堂干活的，可是山高皇帝远，在这里一切都是阮刚说了算。他说了，谁也干涉不了，谁也反对不了。 阮刚对郑四海确实很关心，每过几天就抽空到第五生产队食堂去巡视一次，表面上说是去检查食堂工作和看看右派分子干活是否老实，实际上是来安慰他，怕他感到孤独。有时他还把他叫到食堂办公室去，对大家说是让右派汇报思想情况，其实是和他谈心。阮刚告诉他，炊事员这活别看很累，但在农村它和其他活相比算是轻巧的了。一不晒太阳，二能吃得饱，叫他一定要安心，好好改造，千万不要带他为难。他还说，今后虽明里不能帮他，但暗地里他可以用自己的权利尽力照顾他。并告诉他，以后有什么事不好直接找他的话，可以通过崔大伯转告。郑四海还是有点自知之明，他讲自己是右派，请他最好还是和他疏远点好，免得受牵连。阮刚听了哈哈大笑说：“我说过，世界上的事就是那么回事，死秤活人扶。农村不比部队、机关，在这块小小的土地上，放心好了，我要怎样就怎样，誰也管不着。”同时他劝他不要胡思乱想，他说自己曾到公社看过他的档案，只是说了一句错话的问题，没有什么了不起的，相信迟早一定能够平反。他还说，他的话是有经验作根据的。1942年的整风运动、1953年的“三反五反”、1956年的肃反等一系列政治运动之后，都来过纠偏，难道反右派就不纠偏？他说他可以打赌：如果纠偏的话，肯定首先会纠正到他郑四海的头上，因为他出身好，从小参加革命……最后他又似乎是向郑四海乞求说：“四海老弟，你若是平反了的话，到时可千万不能忘记我小眯啊！” “不知可有那么一天，如果有那么一天，我一定不会忘记报答你的恩情的。” 郑四海说。 “我相信你说话会算数的。” 阮刚微笑说。 郑四海为了工作方便，从崔大伯家搬出来，吃住在第五生产队大食堂。生产队的食堂，可比不上单位食堂。它没有几条板凳，也不分红案、白案，天天老一套── 干饭、稀饭，烧萝卜，或者白菜汤。 这个第五生产队食堂一共六个炊事员，担负着供应本生产队一共220 个人口的一日三餐。郑四海名义上是炊事员，实际上是炊事员兼管理员，因为炊事员中没有识字的，所以柴米油盐进出账目的事，大家都叫他干。当时农村有句顺口溜：“食堂是天堂，没有后门不能上。”六个炊事员中间，除了他之外，其余的人，都是阮刚的亲戚，别人想干是干不上的。据说，有的人为了谋求这个差使，不知给阮刚送了多少礼，说了多少好话，甚至有的女人以身相许，结果都没有谋求得到，大家背后都说，郑四海的运气好，前世烧高香了。有些人背后说：“郑四海要不是和小眯是同学的关系，右派怎么能够当上炊事员？”这些话后来让阮刚知道了，他把讲这话的人一个个找去，狠狠地批评了一顿，他说：“你们懂个屁！要知道，我叫郑四海当炊事员是有我的道理的。人家是一个人，无挂无牵，他一个人吃饱了，全家都饱了，他不会要生产队里一针一线，拿了也没处放，所以我才用这种人。再说他有文化，能写会算，你们会吗？实际上他一人干了三个人的活──炊事员、保管员、会计，你们那个干得了，如果你们那个能行，我可以马上把他撤换下来换上你。你们怎么都不说话了？所以我觉得用他根本就没有错，并不是因为我们是同学的关系。更何况当炊事员也是吃苦的差事，又不是叫他当官，这有什么不可以的呢？以后你们那个要是再胡言乱语让我听到，你就小心好了，到时别怪我抹脸不认人啊！”他的一席话，说得那些人闭口无言了。 那些人最后只好说：“阮书记，我们错了，以后保证再也不会乱说了。” 阮刚满意地点点头说：“嗳！这就对了，看问题不能光看一面嘛！” 世界上没有无缘无故的恨，也没有无缘无故的爱。郑四海知道自己要不是和阮刚同学，他是绝对当不上炊事员的。为了不带阮刚为难，他工作十分谨慎，干活也很卖力，每天天不亮就起来挑水，晚上人家休息他涮锅、扫地、做账，所以群众对他的反映很不错。群众对右派分子的好评，来之不易，可有谁能知道他为此付出了多少汗水与艰辛呀！他已经许多年没有再参加过重体力劳动了，如今他每天要跑半里多路，挑二十多担水回来，肩膀压肿了，脚也打起泡了，这些苦楚对谁诉说！他只有默默地忍受，偷偷地流泪。虽有人同情他，但这毕竟是少数。有些人则认为对这些反党反社会主义右派分子，就应当给予这样的惩罚。当时，靠近食堂旁边有一位老贫农、单身汉、共产党员，他自己怕挑水，每天收工回来，就在食堂水缸里打水洗澡、洗衣，因此他要多挑四五担水才行。对于这种情况，他不好讲，也不敢讲。他自嘲地对自己说：“郑四海呀，郑四海！你受罪活该，谁叫你是右派呢！” 郑四海自己虽苦，但他对于在生活上比他更艰苦的人，总是尽自己一切力量去帮助。生产队里有一个陈大嫂，丈夫患了肝腹水，睡在床上不能动。大嫂生了个小男孩，没有奶，给孩子喂糊糊没钱买糖，他知道后，就将邱云每次给他寄来的一共三十元另花钱偷偷地全部送给了她。陈大嫂感动得不得了，跪在地上叩头说：“恩人哪！你的大恩大德我永远不会忘记……” 郑四海赶忙把她扶起来说：“大嫂千万不要这样！千万不要这样！你我都是苦命人呀，苦命人帮助苦命人理所应当。”同时他又说，“陈大嫂，这件事情只有你我知道就行，千万不可以说出去，说出去了，人家会说我拉拢贫下中家。那样我又要罪上加罪了。” “恩人哪！请你放心，我一定保密。我虽不识字，但能分清楚好歹。你是好人呀！” 他看到陈大嫂，就想起了小兰，小兰离婚了，看来也是苦命的人呀！我回来了，她为什么不肯见我呢？这里面不知是何原因？唉！也许骇怕受牵连吧！…… 有天早晨，太阳刚刚升起，只听见“锵锵锵”，“咚咚咚”，锣鼓喧天。郑四海跑出门看，才知道是大队人马到公社去报喜。这时，队伍中间有个二十几岁，绰号“瘦猴”的小伙子，一边走一边唱：“粮食放卫星，大队书记笑盈盈，收来的粮食全上缴，社员把眼瞪……” 崔大伯赶快跑过去，在他头上轻轻拍了一下，小声说：“瘦猴，你胡说些什么？你不想活了！”“瘦猴”回过头来，对崔大伯做了一个鬼脸匆匆跑了。 那天下午，在炼钢高炉工地上，阮刚召开了大队社员大会。会场四周插了许多红旗。红旗迎风飘扬，争相媲美，当然，最美的要数公社奖给阮刚领导的东湖大队那面优胜红旗了。这面红旗颜色特别鲜艳，上面用粗壮有力的八个大字：“再接再厉，乘胜前进！” 阮书记站在小山坡上最高处，神采奕奕地对着围坐在工地上的社员们高声说：“同志们，今天公社奖给我们大队的这面优胜红旗，它是我们大队全体社员的光荣与骄傲。我们今后一定要誓死保住这面红旗，让它永放光芒，永不褪色。上级要求我们再接再厉，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因此，我们必须破除迷信，解放思想，发扬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革命精神。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实现党中央提出的超英赶美的宏伟目标。今年全国要求生产钢铁1,070 万吨，比上年翻一番。公社交给我们大队的炼钢任务是10吨。这是硬任务，只许不折不扣地完成，没有价钱可讲。我在公社跃进大会上代表我们大队表过态，我们大队保证完成炼钢20 吨，争取翻一番。另外在农业上，公社要求我们大队粮食突破吨斤亩，我表态保证我们大队粮食突破两吨斤亩，也争取翻一番。我这样说也许有人说我冒进。就算是冒进吧，冒进怕什么？上级说过，冒进是马克思主义的，反冒进是反马克思主义的。我宁可犯左倾错误，也不犯右倾错误……” 大家听了阮刚的这席话，一个个目瞪口呆。这时，瘦猴在人群中又小声唱道：“哎呀！哎呀！跃进！跃进！群众难混，不分日夜，骨瘦粼粼。说真话的干部打入地狱，说假话的干部平步青云。大队干部挺起胸，公社干部昂起头，保证！保证！红花胸前戴，奖状挂满屋，六月西瓜红到边，社员腰勒紧，腰勒紧！挨饿无处申！” 这时，崔大伯听见了又跑过去偷偷地在瘦猴腿上狠狠地掐了一把，低声说：“瘦猴呀，你怎么就不着记呢？又乱说了，我看你非得倒大霉才收场！”瘦猴哎呀叫了一声，吐了一下舌，赶快躲进人群里去了。 阮刚这个人平时是从来不干活的，穿着整齐，态度严肃。要是遇到领导来检查，他会马上换上旧衣服，脱掉袜子鞋，在田里来回跑一趟，吆喝这，吆喝那，遍身都是劲。大家背地都说，他是葱插在猪鼻子里──装象。在那个时期，不管是真象，还是假象，只要装得像，上级就欢喜。 郑四海虽很感激阮刚平常对他的照顾，但内心对他的这些做法实在不敢苟同。有一次在路上他遇到了阮刚，他以一个老同学的身分想提醒他：“阮书记，请留步，我有话和你说。” 阮刚停下来，问：“你有什么事，赶快说吧，我还有事呢！” 郑四海说：“我们是老同学，又是在一起长大的，我说话就不转弯摸角了。有些事我希望你还是注意点好，不要尽做假事，这样会一害了国家，二害了大众，搞不好你迟早也要和我一样倒霉的……” 阮刚不等他把话说完，一摆手，不耐烦地说：“四海老弟，我劝你最好还是少管这些闲事。我也不瞒你，你也不看看现在的风头，不说假话能办成事吗？不过你在我面前说什么都没有关系，我不会计较，要是在别人面前这样说，恐怕你会吃不了兜着走呢！告诉你，你要是再执迷不悟，到时我可保不了你啊！我说你呀！你！叫我怎么说你呢？我看你真是太迂腐了！你为什么就不考虑考虑自己现在的身份？你现在自身都难保了，何必再管别人的闲事。要知道，这样做最后你只能是瘌痢头上讨醋浇。”说完他就匆匆走了。 好心相劝却碰了一鼻子灰，郑四海自觉没趣。但他并不死心，他又跑去找崔大伯。来到崔大伯家，崔大伯见了他老远就说：“四海你已经好久没来我家了，我倒很想你呀！你搬到食堂去住习惯不习惯？如果需要什么尽管讲啊……”崔大伯像放连珠炮似地一连串问了他许多问题。 郑四海说：“大伯，我来一方面是想看看你老人家；另一方面是想请你老人家出面劝劝小眯。唉！刚才我在路上遇到了小眯，我劝他不要干那种弄虚作假坑害国家和老百姓的事情，他怎么也听不进去，我想你的话也许他能够听。要知道，他那样干，迟早是不会有好下场的。” 崔大伯“唉！”深深叹了口气，随后说：“我何尝没有劝过他，好话总说了几箩筐，他就是不愿意听。他还说，‘大伯，你老了，思想已经僵化了。你若不是老糊涂了，就是不懂得做人必须顺应历史潮流这个道理。人，不能顺应历史潮流，就会被历史淘汰。他还说，你看看郑四海不就是实际例子么？俗话说，识时务者为俊杰……’你想，他这么讲，我还能说什么呢！算了吧，由他去吧，他愿意怎么着就怎么着好了，最后倒霉的是他，而不是别人。如今在我们大队他是一手遮天，什么都是他一个人说了算，想怎么样就怎么样，谁也拿他也没办法！” 崔大伯还告诉郑四海，关于阮刚的所作所为，早就有些人向上反映过，可是到头来倒霉的不是阮刚，而是反映情况的人，因为上面总是有人护着他……听了崔大伯的话，郑四海才真正明白了阮刚为什么弄虚作假肆无忌惮，胆量越来越大。因此他也软了，觉得凭自己的力量根本无法改变阮刚的思想。 十九、儿女情长 郑四海人在家乡，心在西安。他在食堂，一有空或则躺在床上望着天花板，眼前总是出现邱云和战战的影子。他不放心邱云和战战，估计他们一定会受到自己右派问题的牵连……在当时的情况下，他担心邱云和孩子不是没有道理的。因为那时是一人得道，鸡犬升天，一人倒霉，全家遭殃。邱云的处境的确很困难，她成了单位不戴帽子的右派分子。她怀了第二胎，妊娠期间挺着个大肚子又拖着一个孩子，除了上班以外，开门七件字，油盐柴米酱醋茶，生活上的一切问题都得自己解决。真是里里外外一把手。政治上，他受到了留党察看的处分，一举一动都要小心谨慎，上班要听人家的冷嘲热讽，冷眼白眼。工作上稍有一点差错，就要受到群众的批评与批斗。 世界上的人总是喜欢锦上添花，很少有人愿意雪里送炭。俗话说，“墙倒众人推。”邱云本来没有干过经济工作，组织上偏偏分配她去挂号。算账不熟练，慢了，有些看病的职工，则蛮不讲理地骂娘：“妈的，我看你这个右派分子的老婆故意磨洋工吧？”要是把账算错了，那就更是不得了：“妈的，我看你这个右派分子老婆想翻天吧？对党不满也用不着在我们身上报复呀！”邱云对于这些人的污蔑、漫骂，只有忍气吞声，以泪洗面，敢怒而不敢言。 就在这种极端困难的情况下，她还时刻惦记着丈夫。每个星期只少要给郑四海写封信，鼓励丈夫好好改造，有时信里还夹上几元钞票，让他零花。在信中除了要求他好好改造外，还要反复嘱咐他一定要保重身体，说只要留得青山在不愁没柴烧。只要身体好，相信夫妻迟早总会有团圆的日子。她的这些话，对郑四海是鼓励，也是鞭策和希望。 邱云太思念丈夫了。她经常梦见他穿着白衬衫，风度翩翩地回到她的身边。她高兴得不得了，赶快到厨房里去做他最喜欢吃的韭菜饺子。包饺子，是她拿手好戏。她仔细认真，精心制作，饺子皮，擀得薄，心儿装得多。韭菜馅里除了有肉之外，还放了虾仁、葱、生姜和老蒜。自己先尝尝，觉得味道不错，满意地笑了。她开心地灶上灶下忙着，忙着，忙着，不放心从厨房里出来看看，生怕丈夫走了。可是一看呆了，她最当心的事情发生了，郑四海不见了。她大声地喊哪，喊哪！喊！醒过来，睁开眼睛一看，空空如也，原来是一场梦。这时她伤心地哭了。哭啊，哭啊！一直哭到天亮。然而一切并不因为她的啼哭而改变，万事照常。没有人前来相劝，也没有人前来安慰。新的一天太阳又升起了，她还得照常挺着大肚子去上班。上班时，经过大家面前，大家似乎都觉得她不存在一样。没有人和她打招呼，也没有人看她一眼，她觉得自己在这个世界上是多余的，还不如一根小草。尽管她营养不良，身体虚弱，为了上班不迟到，她上班时总是连走带跑，跑到医院，在狭窄的楼梯上，她顾不得肚子里的孩子死活，还得拼命地同大家一起挤着往上爬，因为别人迟到了不要紧，她迟到了不仅要扣工资，而且要受批评甚至挨批斗。 遇到星期天她那就更凄惨了。别人夫妻双双上街看电影、逛公园、走亲戚，而她形单影只，在这一天里却比平时更忙碌。孩子从幼儿园接回来，不仅要带，而且还得趁着假日洗衣、拖地、买煤、买米、买菜……累得腰痛背酸，再苦再累也无处诉说。她想：我前世到底作了什么孽，今生有这样的多灾多难？我的命运为什么如此不幸，难道这是上帝对我的惩罚吗？ 邱云迟不生早不生孩子，偏偏在此时又生下了第二个小男孩，父亲不在身边，她自作主张地为孩子取了个乳名叫平平。意思是希望因为这个孩子的出世，父亲能够平平安安无事。孩子出世之前，她曾想过把他送给别人，但出世后又不舍得，不管多么困难，说什么也是自己身上掉下的肉呀！她流着既苦涩又幸福的眼泪，捧起孩子喃喃自语：“平平呀，平平！你来的真不是时候，你为何在这个时候跑到我们这个不幸的人家来受苦受罪呀！” 保姆早就辞退了。她只有自己侍候自己做月子。孩子满月以后，她一个人拖着两个孩子，一个送幼儿园，一个送托儿所。经济异常吃紧，一个人几十元的工资，要养活三个人，即使再精打细算，省吃俭用也很难维持。 尽管她生活非常艰难，但她也不愿意把真实情况告诉丈夫，写信总是叫丈夫放心，说自己生活没有问题，完全可以对付。她告诉丈夫他们的第二个孩子又出生了，而且是个男孩。她向丈夫保证，说自己再苦再累也要把两个孩子抚养长大。她说她没有别的希望，唯一的希望就是要他一定得安心好好改造，争取早日摘掉右派帽子，全家早日团圆。 郑四海知道邱云的日子不会好过，但他万万没有想到她的生活艰难到比他想象的还要严重。她每次来信总说她一切都很好，让他宽心，其实她越这么说，他越是不放心，因为他最了解邱云，了解她是个从来不愿向困难低头的女强人。他觉得自己太对不起她和孩子们了，怨恨自己没有尽到一个做丈夫和做父亲的责任。他知道他们在这个时候最需要他──孩子需要爸爸的照顾，妻子需要丈夫的温暖。怎么办？他想来想去，决定返回西安去看看。然而他清楚，请假根本不可能，谁敢批准他的假？也就是说想返回西安去，比登天还要难。他想来想去，最后他决定破罐子破摔，唯一的办法就是不辞而别，逃之夭夭。即使要冒天大的风险，甚至是性命他也必须这样，反正豁出去了。 郑四海主意已定，走！要走就走！不能迟疑。他带上穿换的衣服，乘夜深人静，偷偷地跑到轮船码头，购了轮船票，先到芜湖，再由芜湖乘火车到南京，然后乘南京直达去西安的火车。 金秋十月，万里无云，天高气爽，西安比起皖南，已不是那么炎热。这里同样到处红旗飘扬，到处高音喇叭喧嚣，街头小巷，到处是卖西瓜小贩吆喝着。要说其他事情，似乎和他离开时没有两样，只有火车站出现了新的情况。那里人山人海，新疆、蒙古、青海、甘肃等地的招工站，支起帐篷，摆上桌子，架起高音喇叭，都在那里竞相叫喊：“同志们，热诚地欢迎你们到我们那里去参加经济建设。我们求贤若渴，量材使用，你适合干什么，就分配你干什么。我们招工待遇优越，工资高、劳保福利好。另外厂房高大，设备先进。宿舍条件很好，居住宽松、漂亮，愿意带家眷的，也可以带家眷呀……” 郑四海想，形势怎么发展的这样快呀！看来自己真的已经被社会淘汰了，一戴上右派帽子，即使你有天大的本领也都完了。因此他又伤感起来，一阵辛酸，眼泪倏地流下。 他在火车站、街上到处转了一圈，目的是消磨时间，等候邱云下晚班。他本想自己回家去，却因为身上没有进门的钥匙，又不好意思到邱云单位去找她，于是只好耐心等待天黑下来再回家。天，终于黑下来了。邱云下班回家，见他站在门口，又是喜欢又是忧愁。喜的是，她日夜盼望的丈夫终于回到了自己的身边，一家人暂时团聚了。愁的是，她猜得出丈夫一定是偷着跑回来的，因为她清楚誰也不敢批准他的假期。她想，这个后果是严重的，抗拒改造的罪名是少不了的。怎么办？“唉！”她长叹一声，自己劝自己：他既然回来了，也只好听天由命了，考虑不了那么许多，还是首先把他安顿下来再说吧。 郑四海见到她和两个可爱的孩子，忘记了自己的一切忧愁和烦恼。他走到儿子的身边，抱抱这个，又亲亲那个，一个个亲的没完没了。亲着，亲着，眼泪又像淋雨似地往下落。此时此刻，他才真正体会到了什么叫“英雄气短，儿女情长”这句话的真正内涵。 邱云带着忐忑不安的心情为丈夫包饺子，不过这次包饺子不是做梦，而是实实在在的真实事情。她明明白白地看到丈夫回来了，真的回来了！而且就站在她的身边。他又黑又瘦，和原来的丈夫判若两人。因此，她偷偷流泪，心疼极了。然而，过了一会儿，她忘却了孤独，完全沉浸在幸福和欢乐之中。不管别人怎样看待自己的丈夫，而她觉得自己的丈夫是一个忠于党忠于人民的好人。今天她无论如何都要把别人的冷眼、白眼以及凌辱放到一边，主要是好好生生地包顿饺子让丈夫吃个饱，吃个痛快，他已经几个月没有吃到她亲手包的饺子了，她想丈夫能吃到她亲手包的饺子，一定特别很高兴，特别幸福。至于吃过饺子以后怎么样，她暂时不必去考虑，天要塌，也只能由它了，这是没有办法的事情啊！ 饺子包好了，端在桌子上，她亲手为他盛在碗里，满满的一大碗，叫他放开肚子吃，说锅里还有。他要她一起吃，她却不肯，她说她要站在一旁望着他吃，不把饺子吃完不许放碗。因为她知道，他最喜欢吃饺子，尤其是喜欢她亲手包的山西饺子。他很听话，狼吞虎咽，一口一个，他吃得是那么香，那样甜。她站在一旁看着，似乎在欣赏一场音乐晚会，特别开心。 俗话说，人倒霉了，喝凉水都会塞牙。他还未放碗，只听得“咚咚咚”有人敲门。邱云跑过去拉开门，只见居民小组长领着铁路派出所民警走进来，民警凶狠地指着他的鼻子说：“你叫郑四海吗？请你跟我走一趟。”他无话可说，只好老老实实地跟他们出门了，但是他心里愤愤不平地说，过去你们这些人见了我点头哈腰，如今见了却似凶神恶煞一般，真是人不走运，连屎壳郎都会咬人！ 邱云站在那里呆若木鸡，孩子们哇哇地哭，她也没有心思去管。丈夫被带走了，没有一个人前来对她说句安慰的话。此时四周一片寂静，只有孩子的哭声，外边的风声以及自己的唏嘘声掺杂在一起…… 郑四海被带到派出所，二话没说随后就被关进了铁路看守所。关了一夜，第二天审讯时，他如实地交待主要是因为老婆生了孩子，不放心，所以才偷着跑回来看看。派出所干警告诉他，他们是根据群众举报才抓他的，并未发现他有其他犯罪行为，决定无条件释放放他。可是他对无条件释放却提出了条件，他说：“我不想走了，要求你们就近送我去劳教吧，这样我就可以经常见到老婆孩子了。” 这下可难坏了派出所的干警，因为这个问题他们无权决定，只有请示上级。经过请示，最后上级明确答复说：“不行！你不够劳教条件……” 那个时期也真怪，要求劳教的不给劳教，不愿意劳教的偏要送去劳教。派出所干警为了执行上级指示，他们采取了软硬兼施，连哄带吓的办法才使他离开。郑四海白白坐了一夜牢，真是哑巴梦见妈，有说不出来的苦。 他回到家里住了几天，再也没人撵他走。然而他觉得长期住下去也不是办法，因为本来经济就非常困难的邱云，再添上一张嘴，生活怎能维持呀！邱云想出来一个办法，那就是由她出面去哀求铁道部西北铁路局政治部王主任，要求能否给安排个临时工作。郑四海开始不同意邱云的意见，他说：“我曾经说过愿意回乡劳动改造，你现在这样做，不是让我自食其言了嘛！”邱云说：“你现在你已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了，还要面子嘛！” 郑四海再也无话可说，只好由她去了。邱云见到王主任说明来意，王主任“唉！”长叹一声，摸摸秃顶说：“郑四海这小子就是太任性了，如今有麻烦了吧！这样吧，我跟有关部门说一说，让他留下来，去工地当个临时工好不好？” 邱云千谢万谢说了不少好话，只差没有给他跪下来扣头了。当时宝成铁路已经建成，改建的铁道部西北铁路局又接受了兰青铁路的新建任务。郑四海被分配到甘肃和青海的交界处──青海省老鸦城，西北铁路局第五工程处当临时工。他所在的那个工区距老鸦城还有十几里路，周围全是大山，是山连着山，沟接着沟，没有人烟的地方。那里的工人住的全是用木板和芦席搭的临时工棚。工区党总支书记叫王力山，原来在铁道部第六工程局干部学校上过学，是郑四海的学生；工区段长则是他过去下去蹲点为他补习文化课的那位段师傅。所以他们对他都很关照。总支书记王力山和段区长都告诉下面的队长说：“郑四海虽犯了错误，但他的错误是思想认识问题，并不太严重，过去他对革命有过贡献，战场上曾经负过伤，身体不太好，干活请大家照顾点，让他干点力所能及的活就行了，对于他来说，不是要他干多少，主要还是改造他的思想。”铁路系统和其他的企业不一样，它属半军事化，上级的话，就是命令，下级必须绝对服从。因此，平时放炮打眼、拉板车、抬土、扛木料，队长从不叫他干，只叫他拿工具、打开水、协助推板车……这样，他在那里并没有吃太多的苦。即使这样，可是他内心的痛苦和委曲比肉体和生活上的痛苦还要严重，这种痛苦甚至折磨得他快要崩溃。他想不通，他怎么也不通，因为一句闲谈的话，竟落到如此地步！共产党员成为共产党的敌人，干部一下子变成了临时工！这究竟是为什么？难道上天瞎了眼？毛主席，你不是人民的大救星么，为什么不站出来说句公道话救救我呀？毛主席呀，毛主席！你提倡的实事求是的精神到那里去了？他不敢再往下想了，再往下想，他一时一刻也无法活下去了。 郑四海默默地劳动，默默地忍耐、等待。日复一日，月复一月，日也盼，夜也盼，盼望早日摘掉套在头上的“紧箍咒”，这道紧箍咒实在锁得他喘不气来。盼呀！盼！可是摘右派帽子的事儿却毫无消息。不摘右派帽子也罢，如果就在这种环境里默默地过上一辈子倒也行，可是局机关干部却老是频频下来干扰破坏他平静的生活。这些人，原来都是他的同事，有的在一块曾经不分彼此，甚至称兄道弟，如今见了面似乎从来就不认识。不认识就不认识吧，最可怕的是他们用那种冷如冰霜的眼神扫视他。这种眼神，犹如万把利箭刺进他的胸膛，他实在受不了。俗话说，眼不见，心不酸，这种精神上的折磨好比杀他。他觉得生不如死，死，难受只一会儿的事情，可是这样窝囊地活着，不知何日才是尽头？想到此，他恨不得马上就自尽，那样也许能够彻底解脱了。他虽这么想，可是真要是去死，他又缺乏勇气了，因为他舍不得爱人和孩子们。他问自己：我回来的目的是什么？不就是为了能够见到爱人和孩子吗？现在和爱人孩子虽远隔千里，但还算是一个单位，想见时，请个假还能够相见，要是真的死了就永远也见不到他们了。他几天几夜睡不着觉，他认真分析了往后的情况，认为摘右派帽子是没有任何希望了，因为从各方面情况看，都没有摘右派帽子的迹象。怎么办？等待和忍耐是有限的，他觉得自己再也不能在此虚度光阴。一寸光阴一寸金，他无法再等待、忍耐下去了。感到继续呆在这里受罪不仅毫无意义，而且只能是消耗自己的阳寿。他认为要摆脱这种困境，还是及早地离开这个地方好。他想，天下之大难道真的没有我郑四海的容身之地？走！此地不容人，自有容人处，现在不是到处都在招收工人吗？我头上又没有刻上“右派分子”几个字，只要我自己不说，誰又能晓得。再说凭我的条件，到那里还找不到一个合适的工作。走！一定得走！船行驶了，不管风浪多大，也要闯，反正我现在又不是正式工，也没有什么手续要办的。走！坚决走。 二十、抗 争 郑四海跟队长请了假，说回家去看看。队长没说二话，提笔就批了。于是，他当天就背着行礼乘公共汽车到了兰州火车站。兰州火车站是陇海、兰新、兰青和包兰铁路的交叉点。兰州是著名的瓜果城。他早就听说这里的软儿梨很有名气。它黑褐如泥，梨肉完全黑腐，食时用开水洗烫，待水溶解，食之味甜而美，且能祛痰化气。所以一下火车他首先买了几个吃，认为也不白来兰州一趟。兰州火车站的热闹和西安火车站的热闹一模一样，设有许多招工点，也是到处在宣传他们各自招收工人的优越条件。他走到新疆八一钢铁厂招工站，拿出转业证、工会会员证（他虽被划为右派，但仍保留了他的工会会籍）让招工点的负责人看。招工点的负责人检验过他的证件以后，表示满意，并当场叫他填写了招工表，第二天一大早，就让他和几十个新招来的工人一道乘八一钢铁厂汽车奔赴新疆乌鲁木齐。经过几天的汽车巔波，终于到达了目的地。在乌鲁木齐休息了半天，然后汽车直接开到了八一 钢铁厂。 八一钢铁厂坐落在乌鲁木齐头顿河，距离乌鲁木齐十多公里路。乌鲁木齐市是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政治、经济、交通与文化中心。有钢铁、煤炭、机械、化学、水泥、石油化工、纺织、皮毛、造纸等工业。它在吐鲁番西北，天山之北麓。周边地带长年积雪，入夏雪化，流成众多小渠，水草丰美。市内热闹，市容整齐，有繁华富庶甲于关外之称。 郑四海来到这里，心里得到了暂时的平静，因为在这里大家都不了解他是右派，可以把他当作人看。厂人事处一看他年青、当过兵，又具有一定文化水平，打算派他去当会计，然而他却婉言谢绝了，他说他不想当干部，只想学习一门专业技术。其实他不想当干部是有自己的小算盘，他认为在此遥远的边疆当干部，万一组织上清查出来自己是右派，非送他去劳教不可，如果真是想劳教，他也用不着跑到这个边远地方来，离家几千里，看不到孩子和老婆，那样到不如不来好。要是学习一门技术，情况就不一样了，即使查出来了，自己是一个技术工人，或许还能留下来继续使用，即使送去劳教，在劳教单位照样能够继续干技术活，到时劳教释放出来也不愁就业。由于他坚决不肯当干部，最后该厂人事部门根据他本人的意见，满足了他的要求，分配他去了汽车驾驶训练排，学习开汽车。 汽车驾驶训练排，人员不多，总共只有42人，分为三个班，一个班三个小组。教练兼排长叫邓民，是个退伍军人，籍贯浙江绍兴，和郑四海虽不是同乡，但浙江和安徽相隔较近。在大西北，只要是内地人他们都很亲近，再加上他们俩个人都当过兵，所以特别有共同言语。邓教练年青、漂亮，他最喜欢与年青素质好的人交往。由于他有这种特性，所以他特别看重郑四海的气质，觉得他气度不凡，为人正派又有一定文化程度，因而任命他当任班长。邓教练的信任，他不好推辞，只有认真负起班长的职责，天天带领本班人员在冰天雪地里学习开车，从来不敢懈怠。 在新疆当汽车驾驶员是个最艰苦、最危险的行业，因为新疆的冬天，气候特别寒冷，一般都在零下20几度，有时要达到零下40度。刮风下雪是常事，可是天气再冷，为了保证物资运输，汽车驾驶员都得照样出车。汽车在冰天雪地里行驶，汽车挡风玻璃上结成的冰冻，使驾驶员对前进道路很难看清楚，全凭自己的感觉摸索着向前开。受训人员，坐在车上，蜷缩在羊皮大衣里，活像个刚刚啄破壳的小雏鸡。老驾驶员，平时也是不敢一辆车单独行驶的。单独行驶的车子要是在戈壁滩上抛了锚，几十里，甚至几百里没有人烟，在前不见店，后不见村的情况之下，驾驶员又饿又冷，不用几个小时就变成木乃依。这不是危言耸听，邓教练说过，这种危险的事情经常发生。郑四海对于当驾驶员的艰苦，早有思想准备。他认为自己既然选择了这个行业，就不能再吃后悔药，即使为此付出生命，也在所不惜。天再冷，地再冻，他照常带领本班人员出车练习。在开往教练场的路旁，到处都可以见到汽车残骸，那些汽车残骸，就像恐龙一样躺在那里仰望苍天。见此情景，每个学习驾驶的人心里都难免有些恐惧，但谁也不愿去想自己将来可能会出现车毁人亡的事情，只是想自己将来成为一个真正的驾驶员，驾起汽车威风凛凛，用自己的本领为建设边疆作出应有的贡献…… 新疆因为天气太冷，野外作业人人都得穿毡靴。他们才开始学习驾驶汽车，穿毡靴踏油门总是掌握不住下脚轻重，为此邓教练一刻也不敢离开驾驶室，唯恐学员开车不熟练出问题。邓教练坐在车上遇到学员出错，他可以采取紧急措施──亲自踩脚刹、拉手刹，把车及时刹住。只有这样才能避免车毁人亡的事故发生。时间长了，大家逐渐摸到了一些要领，脚穿毡靴开车，也可以应用自如了。 在冰天雪地里开车，安全是第一，就是老师傅也不敢掉以轻心。尤其在新疆这个天气恶劣的地方，有些老师傅开了几十年的车，最后由于一时麻痹，结果前功尽弃，车毁人亡也是有的，何况新手。在新疆开汽车难就难在冬天。冬天下雪不仅汽车容易打滑，而且在严寒条件下汽车零件也最容易损坏，只要有一个零件损坏或不过关，汽车就会抛锚。遇到汽车出了毛病时，司机无话可说，再冷再累也得钻进车子下面去修理，这是他们的责任，也是他们的出路，别无选择。开车、修车不仅要肯吃苦，而且还得要有一手过硬的本领才行。郑四海深明此理，为了取得修理汽车的“真经”，他刻苦学习，认真钻研，只要发现车子有一点不对劲，他就马上钻进车肚里去找毛病，一呆就是一个多小时。不说人会感到寒冷，就是他手上戴的手套一碰到铁器都会马上粘住，一副崭新的凡布手套，不一会儿就会变成烂糊糊，手也因此冻得麻木不仁，甚至皮肉被汽车零部件“咬”得鲜血淋淋。人从车底下爬出来时，眉毛上、帽沿上、手套上、毡靴上，到处都是冰冻，只有嘴巴在冒热气。当时他没有任何杂念，只有一个想法，那就是一心要把修车技术学到手，往后不怕没饭吃。他的吃苦耐劳精神，有目共睹，汽车驾驶训练排长表扬他，连长也表扬他。 郑四海在汽车驾驶训练排，经过两个多月的刻苦学习，通过车辆监理部门的考核，评为优秀，并发给了实习驾驶执照，取到了单独驾驶汽车的资格。汽车队领导见他很能干，分配他给一位姓张的老师傅当助手，驾驶苏联生产的吉斯150 大货车。每天早上天不亮，张师傅还在梦中，他就起来烧火烤油箱以及给汽车加油、加水。途中车子停下来，张师傅吸烟、喝茶，他就爬到车底下去检查车子各个零部件，发现螺丝松了，马上拧紧。发现车胎跑了气，他就立即给车打气。晚上回来，张师傅休息，他的任务是擦车、洗车，每天总要搞到深更半夜。俗话说：“小孩勤快，大人喜欢。”张师傅喜欢他，别的老师傅也都称赞他。尽管他的工作已经安定下来了，但是他的心还是不能平安。每当想起自己隐瞒了右派身分这件事情，他就心惊肉跳，茶饭不香。你想，他有这样严重的思想包袱没卸下，心绪怎么能得安宁吗？虽然邱云和他经常有书信往来，但他知道邱云来信一惯是报喜不报忧，不可全信。 说也奇怪，郑四海政治上走霉运，但生活上却送来桃花运。当时有个和他一块从兰州招工去的姑娘，名字叫鲍桂花，河南人，23岁，分配在厂医院里当护士。她很漂亮，脸如瓜子，面似桃花，口若樱桃，皮肤细嫩得象六月里的花香藕，水淋淋的一弹即破。她个头不高，小巧玲珑。性格内向，见人略显腼腆，一副娃娃脸，浅浅的酒窝溢满笑。一弯秀眉高高挂起，圆圆的脸庞上闪着一双灵活的眼睛，两颊晕着粉红，显出一个少女特有的妩媚。人们和她在一起，无不感到轻松、安静，以至有点淡淡的诗意。由于她温柔漂亮，厂里的小伙子都围着她转，许多人她都没有看中，偏偏看中了他，而且主动向他进攻，也许这就是缘分吧。 吃过晚饭，他正准备擦车，鲍桂花兴匆匆地跑来找他。她那张圆圆的脸庞，被月光映照，更显得红润，丰腴，年青，美丽；明亮的眼睛就象一汪幽幽不可见底的清泉。真是：“凤眼明贞肃，深衣色尚蓝。人前恒默默，含意若深潭。” 她说：“四海哥，我今天托人买了两张电影票，我们一起去看好吧。”她的表情同春天一样，展开眉眼，露出讨人喜欢的微笑。 他说：“我还要擦车，起码得到19点钟以后才有空。” “知道你不到19点钟以后没有空，所以我特地买的是20点钟的票。去吧，我等你。” “我看你还是不要等了吧，把我那张票让给人去好了，恐怕到时我走不了，票岂不是要白白浪费了吗？” “不嘛！我一定要等你。就是票浪费了我也要等。” “那好吧。我要擦车了，你先进屋休息去好吗？” “不用！我帮你一起擦车。” 他望她笑笑，心想，我拿你真没办法！于是他提水，她擦车。两个人你上我下干起来了。擦完车子之后，他发现车底盘有块钢板断了，他马上又跑到车库里领来钢板，把棉衣一脱，立即爬到车底下去拧开螺丝，把折断的钢板抽出来，然后把刚领的新钢板插进去……眼看快到20点钟了，他叫她先走，她就是不肯，而且坚持在上面为他递工具。天突然下起雪来，雪纷纷扬扬往下飘，越飘越厚，像一块巨大的白色吊丧布似的覆盖在他们身上；黑暗也在向下面挤压，企图把他们压进更黑的深渊。汽车擦洗好了，也修理好了，一看手表已经快到21点钟了。 郑四海长叹一声说：“唉！你何苦来着，两张电影票白白浪费掉了！” 鲍桂花说：“浪费两张电影票算得了什么，我觉得只要同你在一起，比看电影还要愉快！……” “我送你回去睡觉吧，明天我们都还得上班呀！” “好吧，哪就辛苦你了！” 他们踏着冰雪，肩并肩慢慢走着，路上他们边走边谈。走着，走着，鲍桂花突然停下来问他：“四海哥，你喜欢不喜欢我？你要说真话，不许说假话。” 郑四海一时无法回答，半天没做声。她急了：“你说话呀，你说到底喜欢不喜欢我？” “你叫我怎么说呢？老实说，我的确非常喜欢你，但我也不能欺骗你，我若欺骗你这样一个纯洁天真的姑娘，天地不容！我必须坦率地告诉你，我已经结过婚了，而且我和她之间已经有了两孩子。我们四位一体，他们不能没有我，我也不能没有他们。因此我们之间只能是兄妹关系，但绝对不能超越这种界限。” “这个我知道，你从兰州来时，在路上我就听你同大家说过。然而对这些我并不在乎，不愿去想，也不愿去管。我只知道自己真诚地爱你，没有你，我好象失去了灵魂，六神无主，坐也坐不住，站也站不稳。你可要知道，我太爱你了啊！总之，爱你爱得我无法自拔，爱你胜过爱我自己，没有你我简直无法活。我对你为什么会产生这种感情呢？连我自己也说不清，道不明。老实讲，我对你的爱没任何私心杂念，它是真诚的、无私的，我愿意为你做任何事情，甚至可以为你牺牲一切。真的。请相信我说的完全都是真话，没有半句假话。如果我的心可以掏出来的话，我可以掏出来给你看看。” “别说了，我理解。”他紧紧地握了一下她的手，“我就把你送到这里吧，再见！”他站在她的宿舍门口，没有进屋，因为她住的是单身宿舍，同宿舍的人都入睡了，他进去感到诸多不便。他离开她走了，但她却久久地站在那里，一直望着他的身影消失在夜幕之中才进屋去睡觉。 没料到鲍桂花平时在其他问题上表现得那样腼腆，可是在个人感情问题上她并不拘泥守旧，而且非常勇敢。平时只要一有空闲，她就会来找郑四海，见到郑四海，即使能和他在一起坐一会儿，说上几句话，她心里也会感到无比的快乐。 太阳落了，又升起来了，可是它从云缝中露了一下笑脸，又急促地躲到云层后面去了。阴阴阳阳的天气，使人感到特别不舒适。鲍桂花好不容易熬到天黑，她踏着厚厚的冰雪，顶着如刀的寒风，又跑到汽车連来找四海哥。她知道他开车辛苦，所以她拿出自己微薄的工资买来鸡蛋、水果要他带在路上吃。然而郑四海从来没有忘记自己的处境和身份，她每次来时，他总是劝她，开导她，说好男人多得是，叫她眼睛看得准准的选择一个比他好的男人。告诉她千万不要犯傻，不要痴情，因为他是个有妻、有子之人……尽管郑四海坦率，但是再坦率也不会把自己是右派分子这个身份告诉她。他相信她，即使她知道了他的右派身份也绝对不会对外说的，不过得提防她无意中透露出去，那样他将会因此丧失栖身之地，甚至会被送去劳动教养…… 任凭郑四海怎样好劝歹劝，鲍桂花就是不听。后来他只好狠狠心躲着不见她。可是他无论怎么躲避，她都能够找得到他，因为整个八一钢铁厂只有那么大的一块儿地方，怎么能够躲得掉？再说老是躲着她也不是个办法，躲得了今天，躲不了明天。他深深地陷在感情的漩涡之中难以自拔。 世事变幻异常，变数太大。有天一天，郑四海和张师傅一块去出车，张师傅为了培养他驾驶能力，故意叫他开。不料刚开出厂房大门，天就降起大雾，开到一座桥上，对面突然冒出来一辆大货车，他因为夜晚没有休息好，再加上技术欠熟练，一时手忙脚乱，不知所措，本该踏刹车，却错误地踏到油门上，要不是张师傅及时拉住了手刹，后果真是不堪设想。由于张师傅采取的措施及时，两车虽然相撞，但损失并不太严重，只是双方的水箱都碰坏了。经过车辆监理所处理，认为郑四海要负主要责任，所以收回了他的行车执照。新疆当时有个规定，没有执照，是不允许跟车和驾驶的。领导根据这个规定，无奈只好分配他去当了汽车修理工。修理工对他来说倒也无所谓，反正仍是技术活，对此他并不介意，但是右派帽子给他的思想压力和鲍桂花对他的感情纠葛，却压得他喘不过气来。他时时为了这两桩事情折磨得无所适从。整天沉浸在得麻麻木木，浑浑噩噩中过日子。 也许一切都是命里注定的，他与鲍桂花的感情纠葛，至此该要结束了。有一天他接到了妻子邱云的来信，说西北铁路局马上就要迁往西宁，同时告诉他，听说上面有指示，对错划的右派要进行甄别平反，让他赶快返回西安。这封平凡的信却不平凡，它又点燃了他心中的希望火焰。他精神马上振作起来，心情舒畅，喜笑颜开，犹如换了个人一样。他没有犹豫，立刻跑到汽车驾驶連向领导请假，撤了个谎，说家里爱人生了急病，需要回去看看。领导因为平日对他印象不错，所以没说二话也就准了假。走时，他和邓教练、张师傅、鲍桂花都打了招呼，说把家里的事情处理好了就回来。鲍桂花信以为真，还一直把他送到乌鲁木齐汽车站，分手时依依不舍的一把鼻涕一把泪，叮嘱他一定要早日回来。 他回到西安，呆了几天，一查甄别平反右派的事情根本就是谣传，不过西北铁路局打算迁往西宁的消息却是事实。当时，他如果想回新疆当然没问题，因为回来他请了假，是合法的，可是他觉得已经将自己的家庭地址暴露了，今后如果八一钢铁厂派人来调查他的历史问题，那样就糟了，再说回去他又实在无法摆脱鲍桂花对他感情上的纠缠。他知道，鲍桂花单纯，心如明镜。她对自己的爱是真心实意的，没有半点水份，他不忍心玩弄她的感情，这样对她伤害太大，不仅道义上说不过去，就是自己良心上也会受到谴责。想来想去，他打算还是重新换个环境，选个“庙堂”。 二十一、惺惺惜惺惺 郑四海同邱云再三商量，最后决定去西宁，因为西宁也在招工。他们想，西宁比新疆离家近，不久邱云单位也要迁到那里去，如果到西宁工作，今后想见面也方便得多了。决定下来以后，他买了西安至西宁的火车票，第二天就出发了。到了西宁火车站，一看那里，也设有好几个招工点，招工简章贴得到处都是。他没有仔细去看那些招工简章，而是先找了一个小旅馆安顿下来再说。 西宁是青海省会，它是青海省政治、经济、交通、文化中心。它位于青海省东北部湟水谷地、兰青铁路线上，是青藏公路的起点。这里气候多变，素有“早穿棉，午穿纱，捧着火炉吃西瓜”之称。青海以青海湖闻名。青海湖冬不枯，夏不溢，风光明媚，碧蓝如天。湖水味道咸，不能饮。以盛产无鳞鱼著称。青海的无鳞鱼色黄，又名黄鱼。每当盛夏时期，湖中的鱼成群结队，溯流而上，河中一时成为鱼薮，据说马从湖中过一趟，湖里的鱼象煮饺子似的飘起来；人们跣足立于水中，顺手捕鱼，手到鱼来，大到八九斤。其味道肥嫩鲜美。青海湖是我国第一大湖。达5940方公里。青海湖无鳞鱼畅销西北各地，据估计，仅年销量在三十万条以上。至于冬季海水结冰，渔人于冰上钻孔，上边悬挂红灯，诱鱼跃出，然后捕捞上岸，再冻以冰鱼出售。西宁是青海湖无鳞鱼的集结市场。他来到西宁，正值秋季，市场上无鳞鱼堆积如山。大街小巷到处都是。 他在旅店住下来以后，无心去研究无鳞鱼的行情，只求尽快地找到一份合适的工作。开始他本想去找邱云的哥哥邱一斌帮忙，但仔细想想又觉得自己在这个时候去找他太不明智，人家是省委副书记，能理一个右派分子吗？即使能理，自己也应该为他着想，不能连累他。唉！算了，算了吧！现在工作好找，还是依靠自己吧。他跑到街上仔细研究了那些招工广告，同时又买了一张《西宁日报》带回来。看着，看着，突然在报纸广告栏里发现了西宁市粮食局正在招收员工，他欣喜若狂，决定去试一试。 西宁市粮食局报名点设在粮食局大门口传达室旁边。负责招工的人是个三十来岁的女同志。她端庄、大方，戴副近视眼镜，天生丽质，光彩照人，很有知识分子的风度。他走过去，掏出转业证、工会会员证从窗口递进去让她检验。她看过他的证件，再目测他一番之后，说：“郑同志，你证件上的文化程度未填清楚，请问你到底什么文化程度？可有毕业证书？” “没带毕业证书，但我有1956年西北大学录取通知书。” “那也行。请拿来让我看看。” 他双手把西北大学录取通知书递进去，那位负责招工的女同志看过以后，满意地点点头，二话没讲就把招工表拿出来让他填写。他填好招工表交给她，她告诉他第二天去西宁市粮食局报到。 他去西宁粮食局报到时，还是那位戴眼镜的女同志接待他的。她给他开了一张介绍信，叫他先去粮食局培训班学习，说得等结业以后才可以正式分配工作，分配工作时根据学习成绩量才使用。 他在粮食职工培训班学习期间，组织上分配他临时担任培训班干事，协助主任工作。主任叫吕干，也是一位转业军人。他在吕干的领导之下，一边学习，一边工作。凡文字工作，主任都让他干，如总结、抄抄写写都是他的事。他和主任之间处得很好，配合非常默契。培训班结束以后，他被分配到西宁市粮食局南关仓库担任主办会计。他觉得组织上让他当会计，这是让鸭子上架，因为他从来没有干过经济工作，因此闷闷不乐。领导看出了他的心事，安慰他说：“郑四海同志，你没有干过会计不要紧，可以一边干，一边学。凭你的文化水平，学会计是不会有多大困难的。” 他上任不到一个星期，市政府下文从全市各单位抽调一批干部成立粮食征收、征购工作组。市政府要粮食局派三个人，局领导指名叫他去，目的是为了培养他。然而领导做梦也没想到他竟是一个隐瞒身份的右派分子。 他所在的工作组共计12人，由统计局长带队，前往西宁市较有名气的后子河公社蹲点。说这个公社有名气，是因为1958年朱德委员长曾经到这里视察过。工作组下面分四个小组，大长组长在公社坐镇指挥。四个工作小组分别下到各个生产大队。他被分在第三工作小组，并担任工作小组组长。 他们第三工作小组，下到毛家寨生产大队。毛家寨是个自然村。村里有二百多户人家。它背后靠着一座小山，山上有三千二百多亩山地，村前是宽阔而漫长的平川，那里有一千七百多亩平地。解放以后年年丰收。人民过着安居乐业的日子。第三工作组住在翻身农民陈寿起家里。 陈寿起43岁，从他那脸上的皱纹可以看出，他是饱经风霜、受过苦难的人。工作组一边帮助他们割麦，一边听陈寿起介绍自己的经历。 陈寿起原来是个上无片瓦下无寸土的雇农。祖辈三代都给地主扛活。他从小就给地主放羊，挨打受骂，受尽折磨。在他16岁那年，由于受不了这种痛苦的生活，便逃到黄河道金厂当了工人。然而，那时是天上乌云密布，到处没有光明。在金厂所受的待遇和给地主扛活没有两样。他在那里不分日夜地干活，还是吃不饱、穿不暖。18岁那年冬天他得了伤寒病，金厂的工头见剥削不到他的劳动力，把他解雇了…… 他听了陈寿起说完自己的痛苦经历，当场嚎啕大哭起来，同一工作组里的人大为吃惊，都奇怪他为什么如此动情。其实大家又怎么知道他的身世呢？他和陈寿起是一样的苦命，现在陈寿起幸福了，可他还不知道怎么苦下去！陈寿起现在不仅过上了好日子，而且当上了大队党支部书记，是一个大队几千人口的带头人。可是他呢？还是个戴着帽子的右派分子，最后还不晓得落个什么样的下埸。想到这里，他怎能不动情！怎能不伤心！ 在那个工作组里，他算得上是“一枝笔”，汇报、总结，样样都是他写，同时他还用“公木”笔名写了不少的通讯报导。《青海日报》、《西宁日报》、《青海青年报》、《青海妇女报》等各种报刊都纷纷来信请他去参加座谈会，并聘请他担任通讯员。由于他每星期都有一两篇文章出笼，所以当时他在西宁市新闻界已小有名气。 西宁市下放一批右派在毛家寨大队劳动改造，其中财政局有一个女右派叫丁丽，此人23岁，上海人，据说原是北京某财经学院毕业的高材生，毕业后分配来西宁市财政局工作，不久大鸣大放就开始了，由于她给领导提了点意见，结果说她攻击党，反对领导，被划为右派。本来要送她去劳动教养，后来因为领导觉得她年轻，还有挽救的馀地，所以才没有把她送进劳动教养所。这位女右派，年轻、美貌，就是眼睛高度近视，身体瘦弱。其实她在农村劳动改造，比在劳教队劳动改造也差不了多少，只不过名义不同罢了。 在一次背土粪的时候，社员把话题全都集中在她身上，对于她的到来，就像观看马戏团猴子一样，大家议论纷纷，指指点点，说个没完没了。生产队长走过来说：“喂！女右派，你不要磨洋工，快点干，否则今天你别想吃中饭。”回头又对负责装粪土的女社员说，“你怎么给她装这点呢？要给她多装点，起码要和大家一样才行。” 民兵排长说：“俺看这个女右派一定是资产阶级出身的小姐，听说她连麦子韭菜都分不清楚。叫她割麦也不会割，对于这种人不让她多吃点苦头根本就不行，否则她就不晓得无产阶级专政的威力了！” 陈寿起接过话题说：“你们生产队可以按照一般女社员劳动定额给她订任务。告诉她就是不睡觉也得完成，完不成任务每天只发给她一半饭票。” “是的，俺们对于这种坏人就是要管严厉点才对，谁叫他们好日子不过要反党反社会主义！” “这个女右派过去在城里吃香的，喝辣的，阔气惯了，现在就应该叫他们受点罪。” 大家七嘴八舌，你一句他一句地说着。可怜这位女右派背着粪土，身体两头弯到一头，前倾后仰，眼泪汪汪，默默无语。收工时，她已疲惫不堪，拖着灌了铅似的双腿，走在后边，东倒西歪地半天走一步，回到住处连晚饭都没吃，衣也没脱就睡了。第二天她还得撑起来照常出工。出工时，由于大队书记和队长交待过大家对她要严点，所以社员们，特别是年青的社员们对她就像吆喝牦牛一样地吆喝她。郑四海对于这一切看在眼里，痛在心里。他想，我现在还没有暴露右派身份，如果暴露了，也许处境还不如她。“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想到这里，他对自己说：“我何不利用自己目前工作小组组长的身分帮她一把呢！” 过了几天，他借大队召开干部会议的机会，毫不犹豫地站出来说：“大家已经说了很多了，我只想补充一个问题，那就是对待右派的问题。大家都知道，党中央和毛主席说过，右派虽是敌我矛盾，但作为人民内部矛盾处理。对于右派分子，我以为主要是要改造他们的思想，而不是要消灭他们的肉体。当然，他们如果不老实，我们就应当狠狠地批、狠狠地斗，一直斗得他们老老实实为止。如果他们老老实实听话的话，我们就不应该再为难他们。因此，我建议你们应当注意政策，掌握分寸，千万不要太过分。比如那个叫丁丽的女右派吧，我看她身体确实不太好，再说人家从小就生长在城市里，没有干过农活，那不是她本人的错，现在你非要她和大家干一样多的活，这不是实事求是。大家知道，誰都不是一生下来就会干农活的，这需要有一个学习锻炼的过程。这里我再强调一下，我讲的实事求是指的量力而行，不能苛求。如果她干不了的事，我们非要勉强她去干，要真是把她逼死或则累死了，到时恐怕我们无法向上面交待，同时影响也不好……”他的意见得到了本工作小组所有同志的一致赞同，有几个组员还作了补充发言。 最后生产大队书记陈寿起作会议总结时，也提到了对待右派的问题。他狠狠地吸了几口香烟，然后挠挠头皮说：“过去在对待右派问题上，俺的认识同大家一样很模糊，今天得亏工作组郑同志们提醒俺。否则俺真要犯错误。是的，上级把这些右派交给俺们，是让俺们好好改造他们，而不是让俺们非要把他们整死不可。他们都是些知识分子，把他们改造好了，还可以为社会主义所用嘛！再说俺们党对待劳改犯还要讲人道主义哩，何况他们还不是劳改犯。仔细想想，俺们过去的认识和做法是有点过火，这不能怪大家，要怪只能怪俺这个大队书记认识糊涂，政策水平太低，没有正确领会上级精神……”说到这里他停了一下，又狠狠吸了几口香烟，接着说，“过去了的事情已经过去了。俺的意见，今后凡是下放到俺们大队的右派分子，只要他们老老实实，俺们就应当坚持实事求是，不一定非要强迫他们干多少活。有人会问，怎么才算老实呢？这个问题俺一时也说不清楚，那就看俺们的眼睛和耳朵了，俺们长眼睛和耳朵是干什么的呢？耳朵可以听其言，眼睛可以观其行。如果发现他们不老实的话，俺们就得狠狠地批他们，斗他们，总之一定要把他们的坏思想改造掉才行。其实这些右派出身也不一定都不好，就拿下放在俺们第三生产小队那个姓丁的女右派来说吧，俺看过她的材料，她的家庭出身是城市贫民，年龄轻，在红旗下长大的，又真正是解放后俺们党自己培养出来的大学生，主要是思想上出点了问题，所以俺们着重是要改造她的坏思想，而不是要把他们整死……” 毛家寨大队从那次干部会议以后，社员们对那个叫丁丽的女右派也不再象以前那样苛刻了。天下没有不透风的墙，事后丁丽听人说是郑四海帮了她的忙，所以每次看见他，总是默默地向他投以感激的目光。然而她那里知道他们的命运彼此一样！他同情她、可怜她，其实也是在同情、可怜他自己。为了帮助那位女右派，有次她在井边洗衣裳，他帮房东去挑水，望望四周无人，赶快将事先准备好的30元人民币偷偷地递了给她，小声说：“丁丽，我也帮不了你什么，这点钱是我写稿得来的稿费，你就拿着买点东西补补身子吧！”丁丽接过钱，感激的眼泪夺眶而出，嘴唇动了几下，什么话也说不出来。 粮食征收、征购任务完成了，工作组的使命也宣告结束了。工作组撤回去时，正好临近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周年。为了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周年国庆大典，国家邀请全国省以上劳动模范出席观礼。南关仓库主任李俊是省级劳动模范，省委和省政府指定他去北京天安门参加观礼。李主任去时带的英模材料，是粮食局指定郑四海写的。从北京回来向群众作报告的材料，李主任又是让郑四海帮助整理的。领导的委托，郑四海不敢怠慢，全力以赴，绞尽脑汁，广泛搜集材料，认真琢磨，反复推敲，改了又改，结果这两项任务他都完成得很出色，因此粮食局领导和李主任本人对他都很满意，觉得他是个可以培养的好苗子。在南关仓库工会选举时，李主任提议他为工会委员候选人，结果他光荣地当选为西宁市南关仓库工会宣传委员。 二十二、又坠深渊 没过多久，西北铁路局正式迁到西宁。西宁就那么大，熟人天天都会相遇，郑四海觉他的右派身份再也无法隐瞒了。他想，老是躲躲藏藏也不是长久的之计，他决定“孤注一掷”＿＿举动向粮食局组织上交待了自己是个隐瞒身份的右派分子。不说不知道，一说吓一跳。大家一听说他是个右派，粮食局里立即像颗定时炸弹爆炸了。全局上下一片沸腾，大家七嘴八舌议论开了： “知人知面不知心，想不到郑四海竟是隐瞒身份的右派分子！” “李主任真是瞎了眼，那样器重他，这下子恐怕连他自己也要受牵到连了！” “不过郑四海这小子也的确有点才。只是太可惜了……” “没有才的人能当右派吗？你看可有那个大老粗当右派的？”“……” 从那以后，群众不是背后指指点点谈论他，就是当面污辱他。这样他又回到了原来在西北铁路局刚刚打成右派的境况一样——过街老鼠人人喊打。在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里，政治问题是首要问题，誰也不敢等闲视之。粮食局党总支立即研究作出决定：“撤消郑四海会计职务，责令其停职检查，听候处理。”粮食局宣布这个决定之后，他们派人到西北铁路局有关部门了解郑四海的情况，并拿来了他的人事档案。从了解的情况和档案中可以看出，他主要是为了一句话。组织结论是：情节较轻，态度恶劣。思想根源是，个人主义，骄傲自满。 没戴右派戴帽子的人什么都好说，戴了右派帽子的人，在那个年代，谁也救不了你。李主任虽是爱惜人才，可是遇到政治问题，他也爱莫能助。他本打算把郑四海留下来在仓库里当搬运工，但他考虑到搬运工是重体力劳动，怕他干不了，于是他和粮食局面粉加工厂厂长谢长华商量（他们关系很好），把他调到那个厂里去喂猪，并暗地里请求谢厂长对他给予以适当照顾。谢厂长也是个爱惜人才的人，所以愉快地答应了。 面粉加工厂是个小厂，总共只有30几个人，他们的任务不仅加工面粉，而且做挂面、粉丝。郑四海在那里的任务不光是喂猪，还要扫厕所以及搞环境卫生。尽管如此，但他觉得已很满足，因为他清楚这份工作来之不易。他还想争取早日摘掉右派帽子，所以工作特别勤奋。每天早上四点多钟就起床，打扫完厕所和搞好环境卫生以后，接着是烧猪食喂猪。十几头猪一天要喂五、六餐，餐餐都得让猪吃饱喝足。除了干好这些事之外，有空他还主动去车间帮助干些杂活，有时厂里还要抽他去帮助写写画画搞宣传。他工作上虽然很苦很累，但思想上觉得比以前轻松多了，因为他放下了思想包袱，再用不着东躲西藏了，尤其令他欣慰的是西北铁路局职工医院已经迁到西宁，这下他可以经常见到孩子和老婆。 右派帽子犹如孙悟空头上的紧箍咒，一戴上了，反正你就别想抬头。只许你老实接受改造，不许你乱说乱动，就是三岁毛毛说你，你也不能反驳。人人是警察，到处受监督，虽在监外，实际上是个不是劳改犯的劳改犯。到处都是冷眼和白眼，到处都是呵斥、指责。这里的政治空气虽和原来他在铁路局没有两样，但他觉得比起在铁路局原来称兄道弟的那些人冷眼、白眼、呵斥、指责，精神上的剌激要小得多。他觉得那些原来和他称兄道弟的人的冷眼、白眼，呵斥、指责，犹如一颗颗子弹，一把把利箭，射进他的头颅、剌进心窝一样可怕与难受。真是生不如死，所以他呆不下去。现在总算安定下来了，再无其他奢求。他像奄奄一息的落水者，死死抓住顺水漂流来的一叶小草那样拚命的努力。与此同时，他想，既然死不了就得争取活下去，要活下去就要好好学习。生活上、政治上受煎熬受欺压不要紧，但学习不能放松。学习可以给他安慰，给他快乐。因此，他经常抽空往市图书馆里跑，从那里借来《唐诗三百首》、《红楼梦》、《三国演义》、《儒林外史》、《毛泽东选集》、《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等书籍，利用夜晚时间反复阅读。同时他还借来《俄语自学教材》自学俄语。对于《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中间有两段话他觉得很好，他特意用毛笔写下来贴在床头，激励自己：“即使生活到了实在难以忍受的地步，也要能够活下去，使生命变得有用”；“生命属于人们只有一次。人的一生应该这样来度过：当他们回首往事时，他不因虚度年华而悔恨，也不因碌碌无为而羞耻。这样，在临死的时候，他就能够说：‘我已把自己的整个生命和全部精力都献给了世界上最壮丽的事业──为全人类的解放而斗争’”。《钢铁是怎样炼成的》里这两段话他贴出来不久，粮食局保卫科就派人把他叫去，科长吕干说：“郑四海，想不到你真是反动透顶了！你必须好好交待，你把《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其中两段话写出来贴在床头是什么意思？你们右派说的事业就是反革命事业，右派所说的要‘为全人类的解放而斗争’，就是要为一切反动派的解放而斗争……你不交待清楚这种反动思想根源，就别想过关。”无论他怎么解释也不行，真是“秀才遇到兵，有理讲不清”，为此批斗了他半个多月。 没过多久，中苏关系特别紧张，新疆发生了伊犁事件。当时西宁粮食局有几个受过委曲的人，知道他原来在新疆工作过，对新疆地理环境比较熟识，串连他一起去新疆投奔苏联。他认真思考之后，摇摇头说：“是的，我无故埃整，内心的确不服，然而国家对我再不好，我也是炎黄子孙，我宁愿在本国受苦受罪，也不愿意到异国他乡去享福。我们应当清楚，对不起我们的不是国家和人民，只是一小部分极左分子，我们不能因此怨恨生我们养我们的祖国这位母亲。人各有志，你们若真是想走你们走好了，我是不走，死也要死在自己的国土上。不过也请你们尽管放心，你们既然相信我，我也绝对不会做出那种断子绝孙出卖朋友的事情去告密的。同时我要奉劝你们一句话，你们应该把一切事情都想得复杂些才对，否则后悔莫及。求生存是人的本能，无可非议，但在任何时候到任何地方都不可以忘记了自己是中国人，更不可以与自己的祖国和人民为敌”。他的话，这些人听了都连连点头，表示赞成。后来这些朋友经过再三权衡，终因路线不熟，情况不明结果没有成行。 在左得发紫的年代，右派帽子好象幽灵一样，运动一来它就会出现；右派帽子又好像孙悟空头上的紧箍咒，唐僧将紧箍咒儿一念，你就痛不欲生。即使头上没有帽子的人也照样时刻提心吊胆，毛骨悚然，因为不知道什么时候莫须有的帽子会飞到你的头上。要知道，那些头上有右派帽子的人，他们的帽子也不是出世从娘肚子里带来的！反右派运动之后，接着又是反右倾，反右倾之后，紧接着又是什么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这次他们“整”不到你的头上，也许下次就会轮到你的头上。从来不挨整的人很少。 1960年冬季，西宁市又开展了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粮食局社会主义教育运动领导小组副组长吕干为首的几个人，以极左面目出现，眼里容不得一点砂子，他们不看郑四海的过去和现实表现，积极主张要把他送去劳动教养。在那个时期大家都是明哲保身，尽管有的领导同情他，但谁也不敢公开站出来替他说话。结果在1960年 5月一次粮食局召开的职工大会上，吕干宣布：“……郑四海抗拒改造，隐瞒右派身份，混进我们粮食系统，现在经过西宁市粮食局社会主义教育运动领导小组研究决定，给其劳动教养处分，立即执行。”他的话还未落音，只见几个凶神恶煞般的大汉冲上前来，像拖死猪一样把他拖上了汽车，可怜他毫无思想准备，连早饭都没有吃，什么东西都没带，就这样他从西宁市粮食局无声无息永远消失了。过了几天，面粉加工厂才派人给他的行礼送到收容所，其中只有絮被、脸盆和牙刷，其馀东西，如棉大衣、单衣、枕头，以及枕头底下的钱、书籍都不翼而飞了。他气得咬牙切齿，可是身陷囹圄毫无办法。他是砧板上的肉，笼里的鸡，任其宰割。他在心里愤怒地骂道：“吕干这些人简直比强盗还要强盗！” 西宁市收容所里关着劳改队、劳教队、收容队，总共三部分人。它设在西宁市南郊。四周都是高大的围墙，围墙上有电网，围墙内靠近墙根处建有好几个炮楼，炮楼四周放有许多大大小小炮眼。公安战士居高临下，可以观察四方。高大的红色围墙和白色炮楼，显得十分沉重可怖。令人想起中世纪的古城堡，砖与砖凝固在一起，溶化在一起，高墙变成了一块铁板。炮楼瞪着骷髅般火红火红的眼睛，凶恶地注视着周围一切动静。郑四海就被关押在这座高墙之内劳教队。他心里藏着满腹委屈与怨恨，可是能够对谁去訴说？！在零下40度的天气里，他晚上当“团长”（缩成一团），白天当囚犯。天天有枪杆子压着上山去开荒。当时劳教人员还不如劳改，劳改有刑期，劳教没有期限，实际上等于无期徒刑（我国劳教有期限，是62年才开始的）。 有一次，他肚子痛不能出工，劳教组长跑来说：“郑四海，你混账！为什么要装病？走！出工干活去。”郑四海说：“大组长，我肚子痛得直不起腰来，实在出不了工。” 大组长说：“妈的，不能出工？好！老子叫你尝尝我的厉害，看你还敢不敢装病？”话没说完，马上抓住他的两只脚，倒拖起来，拖了一里多路，才松手。他的帽子被拖丢了，衣服也被拖破了，身上的皮肉拖烂了，体无完肤，鲜血淋漓。就是这样，大组长还觉得不够，接着又把他全身衣服剥光，要他站在冰天雪地里，让风吹、雪打。他实在站不住了，大组长就叫人把他捆在一棵大树上。最后，把他解开时，他只剩下一小口气。这个大组长为什么如此狠毒呢？因为他原来是国民党军队里的独立团长，平生最痛恨的是犯了错误的共产党干部。他姓马，名三元。回族，青海人。个头两米多高，身高力气大。铁青的脸，脸上长了无数的肉疙瘩，满脸胳腮胡子，活像个阎王殿上青面獠牙的恶魔一般。要问劳教队为什么要用这种人当大组长？据劳教队长说：“这是以毒攻毒最适当”。 生活就是喜欢和人开玩笑。就在郑四海被送进收容所没有几个月的时间，西宁市粮食局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深入开展，原社会主义教育运动领导小组副组长吕干，因为乱搞男女关系，也被送进收容所劳动教养。他披头散发地像头狗熊，天天同郑四海一起被公安干警押着上山开荒，在他身上再也见不到过去那种盛气凌人的威风了。见到郑四海总是低着头不说话。 郑四海主动走过去同他打招呼，并询问他：“老吕，你好！我要问你，我在粮食局面粉加工厂还有许多衣服和钱怎么都没有送来，搞到那里去了，你不能说不知道吧？” 吕干说：“我真的不知道。” 郑四海说：“当时你是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负责人，我被送进劳教所是你一手办理的，你能推托说自己不知道吗？我的东西就是你派人送来的，少了你应该赔偿。” “老郑，对不起，真的对不起！我确实不知道。叫我赔偿？你想想，我现在和你一样都是劳教分子，能赔偿得起嘛！” 郑四海看他和自己一样可怜，立刻产生了怜悯之心。在心里说，也是的，叫他现在能够赔偿什么呀!于是什么也不说了，知道再说什么都无济于事。 这个收容所里的生活条件特别差，差得难以令人咋舌。关于这个问题的来龙去脉，须得从头说起。大办钢铁时期，青海省政府曾下达文件，要求本省每个在职人员，都要动员三至五个亲朋好友到青海参加建设，不管有无证明都可以。是地主，或则是历史反革命，都没有关系，只要来时主动向组织上交待清楚，照收不误。再加上各单位都自行派人到外地直接招工，招工时，夸张地宣传到青海工作待遇如何如何优越。外省人在工作条件优越和高额工资的诱惑之下，人象潮水一样滚滚涌进青海。由于外来人员大量涌进，结果造成无法安排。这下青海省政府却慌神了，省政府召开紧急会议，决定赶快“刹车”，动员盲流人员回乡。可是无论怎么动员都不起作用，这些人既然出来了，总想找个合适的工作，说什么都不肯回去。再说有的人带来的路费都用光了，没有路费想回也无法回去了。所以青海省各个市县都是人山人海，特别是西宁市人流更像潮水似的汹涌澎湃。俗话说，人多为患，偷盗抢劫事件层出不穷，严重地影响了社会治安。青海省政府急了，赶紧责成省公安部门，一定要花大力气制止外来人员盲目流入。公安部门接到命令后，派警察在各交通要道、关口把守。根据上级部署，统一行动，对外来人员不管是乘火车、乘汽车、或则是徒步走来的，只要发现了，也不管有无证件，一律先抓起来，送到收容所审查。不说别处，只说西宁市收容所吧，不到一个星期时间，一下子就塞进来一千多人。每12平米的房间里，要关押三四十人，里面的人只能是日夜挤在一起坐着，根本别想躺下睡觉。人多用水欠缺，不说有水洗脸，就是喝的也很少，每人每天只能分到两碗开水。收容所里，对抓来的盲流人员看管极严，几步一岗，十步一哨，严格防止关在里面的人外逃。被关押在里面的人不许走出院子半步，不听指挥的，一律要受到惩罚。院子里面没有厕所，人们只有在院子内大小便。60年代正是所谓三年自然灾害期间，粮食供应异常紧张，每个被抓进去的人员只供应18斤青稞面，再加上食堂炊事人员不定量，多吃多占一点，实际到收容、劳教人员嘴上的有十五六斤就算不错了。当时政府提倡“瓜菜代”，可是青海是个寒带地区，瓜菜很少，本来那里冬天就很少见到瓜菜，尤其在所谓“三年自然灾害”时期，即使供应点瓜菜也早就被收容所里的那些干部和看守人员拿去了，那里还能够轮到收容、劳教人员的头上。收容、劳教人员，想挖点草根树皮充饥都不可能，因为他们没人身自由。青海省本来是以牛羊肉为主食的地区，在这个时期，管教干部都很难吃到牛羊肉，何况收容、劳教人员，他们想闻一闻牛羊肉气味的份儿都没有。他们每餐所能见到的只能是二两多重的一个青稞面馍馍，外加一碗白开水，有时开水里带上几根大白菜叶子漂着。收容所里有些是当地劳教人员，他们比外地劳教人员要幸运得多，他们饿了，还可以将家里送来的茶砖熬过之后，连茶叶和茶梗统统吃掉充饥，可是外地人就没有这个福份了。俗话说，“饿气难断”，有些人宁愿受冻也不愿意饿肚皮，他们把身上的衣服脱下来和当地劳教人员换熬过的茶砖吃…… 要知道，人饿急了，什么都可以做得出来。当时劳教队里有个外号叫“冻不死的小山东”，因为盗窃罪判了劳教。他二十四五岁，瘦得像条干鱼。然而他却像菜园里的马齿苋，生命力极强，有土就能活。马齿苋，你把他拔起来晒一天，只要不离开土地，露过一夜它还会成活。“冻不死的小山东”就是这样。他一年四季穿着单衣、打双赤脚，夏天是这样，严冬还是这样。零下四十度，他的手脚冻得象死猪肝，发紫发黑，可是他照常到处走动。也许因为他进收容所时间比别人长的缘故，劳教所里的干部对他都另眼看待，收容所范围之内，别人不许走动，唯有他可以随便进进出出。他利用这种有利条件，经常跑到干部食堂里去，捡回干部就餐丢在地上的菜根和野马肉骨头，坐在自己的地铺上，旁若无人，嘎嘣嘎嘣地嚼起来，犹如一条饿狗。大家看着他，羡慕得口水咽得咕咕响，可是再饿谁也不敢上去抢，因为誰都知道，“冻不死的小山东”不好惹。世界上只有饿怕了的人，才知道最好吃的东西，因为他们体会过好吃的东西不一定是山珍海味，而是快要饿死的时候，吃什么，什么都好吃，那怕是粗糠、野菜、树皮。 还有一些事说出来也许大家听了觉得难以置信。一次有人见到一只死老鼠，大家都争夺烧着吃。抢到手的人高兴得不得了，没抢到的人却失望地干瞪眼。抢到了的那个人正在烧时，恰好管教干部来了，管教干部见了，不问青红皂白，上去几个耳光之后，接着一顿臭骂，而且将烧熟的死老鼠连缸子一起甩到墙外去了。结果那人躺在地上一滚，放声大哭，好像死了亲人似的伤心。由于饥饿，许多人全身脬肿，腿都拖不动。劳教队有个劳教人员上山去开荒，爬到半山腰就倒下了，白眼珠子朝上一翻，口里吐着白沫，呼吸声音急促得像拉风箱。嘴里含糊不清地说：“我＿我，我＿饿＿饿＿呀，我要＿要＿要吃＿”组长赶快将带去的中午饭─青稞馍馍拿了一个递给他，他刚拿到嘴边，喉咙里发出撕打挣扎时的喘息，脸上露出一丝苦笑，马上断气了。当时像这样死去的人又何止他一个呀！由此可见，当时西宁市收容所里的改造人员生活在什么样的环境里，在那样的环境里生活的人，又怎能不生病！？患痢疾、感冒的人特别多。有些本来就有老毛病的人，也都旧病复发，每天都要死十几个人，甚至几十个人。 不久，郑四海也传染上了痢疾，一天要拉十多次，大组长不许他出去看病，说他有病是装的。世界上那有这样不讲理的人，你说，没有屎拉能拉出屎来吗？这里从来不见医生进来为收容、劳教人员治病。他患痢疾有好几天了，已经拉得东倒西歪瘫瘫倒，大组长还强迫他照常出工。拉肚子是装不出来的，有时要屙来不及，屎就拉到裤裆里，又没有水洗，身上臭得实在难闻，组长怕臭，晚上让他睡在远处一个墙角里，不许他到别人面前。在这种情况之下，他真得绝望了，觉得这一次非死不可了。他想，在战场上都没有死，如今却不明不白地要在这个鬼地方，丢掉宝贵的性命。真冤哪！也许是他命大不该死，就在死神降临的关键时刻，他挣扎着又一次摸到屋外山墙边去拉屎，就在他登下的地方，偶然发现粪堆旁边有个小纸包，拾起来一看，他高兴得自言自语：“天不灭我！天不灭我！”是什么东西呢？原来里面是几粒“痢特灵”。这药他认得，是治痢疾的特效药。他高兴极了，心里想，难道这是天赐的不成！不是天赐的，这里怎么会有这种良药？他顾不得多想，也不吭声，回来他没等到伙房发放开水，就偷偷地将药取出来用口水吞下两粒。“痢特灵”就是灵，此药吞下这后，他的痢疾病很快就好了。剩下的药，他还暗暗地救了几个患有同样病的难友。 收容所里的管教干部很凶恶，那里的大小组长更残忍，他们让收容、劳教人员去埋葬生病死去的人时，连死人的衣服他们都要剥下来作为自己的“小秋收”。他看见那些灿如鲜花般的生命，转瞬之间就凋谢了，他的浑身在颤抖，他的心在流血！他想，人活在世上，为什么不能和平共处，而非得相互残杀？人活着为什么非要有这么多浩劫和灾难，难道这是上天安排非要这样做不可吗？人哪！人！生，似蝼蚁，死，若尘埃。这是多少人生的写照呀！在这里人连猪狗都不如，猪狗死了人们还会争着吃其肉，可是人死了只有抛尸野外。看来人在世上也太不值钱了！一个活人和一个死人到底又有多远的距离呢？死人会不会在他们的世界里说活着的人是死了的呢？是不是人死了进入了生命的更高的一个层次呢？这些他无法搞清楚，也不想搞清楚。 在收容所里，天天有人死，天天有人埋，天天有人发着死人财。收容所后面小山坡上，坟包一天天在增加，到底坟包是多少，谁也没数过。就在这个时候，他做梦也没想到吕干比他更幸运，竟早早地抢先占了其中的一席之地。他想，也许自己在世界上，罪衍还没有赎尽，要不然为什么传染上痢疾，一天拉十几次，不让看医生，眼看就要倒下去的时候，突然奇迹般地在别人拉的大便旁边发现了“痢特灵”？看来上苍还要我继续受罪……世界上有些事情就是难以琢磨，难以预测。今后我的命运到底怎么样呢？只有天知道。 收容所管理非常混乱。凡是被收容进去的收容和劳教人员，所带的东西都是由收容人员大组长登记，既不给正式收收据，也不打临时收条，一律存放到收容所的仓库里。有些人死了、跑了，东西自然成了管教干部的，有些人即使没有死、没有跑，东西也不能说明就是你的，因为那些登记簿只不过是种形式而已，无人追查，无人核实。任凭收容所里的管教干部浑水摸鱼，大发不义之财。贵重东西任他们私分，剩下来不值钱的东西拿出来公开折价变卖。郑四海被抓进去时，外衣兜里一百多元现金和一枝派克笔就是没有任何手续被他们收走了，后来询问，谁也不认这个账。 世界上的事情总是千变万化。据说，安徽省有个副省长的儿子，大学毕业不久，到西宁探望同学，一下火车，就被守候在火车站的公安人员将他当成盲流抓去送进了收容所。到了收容所不管三七二十一，将他所带的钱财没收干净。他不服，在号子里面又吵又闹，管教干部火了，说他无法无天，不管他怎么申辩都没用，最后以不服管教为由，给他带上了脚镣手铐。带了镣铐他还是闹，管教干部又给他加码上了反铐。年青人气盛肝火旺，受不起委屈与冤枉，经不起无端的折磨，没过多久就一命“呜呼”了。世上从来没有不透风的墙，这个消息终于传到了安徽省那位副省长耳朵里，副省长开始根本不想信，总认为自己儿子一定犯了什么罪，否则公安部门是不会随便乱抓人的。副省长口头虽然那么说，但心里却存着疑团。正好安徽省政府有人到青海出差，于是他托人为其好好打听一下儿子的真实情况。去西宁出差的人不负重托，在西宁几经周折，多方打听，总算把情况摸清了。回来告诉那位副省长，说他儿子确实没犯什么罪，到西宁去看望同学，刚下火车，就被当成盲流抓到西宁市收容所去了……这位副省长听了这话，既伤心，又气愤，于是直接给周恩来总理写了一封信反映这件事情。周总理对此事非常重视，立即派工作组奔赴青海省调查。国务院工作组到达西宁后，明查暗访，并派人化装成盲流，故意让公安人员抓进收容所。他们在收容所经过亲身体验，了解到不仅仅安徽省副省长的儿子一个人如此，而是无数人有此冤情。为了及时纠正这种违法事件，他们立即将情况反馈给周总理。周总理得到报告以后，正式组织政法调查团前往西宁进一步认真调查。在调查中发现，青海省公安部门有法不依，自行其事。有些人竟胆大妄为，利用职权，贪脏枉法，大发横财。最后在周总理的亲自过问下，青海省分管公安工作的副省长、省公安厅长、副厅长、西宁市公安局局长都分别受到了党纪、政纪处分。收容所长、队长按其罪行轻重，分别判了徒刑。 西宁这地方冬天特别寒冷。寒风凛冽，西北风既无情又凶猛，它像个恶魔，对人没有一点怜悯之心。它用魔爪在空中撕裂冰帛包裹洒向受苦受难的人们，它用利剑来回舞动，一阵紧一阵松地剌戳苦难的收容、劳教人员。收容所里的收容、劳教人员一个个脸和手都冻得像红虾子，哆哆嗦嗦，形似筛糠，缩成一团。郑四海的脸色由红变紫，形若怪物。一天，邱云去看他，去时，尽管粮食异常紧张，她还是想方设法买了几个馒头和半斤卤牛肉带去。这些东西在现在看来并没有什么了不起，然而在非常时期、特殊环境中，它简直胜过宫廷珍品。他几个月来，别说吃肉，就连一滴油珠子也没有见过。他虽然饿得很，但是一想起孩子们，说什么也不肯收，要求她带回去给孩子们吃。 邱云惊异地见他完全变成另外一个人时，心里一阵辛酸，流着泪说：“你就收下吧，我们娘儿们在外边，再苦也要比你在这里好得多。收下吧，你不收下，我心里会更难受呀……”她哭了，他也流泪。俩个人都抱头痛哭。 他问她：“现在你和孩子生活怎么样？单位领导对你怎么样？详细说给我听听好吗？” 她说：“孩子们都还好。你放心，只要我有一口气，我就会把他们抚养长大。问题是──”她想说，可是吞吞吐吐话话到嘴边，又咽回去了。 “问题什么？说呀！放心吧！说什么我都能挺得住。”他着急地摧促她。 “看来我也只好照实说了。问题是，组织上非逼我和你划清界限，要我和你离婚。他们告诉我说，假如我不离婚，就要开除我的党籍。我认真想过，我的党票丢了，工作恐怕也难保了。真是到了那一步，我和孩子们往后真的就无法活了。你说我该怎么办？……”邱云边哭边说。 听了邱云的话，他觉得青天霹雳，五雷轰顶。事虽突然，但又早在预料之中。以前他就怕她提离婚这件事，然而越是骇怕的事情越是发生了。他泪眼迷离，五脏俱焚，目不转睛久久地盯着她，无计可施，无话可说。她低下头颅，一声不啃。过好久，好久，他忍着内心痛苦，心平气和地说：“邱云，我明白，离婚并非你的本意，你也是没有办法的事，为了你和孩子的幸福，我同意离婚。不过我有一个请求，请求你在任何时候都不能亏待我的孩子，不！也是你的孩子。告诉你，将来我有能力抚养他们时，我一定会负起抚养他们的责任……” 他的话还未落音，她一下子扑在他的怀里，再次放声痛哭。此时此刻，他像个木头人一动也不动，想哭无泪，欲叫无声。 “四海，我的好老公，你这样通情达理，我真是感激不尽！请放心，我发誓永远不会忘记你。将来方便的话，我一定还会来看你。” “什么也别说了，我能理解你的困境！……” 二十三、人心不古 1961年初春，西宁还是特别寒冷，冷到零下三十多度。西宁街上经常有外流人员被冻死。郑四海更是冻得受不了，想起还有几件衣服存在邱云那里，他决定到她那里去取。经过管教干部批准，由劳教队长亲自带领，他来到了西北铁路局邱云的家。走进屋去，见桌子上有几个馒头，伸手去拿了一个，因为他的肚子饿得咕咕叫，嘴里满清水。谁知刚伸过手去，邱云当时不知出于何种原因何种想法，当着劳教队长的面把他已经拿在手里的馒头夺回去。此时此刻，他羞惭的无地自容。你想，他要不是饿极了，能不顾脸面去拿馒头吗？可这是真事。有人说过，天上的风云，女人的良心，立刻会变。想不到恩爱夫妻离婚才几个月的时间，她对的态度就变得如此无情。这件事情他铭记在心，永远也忘记不了。通过这件事他真正体会到了什么叫“并头容易共心难”这句话。返回劳教所，他伤心地偷偷哭了好几天，他不明白人心为什么变得这样快？人的感情为什么如此脆弱不值钱？！ 就在这个时候，天外飞来一封信，这是鲍桂花从新疆寄来的，并寄来两瓶麦精鱼干油。鲍桂花在信里说，自他走后，她一直盼望他回去，谁知他一去不复反了，叫她思念的好苦，好苦！说来凑巧，最近在偶然的机会中，她遇到了一个从西宁粮食局去新疆的熟人，从他那里得知他出了事……在信中她还说，她已经结婚了，而且添了一个可爱的小女孩。他看完这封信，深深地叹着气，喃喃自语：“政治斗争如此残酷复杂，想不到人间还有真情存在！难得！太难得了！桂花呀！桂花！你的恩情我此生此世也许无法报答了！我衷心地祝你幸福！永远幸福！”人非草木，孰能无情，世上的事情真怪，有时经常和你在一起的人一旦离开你，你就再也不会想起他；有时有人只和你接触一次，你就会对他终生不忘，牢牢刻在心里。鲍桂花对他如此，他对鲍桂花又何尝不是同样如此呢！尽管他们之间有着真挚的感情，但他不愿给她回信，因为回信怕连累她，在当时政治问题谁遇到了谁怕，他不能不为她着想。再说他更不愿意去破坏她幸福、宁静的生活。所以这种真挚的感情只能深深藏在心底里，至死不忘。好人哪！不知今后可有日子再见面呀！ 自从中央政法检查团来到青海省检查以后，西宁收容所里的大小有问题的管教干部，该判刑的判了刑，该劳教的劳教了。收容所里的管教干部彻底换了一批新人。新人带来新气象，新气象带来了新变化。在中央政法工作组过问之下，收容所里的工作得到了全面清查整顿。凡是在押收容、劳教人员的案件，逐一进行了认真复查。复查的结果，释放了一大批无辜者。 此时，收容所里的政治空气比原来宽松多了，收容所健全了规章制度。收容、劳教人员开始分开管理，里面允许读书看报、劳教人员节假日可以请假上街自由活动……1961年下半年，西宁市自由市埸开放了，饭店和大街上可以买到吃食，不过吃食很少也很贵。饭店里定时供应，供应期间，顾客特别拥挤，经常排队排到中途就买不到了。东西贵，贵得令人咋舌，一碟炒北瓜，放上铜钱一样大的几块罐头肉，就卖到人民币20多元。街头，一张如碟大、如纸薄的煎饼，和银元大的豆渣心月饼，卖人民币二元。郑四海兜里还藏了几百元钱（这是他进收容所时，放在内衣里没有被收走的钱），他为了活命，不管价格多少，凡是能吃的东西，只要能够买得到，他见了就买。他想，当前最重要的是保命要紧，至于其他问题暂时都不必去考虑。生命对于人来说最重要，一个人如果连命都没有了，兜里的钱再多又有何用呢？！ 那时，西宁市社会秩序非常混乱，抢劫成风。有一次，郑四海走到南门小街上，有位老乡迎面走过来：“喂！买煎饼吗？”说着解开大衣从胸前拿出一摞煎饼在他眼前亮了一下，赶快又藏进胸前，迅速把大衣扣子扣起来。 郑四海问：“好多钱一张？” 老乡说：“人民币两元。要不要？” “好，我买一张。”一张煎饼他刚拿到手，还没有拿稳，突然觉得耳边一阵风，回头一看，只见一个蓬头垢面的小伙子从小巷里蹿出来，把他刚买来的煎饼抢走了。那人抢到煎饼以后，连跑带吃，几口就把那块煎饼“报销”了。卖煎饼的老乡说：“你这个人真怪，为什么不追？追呀！快追过去揍他一顿嘛！” 郑四海一句话也没说，匆匆离开了。他想，人家也是没办法，饿得受不了才这样，只不过穷苦人不应该欺负穷苦人。唉！有些人不明白，有时穷人欺负穷人比富人欺负穷人更悲惨。后来类似情况仍有多次，真是哭笑不得，每次被抢了，只有自认倒霉呀。要知道，那时他已经是皮包骨头了，两条腿好似灌了铅，走起路来头重脚轻，摇摇晃晃，东倒西歪，对于那些抢他东西的人，他只有干瞪眼，连骂的力气也没有，因为这些人在外边无论如何体质都比他强，真要是打起架来，他根本不是那些人的对手。再说，这些人身体虽比他强点，其实同样也是在饥饿和死亡线上挣扎，他根本不忍心同他们计较。看看他们那种可怜像，他摇头自言自语：“唉！如今世界为什么会变成这个样子！” 他兜里的钱快花完了，天气也逐渐暖和起来了，这时他就拿东西和衣物到市埸上去交换食物。当时他脑子里一片空白，只有一个字，那就是“吃，吃，吃！”除了吃还是吃，别的事情一概都不想。吃，对于他太重要了，因为他真的饿怕了。吃给他带来了快乐，给他带来了效果。他像久旱的庄稼，得到了雨水，身体一天一个样。走路开始有劲了，力气也大多了，一气能跑几十米气不喘，扛起一袋面粉不觉累，为此他高兴极了…… 在他身体有所恢复的时候，同年 9月，管教干部把他叫去宣布说：“郑四海，经劳教所研究决定，解除你的劳动教养。你可以办手续回家去了……”解除劳教本来是件好事，也是他日夜盼望的事情，但真正这一天来到的时候，他又忧愁起来了。为什么？因为他明白解除劳教并不意味着真正恢复了他的自由，只不过是走出了有形的高墙，等待他的还是无形的壁垒。管教干部宣布解除他劳教，但并未宣布摘掉他的右派帽子，再说即使摘掉了右派帽子又能怎么样？在那种极左的年代，一张纸存放在你的档案里，像低级妓女那样与你纠缠不休，到任何地方你都还是要接受监督改造。没有运动便罢，一有运动，你就是当然的“运动员”。动不动被抓去批斗，搞得你提心吊胆。他明白，自己像鲁迅作品中的《祥林嫂》，捐过门坎，赎过“罪衍”之后，仍然不能与正常人相比那样作孽！ 二十四、走出高墙 郑四海走出了高墙，该到那里去连他自己也不知道。当然他首先想到的是战战和平平，英雄气短，儿女情长。他身陷囹圄时，时时刻刻都在想念自己的亲生骨肉。孩子们是他的希望，孩子们是他精神上的支柱，为了孩子们他才有勇气活下来。他太想念孩子了。不管怎么样，他决定首先去咸阳看望他们，因为邱云所在的那个铁路局职工医院迁往咸阳了。 咸阳是座历史古城，在陕西省渭河平原中部、渭河沿岸，陇海、咸铜两条铁路的交叉点。解放后咸阳以纺织工业为主。附近古迹文物很多，北部的毕郢塬多古代帝王陵墓。 为了去咸阳看望孩子们，没有路费，他只好变卖了仅剩下的一套泥制服和一件毛线衣。到达咸阳时，已经是下午一点多钟了。他找了一个小旅馆住下来。住下来之后，他没有休息，赶快跑到西北铁路局职工医院去找邱云。医院的人说，她今天休息，不上班，可能在家里。他又按照别人指点的路径，找到她的宿舍。在邱云宿舍楼口，他询问一位老大娘。老大娘见到这个陌生人，用异样的目光上下仔细打量他，见他脸色焦脆、精神疲惫、穿件又脏又破的工作服，还以为他是小偷呢！ 老大娘警惕地问：“你和邱云什么关系？找她干什么？” 郑四海回答：“我是邱云的丈夫，不！我和她已经离婚了，我这次来是想看看我的两个孩子。”为了免得老大娘怀疑，他只好坦诚地亮出自己来找邱云的目的。 “啊！可怜哪！你来的真不揍巧，她刚才还在，听说她到西安烫头发去了。”老大娘开始放松了对他的戒备，甚至对他有点同情。也许她听说过他们家的情况。 “她不在没关系，我只想看看俩个孩子。不知孩子们在不在家？” “你不知道吧！她把小儿子平平送回娘家去了。大儿子战战刚才还在这儿，大概出去玩了吧。”接着老大娘朝四处望望，然后用手一指， “你看，那不是战战么！” 他俯首向下看，见楼下有好几个小孩在院子里捉迷藏。他谢过老大娘，径自下楼找他的战战去了。 战战的名字是他取的，他永远忘记不了。出世的时候，邱云笑着说：“想不到你我这样年轻怎么就当起爸爸妈妈了。你既然当了爸爸，你就给孩子取个名字吧！” 他挠挠头，自言自语说：“叫什么好呢？”他想来想去，最后笑着说，“有了。孩子的小名就叫战战吧，大名以后上学再取。”邱云问：“为什么叫战战呢？” 他解释说：“孩子的父母都是战士出身，所以将两个战字叠在一起，一是表示我们夫妻恩爱，二是表示我们对部队的留恋”…… 他气喘嘘嘘地跑到楼下大院里，高声喊：“战战！战战！”两年没见，孩子变化很大，一时他都认不出来了。在场的孩子们一起都把小脸转过来，惊异地望着他。其中有个孩子把剃着光头、身上穿件旧褂子的小家伙往前一推说：“战战他找你呢！快去呀！” 战战有些怯懦，一动不动地站在那里，瞪起眼睛说：“你是谁？找我干么？” “战战，你连爸爸都不认识了？我是你爸爸呀！” “不！你骗人！我没有爸爸，妈妈说我的爸爸早就死了。”他听了这话，鼻子一酸，眼泪卟漱漱地往下流。 “你为什么要哭？”战战说着跑过来用肮脏的小手为他一边擦泪，一边说。 他不相信这是事实，但摆在他面前的却是活生生的残酷的事实。他的咽喉哽塞了，半天说不出话来。他不顾孩子的反对，赶紧一把将战战搂在怀里，从衣兜里掏出一把带来的水果糖给他。 “不不不！你不要这样！”战战一边推他一边说，“水果糖我不要！水果糖我不要！妈妈说过，小孩子不能随便收别人的东西。” “孩子，你收下来吧，我不是别人。告诉你，你爸爸并没有死，我真是你的爸爸呀……” “我要问你，你既是我爸爸，为什么不呆在我家里呢？” “我在外地工作……你还小，讲了你也不懂，等你长大了的时候自然就会懂的。” 这天下午，他带着战战玩了几个小时。慢慢地和战战玩熟识了，从孩子口中得知，邱云今天得到晚上才能回来。孩子告诉他，妈妈经常很晚回家，天天出去跳舞跳到深更半夜，如果妈妈不去跳舞，医院蒋伯伯就来找她。妈妈晚上出去跳舞不回来时，他就一个人睡，饿了就自己泡剩饭或吃冷馒头。同时还从战战口中得知，他和平平都改姓邱了。妈妈说爸爸死了我们都跟她姓。 听了战战的话，犹如滚油浇心，痛不欲生。他到不是因为孩子们改了姓，而是孩子们太苦了。他想，可怜的孩子还不到五岁，别人家的孩子像他这么大，都是由父母照顾，而战战和平平本来父母双全，却等于没有父母的孤儿一样。他太心疼他们了，可自己却又无能力照顾他们，因为他现在是泥菩萨过江，自身难保！他恨自己活得太窝囊，空顶一个人头了！他恨邱云，恨她不该违背诺言。当初她曾发过誓，说他们离婚以后一定要好好照顾孩子，可是现在为什么对孩子这个样子呢！接着他又冷静地仔细想想，又觉得这也不能完全责怪她，归根结底只能怪自己。自己作为父亲，对孩子根本没有承当起扶养的责任。不管怎样，她到底还在供养孩子们的吃穿，自己对孩子却没有一点贡献。想到这里，他惭愧得无地自容，他认为自己在孩子们面前简直是罪人。再退一步想，我们国家被打成右派的有五十多万人，还有的夫妻两个人都是右派的，他们的儿女也许比自己的孩子更惨。有的可能无家可归，流落街头。战战、平平，因为有母亲，比起那些孩子来还算是幸运的了。“唉！也罢！”他在心里说：“战战、平平！只好让你们暂时受委曲了，如果有朝一日爸爸能翻身，爸爸欠你们的，一定会加倍补偿。”现实是残酷的，也是无情的，一个小人物是无力改变现状的。只有面对，只有屈从，别无选择。其实邱云也不容易，一个女人拖着俩个孩子，的确够她受的了。她没有错。她由于受自己的牵连，也吃了不少苦头，自己已经对不起她了，有什么理由再去责备她呀！她现在和自己已经脱离了夫妻关系，她愿意和谁好就和谁好，这是她的自由，她有权利按照自己的生活方式去生活，你郑四海算老几，管得着吗？…… 残秋的夜晚，静悄悄。他带着孩子在马路上等待邱云。冷风像把利剑，无情地将宽大的梧桐树叶吹在地上翻滚着，在他脚下转动，似乎向他说：“我们同是沦落人，沦落者和沦落者走到一块来了。”他心里一阵酸楚，泪如雨注。 战战借着路灯，看见他这个样子，说：“爸爸，你在哭嘛？你为什么要哭呢？”他尴尬地笑着摸摸战战的头说：“爸爸已经没有眼泪了，不想哭，是风把灰尘吹到眼睛里了。” “啊！原来是这样。我听大人说，男子汉大丈夫，不能随便哭是吗？”他点点头，没有再说什么。 他和孩子等呀，等！一直等到晚上快十点多钟。邱云终于回来了。邱云走过来，要不是孩子叫妈妈，已经认不出她就是邱云了。借着路灯可以看见她变成另外一个人的模样了。她打扮得很时髦。头发烫得像凤凰展翅，嘴唇涂得通红，眉毛画的像柳叶。身着一套粉红色丝绸连衣裙，脚上穿了一双乳白色高跟皮鞋，胸前兜着奶罩使乳房突起，好像两个饭碗扣着一样。站着婷婷玉立，走起路来，摇头晃脑，大有貴夫人的风度。 邱云眼疾，一眼就认出郑四海来了：“你出来了？” 郑四海点点头：“是的。我已经解除劳教了。我想念孩子，所以过来看看……” 接着他们相对默默地站在马路旁边，好一阵子，谁都没有说话。他们不是没有话说，而是一时不知从何说起。 “你还好吧？平平呢？”还是郑四海首先打破了僵局。 “我还可以。告诉你，平平我将他送到山西娘家去了，让我母亲带。这也是没有法子的事情呀！我一个人实在带不了两个小孩……”邱云说话的声音有些颤抖。 “你不要解释了，我理解。” “你什么时候到的？住在什么地方？” “今天下午一点多钟到的，住在咸阳火车站长安旅馆里了……我看这样吧，已经不早了，你先带着孩子回去休息，如果方便的话，明天我再来找你。” “不不不！明天还是我带着孩子去旅馆看你吧。” “那也好。”郑四海心里明白，邱云不让他去她家，一定是骇怕别人说闲话。所以他没说二话就点头表示同意了。邱云牵着孩子往回走时，战战突然站住：“妈妈，我要爸爸，我要爸爸和我们一起回家。” “走！快走，听话。”说这话时，他听到邱云唏嘘的哭声，“乖！走吧，明天我们再去找你爸……” 这时，郑四海强忍泪水，匆匆离开了。回到旅馆，他躺在床上翻来复去怎么也睡不着。他想把两个孩子要过来，但又觉得孩子跟着自己还倒不如跟着邱云好，因为自己还没有安身之处。要想安身，看来只有再回到农村老家去才行。他清楚，农村不光是生活苦，更重要的是孩子们跟了他就有人天天喊他“右派崽子”。为了孩子心灵不受创伤，他决定还是先不要孩子。他也有过这样的念头：为了孩子，能否找邱云复婚？接着他摇摇头，立刻自己否定了自己的想法。他想即使邱云能同意，他们医院领导也不会同意。就是她和领导都能同意，自己也不能那样做，因为自己右派帽子还没有摘掉，自己受罪、受压不要紧，又何必再拖累她和孩子们呢！他认为自己这种想法太愚蠢、太自私了。这次来能够看到孩子就已经心满意足了。 邱云也是一夜没有睡着。她并没有将自己和郑四海夫妻之间的恩爱感情忘得一干二净。过去的事情，在她脑海里像电影般一幕一幕地掠过。想当初，她帮助他复习功课时，他们是何等的互敬互爱。当他离开第六陆军医院的时候，自己在送给他《钢铁是怎样炼成的》那本书中，夹了一张纸条，写的那几句话，明确表示自己深深地爱着他。结婚以后，两个人又是何等的卿卿我我，相敬如宾，心心相印。回想在一起生活的几年里，他们如胶似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很快就有了爱情的结晶，那时他们的家庭是多么的幸福美满啊！要不是突如其来的政治风暴，他们的家庭也不会落得如此支离破碎。唉！命运，命运！这都是命运捉弄人呀！命运你为什么要如此捉弄人？郑四海虽然出来了，但破镜难以重圆。古人云：“庆父不死，鲁难未已。”为了孩子，他不甄别平反是绝对不能和他复婚的，因为，复婚自己很可能要丢掉党票和工作，要真是那样今后怎么生活？反复斟酌，她觉得必须保全自己，保全自己就是保全孩子们。她感到自己是一棵微弱的小草，没有能力顶住方方面面的压力。再说她也不愿意让孩子们一辈子背上右派崽子的骂名。最后她拿定主意，只能狠心维持现状，别无办法。 第二天，邱云假称生病，向医院领导请了病假，然后偷偷地带着战战去长安旅馆看望郑四海。那时郑四海尽管囊中羞涩，但他还是拿出卖衣服的钱，首先和邱云一道带着战战到饭馆里去吃了一餐比较丰盛的午餐，同时又和她一起去为战战、平平两个人各买了一件小衣裳表示作父亲的一点心意。看起来虽有些寒酸，但这样他已尽力了。 在吃饭的时候，邱云告诉郑四海说：“四海，今天早晨一上班我就去找院长了，我提出来要和你复婚。谁知我的话刚刚出口，就被院长堵回来了，院长说：‘邱云，我问你到底还要不要党票和工作？’如此看来，我们复婚目前是不可能了，只有看以后怎么样……”说这话时，邱云算盘珠子似的眼球诡密地放射着淡淡的光辉，冷静得没有一点感情一样。她是个聪明人，恐怕他先提出复婚问题来，所以来了个先发制人。 郑四海说：“邱云，现在怎么能谈这个问题呢，我这个人还是有点自知之明的，得不到的东西，我就不去想它。我只要求你能够把两个孩子带好我就就感恩不尽了！”他心里清楚，她去找院长要求复婚的事说的是假话。要是真话，这件事情她一定会事先同他商量，再说也不可能一大早就去找领导。同时她也清楚，他说根本没有想过复婚这桩事情也不真实，只是不想提罢了。互相心照不宣，都觉得无需说穿，说穿了反而更尴尬。 二十五、偷情男女 邱云在郑四海从她那里不到半年，她和医院党委书记蒋康早就发生了不正当的男女关系，而且搭得非常火热。蒋康是个有妻之人，他的老婆叫周小凤，在西北铁路局食堂当炊事员，小学文化水平，长相很差。她细高个子，瘦得像根竹杆。坐下来像个笔架，站起来像只圆规。凹眼睛，塌鼻梁，说话粗俗、刁蛮，蒋康既嫌弃她又惧怕她。蒋康为人憨厚、老实。他小个子，鸭子嘴，矮而胖。像他这样的人能够和邱云勾搭上，当然心满意足，所以对邱云特别好，邱云要什么给什么，平时在工作上也是尽量利用职权予以照顾。邱云和他搞在一起不是看中他这个人，而是看中了他的地位和权力，她是想利用他做保护伞和避风港，躲避政治风暴。这几年她吃尽了苦头，尝尽了人间冷眼、白眼，深深体会到，在社会上有靠山和没有靠山的人大不一样，所以她决定找蒋康当靠山。 蒋康图邱云年龄比他小，文化程度比他高。觉得就凭她这两条和她玩玩，也不妄此一生。为了和邱云寻欢作乐方便，他叫秘书在他办公室里特地安了一张单人床，名义上说中午好休息，实际上是和邱云做鱼水之乐。当时有股跳舞热，他天天邀请邱云一块去跳舞，夜深了，他们就偷偷摸摸地溜进办公室去，腾云驾雾。 有一天，邱云躺在蒋康的怀里说：“老蒋，我们这样长期下去也不是个事呀！你打算怎么办？” 蒋康用厚厚的嘴唇衔着邱云的奶头，含含糊糊地说：“云，亲爱的，你别急么，等我和那个丑婆娘离婚以后，马上就和你结婚。我保证。” “你别老是骗我了，再这样下去我可不理你了！你说，你到底什么时间能够实现自己的诺言？我可不愿意老当你的情妇啊！……” “放心！快了，快了！我发誓，绝不会让你等得太久！” 他们正在窃窃私语之际，谁知周小凤就躲在他们的床底下，她突然跳出来，大喝一声，一把抓住邱云又打又骂：“你这个臭不要脸的狐狸精，你钩引我的男人，你臊得受不了，可以找根玉米心擦擦也不能老是送货上门呀！不要脸的婊子！哼！今天老娘非和你拚了不可！……” 蒋康去拉，她又吊住蒋康不放：“狗日的蒋康，你这个黑了良心的王八蛋，不看僧面也要看佛面，我已经给你生了俩个孩子了，你也不应该干出这种丑不要脸的蠢事呀！你鸟痒起来了，我又不是没有长那东西，非跑出来丢人现眼。我知道你早就和这个狐狸精搞上了，要不然你也不会天天找我离婚。原来你想和我离了和这个骚货结婚是不是？告诉你，你别白日做梦，我豁出来这一世不算人，拖着你，坚决不同意和你离婚，绝对不能让你们的阴谋得逞……” 要问周小凤怎么晓得丈夫和邱云有奸情的呢？其实并没有人告诉她，而是她凭着女人的敏感觉察到的。誰都知道，女人对于男人感情不专一最灵敏。她见丈夫经常不回家，就是回家了，晚上不但不沾她，而且吵着要离婚，因此她就怀疑丈夫一定有外遇。于是她天天在蒋康出门时，偷偷在后面盯梢，时间长了，她终于发现了他们的秘密，所以才演出这场恶作剧。周小凤捉奸的消息传开以后，群众反映很大。面对这一情况，西北铁路局纪委马上组织人员调查，经过调查核实，最后对蒋康和邱云二人分别给予了党纪政纪处分，组织上为了彻底切断他们的往来，将蒋康调离医院。从此他们打算结婚的计划也宣告破产了。 这件丑闻，搞得邱云在单位抬不起头来，大家当面指桑骂槐，背后指指点点对她吐吐沫。由于她有柄把在别人手中，只好忍气吞声，敢怒而不敢言。她外边受了委屈，气没处出，回来就拿孩子们发泄。这时，正好处在所谓的“三年自然灾害”期间，城市缺吃，农村同样少粮。邱云母亲不得不把平平给她送回来。本来一个孩子就够她受的了，又增加一个，她感到实在承受不住。视孩子们为魔鬼，觉得他们是她幸福的绊脚石，没有他们，她绝不会变得现在这个样子。孩子们在学校不调皮还好点，要是在学校惹祸，她就会用皮鞭抽，棍子打，经常把他们身上搞得遍体鳞伤。孩子们因为受不了这种惩罚，战战离家出走去讨饭，结果又被好心人送回家。平平人小胆量大，他流浪到南京，想去安徽找爸爸，结果在南京火车站，被车站派出所民警抓住，遣送回咸阳…… 邱云因为蒋康的事已经撕破脸皮了，她决定不管是什么样人都要嫁一个，前提只要不是地富反坏右都可以，这样也免得再有人说闲话。经过朋友介绍，她和咸阳某区武装部一位叫李勇的副部长谈上了。这个人虽然同样离过婚，但长得倒很英俊、潇洒。个头和郑四海差不多高，其他方面条件也都不比郑四海差。三十三岁，比她大六岁。高鼻梁，大眼睛，络腮胡子，很有点男子汉的气魄。她们只见了一次面，大事就定下来了，真是干柴烈火，一点即燃。俩个人商量，准备马上结婚，于是立即行动起来：添置了沙发、床、桌椅板凳、收音机等日用家具。家具当然都是由李惠掏钱，因为他比她富裕呀。李勇住在西安路电影院后面家属区，三室一厅，倒也宽敞。房子虽旧了点，只要粉刷一下倒也可以将就。李勇是个转业军人，他身上还有股老八路作风，自己能干的事情，他绝不愿意求别人。粉刷墙壁、拖地板、擦窗子样样自己动手。他说：“自己动手，丰衣足食。”自己能干的事情自己动手当然是好事，谁料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就在他自己擦窗子的时候，手没抓稳，不慎从五楼楼上摔下去，这下摔得不轻，七孔冒血一命呜呼！从此，人们都说她“命带八败”，第一个男人和她结婚不久打了右派，第二个男人还没有结婚又到阎王爷那里去报到。打那以后，单身男人找对象，只要提起她来，谁都直摇头。 农民有句谚语说得好：“草屋檐上挂粪瓢子，自然会有吃屎的来。”女人肯嫁，不会搁下。何况她受过高等教育，怎么会没人要？没过多长时间，她的一位老乡又为她介绍了一个对象。此人叫郭天怀。三八式老干部，当时在一个机械工厂当工会主席，享受地级待迂。其老婆病故，留下一男一女都工作了。他为人老实，像貌平平，只是年龄太大了，比她大20多岁。她想，自己臭名在外，想找好的男人已找不到了，也只有将就了。为了面子，在老乡面前她还故意说：“这个人年龄太大了，让我考虑考虑再说好不好？” 老乡劝她说：“大妹子呀！你也年纪不小了，还把自己当成黄花闺女吗？你带有俩个孩子，人家条件那么好不嫌弃你，就算不错了，你还要考虑什么。我看就将就了吧。做人要知足，依我看，你能跟了他是你的福份哩！夫能妻贵，今后谁还敢再欺侮你呢？到时大家想扒结你都来不及呀！……唉！在婚姻问题上你已经够不幸的了，坎坎，坷坷，还不赶快找个归宿，恐怕将来你想找还没人要你哩！古话说：‘女到三十三，太阳滚下山。’千万不要干那种箩里挑花，越挑越差的蠢事，结果把自己的光阴耽误了。依我看只要人好，年龄大点也算不了什么。要知道，年龄大的男人更懂得疼年龄小的老婆哩！你要考虑就考虑一下吧，我等你的回话”。 未曾想到，自己为了面子故意说的这些话，却引出老乡这么一大套。她仔细想想，觉得老乡说的话很有道理，第二天就托人捎话给老乡，说同意与老郭见面。后来老郭和她见过几次面，互相都觉得还可以，没过多久，老郭就派车把她和孩子们一起接过去了。 邱云和老郭结婚以后，她的身价陡然增长，由右派的狗婆娘子一下子就变成了老干部的夫人了，再没有人敢冷眼、白眼对待她。人就是势利眼，有些同事过去见了她，如同不认识，现在见了她，老远地不是点头，就是微笑。从此她心情开朗多了，觉得自己好像脱了胎，换了骨，从下等人变成了上等人了。她扬眉吐气，走路再也不是低着头，而是挺着胸脯，趾高气扬。她愿意干什么就干什么，再也无人说三道四。老郭对她更是百依百顺，她想什么就给她买什么，为了一块手表和一套连衣裙，老郭可以托亲朋好友到上海、北京以至国外去采购。在家里，一切都是她说了算，老郭的工资归她领，要钱买香烟，还得找她讨。战战、平平在学校里也再没人敢喊“右派崽子”，从那以后，她无故打骂孩子们的事情再也没有发生过。不久，老郭调到贵州三线兵工厂工作，他们全家也都搬过去了。老郭当副厂长，她调过去在厂医院当医生。生活幸福美满，由地狱走进了天堂。 二十六、当上牛官 再说郑四海告别了邱云和孩子之后，他硬着头皮又登上了返回故乡的路途，他别无选择，摆在他面前只有这条路可走。不过这次返回故乡要比上次返回故乡更惨。上次虽是右派，还没有今天这样狼狈，因为那时他没有劳教过，同时在西安还有老婆孩子。除此之外，还带回几套像模像样的衣服，兜里也还有一些钱和全国粮票。有这些东西，自己胆子壮，人家的看法也不一样。如今回来两手空空，一无所有，一切都得依靠生产队。回去的路上，他什么都想到了，就是没有想到死。他想，俗话说得好，“好死不如赖活着”。如果就这样不明不白地死了，人家还真以为你在外边做了亏心事哩，否则怎么会自寻短见呢？他觉得自己从来都是正直为人，问心无愧，因此无论如何一定也得坚强活下去。他年纪长了几岁，做事想问题比以前成熟多了，他决心脚踏实地地接受“改造”，准备吃大苦耐大劳，用实际行动来证明自己的清白。他要坚持、等待，认为坚持就是胜利，等待就有希望，只有坚持、等待才能看到最后的阳光。他相信历史是人民写的，总有一天人民会给他公平的评价。他想，自己的脸皮反正已经撕破了，今后不管别人怎么看怎么说，唯一的办法就是装聋装傻。他还告诫自己，想活，以后就不能再任性了。任性是幼稚，是鲁莽，它造成的结果同极左一样的可怕。这些毛病实在把自己害的太苦了。古话说：“人到矮檐下，不得不低头。”在极左的环境里，凭自己的力量，无法与潮流抗衡。不过他认为不任性，并等于老是做个顺从的小绵羊，任人宰割，问题是遇到事情不能太冲动，而应该冷静和沉思熟虑才能采取行动，再不能像过去那样盲目……暂时的委曲求全，主要是为了将来的出头。他决定遵循这样一条做人的原则，那就是任何时候也不能为了求全出卖人格。 他下了轮船，首先去公社报到，想不到崔大伯和他的同母异父弟弟陈冀接到他的信以后，都跑到公社等着接他，这对他来说，是极大的安慰呀。此时，他忍不住默默地流下了感激的泪水。 他的同母异父弟弟陈冀已经17岁了，初中毕业后，在大队当会计，陈冀说：“哥哥，我奉父母之命来接你，我们全家都欢迎你到我家里去。哥哥，我们农村现在比你上次回来不一样了，土地包产到户，生活比以前宽松好多了。” 郑四海摇摇头说：“你们是贫下中农，我不愿意往你们脸上摸黑，我还是不到你家去好。” 陈冀急了，说：“我求求还是到我家去吧！不管怎么讲你也是我的哥哥呀！这种血缘关系是谁也改变不了的。我是诚心诚意来接你回家的，我们不怕受连累。” 郑四海说：“弟弟，我不去你家！谢谢你们的好意，无论你怎么说，我都不会到你家里去的。你还年轻，有些事你还不懂”。 这时崔大伯说：“既然你不愿意到你弟弟家里去，还是先到我家去再说吧。你知道我是个从来不信邪的人，什么都不怕……” 郑四海上次回来就住在崔大伯家里，这次不去崔大伯家，还能到那里去呢！于是他点点头跟随崔大伯动身了。 陈冀拗他不过，只好送了他们一程，临分手时说：“哥哥，以后有什么需要我帮忙的，尽管说一声好了，我会尽一切力量帮助你。” 他这次回来，情况确实发生了很大变化。阮刚已经荣升到另一个公社当了武装部长，在本大队再也没人可以暗地照顾他。弟弟陈冀虽是大队会计，但他也在另外一个大队工作，都是远水救不了近火。公共大食堂早已经撤消了，他不能再去食堂当炊事员，更不能像过去一样拿个饭盒到食堂去打现成的菜和饭。而今烧饭必须自己动手。可是他两手空空，一贫如洗，锅瓢碗盏一样都没有，怎么自己动手法？他只好先在崔大伯家里住下来。过了几天，生产队队长告诉他队里有间空闲牛棚，叫他收拾一下搬进去住。没有床铺，崔大伯给他送来一张竹床，没有餐具，崔大伯给他拿来了锅瓢碗盏。有了这些东西他总算可以过日子了。他想，生活条件好坏无法比，反正人家日出日落我也会日出日落，其他有什么比头！他的生活简单而孤独，但是总算有了自己的家。他喃喃自嘲说：“这样也不错，一个人饱了全家饱了，用不着为妻子儿女生活问题烦恼”。 生产队里的田地早已承包到各家各户了，暂时没有土地承包给他，生产队长讲，如果要承包土地，只有等到以后土地调整再说。为了不饿肚皮，他只好每天帮助别人干活。他不要工钱，只要人家给饭吃就行了。他给乡亲们干活不要钱，乡亲们也不亏待他，除了供他伙食之外，还自动送点五谷杂粮蔬菜之类东西给他。 生活清苦、劳累，他都不在乎，唯有精神上的枷锁还是使他受不了。在劳教所里，大家都是劳教，彼此彼此，大哥不笑二哥。然而在农村则不同，右派分子极少，绝大多数人对于到底什么是右派都搞不清楚，有人认为右派似乎比地主、富农、反革命还要坏。人们用异样的目光看待他，提防他，议论他，觉得他罪恶一定不小，要不然一个烈士后代、从小就参加革命的穷孩子，怎么会搞到这种地步呢？……农民就是这样，别看他们一个个平时都很老实，你不和他们发生矛盾，他们什么都不会说你，假如你和他们发生矛盾，那他们就会六亲不认了，什么脏话、丑话都能够骂得出口，甚至连你的祖宗八代，也都会翻出来骂。这里说的是大多数农民，其中也还有个别农民不一样，他们专门喜欢背后说张三长，李四短，习惯在背后指手划脚地胡编乱造，即使你早有充分的思想准备──装聋装傻，然而只要你还有一点知觉的话，听到他们无中生有地捏造你的坏话，心里也还是免不了有点火烧火燎。然而没有别的办法，不管别人怎样对待自己，只有忍受，只有死守“装聋装傻”。 他所在的生产队里有四头牛，原来是各户轮流割牛草喂养，人多心不齐，喂养缺乏精心，有的人拿一点点青草或稻草糊弄一下耕牛，反正耕牛它不会讲话。结果耕牛一天天消瘦下来了。队长很着急，心想这样下去怎么得了！今后耕牛不死也无法耕田了。他决定派专人割牛草，免得耕牛饱一餐饿一顿的，一天天消瘦，甚至死亡。为了此事，生产队召开过几次社员大会讨论，一直定不下来割牛草的专职人员。在会上队长派谁，谁都推托不干，因为这活又苦、又累、还影响健康（这里是血吸虫地区，下水割草容易患血吸虫病）。 割牛草专职人员迟迟定不下来，最后一次社员大会上他主动站起来说：“队长，如果大家信得过我，就把这活包给我干吧，我保证每天按照生产队里的要求把牛喂得饱饱的……”他主动请求这个任务没有其他目的，主要是想以实际行动来改变大家对他的看法。 大家本来都怕干这种脏活、累活，一看他能主动要求承担这项工作，于是一致举手赞成。队长半天没做声，仔细想了想之后，说：“既然大家都同意，那就把这活包给郑四海干吧！他现在反正是一个人，这活虽然苦点，累点，但这活比较单纯，我也认为他干这活比较合适。”队长说着把头转向郑四海，“郑四海，不过我要把话说在前头，你一定要把耕牛都喂好，要保证每条耕牛在你手里都能够膘肥体壮。耕牛能够膘肥体壮，就是你将功赎罪的最好表现，否则＿＿你是个聪明人，其余的话我就不必说了，我想你也很清楚。” 他站起来说：“请队长和大家放心，我一定会把耕牛喂好的。”从此，他当上了“牛官”。所谓“牛官”，专门照料队里四头牛，天天斯守着这些耕牛，闲暇同耕牛对话，劳作同耕牛共苦。他可以看到耕牛啃嫩草，也可以听小牛亲热地对他“哞哞”叫。他苦中有乐，幸福和快乐全都体现在耕牛的身上。 他伴随耕牛，披星而出，載月而归。天天到湖里去割牛草，“以天为盖，以地为舆，四时为马，阴阳为御。”饿了，他就吃带去的冷饭，渴了，他就到河里打点凉水喝。苦虽苦，但心里很舒坦，因为他自小生在湖边，喜欢湖里的所有花草。“莲花出污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他喜欢；菱花点点闪烁，扑朔迷离，他喜欢；水草羞羞答答，婀娜多姿，他也喜欢……然而他最喜欢的还是水里的“鸡头”（又名芡实）。农民说，鸡头长得旺盛之年，必是丰收之年。尽管如此，可是因为它长得难看──全身都是“剌”，所以有些人见了讨厌它。他和别人的看法不同。他喜欢鸡头并不是喜欢它的长相，而是它的性格。鸡头的茎杆沉在水里，只有叶子飘在水面上，而且完全以水的浮力为依托。它的叶子比菱叶大百倍，比荷叶大数圈。形似簸箕，颜色暗绿、微黄。也许造物主觉得它难看容易被人欺凌，赋予它特异护身的功能＿＿身上有数不清的似松针又不是松针比松针更厉害的“绣花针”。如果你不懂得它的脾气，随便去碰它，它的绣花针马上会刺进你的肉里，叫你疼痛难忍。他看着鸡头，对笑起来，觉得自己就是一个典型的鸡头。参加革命以后，他的野性不改，因为自己身上的绣花针蜇了上司，所以，上司借反右派的名义，把他打成右派，使他落得与牛为伴的下场！ 他觉得割牛草活虽苦虽累，但也不赖，经常在湖边，能够使心灵得到静化。在湖边，能够读大湖、摸大湖，同大湖交流，和大湖里花草对话，尤其能够和他最喜欢的好朋友──鸡头一块诉说苦衷。大湖给了他安慰，大湖给了他快乐。夏秋天气，每次暴风骤雨来临时，别人都去躲避，他却像疯子似地端坐在河边，平静得像天际厚重的云，一动不动，让风为他按摩，让雨为他洗礼。睁眼观看清水里鱼儿竞逐，闭目倾听那风和雨指挥的乐队演奏的交响曲。乐曲雄壮无与伦比，旋律精美绝伦。风吹得荷叶哗哗响，雨点打在“鸡头”叶子上“扑腾！扑腾！”。风声雨声打击的节奏清晰，奏出的音符铿锵、柔润。时而如少女哭泣，时而切切私语，时而如万马奔腾，震天动地……他恨世人目光短浅，善恶不分，真假不辨。他为鸡头鸣不平。鸡头一身都是“剌”，难看讨人嫌，假如你只注意它的表面，它是一文钱不值。然而你只要把它剥开来，就会见到它里面有层红色内衣，蜕去内衣，有许多豌豆大小的园粒粒。园粒粒坚硬得像松子，再去掉硬壳，“真金”显现──雪白的鸡头米。据医药辞典上说，鸡头米是大补佳肴，同时药用价值很高。鸡头米味甘、涩、平。入脾肾经、益肾固精、补脾止泻。治遗精、尿频、遗尿、白浊、带下、久泻等……再拿蘑菇来说吧，凡是鲜红暗绿彩色的，别看它美丽漂亮，都有剧毒；再拿香竹和苦竹比较，香竹亭亭玉立，但最易虫蛀，苦竹身上长满黑癞，其最有用场，又不生虫。是金子再炼也是金子，绝不会因为人们对它的错误看法而改变它的本色。 他觉得世界上的所有事物大概都是这样：一切总得经过一段认识过程，“千淘万漉虽辛苦，吹尽狂沙始到金”。想到这里，他思想顿觉开朗起来，认为自己的问题总会有水落石出的一天，历史是客观存在，是谁也无法改写的。 二十七、互吐心声 一轮夕阳蛋黄般地搁在山顶上。满湖金鳞闪闪烁烁，湖面风平浪静。湖里的鱼儿欢腾地游来游去，郑四海吃过晚饭疲惫地去河里挑水。挑水时抬头远望，只见对岸有个女人身影觉得非常熟识，他仔细一看，啊！这个人虽多年未见，但她的老模样没变，她，她一定是周小兰！原来她是那样的活泼，那样的可爱，而今怎么变得如此迟钝、呆板，好像鲁迅小说“祝福”里的祥林嫂那样，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她发现他朝她望时，她马上把头扭过去走了。他心里纳闷：是不是我变成了右派，她怕受到牵连，所以我们之间才变得如此遥远，如此陌生？不！小兰绝不是那种人。那么到底为什么呢？他忘记不了过去他们之间的友谊，但又不能不面对眼前的现实。他本想跑过去找她好好聊聊，诉说多年来思念之苦，但仔细一想，又觉得自己现在的处境，无论如何都不应该轻举妄动，那样会惹来不必要的麻烦…… 日出日落又一天，这天，天渐渐黑下来，暮色开始笼罩大地，河岸上的柳树在秋风中婆娑起舞，秋风扫落叶的沙沙响，蟋蟀的叽叽声，水鸟的喳喳叫，此时，小湖显得更加静谧，更加安宁。他跳进河里去洗澡。刚抬头，又望见前方有个人影站在那里。他看得清清楚楚，她！是她──小兰。绝对没有错，她肯定就是小兰。她静静地伫立在那里，远望像朵盛开的牡丹。她发现他朝她望时，她又匆匆地离去了。他心里再生疑团，心里想，小兰哪，小兰！你既避着我，又何必偷偷地来看我？你要是对我有意见，打我骂我，我都能接受，但是你不应该这样折磨我！ 他在湖里洗完澡，没精打彩地往回走。回到家里，寻找换脚的破布鞋不见了。同时发现头天换下没有洗的衬衣也不见了。这真是浪打破船，雪上加霜。他叫苦连天，恨小偷不长眼睛，为什么偏偏要偷他这个穷光蛋。他痛苦地自言自语：“唉！这叫我今后穿什么呀？这不是纯粹要灭我嘛！” 其实他不应该怨天恨地，只怪自己这间破旧“房子”，因为小偷要偷他的东西根本不费吹灰之力。这间牛笼屋既没有大门，又没有内室，门口只有一张挡风的旧草席。任何人都可以随便进出，小偷如果打算进去偷东西，可以不费吹灰之力，手到擒拿。然而对于他这个穷光蛋来说，有没有大门并不重要，因为他屋里没有一样值钱的东西，吃的在口里，穿的在身上，剩下的就只有那套换下来没洗的破烂衣服和一双旧布鞋。为此他一夜翻来覆去睡不着。失眠已成他的固疾，平常即使再累，每天也只能睡三四个小时，何况今天遇到了新问题。他胡思乱想，思绪把他带到了童年。 往事依稀挥如梦，风风雨雨涌心头：那是1948年秋季，有一天，万里无云，骄阳高挂，蝉声此起比伏。小兰在门前的小湖里划着鱼盆摘菱角，他到湖边去玩，看见小兰大声叫喊：“喂！小兰，划过来给点菱角给我尝尝好不好？” 小兰回答：“好！馋猫呀，别走，等着好吗，我马上就划过来了。”话没落音，周小兰的鱼盆因为调头太急，“哗啦”一声鱼盆翻了个底朝天。小兰不会游泳，只见她的头发在水中上下沉浮，再不去抢救，她就会沉入湖底。情况危急，他来不及考虑，不顾一切地和衣跳下湖里，游过去，一把抓住小兰的头发提出水面，拼命地往回游。游呀，游呀，接近岸边的时候，他用尽全身力气，托起小兰往湖边一推，小兰得救了，可是他自己终因年小体力不支沉下水底。 小兰发现他沉下水底，声嘶力竭地大声呼救：“快来人呀，郑四海掉到水里去了！”这时正好崔大伯牵牛从湖边路过，听到有人呼救，赶快跑过来，来不及多问，按照小兰指点的方向，立即跳下水里，潜入水底，将他摸到拖上来。这时，他肚子像怀了十个月婴儿的样子，胀得老高，颈子，像没有骨头似的，软绵绵地两边倒，死人一般。 崔大伯把他背到自己床上（据说被水淹的人不能沾地，沾了地就没治），他大声呵斥小兰说：“小兰，你老是站在那里哭有什么用！快！快把我灶上的锅起上来。”小兰把锅拿过来，大伯又说，“小兰，用锅底对准他的肚子，我俩个人一齐使劲慢慢往下压……一二三，一二三！压！压！再压！”经过十几分钟时间的挤压，结果他肚子里的水全都被压出了。接着崔大伯又命令小兰嘴对嘴地帮助他换气，最后他才慢慢醒过来。 这时，围看的人群一片欢腾，惊呼：“啊！菩萨保佑，郑四海这个苦命孩子总算醒过来了！”“谢天谢地！谢天谢地！”…… 这天夜里，他越回忆越兴奋，直到天快亮时他才迷迷糊糊入睡。一觉醒来时，不料出现了奇迹──丢失的破衣和旧鞋不知什么时候又自动回到他的屋里。他惊喜万分，喜的是破衣服和旧鞋失而复得，而且摺叠得整整齐齐，另外那双破布鞋不仅洗了，而且钉了掌子。他想，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难道真有神话故事中传说的仙女相助？ 过了大约半个多月，又发生了同样的事──他的被单破了又有人偷偷地拿去洗了，并补好送回来。他不仅感激，而且觉得这是一个迷。他认为既然是个謎，就应该有謎底，于是他决心设法揭开这个謎底。他根本就不信世界上真有什么神仙，估计一定有好人在暗里相助。于是他夜夜守株待兔，想看看这到底是那个好人所为。 重阳节那天，太阳像婴儿从母腹中刚刚分娩出来，粉红的脸蛋，啼笑皆非。它缓慢地睁开蒙眬的眼睛，然后冉冉升起，接着把自己身上的金色毫毛铺向大地。他这天起得特别早，乘着这大好晴天，故意换下衣服放在家里。心想，我今天到要看看“神仙”…… 下晚回来，换下来的衣服果然又不见了。吃过晚饭，他首先到供销社去买了一个手电筒，又配了副电池，然后躺在床上装睡，故意打鼾，鼾声动地，老远就能听见。他盖上絮被，没有脱衣，手电放在身边，随时准备一跃而起，来个突然袭击。他告诫自己：机灵是收获的保证，耐心是成败的关键。静静地，静静地守候，不露出一丝破绽。上半夜没有一点动静。下半夜两点多钟左右，突然隐约听到了脚步声，接着脚步声嘎吱！嘎吱！越来越近。他神经紧张起来，一边打鼾一边倾听。奇怪！嘎吱！嘎吱！脚步声突然停止。他问自己，难道真是神仙，未卜先知，还是我在伪装方面出现了问题？不！再等等。要耐心，一定要耐心，耐心是成败的关键。他继续打鼾，一动也不动。过了好一会儿，不，准确地说，大概是十五分钟吧，他听到草席门帘被掀开，然后有人蹑手蹑脚地走到他的床前，把手里的东西轻轻放在他的床前凳子上，抽身就往外走。这时，他在床上打了一个滚，倏地跳起来，一道光柱直射过去，一个箭步超在那人的前边，手电照在那人的脸上，强烈的光线使得那个人眯起眼睛，躲闪不及。他仔细一看，惊呼：“啊！我没有认错的话，你是小兰吧！”周小兰无法抵赖，默默地点了点头，好像做错了事的孩子似的，呆呆地站在那里，一动不动，把头垂得很低很低。 他声音颤抖地说：“小兰，你躲着我，为什么又要暗地里帮助我，这到底是怎么回事么？” 她像个木桩一样钉在那里，不动，也不说话。 他说：“你是不是又可怜我，又怕受牵连才这样做？”听了这话，小兰突然唏嘘抽泣。见此情况，他说：“小兰，你能不能到我屋里坐一下呢？”小兰没做声，只是点了点头，随后跟着他回到屋里。 点燃灯盏，他给她倒了一杯白开水，让她坐下来说话。 夜阑人静，悄悄无声。幽幽的灯光，只听到桌子上的破闹钟（为了正确掌握喂牛时间，是从崔大伯家借来的，时刻带在身边）滴滴答答有节奏地声响，伴随着窗外的飒飒风声以及小兰的唏嘘声，清清楚楚，使人格外伤感。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呀？有话慢慢说嘛！小兰，我问你，避着我到底为什么？是不是怕受牵连……” “不是！根本不是因为这个事！” “那么究竟为了什么呢？你到说呀！” 过了好一会，小兰慢慢平静下来，牵起衣角擦干眼泪。她那黑宝石般的眸子，虽然发红，但仍然炯炯有神。 “ 我要是怕受牵连就不会给你洗衣服了。 因为＿＿因为我没脸见你！” “这话从何说起，只有我才没脸见你呢！” “四海哥，千万别这么说。你这样说更叫我无地自容。听说你只是因为说错了一句话被打成右派的，我不管你的话错与不错，我都相信你是个好人。我认定一个死理：如果说错了一句话就是反党反社会主义，那么要是做错了一件两件事的话，连祖宗八代不都成了反革命吗？你是穷人家孩子，烈士后代，对党有深厚的感情，你怎么会反党呢！说你反党反社会主义，就是打死我，我也不会相信。” 听了小兰这席话，他的鼻子一酸，眼泪在眼眶里转了几圈，忍了忍才将眼泪咽进了肚子里。他想，小兰真是个好姑娘，还是她能理解我。这才是，“无限胸中烦闷事，一言清话又成空”。 他告诉小兰，自己在大鸣大放中并没有说错什么话，完全是冤枉的，然而人家非要说你反党反社会主义，你就是长了千张嘴也说不清楚。至于反党不反党，说句唯心论的话，只有天知道。他的这番话，小兰她听不太懂，也不想弄明白，反正她认定他不是坏人就是了。 提起伤心事，他俩都觉得辛酸。沉默了一会儿，他问小兰：“小兰，你和阮刚之间到底怎么回事？这几年你又是怎么过来的，跟我说说好吗？” 小兰没有立即回答他提出的问题，喝了一口白开水，润润嗓子，最后详细地告诉了他和阮刚的事情经过： 四海哥，我说没脸见你，你似乎还不相信。告诉你，我真的没脸见你！我现在和你说出掏心的话，请你一定不要见笑，也不要告诉别人。老实说，我从小就最喜欢你，所以我的心里老是装着你。你走后，我时刻挂念你，经常梦见你。做梦好像真的一样，我们在一起玩，一起学习，在一块干活，有多开心呀！……你可知道，我多么希望终有一天能够和你生活在一起呀！你当兵去了，我时刻挂念你，天热时怕你中了暑，天冷时怕你受了凉。后来，听说你到了朝鲜，我又怕你……总之我老是胡思乱想，心里七上八下，担心你有个好乖。我装在心里的这些话又不好意思对人说，自己种下的苦瓜只有自己尝。我曾给你寄过信，不知你收到了没有？可是你一直没有给我回信。你可知道那时我多么希望你能给我寄来一封信和一张像片呀！我早也盼，晚也盼，可是什么也没有盼到！我的心凉了。当时我真的很恨你，恨你忘恩负义，把我忘了。后来冷静下来一想，觉得也不能怪你，因为你在部队生活紧张，又要挖工事又得打仗，今天到这里，明天到那里，也许我的信你没有收到，也许你没时间回信……这样一想，我也就不厌你了。既然原谅了你，当然你的影子还是老在我的脑子里，怎么也摆脱不掉。晚上只要一闭上眼睛就梦见你了，觉得你还是那么倔强，那么纯朴。说来好笑，那时我整天好像掉了魂似的，茶饭不思，遍身没劲，人也一天天消瘦了，这大概就是人们所说的患相思病吧！ 阮刚这个人你是知道的，他机灵、聪明，他对于我的情绪和思想捉摸透了。有一天下午，他对我说：“四海现在当上军官了，那里还能瞧得起你，我劝你还是不要癞蛤蟆想吃天鹅肉吧！要知道，城里的姑娘多的是，又有文化又漂亮，他是不会把你这个土泡子再放在心上了。小兰，我劝你还是不要太死心眼了，你这是剃头担子一头热……”我听了他的这些话，气得一摆手说，去！去！去！狗嘴里掏不出象牙来，赶快发你的洋财去吧，少跟我胡说八道！你从那里来，再滚到那里去，你再罗嗦我可要骂娘啊！我嘴里虽这么讲，其实心里也是直“打鼓”，觉得他说的话也不无道理。阮刚碰了钉子，自觉没趣，随后红着脸灰溜溜地跑走了。他走后我心里十分不安。我也知道自己这种不安毫无理由，因为你当兵前并没向我承诺什么，我为什么要不安呢？然而不安就是不安，我也没有办法。要问这到底是为什么？这个问题连我自己也说不清，道不明。再说阮刚，不说你恐怕还不知道，他自从当上了干部以后，完全变成另外一个人了。见了领导低头弯腰，专讲些溜须拍马的话，只要能赢得领导的喜欢，就是让他喊干爹干妈他都愿意干。反过来，在群众面前，他总是洋洋得意，自以为了不起，把头昂得多高，衣袖子一甩有簸箕大的花，一般人和他说话，他总是官腔官调的带答不理。特别那些家庭成份高的人有事找他，他不是吹胡子，就是瞪眼睛，大家都怕和他说话。我看到他那德行，打心里就反感。我念大家原来是同学关系，和崔大伯在背后不知说过他多少，无论你怎么说，他就是听不进去。 小兰又喝了一口白开水，拢了一下飘在前额的头发继续往下说。话再说回来，第二天下午，就是他劝我不要癞蛤蟆想吃天鹅肉的那个第二天下午。我心里觉得特别烦，身体感到不舒服，没有出工，纳了几针鞋底就上床睡觉了。在我半睡半醒的时候，听到有人蹑手蹑脚地推房门走进来。我睁开眼睛一看，原来是阮刚。他不等我爬起来，走到我的床前，嘻皮笑脸地抱住我又是亲，又是吻，嘴里小声说：“小兰，我喜欢你。你就对郑四海死了心吧。你应该知道，你爱他，他根本不爱你，那样能有好的结果吗？再说他在朝鲜战场上还不知道是死是活呢。他和你从小一起长大的，我也是和你从小一起长大的呀！你跟我好，我一定会比他更加疼爱你，体谅你，你就嫁给我吧，我可以保证，今后对你全心全意，让你过好日子，让你幸福。小兰，我马上可以对天发誓，永远不会辜负你，亏待你，如果辜负亏待你了，我就不得好死！”说着，说着他就压住我，又用手拉我的裤子：“小兰，今天先让我尝个新好不好？”我拼命地推他、抓他，好不容易才挣脱了，刚爬起来去开门，谁知他进来时早就把房门闩上了。不等我抽开房门闩子，他一把把我死死抱住，抱到床上，然后双手掐住我的颈脖子，恶狠狠地说：“你喊我就掐死你。”你知道，我生来胆小怕事，又害羞，就这样被这个禽兽糟蹋了…… 小兰说到这里，又痛苦地嘤嘤哭起来。她一边哭一边说。被他奸污之后，阮刚满足地眯起眼睛微笑着对我说：“小兰，这件事情只有你知我知天知，千万不要对任何人说，说出去我俩都不光彩。俗话说，‘母狗不翘尾巴，公狗上不去’我俩是同学，从小关系就很好，你说我强奸你谁会相信？我说你还是放聪明点好，只要你不对外说，我可以马上托媒人来提亲……”没过多久，他真得托人上门提亲来了，前来做媒的不是别人，而是乡长。你说乡长来了我能不给他面子吗？当时我心里想，既已失身于他，生米煮成了熟饭，也只好这样了。于是就答应了这门婚事。订婚不久，我们就结婚了。外面人都说，我是一朵鲜花插在牛粪上了。我也不管别人怎么说，反正认为嫁鸡随鸡，嫁狗随狗，一心一意和他过日子。女人的能力弱，一切只有认命了。婚后，开始他对我还好，谁知不到一年工夫，他又闹着要和我离婚，因为这时他攀登高枝找靠山，和县委农工部刘部长的女儿刘风英勾搭上了。我气得肝肠欲断，恨不得寻死，整天偷偷地以泪洗脸。主要是他不要脸我还要脸。公开哭闹怕人笑话，只有用泪水排泻心中的苦恼。我本打算揭发他原来强奸我的事情，但仔细一想，觉得那样根本不起作用，因为我已经嫁给他了，再说他曾经强暴你谁能相信？又有谁能够证明呢！那么人家会问，既然说他强暴你，当时你为什么不告发，而且和他结婚，这不是有意毁坏人家的名誉嘛。大便不搞不臭，越搞越臭。没办法，我只好忍气吞声，苦水硬往肚子里咽，最后咬咬牙同意和他离了婚。你知道，作为女儿身，最大的耻辱莫过于失去贞操。有一天我乘大家都上工去了，找了根绳子，端了条板凳，准备悬梁自尽……也许我命不该绝，就在这时，崔大伯来找到我家，见我房门关着，喊了几声，没人回应，他知道不好，一脚踢开房门，上来重重地甩了我一巴掌，把我放下来，抱住我放声大哭：“小兰哪！小兰！你怎么这样傻？说什么也不能寻短见呀！你的父母亲去世得早，你奶奶去世时交待过我，要我好好照顾你。从那时起，我就把你当成自己的亲闺女看待。孩子，有什么委曲尽管对我说，大伯一定为你做主……”四海哥，你说我的这种委曲和秘密对崔大伯能说得出口吗？这件事情至今没有任何人知道，崔大伯也始终不知道，我根本不敢和他说。我晓得，他知道了肯定会找阮刚算账，说不定会闹出人命来。打那以后，我想通了，再也不想死了，因为我想亲眼看看阮刚这个坏蛋最后的下场，如果死了就什么也看不到了。我之所以能够活下来，就是这个想法支撑着。我同阮刚离婚以后，不知有多少人上门来提亲，我都没答应，决心今世再不嫁人了，混一天是一天……四海哥，我还要告诉你，你回来以后，看到你比我还要可怜，心里觉得不知道有多么难受，我觉得大事帮不了你，可以暗地里帮你做点小事，谁料今天被你发现了。发现了就发现了吧，今天所有的话都对你讲了，我心里也踏实了，往后我能帮你就帮你，不怕别人说什么。不过要把话说清楚，我帮你没有别的目的，只是看在我们小时的情份上…… 听完小兰的叙述，他激动地说：“小兰，你真好。谢谢你对我的信任，能够告诉我这些真心话。惭愧的是你能帮我，我却帮不了你。你对我的恩情我恐怕永远报答不了啦，要报只有来生变牛变马再报！” “四海哥，你说这话也太见外了。我不图报答，只想帮你做点实事，只要你不嫌弃就好。” “小兰，你说的那来的话，现在连三岁孩子都会瞧不起我， 我怎么还会嫌弃你呢！你可知道，我时刻都想见到你呀！我第一次回来探亲因为你和崔大伯到山里开荒去了，第二次我被打成右派回来你在另外一个生产队，再加我在家乡呆得时间短，所以一直都没有机会同你见面。这次我总算见到你了，见到你我感到特别高兴。不过我要奉劝你一句，无论如何都要振作起来，千万不要和自己过不去。” “你真的还关心我吗？”“当然。只是我现在自身难保，关心你也没有用。” “我只要你心里有我就行，根本不需要能帮我做什么。” “小兰，我问你，以后你还会躲着我吗？” “不啦。反正什么都跟你说了，也不再怕没脸见你了！” “你不怕受牵连？” “我怕什么，我已经死过一回了，什么都不再在乎。” 他俩说着，鸡已经叫过三遍，俩人都觉得不能再说下去了，因为第二天都要干活，不休息一下不行，何况小兰住在隔壁一个生产队，离这里还有半里路，所以互相道了“再见！”就分手了。 二十八、大伯叙往事 听说崔大伯最近身体不太好，郑四海完成生产队给他订的每天割300 斤牛草任务以后，匆匆赶去看望他老人家。平时他空闲不多，今天因为周小兰抽空来帮他割了 100多斤牛草，所以歇工比较早。 崔大伯坐在门口乘凉，见郑四海来了，赶忙起身让他坐，说：“四海，你今天歇工怎么这样早嘛？” 郑四海说：“今天得亏小兰抽空帮我割了100多斤牛草，否则是不会歇得这么早的……大伯，听说你身体不好，我特地来看看你好点了没有？我没有别的东西孝敬你老人家，平时割草割了点鸡头米，送过来给你老人家吃。” 崔大伯笑着说：“谢谢！谢谢！难得你有这份孝心。今后你有空经常来我这里坐坐就行了，这样比什么都好，再不要带什么东西来。其实我也没有什么大病，只是感冒了，有些咳嗽，歇了几天现在已经好多了。你见过小兰了？唉！小兰这丫头也够命苦的，她父母亲走得早，她奶奶在你走后第二年也去世了，她和阮刚结了婚又离了，至今还是一个人，你说她命苦不苦？可是有人给她介绍对象她就是不肯再嫁，不知道她心里到底是什么想法。” “她什么都和我讲了。想不到阮刚对她会这样！” “唉！”崔大伯深深地叹了一口气说：“提起阮刚这个混账东西我就生气！”他喝了几口茶之后，接着说：“今天我的精神还好，正好你歇工早，我就把阮刚的情况大致和你说一说吧！好让你对他这个人有个全面的了解，今后你一定要提防他。”于是崔大伯不慌不忙地一边喝茶，一边讲起来： 这得从头说起。阮刚这个人你可不能小看他。他人前是把火，人后是把刀。他像个滑稽演员，一会儿能哭，一会儿能笑。解放初期，斗争地主，他确实很出色。干事踏实，待人诚恳，干活也肯出力，所以受到大家的拥护。办互助组时，大家觉得他能干，一致选举他当了互助组长；成立农业合作社时，大家又选他当了农业社主任。可是时间长了他就变了，变得油嘴滑舌，滑头滑脑，和谁都耍心眼。十句话就有九句假，对谁都不说真心话。他最会看风使舵，投机钻营，我只举一个例子你就可以知道了。有一次乡长陪同县委农工部刘部长下来检查，他带领他们到田里转了一圈。在回来的路上，他问刘部长：“首长，你认为我们这样栽插行不行？” 刘部长说：“依我看栽稀了点，要是再栽满点就好了！我问你，你们现在这样栽法，每亩田单产大概多少斤？” 阮刚回答说：“每亩能产1000多斤，要是再栽满点，肥料能跟上，我保证能够翻一番，甚至会翻两番哩！” 刘部长兴奋地说：“真的吗？” 阮刚说：“当然是真的呀！上级不是说人力胜天嘛，只要有党的领导，别说吨斤亩，就是万斤亩也能达到……” 刘部长高兴地说：“年轻人，说得好，说得好，有志气！你叫什么名字？”“我叫阮刚。” “啊！阮刚同志，好好干，干社会主义主就得要依靠像你这样一些有胆识、有志气的年青虎将才行！”刘部长拍拍他的肩膀继续说，“阮刚同志，请记住，只要好好干，像你这样人今后一定是会大有作为的。” “谢谢首长的教导和鼓励……” 阮刚从那以后，工作更加假积极了。大跃进时，他又当上了高级农业社社长。表面上他工作很认真，实际上他处处使心眼，弄虚作假。为了虚报产量，他在上级下来检查之前，要社员们连夜把已经成熟的稻子，连根带泥拔起来移栽到一块田里，创造所谓“吨斤亩”。收稻时上级来检查，他又提前要社员把稻草棚在场基中间，打箍转用金黄的稻子盖起来，犹如包包子。1958年你回来不是亲眼也看到了一些情况吗？自你走后，他弄虚作假搞浮夸一天比一天更厉害，大家对于他的做法，极为不满。“瘦猴”又给他编了一个顺口溜：“公社干部下来了，大队干部冒汗了，社员夜里不睡觉，忙着稻包草；社员吃饭望打稻，干部吃饭盼鸡叫；上级号召放卫星，社员饿得吃草根……”阮刚正在公社开会，回来有人向他汇报了这个顺口溜。他脸拉得老长，气得直咬牙：“反了！反了！瘦猴敢公开污蔑社会主义，这还了得！”他转向民兵营长说，“赶快派几个民兵去把瘦猴捆来，他就是现行反革命。”不一会儿工夫瘦猴就被几个民兵“五花大绑”捆来了…… 瘦猴你是见过的，他的真实名字叫王刚。自幼父母双亡，从小要饭，是个真正的贫雇农。由于他自小流浪无人管，所以养成了一张贫嘴。不管见到什么事他都喜欢编个顺口溜。这次他可真得碰到刀刃上了。 “你可知道你犯了什么罪？” 阮刚瞪着眼睛问瘦猴。 “我不知道，我也根本没有犯什么罪！”瘦猴因为恼怒，两眉间挤出一团肉疙瘩。 “哼！你不知道？你为什么要编顺口溜攻击社会主义、共产党？是谁指使你这样做的。说！”阮刚“碰”地一拳砸在桌子上，把茶碗弹得老高，最后掉到地上打碎了。 “我没有攻击社会主义，也没有人指使。如果非要我说出谁是指使人的话，指使我的那个人就是你，因为我是根据事实编的顺口溜，唱唱玩玩而已，我没有错。”瘦猴毫不示弱。 “胡说！你还嘴硬，我看不给你一点颜色看看，你是不会知道我的厉害！民兵营长，先把他关起来再说。” 第二天，阮刚亲自主持召开了批斗大会。在批斗会上，他像泥鳅钻进了盐里──直跳。他大声呼喊：“把现行反革命分子王刚带上来！”这时，几个民兵将“五花大绑”的瘦猴就像拖死猪一样拖出来。瘦猴虽被捆成一团，脸色苍白，但他强打精神昂着头，仍然显得满不在乎。 说到这里，崔大伯流着眼泪，喉咙哽咽，说不下去了。咽了一口吐沫，又狠狠吸了几口烟，过了一会，他才继续往下讲。会上，阮刚气势汹汹地说：“社员同志们，我们一定要提高阶级觉悟，在大是大非问题上，每个人都应当站稳立场。王刚他出身虽好，但忘本变质，仇视共产党，仇视社会主义，反对大跃进，他的言论已构成现形反革命犯罪。我们要对他无情的揭露，狠狠的打击，希望大家踊跃发言……”会上只有阮刚下边几个打手发了言，大多数社员却是一个个低着头不吭声。无论他怎么动员，大家就是一言不发。阮刚无计可施，最后只好草草收兵。收兵以后，阮刚还是要瘦猴彻底交待反党、反社会主义思想根源和背后指使者，瘦猴宁死不低头。阮刚气极了，叫人用竹梢子抽，杠子压，任凭他们怎样折磨怎么打，瘦猴就是坚决不肯承认自己反党、反社会主义、反对大跃进，更不承认背后有什么指使人。阮刚坚决不肯放过他，接着又叫民兵把瘦猴吊起来鞭打，打晕过去了，放下来用凉水浇，醒过来再吊起来鞭打，晕过去再用凉水浇，如此反反复复折腾了好几天，最后瘦猴被折腾得归天了。瘦猴死后，阮刚并不着慌，叫文书向上写了一份报告，说他造谣惑众，畏罪自杀。上面接到报告以后，完全相信，对于瘦猴的死因不但没有追查，反而表扬他能够及时发现阶级斗争新动向，抓得准，抓得好。这样一来，阮刚的胆子更大了，谁也不敢揭他的胡作非为。再加上他善于溜须拍马，他常说：“生命在于运动，当官在于活动。”每回到县里去开会，总要去拜访刘部长。看望刘部长时，少不了要带些老母鸡和鲜鱼等土特产去孝敬老领导。后来他在刘部长的关怀下，很快评上了劳动模范，又入了党，成立人民公社时，他又当上大队书记。担任大队书记不久，接着又被提拔当了公社武装部长。刘部长看他是个人物，最后还把自己的女儿许配给他。要说刘部长的女儿长相么，同周小兰相比差远了。女人不像女人，男人不像男人。脚像弯刀，脸像熊猫。金鱼眼睛，兔子耳朵，蒜头鼻子，鸭子嘴巴。个子没有多高，箩筐那么高，饭盆那么粗，黑乎乎的像个黑炭头。阮刚不是爱她这个人，而是爱她父亲的权势，是想依靠她父亲的权势往上爬…… 有些人哪！就是势利眼，这有什么办法呢！说着说着，崔大伯又深深地叹了一口气，“唉！”再说小兰这丫头有那一点配不上他呀！大家都说“一朵鲜花插到牛粪上了”，他不但不知足，反而一脚将她蹬开了。小兰这丫头真是太可怜了，自从她同阮刚结婚到离婚，没有过上一天舒心的日子，叫人真是心疼不尽，可是我又没有办法帮助她。这丫头不仅仅是生活上承受了太多的艰难，而更主要的还是精神上受的刺激太大。所以她老是愁眉苦脸，闷闷不乐…… 崔大伯说着，好像突然想起来什么似的，眼神突然一亮兴奋起来，笑着说：“四海呀！我看你们到很相配，如果你愿意的话，大伯可以为你们牵线搭桥。不知道你愿意不愿意？” 郑四海赶忙说：“不行！不行！绝对不行！以我现在的身份怎么能够谈这件事。就是她同意，我也不会同意，她已经够苦的了，我不能再牵连她，让她再跟我吃苦受罪呀！” 崔大伯点点头说：“你说的也是！不过她总不能老是这样下去呀！唉！她的命也太苦了！”崔大伯再没往下说了。 郑四海告别了崔大伯，回到家里洗漱过后就睡觉了。可是躺在床上脑子里却像断了韁的野马，没有办法控制它，翻来覆去怎么也睡不着。他想，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世界观和自己的活法，一个人要想改变另一个人绝非容易的事情。就拿阮刚来说吧，崔大伯开导过他，周小兰也说过他，别人也劝过他，大家都劝他踏踏实实工作，清清白白做人，但他就是听不进去，这叫别人有什么办法！看来势利对于他来说，就像吸毒上了瘾，要戒已经不容易了。作为一起长大的同学，本应该好好劝劝他，要是在过去也许还可以起点作用，然而现在绝对不可能了，因为他在台上，自己在台下，他是正确的代表，自己则是反动的化身。自己认为是正确的，他会认为是错误的，自己觉得是真理，他会认为是谬误。他怎么会听一个右派分子的话？唉！算了吧，算了吧！人贵在有自知之明，还是不要白费唇舌的好，上次劝他就已经碰钉子了，何必再自讨没趣。 历史总喜欢和人开玩笑，1963年冬天，阮刚突然卷着铺盖回家来了。阮刚回来主要是男女关系上出了问题。 问题在于他地位不断上升，生活不断改善，春风得意，忘乎所以。也许是他当官当久了，连自己姓什么都不知道了。他想：古代皇帝有三宫六院，我虽不能和皇帝相比，但我作为万人之上的父母官，怎么就不能多有几个女人陪伴？男人如果只有一个女人那不枉为一世人嘛！他想起两句唐诗：“今日有酒需当醉，一滴何曾到九泉。”在这种颓废思想支配之下，他开始广泛接触女人，研究女人。他利用手中的权利，很快和全公社出了名的“一支花”钩搭上了。“一枝花”本名叫李兰香，“一枝花”是她的绰号。她长得很有几分姿色，个子不高也不矮，丹凤眼，杨柳腰，走起路来犹如水上飘。樱桃口，总含笑，说出话来又温柔又清脆，她的举动令男人神魂颠倒。她虽结婚了，但仍和许多男人有来往。自从阮刚同她搭上了以后，她就将别的男人都一脚蹬开了，专心侍候他。他们好像屎克郎滚粪球滚在一起，臭婆娘和臭男人臭到一块了。阮刚得意忘形，一有空就去找她寻欢作乐。有一天，阮刚正同“一枝花”躺在床上干那种腾云驾雾的事情，“一枝花”的丈夫突然回来了，阮刚来不及躲避，被她男人抓住一顿痛打之后，接着把阮刚扭送到公社，并一纸告到法院。在处理之前，他为了能够得到宽大处理，连夜跑到县委张书记家里，跪在委书记面前，扣头如捣蒜，痛哭流涕，左右开弓自己打自己的嘴巴说：“张书记，我混蛋！我不是人！我混蛋！我不是人！我辜负了组织上对我的信任与培养。恳求领导上能够给我一条生路吧！我保证今后痛改前非，再也不敢胡作非为了……”再加上他的岳父刘部长暗中周旋，所以法院才没有送他到看守所去吃“八大两”。最后，公社、县委在群众的强烈要求之下，作决定：党内给他严重警告，行政上撤消他公社武装部长职务，开除公职遣送回家。他刚回家，他的老婆刘凤英马上就提出和他了离婚。 阮刚回到家来情绪一落千尺，整天就像被枪打伤了的野鸡一样，打不起精神。有一天中午，白云在天空飘荡，知了在树头上没完没了地歌唱，火辣辣的南风吹得人满身冒汗，郑四海割过牛草躺在竹床上摇着芭蕉扇休息乘凉。 阮刚晃晃悠悠地走进来说：“四海老弟，午休呀！我能在这里坐一下吗？” 郑四海赶快坐起来说：“欢迎！欢迎！今天是什么风把你吹到我这里来的呢？” “无事不登三宝殿，”阮刚说，“我来是有件事情求你帮忙的。” “你能有什么事情求我这个右派帮忙呢？说说看。”郑四海感到很惊讶。 “老弟呀！你在我面前就不要说什么右派了。”阮刚尴尬地说，“我琢磨，你比我文字功力好，所以想请你帮我写个材料。” “写什么材料呀？” “帮我写份退党申请报告。” “啊！怎么受点挫折，就连共产党员都不想当了？” “我的眼睛不好，当党员起不了什么作用了，我想倒不如不背这个空头名誉好些！” “党章上也没有规定盲人不能当共产党员呀，何况你并不是盲人。我看你是受了一点挫折就灰心了吧……我作为你的老同学，不客气地说，看来你原来入党只是为了当官，丢了官就连党员都不想当，这叫信仰共产主义吗？老实说，我认为你的想法不对头。这个报告我不能帮你写，希望你要慎重考虑。” “老弟呀，你就帮帮忙吧，因为你的文化水平比我高，我才来找你嘛。” “不行！绝对不行！说什么我也不会帮你这个忙。要知道，我是右派，我帮你写了，将来上面知道了，对你对我都不好。你走吧，对不起，我得割牛草去了，没有工夫陪你了。” 阮刚碰了一个软钉子，只好灰灰溜溜地离去。离开时，他愤愤地说：“四海呀！你也太不讲交情了！” 郑四海说：“阮刚哥哥，对不起！说一千道一万，我也不能帮你写这个报告，请你谅解。”说完他就背起扁担绳子，拿起镰刀同阮刚一块走出门了。 世界上的事情就是难以预料，郑四海如果帮他写了那份退党申请报告，后来恐怕他就不会东山再起了。后来他能够东山再起，应该说是得亏了郑四海当时没有帮他写那份退党申请报告。 可不是么，阮刚尽管丢了乌纱帽，但比起郑四海还要强得多，因为他保留了党籍，群众虽不喜欢他，但还是不敢公开得罪他，唯恐有朝一日他重新当官，那样自己吃不了就要兜着走。群众的当心是对的，果然不出所料，没过多久，大队又指定他当了生产队长。 阮刚和刘凤英离婚后，觉得很孤独，这时他又想起了周小兰，因此曾多次托人前去劝周小兰与他复婚。说什么周小兰都不情愿，她对来人说：“我又不是破鞋，他想穿就穿，想丢就丢。老实说，就是世界上的男人都死尽了，我也不会同这个没有良心的男人复婚……” 来人回去把周小兰的话对阮刚照实复述了一遍，他听后，气得咬牙切齿：“哼！臭婊子，你就走着瞧吧！只要我不死，看我怎么收拾你！”当时看他那样子，简直是只有剜了周小兰的肉，剥了周小兰的皮，才能解除他的心头之恨。 阮刚托人说合不成，当天，周小兰去了郑四海的家里，把阮刚托人来劝她复婚的事情从头至尾地跟他说了一遍。 他说：“你也不要把话太说绝了，依我看能复婚还是复婚好，因为你们必竟在一起生活过一年多时间，俗话说，‘一日夫妻百日恩’你们之间互相总还有点感情吧！” 她气得哭说：“四海哥，想不到连你也这样劝我，这明明是要把我往火坑里送嘛！这都怪我自己又看错人了！你说感情，他和我有什么感情？当时要不是我胆小怕事，如果是现在，我不告他强奸才怪呢！……现在我一见到他就觉得恶心，想吐，叫我怎么能够和他生活在一起？我宁愿当尼姑去也不会同他复婚”。 他听了，自知自己言语不妥，不敢再吭声。过了好半天，小兰牵起衣角擦干眼泪说：“四海哥，对不起！我将才态度不好。我的话也不完全是冲着你的，主要我心里怄得很。我问你，你到底还喜欢不喜欢我？” “我怎么不喜欢你哩！我尤其喜欢你像金子一样的心。”他回答。 “我再问你，我失去了贞操你嫌弃不嫌弃？你要是不嫌弃的话，请你就拿出勇气来，向我求婚，免得阮刚老是和我纠缠”。小兰用泪眼盯着他不刹眼。 他对小兰突如其来的问题感到很惊讶，望着她，摇摇头说：“小兰，你和阮刚的事，错根本不在你，不必老是耿耿于怀。至于贞操的问题，那是陈旧观念，你不应该老是记在心里。老实说，在你的问题上，我也一直感到很内疚，如果我在部队时写信向你正式求了婚的话，相信阮刚也不敢放肆欺侮一个革命军人未婚妻。那时我为什么没有提出来向你求婚呢？坦率地说，主要的原因有两点。第一，是我不想过早地恋爱，骇怕过早地恋爱分散工作精力；第二，那时我是在朝鲜战场上，随时都有牺牲的可能性，我不想因为我也毁了你呀！……唉！过去的事情就让它过去了吧！现在我看到你这痛苦的样子，我的心都快碎了！小兰，我只想问你，你提出来和我结婚到底是真心还是一时冲动？你应当仔细考虑好，要知道，跟了我会受罪一辈子啊，你真的不怕吗？” “你什么也别说了，我现在只要求你说一句话，到底愿意不愿意娶我？只要你愿意，再苦再受罪是我自己情愿的，到时绝对不会怪你。那怕是上天做屋，大地当床，箬帽做锅盖，我也不会后悔的”。 “小兰，你这样说我还能说什么呢！好！我愿意。那样也就太委屈你了。”他的话还没有落音，她马上扑进他的怀里，眼睛里闪着幸福的泪花。 君子易交，小人难处，尤其对自己有过恩惠的小人更难处。阮刚得到周小兰要和郑四海结婚的消息以后，他千方百计从中作梗。开始他不让大队开证明，接着又跑到公社去说三道四。幸亏公社打结婚证的那位干部主持正义，不但不听阮刚的话，而且劝他说：“你和周小兰已经离了婚，她嫁给谁是她自己的自由，任何人都不得干涉。你说郑四海是右派，要知道，右派是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的，他还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哩！婚姻法上也没有那条规定右派分子不可以结婚，我劝你就放他们一马吧”。阮刚阻挠无效，郑四海和周小兰终于领到了结婚证书。 郑四海和周小兰领到了结婚证，证明他们由于互相同情合法地走到了一起，也可以说从此他们把两个破家合并成为一家。她搬到他家＿＿牛棚里来了，他们结婚时，没有添置一样家具，没有办一桌酒席，也没有放一挂鞭炮，更没有换一件新衣裳，甚至连一粒水果糖、一根香烟都没有买回来散给大家。不是他们吝啬，只因为他们生活太穷困潦倒了。 不管怎样，郑四海和周小兰终于结合了，家里虽然什么摆设都没有，但有舒心的微笑，有枕边的切切絮语，有互相体谅的含情目光。只要能够有这些，他们觉得已经足够了。有了这些，这就是欢乐，这就是幸福。幸福什么是？这就看各人怎么理解了啦！富翁有幸福，穷人照样有欢乐。幸福和欢乐到处有，幸福和欢乐无处不在呀！ 从此，阮刚对郑四海的态度来了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由同学、朋友变成了仇敌。经常鸡蛋里头找骨头，故意找岔子。对此，他们早有思想准备，他们想，反正已经到了这一步，怕他也没用，豁出来了，看他到底能够把我们怎么样？ 二十九、株连全家 1962年，初夏，有可靠人士透露中央下了文件要对右派甄别平反。这个消息，又点燃了郑四海心里希望之火。他本想亲自前往西北铁路局，遗憾的是没有路费，只好给西北铁路局党委写了书寄去一封申诉信，要求对他的右派问题进行复查。不久，他接到了西北铁路局党委的回信，告诉他去信已经收到了，并说对他的右派问题正在复查之中，让他耐心等候佳音。为此他高兴得彻夜难眠，他想，大概自己出头的日子快到了。可是他高兴得太早了！没过多久，他又接到西北铁路局党委的一封来信，说中共中央有新的指示，对右派问题一律不予甄别平反。这样他又掉进了冷水盆里，希望之火顿时又熄灭了。他感到万念俱灰，前途茫然。呼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他弄不明白，中央的政策为什么像六月里的天气，说变就变。1962年中共中央不仅把对右派平反的政策收回了，而且对农村土地包产到户的政策也收回了。 也就在这个时候，他家乡发生了一件意想不到的惊天动地大事＿＿有人竟敢胆大包天，在铜都公社范围内贴出了反对政府统购、统销，凭票、凭证政策的标语。在那种极左的年代里，本来就听不得反面意见，何况利用这种极端方式，政府怎能容忍！市县公安局立即派人下来明查暗访，凡有历史问题以及一切可疑的人，都置于监控、调查之中。因此，他这个从外地回来的右派分子，当然首先列在调查范围之内。 公安局明查暗访了几个月，总算初步把问题查清楚了：原来是几个小年青所为，而且这些人大部分都出身贫下中农，有的是大队和生产队干部，有的还是党团员。其中就有他的同母异父弟弟陈冀在内。公安局首先将这些人以现形反革命罪刑事拘留。接着进一步清查，清查一切与本案有牵连的人。他是陈冀的哥哥，又是右派，当然不能幸免。 这真是人在家中坐，祸从天上来。事情是这样的：有一天，也就是破案的头天下午，天快黑时，他割牛草回来，走在路上遇到了老同学，现任小学校长查越。互相谈起公安局正在追查贴反动标语之事，查越告诉他，他听内弟（在县公安局工作）说，贴“反标”陈冀也在内，其他情况他不知道。这件事如果落在别人头上根本不算问题，然而落在他和查越头上，就了不得了！因为一个是右派，一个是地主子女。因此，公安局以知情不报、互相串通的罪名，将他俩同时逮捕了。事发后，他的母亲由于两个儿子都成了现形反革命，悲痛绝望，一时想不通，喝农药自尽了。与此同时，的同母异父妹妹秦芬看见母亲死了，两个哥哥又都被抓进牢里去了，觉得自己孤苦伶仃，无依无靠，最后也悬梁自尽了。继父要不是早已经去世了，恐怕也要自杀。 阮刚听到这个消息，欣喜若狂，于是再次登场。他托人劝周小兰和郑四海离同他复婚。他托的人不是别人，而是周小兰的堂姐周小丽。堂姐见小兰家里像水洗了一样，心疼得泪流满面。 小丽说：“兰妹子，你是个聪明人，不用说，你也知道是谁托我来的。阮刚讲，现在郑四海当了现形反革命被抓起来了，不死一下子也出不来。他还说，以前算是他对不起你，只要你和郑四海离婚同他复婚，他说今后绝对不会再亏待你，保证让你穿不愁，吃不愁，会有好日子过……兰妹子，我本来是不想来，可是架不住他的纠缠，再加上看到你这样苦，也就硬着头皮来了。兰妹子，请不要怪我，这件事到底应该怎么处理，请你自己拿主意，我也不再说什么了……” 小兰说：“姐姐，你的好意我领了，请你告诉阮刚，叫他就死了这条心吧！我在世是姓郑的人，死后是姓郑的鬼。叫他再不要胡思乱想打我的主意了”。 小丽说：“兰妹子，你把话说到这个份上，我也无话可说了。我晓得你不一定同意，可是我也真叫阮刚缠得没办法，只好来一趟应付他一下。” 阮刚因为又一次碰了钉子，更加仇恨在心。他利用生产队长的职权，千方百计地报复周小兰。当时周小兰已经怀有郑四海的孩子，她即使走不动路，还要撑着到生产队里去干活。阮刚以监督反革命家属为名，对周小兰管得特别严。他说，对贫下中农可以照顾，对反革命家属是绝对不可以怜悯的，这是立场问题。周小兰大肚子难弯腰，他偏偏故意分配她干割稻、割麦、拾棉花等弯腰活，使她经常累得爬不起来。有时她累了休息一下，让阮刚看见，就说她有意磨洋工。她因为只身一人，又怀了孕，有时总免不了要迟到。迟到了不仅要挨他的骂，而且还要加倍扣罚工分。这样，她虽不是劳改，但同劳改也差不了多少。阮刚不光在干活上“照顾”她，就是在其他问题上也同样对她很“关心”，如不许请假，不许缺勤，出门要请示，家里来人要报告……搞得她苦不堪言。孩子出世了，她没吃一个鸡蛋、一两糖，甚至连稀饭都吃不上。她自己身体瘦得风都能吹得倒，孩子出世只有五斤重，瘦得像只猫。当年冬天，大雪纷飞，不能出工，农民们都呆在家里休息，青年人打扑克，下象棋，老年人谈古论今。大家生活虽不富裕，但是饿了稀粥还是有的吃。然而她却不同，由于超支，阮刚命令保管员不发给她家口粮。她自己饿得瘫瘫倒，孩子饿得哇哇叫，只是剩下一口气没有断。在这种情况之一，眼看只有死路一条。她欲哭无泪，欲叫无声，心想，自己死不足惜，无辜的孩子刚刚出世就死掉实在于心不忍。想到这里，她自己对自己说：“我不能死，为了孩子和丈夫，我一定要活下去。”她明白自己要活下去就得豁出去，否则只能是坐而待毙。她顾不得脸面，顾不得别人怎么议论，决定偷偷地出去要饭。正在产假期间，她天天太阳没有露脸就偷偷摸出门，太阳沉睡以后再偷偷地摸回家。起初一切倒很顺利，走到人家门口，人家看她背着孩子怪可怜的，好心人从自己牙缝里挤出一点山芋或剩饭什么的施舍给她吃，吃不了的她就带回家。她知道，她这样做，只要瞒住阮刚就行，群众就是知道了都会睁一只眼睛闭一只眼睛。可是冤家路窄，有天下晚在回来的路上，正好被阮刚碰上了。阮刚正愁找不到她的岔子，看见她背着孩子，胳臂上挎着菜篮，里面还有山芋、菜饭，以及筷子碗，他一切全都明白了，心里说，哼！你竟敢出去讨饭。 阮刚明知故问：“周小兰，叫你不要随便出门，这样晚了，你跑到那里去了？” 周小兰一看不说也不行，于是横下一条心，照实说：“你不叫生产队发放口粮给我，我只好出去讨饭了！你说连天这样也不行吗？” 阮刚把脸往下一沉，气势汹汹地说：“哼！好啊！我看你的胆子真不小呀！你还问我行不行？我说不行！不行！不行！我要好好治治你，等着吧！” 第二天，他召开了批斗大会。在批斗会上，他大声宣布：“周小兰背着生产队出去讨饭，我认为她不是要饭，而是对党不满，有意破坏我们党的光辉形象，往社会主义脸上抹黑，也可以说她是在向我们大家示威和挑战……社员同志们，大家在大是大非问题上，希望每个人都要明辨是非，站稳立场，旗帜鲜明地狠狠打击反革命家属的嚣张气焰……我不想多说了，希望大家大胆揭发，踊跃发言”。 尽管阮刚说得很慷慨激扬，但会场上冷冷清清，前后只有两个人被他点名，他们没有办法讲了几句话，多数人则是一言不发。阮刚不肯罢休，他再三要求大家发言。在大家都不肯发言的情况之下，最后他只好又指名：“崔大伯，你是老贫农，觉悟高，请你老人家说几句好不好？” 周小兰和崔大伯的关系阮刚是最清楚的，他们不是父女胜似父女。崔大伯从来都像一只大鸟，习惯张开自己的翅膀阿护着她这只小鸟。阮刚这样做的目的是在有意为难崔大伯。崔大伯听到阮刚指名要他发言，脸色顿时变得发紫，他倏地一下爬站起来，狠狠咽了一口唾沫，像豁出来的样子说：“好！要我说，我就说，可我不能昧着良心说瞎话。依我说，周小兰出去要饭是不对，按理说，社会主义国家怎么能有要饭的呢？可是她出去要饭完全是被你阮刚逼出来的呀！俗话说，‘逼上梁山！’她超支，你压下她的口粮不发放，她一点生活来源都没有，总不能坐在家里饿死吧！她想活，想活，是人的本性，根本没有错，更说不上有什么罪了！要说有罪的话，我看你阮刚就是罪魁祸首；为什么这样说，因为共产党、毛主席、从来没有说过社会主义非要把反革命家属饿死不可！……” 阮刚本想借机破坏崔大伯和周小兰之间的关系，想不到弄巧成拙，搞得自己尴尬不好收场。他气得直跺脚，指着崔大伯的鼻子说：“你这个老不死的，怎么是非不分呢！你还是不是贫下中农？我看你是忘本变质了，公开站在反革命家属一边说话！告诉你，替反革命家属说话，是不会有好下场的，你应考虑自己的后果！……” 崔大伯根本不听他这一套，大声说：“阮刚，我也公开告诉你，我老汉从来不信邪，你越是威胁我越不怕。今天大家都在这里，我说的每一句话我都会负责。阮刚你不是会捏造吗？有本事，你就向大队、公社汇报好了，就说我崔狗子也是反革命，我相信上边一定不会不分青红皂白给我定罪吧！……” 批斗会就这样争争吵吵没有结果休会了。这次阮刚想占上风不仅没有占到，反而落了个灰溜溜地收场。会后，阮刚把周小兰讨饭以及崔大伯在批斗会上的表现，向大队书记崔强作了详细汇报。大队崔书记是个比较讲政策和讲原则的基层干部，他说：“周小兰出去要饭的问题批判过就行了，适可而止，她必竟是反革命家属，不是反革命，不能太过火。另外，如果她确实没有生活来源，该她家的口粮还是应该发放给她，超支归超支，以后再说。要知道，我们社会主义国家必须坚决保证不能饿死人，这是原则问题，不能含糊，否则出了问题，上级追查下来我们无法交待。至于崔大伯的问题，我决定亲自找他谈谈，我看教育教育也就算了，他是几代老贫农，就是说句把错话也只能是以教育为主。”阮刚听了大队书记这番话，像烈日之下刚栽的白菜──蔫了，再不蹦哒了。他本打算在周小兰出去要饭的问题上大做一番文章，结果文章写得很糟糕。 再说郑四海坐在牢里，日子更难煎熬。所谓的“三年自然灾害”还未完全结束，粮食供应非常紧张。外边的人都吃不饱，何况牢里的犯人。当时，牢里犯人每人每天八两高粱面，还是从北方运来的，伙房里的犯人再卡掉点，落到号内犯人的头上，七两都不到。这些高粱粉里面还有许多像蛆似的虫子，霉气冲天，平时连猪都不吃。犯人为了保命，不吃怎么行！一些才关进来的犯人，这种高粱糊，头几天一口也不肯吃，后来饿得受不了，不得不张嘴吃。只要开了口，他们和老犯人一样，连碗都舔得干干净净，干净得不要用水洗。 郑四海个子高，饭量大，一天两餐，一餐二两多一点高粱面糊糊，接到手就完了，吃过之后总觉得没有吃一样，要是地上灰土能够吃，他会趴下去吃个饱。饿！饿！饿！饿得他嘴里满清水。犯人都说死和刑具并不可怕，最可怕的就是饿，因为饿的滋味受不了！公安干部就是利用犯人这一弱点，你不交待不要紧，他们既不逼你，也不打你、骂你，唯一的办法就是关着饿你。再顽固的犯人，都没能通过这一关。犯人都说长痛不如短痛，判刑多少无所谓，就是枪毙也比受饿好，因此绝大多数犯人还是老老实实地坦白交待就范。 所谓龙岗公社反革命集团案，审查了三个头年，从1962年春直到1964年冬天才结束，将近三年。第一次市检察院公诉书上，郑四海名列第四位，显然是准备重判他。后来省检察院派来工作组复查，此案有了很大变化。他们认为整个案子没有政治背景，是一个自发的反革命组织，而且这个组织里面的人员，绝大多数都是不识字的年轻农民，文化程度最高的也只读过小学，因此决定除了对为首的分子需要重判以外，其余的人员都应当从轻发落。市检察院在省检察院工作组的干预之下，撤消了原来的公诉书。在新的公诉书中，把郑四海被排到后边去了，也许他们认为他没有正式参加反革命组织，只是右派受到弟弟牵连的缘故吧。 公判大会是在龙岗公社召开的。说来奇怪，召开公判大会的那天，周小兰和郑四海生下的儿子郑志强刚三岁，早上天蒙蒙亮还没有起床，他爬起来坐在床沿上，揉揉眼睛突然说：“妈妈，爸爸回家呼（睡）。”周小兰心里想，这个孩子生下来就没有见过爸爸什么样子，为什么一大早说这话？她心存一个疑团，不知是吉是凶。 她问孩子：“志强你说什么？”志强含糊不清地又重复说了一遍：“爸爸回家呼。” 她听后长叹一声说：“孩子，你爸爸能不能回来也只能听天由命了！” 这天，她本来可以去参加公判大会，但她怕自己去了控制不住自己的情感，晕过去回不来，于是她乘大家都去开会的机会，把孩子送到邻居一个老太太家，请她代为照应一下，自己躲到山上砍柴火去了。 公判大会上，法院对该案作了宣判，对贴反动标语的为首分子判处无期徒刑，郑四海的弟弟陈冀判了五年。郑四海和查越以知情不报罪判了三年管制，当场释放。 郑四海当场被释放了，他回到家里，家里铁匠把门，无法进去，一打听，才知道周小兰到后山砍柴去了。他顾不得休息，尽管觉得身子犹如喝醉了酒，头重脚轻身不由主，飘飘然，但他还是不顾一切踉踉跄跄地上山去找周小兰。那时时令已近冬至，天气特别冷。空中乌云密布，西北风刮得很紧，树上有无数老鸦呱呱鸣叫。路上很少行人，偶尔遇到个把行人，也都是用围领或猴头帽子把颈子连着耳朵一起包裹起来，只放出两只眼睛，好像蒙面盗贼一样。天气的寒冷，河水为之凝固，草木为之簌簌颤栗。他没有帽子和围领，只好把颈子缩进衣领里，双肘紧抱在胸前，顶着寒风缓缓前行。从远处望他好像一个缩头乌龟。 他刚刚爬上山腰，就碰到了周小兰。周小兰担着柴禾，没有发现他。他站在路边叫了一声“小兰！”，再也没有动弹。她抬头望望他，赶快从肩上把柴禾放下来，什么话都说不出来，然后展开双臂扑过去紧紧抱住他，嘴里喃喃地说：“我总算把你盼回来了！”是的，他回来了。当时，两个人如果不是老模样还未改变，见了面，恐怕互相都认不出来了。她头上扎了一条旧毛巾当帽子，脸上是既黑又瘦，脸上的皱纹一道道，一个30来岁的妇女，看起来像个老太婆。他更变得不像样了，头发干得像枯草，眼睛滞呆得没有一丝神气。脸色苍白，满脸胡须，瘦得只剩下骨头架子，好像一只干虾子。身上穿的衣服破烂不堪，补钉加补钉没有一寸是好的，而且是又脏又臭。他身上这些变化，也是常人可以想象的劳改犯模样。两个苦命人想见，紧紧拥抱在一起，他们都只有人形，却没有血肉。两个人见面时，他们没有流泪，因为他们的泪水已经流干了。尽管如此，他们觉得能够再见面，已是上苍的恩赐，无法言传的幸福。 “小兰，让我挑一放吧。” 他走到她跟前说。 “不！不！不！你挑不动。”她说。 “让我试试看。”他执拗地说。 他刚挑起柴来，走了几步，头重脚轻，身体一歪，栽倒了。她赶快把他扶起来：“我说你不行，你非要逞强，看！栽倒了吧！栽坏了没有？你才出来，怎么能挑担哩！要想挑担，以后少不了你挑的，今天还是让我来挑吧”。 路上他俩什么话都没说，因为一时不知从何说起。其实要说的话太多，太多了！简直几天几夜也说不完。回到家里，她将孩子从邻居老太太家里接回来。父子初次见面，互不相识。她把孩子牵到他面前说：“孩子快叫爸爸呀！叫呀！你早晨起来时不是说爸爸回家呼吗？你爸爸真得回家呼了！” 孩子望望他，又望望妈，想想嗫嚅地叫了声“爸爸”。 他抱起孩子，把他搂在怀里，高兴地亲了又亲，吻了又吻，没完没了。 她说：“四海哥，这孩子也怪，说出来恐怕谁都不会相信，今天早上天刚蒙蒙亮时，他爬起来，扭着眼睛，好好的说‘爸爸回家呼！’（呼是睡觉的意思）想不到现在真得应了他的话了，好像他能未卜先知。真奇怪，不知这是巧合呢？还是神仙让他这么说的？” 他听后微笑说：“小兰，告诉你，世界上从来就没有什么神仙和未卜先知的人，我看这纯属巧合罢了。要是真有神仙的话，世界上也不会有那么多不公平的事情了（他嘴里这么说，心里却是半信半疑）。不说这些了，孩子你给他取了名字没有？” 她说：“取名字了。乳叫志强。这名字还是他没出世，你妈生前给他取的呢！她老人家说，希望这孩子生下来以后像你一样意志坚强，所以叫志强。大名就是要等你回来再取哩”。他点点头，没再说什么。 丈夫回来了，她既欢喜，又忧愁。欢喜的是她又有了一个完整的家；忧愁的是阮刚一定会变本加厉千方百计地陷害他。她安慰自己说：“想那么多干什么？吃萝卜吃一节拨一节。俗话说得好，车到山前必有路。”她心里明白，当务之急是要调理好丈夫的身体，身体是干事的本钱，没有好的身体，今后怎么可以应付繁重的体力劳动。为了调理好丈夫的身体，她把家里仅有的一只老母鸡杀了。老母鸡炖好之后，她把孩子哄出去玩，免得小孩子看见大人吃嘴尝。然而越是这样，他越是不肯吃。 她急得直跺脚说：“四海哥，你先不要管孩子，你不把身体养好了，今后怎么能够劳动呀！” 他说：“你不给孩子吃，这鸡我就是吃到嘴里也咽不下去”。 “哪好！我舀点汤给他喝总行了吧。” 她把孩子叫回来，她舀了一碗鸡汤让他喝，可是志强喃喃地说：“妈妈，我不尝，还是给爸爸吃吧，我知道，他身体不养好了干不动活。”他俩听了孩子这话，都觉得辛酸。他走过去把孩子抱起来，紧紧搂在怀里，眼泪不断往下淌。 穷人的孩子成熟早。志强虽小，但十分懂事。在外面别人无论怎样骂他污辱他——“狗崽子”、“小反革命”、“小劳改”，他从来都不和别人顶嘴，回来也不跟大人说，他知道，免得大人为此生气。货郎担子来了，别的小孩子都抢着买东西吃，他总是跑得远远的，连看都不看一眼，他知道自己家里穷，没有钱买，自己不能同别人比。志强刚滿四岁时，他家里喂养了几只鹅，让他天天赶到圩堤上看。看鹅的时候，他小心谨慎，从不敢离开半步，生怕自己看的鹅，去糟蹋集体庄稼，这样生产队长又会找自己爸妈的麻烦。饿了他能忍，从来不吭声。有一年冬天，天正下着小雪，生产队里派他家出挑子去集市上卖藕（每户轮流为队里卖），他父亲和母亲都挑藕上街卖去了，家里只留下他放鹅。谁知鹅犯起怪来不听话，偷偷地跑到湖滩上去了。他駭怕把鹅搞丢了，急得打着赤脚下水撵，那时他正过着麻疹还没有满月呀！农村人都懂得过麻疹没滿月，是绝对不能沾冷水的，可是志强跑到冷水里泡着，这不是在玩命嘛！人和人的价值确实不一样，贫下中农的孩子是个宝，五类分子的孩子不如草，为了生存他不得不和大人同甘共苦，共同劳作。那天下雪，集市上人少，藕不好卖，他的父母亲一直搞到天黑才回来，志强站在水里从中午浸泡到下晚，脸冻得发紫，双手冻得像两个熟山芋，两只腿冻得毛孔里冒血，人冻得连话都说不出来。爸爸和妈妈回来找到他，马上下水去把他抱起背回家，一边喂稀饭，一边用絮被给他焐起来。孩子是父母亲心头肉，父母亲看着自己可怜的孩子冻得这个样子，心疼得不得了，两个人抱头痛哭一场，惭愧得几天吃不下饭。五类分子的孩子也是人，可是作为五类分子的父母，却不能给自己的孩子应有的爱，为了生存还得强迫小小的孩子去干活。世上的事为什么这样不公平！这种不公平的事情到底从何而来？又能到那里去诉说！？ 时间过得真快，周小兰又接连生了两个小男孩，一个叫天柱，一个叫天宝。天柱出世最不逢时，因为周小兰老是生病，一生下来就没有奶，全靠喂米粉糊糊。一岁时才只有五斤重，四岁时才晓得喊妈，六岁时才会走路。天宝出世算好点，重量也只有四斤半。无奈！无奈！…… 三十、贫穷无亲 毛主席说过人多力量大的话，所以那时中国根本不搞计划生育，郑四海和周小兰觉得孩子多了负担不起，遗憾的是他们不懂得避孕手段和方法，只好顺其自然。可是孩子多了负担加重，生活更加困难，一家人经常连稀饭都喝不上。就在这时，周小兰又怀了第四胎。怀孕期间，由于劳累和营养不良，她患了浮肿病，两只腿肿得有小桶粗，连路都走不动。即使这样，还得照常出勤劳动。家里没有烧锅柴，每天天不亮她还得去附近煤矿拾煤核。俗话说：“八十岁老太太砍蓬蒿，一天不死一天要烧。”她由于身体太差，临产的时候，生了三天三夜还未生下来。这时，她已不能吞咽，也无力说话，奄奄一息，眼看就要“走”了。郑四海急得像锅台上蚂蚁，团团转，想将她送到医院去，可是家里连挂号的钱都没有。怎么办？情况紧急，他想来想去，想到了小兰的堂兄周富。周富是贫下中农，单身汉，家里只有一个母亲，所以生活比较富裕。他明明知道找他去没有把握，但是为了拯救妻子生命，他还是硬着头皮抱着试试看的心情，跑去找他借钱。那是一个早晨，天还没有大亮，周富家门半开着。他站在他门口多半天，口欲言而嗫嚅，足将进而趑趄。后来他自己问自己：“你站在这里能解决问题吗？你来的目的是什么呢？”最后他还是鼓足勇气推门走进去。 “谁呀？”从房里传出周富的声音。 “哥哥，我是郑四海呀！”他站在那里战战兢兢地说。 “什么事情嘛？这样早就来了。” “哥哥，小兰难产已经好几天了，再不把她送到医院去，恐怕是不行了。可是，＿＿可是＿＿到医院去我连挂号的钱都没有。我想──” “你想怎么样？想借钱吗？……看来你真是白天做梦，我又不是开银行，就是开银行也得看看什么人才能借，借钱给你今后你用什么来还呢？” “哥哥，我家喂养的老母猪已经下了几个小猪崽，等猪崽喂大卖掉了，我会马上还给你钱的。哥哥，我也是实在没有办法才来找你的呀，不看金面看佛面，你就看在小兰和你同是一个祖宗的份上，救救她吧。”他几乎是跪下来哀求他。 周富从房里走出来，发脾气说：“去去去！去吧！你卖你的猪崽好了，我管不着，别再罗嗦了！” 真是“穷无亲戚，细无节。”他心如刀戳，眼泪像泉水似地往外涌。他想，如果世界上的人都像周富这样无情，这样残酷，世界就不成为世界了，这个世界必定要毁灭！ 他拖着像灌了铅似的沉重双腿往回走，边走边想对策，他认为想要把妻子从鬼门关那里拖回来，非把她送进医院去不可，不管怎样，叫人先把她抬到医院去再说，医院能不能接收，那就碰运气了。但愿医院能讲人道主义，救死扶伤。回到家里，他找了两个平时比较同情他的社员，用竹床一气把妻子抬到了市人民医院。一路上他不断地在小兰耳边叫喊，唯恐她半路上断气了。小兰听到他的声音，心里明白，但说不出话来，他每叫她一声，她哼哼一声表示回答。 那时的医院不像现在开口首先要钱，他们一看情况紧急，一句话没说，叫把人抬到抢救室，检查以后，让他签了字，就把小兰推进了手术室里去了。经过复查，马上开始对她进行剖腹产手术。她呆在手术室里面有两个多小时，他坐在外面如坐针毡，坐也不是，站也不是。大家知道，当你等待什么的时候，时间是特别漫长、难熬。两个多小时，他觉得比两年还要久远，一颗心始终提到嗓子眼里，简直要跳出来一样。手术房门终于开了，护士把小兰推出来，他不敢询问，也不敢看，只是悄悄地跟在后边，谁料拐弯时，一刹眼车子不见了。他跑到妻子去时躺的那个床位，却不见人影。他吓得一身冷汗，以为车子推到“太平房”里去了。他什么也没说，一屁股坐在那间病房门口，双手捧着头，想哭都哭不出来，一动不动，像个木头人。 “喂！你这人真怪，坐在这里干什么？”一个护士走过来说。 “护士同志，你们把我的老婆推到那里去了？是不是＿＿”他哭丧着脸，后边“太平房”几个字，没有说出来。 “放心吧！你的老婆没有事，她被安排在20号病房去了，快去看看吧！”护士笑着说。 他听到护士这么说，心里的一块石头落了地，倏地一下子跳起来，一气跑到了20号病房，找到了小兰，紧紧抓住她的双手贴在怀里，兴奋得泪水在眼眶里转来转去。 她有气无力地说：“孩子死在肚子了！……” 他安慰她说：“孩子没了不要紧，只要你好好的就行了。” 过了一会儿，刚才那个护士也来到了20病房，指着他说：“喂！你是周小兰的亲属吧，请你到医务室去一趟，我们主任有事找你哩。” 他跟随护士到了妇产科主任室。主任是个30多岁的妇女，脸蛋雪白细嫩得像徽州梨，再加上一身白衣，显得更加清秀、美丽。她文雅、大方，知识分子的气质在她身上体现得非常突出。她说话和蔼，具有同情心，她望望他身上的穿着，就知道他的家境了。她温柔地说：“找你来没有别的事，主要为了两件事，第一件事，你老婆怀的那个死孩子，还在手术室里，如果叫我们工人去埋，你就得付六元钱，你若自己愿意去埋的话，这六块钱就省了。我看你家庭经济也不富裕，你还是自己去理处吧。第二件事，就是你来时一分钱都没交，你得到住院部去办个手续，起码得先交50元钱才行……” “主任，死的那个孩子我自己去埋。住院手续我也马上去办……” “那好，你现在就去吧！” “是。谢谢！我走了！” 郑四海从妇产科主任室里出来，马上背着自己的亲生儿子去掩埋。他一边走一边想，50块钱，就是五元钱也无处去找呀！他含着眼泪首先把死去的那个孩子掩埋了。回来后，他到住院部办手续时说了个谎，称自己来的仓促，忘记带钱，要求宽限几日，他会抽空回去取来。住院部的人看他可怜老实的样子，也就同意了。 住院部这一关口虽然闯过来了，但病房那一关难过。病房里天天都有护士催促他交医药费。为了稳住病房里的医护人员，他苦思冥想，想出来一个绝妙的办法＿＿写了一封感谢信，感谢、表扬医护人员。他知道当时人们的心情，大家要的不是钱，而是政治荣誉。于是他跑到街上买回一张大红纸，写了一封感谢信，同时用信笺又抄了一份。大红纸写的那封感谢信贴到医院大门口，让来往行人都能看得到；用信笺抄的那封感谢信送到医院广播站，请他们广播，让医院所有工作人员和病号都能听得到。这封感谢信的内容，主要是表扬妇产科病房里的医护人员医术高超、服务态度良好、发扬白求恩精神、救死扶伤，挽救了他老婆周小兰的生命…… 这封感谢信起了很大的作用，使得病房医生、护士不再紧逼他交纳医药费了。周小兰在医院总共住了七天，因无钱交纳医药费，最后不得不采取当时农村其他社员惯用的办法──“溜之大吉”。到了年底，医院对于周小兰的医药费，也曾派过两次人来到他们家讨账，来人先到大队，大队干部告诉来的人说，郑四海家年年超支，因为交不起超支款，就连口粮都领不回去，老实说，就是打死他，他也交不起欠你们的钱。来人不信，还亲自到他家查看，一看他家里空空荡荡，缸里没有隔夜的粮食，穿的在身上，吃的在肚子里，他们也只好叹叹气，空手回医院交差去了。后来，时间长了，人民医院不知出于什么原因，还是大发慈悲，对农村社员拖欠的医药费，实行全部减免，他们家也跟着沾了光。 人总是有感情的，怨恨可忘，亲情难断。郑四海这边虽有了三个孩子，但他无法忘却前边的两个儿子──战战和平平。他躺在床上，转转反侧睡不着，他想，战战应该是八岁了，平平也该六岁了。可是他们杳无音信，不知他们过得怎么样？自己总觉得对不起他们，只是顶了个做“父亲”的空头帽子，对他们根本没有负起抚养的义务，将来他们长大了会怎样看我这个父亲呢？也许他们永远难以理解我的处境和苦衷。不管怎样，也应该加强我们父子之间的感情交流才对。我现在没有别的什么给他们，只有写封信给邱云问问他们现在的情况。 夜，已经深了，他偷偷地爬起来点燃煤油灯，找出粘满灰尘的纸和老首长陈坚强送给他的那支钢笔，准备写信。 这时，小兰被惊醒了，她问：“半夜三更的了，你爬起来写什么呀？” “我想给邱云写封信，了解一下战战、平平的情况。” “是应当写封信去问问了。写吧，写好了就睡，明天还要劳动呢！” “我知道，你好好睡吧。” 他写好信以后，第二天他就到邮电局把信发出去了。谁知这封发出的书信，泥牛入海，永无消息。他很着急，心里有很多想法：是邱云有意不回信呢，还是孩子们不肯认我这个父亲？是他们出了什么问题呢，还是他们已经搬家了？为了弄清到底什么原因，他又连续发出了好几封信给熟人，到处打听邱云和孩子们的下落，可是一个人都没有回信。然而他那里知道，邱云跟郭天怀已经迁到贵州三线去了，有的信寄到西北铁路局职工医院，人家看了把它丢进废纸篓里，或则当草纸擦屁股用了。他打听不到孩子们的下落，本来就很忧愁又添一分忧愁，忧愁始终压在他胸口，压得他连气都喘不上来，因此经常生病…… 谁都懂得，生病与精神、营养都有关，他不光他本人经常生病，妻子和孩子们也是经常头痛脑热的。生病需要医治，医治就需要花钱，可是他这个穷得淌水的“五类分子”到那里去搞钱？当时大队本来办了合作医疗，可是合作医疗有明文规定，规定五类分子家里人都不能参加。这样他们生病只有听天由命。 穷则思变。为了解决全家人经常生病问题，他想方设法借来几本药书，开始抽空研究中医。自己动手挖草药、开处方，医治老婆孩子以及自己小病小伤。为了节约家庭开支，他还买了理发工具和尺子、剪刀，自己给孩子们理发、缝衣裳。家里没有桌子、板凳和捕鱼的木盆，他又学会了箍鱼盆、打家具的木工活。此外他还学会了栽秧、捕鱼、挖藕、种菜。即使这样勤奋劳作，生活仍是十分艰难。因为他是五类分子，在生产队里，平日干得尽是些重活、苦活、脏活、累活，但挣得工分却比别人少。阮刚说他干活不在行，不够整劳力，每天只能是九分工。为了多挣工分少超支，尽管周小兰身体虚弱，却坚持天天出工。家里照料天柱、天宝的任务，完全都落在大儿子志强的身上了。那时，志强也只有七岁呀！穷人的孩子早当家，为了家庭生活，志强要照顾两个弟弟们以外，有时还得抽空到荒地里挖点野菜回来弥补家里粮食的不足。世上根本就没有公平可言，他们吃得猪食，出得牛力，即使拼命干活，还是年年超支。为了筹交超支款，尽管全家人身上都没有衣穿，连政府发的布票，和生产队按人口供应的每年每人二两菜子油，也只好拿出去卖掉。他家的生活苦得真是无法形容。顿顿喝稀粥，稀粥稀的一吹了三层浪，能够照见从影。一年到头别说吃荤腥，就连小菜也是没油放。冬天，小孩没有衣穿躲在被窝里不出来，大人用套单衣罩在外面，里面用破麻袋缝缝补补衬着；夏天，小孩子“甩光鸟”；大人每人只有一套单衣裳，白天穿，晚上换下来洗洗晾干第二天再穿。可是阮刚的生活同他们家相比却是天地之别。阮刚很少干活，反而能吃得饱，穿得好，餐餐有荤菜，顿顿有烧酒。他实在琢磨不透，同样生活在社会主义国度里，为什么会出现两种不平等的生活？他觉得生活能使人上天堂，生活也能使人下地狱。为了生活，再苦的事他都得干。一切为了生存，一切为了孩子，一切为了这个家庭。 他痛苦地对周小兰说。“小兰，我实在对不起你，不该连累你受这种苦呀！” 小兰说：“不！吃苦是我自己情愿的，绝不反悔。我说过，有福同享，有难同担。希望你以后不要再提什么苦不苦的事情了，俗话说得好，‘人好水也甜’。” 尽管他俩情投意合，相依为命，但在细小问题上也仍然有些分析。 比如小兰劝他说：“四海哥，你见了干部顺从点，不要老是和他们讲道理，要知道，基层干部就是‘一蛮三分理’，在他们面前是没理可讲的。你现在是鸡蛋，鸡蛋是硬不过石头的。” 他说：“这个道理我都懂，然而一接触到实际问题，我就身不由已了。看来，我是‘江山易改，禀性难移！’我总认为一个人低三下四太没骨气。再说，人长嘴巴就是为了讲道理，长嘴巴不去讲道理，还要嘴巴有什么用处呢！” 小兰说：“我认为现在还不是你讲道理的时候。忍，再忍忍！俗话说，‘痴汉硬是铁，光棍软是篾。’好汉不吃眼前亏。现在就是一个平白无辜的人也可能被飞来的火星毁掉，何况你是一个戴了右派帽子的人哩！最好什么事都忍点才好。你不是也说过凡事要忍吗？” “唉！”他长叹一声说：“我原来是说过这样话的，通过这几年的实践，我体会到再忍也不顶用。人家说我是‘毛厕里的石头又臭又硬，’看来我不如让它臭硬到底吧。反正大不了一死了事！我宁可站着死，也不愿跪着生。” 小兰甩甩头说：“你真是生成的像，沤成的酱，无法可治了……” 三十一、风起云涌 1966年夏天，全国政治空气像夏天一样火热，铺天盖地的大字报，贴满全国各地所有墙壁。到处在集会，到处在喊“打倒刘邓陶”、“打倒走资派”，一场史无前例的浩劫──“文化大革命”开始了。当时，痞子、流氓、政治投机分子异常活跃，纷纷登台。阮刚是个天生的演员，当然不会放弃这个表演的好机会。他以“革命群众”的身份，拿着红“宝书”，奋起千钧棒，干着那前人没有干过的事业──“扫尽一切牛鬼蛇神”害人虫。由于他表现突出，经过角逐，他当选为大队造反派的头头。在本大队，他夺了“走资派”大队书记的权利，一切都是他说了算，他可以随心所欲地今天批斗这个，明天批斗那个，看谁不顺眼就批斗谁。大队干部都被他们一个个赶下台了，他成了大队权力至高无上的第一号人物。 在大队部会议室里，中堂挂着毛主席画像，两边配有“四海翻腾云水怒，五洲震荡风雷激”毛主席书写的对联。他的办公室里，像苍蝇逢狗屎一样乱轰轰。一群穿军衣戴军帽的造反派，杀气腾腾地围在一起。阮刚端坐主席台中央，手里拿出哨子一吹，高声说：“大家静一静，把崔狗子带上来！” 这时两个造反派将一个衣衫褴褛、白发苍苍的老汉推出来，他就是上面提过的那个崔大伯。 阮刚厉声说：“老家伙，你必须老实交待：反革命家属周小兰要饭，你为什么要替她说话，到底居心何在？今天你不交待清楚，就别想跨出我们这道门坎。” 崔大伯不肯屈服，昂着头说：“这件事我没有什么可说的，要说的话过去早已经说过了，如今你大权在握，你要怎么处理我就怎么处理好了！” 阮刚吹胡子瞪眼说：“啊！你这个老家伙还敢嘴硬，看来你是不见棺材不落泪，给我跪下！” 阮刚的喽罗们一齐呐喊：“跪下！”“跪下！跪下！” 崔大伯根本不买他们的账，站在那里像根木桩，一动不动，坚决不跪。他的脸如阴阳，似八挂，像龟背，更像一张古老的纬谶图。上面刻了许多奇怪的甲骨文字与符号，长短不一，弯曲不平，纵横交错。平静得像湖面，深奥得似远山。他似乎早就预料有这么一天。 阮刚拍着桌子大叫：“老家伙，你应看清形势，你看看这是什么地方。别以为你是老贫农，就可以无法无天，你应知道，如今年代不同了，现在是造反有理，打倒帝修反，打倒一切反动派。你虽然出身很好也不顶用，我们认为你是个蜕化变质分子，也就是说你是反动派。仅凭你公开替反革命家属讲话以及同反革命经常串联这一点，我就可以定你一个反革命罪。”他将衣袖往上一搂说，“战友们，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对于这个暗藏在我们革命队伍里的反动分子，绝对不能手软，他不跪你们就给我狠狠地揍，看他还跪不跪。大家不要怕，出了事我负责。” 几个造反派犹如恶狼一般，猛扑过去把崔大伯按倒在地，一顿棍棒，崔大伯被打晕过去了。阮刚见崔大伯昏迷过去了，就叫人拖下去再关起来，说等他醒过来再批斗。 崔大伯已经七十多岁的人了，本来身体就不太好，那里经得起他们如此折磨。第二天早晨，造反派打开房门准备把他拖出来再批斗时，只见他身体已经硬得像根木材。从他的尸体看，他已经死了四五个小时了，也没人发现。阮刚得到报告，并不惊慌。他胸有成竹地命令手下“秀才”向上写了一份报告，说崔狗子因和反革命分子勾结，畏罪自杀……可怜！一个光明磊落、助人为乐、坚持正义的老贫农，他的生命就这样不明不白地断送在阮刚这个魔鬼的手里了。 “文化大革命”时期，只抓革命，不管生产。1966年底，造反造得最红火，农业生产无人问津。田里禾苗能点火，地里茅草比人深，年底结算，郑四海那个生产队，每个工分日只值一角九分钱，每个人口粮不足二百斤稻子，群众生活已经到了饥不择食的地步。郑四海家里首先断了顿，他和周小兰急得团团转，他那个一米八的男子汉，坐在门口双手捧着头，愁眉苦脸，萎靡不振，像个老鹰抓过的鸡，霜打过的花。 然而天无绝人之路，正在他束手无策之时，外地有人上门到他家来购买苦楝树造船和制犁底。当时苦楝树别家都没有栽，只有他家才有。其他人家为什么不栽苦楝树呢？因为他们说苦楝是个不吉利的树。理由是：其貌不扬、叶子小、不显眼；花淡紫，既不美，又不香；它的皮一道道裂纹，好像丑媳妇穿了一套千疮百孔的破衣裳，真难看！难看得像个“妖怪”，栽它，不但发不了财，恐怕还会带来灾难。全队只有他郑四海不信邪，门前门后栽了几棵大家都认为的“妖怪”。想不到突然有人出钱收买“妖怪”，“妖怪”这下可变成宝贝疙瘩了。尽管价钱不太理想，但它总算救了他全家人的性命。 因此，他抽空写了一篇散文——《苦楝赞》：“苦楝外表虽丑陋，但内心充实。它秉性坚毅，风霜来临时它宁死不屈，宁折不弯。把苦水默默地咽进肚子里，再把咽进肚子里的苦水输送到叶子上、核实上、皮里、根里。真可谓它的一身都是苦，而且把苦水作为自己养生之道，把苦水消化变成宝。据中药词典上说：‘苦楝皮苦寒，有小毒，入肝、脾胃经，煎服能治蛔虫，研末制蜜丸可治蛲虫、阴道虫等疾病。’辞海上说：‘苦楝最喜欢阳光，生长快，种子、花叶可制农药。木料坚实，易加工。可供家具、农具等用……又为行道树、观赏树、及海防林树种’。尽管它一身都是宝，但其从不炫耀。只知奉献，不知索取，即使人们歧视它，讨厌它，把它当柴禾燃烧的时候，它也毫无怨言，每次被人抛进锅洞里它还是豪爽地、辟！辟！啪啪地燃烧，一点也不吝啬地发出全部光和热。我觉得我们应该学习它的这种高尚和自我牺牲精神。并应以苦楝为榜样，清白做人，刚正不阿……” 再说阮刚虽然文化水平不高，但他心眼灵活。他整死了崔大伯之后，本打算有步骤、有计划地要将自己不喜欢的人一个一个地都抓起来整治整治，特别是郑四海、周小兰早已列入他的黑名单里了。他之所以还没有动他们，因为他想通过崔大伯作为突破口，找出郑四海这个“黑后台”。谁知形势变化得太快，后来由于“好派”与“屁派”之间发生权利斗争，打起内战来，他才没有顾得上按计划整治周小兰和郑四海。 两派之间你死我活的武斗，搞了好长一段时间，1969年初，在中共中央的干预之下，“好派”、“屁派”两派大联合了。两派联合起来之后，形势又发生了变化。他们首先对所有的阶级敌人──地富反坏右，实行无产阶级专政。当时阮刚变成大队革委会主任。他派民兵小分队第一个就把郑四海捆去关起来，他说郑四海顽固不化、反动透顶，公开吹捧刘邓陶。同时带人抄了他的家，把他在抗美援朝战场上纪念章、军功章和写下的三年日记，以及《幼学故事琼林》、《论共产党员修养》、《唐诗三百首》、《红楼梦》、《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等书籍都当成“四旧”和反革命罪证抄走了。在关押期间，他派人轮番批斗郑四海，逼郑四海交待变天思想。郑四海坚持说这是莫须有的罪名。阮刚没办法，就进一步在人格上污辱他，把他拉出去挂牌游街，让群众看他“坐飞机”、顶砖头、跪板凳，甚至吊起来鞭打。郑四海尽管受尽了各种折磨，但他宁死不屈。坚决不肯承认自己有什么反动思想。 经过几天的轮番批斗，没有结果，阮刚最后只好向他亮出王牌：“郑四海，坦白从宽，抗拒从严这个政策你很清楚，狡猾抵赖绝对没有好下场的。你别以为我们没有掌握你的罪证，没有证据我们是不会将你抓来的。我问你，文化大革命开始时，你是否给你的前妻邱云写过信？你好好想想信中说了些什么？说了些什么你自己心里最清楚。能否争取宽大处理就看你自己的态度……” 听了阮刚的这席话，郑四海心里嘎登一下，脑子里想，我给邱云写信，提到过刘邓陶吗？他又是怎么知道的呢？这个问题困扰他好久，他在脑子里来回搜索，想来想去，他终于想起来了。是的，在文化大革命初期，他给邱云写过一封信，信是按老的通信地址写的，以往写的多封信，她都不回信，这封信她怎么又收到了呢？ 他记得内容大致是这样：“……邱云，原来我很佩服你，想不到你是个无情无义的人。我写了几封信给你询问孩子们情况，你却连一个字都不回。我恨你。我恨你并不是你和我离婚这件事，而是恨你不该狠心割断我和战战、平平的父子之情。由此我不能不认为你是个坏女人……是的，因为我连累你受过苦，这一点我一直感到愧疚，然而我是不是反党反社会主义你应该最清楚，你为什么现在变得对我一点同情心都没有了呢？老实说，我承认我并不是个尽善尽美的男人，一生中有不少过错，做事容易冲动和任性，所以造成了许多无法挽回的损失。你呢？难道一生中就没有一点过错吗？我以为人人都可能有过错，就像刘邓陶那样一些伟大人物如今不也犯错误了吗？何况像我这样一个小人物……”不用说了，邱云肯定将我的这封信寄过来了，否则阮刚是不会说的那么清楚的。不出预料，邱云的确把他的信寄过来了，而且让造反派好好批斗他这个死不悔改的老右派。阮刚为了让他口服心服，还特意把邱云寄来的信拿出来让他仔细看。郑四海看过信，甩甩头，无话可说，心想，仅凭这封信你也不能定我什么罪。于是他只好违心地写了一份检查材料，承认自己不该吹捧“刘邓陶”。 牛棚里一共关了三十多人，除了原来的地富反坏右以外，还关进来了一老一少两个现形反革命。老反革命叫黄修，73岁，斗大的字也不认识一个，因为他在地上拾了一张别人丢的毛主席语录当卷烟纸卷烟吸，再加上他曾经在国民党时期抽壮丁被抓去当过几天大兵，就这样，历史加现形，因此他成了批斗的重点。白天绑他出去游街，晚上回来要他彻底交待过去的历史问题。他自己不会写检查，叫人家帮他写，谁知一次一次都是通不过，最后他叫帮他写材料的人给他写上这样的话，“我曾在顾祝同手下当过军长，红通天了！”阮刚看到他的这份材料冷笑和他说：“就凭你这样的土包子，斗大的字不认识一个，能当军长吗？不老实，故意糊弄我们……” 黄修狠狠吐口唾沫，咬咬牙，豁出来的样子，顶嘴说：“你不是希望我交待在国民党军队里当的官越大越好么，我说我当过军长你们又不相信，到底要叫我怎么样才能使你们满意呢？要不然你们就干脆枪毙我算了！” 阮刚瞪起小眼说：“那样太便宜你了！”他说完此话，又命令手下人把他拖到毛主席像前跪着“请罪”，让他一边“请罪”一边背诵毛主席语录：“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仅仅这两句语录他背了一天，他还是背诵不出来。 阮刚提示：“黄修，你好好想想，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什么？”他抓抓头，想了多半天回答说：“国民──党。” 阮刚气得直跺脚：“你这老家伙，真是反动透顶了！反动透顶了！来人哪！快！快把他吊起来！”黄修一直被他们吊到只剩下一小口气才放下来。 小反革命叫阮根水，13岁。因为开大会时大家喊口号“打倒刘少奇！”他喊错了，却喊“打倒毛主席！”要不是他祖宗八代都是贫雇农，父母亲又都是共产党员的话，恐怕他早被送到看守所里吃“八大两”去了。 那时的形势瞬息万变，郑四海的检查材料交给阮刚没有几天，情况就变化了，造反派内部开始清理阶级队伍。想不到阮刚被他们内部定为造反派坏头头，顿时，他好像捆绑孵鸡一样，也被捆绑起来塞进了关押郑四海的牛棚里。清理他的原因，是有人检举他解放前夕曾经参加过国民党，解放后有意隐瞒这段历史不交待。由于他平时结怨太多，所以群众对他批斗得比任何人都厉害。有人拿柞树刺，要他跪在上面，还有人在竹板子上钉上圆钉打他，把他打得体无完肤，人不像人，鬼不像鬼。关在牛棚里的所有人不但不同情他，而且都指着他的鼻子骂他是个恶魔，是条毒蛇。阮刚对着这些人的漫骂，没有办法，只好勾着头，一句话也不说。这时，人们再也见不到他蛮不讲理的威风样子了，只看到他犹如一只狼狈的狗熊相，不时地躲在墙拐角一把鼻涕一把泪地哭泣。大家都说这是报应。大家越是这么说，他越是装着狗熊相。他茶饭不思，睡眠不安，日日夜夜只知道抽香烟。最叫他无法理解的是郑四海为什么被折腾得死去活来，还像没有事一样。别人家里炖鸡、炖肉送来，郑四海家没有好吃的东西送，送来的不是稀饭就是山芋，就是这些不值钱的东西他却吃得比什么都香，都甜，不仅如此，晚上，刚钻进草堆里立刻呼呼大睡。白天他好像傻子一样无忧无愁，嘻嘻哈哈，有时还抽空看书看报，好像把牛棚当成了读书学习的大学校了。 阮刚为了探寻这个秘密，有次眨着小眼厚着脸皮往郑四海面前凑：“四海老弟，你还怨我吗？实在对不起，对你专政，那是根据上面的指示，我也是身不由己，没办法的事啊！……我想问你，最使我不明白的是：登在牛棚里，大家都愁死了，你为什么好像一点事儿没有一样呢？” 郑四海冷笑回答：“你想知道吗？其实道理很简单，你是整人整惯了的，如今自己突然挨人整当然不好受。我是挨整挨惯了的，无论别人怎么整，我都感到无所谓。再打个比方说，你好比运动场上的‘裁判’，我好比运动场上的‘运动员’，裁判总是习惯批评别人，不曾想自己也要挨批评，当然觉得情况异常。” 阮刚听了这话，脸上绯红，但他觉得自己没有白费唇舌，总算探寻到了郑四海对挨整满不在乎的奥秘。阮刚这个人两重性表现最突出，别看他在台上时像个英雄，胆大包天，敢做敢当，当他被关进牛棚里挨整时，却又像个狗熊，胆小如鼠。 有次关在牛棚里他凑到郑四海面前说：“四海老弟，不知道你怎么样？我只要一听到开批斗会，或者看见到有人拿着绳子，就胆战心惊，吓得遍身像筛糠似地打颤。” 不等郑四海回话，关在牛棚里的人，听到阮刚这么讲，大家一齐愤怒地说：“早知如此，何必当初！你当时掐红棍子打人、捆人的威风那里去了？” 阮刚自知大家都讨厌他，只好装老实，不做声，躲到墙旮旯里去吸烟。后来，他感到绝望，前途渺茫，白天劳动时偷偷带回一根麻绳，乘夜深人静之时，大家都睡着了，他站在板凳上，把绳子甩到房梁上，企图上吊自杀，幸亏看守人员及时发现了，他的狗命才保存下来。 三十二、恃强凌弱 生活总爱和人玩，它一会儿逗人哭，一会儿逗人笑。它一会儿让人爬上高山，一会儿又让人掉到平地。阮刚的经历就充分说明了这一点。他虽有点滑稽可笑，但确实可以算是个称职的好演员。他不但能够把握住剧情的发展，而且能够根据历史老人的意图随机应变。他像路旁一棵生命力很强的小草，跌得倒，爬得起。大风骤雨来时，它也会萎缩倒下哭泣，风雨过后，它又能够爬起来扬扬得意。有一天，公社革委会召开群众大会，革委会主任在会上庄严宣布阮刚参加国民党问题属于误传，撤消对阮刚的专政。没过多长时间，大队又任命他当了生产队长。此时，他又躍身一变，变得扬眉吐气。每次召开社员大会，他又是南腔北调，指手划脚。他对大家说，在基层，虽说生产队最高权力是社员大会，但实际上一切权力属于生产队长，今后大家一切都必须无条件地服从他这个生产队长的指挥。他还表示：“我虽年纪大了，只要组织上信任我，我就要有分力量发分光，生产队长我准备当到生命最后的一刻……”社员听了他的这些话，觉得又好气又好笑。 1969年 6月，有一天，郑四海和周小兰都到队里耘田去了，志强在家里照看两个弟弟。阮刚和刘凤英生的儿子“矮子”，手里拿了两个桃子来他家里玩。矮子一句话不说，要把桃子放在他家水缸里洗涮。志强不同意，叫他用水瓢舀出点水清洗，矮子偏偏不听，说水少了桃子洗不净。一个要在缸里洗，一个不让洗，两个人说着说着，就争吵起来了。 矮子说：“你这个小右派也太不够意思了，桃子放在你水缸里洗洗为什么不行？你不让我放在你的水缸里洗，我却偏偏要在你的水缸里洗，看你能把我怎么样？”矮子一边说，一边就把桃子放在水缸里洗。志强上前阻止根本不管用，因为矮子名叫矮子，其实并不矮，那时他已十一岁，志强刚滿十岁，矮子的个子比他高，力气比他大。矮子见志强过来，首先一掌将他打翻在地，不管三七二十一，骑在他身上拳打脚踢，志强被打得鼻青眼肿。矮子不仅使劲打，而且双手掐住他的脖颈子不肯放。志强憋得实在受不了，用手在矮子脸上狠狠抓了一爪，这时矮子的脸上立刻出现了两道血痕，红一块，白一块，好像吊死鬼。这下可不得了，捅蚂蜂窝了！ 矮子又哭又叫：“救命哪！救命哪！小右派打死人罗！” 说来凑巧，这时阮刚正好背把铁锹从田间捞水从这里路过，听到自己儿子哭叫，他立即跑进屋去，见矮子和志强滚打在一起，他不分青红皂白，上前踢了志强几脚，接着又从外面找来一根木竹棍，没头没脑地给志强一顿狠打。一边打，一边说：“反了！反了！这真是反了！一个右派崽子竟敢欺侮贫下中农儿子，我非得好好教训教训你不可，看你以后还敢不敢再行凶？” 可怜！志强被打得体无完肤，抱着头缩成一团，连哭都不敢哭。当时，要不是隔壁查大妈出来把他拉开，恐怕志强不被阮刚活活打死，也会打成残废不可。 人心都是肉长的，疼爱儿女之心，人人皆有。郑四海和周小兰收工回家，看见志强遍身都是伤，问他到底是怎么回事？志强还不敢讲，生怕父母为此怄气。最后还是他的二弟天柱把经过从头到尾告诉了爸爸妈妈。 郑四海听后，气得全身发抖，脸色苍白。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之下，他跑去质问阮刚。当时阮刚正在大腿搭在二腿上喝酒，郑四海去了，他像没有看见一样。郑四海说：“阮刚，我要问你，小孩子打架，是鸡啄鸡，你作为大人为什么要大打出手？是不是因为你的力气比他大能打得过他？” 阮刚照常喝他的酒，装着没听见。郑四海压住性子继续说：“阮刚，请你不要装聋装哑，你可晓得你家矮子为什么和我家志强打架？你为什么不问清楚就打我家志强！” 阮刚从椅上慢慢转过头来，眼睛半睁半闭醉熏熏地说：“我不需要了解，反正你儿子和我儿子打架，我就是要教育你的儿子。” “这叫什么话？你的儿子拿脏桃子在我家水缸里洗，我儿子阻止他，他不但不听，反而动手打人，这能怪我儿子吗？你为什么连问都不问一声，跑过去就打我的儿子，这叫什么道理？” “道理？和你讲道理？嘿嘿！真是好笑！和右派分子能有什么道理可讲？我还是看在我们从小一起长大的情份上呢，否则──哼！我不把这个小混蛋打死他才怪呢！毛主席他老人家教导我们说，对于反动派，你不打他就不倒……” 郑四海牙齿咬得叽叽嘎嘎响，真想上去狠狠揍他一顿，然而他明白，如果上去揍了他，他栽起赃来，那样后果就不堪设想，因为在那暗无天日的年代，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即使世上还有主持正义的人，也不敢公开替黑五类说话，替黑五类说话就会引火烧身。 郑四海说：“阮刚，就作为我犯了法，我的儿子也没有犯法呀，怎么非得牵连我的儿子呢！再说，我的儿子志强比你的儿子矮子小，你怎么能忍心下手打他？告诉你，不要把我惹急了，兔子急了也会咬人的，到时候，你不要怪我不念旧情啊！” 阮刚满不在乎地说：“郑四海，你在威胁我？想翻天是不是？告诉你，天翻不了！滚！滚滚！快快给我滚！我要喝酒，没有时间和你罗嗦。请你回去好好教育教育自己的儿子吧！你自己的儿子你自己不好好教育，别人教育就别说鸟话！” 郑四海气得眼珠子都快掷出来，说：“共产党、毛主席就教你用这种办法教育别人的孩子吗？你这种教育办法为什么专对别人孩子而不对自己的孩子呢？” 阮刚漫不经心地说：“教育孩子办法不一样，对待你这种人的孩子就要采取这种办法，因为他是小右派。” “你＿＿你＿＿你＿＿”郑四海气得头脑胀大，拳头攥得嘎吱响，正准备冲上去和他拼个你死我活时，周小兰跑过来一把把他拽住往回拖，结果总算避免了一场大祸。 周小兰一边把他往回拖，一边说：“四海哥，我们还是先回去吧，和这种连禽兽都不如的人是根本没有道理可讲的……” 郑四海和周小兰回到家里，气得没吃饭。志强走到他们面前安慰爸爸妈妈说：“爸爸、妈妈，都是我不好，带你们生气了，我保证以后一定再不会带你们生气了，你们还是快吃饭吧！” 郑四海把志强搂在怀里，流着泪说：“孩子，你没有错，这是爸爸连累你了，爸爸对不起你！”周小兰不说话，站在一旁流着眼泪。 志强送给阮刚白打了，事情并没了结。不久，政府发下一批“返青粮”帮助农民度过青黄不接困难关。这时，阮刚又开始报复。谁家都分配了，就是不分配给郑四海家。郑四海无奈，只好跑去找大队书记崔强，他将阮刚怎样毒打他儿子志强和不发给他家“返青粮”的事对他详细说了一遍。崔书记只咋舌，他叫郑四海先回家，等他了解一下再说。当面给了他一粒定心丸：“该你家应得的‘返青粮’，保证一粒也不会少。”后来在大队崔书记的直接干预下，他家的“返青粮”也如数领到了。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有一天，大队召开批斗盗窃粮食的王小五，阮刚又擅自把郑四海拖去陪斗。大队崔书记听到这一消息后，在开会的时候，他高声宣布：“大家请注意！大家请注意！今天是批斗盗窃犯王小五的大会，地富反坏右一个也不许参加。请各生产队的干部清查一下，如果有的生产队把地富反坏右叫来了，让他们赶快退出……”郑四海心里明白，这是崔书记在保护他，他很感激。 接着又有一件事情发生了。郑四海家门前，有条土围墙，经常雨水浸泡倒塌，郑四海为了不让自己家饲养的牲畜从缺口跑过去糟蹋生产队里的庄稼，他总是不要报酬地把它搭好。这次，长久落雨，土围墙又倒了一个缺口，天气不晴，他无法修复。不知那家的猪跑过去糟蹋了一片庄稼，阮刚硬说是郑四海故意破坏，把土围墙挖了个缺口，好让牲畜跑过去糟蹋集体财产。为此，他召开以生产队为单位的社员大会，批斗郑四海。无论郑四海怎样分辩，阮刚却一口咬定是他故意搞破坏。在这种情况之下，真是秀才遇到兵，有理讲不清！阮刚说：“反动派就是要搞破坏，不搞破坏就不叫反动派了。”郑四海听了，气得汗毛管子根根竖起来，刚要说什么，就晕倒了。周小兰喊人把他抬回家去时，阮刚还站在一边说：“大家看看，右派分子是多么狡猾，为了逃避批斗，有意装死……” 再就是年终结算时，郑四海家庭因人口多，劳力少，超支一百多元。当时一百多元可是了不得，米，只卖十几元一担，鸡蛋，只卖几分钱一个，蔬菜，只卖几分钱一斤，你说他那里去搞一百多元钱？贫下中农超支不交可以照样秤口粮，他这个黑五类不交则不行。阮刚交待生产队保管员，郑四海家无钱交超支款，口粮坚决不能发放。郑四海家里已经断炊了，三个孩子饿得嗷嗷叫。他硬着头皮出门找亲戚、朋友去借贷，谁料从早到晚，跑了一天，一粒粮食也没有借到，自己还差一点饿倒下。周小兰告诉他，人在困难的时候，什么人也靠不到，只有自己靠自己。她要带领孩子们再去讨饭，但是说什么郑四海都不答应。第二天，天突然降起大雪，寒风呼啸，大家都在家里休息不出工，郑四海乘这个机会，煮了点晒干的山芋叶子（本来是给猪吃的）填饱肚子后，冒着纷纷扬扬的大雪出门了。他背着铁锹，打着赤脚（没有胶靴），踏着冰冻，艰难地到湖里去挖野生藕。手脚冻得麻木不仁，失去知觉，指尖和脚掌冻开裂，腿上毛孔流鲜血，他全然不顾，一句话，为了全家五口人的生存，他必须拼命去干。湖面四周都是水，想挖藕，就要把四周用泥土坝起来，再把水戽干。有时把水刚戽干了，还未动锹挖，坝子就倒了。倒了，再坝，坝了，再戽，反反复复，吃尽了常人没有吃过的苦头。挖！挖！一天挖到黑，挖的野生藕顶多够上全家人吃一天。尽管如此，他还是很高兴，因为他依靠自己的力量战胜了困难，营救了自己的全家人。 挖藕回来，小兰见他累得站都站不稳，心疼不得了，她亲自给他捶背，为他洗脚，还用野生藕换来的蛤蜊油替他擦手擦脚。他望着小兰，心想，“相依为命”这个詞的真正含义大概就是这样吧。此时，他又是伤感又是兴奋，于是高唱“天仙配”里两句词：“寒窑虽破能避风雨，夫妻恩爱苦也甜。”接着他俩都甜蜜地微笑起来。 人要倒霉，喝凉水都塞牙。郑四海趁着下雪偷偷出去挖野生藕的事情很快让阮刚知道了，阮刚得到这个信息，好像军马听到了号声一样兴奋起来。他自言自语：“郑四海呀，郑四海！好！你又撞进我的网里来了。哼！你不老老实实改造，出门不请假，到处乱跑，这下看你怎么说？”他又筹划召开生产队社员大会批斗郑四海。 周小兰听到这个消息，连夜跑到大队找到崔书记，她把自家断了炊、下雪天大家都在家里休息，郑四海为了全家人的生存，出去挖野生藕，以及阮刚因为此事要批斗他的情况详细地跟他说了一遍，恳求他行行好，救救她一家人。 崔书记听后明确告诉周小兰：“右派生产自救根本没有错，社会主义国家就是要求黑五类好好劳动改造。落雪天，大家都在家休息，郑四海出去挖野生藕，不但不犯法？相反应当表扬，因为这是他真诚接受改造的表现。”同时他还告诉周小兰：“上级一再强调不允许饿死人，那里饿死人，那里的干部要负责任，对于这个问题，他一定会跟阮刚说清楚……” 崔书记当着周小兰的面，不仅答应制止阮刚召开批斗郑四海的社员大会，而且亲笔给郑四海批了十天假交给周小兰，让她转告郑四海大胆去挖野生藕，有事他承担。周小兰对此感激不尽，站起来给崔书记扣了一个响头。 崔书记被感动了，眼里闪着泪花，一双手把她拉起来说：“周小兰，请你千万不要这样，你家的困难我知道，请相信我们一定会按照政策办，绝对不会允许阮刚胡来。” 周小兰走后，崔书记马上派人把阮刚叫去，严厉批评了他：“阮刚同志，我们共产党员办事应该光明磊落，不应该公报私仇……毛主席一贯教导我们做任何事情都要实事求是，郑四海家确实没有力量偿还超支款，你就是逼死他也没有用。告诉你，郑四海虽是右派，但周小兰和他们的孩子可不是右派呀！如果你真是逼出人命来了，到时你就要吃不了兜着走，因为我把话说在前头了。我的意见还是那句话：该他家的口粮应该赶快发给他家，至于他家超支问题，以后看他的偿还能力再说。”由于崔书记主持正义，郑四海家总算度过了这年难关。 三十三、春天回来了 “文化大革命”处于如火如荼的1971年， 9月，中秋季节，万里无云，天空碧蓝，一望无际，天上没有一丝云彩。即使你心中忧郁，可是在这个时候，你会觉得精神振奋，心胸开朗起来。 郑四海上工回来正在吃午饭，大队高音喇叭突然响起来了：“社员同志们请注意，下面广播中央广播电台重要新闻。新华社报道，林彪、叶群、林立果等密谋谋杀毛泽东主席，发动武装政变，见自己阴谋败露，于十三日凌晨乘飞机外逃叛国，途经蒙古温都尔汉坠落，机毁人亡。林彪集团的余党或自杀毙命，或束手就擒……”他听到这一消息，高兴得鼓掌。心想，综观史书，帝王将相，凡玩弄权术和搞阴谋诡计的人，尽管他们曾经也做过有益于老百姓的事情，到头来还是遗臭万年。秦桧如此，林彪也是如此。古话说得好，“多行不义必自毙。”看来任何作恶多端的人，不管他多么伟大了不起，到头来都会没有好的结果！实现告诉人们，戏弄历史的人，不管他是将军、国家主席、总统，还是国王、皇帝，最终他自己都得被历史所戏弄。 林彪反革命集团虽然倒台了，但是郑四海却空喜欢一场，因为他的右派身分仍然没有改变。人们并未因为林彪反革命集团倒台而改变对他的管制（其实管制期早已经过了）。1974年 4月，他辛辛苦苦喂养了十只南通鸭，有一次，鸭子自己从湖里回来，走到路口遇到了阮刚，鸭子见到生人乱跑乱串，有几只鸭子跑下了秧田。阮刚一打听是他家的，当即大发雷霆：“反了！右派分子胆大包天，故意饲养鸭子不管，让它破坏集体生产，一定得找他算账……” 第二天，他召开了批斗他的社员大会。批斗了他不算，还罚了他10元款。那时，生产队里一个工分值只有一角九分钱，阮刚的一个决定，他的50多天流出的汗水立即付诸东流。他一气之下，当天就将10只南通鸭背到市场上卖掉了。一共卖了二十几元钱，除交了十元罚款外，剩下的钱他舍不得买回一粒糖果给孩子们吃，也舍不得给周小兰买件新衣服，狠狠心买回来一个南京出厂的“远航牌”半导体收音机，因为他太想了解国家大事了！ “远航”刚刚买到家，阮刚得知，就气急败坏地跑到他家大声说：“郑四海，谁批准你买收音机的？你是不是想收听敌台？拿出来，快！我和治保小组长决定没收你的收音机！……” “远航”被阮刚没收走了，他心里火烧火燎，他不顾一切地跑到公社找到政法部张部长，理直气壮地说：“……张部长，买收音机错在那里？我认为我买收音机没有错。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是共产党办的，又不是国民党办的，为什么不能听？你们干部不是要求我们黑五类好好改造思想吗？我买收音机就是为了听党的话改造世界观……” 公社政法部张部长听了他的这番话，摆摆手说：“你先回去吧，等我把情况了解清楚之后再说。” 过了几天，可能是公社政法部张部长发了话，阮刚才将“远航”退还给他。但阮刚却一再提出警告说：“公社政法部领导交待，如果发现你收听敌台，严惩不贷”。 1976年10月 6日，一声春雷，敲响了“四人帮”的丧钟。以华国锋、叶剑英、李先念、等为代表的党中央政治局一举粉碎了“四人帮”。全国上下一片欢呼，热烈集会庆祝结束十年动乱。当时郑四海尽管没有资格参加集会游行，但他心里高兴得简直是用文字难以形容。他想，“文化大革命”是我们这个民族的扭曲的文化心里的一次大暴露。那些盲从、自私、残忍、野蛮的行为令人悚然。粉碎“四人帮”证明了历史的车轮不可逆转，任何坏蛋想使历史开倒车都是办不到的。坏蛋就是坏蛋，不管他们怎样善于伪装终究要暴露。历史是公正的，人民是伟大的。历史是人民写的，任何个人想凭自己的意志改写历史只能是白日做梦。是妖怪不管他们怎样自称自己是菩萨也没有用，历史老人眼明心亮，无论这些人多么跋扈，怎样伪装；也不管他们在什么样的高位上，或自己认为自己多么伟大了不起，历史是绝不会由他们胡作非为、倒行逆施、违背社会发展规律、坑害人民永远继续下去的，到时它一定会给予他们应有的惩罚。 “四人帮”被扫进了垃圾箱，拨云见日，重现光明。1977年，邓小平复出，在全国轰轰烈烈地开展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大讨论。胡跃邦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长，提倡实事求是，坚持有错必纠，打开了平反冤假错案、落实政策的大门。1978年9月 17日，党中央批发《关于全部摘掉右派帽子决定的实施方案》同时指出，对于过去错划了的人，要坚持有反必肃，有错必纠的原则，做好改正工作。当时郑四海虽还没有平反，但他时刻注意国家形势的发展。他没有报纸看，但他一有空就打开收音机，注意收听国家大事。 有一天下晚收工回来，打开收音机，从收音机里听到了中央关于全部摘掉右派分子帽子和改正右派的消息。此时此刻，他高兴不得了，喃喃自语：“看来历史已经证明了说真话是无罪的，真理是永远打不倒的。人类由野蛮走向文明，知识分子队伍必然逐步扩大，谁想把知识分子当成敌人，谁就是反文明、反社会发展、反对进步力量，不管他的初衷怎么样，但最后都要受到历史的惩罚，因为历史是公正的……”说着说着，他站起来一把抱住周小兰发疯似地转了一圈。 周小兰正在忙着烧晚饭，没有注意收音机里说了什么，也不知道他为什么一反常态这么高兴。以为他疯了，于是随口说：“你疯了吧！为什么像个孩子似的！” 郑四海说：“你听！你听！听呀！听听收音机里在说什么就知道我为什么这样高兴了！小兰，这下我可真的有救了！……” 大家可以想象，这件事情对于他来说，意义多么重大，突然飞来的喜讯，你想他的心情怎能不激动！怎能不兴奋！20年的冤案，昭雪之时指日可待。 就在这时，邮电局给他送来一封莫名其妙的信。信封上写着：“铜都县铜都公社铜都大队郑四海收”。这封信的地址看来虽是驴头不对马嘴，但收信人的名字却丝毫没有错。他认为自己他能够收到这封信，大概是因为“文化大革命”中他被押着到处批斗的缘故。由于他经常像挂牌拍卖的牛一样牵着到处批斗，所以在本地区成为“名人”，人们只要说起他郑四海，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因而邮递员才能不费吹灰之力找到他。 既然名字不错，他也就毫不犹豫地将它拆开了。只见上面写道：“郑四海：久未通信，甚念！给你去信非为别事，现在全国都在落实政策，改正右派，你应赶快到单位去找组织解决你的右派问题，千万不可坐失良机。邱云于1978年 6月。”他仔细看，发现落款虽是邱云，但笔迹并不是她的。再仔细看，信封上没有落上对方地址，只写了“内详”两个字，邮戳也模糊不清，疑点很多。他没有时间研究这封莫名其妙的来信，觉得反正不是恶意，不必管它。他和周小兰商量，决定亲自到北京铁道部去一趟，因为他不知道西北铁路局机构是否还存在，认为还是先去北京找铁道部较为妥当。他想，时值秋末，天气渐冷，如果再拖延时间不去，北方就会更加寒冷。既然要去，就得抓紧时间，不能再拖了。他写了一个请假报告，通过大队治保主任转到公社政法部。由于当时全国都处于落实政策高潮，阮刚虽千方百计以种种借口出来阻挡都未如愿。最后公社还是很快批准了他的假，并且给他开了证明。 公社批了假，又拿到了证明信，在周小兰的支持之下，卖掉了里家唯一的财产——一头猪。一百多斤重的肥猪只卖了50块人民币，他带上这些钱做路费，小兰又给他炒了一袋米粉让他带在路上吃。他先乘汽车到达南京，后换乘南京直达北京的火车前往北京。到了北京，乘地铁到达羊坊店，找到了铁道部，一打听，原来西北公路局机构确实早已撤消了，他庆幸自己没有去咸阳，不然要白跑一趟。西北铁路局撤消了，当然他只能直接找铁道部。在铁道部信访办门前，上访人员成千上万，排队排成几条长龙，人挤得水泄不通。当时全国信访工作是重中之重，各单位对上访人员都管吃管住，这就减轻了上访人员思想上的压力和经济上的负担。因此，上访人员虽多，但并不混乱。他想，即使排队一时轮不到自己，也不能急躁，既来之，则安之，到北京来一趟不容易，来了就一定要有个结果才能回去。如果稀里糊涂地回去，不说别人讲，就是对小兰也不好交待。于是他东打听，西询问，在铁道部门口，遇到了一位好人，这位好人，姓李，是铁道部退休工人，从他嘴里得知：原西北铁路局和铁道部建厂局合并了，建厂局在河北省涿县。涿县离北京只有三站路。他得到这个信息，非常高兴，他马上赶到涿县，在涿县四处打听，找到了铁道部建厂局。建厂局不像铁道部那样戒备森严，任何人都可以随便进出。于是他大起胆子跑到局党委书记室。 他首先敲门，里面回答说：“请进！”他推门走进去，只见里面有个中等个子的人，他头上戴着鸭嘴帽子、身着毛呢大衣坐在那里，神情严肃，气派非凡。此人大约60来岁，正在那里看文件，见有人来，一动不动地说：“你找什么人？” 郑四海说：“我找局党委书记。” 那人说：“你有什么事？我姓商，我就是党委书记。” 郑四海说：“我叫郑四海，原来在西北铁路局工作，反右中划为右派，我是来上访要求落实政策的。听说原西北铁路局和铁道部建厂局合并了，所以我才来找你。” 商书记说：“请说说你是什么情况吧！” 郑四海把自己如何打成右派的情况扼要地对他说了一遍。商书记抓抓头说：“对不起！我们可管不了，谁打你右派的，我看你还是找谁去好了……” 郑四海听了此话凉了半截，急了，他顾不得自己身份，爬站起来，据理力争：“商书记，你这话就错了。打我右派的人，当时他是以组织名义打我的，现在也应当以组织给为我平反，任何个人都没有权利为我平反的。你叫我找当时打我右派的人去，老实说，我就是找到原来打我右派的人，把他杀了也不顶用。商书记，你说此话，分明是在推托不想管。我不客气地说，如果按照你的逻辑，那些被林彪陷害打成反革命的人，都要去找林彪才能平反罗？那么，林彪已经粉身碎骨了，到那里去找他呢？你难道不知道那些人的冤假错案，最后不都是组织上出面给他们平反的吗？” 商书记也觉得自己说的话欠妥，于是态度和蔼地说：“你这话说得不无道理。因为你们原西北铁路局撤消了，虽有部分机构划归我们，但不等于遗留问题都要我们处理。这样吧，等以后看看铁道部对这些遗留问题叫那里处理再说行一行？如果铁道部决定由我们处理，我们会按政策复查你的问题的，因此我建议你还是先去找铁道部问清楚了再说。好不好？” 商书记这样说他也无话可说了，最后他按照商书记的意见，再次返回铁道部，又找到了那位姓李的老师傅。 李师傅说：“你去找到了建厂局没有？他们是怎么说的？” 郑四海说：“找是找到了，西北铁路局党委商书记说，叫我还得找铁道部才行，他说西北铁路局撤消时虽有部分机构合并到他们建厂局，但铁道部并没有决定落实右派政策的事让他们管。李师傅，请你想想原西北公路局是否有什么人在铁道部机关工作？” 李师傅摸摸脑门，“这个──”想了半天，说：“据讲铁道部纪委副书记吴谦、办公厅主任张孝义他们都是从原西北铁路局调上来的，不知道你认识不认识？” 郑四海高兴得跳起来说：“这俩个人我们岂止认识，原来都和我在一起工作呀！”他紧紧握了一下李师傅的手，连声说，“李师傅，谢谢你，谢谢你！太谢谢你了！得亏你，你可帮了我的大忙了！” 李师傅看着郑四海疯颠的样子，还以为他中邪了哩！他那里知道，他说的这俩个人，原来不仅和他在一起工作过，而且还是从部队一块转业下来战友。他告别李师傅，一口气又跑到铁道部信访办，使出全身力气，拼命往前挤，挤！挤！挤得满头大汗，终于挤到了窗口。他大声对里面人说：“同志，我要见纪委吴谦书记，他是我的老战友。” 里面一位女同志听说他是吴书记的战友，和蔼地说：“是嘛！你把证明信递进来我看看。”他双手将带来的证明信递进去。里面那位女同志说：“好！不要急，让我用电话先和吴书记联系一下，看看他是否同意见你。”她将电话接通了，听见她说，“喂！吴书记吗？安徽有个叫郑四海的人来北京上访，他要求见你……”随后那位女同志放下电话告诉他：“吴书记让你马上进去。”接着她填了一张“进门证”交给他，让他拿着它进门时交给站岗的解放军。 解放军战士见了郑四海手中的“进门证”，仔细望望这位“乡巴老”，又望望“进门证”，验证无假，然后点头让他进去了。他走进大院，望望四周，心想，乖乖！这办公楼好高、好气派呀！50年代像这样的房子在西安很少见过，这里不亏是首都啊！ 登上电梯，按照进门证上指示的房号，轻轻敲门，听到里面说，“请进”，他推门走进屋去，只见里面坐着一个20多岁的小伙子，小伙子首先上下仔细打量他，似乎把他当成动物园里稀有动物看。也难怪，他的穿着太不伦不类了。头上戴顶蓝色布帽子，比头大一圈，帽沿齐眉；颈上围了一条黑色又肮脏又旧的围领，在颈子上围了好几圈，似乎不是围，而是垒；身着一套从旧货店里买来褪了色的布料中山服，既短且肥，好像马戏团里小丑突然出现在他面前。再看他的相貌，脸上一道道皱纹像刀刻了似的，络腮胡须毛糊糊地像发了怒的豪猪。小伙子心里纳闷，这样一个土包子，怎么会认识吴书记？既是吴书记的客人，他也不敢怠慢。 小伙子客气地说：“老同志，请坐，我是吴书记的秘书。吴书记正在开会，他叫你等一下，说开完会马上就来。”他随手泡了一杯茶递给他，“请喝茶，这里有报纸，你可以一边等一边看。” 郑四海受宠若惊，心里觉得暖烘烘。“同志”，他已经许多年没有听到有人这样称呼他了，今天在首都却第一次又听到有人这样称呼他，他怎能不高兴呢！有些东西你拥有它的时候并不觉得宝贵，一旦失去了它，才觉得它特别宝贵。尤其失而复得的东西才更懂得珍惜无比。 他身在看报纸，脑子却飞向久远的1954年。那时，他和吴谦、张孝义、陆正扬、四个人一起从部队转业到铁道部第六工程局，只有他留下来在政治部工作。吴谦、陆正扬、张孝义三个人开始都分到基层去锻炼，锻炼了一段时间以后，他们才分别调上来分配在政治部组织部、宣传部担任部员。吴谦比他们大几岁，其中只有他年龄最小。那时四个人都没有结婚，星期天、节假日，他们总是在一起。当时他们都有些孩子气，有时为了一点小事互相磕磕碰碰闹矛盾，但转瞬间雨过天晴，和好如初。大家一块看电影、打扑克、下象棋，谈古论今。他们一块儿玩，饿了，就去小饭馆随便吃点心，兴致来了，就一起喝几杯杜康。谁有钱共同花，根本不分你我他。尽管四个人都不是一个省份的，谈不上是亲兄弟，但不是亲弟兄胜似亲弟兄。后来因工作需要他调到干校工作，有机会大家仍然聚在一起谈论各自生活中遇到的酸甜苦辣，幸福让知心朋友共同分享，痛苦让老战友一起承担。反右派运动把他们的感情分离了，他成了右派，吴谦、张孝义、陆正扬、他们三个人都安然无恙，飞黄腾达。他们三个人一帆风顺，只有他王小二过年，一年不如一年。他不仅是回到了农村，就是在农村也是生活在最下层。改造！改造！改造了20年……从反右派起他和他们就失去了联系，他也不想同他们联系，因为他不愿意牵连知己。历史就像演戏，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想不到今天又能重逢。战友吴谦已经当大干部了，他现在是什么样子呢？发福了吧？…… 郑四海正在想得出神之时，从外面进一个大腹翩翩，风流倜傥雪白干净的高个子。他抬头一看，望了多半天，“啊！”了一声，赶快站起来说：“吴谦，你要不是有点老模样还没变，我已经认不出来了。好啊！你真如我想象的那样，发福了！” 吴谦见了郑四海更是认不出来了，他说要不是传达室事先打来电话，他怎么也认不出他就是郑四海。吴谦感到吃惊，他想，变了，郑四海完全变了！当年他是那样的英俊，那样的潇洒，如今那英俊和潇洒完全消失了，给他的感觉是：面前站着一个滞呆的老人。躯体瘦得像个干虾子，手伸出来像折断了多年的枯树枝。眼角布满皱纹，眼珠子凹陷下去像枯井。肤色暗黑，神色忧郁憔悴。他清楚记得他才30几岁呀，却像个六七十岁的老头子，说话虽然声音未变，但再也不像从前那样容易冲动、风趣有味了。 吴谦展开双臂紧紧将他抱住：“四海老弟，听说你来了，我高兴极了！这些年你受苦了…… ”接着吴谦问过他的情况之后，告诉他，张孝义也在铁道部，已经当上办公厅主任了。还告诉他，陆正扬也混得不错，现在铁道部建厂局担任党委副书记。他听了吴谦这么说，心里很高兴。他觉得世界上的事情就是这样奇妙和变幻莫测，有些人同时来到这个世界上，有的人可以上天堂，有的人却要下地狱。他想起自己的处境，硬汉子一下子变得很脆弱，在老战友面前有些失态，两行浑浊的泪水从凹陷的眼眶里滚滚流出来。 吴谦安慰他说：“四海老弟，不必难过，相信今后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郑四海说：“吴谦兄，我对自己打成右派一直不服，一次又一次地向铁道部纪委写的申诉差不多有几筐，你在纪委，我写来的信难道连一封都没有见到吗？看到了为什么不回信呢？” 吴谦说：“这叫我怎么说呢！当时中央有指示，凡是右派和四清中的申诉一律不予受理，所以你们这些人来的信，连看都不看，就全都烧毁了。唉！过去的事情就不要再提了，现在你应当感谢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其他情况你不说我都清楚。老实说，过去我们帮不了你，现在可以了，因为上面有政策就好办。告诉你，过去和我们一起工作的那班人，没有倒霉的，现在都掌权了。有权什么事情都好办，你尽管放心好了，你的问题我们会很快给你解决好。另外有件事情我还要告诉你，原来你们干校让你背黑锅的那位‘黑大哥’──单威，在‘文化大革命’中已经被群众活活打死了……不过在当时的形势下，你也不能全怪他个人，归根结蒂还是极左政策路线问题呀！” 他点点头，心想，由此看来，再高明的干部，甚至政治家，也不可能一辈子一帆风顺。其他事情他们有本事作假，唯有死对他们来说是真，没有办法捣鬼。他想想说：“吴谦兄，单威死就不要再提他了！我要告诉你，我的档案现在还不知道搞到那里去了，你看怎么办？” 吴谦说：“这没关系，组织上有打你右派的原始材料。找不到档案，我们可以派人到咸阳原西北铁路局留守处去拿原始材料。我想问你，你是否带来了申诉材料？” 他说：“带来了。”他马上从挂包里把申诉材料掏出来递给了吴谦。 吴谦说：“那好， 你把这材料交给我，由我来替你办。你是先住下来还是先回安徽老家去等候通知呢？” “我已经出来半个多月了，有你替我办，我完全可以放心，我觉得还是先回家去等吧，否则家里人放心不下。” “那也好，我就不留你了。”说着从兜里掏出50元人民币和30斤全国粮票交给他：“四海老弟，这钱和粮票你带在路上用吧！” 郑四海也没有客气，将钱和粮票老老实实都收下了。分别时，吴谦又以老大哥的身分把他的衣服牵牵关心地说：“北京天气已经冷起来了，千万要注意，不要感冒了啊！” …… 郑四海回到家里，将去北京铁道部的情况，一五一十地向小兰以及来看望他的人详细讲了一遍，小兰很高兴，其他人听了也替他高兴，都说他这下总算熬出头来了。 郑四海从北京铁道部回来的消息，很快传到了阮刚的耳朵里。阮刚听后却冷冰冰地在家里自言自语说：“郑四海呀！郑四海！哼！我看你也高兴得太早了吧！想翘尾巴吗？白日做梦！你的右派可以改正，但是反革命问题还没有搞清楚呢！只要你反革命问题解决不了，你的尾巴就永远别想翘！” 三十四、欺上瞒下 阳光开始萎缩，大地开始积蓄。1979年，安徽地区年成很好，粮食普遍丰收。秋收一结束，上面就派人下来催交公粮。阮刚对交公粮事表面上显得特别积极，他首先召开了队委会商量，会后他又亲自骑着自行车跑到公社粮站借回来几十只麻袋。他对生产组长张玉成：“小张，你叫几个人把二壳稻（即风扇底下的稻壳）灌在这些麻袋底下，顶上面再用点好稻盖起来封好就行了。” 小张问：“队长，这是干什么？”阮刚说：“傻瓜！交公粮呗。” “那样合适吗？要是查出来了怎么办？” “我说你傻呀，你真傻！只要能够过了验收关，他们就不会查出来。通过验收关，我自有办法，你就用不着操心了！告诉你，不然我为什么跑到粮站去借麻袋回来？你想，用他们的麻袋，就不用再把稻倒出来，那样，只要我们一切都安排得巧妙，保证他们查不出来……” 张玉成心里直“打鼓”，觉得这种做法不妥，但他又不敢违抗阮刚的命令，因为阮刚的脾气他是知道的，违抗他，今后小鞋有的穿。再说，你就是向大队反映，他大不了受点批评而已，只要他的党籍不开除，生产队里还是他说了算，那样你的日子就不好过了。出于这种想法，他再也没有说什么，赶快把他领导的那个生产小组社员召集起来，按照阮刚的指示，将所有从粮站借来的麻袋全都灌好，准时交了差。 交公粮这一天，阮刚亲自压车把这些“公粮”送到公社粮站。为了蒙混过关，他故意磨磨蹭蹭，趁粮站主要检验人员小解时，他一方面叫社员把运去的稻子迅速背过去过镑，另一方面自己马上凑到临时抽调上来帮忙的工作人员（这是他事先打听好了的）面前去，递上凤凰牌香烟：“同志，你们辛苦了！这么热的天气还要出来工作，真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呀！……” 临时工作人员说：“没有什么，你们比我们更辛苦呀！我们辛苦点算得了什么，都是为了革命工作嘛！” “同志，你不知道吧，我们生产队是先进生产队。你看！我们送来的公粮多好，又干又净，全是上等好粮。” “交公粮当然需要好稻才行，上级交待，不是上等好粮我们是不能接收的”。 “那是，那是！同志，你说的完全正确，不好的稻我们也不敢送来交给国家呀！那样就玷污了我们先进生产队的荣誉了！” 粮食检验人员，听他这样说，也就放松了警惕，模模糊糊用粮食专用“通扦”在麻袋口上随便插了一下，带出几粒金黄灿烂的稻子，满意地点点头说：“这粮食的确不错！” 过完称之后，阮刚告诉临时抽调上来的粮食验收人员，自己装粮的麻袋是借的他们粮站的，所以粮站验收人员就让他们把稻子全都背进仓库里上大堆去了。只是记下了粮食和麻袋的数目，并打了一个收据给他。同时告诉他，麻袋是在谁手里借的，可以用他打的收据，兑换原来麻袋的借据。阮刚再三道谢，笑呵呵又递上一枝凤凰香烟。 阮刚神通广大，他就是惯用欺骗手段，得到了不少好处。这次又用欺骗手段欺骗了粮站，欺骗了国家。有些社员虽对他的这种做法持有不同看法，但农民一般都是胆小怕事，就是欺负到他们的头上他们都会缩着头不肯说话，何况这件事情又不影响他们的切身利益，谁还想管这种闲事呢！ 郑四海为人耿直，他一贯坚持实事求是，反对弄虚作假。这次他实在忍不住，再也不想装聋装傻了。他对阮刚这种本位主义欺骗国家的做法极为愤怒，当天他不顾个人安危跑到公社如实地反映了这一情况。想不到这个问题不但没有得到处理，反而挨了阮刚的一顿毒打。 事情是这样：一天上午，全大队社员都在挑“友谊圩”堤。阮刚在大队受了批评，回来开始追查是谁“诬告”他们生产队上交的公粮是“二壳稻”。他很生气的样子，问道：“是那个混账王八蛋到公社汇报说我们交的公粮是‘二壳稻’？有胆量就站出来！怎么？有种汇报，为什么没有胆量站出来和我对质？”他说话的时候，目不转睛地望着生产组长张玉成。显然他是怀疑张玉成汇的报。 张玉成异常惧怕，急促说：“阮队长，你不要盯着我，对天发誓，可不是我汇报的啊！不信你可以调查，如果调查出来是我说的，任你对我怎么处理我都没有话说……” 张玉成的话刚刚落音，郑四海自动站出来说：“这事与张玉成无关，是我向公社汇报的。阮刚，你既敢做，为什么不敢承认？这个问题我们全生产队所有人都知道，你能够抵赖的掉吗？ 听到郑四海这么说，阮刚漆黑的面孔变得特别可怕。像鬼火似的小眼睛忽悠忽悠地闪着。闪着，闪着！他突然从一个社员手里夺过一把“钉钯”，照着郑四海头部狠狠地砸下去，一边砸一边说：“你还没有平反就开始报复我了，好！现在我就和你拼了！叫你今后别想有快活日子过。” 要不是郑四海躲得快，如果是正好打在头上，头就“分家”了。此时只听得“咔嚓”一声，钉钯杆子断了两截。郑四海的头部没有受伤，可是肩膀却伤得很厉害，右边膀子当场就肿得老高的。 郑四海忍着疼痛，上去一把抓住了阮刚的大拇指头，阮刚痛得：“哎呀！哎呀！”直叫唤，他只要再稍稍使点劲，阮刚的手指就断了。但理智告诉他，他不能那样干，要是把阮刚指头掰断了，阮刚就可以借机大做文章，那样他的平反问题就会受到严重影响甚至泡汤。他知道小不忍则乱大谋，于是他自动把阮刚的手指放开了。 阮刚见郑四海把他的手指放开了，他又来劲了，马上操起闲在那里的一把铁锹撵着郑四海打。 俗话说，路不平有人铲，理不公有人讲。有些农民虽然胆小怕事，但是如果有人领头，他们也会说句公道话。圩堤上人多，其中有几个血性汉子，带头喊：“阮刚你不要仗势欺人，有理讲理，不许打人！打人是违法的。” “打人是违法的！阮刚，告诉你，你们生产队社员怕你，我们生产队社员可不怕你，你要蛮来，我们就把你捆起来送到公社去，看你还打不打人？” “嗬！嗬！嗬嗬！把他捆起来送到公社去……” “把阮刚捆起来！”“捆起来！”“捆起来！” 在群众的强大的压力之下，阮刚退缩了。他虽不敢继续行凶，但他嚣张气焰并未完全消逝。他指着郑四海的鼻子大声说：“郑四海呀！郑四海！你别以为大家都帮着你说话，你就得意了，狗日的，老子不会就这样饶了你，这笔帐以后我会和你慢慢算！”说完这话他就回家去了。也许是见圩堤上人多对他不利，他才暂且偃旗息鼓。 郑四海在群众的支持鼓励之下，跑到公社把阮刚打人的经过详细地向公社书记说了一遍，并把上衣脱下来，让公社书记亲眼看看他的伤势。公社书记见他肩膀肿得很厉害，甩甩头说：“唉！这个阮刚也太不像话了，有理讲理嘛，怎么能打人呢！郑四海你先回去吧，我们会派人调查处理这件事……”尽管公社书记发了话，但公社干部内部对这件事情却有不同的看法。有人认为，干部再不对也轮不到黑五类汇报；有人认为，干部不遵守党纪国法，任何人都可以管；还有人认为，不管郑四海是什么人，或则对与不对，干部都不能打他，打人是违法的行为…… 郑四海在家等候处理这件事，等了七八天，也不见公社派一个人下来。他觉得再也不能等下去了，那样会因小失大，他明白当务之急是要抓紧时间去落实自己右派平反问题才对。于是他同小兰商量，将家里仅有的三只老母鸡，以及小兰带来的一张旧床卖掉，总共凑了几十元人民币，作为他再次去北京的路费。 他刚刚回到铁道部，吴谦和张孝义就告诉他，他的档案有了着落──西宁市粮食局将他的档案寄过来了，并且来函说明他在西宁市粮食局工作期间表现很好，劳教主要因为他在招工时隐瞒了右派身份，没有发现其他任何问题。 西宁市粮食局为什么能及时主动将他的档案寄到铁道部呢？因为郑四海没去北京之前给他们写过一封信，询问自己的档案是否在他们那里，说要是在他们那里，请将档案寄到铁道部落实政策办公室。那时全国正处在落实政策高潮，西宁市粮食局接到他的信很重视，马上责成管理档案的同志仔细寻找，想不到在他们档案室真的找到了。 郑四海听说档案有了着落，非常高兴，他平时年很少笑，这次他从心底发出笑声来了。他激动地说：“谢天谢地！为了查找档案，我跑了许多地方都没查到，未曾想只是写封信随便问问，却找到了，这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我一定要写封信感谢他们。‘文化大革命’那样折腾，那样乱，我人又不在他们那里，他们还没有把我的档案毁掉。这真是天助我也！” 吴谦说：“四海老弟，我自从见到你，还没有看到你像今天这样高兴过呢！” 张孝义此时也告诉他一个好消息，说原西北铁路局撤消不存在了，为了防止落实政策扯皮现象，铁道部党委已明文规定原西北铁路局划的右派，全部由铁道部建厂局负责落实政策。因此铁道部政策落实办将他的档案和他的申诉材料一并转到铁道部建厂局去了。同时还告诉他，今后有什么事可以直接找老战友陆正扬，说他和吴谦已经跟他打过招呼。郑四海听了非常高兴，他明白，铁道部建厂局有陆正扬在那里，一切都好办，何况高谦和张孝义早已和他通过电话，让他抓紧为他平反。于是他告别了高谦和张孝义马上去了涿县铁道部建厂局。 到了涿县，他受到了铁道部建厂局落实政策办公室的热情接待。首先，将他安排在局招待所，吃住都由单位全部包干。招待所一共五层楼，他住在四层楼 501号房间。这里，窗明几净，宽敞漂亮，他已经二十多年没再住过这样的房子了，觉得自己一下子从地狱来到了天堂。夜晚站在高楼眺望，一排排的灯光，好像在海岸看航船，渔家千点；也好像在航船上望河岸，灯火万家。他问自己：这是不是梦幻？他自己给自己的答案是：不！现实就是这样。 陆正扬听说郑四海到了，亲自赶到招待所来看望他。两个老战友见了面，亲热无比，互相间有说不尽的话要谈。 陆正扬说：“四海老弟呀！我知道你这20多年真不容易，不过总算熬过来了，熬过来了就好！能够熬过来就是胜利！……” 郑四海的眼圈红了，喉咙里好像塞了块棉絮，可是他忍住了没有让泪水流出。他说：“正扬兄！做梦也想不到我们还能见面！” 陆正扬说：“什么也不用说了，你能活下来就是幸运，多少人打右派以后都死于非命，你算是命大。唉！过去了的事就让它过去了吧！一切都应该想开些，一切都重新开始吧！要相信大难不死必有后福这句名言。” 他们又谈了些别后的情况，最后陆正扬叫他好好休息，并告诉他，关于右派改正问题正好是他分管，他会抓紧时间办，尽管可以放心。 陆正扬对右派改正问题抓得很紧，特别是对老战友郑四海的右派改正问题抓得更紧。不到一个星期时间，郑四海的右派改正结论就行文了。结论是这样写的：“关于改正郑四海右派问题的决定……该同志一九四九年五月参加革命，一九五三年三月参加中国共产党。经过组织认真复查没认为有右派言论。根据中共中央（1978）55号文件精神，经铁道部建厂局党委研究决定，恢复其党籍、公职、和原工资待遇，本文件从一九七八年十月一日执行……” 郑四海接到右派平反通知书，双手不停地颤抖，眼眶里涌出了激动的泪花。他想，他本来可以成为一个很优秀的干部，可是却因为一句并没有说错的话，申诉了二十年，企盼了二十年，炼狱了二十年。为了求得一张平反结论，申诉信却写几箩筐，到处奔波躲藏，以及耗费了整整二十年金子般的宝贵光阴。人生能有几个二十年！此时此刻他既高兴，又寒心！回想起来，我们的国家从反右派起就一直在向左的方向滑行，以至“文化大革命”左到了顶峰。“文化大革命”，是我们这个民族的扭曲的文化心理的一次大暴露。但愿我们多灾多难的国家从此以后能够在正常的轨道上走下去，这是国家的幸运，人民的幸运。然而这仅是愿望，但不知今后是否真正能够不再折腾！他想起南宋诗人范大成的一首诗：“冥鸿无伴鹤孤飞，回首尘笼一笑嘻。八十四盘新拄杖，万三千乘旧牙旗。石梯碧滑云生后，木叶红斑雪霁时。说与同行莫惆怅，人间捷径转巅戏”。通过这些年来自己的坎坷经历，他认识到，事物规律是客观存在的，任何人也不能违背客观规律。规律是铁面无私的，你不尊重它，它会发脾气的，一旦发起脾气来，必定把你的狗头砸个粉碎。人就是人，人无法战胜规律。人的手是遮盖不住太阳光辉的，人间需要太阳，阴的时间长了，太阳总会出来。这也是规律。 三十五、父子重逢 郑四海的右派改正文件下达以后，组织上按照政策除了从1978年10起计算工资以外，又给他补助了七百元人民币，并为他报销了上访时的来往路费。当落实政策办公室问他可有什么要求时？他提出想去探望和邱云生的两个孩子。这叫是：“无情未必真豪杰，怜子如何不丈夫。”组织、人事部门为了满足他的要求，派人翻阅过去人事调令，翻了几天才查出邱云随郭天怀调往贵州三线55号信箱去了，但具体地址他们不知道，让他自己去贵州再打听。领导上为了照顾他探亲方便，还给他特批了一张全国定期火车公用免票，并给他批了一个月的探亲假。 组织上无微不至的照顾，他感激不尽。他首先乘火车回到安徽老家，用补发的工资和组织上给他补助的钱，除了给孩子们和小兰制了点衣服之外，多余的钱拿到生产队还清了历年来他家的超支款。 这次他回到家里，人们对他的态度都大大转弯了。亲朋好友来看他，平时从来没有往来的人也来看他了，而且都讲些恭维好听的话。有的带来鸡，有的带来芝麻或炒米糖。就是原来周小兰的那个不肯借钱的堂兄周富也来了，他满脸堆笑地对郑四海说：“妹夫，我老早就想来看看你们了！听说你平反了，我真为你高兴得不得了，连觉都睡不着，昨天听人说你回来了，我马上就赶过来，觉得没有东西可带，后来特地跑到东湖养鱼场买了一条青鱼给你补补身子，我知道，今后你当干部要操心，身体不好不行呀！……”他说着把手里的那条青鱼在郑四海眼前掂了掂，“看！这条青鱼十一斤半重哩，怪肥的。” 郑四海笑着说：“谢谢！谢谢！谢谢大哥！要来看看欢迎，何必破费呀！”这真是：“贫居闹市无人问，富在深山有远亲”。 郑四海在家休息了几天，从铜都市搭大轮到南京。又从南京乘火车到西安，再从西安转车到达贵阳。他在火车上度过了整整六天六夜，时间虽长，但是他并不觉得辛苦。一方面因为他马上就要见到分别多年的两个儿子了，俗话说，人逢喜事精神爽；另一方面因为他乘坐的是卧铺（公用火车免票规定可以坐卧铺），车上条件比较好。 贵阳是贵州省会，也是西南地区的重镇，同时又是贵州省经济、文化中心。地形南北狭长，东西较短，成椭圆形。城外诸峰罗列，市内地势平坦。城市不大，但相当现代化，南北大街是新式马路，西式楼房在马路两旁紧接着，商业繁荣。然而粉碎“四人帮”初期，这里社会秩序比较混乱，郑四海还没出贵阳火车站，就发现自己的背包被小偷用刀划了一道十几厘米的小口子。50多斤全国通用粮票和一本《第二次握手》不翼而飞了，幸亏火车免票和钱放在贴身衣服里面，否则麻烦就大了。据说，当时贵阳的小偷堪称全国第一，其次是芜湖等地方。贵州的小偷特别猖狂，机关、工厂办公室里的办公用品他们都敢偷窃，何况外地游客。外地来的人是他们主要的猎取对象，有位同路人告诉他，说他的损失还算是小的，有些外地来的人被偷得一无所有，进退两难，最后没办法只好沿街乞讨。他听了此话，吓得浑身打颤，出了一身冷汗。他牢记被盗教训，后来走路总是离人远远的，饿了不敢进饭馆，只好买点饼干填填肚子。为了打听邱云的地址，他跑到贵阳市政府大楼，掏出随身携带的证明，向那里的工作人员询问55号信箱在什么地方。贵阳市政府秘书，检验过他的证件之后，很客气地告诉他，55号信箱是个兵工厂，在贵州平坝县高峰镇。于是他又从贵阳市乘火车赶到了平坝县高峰镇。 高峰是个小镇，人口不多，它距55号信箱还有三四华里路。这个兵工厂是个机械制造厂，规模很大，设备齐全，职工有四五千人。他到该厂打听邱云，提起邱云的名字谁都晓得，大家告诉他，说她早已病退了。有人还告诉他，郭天怀患了中风病，半身不遂，老郭中风前他们之间的关系就已经恶化了，经常争吵，分居好几年了，据说最近已经正式办了离婚手续。邱云退休后，什么事情都不干，终日以扑克、麻将消磨时间。郑四海听人这么说，没有马上去找她，决定先在这个厂招待所住下来…… 第二天，吃过早饭，郑四海经招待所服务人员的指点，找到邱云的家。当时邱云正在那里用扑克牌算命。见到他楞了半天，终于认出他是谁了。她惊喜万分，还以为他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呢。不过她很聪明，观察他的神态，就知道他的右派问题已经平反了，她那有限面积的脸，载着无限的喜悦。赶快请坐，马上泡茶。 邱云说：“你什么时间到的嘛？来前也不事先来封信，或则打个电话，我和孩子们也好到车站接你呀！” 郑四海说：“我知道你们在那里嘛！我是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找到这里来的。我是昨天下午才到你们厂的。” “住在那里？为什么不回家住呢？我们虽然离婚了，你儿子家还不就是你的家么，何必大精小怪的！我们家有地方住，你可以和你儿子一块睡嘛。” “谢谢！那就不必了，我已经在你们招待所住下了，顶好的。我来没有别的目的，主要是想看看两个孩子。看过了我就要回单位去上班。” “这次你是从安徽老家来，还是从其他什么地方来？现在全国都在落实政策，你的问题解决了吗？哎呀！你看，我尽说糊涂话来着，真是的，你讲要回去上班我还要问，问题不解决怎么能班上？！” “我这次是从安徽老家来，不！也算是从涿县来。我的右派问题改正以后，现在分到铁道部建厂局工作了……感谢你的关心，你一个月之前不是曾经写信通知我赶快找原单位落实政策嘛？” “什么信？没有呀！” “怎么没有，难道那封信不是你写的？不是你写的就算了。”他没有往下追问，心里觉得奇怪，那封信明明写着铜都县铜都公社铜都大队郑四海收，这信究竟是什么人写的呢？落款为什么要写用邱云的名字？真是一个謎！ 邱云并未注意到他面部表情和内心的变化，热情地说：“战战、平平都工作了。等一会平平就要下班回来了。”“战战呢？” “战战在安顺工作，等一会我去厂部给他打个电话让他马上回来。” 她很兴奋，问长问短地和她唠叨没完。可是他心里已经有些讨厌她。 她向他诉苦，说自从他打成右派以后，自己一个人带两个孩子吃尽了苦头，受尽歧视与压迫，后来迫不得已才提出来和他离婚。离婚也完全是出于组织上的压力。说当时她自己太软弱，骇怕丢了党票和工作。尽管如此，最后还是因为原来要跟他一起回家受到了留党察看的处分。她还再三声明，说她对他仍是有感情的，为了怀念他，把他们结婚时买的一双乌木筷子还保留着，而且拿出来给他看。她说她对这双筷子看得比什么都贵要，每逢过年过节她都要把它拿出来……无论她怎么表白，但他心里有数，她讲的虽不完全都是真话，但也不完全是假话。他想，管她的话是真是假，反正自己是客人，来看看孩子就走，何必认真非要戳穿她的西洋镜，搞得大家都不愉快。 他淡淡地一笑，毫不经意地说：“邱云，‘文化大革命’的时候，你给我们公社寄过一封信吧？”她的脸色顿时红起来了，红得像猪肝，吞吞吐吐地说：“寄＿＿寄＿＿过，那是我们单位造反派看了你的来信之后，非逼着我把你的信寄回你们公社不可，我才……” 他又是冷冷地一笑说：“啊！原来是这样，你也是出于迫不得已呀！”他心里清楚她这又是在说谎话，如果像她说的那样，里面她的亲笔信又该如何解释呢？当时造反派头头阮刚将她的那封亲笔信拿出来给他看过，信中要求“狠狠批斗郑四海这个顽固不化的老右派”。他想，算了吧，能宽容的还是宽容为好，自己来的目的又不是来找她吵架的。过去的事情让它过去吧！什么都不必再提了。 “妈！你和谁讲得这样热闹？”正在此时，从门外进来一个身高1.8米左右英俊强壮的小伙子，他和他的目光碰在一起， 两个人都有些发毛，似乎在同时发问：“你是谁？” 邱云赶快介绍说：“平平，你不是经常在家里念叨你爸爸吗？这就是你亲爸爸，不认识吧！也难怪，快二十年没有见面了！你爸爸离开你时，你还不晓得讲话。” 平平望着父亲半天说不出话来，眼泪在眼眶里转来转去，突然扑过去紧紧搂着父亲“哇”地一声哭出来。边哭边说：“爸，我的亲爸爸！我在梦里都想见到你呀，今天总算见到你了！爸，我的亲爸爸！你什么时间到的，事先为什么也不打个电话来，好让我到车站去接你呢？” “平平，我和你一样，也时刻想你和战战。你想，如果我不想念你们，我也不会千里迢迢来找你们。平平，你说我不事先写信告诉你们，可是我根本不知道你们的通信地址，怎么写呀！你可知道，许多年来我一直想打听你们的下落，怎么也打听不到！我也曾按照老地址给你们写过几封信，但最后都是石沉大海，没有下落。告诉你，这次我来，还是组织上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查出你们到了贵州，但是具体地址他们还是不清楚，能够找到你们，还是我到贵阳以后，去贵阳市政府才打听到的。” “爸，我不是给你去过──”平平的话说了半截话又咽回去了。 郑四海听了这话，脑子里好像划燃了一根火柴，黑暗中突然闪亮了一下，他心里明白了，原来那封从贵州寄给他的奇怪信，可能就是平平瞒着邱云并盗用她的名义写的。要不然他的话为什么说了一半又咽回去了呢？其中一定有苦衷。因此他明智地再也不提那封信的事。接着叉开话题说：“平平，你现在厂里干什么工作？” “我高中毕业以后留在厂里当刨工。” “啊！当个技术工人也很不错，你一定要好好干啊。” 坐了一会儿，他将带去的黄山茅峰茶、铜都生姜、老蒜等土特产从包里拿出来交给邱云说：“我来没买什么东西，这是我们家乡一点土特产，请你收下吧。现在我要回招待所去了，等战战回来了我再过来。”邱云和平平再三要留他吃了饭再走，但他坚持说等战战回来以后再来她家吃顿团圆饭。 他回到招待所以后，躺在铺上辗转反侧睡不着，想了许多问题，最后想到郭天怀。他想，不管老郭这个人怎么样，就凭他能帮助邱云把自己的两个孩子养大，而且给他们都安排了工作，已经够意思了，自己无论如何也得抽空去看看他，并表示对他的衷心感谢。 吃过晚饭，平平找到招待所来了，他乘邱云不在面前，问平平：“平平，我在家里时，曾经接到从贵州发出的一封奇怪信，信封上的地址是这样写的：铜都县铜都公社铜都大队郑四海收。拆开来一看落款是你母亲的名字，但笔迹又不像她写的，我估计这封信大概是你写的吧？” 平平说：“爸，是我写的。你在我家时我就想说，因为我妈在场我才没有说。” “为什么你妈在场你不能说？难道你根本就不知道我的通信地址？” “你的通信地址我的确不知道。只听说你是安徽铜都县人，所以抱着试试看的想法，以妈妈的名义写了那封信。想不到你还真的收到了。” “你为什么不写明你寄信的详细地址，还非得要冒你母亲名字写那封信呢？” “理由很简单：第一，我这边地址写清楚了，万一这封信你收不到退回来，妈妈发现是我写的，她一定会骂我；第二，用妈的名字落款，主要是想引起你对自己右派平反问题的重视，因为我在你的眼里只是个小孩子，我的话你未必能够相信。” “啊！想不到你小小年纪考虑得还这么周到嘛！”他说着一把平平搂在怀里，用干树枝似的手指，轻轻地梳理着平平的头发。平平伏在爸爸怀里一动不动，静静地享受着父亲的抚爱。 接着父亲将自己打算去看望郭天怀的想法对平平说了，平平表示赞同：“爸爸，你说的对。我和哥哥都得亏了他，无论出于礼貌或感激，你都应当去看看他。他的生命恐怕不会长久了，他中风以后，一直卧床不起，一餐吃不了一点点饭，已经瘦得不像样了。” 郑四海说：“要去就去。”平平说：“好！好！好！我带路。” 平平领着父亲来到郭天怀家里。老郭自己的两个孩子都不在家，家里只有保姆在那里洗碗。郑四海说明来意，保姆立即将他们领到郭天怀的房间。老郭耳朵有些背，说话也不太清楚。 平平大声说：“郭伯伯，这是我的亲爸爸郑四海，他已经平反了，特地来看望你老人家来了。” “啊！啊！啊！”老郭身体动了动想爬起来。 郑四海急忙走过去双手按住他，并紧紧地握着他的手大声说：“郭老，你不要爬起来。我是特地来看看你的，我没有别的意思，主要是来看看你，并衷心地感谢你这些年来对我两个孩子的抚养教育，你的恩情，我和孩子们永远也不会忘记……” 老郭很激动，他含糊不清地说：“谢谢！谢谢！我并没有做什么！我并没有做什么！即使做了点什么也是应该的，邱云既跟了我，她的孩子也就是我的孩子。”他握着郑四海的手，继续说，“我看你身体还好么，身体好就是幸福。这些年来你不容易啊！你能熬过来已不容易！你成家了没有？我和邱云已经离婚了，你如果还没有成家的话，我劝你们最好能够复婚，那样你们一家就团圆了。” “郭老，感谢你的关心。我在农村已经成家了，而且那边已经又有了三个儿子……”坐了一会，他临走时说，“郭老你要多保重，相信你的身体会好起来的，愿你早日康复，祝你长寿！不多打搅了，再见！” 老郭也挥着手说：“再见！” 他们告别郭天怀又回到了招待所。这时，邱云带领大儿子战战早在招待所等候他们。战战个子比他弟弟长得还要高，大约有一米八二。他比弟弟略瘦，但比弟弟更英俊、潇洒。他一进门就抱住爸爸流着泪说：“爸爸，我的亲爸爸，想不到今生今世我们父子还可以见面！你受苦了，不是妈妈说，我真得不认识你呀！” 郑四海也动情地流着泪说：“这要感谢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如果我不能平反，恐怕我们父子今世永远无法见面了！” 邱云在一旁插话说：“看看你们父子一见面老是哭，能够见面就是喜事，应该高兴才对。” 郑四海说：“对对对！过去不愉快的事情让它永远过去吧！我们大家都应当高兴起来才对。大家都坐，都坐，都坐下来说话。这里还有瓜子、花生，大家边吃边聊，最好聊点愉快的事情好不好？” 战战告诉爸爸他在安顺钢厂当锻工，他说他不满足当个工人，正在利用业余时间上电大，将来有机会还想争取报考研究生。他还告诉爸爸，他高中毕业以后本来考取了航空学院，因为父亲是右派，政审不及格，结果取消了他的入学资格。郑四海听了此话感到很愧疚，他再三说自己对不起他们，不仅没有尽到做父亲的责任，而且连累他们受苦和影响了他们的前程。 就在这时，战战突然提出一个使他极为头痛无法解决的问题：“爸爸，你既知道自己对不起我们，你能不能再和我们在一起生活，那样也好让我们做儿子的真正享受几年父爱呀好不好？” 郑四海当即明确答复他们说：“孩子，对不起！实在对不起！这事已经做不到了，我在安徽老家已经组织新的家庭了，而且那边又有三个孩子，我们五位一体谁也离不开谁。要知道，我已经对不起你们了，不能再对不起他们了。”他为了表达自己一点爱心，他当场将补发工资刚刚买的一块“西铁城”手表摘下来给了战战，又拿出120元交给平平让他自己去商店也购买一块好手表。 当天一家人谈论到深夜才散。第二天，邱云办了一桌子好菜，让战战、平平迎接爸爸过去吃饭。这餐饭的确很丰盛，鸡鸭鱼肉样样齐全。邱云还特意为他做了一道喜欢吃的“辣椒瘪”。战战、平平轮流给父亲敬酒，庆祝父亲重见天日，万事如意。邱云也说了一些恭维好听的话。尽管如此，他心里总觉得有一层阴影，他想极左路线不仅浪费了他的最宝贵的青春年华，而且破坏了他的美满家庭。说什么他都愉快不起来。 吃过饭，战战把他们家里影集找出来给父亲看。影集里，有战战、平平从小到大的一些照片，也有邱云各个时期的留影。他看着，看着，脸色突然由红变紫，身体颤抖起来，缄默不言。儿子们以为父亲病了，都说：“爸爸，你怎么啦！不舒服吗？” 他说：“没有事，可能是酒喝多了点，你们送我回招待所去休息吧！”战战、平平和邱云都说：“你就在我们这里休息不行么？” 他坚持说：“不不不！快送我回招待所去。”邱云似乎突然意识到了什么，脸上红一阵白一阵，呆呆地站在一边再也不吭声。应该说，她是心中有事心里惊，她知道一定是影集里有张像片使他触景生情。到底是一张什么样像片呢？那是一张她和他结婚时的合影，在他打成右派以后，她将他的像片那半边剪掉了，她自己的像片却依然保存下来，她悔恨自己太粗心，没有将这张照片拿掉。她在心里责怪战战不该没事找事翻出影集来，横生枝节。然而这个时间说什么都已经晚了，他要生气只好让他生气好了！她想，这件事情也许注定要发生，她要是不去收拾碗筷，战战去拿影集时她肯定会出来阻止…… 他回到招待所，冷静下来仔细一想，觉得刚才的事，自己表现得太冲动，也说明自己心胸太狭隘。人家已经和你离婚了，你和她的合影，她原意保存就保存，她不想保存，你有什么理由不高兴？自己应该换个角度去考虑，她和老郭已经结婚了，她若继续保留你的像片，老郭见了会怎么想？所以她剪掉你的像片应该说是合情合理的，你根本没有理由责怪她。再说，邱云为了自己受株连多年，而她对你并没有多大的伤害，即使有点伤害，又何必耿耿于怀！唉！不应该责怪任何人，一切都只能怪害人的极左路线，怪自己的命。自己责任要由自己负，自己的伤口要自己治。宽容、谅解别人应是做人的美德。看来自己今后还应该好好学习，加强修养才行。 三十六、真诚交朋友 郑四海探亲回到铁道部建厂局时，组织上分配他到机械总队担任办公室主任。大家都觉得这个吃尽苦头的人，能够活到今天，真是上帝保佑。作为他自己来说，也很注意检点，凡事他都不想出头露面，只想干点实事。他每天早起晚睡，除了工作、学习以外，还主动扫楼梯、搞环境卫生，不管分内分外的事情，只要他能干得了的他都干。人们并不理解他，有人猜测他是想当劳动模范，或者是假积极想往上爬。其实他们猜错了，他是什么也不想，只想多干点事报答党和国家。尽管他工作热情很高，可总是心有余而力不足。要知道，他已经离开工作20年了，重新工作，一切都得从头开始，一切都感到很吃力。在管制劳动期间，他根本没有时间学习，如今起草一份总结或起草一份文件，提起笔来老是忘记字。经过“文化大革命”，人们的思想、人际关系都不像以前那样真诚和谐了，本来是正确的东西，人们却偏偏说是错误的，本来是错误的东西，人们却偏偏说是正确的。因此他认为像他这样的人只有埋头干活，少管闲事，少说话。他觉得学习对他来说是当务之急。世上还是好人多，他幸运遇到了党委书记张永平。 张书记是43年参加革命的老干部，善解人意，更能理解人、体谅人，他知道他重新工作困难很多，凡是一些重要文件他都会亲自动手写，因此他从内心感激和敬佩这位好上司。 就在这时他遇到了一件麻烦事。由他负责划分卫生责任区时，分派技术员诸葛良打扫的地段他不干，说自己长得这么大，从来都没干过这种活，这是郑四海故意在整他。他听了根本就不相信他说的是真话，心想，这个人是新社会培养出来的技术员，难道他在学校里也没有搞过卫生？这不可能。再说，这次大搞环境卫生是铁道部建厂局的统一部署，每个人都得参加，包括党委书记也不能例外，他为什么持这种态度呢？其中一定有原因。他认为不干不要紧，派他打扫的那一地段自己吃点苦可以包下来，但他不干的原因应该搞清楚。于是他决定找诸葛良心平气和地好好谈一谈，问清楚他到底有什么想法。 诸葛良是福建人，38岁了，。大学毕业，尚未结婚。大学刚毕业就分配到铁道部建厂局工作。开始他以满腔热情投入工作，任劳任怨，埋头苦干，谁知不但没有得到回报，在“文化大革命”中反而说他“唯生产力论”、“走白专道路”，遭到了不应有的批判，使他精神上受到了严重的创伤。粉碎“四人帮”以后，他要求调走，领导又不放，干了十几年仍是个技术员，抱负无法实现，事业上难有建树。打那以后，他灰心了，见了党员，见了领导就讨厌，所以分配他搞卫生，他坚决拒绝不干。 有天晚上，郑四海摸到他的房间去找到他，他正在那里看书。郑四海推门进去，恭敬地说：“诸葛良同志，你在忙呀！” 诸葛良不客气地说：“你这么晚跑来干什么？我再忙也没有你忙呀！你现在是红人，怎么能有空跑到我这里来呢？” “我特意来看看你呀，不欢迎吗？”郑四海微笑说，也不客气地自己拉过一把椅子坐下来。 “我这个小老百姓，怎么能有劳你的大驾来看我，不敢当！不敢当！我估计你今天是为了卫生责任制的事而来吧，是不是？有什么话你就说吧。”诸葛良一边翻阅书，一边淡淡地说。 郑四海摆摆手说：“诸葛良同志，你只说对了一半，我来的目可以说为了搞卫生的事，但又不完全是。如果说是为了卫生责任制问题而来，那就是想了解一下你为什么不愿意干的原因。不过应该告诉你，你愿不愿意干都没关系，因为你那段卫生我自己已经把它包下来了。老实说，我来的目的主要是想和你谈谈心，因为我听说你的命运同我的命运有些相同，所以相信我们一定会有共同的语言……” 诸葛良爬站起来说：“不不不！不管你怎么说，我们都是两股道上的车，你是当官的，我是老百姓，我们是说不到一起的。” “你这话说错了，你是工程技术人员，高级知识分子，前途作用都比我大，我只不过是个给大家跑腿的人而已，怎么能说我是当官的呢？再说，我的情况不说你恐怕还不知道，你受了极左路线的害，我受极左路线的打击恐怕比你更严重。我的家庭出身是贫雇农，父亲是烈士，我自己从小就参加了革命，由于左的迫害，打成右派，受辱、受压20多年，极左路线搞得我妻离子散，家破人亡，你说我比你是不是更惨？”郑四海说到这里，停了一下继续说，“诸葛良同志，我认为过去了的事情就让它过去了吧，一切问题都应该向前看，以往的事情不必耿耿于怀，那样既不利于自己，也不利于国家……”说到这里，郑四海把椅子向诸葛良身边移了移，往下说，“诸葛良同志，从今天起，我们交个朋友好不好？你有什么困难尽管和我说，我能帮忙的，我一定尽一切力量帮助你解决。” 诸葛良哈哈大笑说：“真的吗？你们当官的都会说漂亮话，我为了调动的问题不知找了多少当官的，开始都答应得很爽快，到后来没有一个人说的话能够兑现。郑主任，如果你真是不和他们不一样的话，你就帮助我调走……” 郑四海很认真地说：“你不是开玩笑吧！你打算调到那里去？” 诸葛良也一本正经地说：“这事那还能开玩笑，我早有报告在人事部门，要求调回老家福建去。” “你为什么要调回去呢？”“因为我是独生子，我的父母亲身体都不好，父亲70多岁了，一直生病卧床不起，身边没有人照顾……” “那你为什么不把他们接到这里来呢？” “他们不肯来，说到这里生活不习惯。” “哦！诸葛良同志，今天我们就谈到这里吧，关于你提出来的问题，我也不敢保证能够帮上你，那么就让我试试看吧。再见！” 诸葛良态度有所变化，他微笑着起身说：“再见！慢走！你带手电没有？外面黑，小心点，别摔倒了啊！”郑四海紧紧握住他的手说：“你就放心吧！我是不会摔倒的，就是摔倒了，还会爬起来的。” 郑四海回来以后，第二天就跑到建厂局去了，他找到局党委副书记陆正扬，把诸葛良的情况同他说了一遍，请求他给予帮忙。陆正扬说：“既是老弟出面，明天我就去同人事部门商量商量，能帮的一定帮。” 郑四海找过老战友陆正扬之后，他又找了自己的顶头上司张书记，因为他知道，即使局里同意放人，最终还得经过本单位领导同意才行。所以他要做好张书记的工作。他对张书记说，诸葛良不想留在这里工作，勉强留下他也没有好处，那样只能是浪费国家人才……由于他再三说，张书记最后同意了他的看法。没过多久，诸葛良调往福建老家的事情就办妥了。 诸葛良办好调动手续，没有说什么客气话，临走时他把自己多年积余下来的 200多斤全国粮票全部送给了他。他为了答谢诸葛良，专程跑到新华书店去，买了一些书，如《天安诗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等书籍赠送给诸葛良留作纪念。并经过张书记的批准，派小车亲自把诸葛良送到火车站。分手时，他们紧紧地拥抱，多余套话一句都没说，他们都知道，客气话说多了反而显得虚假。 诸葛良到了福建，马上又给郑四海寄来一篓子新鲜橄榄，他说，橄榄在北方虽然也能买得到，但这是他们家乡的土特产，“千里送鸿毛，物轻人意重！”这只是表示他的一点心意罢了。 诸葛良回到福建以后，不久就和当地一位女工结了婚，而且生了一个可爱的孩子，给郑四海来了几封信，并寄来全家福。郑四海为此很高兴，认为自己平反以后做了第一件好事。 三十七、平反反复 1978年12月18日至20日中共中央在北京隆重召开了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高度评价了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确定了解放思想、开动脑筋、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指导方针；果断地停止使用“以阶级斗争为纲”这个害人的反社会主义的口号。这个大会的功绩，留芳千古。它不仅使人们团结一致向前看，而且可以使所有平反恢复工作的人彻底消除顾虑、放下包袱。 别的平反恢复工作的人，包袱放下了，可是他郑四海恢复工作以后，包袱并未完全放下，邱云对他采取了猛烈攻势＿＿三天一封信。信中尽说些她为他受苦受罪的事，当时离婚不是她的本意，完全是组织上压迫的等等。并且说她坚决要求和他复婚，希望他能答应。只要他同意复婚，以后她可以加倍照顾他，保证一定以实际行动弥补过去自己对他的过错，即使为他做牛做马也情愿。如果他不同意和她复婚的话，她就要找铁道部要丈夫，达不到目的就死在铁道部，因为她离婚是组织上造成的…… 邱云不仅有心计，而且手段极毒辣。她按照原来他在“文化大革命”时给她通信的地址，不同他打个招呼，擅自给周小兰写了一封信。信的内容是这样：“小兰妹妹：你好啊！我叫邱云，我的名字大概你早就听郑四海说过吧。我和郑四海在部队就真诚相爱，经过几年互相了解，最后才结合，也就是说，我们是有坚实的感情基础。婚后，锦上添花，我们又有了两个孩子，生活幸福美满。不料反右派运动开始了，从此像《马路天使》里插曲唱的那样──‘忽然一阵无情棒，打得鸳鸯各一方。’这都是受了极左路线的迫害呀！ 小兰妹妹，我知道你和你的孩子们为他也受了不少的罪与苦，可是我和我的两个孩子为他受得罪也不比你少。你为他受苦受罪，你们已经得到了情爱与父爱。而我和孩子们却什么也没有得到，你说我们亏不亏？现在我的孩子们强烈要求我同他复婚，我也有这种打算，郑四海本人也有这种想法，不知道你的意见怎么样？小兰妹妹，我给你写信的目的，就是想征求你的意见，希望你能够同情我们，理解我们，成全我们。如果你能够成全我们的话，我们愿意负担你和你的孩子们的全部生活费用，一直到你老……” 小兰接到这封信，天天躲在家里哭泣，并且写信责怪郑四海忘恩负义。当时搞得他左右为难，成了猪八戒照镜子，里外不是人。 邱云的胡搅蛮缠，烦人。其实还有更加烦人的事。什么事情呢？就是原来他受到同母异父弟弟反革命案株连问题，地方政府还没有给予正式结论，你说他心里怎能不着急！他表面上装得很平静，其实心里时刻悬着一块大石头，日夜忐忑不安，好像折断了的竹梢，吊在空中飘摇，随时都有可能掉下来摔得粉碎。为此，他吃不好，睡不香。他清楚，反革命问题绝非一般问题相比，这个问题如果不彻底平反，那将是终身祸患。共产党的运动多，今天不抓你，明天也会把你抓起来。怎么办？可是才上班总不能为了这个问题老是请假吧！何况路途这么远。没有办法，他只有给当地法院写信，要求他们尽快对自己问题进行复查。 当时全国正处于落实政策的高潮，法院要落实政策的冤假错案堆积如山，法院接到他的申诉，却没有时间马上办。就在这时，阮刚利用邱云给周小兰写信一事，煽风点火，大造舆论，说他没有道德，是陈士美，忘恩负义，吃了枣子忘了树，一平反就要将周小兰抛弃。这些舆论真厉害，好像一枚重镑炸弹，炸得乌烟瘴气。一些不明真相的群众，听到这么讲，都很气愤，一个个骂他不是人。有些人甚至跑到他家里鼓动周小兰到北京去告状。公社干部听说，也都骚动起来了，本来有些干部就不服一个压在十八层地狱的右派，如今一跃成为国家干部，他们也借机要求公社政法部给铁道部建厂局党委去信，说他是原龙岗乡反革命集团成员，没有摘掉反革命帽子就平反了，这是蔑视地方政府的做法。在极左的幽灵还很猖獗的当时，人们谈“反”变色，誰也听不得“反革命”这几个字。铁道部建厂局党委接到地方政府的来信以后，非常重视，紧急召开党委常委会议，经过常委会研究，决定暂时停止他的工作，并派人将他送回原籍，等候处理。等处理结果再作安排。尽管他有许多战友在那里，但一听说他是反革命，谁也不敢再出来替他说话，谁都骇怕受到牵连…… 这时，他的头上又被乌云笼罩，没有光明，一片漆黑。他似乎在做梦，觉得身后有无数魔鬼在追逐，张牙舞爪要他的命，他无法抗衡，无处躲藏……在回家的途中，他几次都想钻进汽车肚里去，一了百了，但一想起还有几个没有成年的孩子，如果就这样不明不白地死了，他们今后靠谁抚养？他左思右想，不！我不能死！要死我一定也得活到把一切事情都搞清楚才能死。我既没有参加反革命，又怕什么呢？真金不怕火炼，现在已经开始提倡实事求是了，相信是真说不假，是假也真不了……想到这里，他死的念头完全打消了，由于思想问题解决了，他的心情顿时开朗起来，不但不再愁眉苦脸，反而喜笑颜开。铁道部建厂局护送他回家的两个干部觉得很奇怪，见他唱歌哼曲的样子，暗暗地摇头说：“这家伙是否神经错乱了，我们得注意点，千万别让他在路上出事！回去无法向领导交待。” 大机关里的干部和基层干部水平就是不一样，铁道部建厂局送他回家的两个干部，对他的态度十分和蔼，一路上，帮助他，开导他。他们说，如果你是冤枉的，最后总会搞个水落石出，千万不要想不开。还说，要是世界上没有冤假错案的话，也就不会有今天的落实政策办公室了……他们办事十分认真，不是把他送回家就算完事，而是根据领导的意图代表铁道部建厂局党委到公社作了检讨，承认他们工作疏忽，在改正郑四海的右派问题时，事先没有和地方政府联系，这是他们的失误。他们同时又跑到铜都市法院，请求对郑四海的反革命问题优先给予复查，说他们单位正在等待法院结论。法院领导也很重视他们的请求，答应他们可以把其他复查案件放一放，马上复查郑四海的案子。 郑四海回到家里，尽管周小兰接纳了他，但对他态度十分冷淡，无论他怎么向她解释，都不顶用，她就是认定他忘恩负义。他没有办法，只有忍辱负重地接受她的冷嘲热讽。在这期间，他一天一趟跑法院，法院说，复查案件需要时间，叫他不要着急，再等几天就好了。 他见小兰成天愁眉苦脸，心里难受得像尖刀戳，像滚油浇。他说：“小兰你别总是愁眉苦脸的样子嘛，开心点好不好？” 小兰说：“四海哥，我想，你不平反还好些，那样我们天天可以在一起，要是平反了，恐怕我还要失去你，你叫我能够开心得了嘛！” 他温柔地对她说：“小兰，你放心好了，这次我的反革命问题搞清楚了，我决定调回来，生生死死永远和你们在一起，永不分离……” 小兰说：“你又在骗我啊！” “我骗你五雷轰顶，不得好死！” “别像女人一样赌咒了，我相信你就是了！” 过了几天，有天早晨，他将大门刚刚拉开，只见鹊雀登在屋前桃树上叽叽喳喳鸣叫，他心想，难道今天会有什么喜事不成？俗话说得好，“是福不是祸，是祸躲不过。”喜事果然来了。那天上午十点多钟的时候，他正在地里干活，市人民法院送来了一张刑事裁决书，裁决书的内容是：“被告人郑四海1965年12月，因反革命一案判处管制三年，被告不服，提出申诉，经本院审理查明：龙岗反革命标语案，其没有参与，仅在破案前一天下午才得知，‘知情不报’罪纯属子虚乌有。特宣布无罪，并撤消原市人民法院对其错误判决……” 郑四海要得就是这份裁决书。接到裁决书后，他立即起程返回了铁道部建厂局。因为他工作已暂时被停止，到了那里只好暂时住在铁道部建厂局招待所，等候建厂局党委重新讨论研究对他的安置。 三十八、多云转阴 郑四海再次住进招待所，等候建厂局党委重新讨论研究对他的安置。和他住在一个房间里有一位山东籍上访人员叫赵德山，此人中等身材，四十多岁，满脸胡须乱蓬蓬地硬得像把毛刷子一样。他言语不多，一双大眼睛总是存有戒心恶溜溜地望着别人。慢慢地他俩搞熟了，老赵自我介绍他原是铁道部建厂局机械工程处的钳工，1958年因与别人打架送去劳教三年，其实他并不缺理，而是因为他家庭出身不好的缘故，所以前来要求落实政策。 开始他们住在一起井水不犯河水，相安无事。可是老赵有随地吐痰和乱甩烟头的坏习惯，郑四海好言相劝过几次，他就是听不进去，我行我素。有一次老赵把痰吐到他的鞋筒里了，他有点恼火说：“老赵，你这个人也太不自觉了，叫你不要随地吐痰你偏偏要乱吐，难道这是在你家里吗？就是在你自己家里，也不能这样随便呀！看看你把痰吐到我的鞋筒里了怎么办？” “你有什么权利管我？痰吐到你的鞋筒里了，怪你倒霉。我劝你少罗嗦，再罗嗦，我就揍你！” “你这个人怎么这样不讲道理呀！” 他的话还没落音，老赵跑过来朝他右眼就是重重的一拳头，打得他眼睛金星四射，眼皮立刻肿得老高。当时，他的拳头高高举过头顶，但马上又缩回去了，理智告诉他不能还手，因为大家都是来上访的，求的是福，不是祸。再说互相间没有根本利害冲突，为什么因一点小事要大打出手？那样影响多不好啊！ 老赵见他的眼睛被自己打得肿起来了，也开始有点后怕，坐在一边勾着头半天不说话，想想说：“老郑，对不起！这怪我太冲动。这样吧，我领你到卫生所去看医生好不好？” 郑四海说：“不！我不好意思去卫生所，你去搞点消炎药来给我就行了，唉！老赵呀！不是我说你，你这个人真是太鲁莽……” 老赵认错，没说二话，赶快跑到街上药店买来一些红汞、消炎片、眼药水、药棉和纱布等东西，并亲自为他抹药、包扎。第二天他到落实政策办公室去，落实政策办公室的同志问他的眼睛怎么搞了，他撒谎说自己夜晚起来小便不小心，栽倒摔的。这样，这件事情除了他和老赵两个人知道以外，再没有第三个人知道。 再说， 正在柳暗花明之时，倒霉的事又来了。郑四海眼看自己恢复工作已经有希望了，组织上突然又告诉他，邱云寄来一封检举信，检举他是骗子，自己上了他的当。说他上次去贵州探亲时，怂恿她和郭天怀离婚，答应同她复婚。还说他为了让她离婚，并亲自为她起草了离婚起诉书……因此，组织上认为他道德败坏，是有意拆散别人婚姻，这个问题不搞清楚，党委会是不能讨论恢复他工作的。 郑四海听到领导这么说，又是青天霹雳，好像掉进了冷水盆里。最令他头痛的问题是自己带去的路费所剩无几，要等到把这个问题搞清楚，还不知又要等到那一天，为此他心里犹如火烧。他垂头丧气，掉了魂似的，晚上睡在床上翻身打滚，唉声叹气，怎么也睡不着。睡不着爬起来在房间里来回走。 老赵见此情景，看出他有心思，跑到面前关切地问：“老郑，今天到底发生了什么事？说给我听听，也好让我为你出点主意。” 郑四海想，目前唯一能够商量的人也只有老赵了，于是他把邱云因为达不到复婚目的，来信诬陷他的事对老赵从头到尾说了一遍。 老赵抓抓头，瞪大眼睛，一转身“轰！”地一拳头砸在墙上，把墙上的石灰砸掉了一大片。他说：“妈的，世界上竟有这种狠毒的女人！要是在这里，老子非替你宰了她不可。杀人不过头点地，妈的，真气人！难怪有人说，‘蝎子尾巴，蜂子针，最毒妇人心，’我看一点也不假。”他想了好半天，接着说，“我要问你，你前边两个儿子和你感情怎么样？是否认你？” “前边两个儿子和我感情还可以，最近我们一直有通信往来。” “那就好。你写封号信寄过去，让他们出面劝邱云撤销那封信，问题不就解决了吗？就说她原来说的是气话，不能算数。” “写信要多长时间呀！来回起码一个多月，还不知道儿子们是否能够劝得了她？” “这也倒是。既然如此，你何不亲自去一趟呢？” “我怎么不想亲自去一趟呀，遗憾的是兜里已经没钱，怎么去得了呀！” “你告诉我，去贵州一趟需要多少钱？我可以借给你。” “那怎么能行？假使我的问题解决不了，让我用什么还你呀！” “你说吧，到底需要多少钱？你呀！到这个时候你还客气什么，说吧。” “这个──” “你就别这个那个的了吧。快说，快说呀。”老赵说着从兜里掏出一摞钱，从中分出二百元人民币往他面前一撂说：“够不够？不够我还有。告诉你，我这钱你尽管放心用好了，它来得光明磊落，是我这几年在老家农村帮人家修电动机、水泵赚来的汗水钱。我看你这人够朋友，所以我才慷慨相助。说老实话，我就愿意和你这样的人交朋友。大家既成了朋友，就不应该再分彼此。俗话说得好，朋友能替生和死，钱算得了什么！你放心好了，关于这笔钱的问题你将来有的还就还，没有的还就算了，怎么样？” “老赵，要不了许多，省点用，来回有100 元就够了。” “都带上吧，出门缺一分钱也不行。老弟，我叫你带上就带上，不要客气。不过路上要小心点才是，扒手多……你不要担心我，我身上还有几百块钱，够我用一阵子了。” 郑四海感激得流泪，半天说不出话来。他接过老赵的钱连连作揖说：“老赵哥，你的恩情我永世都不会忘记！” 老赵说：“你说这话就太见外了，谁叫我们是朋友？我们相识都是缘分。什么客套话也别再说了，事不宜迟，赶快到火车站买票去，最好今天晚上就动身，早去早回。” 他从老赵手里拿了钱，买了当天凌晨一点从北京开往贵阳的直达火车票。临走时，老赵把他送到火车站，而且买了一些水果让他带在路上吃，并且千嘱咐万叮咛：“老弟，路上要多保重，火车上气候干燥，要多喝点开水，多吃点水果，千万不要舍不得花钱，钱是人挣的，用完了还能挣，身体要紧，千万不要和自己过不去，俗话说得好，‘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火车起动了，老赵还站在那里不停地挥手。郑四海感激的眼泪，心想，一个人绝不能光看表面，老赵只是脾气坏了点，但他却是个真正的大好人。够朋友，讲义气。唉！看来他也是吃了脾气坏的亏。人哪，真是不打不成交，要不是打场架，也不会结交到这位真的好朋友。 无巧不成书，他到达贵州火车站，正准备购买去高峰镇的火车票时，在购票窗口意外地遇到了大儿子战战。战战是从安顺到贵阳办事的，准备顺便回家去探望母亲。见到父亲，惊异万分，因为父亲写信告诉过他，自己落实政策后出现了反复，被停职回到原籍去了，不知为什么突然又出现在这里。他们在人多的地方谈话不便，找了一个僻静人少的地方坐下来，父亲将来的目的和他母亲诬陷他的情况详细地对战战说了一遍。 战战说：“这些情况我一点也不知道，我母亲为了泄私愤，怎么能对你做出这样缺德的事情！我们一块到高峰去见她，我要当面问问她，看她怎样说……” 父子两个人一起乘火车到了高峰镇。战战没有将父亲直接领回家，怕他们见了面会争吵，那样影响不太好。于是他在车站给母亲打了个电话，叫她到火车站来接他，说自己带了许多东西一个人拿不了。邱云信以为真，接到电话马上就到火车站来了。 邱云见到郑四海，不等他开口，就先发制人说：“郑四海，你来的目的我知道，你大概是为了我给铁道部建厂局党委那封信来求我的吧？告诉你，那边我也有好朋友，她们早写信把你的情况都告诉我了。你若想重新恢复工作，你必须马上和周小兰离婚，并写份保证书交给我，保证离婚之后和我复婚，那样的话，也许我还可以考虑放你一马，否则没门！” 郑四海哀求她说：“邱云，求求你看在战战和平平两个孩子的份上，高抬贵手饶了我吧！你要我和周小兰马上离婚做不到，就是我愿意，当地群众和政府也不会同意的。你不是存心害死我吗？” 邱云说：“你不按我意思办就算了，那你就不应该来找我，我劝你还是马上回去好了。” 郑四海说：“我实在没办法才来求你，请你放我一条生路吧。你是不是要我跪下来求你，才肯放过我呀！”说着他扑嗵一声跪下去，战战见了迅速上前一把把他拉起来说：“爸爸，千万不要这样！千万不要这样！”这时邱云连看都不看他一眼，一扭屁股抽身跑走了。 战战站在一边觉得妈妈做的太过分，在邱云后边大声说：“妈妈，你也太不通情达理了！做人不能太自私呀！你怎么能这样对待我爸爸！”接着他又安慰父亲说，“爸爸，别急坏了身体，你放心好了，车到山前必有路，我会想办法解决这件事的。我看你今天还是先回贵阳去，住在火车站新华旅社。放心，明天我一定去找你，一定会给你一个圆满和答复”。 战战把父亲送上回贵阳的火车之后，回去耐心地做妈妈的思想工作。他说：“妈，我看爸爸不是不想和你复婚，要知道，他也有他的难处。妈，你怎么不替他想想，他农村那个老婆是他在最困难时期和他结合的，而且那边已经有了三个比我和平平小的弟弟们，他们更需要父亲照顾。如果他一平反就提出来和她共过患难的老婆离婚，你叫人家怎么接受得了么？群众会怎样议论？即使父亲愿意离婚，法院能判他们离婚吗？妈妈，你的心情我理解，但你不能光是站自己立场上考虑问题。你应该想想，我爸爸能够活到今天容易吗？可想而知，我们艰难他比我们更艰难，我们吃苦他比我们吃的苦不知要多多少呀。他好不容易能够熬到今天，一切问题都搞清楚了，真正能够出头了，可是因为你的一封信又把他卡住了，我们于心何忍！将心比心，你叫他怎么活嘛！难道你非要逼死他不可？你想过没有，你逼死他，我们又能得到什么好处呢?!那样我们良心上会永远会受到谴责的。”说到这里，战战拍拍母亲的肩膀，要她认真听。他继续说，“反过来说，这件事情如果落在我们的头上同样也会受不了，人心都是肉长的。话再说回来，你就是想让他和你复婚，也得给他时间，你也不能采取这种过激的办法。古人说，‘欲速则不达。’俗话说，强扭的瓜不甜。总之，我认为你不应该把事情做的太绝了！妈，你听见我说的话没有？告诉你，你这样做，你可知道我的感受么？我今天看见我爸爸下跪求你的时候，我的心真都碎了，它在流血。我觉得我父亲太可怜了！你也说过，过去他是个刀放在脖颈上都不低头的硬汉子，今天他能够跪下来求你，这说明他真是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我们能见死不救吗？何况你信中说的都不是真实情况……” 儿子的一番话说的母亲哑口无言。过了好半天，她想想打开箱子拿出自己和郭天怀的离婚调解书说：“你明天把这个东西交给你父亲带回去，上面已经说得很清楚，是最有力的证据。另外，你再以我的名义给铁道部建厂局党委写封信，就说我因为达不到复婚的目的，出于一时气愤和报复心理，才写了那封不应该写的信，承认我错了，请求收回我写的那封信”。 战战这时一把搂住妈妈说：“妈妈，我的好妈妈，我就知道你最后会这样做。我太谢谢你了，也代表我爸爸谢谢你！” 邱云推开战战说：“看看！都二十几岁的人了，还像个小孩子。”说着又从兜里掏出一百元钱“你把这钱交给你爸，让他路上用，可是这钱你千万别说是我的啊！” 平平站在一旁也插嘴说：“哥，我不是一贯说妈妈虽是脾气不好，但心肠并不坏嘛！这下进一步印证了我的说法吧！” 邱云微笑说：“去去去！谁稀罕你这个小毛猴把高帽子给我戴嘛。” 第二天一大早上，战战和平平两个人同时赶到贵阳火车站新华旅社，找到了他们的爸爸郑四海。战战把怎样劝说妈妈讲了一遍，父亲听了感动得热泪盈眶，一手搂住战战，一手拉住平平说：“孩子，谢谢你们，太谢谢你们了！这次是你们救了爸爸一条命……”这真是，山穷水尽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 郑四海仔细一想，觉得邱云和老郭的离婚调解书由他亲自带回去不妥当，因为他来贵州除了老赵之外没人知道。于是他们父子三人认真商讨，决定将这份离婚调解书以及邱云写的信（由战战以邱云的口气写的），放在一起在贵阳市用特快挂号信寄到铁道部建厂局落实政策办公室。 信是这样写的：“铁道部建厂局落实政策办：你们好。我再次写信给你们非为别事，前些日子我给你们发过一封信，其中声称郑四海挑拨我和郭天怀离婚，那是因为他不同意和我复婚，我出于一时气愤才写了那封不该写的信。后来冷静地仔考虑，觉得自己作为一个共产党员，这样做太不应该。为此特将我和郭天怀的离婚调解书寄给你们，你们一看就明白了，我和郭天怀离婚是在他来贵州探亲之前的事，根本与他无关…… 邱云1979年3月×日” 这封信发出去之后，郑四海的心才平静下来。战战和平平为了安慰爸爸，请爸爸到饭馆里吃了一顿丰盛的午餐。临上火车时，他们把妈妈给他的100元也交给了他。他们怕父亲被偷窃，他们一个在前一个在后一直护送他上了回北京的火车。分手时大家恋恋不舍，他在窗口，频频挥手，儿子们在站台上，望着火车起动，直至等到火车淹没在群山暮霭之中他们才离开。真是天无绝人之路，想不到他扫兴而来，高兴而归。这场风波至此总算有了圆满结束。 再说郑四海回到铁道部建厂局招待所，除了老赵，其他人谁也不知道他去过贵阳。他回来把去贵阳的经过跟老赵说了一遍，并将借他的钱如数还给了他。老赵为他高兴。老赵说：“老弟，我看你这下工作恢复没问题了……” 郑四海说：“我这次能够恢复工作，全靠老兄你的鼎力相助，我说过，你的恩情我是永远不会忘记的。” 为了感谢老赵，郑四海上街买了一瓶二锅头，切了一斤熟牛肉，回来和老赵对饮起来。老赵开始老是低头喝酒不说话，几杯下肚之后，酒兴发作，“话匣子”打开了。 他告诉郑四海，他吃得苦不比他少。1958年在铁道部建厂局机械厂因为抱不平和人打架被送去劳教。在劳教队他吃过草根、树皮、水蛇、老鼠、赖蛤蟆。由于他的脾气坏，时常因为不公平的事情和管教干部顶撞，为此登过小号子，也带过脚镣，吃得苦简直几天几夜也讲不完。那时他虽然是人，但过得是非人的生活。解除劳教以后，回到铁道部建厂局时间不长，他又被下放回原籍山东济南农村。可是在老家他没有一个亲人，就因为他劳教过，谁也不把他当人看，被安排住在一个破庙里，一天干活干到黑，生产队只给他记0.7分工，还不如妇女工分多。可是重活、累活总是少不了他，例如夜晚值班看场、公社抽人出远门干杂活总是少不了他，别人加班增加加班工分，却不给他加。为此他和生产队长吵过嘴，甚至打过架。有一次他抱着破罐子破摔的态度，把生产队长打得头破血流，大队民兵小分队把他綑去又是吊，又是打。吊起来打过之后，又把他送到公社关了半个多月，最后公社说干部他构不成犯罪，又把他送回生产队，让生产队好好管教……你说这叫什么王法！粉碎“四人帮”之后，他的情况才算有了好转，因为他有技术，所以经常有人请他去帮助修理拖拉机、电动机、水泵等机械，修后，人家不仅给吃给喝，而且给钱。他说，他对钱看得很淡薄，觉得钱是身外之物，生不带来，死不带去，多了也没有用。他说有钱他舍得花，主要是要吃饱、吃好把身体保养好。他现在都快五十岁的人了，至今还是一个人，不过他根本不想成家……说着说着，他嚎啕大哭起来。郑四海听后，也跟着伤心流泪，于是劝说：“老赵哥，我们同是天涯沦落人，命运也都差不多！你别难过，相信过去了的已经过去了，今后一切都会好起来……” 他回铁道部建厂局不久，建厂局落实政策办公室就收到了来自贵州的挂号信，打开一看，是邱云写来的。信中除了有邱云本人的信以外，还有平坝县高峰人民法院民事调解书，调解书上面是这样写的： 原告：邱云，女，41岁，贫农出身，学生成份…… 被告：郭天怀，男，河北人，62岁，工人成份…… 案由：邱云与郭天怀1971年经人介绍认识谈成婚姻，婚后感情一般。由于双方各系已婚人，故于1973年以来，常因家庭琐事发生争吵，致使感情破裂，同年四月份分居至今，女方向我院民事庭申诉要求离婚。在审理中，男方亦表示同意。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十七条之规定精神，特调解如下： 一、男女双方自愿离婚，准许离婚。二、无其他争执。 一九七七年九月×日 铁道部建厂局组织部工作人员看了这份离婚调解书和邱云本人的信，一切问题都明白了。马上向领导作了汇报。随后，铁道部建厂局党委常委会对郑四海的工作安排问题，很快进行了讨论。会上，有人认为他来的时候不该隐瞒受弟弟反革命牵连事，应该给予处分，有人认为他受了几十年委曲，来时未说，也情有可原。最后一致通过决议：“…….根据中央《1978》51号和《1979》65号文件精神，和他本人要求，介绍回原籍安置。原级别（相当于行政干部十七级）、基本工资102元不变。同时补发其停职期间工资”。 郑四海对于铁道部建厂局党委的决定，非常满意。因为他的一切问题总算彻底澄清了，他觉得这是他人生道路上最大的转折点。当时，他写了一首即兴诗：“一蓬茅草路边生，雨打风吹枯见心。时序轮回春又笑，幸存小芥再发青。” 三十九、返回故里 郑四海返回故乡前，特地去拜别了老战友、吴谦、张孝义、陆正扬等一些人。老战友也都替他高兴。回到招待所，又和赵德山谈了一夜，两个人难舍难分，真好比亲兄弟一般。他们互相劝慰，互相勉励，千言万语难以说尽他们心里的真挚情谊。临分手时，他再三要将自己补发的工资留下300元给老赵，可是老赵说什么也不肯收，他说我不愁没有钱用，因为我有技术，我的两只手就是钱。他拗不过老赵，最后只好作罢。于是互相留下了通信地址，双方都表示今后要保持联系。两个人都说，只要不死，山不转水转，将来一定还会有见面的时候。 又是一年芳草绿， 依然十里杏花红。 郑四海这次回到故乡已是1980年春天。黑夜尽头方见日，严冬过后又逢春。春天是美好的，春天是欣欣向荣的，这个春天不同寻常，它是具有特殊历史意义的一个春天。说它不寻常和具有特殊历史意义，是因为这年春天胡耀邦出任中国共产党总书记和为千古奇冤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刘少奇平反昭雪的春天，也是他彻底雪冤平反的春天。 有一天清晨，太阳刚刚露出笑脸，空气特别新鲜，郑四海像发疯似地跑到经常去劳动过的湖边大声呼喊：“苍天哪！苍天！你不愧是苍天！感谢你还给了我公道，感谢你还给了我清白，感谢你终于使我从地狱里走出来……” 他大声喊叫了一阵子之后，又拼命地围绕圩堤奔跑了一圈，停下来再看看曾经经常互相对话的老朋友──鸡头。见它又开始发芽了，叶子才铜钱大，这说明它已“返老还童”了。 他喃喃地说：“鸡头呀，鸡头！我的老朋友！我和你一样，也新生了！我们在一起庆贺一番好吗？让我跳舞给你看……”说着，他又蹦又跳，然后又躺在湖边草滩上打了个滚。身上、头上滚得到处都是草籽和泥土。他闻闻草籽和泥土味道，笑着说：“这味道太香了！”要知道，此时此刻，一切在他的眼里都是香的，都是美的，因为他的内心太高兴了啊！20年来他像这样发自内心的真正高兴还是第一回。 他反复高声朗诵这样两句诗：“沉舟侧畔千帆过，枯树前头万木春。”他想，我生命中第二个春天开始了…… 与此同时，他又想起了老赵哥，因为老赵哥和他是真朋友，他一直惦记着他。他想，这么长时间了，老赵哥的问题不知解决了没有？唉！老赵哥呀！老赵哥！你可知道，我接连按你老家地址写过几封信，但是信都退回来了，信封的背面不是批着“此人不在”，就是“查无此人”。我写信到铁道部建厂局招待所去询问，但他们回的答是：“此人已经离开。”我看到这些退回来的信，心里不知有多么难受，真想哭。查不到你的下落，你又不来信，我心里真骇怕极了，担心你会不会因为问题解决不了一时想不开寻了短见。老赵哥呀！老赵哥！你究竟到那里去了呢？你为什么不来信呢？我想念你，我太想念你了！你是世上少有的大好人，像你这样的好人可惜太少了。你的光辉形象已经深深地、深深地印在我的脑海里，我决心以你为榜样，学习你对人那种真诚、坦率……人就是这样，日有所思夜有所梦，由于我老是思念你，所以经常梦见你。在梦中同你交谈、饮酒、下棋，可是一觉醒来时，却见不到你，因此我有种无可名状的失落感。与此同时，他又想起了在八一钢铁厂卫生院工作的好人鲍桂花。他大声呼喊：桂花，我亲爱的妹妹，你现在怎么样？我在铁道部建局工作时，就给八一钢铁厂厂部去过信询问你，他们回信说，你在文化大革命时期，随同丈夫一起调回河南老家去了，具体地址他们也不知道。河南那么大，我到那里能够找到你呀？我想你，我太想再见到你了。见你的目的，只是想告诉你，我不是无情无义之人，我心里根本没有忘记过你。我还告诉你，我的右派问题彻底平反了，以后我们互相通信，可以光明正大，再也不怕你会受到我的牵连了。遗憾哪，真是太遗憾了呀！我怎么无法打听到你的下落？桂花，我亲爱的妹妹，没有别的办法，现在我只能在遥远的地方，默默地祝愿你幸福平安！永远，永远！ 郑四海回到古铜都，工作暂时没有分配，在这期间，他和平常一样，该做什么就做什么，下地干活，上街卖菜……这样做，小兰怎么也无法阻止他。村里人却觉得奇怪，有人问他：“老郑，你这次去北京，难道什么问题都没有解决？”他只是微笑说着甩出一句话：“现在连我自己也搞不清楚。”接着就闭口不说。他的这句话让大家十二丈和尚摸不着头脑。 有人估计他这次去北京可能是给了几个钱“一刀切”了；也有人推测他这次去北京是竹篮子打水一场空，白跑一趟。其实这件事情到底怎么样，当然他和小兰心里都清楚，因为档案和人事关系已经转到了市委统战部，工作安排只是迟早的问题。 他为什么不愿意透露实情呢？主要是工作未最后定下来，所以不好说，另外他知道有些人是帮助阮刚来探听消息的。他的工作没有落实的消息传开以后，周小兰的堂兄周富又来了，不过他这次来什么也没带，而且态度与上一次大不相同。周富一进门就说：“四海老弟，听说你这次去北京工作没有落实就回来了，是不是？” 郑四海回答：“这＿＿” 周富不等他把话说完就说：“我只问你到底是不是？怎么搞的么！太叫我失望了！我本以为你在北京当干部我也光彩，谁知你才当了几天干部，把个好端端的干部又搞丢了，这叫我在别人面前话怎么说得响呢！唉！你呀，你怎么搞的么！真是……” 郑四海微笑说：“哥哥，你大概后悔不该送给我那条青鱼吧？放心！我不会白吃你的，如果你要钱的话，我现在就可以给你。” 周富听他这么说，觉得不好意思地说：“哎＿＿我不是那个意思。只是＿＿只是觉得原来为你高兴是白高兴了，晓得那缘故，我第一次就不该来了。”说完此话，他怒气冲冲地跑走了。 再说阮刚听到郑四海工作没有落实的消息，心里更是暗暗高兴，认为只要他工作问题解决不了，以后自己就是如来佛，他还是孙猴子，孙猴子想跳出如来佛的手掌心，没门！阮刚想到这里，特别兴奋，他自言自语：“郑四海呀，郑四海！你就等着瞧吧，看看到底是你狠还是我狠。” 古铜都市委统战部长叫李慧，鼎鼎大名，全市没有人不称赞不夸耀他的。他是湖南人，五十岁开外，当过新四军。高个子、国字脸、大眼睛，长得很魁梧。他为人和蔼，气质高雅，是个知识分子。他风度翩翩，说话速度快慢适中，吐字清晰，出言有条有理，很有水平。据说他因家庭出身问题在历次运动中都受到过冲击，特别是在“文化大革命”时期也差一点被整死，所以他很同情受过委曲的人。当时，他兼任市落实政策办公室主任。在落实政策上，他办事雷厉风行，有始有终，而且非常细致，特别认真，凡经过他经手落实政策的人没有一个不满意的。他接到铁道部建厂局转来关于对郑四海就地安置的文件以后，不到一个星期，他就拿出了主导意见。 他看了郑四海的人事档案，他非常同情他的身世，他想，像郑四海这样的人，要不是极左路线耽误了二十多年，凭他的工作能力和水平，可能早就当上市长以上干部了。人在世上就是这样：有些人本来应该得到的东西反而得不到，有些人本不该得到的东西却得到了。干部队伍中就是这样。有些素质差，水平低的人却能当上大官，有些素质好，水平高的人，反而只能当个办事员，这种情况有谁能说得清楚？又有谁可以改变这种现状？他认为像郑四海这样的人之所以没有升上去，这是特定的历史和特定的条件造成的。他想把郑四海留在自己身边工作，但是按照组织原则，首长必须听听本人的意见才能定。 李部长派人把郑四海叫去，没有客套，没有寒暄，开诚布公地说：“郑四海同志，我和组织部门商量，打算把你留在市委统战部工作，你看怎么样？”李部长估计这样的分配，他一定很满意。谁知出乎预料，他却不愿意。 他礼貌地站起来回答：“李部长，我想去最艰苦的地方，请求组织上最好能分配我到煤矿系统去工作。”李部长望了他好半天，想想说：“那也好，组织上可以考虑你的要求，你就等着吧，不过我还要同市委组织部门协商。不过请放心，我能做到的，我会尽一切力量争取帮你把这件事情办妥。你就耐心地在家里等待我的消息吧！只要协商好了，我会马上派人通知你。”他感激不尽，他深深地向李部长李部长一鞠躬，然后匆匆离开了。 他要求到煤矿系统工作是有他自己想法的。他觉得留在市里不好开展工作，因为过去他在“文化大革命”中经常被拉出去批斗游街，地方上男女老少没有人不认识他。如果留在市里当干部，今后下基层工作，遇到问题不说不行，说了人家并不一定会听。还有些存在极左思想的人，你讲他鼻子，他会说你眼睛，甚至会公开说“才穿了几天瞒裆裤子，你忘记游街了。你有什么资格对我们指手划脚。”再就是市里的干部老资格多，而自己的资格并不老，但工资级别却不比他们少，甚至比他们还要高。论工作能力自己也不行了，离开工作这么多年，一切都很生疏，办事经验也不足，如果工作搞不好，别人肯定说闲话。他选择到煤矿系统工作，除了上述想法之外，就是因为煤矿工人搞计件工资，一般都能拿到100多元，自己拿100多元就不显眼了。再就是煤矿局离家近，这样不仅可以照顾家庭，而且吃住也方便。 没过几天，市委统战部就派人来通知他，说按照他的要求，工作单位已经联系好了，叫他马上去市委组织部办理手续，至于分配他干什么，得由煤炭局党委决定。对此他非常高兴，认为李部长是个说到做到的好领导，这样的干部值得尊敬，可惜像这样的好领导不多见。他到市委组织部办了手续，很快就到市煤炭局报到了。 市煤炭局党委书记叫汤康，局长、书记一肩挑。此人是“文化大革命”以后才提拔起来的。为人比较正派，办事比较谦虚谨慎，考虑问题也比较全面。郑四海未去报到之前，他就仔细审阅过他的档案，他觉得他的本质并不坏，主要是极左路线害了他。论资格，他比自己老，自己是60年代才参加工作的；论级别，人家也比自己高，人家17级，自己才21级；论工作能力人家肯定也比自己强，人家工农商学兵都干过，经验丰富，上过军事学院和中级党校，并且当过马列主义教员，自己则是从学校出来一帆风顺的干部……总之，他觉得像他这样的人，分配他当任局党委副书记，或则矿长什么的，他也不过分，然而他已经离开工作多年了，恐怕不适应。经过反复考虑，最后决定暂时分配他在局党委负责宣传工作。 他回到家乡正式上班了，隔壁邻居又都来庆贺了。有些不仅送来贺礼，甚至带来许多鞭炮放得震天动地。这时，周小兰的堂兄周富又来了，他带来一只老母鸡，见了郑四海老远就笑着说：“妹夫，恭喜！恭喜！我这次来，一是道喜，二是道歉。上回是我态度不好，大人不记小人过，请你不要见怪呀……” 他含笑说：“那里！那里！失陪了，我要上班去了。哥哥，你在这里吃过中再走吧！让小兰陪你坐一下。”说完他又把小兰叫到一边，小声告诉她说：“你拿40元钱给他，我们不能白吃的鱼和鸡。”小兰点头称是。 他出门没有走多远，路上迎面碰到了阮刚，这次阮刚却破天荒地首先同他打招呼，笑嘻嘻地说：“四海老弟，恭喜你，你正式上班去呀？” 他笑着点头答应：“是的。你这么早就去赶集呀？！” “是的。我想到街上称点肉回来熬汤，我的儿子生病了！” “哦！路上车子多，你眼睛不太好，一定小心点啊！”也许是善有善报，恶有恶报。谁知阮刚赶集去，在街上真的让汽车撞死了。郑四海听到这个不幸的消息无限伤感，觉得他再不好也是和自己一起长的老同学。他按照农村习俗，买了几刀草纸和鞭炮，向单位请了半天假，前去参加阮刚追悼会。在追悼会上，他鞠了几个躬，掉下了几滴泪。他认为死者为大，以往的恩恩怨怨都该一笔勾销了！他见追悼会上，纸钱烟雾弥漫，鞭炮纷纷扬扬，觉得意义不大，这都是做给活人看的。此时，他想起南宋诗人高翥写的一首诗：“南北山头多墓田，清明祭扫各纷然。纸灰化作飞蝴蝶，血泪染成红杜鹃。日暮狐狸眠冢上，夜归儿女笑灯前。人生有酒需当醉，一滴何曾到九泉”。 他愉快地接受了组织上分配给他的宣传工作，并表示一定要把本职工作做好。因为他热爱煤矿，所以才要求到这里来的。他觉得做人贵在有自知之明。他不想当官，自己觉得就是给官让他当也当不了，因为他没有溜须拍马、弄虚作假、勾心斗角、阳奉阴违、心狠手辣的本事与手段。他想，像他这样的人，即使上面委任他当官也是当不长。说白了自己不是当官的料，最好永远不当官。他没有当官的野心，只想有份工作，再就是希望人们都能把他当人待也就行了。他渴望工作已经很久很久了，早就渴望自己能够以自己的实际行动报答人民，报答党。 他为了工作能够干出点成绩来，他不分日夜拼命地工作和学习，甚至连晚上都不回家。肚子饿了就到小卖部买点烧饼、面包充饥，瞌睡来了就伏在办公室桌子上睡一觉。他的工作态度和精神感动了上上下下所有人，受到了领导和群众的一致赞扬。汤书记也觉得自己没有看错人，打内心爱护他、器重他。有些事情，汤书记都要争取他的意见。尽管他性格坦率，但汤书记问他的事情，他还是要深思熟虑一番才说。不说则已，要说总能够说出一二三。所以汤书记下基层去蹲点，总是喜欢把他带上，回来材料也让他整理。虽然他没有多高职务，但在下面蹲点，煤矿召开的党委会也都请他去列席。对此他很感激，感激组织上对他的信任。因此，他工作更加主动、更加尽力。除了按期编好《煤炭情况》以外，就是不在基层蹲点他也很少坐在机关里，一有空就深入基层去调查研究，平均每星期总要向报社、广播电台发出两三篇稿件。为了表达自己心意，他曾在《煤炭情况》上发过一首打油诗，赞颂煤炭：“煤／地质的儿子／泥沙的伴侣／无声无息／默默沉睡／一觉几千年／醒来时／甘当公仆／献出能量／捧出红心／炼钢铁、烧砖瓦、发电、取暖／制造化工原料……大显神通／赐予世界光明／送给人间温暖／高炉里有它的歌声／烟囱上有它的灵魂／光辉高万丈／豪情冲星斗／忠魂、忠骨化作缕缕青烟／会白云／抱蓝天／等待上帝旨意／酿成雨露／洒向大地爱和福。”当时农村实行土地联产承包责任制，市政府下来人调查煤矿工人家在农村的情况，煤炭局没有一个领导能够说得出，譬如全局煤矿工人有多少家属在农村、职工家属在农村总共承包了多少土地、遇到了那些新情况、新问题等等，只有他知道，领导让他去汇报，他却说得头头是道。领导都觉得像他这样实干、苦干精神的干部难得。那时正好赶上机构调整，煤炭局决定迁移，他为了照顾家庭，要求留在离家近点的顺安煤矿工作。汤书记开始不同意，后来考虑顺安煤矿是全局最大的煤矿，经过党委会讨论，同意了他的请求。理由是把他放在这个最大的煤矿作用会更大。于是任命他为顺安煤矿宣传科科长，可是他推辞不想干。 汤书记专门找他谈了一次话。书记办公室里没有别人，只有汤书记和他。汤书记语重心长地说：“老郑呀！论感情我是舍不得放你走，但是考虑到你的实际困难和下面的工作需要，所以我才同意放。你我心里都很清楚，顺安煤矿是个大矿，你去能把那里的宣传工作做好了，就等于把我们全局的宣传工作做好了一大半。你说不愿意当官，那你就错了。共产党的官不是你想当不想当，有些人想当官，组织上就是他当，有些人不想当官，组织上偏偏要让他当，这就是组织原则、工作需要。这就是个人必须服从组织，全党必须服从中央。”汤书记吸了几口香烟，接着说：“老郑同志，干吧！大胆地去干吧！我也实话告诉你，我不会永远让你搞宣传工作，不久将来我还会有更重的担子要让你去挑。在你离开煤炭局之前，有些问题我们可以避开领导与被领导之间的关系，只是像亲兄弟一样推心置腹地谈一谈。老实讲，论资格、级别、工作能力和水平我都比不上你，那么我为什么能当局党委书记，而你为什么不能呢？这里面既有历史原因，也有社会原因，因此你必须想开些。再说你来我们局为什么没有马上分配你去担任更重要的职务呢？我就是不讲，原因你自己也会明白，你离开工作这么多年了，我觉得你一切都得从头开始，重新学习和锻炼……” 他站起来说：“汤书记，职务高低的问题我从来都未考虑过。要是考虑这些问题，我就不会调回来了，不瞒你说，在铁道部我还是有后台的，我的老战友，有些都当上部级干部了。汤书记，希望你能理解我，我没有任何想法，我只想在有生之年多干点工作，以自己的实际行动报答人民，报答党。如果没有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方针政策，也就没有我郑四海的今天！所以组织上无论分配我干什么事情，我都会尽心尽力干好。这是我的真心话。现在既然组织上决定让我去顺安煤矿当宣传科长，我再不说什么了，我服从。我保证不管在什么时候，什么环境之下，都要做到‘仰无愧于天，俯不怍于人，更不愧于党。’汤书记，谢谢你的教导！”于此同时，汤书记还告诉他一个好消息，就是他全家户口按照上面政策农转非已经批下来了。听到这个消息他非常高兴，心想，也该让小兰和孩子们过几天快活日子了。 顺安煤矿有四千多名职工，职工们不畏艰险，不怕牺牲，勇敢地从地球肚子里掏出光明献给社会献给人类。他对矿工这种崇高大无畏的精神，由衷地敬佩。他热爱煤矿，热爱矿工，愿与煤矿工人同呼吸，共命运。他经常主动下井同工人一起挖煤，他觉得矿工们豪爽、坚毅，心胸宽广，和他们在一起，身体虽累，但心里舒坦。 四十、病退休养 八月中秋，太阳很毒，烤得地上冒青烟。天气闷热，树上的叶子纹丝不动，只有知了呆在树枝上不识时务没完没了地唱着高调。郑四海根据矿党委书记任健的指示，带领宣传干事，冒着炎热，在那里粘贴欢迎市企业整顿验收工作组到来的大幅标语。这里且不说他怎样粘贴大幅标语的事儿，下面只说任书记的所作所为。 提起任健的大名，全市无人不知无人不晓，他是“文化革命”中本市煤炭系统红得发紫的人物。他的特点是表面上为人谦虚谨慎，讲话和蔼，无论见了老少，总是开口便笑。他身材细长，皮肤白得像宣纸。小眼睛，鹰嘴鼻子，站起来好像高脚鹭鸶，坐下来好像挂衣架子。他1970年从淮南煤炭技校毕业，初来时当矿工。由于他精明能干，脑子灵活。“文化大革命”时他当上了造反派头头，因其保护老干部有功，粉碎“四人帮”以后，由工人提拔当了党委秘书，后来又从党委秘书的位置上一直爬到了煤矿党委书记的宝座。 有一次党委中心组理论学习讨论会上，大家谈到对毛泽东的评价，任书记认为毛主席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动机是好的，并认为“文化大革命”在扫“四旧”方面成绩巨大；他还认为毛泽东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缔造者，没毛泽东就没有新中国，对他的功过“三七开”有失公道，依他看应该是“二八开”才对。 他谈过这些问题之后把脸转向郑四海：“郑科长，你过去是搞理论教育工作的，请你谈谈吧。” 郑四海想了一下说：“任书记，你是让我说真话还是说假话？” 任书记说：“当然是说真话罗，畅所欲言嘛！你心里怎么想的就怎么说。说错了也不要紧，请放心，现在再也不会有人打棍子、扣帽子了。” 郑四海喝口开水，搓搓手说：“我记得毛主席他老本人家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就说过‘……我们是辩证唯物主义的动机和效果统一论者……检验一个作家主观愿望即其动机是否正确，是否善良，不是看他的言论，而是看他的行为（主要是作品）在社会大众中产生的效果。社会实践及其效果是检验主观愿望或动机的标准。’这是毛主席他老人家的原话。”他停了一下继续说，“依我说，毛主席他老人家能要求别人动机和效果必须统一，我们为什么就不能要求他主观和动机统一呢？我们能说他发动“文化大革命”动机是好的就可以完全原谅他的过错么？那样就不是唯物主义。因此，我真不明白，真理标准讨论好几年了，为什么还有些事情涉及到毛主席他老人家的头上就有人出来为他开脱？人们总是习惯把成绩都归功于他个人，什么这样伟大，那样也伟大，把错误统统都归结于下面干部或者群众。取了经是唐僧的，闯了祸是悟空的。我认为这样首先就否定了毛主席其本人提倡的实事求是精神。比如在反右派运动中，有些人响应他的号召帮助共产党整风，真诚地给党提了点意见，其本来动机是好的，而且绝大多数人的意见是正确的，结果呢？结果非要强调人家的社会效果不好，把人家打成右派，这就公平吗？我不清楚当时全国能够称得起知识分子的人数到底是多少，可是一下子就有五十五万多知识分子被打成右派，占知识分子的比例也绝非小数。有的人被搞得妻离子散、家破人亡。我记得，当时北京有个称作“神童”的大作家叫刘绍棠，十二岁就发表作品，人家在座谈会上对文艺创作问题谈了一点看法，硬说人家反党，把人家打成右派，那时他才二十岁呀！我觉得反右派运动，这不能说这对知识分子不是一种残酷的摧残与迫害……” 说到这里，他咽了口吐沫，继续说，“再说毛主席的功过问题，我看《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是邓小平、陈云、彭真、黄克诚等老一辈从大局出发，提出来对毛泽东功过三七开已经是够宽容得了。据有关资料统计，除了五七年反右把五十多万知识分子打成右派以外；大跃进浮夸风自上而下吹嘘‘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要人民砸锅炼钢，搞得民不聊生；所谓三年自然灾害全国人口至少减少了2000万人；文化大革命中把老干部都打倒，损失5000亿万元人民币把我国民经济推到了崩溃的边沿。在这些问题上我认为毛主席他老人家都要负主要责任。我觉得对他的功过三七开是完全是正确的，公正的。”说到这里，他有些气愤，找人讨了一支香烟点燃，然后往下说，“有些人搞个人崇拜，吹捧毛主席是人民的大救星，我看也是错误的，是违反历史唯物主义的。还是国际歌里说得对，世界上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人类的解放得靠我们自己。因此我不明白有些人直到现在为什么还要变着法儿吹捧‘文化大革命’，大概主要是因为这些人在文化大革命中捞到得了太多的好处的缘故吧！所以他们老是抱着那个甜瓜舍不得放，所以我觉得人们特别应该提高警惕，千万不能允许这种人捣乱，让‘文化大革命’再次重演。” 尽管郑四海以上这些话是在学习讨论会上的发言，并不对着那一个人，但任书记认定这话是针对他说的，因此耿耿于怀，对其恨之入骨。 任书记天生是个搞政治工作的能手，这次得知市企业整顿验收工作组要来顺安煤矿检查验收的消息时，雷厉风行地作了一系列的重要部署。 他首先把郑四海找去，见了郑四海满脸堆笑说：“郑科长，请坐！请你来没有别的事，主要是市企业整顿验收工作组快来了，希望你能把宣传工作做在前头。欢迎企业整顿验收工作组是我们煤矿当前压倒一切的中心任务，千万不可模糊！我想请你把全矿‘秀才’列个名单交到人事科，让他们将这些人赶快抽调上来，他们的任务就是出墙报、出黑板报、画漫画、写文章，大势宣传我们煤矿改革以来的巨大成就；同时再叫那些字写得比较好的人为各工区、各科室把《岗位责任制》、《劳动纪律守则》、《职工文明公约》、《煤矿规章制度》等，都写好贴出来。我知道搞宣传是你的拿手好戏，不用我多讲。不过也请你提醒大家，要他们一定把这项工作当成政治任务来完成。只能干好，不能干坏，如果发现那个人莫糊，敷衍塞责，到时我可饶了他……” 为了把各项工作都做在市企业整顿验收工作组来到的前头， 任书记又分别召开了党团员、干部、职工动员大会。在各种会议上他都收起了平时那张笑脸，板起面孔，态度极其严肃地反复强调：“同志们，这次市企业整顿验收工作组来我矿验收，对于我们非常重要，我们矿的验收是否能够过关，全靠大家了。不过这次是硬仗，只能取胜，不能失败。今天我把丑话说在前头，请大家务必牢牢记住：工作组来了以后，你们只能老老实实工作，不能随便接近工作组说些不该说的话。如果发现谁在工作组面前乱说，或者搞什么小动作，捅了漏子，影响了我矿企业整顿的验收，对不起，工作组走得了，你可是走不了，其后果我不说你们也清楚，到时你们别怪我事先没有和大家打招呼……” 群众听了他的这些话，一个个毛骨悚然，敢怒而不敢言。有些人本来打算向工作组反映矿山存在的一些违法乱纪问题，譬如弄虚作假，自己煤矿完不成原煤生产任务，却从小煤窑购来劣质煤炭充数，虚报成绩，骗取荣誉；干部大吃大喝，一年吃掉了一百多万元；经济严重亏损不说，还购买高级小轿车等等事情。然而听了任书记在会上说的话以后，原来打算向工作组揭发本矿存在问题的人，也都统统打了退堂鼓，駭怕工作组走后穿小鞋不好受。有的人背后说：“唉！算了！算了！何必为了大家的豆子炸破自己的锅！” 会后，任书记又把工会主席找来了，问：“听说市总工会要组织一批工人去杭州疗养，不知市工会给我们矿几个名额？” “一共二十个人。” 工会主席回答。 “那好。为了确保这次企业整顿验收不出问题，请你将那些出了名的调皮捣蛋鬼都安排上，如张大炮、王二楞、赵不弄等人都让他们出去，免得他们在家捅漏子。”任书记胸有成竹地说。 话再说回来，郑四海对任书记这些做法极为反感，他认为历史教训不能忘记，假大空和形式主义是害人的妖魔。他觉得任书记这样做无非是欺上压下自己捞取政治资本，结果只能是：一害煤矿，二害国家，三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他性情耿直，心里搁不住话的老毛病又犯了。他毫不隐瞒自己观点去向任书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他说：“任书记，我们不能搞形式主义，过去大跃进、大办钢铁、大放卫星，假大空的教训已经够惨痛的了，我们不能再重演那簇戏了，那样……” 不等他把话讲完，任书记不耐烦地一挥手制止他说：“够了！够了！你不要再说了。今天我是书记，是我说了算。如果出了问题一切都由我承担，不会找你负责。中央领导说过，搞改革，就是胆子要放大些，步子要放快些才行……” 不久，顺安煤矿企业整顿验收顺利通过，任健的业绩也因此增添了辉煌的一笔。水涨船高，顺安煤矿名气提升了，任健的名气跟着也提升了。他瘦长的脸上挂满笑，好像中了头彩一样地高兴。他是顺安煤矿拥有最高权利的人。一切都是他说了算，全矿大小事情都得经过他批准才成。说白了，他就是这个煤矿的土皇帝，谁要是不听他的话，谁就没有好果子吃。就在这个时候，全市住房体制改革启动了，顺安煤矿成立以任健为首的住房体制改革领导小组。对顺安煤矿新建的一批楼房进行分配。按照文件规定，郑四海可以分到一套60平方的楼房，可是在公布住房分配名单上，却没有他的名字。灯草打人，气性不服，他决定去找任书记理论。他走进任书记办公室，任书记正在那里看报纸。 任书记见他进来，满脸堆笑地指着沙发说：“郑科长，请坐！请坐！你有什么事找我吗？” 郑四海说：“任书记，这次住房分配公布的名单上为什么没有我的名字？” “请谅解，这是大家研究决定的，不是我一个人决定的啊！” “任书记，论工龄我是解放初期参加革命的，论人口，我家里有五个人，现在还都挤在一间房子里。这次分房，有些职工，工龄没有我长，住房条件比我好，他们为什么能够分到，而我为什么就分不到呢？” “郑四海同志，你要知道，这次分房，我们的原则是向一线职工倾斜，也就是向井下职工倾斜。” 郑四海爬站起来说：“任书记，真是像你说的这样吗？那么办公室主任崔长吉、组织科长黄文，他们工龄比我短，住房条件比我好，他们为什么都能够分得到，而我为什么偏偏没分到？难道我是后娘养的吗？” 任书记面不改色，对于郑四海的态度一点也不介意：“郑四海同志，你不要太激动嘛！太激动了对身体不好呀！还是坐下来说吧！” 郑四海坐下来说：“任书记，我真是无法冷静呀，对此我很生气！” 任书记摆摆手说：“郑四海同志，生气不好，生气不好，生气伤肝的。我要问你，你是什么时候来顺安煤矿的，他们到顺安煤矿工作你还没有平反哩！卖小菜也有个先来后到吧？” “任书记，你这是什么话？我平反，组织上是承认我错划右派那段期间工龄的。难道从外单位调到顺安煤矿来的人，真的都是后娘养的吗？” “我可没有说你是后娘养的啊！郑四海同志，你是老同志，考虑问题要全面，要从大局出发。这样好吗？如果你对我们住房分配有意见，可以向上反映。” 反映？向那里反映？一个红得发紫的人物，他做出的决定，谁又能够轻易改变它！何况这是小事一桩。郑四海和任书记的谈话不欢而散，他找任书记问题不但没有得到解决，反而惹了一肚子火。郑四海，没有办法，只有忍气吞声，后悔自己不该得罪他。 没有过多久，煤炭局党委书记汤康调到市委工作去了，被任命接替汤康工作的则是任健。也就是说，通过企业整顿验收，他又得到了好处——升官。郑四海对此怎么也想不通，因而老是闷闷不乐，忧心忡忡。他想，世界上的事情为什么总是会以假乱真，人们的眼睛为什么总是会被假象蒙蔽？！他经常默默无言，一个人坐在办公室里唉声叹气。知了苦苦地把秋天唱来，秋天又让它成为一个哑巴，被人遗忘。也许这就是规律，无须见怪。他觉得一个人不能完全以政治上的成败论英雄，而应该看看你是否真正想做到无愧于人民这一点。 1984年，国家出台了一个新政策，从1984年以后招收的新工人，算集体合同制工人，1984以前参加的工人，算国营正式工。郑四海那时腰椎间盘突出病很厉害，躺在床上不能起来，为了使儿子志强成为国营正式工，权衡再三，他毅然决定提前病退，好让儿子志强顶班。那时，这边二儿子天柱考上了财经学院，三儿子天宝也在上中学。这边三个儿子中间，要数志强最聪明，可惜自己当时受管制，因为家庭生活太困难，所以没有让他上学。他虽没有进过学堂门，可是经过自学能够写信、打算盘，语文程度与初中生比较不相上下。他想，今后如果他有了一份稳定的工作，作父亲的他也就可以安心了。于是他到市人民医院拍了片子，开了证明，然后连同退休报告一起交上去了，可是等了很久也没有批下来。为什么呢？因为顺安煤矿干部退休要经过市煤炭局组织部门批准。不用说，郑四海的退休报告要经过局党委书记任健同意才行。何况他是没到退休年龄病退，任健肯定会从中作梗。果然不出预料，任健看了他的报告，对组织部门说：“郑四海的病并不太严重，年纪不大，还可以工作几年嘛，这个报告不能批准啊！”郑四海打听到是局党委书记不同意，这下他真得急了，他抚着拐杖打算去哀求任健放他一马。可是仔细一想，找他根本无用，因为他最了解任健的脾气，他决定的问题是不会轻易改变的。怎么办？怎么办？他坐在床上，使劲来回搓手，无计可施。想来想去，最后他决定到市委找汤康去，这时汤康已经荣长为市委副书记。他腰痛无法行走，只好搭了一辆出租车到了市委大楼。市委传达室，同汤康联系，汤书记同意和他见面。他抚着拐杖，乘坐电梯到达汤书记办公室。汤书记非常客气地又是泡茶，又是敬烟。 汤书记问：“郑四海同志，你怎么搞了，为什么要柱拐杖？” 郑四海回答：“我的腰椎间盘突出病发作，已经在床上躺了好几个月了。” “你到医院看了没有？” “看了呀！医生说，这种是不会彻底治好的。要想彻底，只有开刀。但是把握性不大，开得不好，会终生瘫痪，目前只能保守治疗。” “哦！那你好好休养。郑四海同志，今天你来找我是有什么事吗？” “是的。我想病退，想让儿子顶职。一切手续齐全，可是报到煤炭局，被任健书记给挡住了。我没有办法，想来想去才来恳求你帮忙。” 汤书记没有拒绝，他说：“你先回去，让我同他协商一下好吗？协商好了，我会马上打电话给你的。”郑四海爬起来，拐杖没有抓稳，一下子摔倒，汤书记赶快把他抚起来：“摔痛了没有？以后站起来时，一定要小心呀！” 郑四海向汤鞠躬说：“谢谢！谢谢！拜托了！” 郑四海从汤书记那里回来第三天，他的退休报告就批下来了。这下总算如愿以偿，在家可以安心养病了。他觉得自己只要把身体养好了，今后仍然对社会有点用处。虽不在职，但如今的身份毕竟和过去不同了。过去是右派分子，你想干点好事，人家就是不让你干。如今是退休干部，只要不违法，想干什么就干什么，谁也干涉不了。他深深体会到，一个人失败也好，成功也好，都要经得住，这都是生命中的一种给予，应该坦然接受。关键是在经历的同时要有所得，有所思，有所悟，这就是收获。没有花的凋谢，就没有果的孕育，没有叶的枯萎，就没有树枝的新生，从某种意义上说，失去也是收获。 再说郑四海退休不久，听话任健就调任市经委主任。据说他在市经委没有风光几天就下台了。古话说：“多行不义必自毙”。因为他利用职权，多占了三套房子。顺安煤矿一套，市煤炭局一套，经委又是一套。此外脸给他提意见，他还打击报复。因此不怕死的主将他告到省里和中央。上面调查，结果被撤职查办。郑四海听到这个消息，并没有觉得高兴，而是感到惋惜。他想，一个人不可能永远风光，也不可能永远倒霉。顺利不要得意忘形，倒霉时也不要灰心丧气。所以说，做人还是低调点好。 就在这时，郑四海和邱云生的两个孩子来信说，他们妈妈已经找到了归宿，她嫁给贵阳市政法部门一位离休老干部。为此他很欣慰，因为这样也减轻了自己对她的愧疚感，同时，他在心里默默地祝愿她幸福，祝愿她健康长寿！ 郑四海退休了，腰痛还没有完全好，躺在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他对人生进行了认真思考。觉得做人应低调，贵贱不移志，宠辱平常心。不能一时成败论英雄。穷，莫矢志，富，莫狂妄。得，不要惊喜，失，不要悲哀，“祸兮福所依，福兮祸所伏”，因为得失相辅相成。今天的得，可能明天会失，今天的失，可能明天会得，因此，在得失问题上不需过分计较。万事万物都在变，在我国经济突飞发展的时期，我们只有积极进取，默默奉献才是硬道理。于是他伏在床上，拿起笔来，写了一篇散文，散文题目叫：“人总要有点精神”让儿子们互相传着看。全文如下： “人总要有点精神，丢了钱什么都没丢，丢了精神就什么都丢了。人生还应该有坐标，有坐标才有希望。希望就是信心，信心来源于希望。光有信心不行，还得坚忍不拔地去追求才行。追求不一定能够成功，但成功必须追求。即使成功不了也要尽力，只有这样才能对得起自己，无愧于心。人活着要活得豁达，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钱是好东西，没有钱办不了事，但是一个人如果一味地钻在钱眼里，一切向钱看，那就是目光短浅，低级庸俗。世界上还有比钱更重要的东西，那就是人的品德。人到这个世界上来走一趟，虽不可能每个人都流芳百世，但也不能遗臭万年。得不必喜，失也不要恨，心要求平静，顺其自然。得不到的东西，千万不可强求得到。任何人做违背规律、违背民意，不管他是誰，多么了不起或则多么有权力，到头来只能是众叛亲离，变成臭狗屎。人貴有心，这种心应该是恻隐、羞恶、辞让、是非之心，否则就不是人。坑害老百姓是坏蛋，伤天害理没人性，趋炎附势没骨气，阿谀奉承是小人。诗云，‘君子失时不失像，小人得志把肚胀，街前驴子学马走，到底还是驴儿样。’人不正经，虽貴人不敬，只有堂堂正正为大家办事，清清白白做人才不枉此一生。” 四十一、壮心不已 郑四海为了儿子顶班提前病退下来了。光阴易逝，岁月无情。岁月这东西既可爱又可怕，可爱是它使你成熟，可怕是它使一切都发生变化。平反后，他新鲜过，犹如发过亮灯泡落在地上打碎了，很快没了声息，消失了。然而他并未气馁，他正视生活，热爱生活。他认为诗人藏克家有首诗写得好：“自沐朝晖意蓊茏，休凭白发便呼翁，狂来欲破玻璃镜，还我青春火样红。”退休不等于离开人民，他不愿意清闲，还想为国为民做点力所能及的事情，可是一时又不知干什么事情好。1984年冬季，在报纸上见到安徽省书法函授院招生广告，他想，过去想学习没有条件，现在已经有了条件，何不抓紧这个时间好好充充电？他求知心切，马上就寄钱去报了名，在省书法函授学院学了三年，通过考试，圆满地取得了毕业证书。后来又市里开办了老年大学，名参加书画、文史两个班学习。尽管到学校来去的路程十多华里，但为了能够求得知识，风雨无阻，正正规规学了五年，从未迟到早退过。他像一艘不知疲倦的帆船，劈波斩浪奋勇向前。 为此他特地吟诗一首： 序转阳回送暮冬，春风焕发老苍松。 静心伏案摩‘书谱’，蘸墨挥毫学鲁公。 勤练那知天色晚，入迷谁解意情浓， 余辉万丈频添趣，洒向人间分外红。 他觉得人生最轻松的是学习，最沉重的是生活。他全身心地扑进书里去接受知识的洗礼，重新塑造知识的心灵。战争和错划“右派”，耽误了他的青春，一觉醒来时，头发已经稀疏，两鬓开始苍白，一切都得从头开始。为了自勉，他把陶渊明的名句：“悟已昔日之不谏，知来者之可追。”两句话写下来贴在床头，作为座右铭。他就积极参加了本市的老年大学学习，在老师的精心培养和自己的勤奋苦学之下，他成为省书法家协会会员，省作家协会会员。书法作品多次在全国获奖，并入编《中华翰墨名家作品博览》、《中国书法家选集》《世界美术书法家大画册》等十几种典籍。此外，有将近1000多篇文章、300多首诗词在全国报刊杂志上发表。散文还获得国家报刊一二三等奖，有的文章被收入《桑榆文学》和《铜都市建国50 周年优秀散文选》等书籍和刊物。 他知道学习机会对于他来讲特别难得，必须牢牢抓住不可。所以在老年大学五年中，别人在那里是陶冶情操，他却把那时当成真正学校。他踏踏实实地苦学、苦练，目的是多学本领将来好再为人民做点贡献。通过学习，他明白这样一个道理，人对社会的贡献是多方面的，才智、勤勉、热血、金钱社会统统都需要。1988年春节，他在门上贴了一副对联：“笑对平生风风雨雨，敢问人间是是非非。”在贴对联的时候，他还自言自语念念有词：惊回首，六十春，半是磨难，半抗争。抬头望，三生幸，不畏权贵不丧魂。 读书增加了他的知识，启迪了他的人生。苏轼曰：“书富如海，百货皆有。”梁实秋先生曾说过：“读书得以开茅塞，除陋习，得新知，增学问，广见识，掌灵性，使人较虚心较通达，不孤陋不偏执。”南宋大理学家、诗人朱熹的《观书有感》：“半亩方塘一鉴开，天光云影共徘徊。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清朝民族英雄于谦也写了一首《观书》诗：“书卷多情似故人，晨昏忧乐每相亲。眼前直下三千字，胸次全无一点尘。活水漂流随处满。东风花柳逐时新。金鞍玉勒寻芳客，始信我庐别有春。”读书可以使他知道过去现在和未来。他本来总是想入非非，读书洗涤了他心里的污秽和幻想。他本来看问题有些狭隘，读书使我视野宽广，胸怀开阔。我脑子本来有些迟钝，读书使他变得睿智起来。他办事本来有些冲动和鲁莽，读书使他变得稳重和冷静。他本来有些患得患失，读书使他宁静致远，淡泊名利。读书成了他的习惯，他可以一日不吃饭，但不能一日不读书。古人云；书对于人“饥读之以当肉，寒读之以当裘，孤寂而读之以当朋友，幽愤而读之以当金石琴瑟也。”他被打成右派时，老婆和他划清界限离开了，书却不离不弃守着他。他即使下放回农村监督劳动时，他也没有忘记带回一担书。书成了他的挚友，书成了他的老师和佳偶。他苦闷时，它宽慰我，他劳累时，它安抚他，他气馁时，它鼓励他，他迷失方向时，它开导他。试想，他怎么能离开读书？读书之乐能生养气，怡情悦性，利己利人，净化风气。孙中山说：“愿乘风破万里浪，甘愿面壁读十年书。”只有读书才能使我心情舒畅，身体健康。 读书是人生乐事，但读书必须掌握阅读方法。他小时候读私塾，只知道死读书，读死书，死背诵。不懂得思考，日久天长，他终于悟出了读书的要旨：取其精华，弃其糟粕，为我所用。博览群书，积细流而成江河，汇无数江河而成大海，博大精深乃成。读好书，勤学苦练，刻苦钻研，然后融会贯通，最后达到诗圣杜甫刻意追求的“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的境界。有句古话：“书到用时方恨少。”因此，他决定活到老，学到老，坚持不懈。读书对于他来说，不光有乐也有苦。思之苦，不解之苦。“为伊消得人憔悴”。一年四季，不管天冷天热，每日他都要看书读报。有时从早上读到深夜，甚至忘记吃饭、休息。随着年龄的增长，他的记忆力越来越差。有时为了一个冷僻字和词，要查阅辞典几次甚至十几次才能记住。为了彻底搞清楚一些词语、典故，他省吃俭用，花钱购买了汉语词典、辞海、辞源、康熙字典、中国成语大辞典等工具书。为了阅读古典文学，他购买了古文鉴赏辞典、唐诗鉴赏辞典、唐宋词鉴赏辞典、古典名著今译读本等书籍。他现在写作古诗词方面除了遣词造句功力还欠缺以外，但在其他要领和规范方面绝对不会出现差错。为什么？因为除了有以上古典文学工具书籍以外，他得到了一位网络朋友的帮助，向他推荐了网上专家研制的检测古诗词软件，由它检测，平仄对仗百分之百正确，如今他创作的诗词比那些多年写作古诗词的朋友作品（经过比较），还要规范、工整。他的苦没有白吃，工夫不负有心人，他创作的古诗词、楹联，在《老同志之友》等全国具有影响的杂志上刊登过。这对他是个鼓励，也是鞭策。读书有苦也有乐，不吃苦那来的乐，没有乐趣何必吃苦。二者相辅相成，相得益彰呀。 郑四海在老年大学，有一位要好的同学叫胡立之。他问胡立之：“胡老，我想学习电脑，你认为行不行？” 胡立之说：“你会外语吗？” “我不会呀！” “不会外语，学习电脑困难太大了。我认为你还是安分点为好，不要痴心妄想，自讨苦吃吧！” “老胡，怎么叫痴心妄想。你太瞧不起人了！你相信不相信，我保证在两个之内把学习电脑这个碉堡攻下来！” “我不是瞧不起你，而是我看你太自信了！我学了几年还没有学会，你狂言两个月能够学会，我就不信。如果你两个月能够学会电脑，不！电脑的学问很深，我不要求你什么都会，只要求你能够用电脑打字、写文章，再能够发电子邮件就行了！你敢打赌吗？谁输了谁请客好不好？” “好！我若是输了，请你到迎宾大酒店好好吃一餐，菜由你点。请记住：今天是四月二十八号。到六月二十八号，你可以到我家检查我学习电脑成绩。” “一言为定！我输了，没话说，也请你迎宾酒店去好好吃一餐。不要多讲了，你就回去开足马力加油干吧！” 郑四海平时本来就喜欢写点“豆腐块”，手写、手抄辛苦极了，所以做梦都想学会电脑，今天胡立之这样激发他，他的决心更大了，他相信世上无难事，只怕有心人。时间不等人！他知道要赢胡立之，必须抓紧时间。当天下午，他就到本市一家电脑培训班报了名。 学习电脑对于别人来说如旅平地，可是对于他来说，恰似登天一样。因为他不会外语、身体不好、记忆力又差，学起来他比别人付出的代价要大好多倍。电脑里的各种符号和五笔字根，别人看一遍就可以记住，他却要背上十几遍甚至几十遍才能记住。他埋怨自己太笨，甚至想打“退堂鼓”。这时，部队首长的话突然响彻在他的耳旁： “军人临阵脱逃是最大的耻辱！”他脸红了，心砰砰跳！自己告诫自己：“绝对不能当逃兵，一定要坚持，坚持就是胜利！”在电脑学习班学习期间，他每天天不亮就起床看电脑书籍，晚上背字根背到一两点钟才睡觉。经过一个月的勤学苦练，他终于初步入了电脑大门。 初步入门不等于就算赢了胡立之，他明确认识自己要真正能够赢胡立之，首先必须拥有一部自己的电脑，因为自己有电脑，就可以日夜学习。关于买电脑问题，他开始犯愁了，愁得是，自己退休早，工资低，手中又没有多少积蓄。这钱到哪里去弄呢？他想来想去，最后决定先向亲朋好友借贷，以后再从牙缝里‘扣’出来还。拿定主意以后，当天下午就跑到一位较富有的朋友借了6000多元，捧回一部486组装电脑和一台针式打印机。这下他兴奋得手舞足蹈，不知道说什么好。口中喃喃地说：“太好了！太好了！我有自己的电脑了！”486组装电脑，和现在联想、方正、长城电脑相比简直是天上地下。他的486组装电脑，只能用手动命令操作，又难记，又麻烦。不仅如此，而且三天两头坏，今天需要更换这样，明天又需要配置那样，那些零部件质量都不过关，他不知花费了多少冤枉钱！话再说回来，有电脑总比没有电脑强。他的486组装电脑质量再差，也比用钢笔写作快速得多，舒服得多。因为电脑有许多功能，如：改写、移动、查找、替换、复制、粘贴、删除以及恢复等等，同时还能纠正错别字哩。使用电脑写作，他初步尝到了甜头。 接着他又学会了上网，在网上可以看新闻、查资料、发电子邮件，还可以聊天交朋友。过去说：“秀才不出门，能知天下事。”那是句空话，如今真正变成现实了。现代高科技发达，家有一部电脑，可以把世界装进你的家，想了解什么都可以查到。程颢诗云：“云淡风轻近午天，傍花随柳过前川。时人不识余心乐，将谓偷闲学少年。”大家知道郑四海的乐趣吗？他的乐趣就在于使用电脑——“将谓偷闲学少年”。“世有老少年，也有少年老，不落时代后，老年就是宝。”电脑让他越活越年轻，越活越时尚，越活越奋进。 ? 郑四海和胡立之打赌两个月期限到了。郑四海请胡立之来检查他对电脑的操作，胡立之前来一看，惊叹不已。老胡说：“四海老弟呀，佩服！佩服！你真了不起！我认输，今后我得向你看齐！这样吧！我说话算数，现在我们就到迎宾酒店吃饭去，我说过，我请客。” 郑四海微笑说：“老胡，你请客就不必了吧！现在又不是1960年，谁还在乎吃喝。不过我倒要真诚感谢你老兄对的鼓励与促进！不是你激将法，我可能决心还没有这样大哩！” 郑四海说完，两个都笑了。笑声萦绕房顶荡漾，喜悦挂在他们脸膛。老年人还有什么能够比这样情景更开心的吗？ 逝者如斯成旧迹，蓬勃发展看新潮。中国按照邓小平的理论，改革开放，首先在农村实行土地联产承包责任制获得了巨大的成功以后，绝大部分农民摆脱了穷困，不再愁吃愁穿，而且住上了瓦房子。接着中央政府又提出把农村的改革经验推向城市。企业提出打破铁饭碗，多劳多得，工资奖金上不封顶，下不保底……当时中央还有一个规定，离退休职工，假如出去给别的单位干事，其原单位就要停发其工资。所以当时离退休人员应聘出外干事的很少。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解决了人们长期以来没有解决的姓“资”还是姓“社”的问题，进一步把改革开放推到了新的高潮。这时中央又有文件鼓励离退休人员兴办经济实体，不但原单位不允许扣工资，而且规定离退休人员兴办的经济实体免税三年。钱是个好东西，没有钱办不了事。离退休人员，他们没有奖金，没有什么补贴，只有几个死工资。因此社会上一部分离退休身体状况较好的人员，在经济大潮的冲击下，也纷纷走出去再就业。郑四海也不是生活在针空里，他退休早，工资低，老伴又没有工作，儿子均未成家，为了生活他也决定“下海”一试。他想挣点钱，一方面是为了家庭生活，另一方面是为了将来能够坐在家里安安稳稳地搞书画，搞文学创作。有钱今后的生活就不存在后顾之忧了，出书也有保证了。他想，既打算老来用笔杆子报国报民，那么体验一下经商生活也有必要。出于以上这些想法，他决定用几年时间在商场上搏一下。有人知道他原来在铁路上工作过，铁路上有些老同事，首先市政府经济协作办下属一个公司，请他出山当顾问，他愉快地接受了人家的聘请。干了一个月就辞职了。不久又被市乡镇企业局下属公司聘请去当经理，他也只干了一个来月又辞职了。为什么老是干不长呢？因为他发现这些公司都是皮包公司，干不成事情，专门想利用他的关系去骗人。他想，自己年青时都没有骗过人，难道老来还去干骗人的勾当？所以他不干。 郑四海出山不利，干了两个月一事无成，这时他才真正体会到“商场如战场”这句话的真正含义。可是一贯要强的他，不信别人能干的事他干不了？ 他又即兴赋诗一首： 解甲归田岂肯闲，随人游泳老来欢。 巨风卷起千重浪，骤雨冲开万里天。 下海方知翻滚苦，登山才觉攀援难。 人生能得几回搏，主席游江是晚年。 1996年6月的一天下午，郑四海家的电话铃叮叮铛铛地响个不停，他拿起电话，只听到电话里有人说：“喂！喂喂！是郑老家吗？我找郑四海。” “我就是郑四海。你是那位？” “我叫钟杰，是朱海洲的朋友。你认识小朱吗？” “认识。朱海洲原来是我们单位的会计，他不是到深圳打工去了吗？你找我有什么事情呢？说吧！” “我听朱海洲说，你老原来在铁道部工作过，外边有不少老同事老朋友，他还说前些日子你也下过海，因此我们想聘请你到我们深圳乐业投资咨询公司来工作。不过我现在也不要你马上答复，你可以考虑好了再答复我。怎么样？……” 钟杰为此事总共给郑四海打来五次电话，发来四封邀请函。朱海洲也打电话来向他介绍过钟杰和他公司的情况。朱海洲说，钟杰是安徽贵池人，原来在本市建委当工程师，为了谋求发展，辞职到深圳，现在自己办了一个公司，特别需要像他这样有社会关系的人员，所以他才向钟杰推荐。朱海洲还说，钟杰讲干与不都不要紧，可以先过去到他们公司看看再讲，如果满意的话，就留下来干，不满意就回来，来去路费都由他们公司承担…… 他听小钟这么说，像守寡长了的妇女，有点熬不住了。寡妇为男人所动心，而他则是为金钱动心，钱虽不是万能的，但是没有钱万事不能。他早就写好了一部书，这部书已经得到了省里一家出版社的认可，问题是出书需要钱，因为没有钱，只好停出。为钱所迫，他决定到深圳去看看，反正自己来去不要掏钱，何乐而不为。 尽管如此，他还是不放心。听小朱海洲说，钟杰原来在市建委工作过，于是他特地跑到市建委去了解。了解的结果，情况属实，而且见到了钟杰在市里工作的亲戚，这样他才打消了顾虑，决定南下。 到达深圳时，深圳乐业投资咨询公司董事长钟杰亲自到车站迎接他。钟杰见到他非常客气，拉着他的手亲切地说：“欢迎！欢迎！想不到郑老身体还如此健壮！”说完他们马上乘坐小轿车一道到了深圳市解放路“广信大酒店”258号，301室。 走进这个公司办公室，他觉得它比内地一般公司确实气派得多。沙发、办公桌、转椅、电话、传真机等东西样样齐全，而且都是新的。办公室里几个工作人员，有男有女都很年青、英俊。他们见董事长对他特别客气，他们也都像众星捧月似地围着他“郑老！郑老！”地叫个不停。 钟杰首先让一位女工作人员带他到洗漱间洗脸。洗漱过之后，钟杰又亲自陪他到楼下餐厅设宴为他接风洗尘。 宴席上有几个陪客，其中有朱海洲，还有他不认识的几个人，钟杰将这些人，一个个介绍给他认识。不用说，这顿宴席菜肴丰盛，有许多海味是他头一次吃。大家轮流陪他的酒，搞得他醉醺醺地不知说什么好，最后要不是朱海洲出来打圆场，他非把灌醉不可。 吃过饭，钟杰爬站起来说：“郑老，你先休息休息，其他事，我们回头再说。对不起！我有点重要事情，得先走一步了，关于你的饮食起居，放心，我已经都安排好了，有人专门负责照料你。”他回过头来对一个小伙子说，“小赵，我把郑老交给你了，他的生活由你负责，照顾不好，我可要打你的屁股啊！”小赵回答说：“是！董事长，请你尽管放心好了！” 晚上，他一个人睡一个大房间。房间里，铺了地毯，电灯、台灯、空调、彩电、沙发、办公桌、厕所、洗澡间样样齐全。他对此环境感到非常满意。当然伙食更没有讲的，顿顿有海味，餐餐有荤腥，只要吃得下去，放开肚皮吃好了，吃了由乐业公司付钱。 过了几天，钟杰和朱海洲一同前来看望他。钟杰问：“郑老，你觉得这里条件怎么样？” 他回答：“不错！顶不错的！” “你同意在我们这里干吗？” “那么，你到底打算让我干什么事呢？” “当总经理怎么样？” “我恐怕胜任不了啊！” “你行！你不行我也不会请你来的。” “那么具体业务范围呢？” “是这样的，我们深圳目前房地产很热门，你在北京和全国铁路上不是有很多老同事吗？你可以把这些关系充分调动利用.起来，现在我们这里的建筑公司都愁着没有业务，你能不能找铁道部、建设部里的熟人，为他们介绍一批业务，我们可以收建筑公司3‰到5‰的中介费。” 钟杰说到这里停了停，继续说，“老实说，我想你这么大年纪，既然出来了，总想挣点钱回去吧，我和你可以来个君子协定。”说到这里他又停了一会儿，吸了几口香烟接着往下说，“这样吧，你算是技术股，我算是投资股，我当董事长，你当总经理，我们之间不是雇佣关系，算是合作关系好不好？关于你的报酬和分成，每笔生意成交后，在总收入中，扣除税额和费用，我得75‰，你得25‰，你看怎么样？” 郑四海听了他的话，半天没做声，试探着说：“我想提几个问题。” 钟杰说：“你说吧！有话当面说好。” “第一，既然我算是技术股，我得25‰少了；第二，这个生意都是大生意，假如一时做不成，我生活和费用怎么办？我总不能饿着肚皮干事吧；第三，生意做成后，对方付款进谁的账号？” 朱海洲听他这么说，惟恐双方谈僵了，立即插话说：“钟先生，郑老是我介绍来的，我想发表一点意见。关于你和郑老的分成问题，是否能够考虑再增加点，郑老按30‰怎么样？另外，生活上除了你们公司承担郑老的吃住以外，能不能给予适当补贴，也就是说每月能否再付给郑老几百元另用钱？” 钟杰唯恐郑四海不干，笑着爽快地答应说：“分成问题就按朱先生说的那样，每笔生意成交后，扣除税额，我们俩三七开。我得70‰，你郑老得30‰；关于你的生活费用，我也干脆，公司除了承担你的吃住以外，我们每月可以再付给你500元零用钱。郑老，你看这样行么？” 郑四海说：“这两个问题我没有意见了。再就是生意成交以后，款进入谁的账号问题，钟先生你还没有说呢。” 钟杰笑着说：“那还用说吗？当然进我的账号。” 郑四海说：“哪不行！我们做的都是大生意，钱进了你的账号，你不肯付给我，我又有什么法子！我的意见，我们一道到银行去立个账号。建立账号时，同时写个条约连同身份证复印件放在银行里，让银行掌握，一般情况下，款只许进，不许出。真正需要提款时，必须我和钟先生两个人持身份证同时到银行去取才行，否则，银行有权拒绝取款。” 钟杰眉头紧锁，思索了多半天才勉强答应说：“可以！就按你的意见办吧。” 郑四海说：“我俩光这样说说不行，空口无凭，不说去公证部门公证，起码也得写个协议才行。要写今天就当着朱海洲的面写，让小朱海洲做个中间人，好不好？” “好吧！那样，郑老你就先打个草稿，然后我们双方都觉得没有意见时，再拿去打印你看怎么样？” “可以！我马上就写，你们先等一会，抽支香烟说说话吧。” 郑四海拿起钢笔不停地写着，只听得钢笔在纸上磨擦发出像春蚕吃食一样唰唰响声，不一会儿工夫，他将协议书写好了。钟杰看过觉得没有意见，叫人拿去打印，打印之后，双方签了字，中间人朱海洲也签了字。 就这样，郑四海正式成为深圳乐业投资咨询公司一员。郑四海这个人性子急，一上任就风风火火干起来，首先给建设部一个老战友通了电话，要求他帮忙找个工程，老战友愉快地答应了，并很快发来了传真。 传真上写得很清楚，这个工程在三峡，总造价是二亿五千万元。接到传真，他又迅速找到了一个建筑单位，并同这个建筑单位达成了协议。他们答应付给他们公司0.3％的中介费。 协议写好后，双方看了都没有意见，郑四海回到公司办公室把秘书小王叫来：“王秘书，请你给这份协议马上盖个公章吧！” 王秘书支支吾吾地说：“公章嘛，董事长带走了。” 他觉得很奇怪，追问：“董事长为什么要把公章带走呢？” 王秘书说：“这个──这个我就不知道了！” 郑四海说：“不！你一定知道！说！你说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王秘书低下头不讲话。因此他更加怀疑其中必定有问题，穷追不舍。王秘书在他的一再追问之下，终于道出了实情：“郑老，我看你是个好人，就老实告诉你吧，不过你只能心里有数，千万不能说这事是我透露给你的。这个公司根本就没有公章，也根本没有营业执照，现在墙上挂的执照，是＿＿是假的……” 郑四海听了这话，只觉得全身血液涌到头顶，脑子里嗡嗡响，差一点晕过去，他自己看不到自己的脸，当时脸色一定特别难看。半天没说话。他冷静下来之后，马上打钟杰的手机，叫他赶快回来。 钟杰回来了。他先不动声色地说：“钟先生，王秘书说公章在你那里，现在我和一家建筑公司草签了协议，需要用它，请把公章拿出来盖上吧！” 钟杰说：“公章不小心让我搞掉了，我马上去找人刻好了。在深圳刻个公章还不容易嘛！到处都可以……” 郑四海脑子气得快要爆炸，拉下脸来说：“钟杰呀！钟杰！不是我说你：通过我这些天来的观察与了解，你这个所谓的乐业投资咨询公司，连皮包公司都不够格，纯粹是个假冒公司，或则叫骗子公司，既然是这样，你为什么要把他骗来呢？你倒很聪明，让我当总经理，得了利是你的，犯了法叫我承担，你呀！你！＿＿你是想坑死我呀！” 钟杰面不改色心不跳地微笑说：“生意场上不就是这样嘛！能骗就骗，能骗到手就是本事。如果你老不想骗人走好了！不过你临走之前一定要付清伙食费与房租费才行。” “混账！你原来怎么说的？我们订的协议还在这里。” “嘿嘿！你老先别发火嘛！听我把话说完，我们之间的协议又没有经过公证部门，能算数吗？屁都不顶！” “诬赖！骗子！算＿＿算你狠！你说总共要敲诈我多少钱？” 钟杰冷笑着一边按着计算器一边说：“何必把话说得那么难听嘛！是这样：总共1985元，零头5元就算了，其中包括我付给你的 500元零用钱。这些钱你不给不行，不给钱就别想离开深圳，给了，你马上就可以走了。” 他去时带了3500元，以防万一，现在排上用场了。付给钟杰1980元，再加上他给他的一个月500 元另花钱，总共是元， 还剩下1200元。他双手颤抖着收拾带去的东西。东西收拾好后立即离开了那个骗子公司。 走出骗子公司，他坐在街上人行道旁，心里不知是悔恨，还是忧伤。此时，只觉得天昏地暗，脑子里好像和了泥。他恨自己太糊涂，想自己经过了许多大风大浪，没想到如今在阴沟翻了船。这真是：“偷鸡不成反蚀一把米”。 过了一会儿，他的头脑终于清醒了一点，心想，走！得赶快走！这里绝非久留之地，要是钟杰再想出什么鬼主意敲诈，派人追上来那就完了。 他招手叫了一辆面的，让驾驶员开到飞机场。到了飞机场，又用剩下的钱，买了张飞往黄山的飞机票…… 接着，他从黄山转车回到家里，什么也不敢说，什么也不想提，只说自己不适应深圳的气候，所以才打道回府的。 四十二、有 缘 无 份 郑四海从深圳回来还是不死心。他懂得信息时代，信息第一重要。为了获得信息，他给许多老战友、老朋友写了信。信发出去了，他陆续得到了不少回音。其中有一封信是亲密战友张孝义的夫人邹静写的，信中说张孝义患胃癌医治无效，不久前已离开了人世……他听到这个消息非常悲痛，他想，人为什么那么不值钱，地位再高，生活环境再优越，也躲不过死亡。他当过兵，在战场上天天看到死人，他把生死看得很冷淡，晓得生死是自然规律，谁也无法改变，誰也无法躲避。但是人是可以利用上帝赋予我们的时间同命运作斗争。 为此他又即兴賦诗一首： “草色芊芊送暮冬，春风飞渡岭头松。 千山万水新光灿，九泽三江暖气融。 杞梓刚强依大地，桑榆苍劲立高峰。 而今老骥蹄犹奋，留给人间一点红。” 当时，市场上钢材短缺，本市有家公司委托他购买钢材，于是他又以经纪人的身份出现在北京。在北京，他住在一家招待所，这时，他经常抽空去拜访了原来的一些老战友，同时也抽空去看望了张孝义的夫人邹静。 张孝义起初在北京工作的时候，邹静还在宝鸡，没有调过来，她是在张孝义患病期间组织上为了照顾张孝义才把她从宝鸡调到北京的。邹静家住在羊坊店铁道部家属宿舍。四室一厅，厅大而明亮。室内没有特别装修，只是地上粘了一层木地板，厨房、厕所镶了磁砖而已。家里没有多少家具，陈列十分简单，但到处都是书，书房里有好几个大书橱，室内弥漫着清幽静雅的气息。邹静的性格没有变，话不多，不喜欢客套，郑四海去看她时，她只是给他沏了一杯茶，也不问他是否吸烟。他仔细看看她，心里想，她也老了，失去了年青时期那种文静风雅、光彩照人的形象。她的头发已经开始花白，眼角出现了许多细微的紴纹，再就是由于习惯性失眠，脸色清瘦如一朵惨淡的白莲。郑四海想，也难怪，俗话说:：“年青夫妻老来伴”，老年丧夫，这种打击无论落在那个女人的身上都是难以承受的。她的性格内向，从不愿意在任何人面前吐露自己心里的痛苦。这次见到了久别重逢的老朋友，犹如见了亲人一般。一见面不知是兴奋还是悲伤，她泪水在眼眶里转来转去。郑四海以为她是触景生情，想起老伴来了，于是安慰她说：“张孝义已经去了，人死不得复生，你还是应该想开些……”她喃喃地说：“我不知道怎么搞了，在你面前失态了。多少年不见了，今天你一定得在我家里吃了饭再走。”郑四海也没有推辞，说：“好！恭敬不如从命，那就打扰了！”虽是家常便饭，但他觉得十分可口，感到似乎像从寒冷的室外来，喝了一杯热茶，一股暖流由嘴里流进心窝，吃得异常舒服。他敬重她，喊她大姐，因为她比他年龄大两个月。可是她不愿意听这种称呼，她要他喊她“邹兄”。从那以后他们就一直以兄弟相称。她是个才女，她不仅技术好，而且钢笔字写得遒劲挺拔，根本不像一个女人写的字。她是解放初期的大学生，五十年代参加工作，参加工作后当过技术员、高级工程师。她爱读书，什么书都看，尤其爱读文学书籍。她具有一定的文学功底，语言简练，文字精湛。她还具有较高的文学鉴赏水平，凡看过的文学作品，都有自己的独特见解。她爱好广泛，发展比较全面，摄影、书画、门门都精通。再说，她善于处人处事，涵养性特别好，明明知道别人负她，但从来都不计较，见了面却不露声色地和往常一样。她善于思考问题，对复杂的世事，能够正确的分析把握，因此他打心眼里敬佩她。郑四海把她当成老师，在北京许多事情首先去向她请教。不过他们之间对有些问题的看法上也不完全一致，特别在处人处事上。她主张对任何人都应采取和善，人家心术不正是人家的事，但自己对待别人应该一视同仁。 她说：“人都是有良知的，你对他好他迟早总会知道的。” 郑四海的意见恰恰相反，他认为对人应该区分对待，否则就会吃亏的。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 尽管他们在有些事情看法上不一样，但他们相处仍然很好。郑四海在北京没有亲人，原来那些老战友都是官场上的人，他觉得自己和这些人已经不是一股道上的车，唯一可以信赖的只有邹静。他把她当成是自己在京的亲人。 郑四海在北京并不如意，一笔生意都没有做成，每天开销可少不了，伙食费、旅馆费，每天起码需要二三十元才行，要不是邹静无私的援助，他早就无法生活了。邹静不仅经常让他在自己家里吃饭，而且在经济上不断支持他。他感激她，尊敬她，他们的友谊也因此逐步深化，以至发展到无话不谈。 有次关四海问邹静：“‘邹兄’，我有句话蹩在肚子里已经几十年了，今天我想问你：1956年在我和邱云的婚礼上，你坐在拐角老是用眼睛瞅着我，当我望你时，你就把头低下去，后来你又不辞而别了，这件事在我心里已经蹩了几十年了，一直是个谜，你能否告诉我这是什么原因吗？” 邹静微微一笑说：“四海老弟，从外表看你是个粗心人，想不到我看错了，你倒是个极心细的人嘛！我坦率地告诉你，我心里一直非常喜欢你，因为你很像我年青时代一个最要好的同学。不仅相貌相似，就连动态都一模一样，就連说话的声音也都极相似……” “啊！还有这种事情，你快说给我听听是怎么回事。”郑四海惊异地说。 邹静打开了话匣子，从头至尾地叙述了她的一段罗曼史。此时，她的话就像闹钟上足了发条那样，不快不慢有节奏地讲述起来： 她的老家在山东济南，书香门第。祖父母、父母亲都是知识分子。小时候，她家邻居是个教书先生，姓朱。朱先生和她父亲很要好，经常来来往往。朱先生有个儿子叫大山，比她大两岁，当时，大山17岁，她15岁，在一个学校读书。她的父母见大山长得聪明英俊，而且看见她同大山也十分要好，于是将她许配给大山。群众都称赞说他们是男才女貌，天生的一对。第二年，他们那里就解放了。1951年肃反运动中，朱家祸事突然降临，有人举报朱先生是隐藏的反革命分子，因此被政府抓去镇压了。大山本来自小就没有母亲，想不到又失去了父亲，他迫不得已跑去投靠她家。当时她的父母都在外地工作，她也在济南女子师范学校就学，家里只有奶奶。奶奶性情古怪，不但不让大山进门，而且刺激他说：“你的父亲是反革命，求求你千万别跑来连累我们好不好？……”大山气愤极了，这种雪上加霜的打击，使他无法忍受，愤怒之下，踉踉跄跄离开了她家。大山离开她家以后，一去杳无音信。有人说在河边发现了他的衣服和鞋袜，估计他一定是跳河自尽了；也有人说他是金蝉脱壳跑到台湾去了。她听到这个消息，痛不欲生，回去和奶奶大闹一场之后，毅然离家出走。真是：剑不伤人情伤人！她出走时毫无目的，不知何去何从，本来打算卧轨自尽到黄泉路上去找大山，想不到意外地遇到了一位好心的同学强拉硬拽把她拽到自己家里去。在那位同学的再三开导劝解之下，她才打消了轻生的念头，后来报考了唐山铁道学院。在唐山铁道学院就读四年，毕业以后，被分配到铁道部西北铁路局技术科当技术员。在技术科工作的时候，有一次曾在报上发现有篇报道说的故事和大山出走的故事相象，她写信询问过那个报社编辑部，问他们主人公是不是叫朱大山？但编辑部没有回信。从此她彻底失望了，认为大山肯定不在人世了。在1955年她刚刚跨入21周岁的时候，经人介绍和张孝义相识，他俩一见钟情，开始热恋起来，第二年他们就结为伉俪了。新婚时，他们夫妻感情倒也卿卿我我，甜甜蜜蜜。有一次张孝义出差去了，她有几张像片放在张孝义办公室桌子里锁着，填写履历表急需用它，于是她请和张孝义一个办公室里的同志一起去撬开张孝义的办公桌，谁知在张孝义的抽斗里，偶然发现了一沓情书。这些情书不是别人写的，而是张孝义过去的情人胡丽丽。这个胡丽丽是铁道部文工团一位著名歌剧演员，过去曾和张孝义谈过很长时间恋爱，要不是张孝义参加抗美援朝的话，他们可能早就结合了。然而事情总不是按照人的设想那样发展，后来张孝义所在的那个部队奉命参加了抗美援朝，回国消息遥遥无期，这位胡丽丽等不及了，结果另择了新欢，而且已经结婚了。谁知后来事情又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朝鲜停战了，张孝义回国了，这时他们又重温旧梦，藕断丝连，勾勾搭搭。她看了这些信，心理上实在承受不了，觉得张孝义这个人太不地道，欺骗了她的感情。她是个非常传统的人，容不得一个对爱情不能专一的男人。她看完这封信，一下子就晕过去了。从那以后，本来沉默少言的她，更加沉默了，一天到晚难得说上一句话。要是张孝义肯认错的话，也许情况会有好转，可是一个是铁，一个是钢，硬碰硬碰到一起了，互不相让，因而他们夫妻之间的感情彻底破裂了。更不幸的是他们俩个人的传统道德观念都太深，知识分子的虚荣心太重，谁也不愿意首先提出来离婚，怕留下骂名。这样，他们就成了名义上的夫妻。虽同锅吃饭，却不同床睡觉。天天在一个屋里进出，见面形如陌生人一般。可是，人前他们却咽泪强装欢笑，背后则苦不堪言。 郑四海听了邹静这段话，笑着对她说：“‘邹兄’，我第一次在宝鸡见到你的时候就很喜欢你，觉得你文静、秀丽、端庄，涵养性又好，当时脑子里闪出一个念头，这个女人要是做我的老婆该有多好啊！但马上自己又警告自己：千万不能胡思乱想，张孝义是我的亲密战友，古话说得好，‘宁穿朋友衣，不戏朋友妻。’打那以后，所以我老是有意避着你，唯恐经常见到你一时感情冲动，说出越轨的话，做出越轨的事，对不起战友呀！……”他说此话时脸上胀得通红。 邹静说：“我也老实告诉你，当时我们如果都没有结婚，要是让我在你和张孝义之间选择一个的话，我会毫不犹豫地选择你。即使你不主动向我求婚，我也会主动追求你，因为你除了长像似大山之外，我还最赏识你那种自强不息的精神……”她说完神秘地一笑。 “老实说，如果你光是想找我做大山的替身的话，我才不会干哩！” “不不不！我根本不是想拿你来代替大山，我觉得你这个人的确怪得人喜欢的，在宝鸡一见面我就喜欢上你了，也许这是缘分吧！不过那时我只有把这种感情深深地埋藏在心底里，什么也不能说。” “那么现在呢？我们可不可以＿＿”“现在已经不行了，绝对不行啊！”她说着长叹一声，“唉！我是个非常传统的人，可不愿意做第三者，何况周小兰有恩于你，你也不能昧着良心遗弃她。” 他们说着说着，他身体轻轻地贴近她的身体，像两朵撞击的云，突然落到了火山之上……老年人的爱，虽没有年青人浪漫，却比年青人更真实，更深沉。他们双方敞开心扉尽情享受友谊，享受爱恋…… 过了几天，郑四海再去邹静家时，邹静从房里拿出了一副画，上面画的是两棵竹子，这是她的新作，请他为其题诗。他想了想，提笔在画上写了一首七绝：“两棵斑竹两条根，为命相依心恋心。骤雨狂风吹不散，同甘共苦向新春。”她看后点头微笑说：“这诗写得不错，很好！确实很好！” 又过了几天，邹静打电话约他去，说有件事情需要告诉他。他接到电话，马上就赶到邹静家。刚刚坐下，她把她哥哥从山东老家寄来的一封家书拿出来给他看：“静妹：你好吧！闲话少说，希望你接到这封家书后，无论如何都要抽时间回家一趟。这次在外地工作的兄弟姊妹都要回来，回来的目的主要是将父母的坟迁到一块，再就是我们也都老了，大家乘这个机会在一起聚一聚，恐怕将来想聚到一起不一定能够齐全了。另外，还有件重要的事情必须当面告诉你，这件事情本来早打算告诉你，可是我们觉得此事在信里说不妥当，同时也说不清楚。所以希望你这次一定要回来……兄邹立×年×月×日” 究竟有什么事情在信里不好说呢？看来这件事情很重要。到底是什么事情，连邹静也难猜透。 郑四海说：“‘邹兄’，你打算回去吗？”“是的。看来这次不回去是不行了……” 郑四海惶惶不安的心情回到招待所。敏感的神经告诉他，是不是大山还在人世，如果是那样……他打电话给邹静，把自己的想法说给她听了。 邹静在电话里说：“我也有同样的感觉，只是当时没有说出来罢了。即使大山还活着，我也只是同他见一面而已，再不可能有其他的事情发生了。”接着她又否定说，“不！这么多年了，音信全无，大山根本不可能还活着，这只是我们在胡猜乱猜罢了。告诉你，我这次回去是定下了，恐怕只少也得二十天才能返回北京。我看你是不是先回安徽呢？因为我走后无人照顾你呀！” 郑四海不同意马上回安徽，他坚决地回答说：“不！我一定要等你回来再走！一定……” 邹静说：“那样也好，你就等我回来吧！我到了山东老家会马上打电话给你，走时，我再留点钱给你用。” 郑四海说：“走时让我送送你好吗？” 邹静说：“不！我的儿子会派车送我，你来送不好，我儿子会有想法。” 邹静临走之前又亲自给他送来500元人民币，嘱咐他一定要注意保重身体。 邹静走了，把他的心也一同带走了。他每日在寂寞、冷清、孤独、凄凉中度过。大家都会有这样的经验，越是等待，越是觉得时间漫长难熬。“风前黄叶树，灯下白发人”其悲哀无法形容。他天天守在电话旁边等待，希望邹静早点来电话。他真诚地期待着，热切地盼望着，心底里在呼唤着。没有她的电话，时刻等于用鞭子抽他，遍身难受。他精神萎靡不振，茶饭不思。只要电话铃声一响，他马上像弹簧似地跳起来，遗憾的是一次次扑空，一次次哀叹。他受不了这种无形的折磨和心灵的伤痛，他的心在流血，他的头在膨胀，恨不得跳楼。他觉得命运对于他太残酷，给予他的尽是些酸苦、哀愁。恨苍天无眼，上帝有眼无珠，为什么对待他如此不公平！他觉得自己失去的太多了。黄金有价，情无价，万两黄金易得，人生知己难求。她是他精神上的寄托，也是他真正的真心朋友。 世界上有些事往往就是这样，你越是骇怕发生的事情它偏偏要发生。邹静走后的第八天中午，他正在吃午饭，电话铃又突然叮叮铛铛响起来了，他听到电话铃声，赶快丢下手里的碗筷，跑过去拿起话筒，只听得对方话筒里传出：“喂！你是那位？我找郑四海呀……” 话筒里的声音他熟识得再不能熟识了，不错！一点也不错，是她，是邹静。他的手开始颤抖：“我就是。你是‘邹兄’吗？你──你好──吗？”他激动得要哭，差一点哭出声来。” “我很好。我因为父母迁坟的事，耽误了及时给你打电话，请原谅。你怎么样？” “我没有什么。我只想知道大山是否还在。” “是的，他还在，不过他已经结婚了，而且有几个孩子了。” “你们见面了没有？” “见面了。” “怎么样？”说这话的时候，他脸色苍白，全身血液呼啦一下子涌往头顶，要不是有桌子挡住，他就摔倒了。 “什么怎么样？他身体很不好，有心脏病，奄奄一息……有些事在电话里说不清楚，等我回去见了面再详细告诉你吧。” 听说大山还在，尽管说他有病已经奄奄一息，但他仍像掉进了冷水盆里，凉了半截，捏着电话半天说不出话来。在爱情问题上他表现的特别自私，唯恐大山夺走了邹静对他的关爱。 邹静在电话里提高嗓门说：“喂！喂喂！喂！你为什么不说话了？……你要多保重，不要小心眼，为了你我准备提前回去。再见吧！” 郑四海呆呆地拿着电话筒，站在那里，像个木头菩萨，连声“再见！”也没有说。他自从和邹静通过电话以后，越发感到孤苦伶仃。他夜夜失眠，面色憔悴，日见消瘦。这真是情可以使人生，情也可以使人死。他已是创伤累累，脆弱得不堪一击，怎么再经受得了雪上加霜？为什么有这种情绪产生呢？连他自己也说不清楚。他自己也曾问过自己：尽管邹静和你处得很好，但她毕竟只是你的朋友，你何必要这样呢？然而他自己无论怎样向自己解释，都说服不了自己。此时此刻，他真不知道怎么样才好。如果要想摆脱这些痛苦和烦恼的事情，只有死了才能一了百了！他日夜不安，真觉得一日如三秋。他在痛苦等待，在寂寞中煎熬，希望邹静马上就能回到他的身边，并能明确告诉他：在这个世界上，她最关爱的只有他一个人。然而他明明知道，这只是单方面的愿望，但实际上不一定能够行得通！他觉得自己一生都在追求幸福，为什么幸福却偏偏离他那么遥远？幸福呀！幸福！你到底在那里呀？！ 邹静终于回来了。她打电话让他马上到她家里去。他在电话里却气呼呼地说：“我不！我不！你还是找大山去吧！”嘴里这么说，但放下电话他又懊悔起来了，他心里责备自己说：“我为什么要这样对待她呢？我有什么权利在她面前发火！不应该，太不应该啊！”他责备过自己之后，马上就匆匆去了邹静家。 邹静见了他微笑说：“你不是让我找大山去嘛，为什么又来了？唉！我说你真傻，还真像个孩子。你想想，我要是真得要去找大山你还能挡得住吗？真是孩子气！”接着她向他详细地介绍了大山的情况。 在肃反运动的时候，大山父亲被镇压后，跑去投奔邹家，她奶奶不但不肯收留他，反而羞辱他。他无路可走，在河岸上转了半天，最后闭起眼睛，鼓足勇气跳到河里去了。谁知上帝不肯收他，却让一个渔民把他救起来。这个渔民对他特别好，让他在他家里休息了几天，又帮他找了一个临时工作，主要挖土方。在那里，他改名更姓，只干了一年。后来他收过破烂，拉过板车，最后在一家小机械工厂里找了一个正式工作，当了一名锻工。锻工活虽说吃苦，但生活总算能够固定下来了。在所谓三年自然灾害期间，他听说她父母亲饿成了浮肿病，为了接济她的父母，他节衣缩食暗地里将省下来的钱用化名寄到她家……大山现在患了胃癌，已经到了晚期，奄奄一息，恐怕不久于人世了。 说到这里邹静突然转过话题：“四海老弟呀！你到北京已经两个多月了，我劝你还是回去吧，你们家里需要你。我知道你的心思，你不愿意回去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出来一事无成，回去觉得丢面子。这有什么可丢人的呢？在商场上你虽没有得到什么，但也没有损失什么。总的来说，你这次来北京还是有收获的，比如交了一些朋友，特别是我们之间思想得到了交流，这样我们互相都会感到不妄此生。另外，你在商场上混了一段时间，你不是想写作吗？那么这次来北京对你今后的写作也会有帮助，起码是一次很有意义的生活体验吧；我知道你还有个说不出口的原因，那就是我们已经相处得很好，难舍难分。老弟呀，你想想，我又何尝不是如此呢！但现实就是现实，我们无力改变。不知你可记得，你这次来北京我第一回见到你时流泪吗？因为开始我就预感到自己喜欢你，但又无法得到你，我知道自己只有这样的命！俗话说：‘人奈命不何，牛奈索不何！’我们都不要自己骗自己了，你是个有妻有子之人，你有你的责任，不能和我长期厮守，这是命运的安排，别无选择……古人说得对，只要真心相爱，又何必朝朝暮暮，想开些吧！世界上男女之间的问题就是这样，有些真正相爱的人不能走到一块，有些并不真正相爱的人却偏偏走到了一起。我看相见相爱是缘分，未能有始有终是天安排。老弟呀！听我劝，你早回去比迟回去好，千万不要犹豫了。告诉你，回去后你一定要善待周小兰，希望你千万不要做那种得鱼忘筌、登岸弃筏的人。我若听说你对周小兰不好，今后我就不会再理你了。老弟呀！回去吧！你不是说要写本书吗？赶快抓紧时间去写，时间不等人啊！今后如果经济上有困难，你尽管来信，我可以支持你。我的好弟弟，听话好吗？……” 郑四海听完邹静的这番劝解，像孩子似地一下子扑到她的怀里呜呜哭起来。她轻轻地摸着他的头发不再说话，眼泪像断了线的珠子一样掉下来。他哭她也哭，他哭着，哭着抬起头来说：“‘邹兄’，知我者唯有你呀！理解和信任把我们的距离缩小，缩成一点，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唉！人生得一知己足矣！世上从来都是，相聚的人不一定相识，相识的人不一定相知，相知的人不一定相聚。只有你我心心相印的人才可以风雨同舟，患难与共。我听你的话回去，只要你不忘记我就行了！” 郑四海觉得邹静说的话，像陈年佳酿，饮时感到其美，过后令人微醺。爱情不光是靠语言表示，更重要的是要心去感觉，因为他俩的心已经紧紧贴在一起了。他觉得优秀的女人是男人的学校，她可以使男人变得更纯粹，更有素养，更坚强起来。他突然想起了诗人胡绍的几句诗：“……也许调整过的脚步／更知道永不偏离方向／请相信：清醒的友谊，从来就比迷幻的爱情活得更久。”…… 他离开北京的那天，天蓝如洗，风和日丽，他的白发在阳光下闪现出晶莹的光彩，灿烂得如同他脸上抹不去的笑容。当时邹静没有来送行，她说身体不舒适，其实他心里清楚，这不过是托辞，主要还是怕离别时难舍难分感情上无法承受。是的，他们之间太相爱了，这种纯真的爱谁也替代不了。遗憾的是有情人难成眷属！他在心里说：“再见了，我亲爱的‘邹兄’！只要不死，相信我们还会见面！” 郑四海回到安徽老家，周小兰对他一肚子意见。她认为他出去做生意，不但没有挣到钱，反而把老本都搭进去，本来就困难的家庭就更加困难了。 她对郑四海说：“你要发财，你发财去好了，我不想连累你，我要和儿子们一起单过。” 周小兰这话，犹如青天霹雳，郑四海做梦也没有想到她会说出这种话：“我们是患难夫妻，过去衣服没有两件，裤子没有两条，吃了早上愁晚上，还要受压，你都没有说过这样的话，如今生活好多了，你为什么要说这样话？” 周小兰说：“过去再苦，大家天天在一起，有苦同吃，有难同担，有事情一起商量，现在你东奔西跑，根本不顾家，这叫我怎么忍受得了！……”说完她呜呜哭起来。 郑四海抱着她的头说：“对不起，我忽略了你的感受，我只想出去挣点钱，不料不但没有挣到钱，反而给家庭带来经济损失，而且让你受到了这么严重的委曲。这说明我根本不是做生意这块料，也说明我不是个好丈夫。你放心，今后我再不离开这个家了，保证以后老老实实在家搞书法，搞写作好不好？” 无论郑四海怎么说，周小兰就是不表态。为了缓和家庭矛盾，他决定召开一个家庭会议，因为儿子都长大了，他们有权利发表自己的看法。 家庭会议是在星期日召开的，因为公休日，大家都不上班，能够凑齐。 在会上，郑四海首先作了检讨，他说：“我做生意的动机，本来是想挣点钱回家，让大家生活过好点，不曾想，钱没有挣到，反而赔了老本，而且伤害了大家，特别是伤害了你们的母亲。你们提出来要单过，我想听听你们的意见。一切都怪我，怪我没有本事，和考虑不周。为此，我向大家真诚认错，希望你们对我不客气地提出批评，不要因为我是你们的父亲就不说……” 大儿子志强说：“爸爸，我不希望你再出去做生意挣钱，你也这么大年龄了，在外边万一有个三长两短的话，这叫我们怎么向我们家的亲朋好友交待呀！别人一定会骂我们做儿子的不孝。这个骂名我们可承受不起啊！爸爸，我代表我们兄弟几个向你保证，今后我们结婚不要你操心。有钱就娶老婆，没钱只怪我们没有本事，我们可以终生不娶。娶不到老婆绝不会怪你。爸爸，请你相信我们是不会打光棍的，因为我们都不是瘫子瞎子。你在外边做生意，其实是打工。不管挣到钱挣不到钱，都是好讲不好听，别人会说，养儿无用，某某人有好几儿子，老了还被儿子们逼出去打工。你让我们脸往那里搁！别的不再说了，今后家里钱不够用，我发的工资留下伙食费以外，可以全部拿回家。总之你不要再出去打工了！既然退休了，你就在家里安安分分地养老好了。难道你这辈子苦还没有吃够吗！” 二儿子天柱说：“我完全同意哥哥的意见。家里钱不够用，我虽然才上班工资不高，但是我除了留下伙食费以外，多余的钱也可以全部拿回家来。总之爸爸不能再出去打工了。” 三儿子天宝说：“我虽然还在上学，没有收入，还要家里负担，但我平时可以尽量省吃俭用，不该花的钱，坚决不花，保证不给家庭增加负担。爸爸，我希望你就踏踏实实地在家里度过晚年吧！” 三个儿子都发言了，郑四海把转向周小兰说：“老伴，儿子们都说了，你也说两句吧！” 周小兰撩撩前额头发说：“我原来说要单过这都是气话，你爸身体本来就不太好，只要他不出去打工，在家我可以好好照顾他，免得他在外边我们大家提心吊胆。吃苦我们大家都不怕，现在生活再苦，也比过去好多了。苦就苦点嘛！苦有什么关系？反正我们是苦惯了！钱又不是万能的，我总觉得全家在一起平平安安，比什么都好，比什么都幸福。” 最后，郑四海爬站起来笑嘻嘻地说：“我接受大家意见，今后再不出去打工了！没有别的事，现在现在我宣布，散会！” 散会之后，郑四海到楼下打开信箱，发现有封从遥远的新疆寄来的书信，拆开一看，是个陌生人的笔迹。信上写道：“郑伯伯：您好！首先让我自我介绍一下：我是鲍桂花的女儿，名叫孙晓玲。我们虽没有见过面，但您的大名我就知道了，因为我妈妈经常念叨您。我还知道我妈妈对您是一往深情，她曾多次想写信给您，但苦于不知道您的通信地址，最后没有寄出去…… 郑伯伯，您托人捎来的信我们收到了，感谢您还记得我妈妈。然而令人遗憾的是，您的信我妈妈没有见到，而且她是永远见不到了！因为她老人家已经不在人世了。 郑伯伯，希望您听到这个消息后，千万要节哀，万万不要过分悲痛，那样会把身体搞坏的，你身体好就是就对我妈妈最大的安慰。 告诉您，我妈妈的死，正如毛泽东给刘胡兰生后提詞那样：“生的伟大，死的光荣！”因为她老人家是为了自己的事业而牺牲的，所以相信您不但不会悲痛，相反会为她感到骄傲的。人生自古誰无死，只有为事业而死的人才会重如泰山。 事情经过是这样：1994年11月，乌鲁木齐市政府从全市各单位抽调一批医护人员，组织一个医疗队下乡为农民服务，当时我妈妈听到这个消息马上响应号召报名参加。组织上考虑到她的年龄偏大，不批准她去，可是她却说：“你们是不是认为我老了？是的，我的年龄是比别人大了点，然而我的心并未老，我的技术和经验也还没老呀！再说，我的身体还好，别人能干的事，我也能干，为什么不让我参加呢？”由于她再三要求，组织上拗她不过，最终还是批准了她的请求。 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就在汽车路过天山脚下时，因为地面积雪太厚，汽车轮胎打滑，再加上汽车刹车突然失灵，汽车掉进山沟里，结果是车毁人亡，和她一起牺牲的总共有11人。从此，我失去世界上最好的妈妈，您也失去了一个红颜知己……” 郑四海读完此信。感到天昏地暗，差一点晕过去。他觉得苍天瞎了眼，为什么偏偏要让好人寿短？孙晓玲这封来信，尽管说自己的母亲为公而死稳如泰山，劝他节哀，但还是给他带来了无限的悲痛。引发他对鲍桂花隐藏在心底里几十年的爱，全部倾泻出来了。他老泪纵横，把自己关在房间里大哭一场。他知道自己永远失去了一个红颜知己，今生今世再也见不到她了。他卧床不起，几天不吃不喝，这下可把老伴和孩子们都急坏了，一致要送他去医院，他坚决不肯去，他知道，什么药也治不了他的病，因为他清楚心病无良药……郑四海恐怕自己剩下的时间不会多了，他决定抓紧上帝给他剩下的时间，赶快对自己的后事向孩子们作些交待。 此时，他的心情像西天火烧苍穹一样，显示夕阳西下之时那种心犹不甘的辉煌。他想起老作家巴金说过的一段话：“人各有志，我的愿望绝非‘欢度晚年’，我只想把自己的全部感情、全部爱憎消耗干净，然后安心理得地离开人间。”郑四海觉得巴老的话非常有道理，他自己安慰自己，精神逐渐振作起来。 世事总是变幻莫测，想不到郑四海的身体又奇迹般地康复了。几十年来，他经历了风风雨雨，坎坎坷坷，九死一生，这次他又挺过来了。他感谢上帝的宽容，让他一次又一次大难不死。当他病稍有好转的时候，他就继续忙于学习书画，搞写作，忙忙碌碌，乐此不疲。他曾对人说，“我的一生，虽有不少缺点和错误，但我光明磊落，从来不说假话。没有骗过人，害过人，更没有做过对不起国家和人民的事情。因此我可以自豪地说，我对得起天，对得起地，对得起自己的良心。我的一生，虽没有做出什么辉煌业绩，但多少为国家、为人民也做了一点事情，所以我觉得自己到这个世界来，总算没有白走一趟”。郑四海就是郑四海，他又恢复往日的风采，现在，他又是神情矍铄，除了搞书画和文学创作之外，东奔西走，干着自己力所能及有益于社会的公益事情。他认为人活着就是要点事情，否则活着就没有意义了。他讲：“我现在是‘老牛已知夕阳短，不用扬鞭自奋蹄’”。 四十三、尾声 在去市老年大学的路上，郑四海听一位老同事说，原顺安煤矿书记任键生病卧床不起，为此他感慨万端，认为这就是报应。他想俗话说：“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他的报应日子已经到了，如果说这是上帝对他的惩罚，不如说他自己在惩罚自己。他是文化大革命造反派起家，他的秉性就是以害人、斗人为乐事，一旦他失去了害人、斗人的权利和快乐，他就会有种失落感。这种失落的情感，势必造成他郁郁寡欢，积火成疾。现在他得到的收获就是品尝害人、斗人的苦果——整天躺在床上“哎哟！哎哟！”不停地叫唤，等待他的将是死亡。老百姓有句说得好：“人在地上做，神在天在看”。这个“神”当然不是什么真实的神，要说它是真实的神，我以为它就是人民群众。如果说人死后真能上天堂或入地狱的话，他认为这个姓任的就应该打入十八层地狱，让他永世不能超生。如果说宇宙间根本就没有什么地狱的话，那就是将他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让他遗臭成年...... 时间过得真快，转眼已到2003年春节。春节期间，郑四海子孙后代为了庆祝父亲八十寿辰。五个聚集到一起，前头俩个儿子兵兵、毛毛、分别从大连、贵阳赶来。他们混得都还不错。兵兵从会计师岗位上退休，爱人是高级教师，女儿在美国哈佛大学读研。老二毛毛在一个工厂担任总工程师，爱人在海运公司搞人事工作，儿子在美国布朗大学读书。这边的老大天志在移动公司开汽车，儿子学的是学习汽车美容专业的，正准备开个汽车美容店。这边老二天柱在一个大公司担任财务总监，爱人在本审计局上班，女儿去年考上东南大学。这边三儿子天宝和老婆各办了一个小公司，衣食无忧，女儿今年考取了北京师范大学。 可以说，社会和谐稳定给郑四海一家带来了兴旺发达，因此他高兴极了。儿孙们高高举起酒杯，共同祝愿“老寿星健康长寿！”他频频回礼。即兴赋诗三首： 命 运 风筝如命面朝天 好坏全凭一线连 左右都随绳摆动 沉浮靠得线扯牵 迎风招展歌高唱 遇雨淋浇泪细涓 起伏人生犹似梦 欣逢盛世转童年 狂 言 手握巨椽笔 攀登广袤船 挥毫书万幅 舞墨稿千篇 书法留天下 文章传万年 优否不需问 自有人来研 寿 诞 外边一片好春光 屋内儿孙聚一堂 他祝老夫朝杖寿 吾祈国家万年长 炎黄子女梦如意 各族人民度小康 安定和谐望永久 夕阳花朵也芬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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