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 | 乞食者:一个时代和地域的人文关怀的真相 |
正文 | 乞食者:一个时代和地域的人文关怀的真相 前言:我刚开始写“乞讨者”,后来改为“乞食者”。因为我总想起70年代在乡村看到的为生存而乞、而无可选择食用各种混杂在一起的食物的悽惨的人。他们才是各个时代的乞讨者的形象代言人,才更及于乞讨的本义和乞讨者的本意。这个本义和本意更加具有对于社会和人性的质问的含义。 一 十几年前,我在美国一个中等的城市参观学习,见到一群街头的年青人,他们在草地和木质的长凳上十分快乐地打滚玩耍,我被他们的情绪感染,同时因为很想拍一张自己与美国小伙(那时我也是小伙)亲密接触的照片给儿子看,于是就招呼着与他们拥簇在长木凳上照相,结果给在美国的中国的接待我们的朋友看到了,连连责怨。这个负责任的朋友十分急切地告诫我,这是一群要饭的。我这才开始注意到他们与旁人确实有些不同。他们好象没有牵挂、甚至单纯,衣服是有些不干净,但其实很体面,又似乎与周围的人没有什么不同。他们的眼神、面容充满平等、自在和本份。 我正奇怪他们为什么没有乞讨的样子。接待的朋友解释说,他们有政府的失业金,数目不低,维持生活没有问题,非不得以不会出手,也不用出手。 接着,在教堂,我看到教堂外面放着一些食物,样式有六七种,外面一些流浪者三三两两地前来食用,神情自若,似理所当然,有的还一起参加了教堂的活动。当教堂的唱诗团的合唱响起,一种浓浓的仪式感充满了各个角落,和着和谐的灯光和人们安祥的神色,让人觉得世界的美好和宗教的现实。 后来,我们到了夏威夷,见街头有几个人,全身涂成铜色,一动不动。人们总说举手之劳,但如果我们自己试试,举手,不动,不到两分钟就受不了啦。就这样,他们面前放个同样涂成铜色的牛仔帽,可以让过往的人们放进一些钱。如果见有围观者,他们就调皮地转动着手里的古铜色的“手枪”,并指指毡帽,围观的人就或是识趣地给一些零钱,或是不识趣地走开了。 听说有一个著名的女演员有一段时间在美国,也试过穿着用报纸等环保材料做成的短裙站立在街头做街头艺术家,据说同时做羽毛球陪练,渡过了最为艰难的日子。 这让我想起了最近的一段微信:有一个中国人,出国,看一个沿街卖艺的本地人可怜,就劝他不要干,找一个正当体面的职业。结果,艺人大诧:我,这不是正当的职业?不体面? 是的。在前些年,在看到希腊人成群结队在街头接受政府和一些机构的食物救济的时候,我沉思着:这个西方文明发祥地、前不久北京奥运会火炬之圣女取火地、中国无数人向往的爱琴海所在地、出过与孔子同时代的西方圣人之圣地,人们露宿街头手端西式之现代化的乞食碗,是何等悲壮,又惊叹世事之沧桑、弄人。但后来,香港中文大学的一名老师告诉我,街头这些人的收入并不低。――这让我一时不知如何理性地对待西方的这些事、这些人。难道是:替今人担忧,替西人担忧?难道一如“替古人担忧”之多余而不必? 写本文时,我还想起在越南亲自遇到的事: 2000年,我们一到越南,就用人民币换越南盾,以备在写着汉字的很多名胜成群出现的用汉语讨要的乞讨者之需。但给400越南盾(在越南可以在街头买一碗米粉),他们都不满意,经常因此而继续追着我们,场面不堪。有一次,我和一位朋友在河内中心的一条石凳上等去购买纪念品的同伴,刚坐下,一下上来几个小孩,要跟我们擦鞋,并讲好价钱,但擦好后,这群小孩说原来的价钱是每个小孩、每只鞋子的单价,这样,加上语言不通,我们急忙请来附近的警察,警察的处理是:给每个小孩钱,但讲好的单价算一双的价钱!这让我们不解,但也没有办法,也不想计较,因为总共加起来也不多钱,可以接受。只是心中不快,又在异国他乡,难免感慨。 二 家住广州。北上广的广。 去年,《读者》有一篇文章:《择一城终老》。里面讲,有一个城市,晚上,不管多晚,不管在什么地方,你下楼几分钟就可以见到便利店,可以吃上热呼呼的宵夜。文章说,这就是广州。这让我觉得这样来感知一个城市真的好。 我的家,就在这座老城的老城区――东山口的地铁站上,所以一家人就总在地铁口里出入。地铁口有个特别的地方,就是各式的乞讨者总在这里集中。这个世界性通用的情景,让人觉得,现代化也好,时尚也好,总是与现实和艰辛行走在同一个时空的隧道里。 一天,拉着儿子的手急匆匆往地铁站里赶,孩子偶然说起:与其中一个乞讨者很熟。还讲,第一次见到这个人觉得很可怜,就给了钱,心里也有一种因为善良而生起的喜悦,但后来总见到他,就不知道怎么应对。有一次,不经意很近距离地见到这名乞讨的人,那人的眼光很有些期待,他在急忙中一下子给了一张大面额的,后来细想心里却有一些不安和悔意。 我当时就开导孩子:你看一场电影,要好几十元,才高兴一两个钟,可见高兴是有价钱的。当时给了就给了,再不高兴,就等于又付出了,又亏了。孩子说,有理,比他们的老师晓之以“理”好,比同学不靠谱的劝说好。 三 其实,怎样对待乞讨者,这对大人何曾不是考验。 同样在东山口。20年前。那时还没有地铁,现在的高架桥下有一个很高的坡。坡顶上有一个老汉,黝黑干瘦,坐在地上,专为来往的行人修单车。我上下班遇到单车有什么小问题都会光顾他。但时常跟他还价。还什么价他都说好。后来发现他的配件都是旧的。所以他很忙。有人来修车时他修车,没人来修车时他就在修复旧的配件。整整十年。后来看样子有70多岁了,他便不再修车,只摆些旧的配件如车铃一类的东西卖。还是坐在地上,露天,面前摆一个之前用来试验车胎是否漏气的满是油污的已经凹凸斑驳的小铁盆。因为汽车越来越多,他占用的地方就在两个方向的车道之间,上下班时间,就时常淹没在车流之中。再后来,老汉更老了,修不动了也卖不动了,就在原来的地方,就地放着那个小黑盆,盆里放着少许的零钱,人坐在地上,脸上的表情与10多年前一样,不喜也不忧,有一些坚强,也看不出有什么委屈和怨气,那样子似坐在自家的庭院前,看人来人往。 第一次看到这个情景,我十分自责:为什么之前每次都要跟他还价? 眼前这个黑瘦的老汉,其实不是在修车啊。10多年来,他无声地坚持着,只是想最后的情景晚一点到来。10多年来,他既没有本钱租来一个体面的地方,没有本钱买新的配件,但一直努力地坚持,尽力维持生计和作为活人的体面,到最后不得以才乞讨,所以他一脸的安静平和。 四 这也让我想起少年时在闽粤之交的大埕镇所看的乞讨者。 那是70年代,是真正的乞食。我小时印象最深的是,有几个河南人,一家三口,老的有四五十岁,小的十几岁,女孩,三人都是乌黑打扮,但面相方圆,象命书里好命人的样子。这一家子就住在我们村头的古庙里,说是做水灾了,家里还有老母,没办法才出来。我小时候喜欢在古庙里玩,又时常见到乞讨者住在里面,所以会经常与他们说话并观察他们的生活。这一家人经常夸我们这里的小孩普通话讲得好,村里的景色好风水好,有山有水有海,天气好。他们说话的样子,好象他们就是村里人远方的客人。他们还经常在村头古庙外的大榕树下与村里人聊天,每天早上女主人也和村里的妇人一起在村里的小河边洗衣服,只是隔着远一点而已。 但现在想起来,他们求乞的情景悲壮。 一般是在村里人吃饭的时候,老的两口子出去,男的走在前面,手里端着一个大号的搪瓷盆子,来到正在吃饭的人家门口,躬着身子,很少说话,静静的等着村人的反应。 那时候,村里人自身也不宽裕,很多人每年在青黄不接时还要吃政府的救济粮或靠家里侨居在外国的亲人的帮助才能过日子。这样的情况就使讨来的饭十分复杂。 基本都是稀饭。有的很稀,几乎没有米粒。有的是隔了夜的,甚至是已经馊了再加热的。给这样的饭不是对乞食人不好,而是村里很多人因为粮食少舍不得倒给牲口吃,自己也经常吃这样的稀饭。有的人给的是番薯扁豆之类的杂粮。村里人过年过节时才吃肉,很多人家一年到头不用买菜,就着自家腌的萝卜干、酸菜、咸海贝过日子。所以,乞讨者很少要到肉和菜。乞讨者每餐要来的饭,都装在一个盆里。盆子里各式混杂的食物,在乞讨者回到古庙后很快就用几个小一点的样式不一的盆子分着吃了起来。 这是真正的要饭,真正的乞食。他们为了生存而低头食用真正的百家饭的情景,回想起来真让人感到人活着有时是多么卑微、不堪。 五 后来,村里人的日子慢慢地好起来,古庙里的乞讨者却少了,乞讨者的要求和方式也变了。一开始是,他们不要饭了,而是要米要钱。而且,与之前挨家挨户讨要不同,慢慢地开始挑着人家要,比如家里来了侨居国外的番客的,办喜事的。 乞讨的花样也多起来。有的一挨人家的门口就给有人家祈福,说好话。村里人讨个吉利就给了。 有的乞讨者会唱戏。这些人比较有心计。一般是一挨门口就唱。刚开始唱的是五女拜寿、一门三进士一类的好唱段,如果主人没有表示,慢慢地,就越唱越不好了,甚至会唱柴房会一类的鬼戏唱段,让主人十分难堪。 再后来,乡村里就很少有乞讨的人了。 六 乞讨的人来到城镇,也不再讨饭,而是直接讨钱,有时还会听说有一些职业的乞讨者。 情况有时比较复杂。有一次,我见到一名中年的盲人,他在地道里一边大声地放着佛经,一边涨红着脸朝不远处用小提琴拉着化蝶曲子的买艺的中年男子大骂。买艺男子也把音箱的音量调得很大,虽然没有应话,但神色里充满不屑和胜算。地道里满是匆匆的行人,管理人员无奈地站在远方。这是市井底层的日常性写实。 原来,他们是为了争地铁的出口位。入口处人们行色匆匆不会搭理人,出口处好。盲人看不见但听得见。他一放佛乐,整个地道充满慈悲。有时他也唱一些经典的老情歌。好象盲人天生是音乐天才,他的确唱得很好。以致于人们在看不见他的地道拐弯处就和着他的歌声唱。但一见到是与一名乞讨的盲人合唱时,人们就有几分不自在,即刻收住声音和情绪,甚至要用一段夸张的小跑逃离“现场”。拉小提琴的中年男子当然更加体面自在。有一次,我看到他放下手艺与一名少妇聊天,他讲他在农村,二十几岁才见到小提琴,后来迷上了并以此为生。他在海南十年,但他认为海南旅客多,旅客不会理会手艺人,当地人又比外地人少,他拉的曲子人们都不知名,不象广州,远远地,人们就听着站住了,还大多能说上曲名,所以他不走了。说话间,还有人来问跟他学习要多少钱,他礼貌地说慢慢谈。 但此时,他显然把自己放在与盲人同等的高度对峙。 此情景,也使城里人应对乞讨者就与70年代在乡村时大不相同了。 不久前,看一篇文摘讲,张五常先生每次见到乞讨者都给100元。有人说太大方了,先生讲一年见不到100个,就几千元的事。有人说,你这样会被乞讨者骗了。张先生的话就太直了。他说:“命好谁干这个,你骗我一下我也给。”看来这个有着诸多诺贝尔奖同事、受美国教育多年的经济学家太惯于宏观思维,而对于常人如何应对琐碎事项的微观经济生活却是无暇研究的。 好在孩子的话引起我的一些思考和总结。 我的一般做法是,确实可怜的一定要给,比如病残老弱幼或在医院外见到的;特定情景一般都给,比如在寺庙教堂外见到的;有唱有表演而我又围着观看了的,一般都给。 因为,大家都不容易。给了就给了,这样做,乞讨者安生,给予者安心,也算是对社会安宁美好的祈祝。 结束语:前天,看到一张图,一个收破烂(叫废品科学一点)的中年汉子,在三轮车后挡板上写着:我们不是“五乱”! 又听说,很多城市对乞讨的人不再简单地收容,驱赶。 这很好。真的很好! 毕竟:他们也是人,社会应当关怀。当然也应当有序地管理。关怀加管理,会成为后世的教科书,记之历历,后来者继起。继起复继起,就是历史,就是永恒。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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