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标题 | 野天鹅（threedaughtersofchina）(64) |
| 正文 | （承上） to my grandmother and my father who did not live to see this book---jungchang jungchang作品 归田园居翻译 21 “雪中送炭”----我的兄弟姐妹和我的朋友（1967---1968） 贯穿整个1967年和1968年，在毛泽东竭力建立他的个人权利体系的时候，他让他的像我父母这样的受害者保持一种不确定和受难的状态。“人”的痛苦跟毛泽东无关。人民存在的价值仅仅在于帮助他实现他的战略计划。但是，他的目的不是种族灭绝，我的家庭，像很多受害者的家庭一样，没有被刻意的饿起来。我父母每月都照样领到他们的工资。尽管有这样的事实存在：他们不光没有干工作，他们还被批斗，被折磨。大院的主餐厅还像往常一样运转着，让造反派吃饱了能够继续从事他们的“革命，”我们，像很多其他走资派的家庭一样，也有饭吃。我们，就像城市里的每一个人一样，从国家那里领到同样的口粮。 为了革命，大部分城市人口被置于“暂停”状态。毛泽东要人们去战斗，但是，也要人们活着。他保护特别能干的总理，周恩来，这样，他就可以保持经济运转。他知道，他还需要另一名头等的管理者作为储备，以防备有什么事情发生在周身上，所以，他让邓小平处在一种相当安全的状态之中。这个国家是不能彻底瘫痪的。 但是，随着革命的进展，经济的绝大部分已陷于瘫痪。城市人口增长了几千万，但是，实际上，住房和其他服务设施却没有在城镇里建立起来。几乎每一样东西，从盐，牙膏，手纸，到每一种食物和衣物，或者是定量分配的，或者干脆彻底消失了。在成都，有一年的时间，都没有糖，六个月过去了，也没有见到一块肥皂。 从1966年六月起，学校教育也不复存在了。教师或者被批斗，或者，他们自己也在组织自己的造反派组织。没有学校就意味着没有控制。但是，我们的自由又有什么寄托呢？实际上，我们没有书，没有音乐，没有电影，没有剧院，没有博物馆 ，没有茶馆，几乎没有能让我们保持充实的方式方法---除去纸牌。纸牌，尽管没有官方批准，却悄悄地回到人们的生活当中。不像大多数的革命，在毛泽东的革命里面，人们无事可做。当然了，“做一名红卫兵”成了很多年轻人的全职工作，他们释放自己能量，释放自己的挫败情绪的仅有的途径就是暴力的批斗会，就是彼此之间肢体的和口头的战斗。 加入红卫兵不是强制的行为。随着党的体系的解体，对个体的控制松散下来，大多数人口都没有人管，放任自流。很多人就是闲在家里面，有一个结果就是，打架事件爆炸一样地发生。粗暴的脾气代替了文革前那些日子里的良好服务和礼貌举止。看见人们吵架成为非常普通的事情。在大街上吵，跟商店售货员吵，跟公交车售票员吵，跟路过的行人吵。另一个结果就是，因为没人负责生育控制，所以出现了一个生育高潮。在文化革命期间，人口增长了两个亿。 在1966年底的时候，我的十几岁的兄弟姐妹和我一起决定，我们都当够了红卫兵。生在被谴责的家庭里的孩子被认为应该把他们自己和他们的父母“划清界限，”很多孩子都这样做了。国家主席刘少奇的一个女儿写大字报“揭发”她的父亲。我认识一些孩子，他们改了名字，以证明他们在抛弃他们的父亲。还有一些孩子，在他们的父母被拘留期间，不去看望他们，还有一些孩子，他们甚至参加批斗会，批斗他们自己的父母。 有一次，我母亲正处在和我父亲离婚的巨大压力之下，她问我们，我们是怎么想的。站在他一边意味着我们会变“黑”；我们都看到过这类人所受到的歧视和折磨。但是，我们说，我们坚持站在他一边，不管后果会是什么。我母亲说，她很高兴，她为我们而感到骄傲。对遭受苦难的父母的同情，对他们的尊严和勇气的敬仰 ，对折磨他们的人的厌恶，让我们更加忠诚我们的父母。我们逐渐感觉到，我们达到了一个新的对我们父母敬仰，热爱的高度。 我们很快长大起来，我们彼此之间没有竞争，没有争吵，没有怨恨，没有十几岁孩子通常会有的问题---或者快乐。文化革命用它的陷阱毁掉了我们平常该有的青春期，在我们还是十几岁孩子的时候，就把我们直接抛进了理智的成年人的世界。 在十四岁的时候，我对我父母的爱是非常强烈的。这种爱，若是在平常的情况下，是不会存在的。我的生活完全围绕他们运转。无论什么时候他们能够短暂地呆在家里的时候，我就会观察他们的心情，陪伴他们，让他们高兴。当他们被拘留的时候，我就会不断地去找造反派，看他们鄙夷的神色，要求看望我父亲或我母亲。有的时候，我会被允许坐下来和我父亲或我母亲谈几分钟话 ，当着看守的面，我会告诉他们我是多么地爱他们。在四川省政府和成都东城区先前的员工当中，我变得非常出名，我也激怒了折磨我父母的人，他们恨我，因为我从未表现出我害怕他们的表情。有一次，邵夫人吼叫说，我“看透”了她。恼怒令他们创造出对我的指控，在一张大字报上，他们写道，红色成都给我父亲治疗，是因为我用身体勾引了勇。 除了和我父母在一起之外，我就和朋友在一起，我们都有大把的闲暇时间，我把 大部分时间都花在了和朋友相处上。1966年12月，我从北京回来之后，我和圆圆，青青一起去位于成都郊外的飞机维修工厂呆了一个月。青青是圆圆的一个朋友。我们需要给自己找点事干，我们能干的最重要的事情，按照毛泽东的说法，就是去工厂鼓动起反对走资派的造反行动。就毛泽东的嗜好来说，动乱在工业方面推进得太缓慢了。 我们三个鼓动起来的唯一行动就是吸引了工厂篮球队小伙子们的注意，工厂篮球队早就已经不活动了。我们一起花好多时间在乡村路上散步，享受晚风送来的初开的豆花的芳香。但是，不久，当我父母的苦难加重的时候，我回到家里，把毛主席的命令，把参加文化革命统统都抛到了脑后。 我与圆圆，青青，和篮球队员的友谊在继续着。加入我们朋友圈儿的还有我姐姐小鸿和我们学校的其他几个女孩。他们都比我大。我们经常在我们当中的这家或那家聚会，一呆就是一整天，经常还会呆一整夜，就是呆着，没有其他事情可做。 我们会没完没了的讨论，哪个篮球队员迷上了哪个女孩。篮球队的队长，一个漂亮的十九岁的叫凯的男孩，是我们推测的中心。女孩们在纳闷，他是更喜欢我呢，还是更喜欢青青。他不爱说话，很内向，青青对他很热心。每次我们要去看他的时候，她都会精心的清洗和梳理她的披肩长发，仔细的熨烫和整理衣服，让衣服看上去更有型，她甚至还扑粉，抹口红，描眉毛 。我们都温柔地逗她玩儿。 我也被凯吸引了。每当我想到凯的时候，我都会感到我的心在跳。在梦里，我会看见他的脸，我会醒来，感觉非常潮热。每当我感到害怕和担心的时候，我经常会小声嘟囔他的名字，在心里对他说话。但是，我从来没有向他，或者向我的朋友，或者甚至向我自己明确的透露过任何心事。我只是胆怯地迷恋着他。我父母的境况主宰了我的生活，主宰了我理智的思想。任何企图沉溺于自己的事情的想法会被看做不忠而立马儿被镇压下去。文化革命剥夺了我，或者为我省下了一个普通女孩该有的那些东西，使小性儿，吵嘴，和男朋友。 但是，我并非没有虚荣心。我在裤子的膝盖和屁股蛋儿上缝上了大块的蜡染的抽象图案的补丁，补丁都退了色，退成了浅灰色。一看到补丁，我的朋友就会嘲笑我。我姥姥很震惊，她抱怨说，“没有其他的女孩像你这样穿。” 但是，我坚持这样穿，我没有试图让自己看上去很美丽，我只是让自己看上去与众不同。 一天，我的一个朋友告诉我，她的父母，两人都是著名演员，因为不能忍受批斗的痛苦，刚刚自杀了。之后不久，又有消息传来，另一个女孩的哥哥自我了断了，他是北京航空学院的大学生。他和他的一些同学被指控企图组织反对毛泽东的党。当警察来逮捕他的时候，他从三楼窗户跳了出去。他的一些同伙被正法了，另一些人被判处终身监禁。这些是对企图组织反对党派的最普通的刑罚，组织反对党这样的事情很少发生。诸如此类的悲剧是我们日常生活的一个组成部分。 圆圆，青青，还有其它一些人的家人没有挨打。他们依然是我的朋友。他们没有受到迫害我父母的人的侵扰，迫害者还不能将他们的权力伸张到那个程度 。但是，因为不随波逐流，他们依然会碰到危险。我的朋友就像亿万普通中国人一样，他们秉承着神圣的，传统的关于忠诚的中国密码---“雪中送炭。” 我的朋友帮助我度过了文化革命最艰难的岁月。 他们也给了我很多实际的帮助。快到1967年年底的时候，红色成都开始进攻我们大院，大院被8月26控制着，我们的公寓楼变成了堡垒。我们被命令从我们公寓楼搬到隔壁的公寓楼，从我们原来的三层搬到了一层。 当时，我父母还在被拘留着。我父亲的部，要是平时，会照料搬迁这类事情的，但是，现在，他们只是给我们下达了离开的命令。因为没有搬家公司，要是没有我们的朋友的帮助，我们家最终就会连一张床也没有。而且，我们只搬最重要的家具，把像我父亲的笨重书柜这类的东西留在了原地。我们抬不动这些东西，更不用说，我们得走几段楼梯把他们弄下来。 我们的新宿舍在一个公寓里，公寓已经被另一个走资派家庭占上了，现在，他们被命令腾出一半来。整个大院都像这样被重组，这样，顶楼就可以被当成指挥的岗位来使用了。我姐姐和我同住一个房间。我们把朝向后花园的窗户永远地关闭。后花园现在已经废弃了。因为，窗户一打开，一股恶臭就会涌进房间，臭味是从外面的楼区污水管道冒出来的。夜里，我们听见命令投降的叫喊声，叫喊声是从大院院墙外面传过来的，还听到断断续续的枪声。一天夜里，我被玻璃碎裂的声音惊醒：一颗子弹穿过窗户打到对面的墙上，子弹嵌在了墙里。很奇怪，我一点儿也不感到害怕。在经历了那么多恐怖之后，对我来说，子弹已经失去了它的效用。 为了让自己充实，我开始写古典格式的诗歌。第一首我感觉满意的诗是在十六岁生日那天写的，那天是1968年3月25号，那天没有生日庆贺，我父母都被拘留着。那天晚上，当我躺在床上，听着枪声，听着造反派的大喇叭咆哮出令人不寒而栗的抨击别人的声音的时候，我达到了一个转折点。我总是被告知，而且我也相信，我生活在社会主义中国是生活在天堂里，而资本主义世界是地狱。现在，我问自己：如果这也是天堂，那么什么才算是地狱。我决定，我要自己看看，是否还真的有一个地方比这里更加充满痛苦。这是第一次，我清醒地愤恨我生活下的这个国家，并且渴望有一个变化。 而且，我下意识地避开毛泽东。自从我是一个小孩的时候起，他就是我生活的一部分。他是偶像，是神，是魂灵。我生活的目标是以他的名字来规划的。要是几年之前，我会很高兴地为他而死。尽管，在我的内心，他的魔力已经消失了，但是，他依然很神圣，不容置疑。即使现在，我也没有向他挑战。 就是在这样的心境之下，我创作我的诗歌。我写，我的被灌输的童真的过去已经死了，就像旋风将已经死掉的叶子从树上刮落，刮到一个有去无归的世界里面 。在新的世界里，在不知道该思想什么，该怎样思想的情况下，我描述我的困惑 。这是一首叙述在黑暗中摸索，探寻的诗歌。 我把这首诗写下来，我正躺在床上，在心里读这首诗 ，这时，我听到砰砰的敲门声。从声音来判断，我知道，这又是一次抄家。邵夫人的造反派已经对我们的公寓抄过几次家了。他们抄走了“资产阶级的奢华东西，”例如我姥姥的雅致衣服，这些衣服是在共产党统治之前就有的。还有我母亲的皮草嵌边的满洲里大衣，还有我父亲的套装---尽管套装是毛泽东式样的服装。他们甚至没收了我的毛裤。他们不断地跑回来试图找到反对我父亲的“证据。”我已经习惯了我们的宿舍被翻得底朝天。 我被焦虑折磨着，要是他们发现了我的诗，情况会怎样。当我父亲刚一开始遭到攻击的时候，他就要求我母亲烧掉他的诗；他知道，书写，任何书写出来的东西是怎样地被歪曲用来反对他的作者的。但是，我母亲却不能令自己毁掉所有这些诗。她留下了几首他为她写的诗。这几首诗的代价就是他在几次批斗会上忍受野蛮批斗。 在一首诗中，我父亲奚落自己没能登上高山的顶峰去欣赏景色。邵夫人和她的同志指控他，“痛惜他的篡夺中国最高领导权的野心受挫。” 在另一首诗里，他描写了在夜晚工作的情景： 夜愈黑，灯就愈白， 我的钢笔跑着去见黎明。 造反派声称，他在把社会主义中国暗喻成“黑夜，” 他在用他的钢笔工作来迎接一个“白色的黎明”---国民党复辟（白色是反革命的颜色）。在那些日子里，这样的滑稽解释被强加在某个人的作品上是非常普通的事情。毛泽东是一个古典诗歌的爱好者，他认为这种文字狱的令人生畏的规矩是不能改变的。写诗成了高危的职业。 当砸门声一响起来的时候，我就迅速跑进了卫生间，在我姥姥应答邵夫人和她那伙人的时候，我锁上了门。我的双手在发抖。我把诗撕成细小的纸片，把纸片投进马桶中，冲了马桶。我在地上仔细寻找，看看地上还有没有掉落的纸片。但是，第一次，纸片并没有完全消失。我只好等，然后再冲一遍。到这会儿的时候，造反派已经在砸卫生间的门了，他们厉声命令我立马儿出来。我没有回答他们。 那天夜里，我的兄弟金明也被吓得够呛。自从文化革命开始以来，他就频繁的去一个黑市，这个黑市主要买卖书籍。中国人的商业本能是那么的强，以至于，黑市，这个毛泽东最讨厌的东西在文化革命莫大的压力之下却始终存在。 在成都市中心，在购物大街的中段，有一座孙中山的铜雕像，孙中山领导了1911年的共和革命，共和革命推翻了2000年的帝国统治。在共产党统治之前，雕像就已经树立起来。毛泽东对他之前的革命领导人都尤其不感兴趣，这当中也包括孙中山。但是，声明继承他的传统是政治的要求，所以，铜像被允许立在那里，铜像四周的地块变成了一块苗圃。当文化革命爆发的时候，红卫兵攻击孙中山的徽章，直到周恩来下令强迫红卫兵保护孙中山的徽章和铜像。铜像保护下来了，但是，苗圃被作为“资产阶级腐朽玩意”而被荒废了。当红卫兵开始抄人们的家，烧他们的书的时候，一小伙人开始聚集到这块荒废的土地上，他们在这里交易，买卖这些逃过篝火的书籍。在这儿，什么样的人都可以见到：红卫兵；他们要把他们没收来的书换成现金。失败的企业家；他们是嗅着钱的味道过来的。学者；他们不想让他们的书被烧掉，但是又害怕收藏他们。还有爱书的人。交易的书都是在文化革命之前共产党国家正式出版或批准的书籍。除了中国经典之外，这些书籍还包括shakespeare,dickens,byron,shelley,shaw,thackeray,tolstoy,dostoyevsky,turgenev,chekhov,ibsen,balzac,maupassant,flaubert,dumas,zola,还有很多其他的世界经典著作。甚至conan doyles sherlock holmes,他是中国读者最喜欢的伟大作家。 金明每天都去这个黒市，他的启动资金就来自书，他是从回收废纸的商店得到这些书的，被吓坏了的居民把他们收藏的书当做废纸来卖。金明和商店售货员亲切攀谈，从他那里买到很多书，他再把这些书以高出原价很多的价格卖掉。然后，他又在黑市上买更多的书，读这些书，卖这些书，再买更多的书。 从文化革命开始到1968年底这段时间，至少有一千本书从他的手上流过。他以一天一两本书的速度阅读。每次他只敢保存十本左右的书籍，而且得把他们仔细藏好。他的一个藏书的地方是在大院的一个水塔下面，直到有一天，水塔跑水毁掉了他藏的一堆他最喜欢的书，包括杰克伦敦的the call of the wild。他把一些书藏在家里，藏在床垫底下和我们的库房的角落里。在抄家的那天晚上，他把le rouge et le noir藏在了床底下。但是，就像平时那样，他已经把书的封皮撕下来了，换上了毛泽东选集的封皮，邵夫人和他的同志没有检查那本书。 金明也买卖其他的黑市货物。他对理科的热情一点儿也没有减弱。在那个时候，成都黑市上交易的有关科学的货物就是半导体收音机的零件，半导体收音机工业是得到支持的，因为收音机“传播毛主席的话。”金明买了零件，自己攒了收音机，他把收音机卖掉，卖了好价钱。为了他的真正的目的，他买了更多的零件，试验各种物理理论，之前，这些理论一直都萦绕在他的心头。 为了给他的试验弄到钱，他甚至买卖毛主席像章。很多工厂已经停止了正常生产来生产铝质的有毛主席头像在上面的像章。对任何东西的收藏，包括邮票，画，都是被作为“资产阶级习气”而遭到禁止的，所以人们收藏的本能就转向了这个被许可的物件---尽管他们只能进行秘密的交易。金明发了一笔小财。伟大的舵手几乎不知道，他的头像也变成了一件可以进行资本投资的财产，资本投资正是他花大力气要消灭的活动。 不断地会有取缔的行动。经常地，一卡车的造反派赶到，封闭街道，把任何看上去可疑的人都抓起来。有时候，他们会派奸细过来，奸细装作在四处溜达。然后，一声哨子吹响了，他们就会突然冲向正在交易的人，那些被抓的人的东西被没收了。他们通常还会挨打。最常见的一项惩罚就是“放血”---用刀子捅他们的屁股。一些人被用刑了，所有人都受到恐吓，要是他们不停止黑市交易的话，他们就会受到双倍的惩罚。但是，大多数人又回来了，一次又一次地回来。(待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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