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标题 | 野天鹅（threedaughtersofchina）(43) |
| 正文 | （承上） to my grandmother and my father who did not live to see this book---jungchang jungchang作品 归田园居翻译 一天，我听见我父亲对我母亲说起他的一个同事说了恭维我母亲的话，这位同事的妻子有着美人的名声。“咱们两人都很幸运，有着这么出色的妻子，”他对我父亲说。“回头看看：他们胜过任何其他人。”我父亲眉开眼笑，他掩饰着高兴的心情，又看了一眼那个场景，“我当然高兴啦，”他说，“但是，我真地这样想，你怎能拿你妻子和我妻子比，我妻子属于她自己那个档次。” 一次，我父亲外出观光旅游，全国所有省份的公共事务部部长都参加了这次观光旅游，旅游期为三周，这次旅游将游遍全国。在我父亲的整个职业生涯中，像这样的旅游也仅仅就这一次，这被认为是一次特别的招待，旅游团一路上享受着vip级别的接待，摄影师和他们一起旅行，记录着他们的行程。但是，我父亲安不下心来，到第三周开始的时候，当时旅行已到上海，他忒想家了，他说，他觉着不舒服，就飞回了成都。打这之后，我母亲就叫他“愚蠢的老东西。”“你的家飞不走，我也跑不了，至少这周跑不了，你错过了一个多好的玩的机会呀。”我总是有这样的感觉，当她这样说的时候，她对我父亲的“愚蠢的恋家行为”真的感到相当高兴。 在和他们的孩子的关系上，我父母似乎更关心两件事。一个是我们的学业教育。不管他们对自己的工作多上心，他们都总是陪着我们做家庭作业。他们一直和我们的老师保持联系。在我们的头脑里确立了这样的概念，我们的人生目标是取得优秀的学术成绩。饥馑之后，他们参与我们的学业就更多了，当他们有更多的时间时，大多数晚上，他们轮班给我们补课。 我母亲是我们的数学老师，我父亲在汉语和文学方面折磨我们。这些晚上对我们来说是庄严的时刻，当我们被准许读我父亲书房里的书时，在翻动书页之前，我们得先洗手。这些书从地板摞到天花板，有的是硬皮的书，有的是线装的中国经典著作。我们读鲁迅的书，鲁迅是伟大的中国现代作家。我们还读在中国诗歌黄金时期创作出来的诗，这些诗即使是对成年人来说也是相当难的。 能与我父母对我们学业的关注相比的就只有他们对我们的道德教育了。我父亲想让我们长大后成为有荣誉、守原则的市民。这是他的信仰，是共产党革命的所有内容。按照中国传统，他给我的每个兄弟都起了名字，名字寄托着他的愿望：直，意思是“诚实，”是给金明起的；普，意思是“不装腔作势，”是给小黑起的；还有方，意思是“廉洁，”这是小方名字的一部分。我父亲相信，这些都是优秀的品质，是旧中国一直缺少的，也是共产党所要恢复的。特别是腐败削弱了旧的中国。有一次，他训斥了金明，金明用一张纸跌了一个纸飞机，那张纸上有我父亲那个部名称的信头。要是我们什么时候想用家里的电话，我们必须得得到他的同意。因为他的工作涵盖着媒体，公家给他定了很多报纸和期刊。他鼓励我们阅读报纸和期刊，但是不许我们把报纸期刊带出书房。月底的时候，他会把报纸期刊带回他的公共事务部。因为旧报纸期刊可以卖掉回收利用。我度过了很多无聊的周日，帮助他查验，确保没有一分报纸期刊遗失。 我父亲对我们总是非常严，严厉总是他和我姥姥之间、他和我们之间关系紧张的原因。1965年，柬埔寨西哈努克亲王的一个女儿来到成都，成都将有一场芭蕾舞表演，这是一件很轰动的新鲜事，芭蕾舞已经很久不在社会上演出了。我急着要去看芭蕾。因为工作的原因，我父亲得到赠票，是最好的，也是所有新上演的剧目的票，他经常带上我去看演出。这次，因为某种原因，他不能去。他给了我一张票，但是，他说，我得和什么人把票换了，换到后排的座位上，这样我就不会坐在最好的座位上了。 那天晚上，我站在剧场的门口，手里攥着我的票。同时，观众涌进剧场，实际上，他们拿的都是赠票，赠票是按照级别来发放的。一刻钟的时间过去了，我还站在门口。我忒窘迫了，不敢要求任何人和我换票。最终，进剧场的人流变得稀稀拉拉了；演出就要开始了。我都要掉眼泪了，我盼望着要是有一个别样的爸爸该多好呀。恰在这时，我看见一个来自我父亲部的低级官员。我鼓起勇气，从后面拽住他上衣的衣角。他微笑着，立刻同意让我换他的座位，他的座位正好在后面。他一点也不好奇。我父亲对他的孩子要求严格在我们大院是一个传奇。 1965年，为迎接中国新年，为学校教师组织了一场特别的演出。这次，我父亲和我一起去看演出。但是，他不让我和他坐在一起，他把我的票换到最后一排。他说，对我来说，坐在老师的前面是不合适的。我几乎看不见舞台，并且感到很痛苦。之后，我从老师那里听说，他们得多么欣赏我父亲的体贴。在看到其他高官的孩子懒洋洋地坐在前排座椅时，他们很厌烦，他们认为这些孩子的做派很是无礼。 中国历史上，始终有这样一个传统，官员的孩子非常傲慢，滥用他们的特权。这引起了普遍的怨愤。有一次，大院里一个新来的警卫没有认出住在这儿的一个十几岁的女孩，他拒绝让她进来。她朝他嘶叫，并用书包打他。一些孩子以粗鲁蛮横的语气对厨师，司机，和其他服务人员讲话。他们直呼他们的名字，在中国，一个年轻人是绝对不应该这样做的----这是极端的无礼行为。我永远也忘不了我们食堂一个厨师眼睛里的痛苦表情。当时，我父亲一个同事的儿子把一些饭菜端回来，他说饭菜不好吃，并且大声叫喊他的名字。厨师很受伤害，但是没有说什么。他不想惹男孩爸爸不高兴。一些父母对他们孩子的这种行为没有任何反应，但是，我父亲非常愤怒。经常地，他会说：“这些官员不是共产党人。” 我父母认为，培养孩子，让他们懂礼貌，尊重每一个人，这非常重要。我们叫服务人员某某“叔叔”或某某“阿姨”，对一个孩子来说，这是他对一个成年人讲话的传统的礼貌形式。我们吃完饭后，总是会把用过的碗筷拿回厨房。我父亲告诉我们，作为对厨师礼貌地表示，我们应该这样做，因为，要不然的话，他们就得自己清理桌子。这些小事让我们从大院服务人员那里挣来很多疼爱。要是我们来晚了，厨师会为我们将食品保温。园丁曾经送我鲜花和水果。司机高兴地绕道接我们，把我们送到家门口。----这绝对是背着我父亲干的，因为，他不在的时候，是绝不准许我们使用汽车的。 我们的现代化公寓在三层，我们的阳台俯瞰着一条狭窄的小巷，小巷在大院的外面，是由泥土和鹅卵石铺成的。小巷的一侧是大院的砖墙，另一侧是一排用薄木板建成的一层的平房，在成都是典型的穷人的住房。房子里是泥土的地板，没有卫生间，没有自来水。房子的正面由木板建成，其中的两块充当着房门。前面的房间直接通向另一个房间，这个房间再通向另一个房间，一排几个这样的房间构成一座房子。后面的房间面向另一条街道。因为房子与邻居共享山墙，这些房子没有窗户。居民得让两扇门开着，让光线和空气进来。经常地，特别是在炎热的夏日晚上，他们会坐在狭窄的步行道上，阅读，缝补，或者聊天。从步行道上，他们可以直接看到我们公寓封了闪亮玻璃的宽阔阳台。我父亲说，我们一定不能伤害生活在小巷里的人们的感情，所以，他禁止我们在阳台上玩耍。 在夏日的晚上，从小巷平房里出来的男孩会走在大街上，边走边兜售蚊香。他们唱一种特别的小调，来吸引人们对他们货物的注意。我晚上的阅读经常被这种缓慢的、忧伤的小调打断。通过我父亲不断地提醒，我知道，能够在一个镶地板、有纱窗的宽敞、凉爽的大屋子里开着窗子不受干扰的学习是很大的特权。“你千万不能认为你比他们优越，”他会说，“你能在这里，仅仅是幸运。你知道为什么我们需要共产主义？这样，每个人就都能像我们一样住在好的房子里，甚至住在比我们的房子好得更多的房子里。” 我父亲经常会说这类的事情，说得这么多，以至于在我成长的过程中，我对自己享受的特权而感到羞耻。有时，大院的男孩子们会站在他们的阳台上模仿年轻小贩唱的小调，他们这样做的时候，我感到很羞耻。当我坐我父亲的小汽车和他一起出去时，当汽车响着喇叭通过人群时，我总是感到很窘迫。要是人们向车里张望，我会从座位上沉下来，以躲开人们的视线。 在我十一二岁的时候，我是一个非常严肃的小姑娘，我喜欢依靠自己，依靠自己的思维，经常地，我会思考一些令我困惑的道德方面的问题。对做游戏，对逛集贸市场，对和其他孩子玩，我都不太感兴趣，我很少和其他女孩子一起扯闲话。尽管我很容易相处，很受欢迎，在我和其他人之间似乎总是有一定的距离。在中国，人们彼此之间，特别是女人之间，很容易就可以熟悉起来。但是，自从我还是一个小孩时起，我总是想一个人呆着，不受干扰。 我父亲注意到我性格的这一面，他会以赞许的态度评论我的性格。而我的老师却不断的说，我应该具备更多的“集体精神，”我父亲告诉我，过分的彼此熟悉、过分的彼此依赖会是一件有害的事情。因为有这样的鼓励，所以，我保持着我的私密和我的生活空间。对这样两个概念，中文里没有准确的词汇来形容。但是，对私密和空间这两样东西，很多人，特别是我的兄弟姐妹和我都本能地渴望得到它们。举例来说，金明，非常固执地坚持被准许过自己的生活，以至于有时他会被不了解他的人认为他反社会；实际上，他很合群，并且特别受同龄人欢迎。 我父亲经常对我们说，“我认为，你们母亲有这样的政策，‘让你们在牧场上自由地徜徉，’这个棒极了。”我们的父母不干涉我们，尊重我们的需求，让我们保有我们自己的独立世界。 (待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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