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标题 | 野天鹅（threedaughtersofchina）(42) |
| 正文 | （承上） to my grandmother and my father who did not live to see this book---jungchang jungchang作品 归田园居翻译 我认为，这些一定是被选出来表现西方是多么地堕落。这些电影只让党的高级官员看，尽管他们被拒绝了解很多关于西方的信息。有时，会有一部西方电影在小放映厅放映，小放映厅不许小孩进入。我非常好奇，央求我父母带上我。有几次，他们同意了。到这个时候，我父亲已经变了，变得对我们相当温和。门口有一个警卫，但是，因为我和我父母在一起，他也不做反对。这些电影我完全看不懂。有一部电影似乎是关于一个美国飞行员，他在向日本投放完原子弹后就疯掉了。另一部是黑白电影，有一个场景，一个工会领袖在一部汽车里被两个流氓暴打，鲜血从他的嘴角流淌出来。我完全被唬住了。这是我一生当中头一次看见暴力流血行动（在学校里，体罚已被共产党废止了）。在那些日子里，中国电影都是些温柔的，情感的，鼓舞人向上的电影；要是在这些电影里有一些暴力的话，也只是一些暴力的暗示，是非写实的，点到为止，就像在中国戏剧里一样。 对西方工人穿衣服的方式我感到很困惑-----穿着整齐的套装，甚至没有一块布丁，与我的思想里资本主义国家被压迫大众应该穿成的样子完全不同。看完电影之后，就这个问题，我询问我母亲，她说了一些关于“相对生活标准”的话。我不明白她说的是什么意思，这个问题也一直伴随着我。 作为一个小孩，我对西方的看法是，西方是一个污浊的地方，全是贫穷和苦难，就像汉斯克里斯蒂安安德森故事里的无家可归的“卖火柴的小女孩”那样。我在寄宿制托儿所的时候，要是我不想把饭全吃掉，老师就会说，“想想所有那些在资本主义世界里挨饿的孩子吧。”在学校里，当老师想让我们学习更努力时，他们总是说：“你们很幸运，有学上，有书读。在资本主义国家，小孩得工作养活他们饥饿的家人。”经常地，要是大人要求我们接受什么东西，他们就会说，西方人想得到它，但是，就是得不到，因此，我们应该珍惜我们的财富。很自然地，我逐渐就以这样的方式想问题了。当我看见班上一个女孩穿一种新的我从未见过的粉色透明雨衣时，我就想，要是能用我的普通的老式蜡纸雨伞换一件雨衣该多好。但是，我又马上斥责我自己有这种“资产阶级”倾向，我在日记里写道：“想想资本主义世界里所有那些孩子吧，他们甚至都不能想拥有一把自己的雨伞。” 在我心里，外国人长得很恐怖，所有中国人都是黑色头发，棕色眼睛，所以他们认为别的颜色的头发和眼睛都很奇怪。在我心中，外国人的肖像或多或少是官方的刻板的印象：男人都长着红色的，凌乱的头发，奇怪颜色的眼睛，很长很长的鼻子，像醉酒一样蹒跚而行，对着瓶子口把可口可乐倒进嘴里，以最不雅的姿势叉开双腿呆着。外国人总是在用一种奇怪的音调说“hello。”我不知道“hello”是什么意思；我认为它是一种誓言。当男孩子们玩“游击战”时，这是他们的关于牛仔和印第安人的版本，敌人那边总是把一个尖东西粘在鼻子上，并且一直在说“hello。” 我上小学三年级的时候，当时我九岁，我的同学和我一起决定用植物装饰我们的教室。其中一个女生建议说，她可以从一个花园里搞到一些不同寻常的植物，花园在安桥大街的一座教堂里，她父亲照料着花园。这里曾经有一座孤儿院，孤儿院依附于教堂，但是，现在孤儿院已经被关闭了。教堂在政府的控制下还在运行着，政府强迫天主教徒脱离梵蒂冈，加入“爱国”组织。因为受到有关宗教宣传的影响，我对教堂的想法既神秘又恐怖。我第一次听说关于强奸的事情是在小说里读到的一个神父干的事。神父们还总是显得像帝国主义的间谍，像邪恶的人，他们用孤儿院里的孩子做医学实验。 每天，在我上学和放学的路上，我都要走着经过两侧排列着杨树的安桥大街，看见教堂大门的轮廓。在我们中国人眼里，教堂有最为异域形象的柱子，柱子是白色大理石的，上面刻上了希腊式的凹槽，而中国的柱子都是油漆的木头。我急着想进里面看看，请求那个女孩让我拜访她家。但是，她说，她父亲不让她带客人来家里。这就更增加了神秘感。当这个女孩提出要从她的花园里弄一些花来，我热情地自愿提出要和她一起去。 当我们走进教堂门口的时候，我紧张起来，我的心几乎停止了跳动。这似乎是我看到过的最壮观的大门。我的朋友踮起脚尖，够到大门上的门环，幷叩响门环。大门上的小门吱抝开了，一个满脸皱纹的老男人露脸了，他腰弯得几乎对折。对我来说，他就像一本神话故事插图中的巫师。尽管我不能看清他的脸。我想象，他长着一个很长的鹰钩鼻子，戴着一顶尖帽子，他就要骑上笤帚把飞上天空。巫师都是女的，而他不是女的，这个事实却与我无关。为了避免再多看他，我急忙通过门洞。一个花园立刻展现在我面前，花园在一个小巧、整齐的院落里。我很不安，没有看清院子里有什么。我的眼睛只注意到那些丰富的颜色和形状，还有一小股泉水从假山的中间流淌出来。我的朋友拉着我的手，领着我走在院子四周走廊的廊道上。在远端，他打开一道门，并告诉我说，这是牧师布道的地方。布道，我在一本书里碰到过这个词，这本书里说，牧师利用“布道”把国家机密传给另一个帝国主义间谍。当我跨过一道门槛，走进一道又大又黑的房间，我就更加地紧张起来了。房间似乎是一个大厅。有那么一阵儿，我什么也看不见。然后，我看见大厅的那头有一座雕像。这是我第一次看到耶稣受难像。当我走得更近一些的时候，十字架上的人物似乎就飘在我头上，很大，似乎要压下来。那些血迹，那个姿势，和脸上的那种表情合起来产生一种极端恐怖的效应。我转身冲出了教堂。冲到外面的时候，我几乎和一个穿黑袍的男子撞个满怀。他伸出一只手，要将我扶稳，我以为他要抓住我，躲开他，跑掉了。嘎吱一声，在我后面某个地方的一个大门开了。接下来的那一刻，静得可怕，只能听到泉水流动的声音。我打开前门上的小门，不停地跑着，一直跑到大街的那头。我的心在跳，我的头在旋转。 我的兄弟金明不像我，他比我小一岁，从小时候开始，他就有一颗独立的心。他热爱科学，读了很多流行的科学杂志。尽管这些杂志，像所有其他出版物一样，不可避免地带有宣传的意味。它们确实报道了科学技术在西方的发展，这些都给金明留下了极深的印象。他对这些杂志里的激光，气垫船，直升飞机，电子产品和汽车的照片非常着迷。除了看照片外，他还通过“参考电影”了解西方。他开始觉得，学校，媒体，和成人说的通常是不可信的，他们说，资本主义世界是地狱，中国是天堂。 尤其是美国这个国家抓住了金明的想象力，因为这个国家拥有最为发达的技术。11岁的时候，有一天，他在饭桌上正在兴奋的描述激光在美国的最新发展，他对我父亲说，他羡慕美国。我父亲很茫然，不知该怎样回答，而且看上去很担忧。最终，他拍了一下金明的头，对我母亲说，“我们能怎么办？这孩子长大了会成为一个右派。” 十二岁之前，金明以儿童科学书籍的插图为基础，搞了一些“发明，”包括一台望远镜，用这台望远镜，他要观察哈雷彗星，他还用从灯泡厂搞来的玻璃制作了一台显微镜。一天，他正试图改良一个连发的胶带“枪，”胶带枪发射小石子和紫杉果。为了弄出逼真的音响效果，他询问了他的一个同学，同学的父亲是一名军官，让他的父亲给他找一些子弹夹。他的朋友搞到一些子弹，拿掉子弹头，倒出里面的枪药，把弹壳给金明，却没有意识到引爆装置还在里面。金明把切碎的牙膏管填进弹壳，他用钳子夹着弹壳在厨房的炉子上烘烤。炉箅子上坐着一个水壶，金明的钳子在水壶底下，突然，乓的一声，声音很大，水壶底上嘣出一个大洞。大家都跑进来看发生了什么事。金明给吓坏了。不是因为爆炸，而是因为我父亲，他是一个非常胆小的人。 但是，我父亲没有打金明，甚至没有责备他。他只是看着他，看了好一会儿，然后，他说，他已经给吓得够呛了，应该出去散散步。金明感到很宽慰，他不断的蹦呀跳呀，他从没想过，他这么轻松地就下了台阶。散完步后，我父亲说，没有大人的监督，他不能再做试验了。但是，他执行这项命令没多长时间，不久，他就像以前那样，继续做他的试验了。 我曾经帮助金明做过几项“工程。”一次我们做了一个模型粉碎机，粉碎机由自来水驱动，它可以把粉笔碾成粉末。是金明出的主意和技术，当然啦，我的兴趣永远也不会持续多久。 金明跟我上的是同一所重点小学。大力先生，那个被打成右派的物理老师也教他，在为他打开科学世界的大门方面，大力老师扮演了至关重要的角色，金明终生都对他心存感激。 我的二兄弟，小黑，1954年出生，他是我姥姥最疼爱的孩子，但是，他从我父亲和我母亲那里没有得到什么关爱，其中一个原因就是，他从我姥姥那里得到的疼爱已经够多了。小黑感觉到，他不招父母戴敬，他对他们存着戒心。这让他们很生气，特别是我父亲，他忍受不了任何他认为不直截了当的事情。 有时小黑把他惹急了，他就打他。但是，事后他又非常后悔。刚一消气，他就会拍着小黑的头对他说，他非常抱歉，他不该发脾气。我姥姥会眼含热泪和我父亲吵上一架。我父亲会指责她惯着小黑。这是他们之间关系总是紧张的原因。不可避免地，我姥姥变得更加疼爱小黑，更加惯着他了。 我父母认为，只有儿子才可以被打骂，女儿是不能打骂的。我的姐姐小鸿五岁的时候，曾经挨过两次打，其中一次是，吃饭之前她非得要吃糖，当饭菜端上来的时候，她抱怨说，她不能吃任何东西，因为她嘴里有甜味。我父亲说，她就是想找打，小鸿恼了，就开始嚎哭，并把筷子扔得餐厅满处都是。我父亲打了她耳光，她抓起一把鸡毛掸子也打他。他把掸子从她手里抢走，她又抓起一把笤帚。冲突之后，我父亲把她锁进我们的卧室，并且，不停地说，“忒惯着了，忒惯着了。”我姐姐错过了那顿午饭。 作为一个小孩，小鸿相当任性。因为某些原因，她绝对拒绝看电影，玩耍，旅行。有好多东西她都不吃：喂她奶、牛排、或者羊肉的时候，她会摇头嘶叫着不吃。我是小孩的时候，学了她的榜样，错过了好多电影，错过了好多好吃的。 我的性格非常不同。人们说，我在十岁之前就既懂事又敏感。我父母从来没有打过我一下，从来没有对我说过一句粗粝的话，即使是很稀少的几次批评也是以极端委婉的方式说出的，似乎我是一个成年人，极容易受到伤害。他们给了我很多爱，特别是我父亲，晚饭后，他总是和我一起散步。他去拜访朋友的时候也经常带上我。他最亲近的朋友大多数都是老革命，非常智慧，非常有能力 ，在党的眼里，他们在过去似乎都犯过错误。有一个人曾经在毛泽东的挑战者张国焘的那只红军队伍里。另一个是董军-----他的妻子，她是党的官员，我父亲总是试图避开她，她严厉得令人难以忍受。我喜欢这些大人的聚会，但是，我更喜欢和我的书在一起。学校放假的时候，我坐下来，整天都在读书，边读书，嘴里边嚼着头发的末梢。除了文学，包括一些相当简单的经典诗歌，我还喜欢科幻小说和冒险故事。我还记着有一本书，一个男人在另一个星球上似乎只过了几天，当他在二十一世纪回到地球的时候，发现一切都变了。人们吃胶囊食品，坐气垫船旅行，打可视电话。我盼望着生活在二十一世纪，拥有所有这些魔力十足的装备。 我以冲向未来的速度度过了我的童年，我急着想成为一个大人，我总是做白日梦，梦想着再大一点我会做什么。我从能读能写那一刻起，与图画书相比，我就更喜欢讲实话的书。在其它方面我也没有耐心，我吃糖的时候，从不吸吮，而是咬开，立刻嚼碎。我甚至嚼碎我的咳嗽糖果。 我的兄弟姐妹和我相处得格外好。传统来说，男孩女孩很少一起玩，但是，我们都是好朋友，我们彼此互相关心。很少有嫉妒和竞争，我们很少吵架。无论什么时候我姐姐看见我哭了，她自己就会哭起来。她不介意听见别人表扬我。我们之间良好的关系得到很多好评，别的孩子的父母不断的问我父母，他们是怎样做到这一点的。 在他们之间，我父母和我姥姥提供了一种充满爱意的家庭气氛。我们只看到我父母之间互相钟爱，从来没见过他们相互吵架。我母亲从来不向我们表现她对我父亲的失望情绪。饥馑之后，我父母，像大多数官员一样，不再像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一样对工作充满热情。家庭生活得到了更加重要的地位，家庭生活不再等同于不忠诚。我父亲，现在四十多岁了，他练达起来了，对我母亲更亲近了。我父母花更多时间呆在一起，我长大后，经常看见他们实实在在地互敬互爱。 (待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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