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标题 | 野天鹅（threedaughtersofchina）(36) |
| 正文 | (承上) to my grandmother and my father who did not live to see this book---jungchang jungchang作品 归田园居翻译 我母亲的矛盾心情是一个典型，全中国成百万的官员都面临着同样的矛盾。在成都，反右斗争开始的时候很缓慢，很痛苦。省机关决定弄出一个人来做榜样，一位姓侯的先生，他是一个研究机构的党的书记，研究机构的成员由来自全四川的顶级科学家构成。他被期待抓出相当数量的右派分子，但是，他汇报说，在他的机构中没有一个右派分子。“这怎么可能呢？”他的老板说。一些科学家曾经在国外，在西方学习。“他们一定受到了西方社会的污染，你怎能期待他们在共产党的统治之下而感到快乐？在他们当中怎么可能没有右派呢？”侯先生说，事实是，他们是在国内被挑选出来出国的，这证明了他们不反对共产党，他甚至走得更远，以他个人的名义为他们打保票。他曾经被警告过好几次，让他修正他的做法。最后，他自己被宣布为右派分子，被开除出党，被从工作岗位上解职。他的行政级别急剧下降，这意味着他的工资被大幅削减，他被下放到研究机构的实验室做扫地的工作，这家研究机构以前一直是由他来经营的。 我母亲认识侯先生，羡慕他能坚持他的原则。她和他结成了深厚的友谊，友谊一直保持到了今天。她曾和他一起度过很多夜晚，向他倾吐自己焦虑的心情。但是，从他的命运中，她看到了自己的命运，要是她不能完成她自己的右派名额的话。 每天，在例行的没完没了的会议之后，我母亲得向市里党的机关汇报运动进行的情况。在成都负责运动的是一位姓尹的先生，一个又瘦，又高，相当傲慢的男人。我母亲得给他弄出数字来，以证明有多少右派分子被揪了出来，没必要非得有名字，要紧的是数字。 但是，她到哪去找她的100多个“反共产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最终，她的一个副手，一位姓孔的先生，他分管东城区教育，宣布说，有几所学校的女校长指认了她们学校的一些老师。有一位是一所小学的老师，她的丈夫，一个国民党官员，在国内战争中被杀了。她曾经说过什么，大意是，“今天的中国比过去还要糟糕。”有一天，她和女校长吵了起来，女校长批评她作风松懈，她勃然大怒，揍了女校长。其他几名老师试图阻止她，其中一人告诉她小心点，因为女校长怀孕了。她被人打小报告说，她嘶叫着说，她要“干掉那个共产党杂种。”（意思是婴儿在那个女人的子宫里） 在另一个案子中，一名教师，她的丈夫随国民党逃到了台湾，被打小报告，说她向其他年轻教师炫耀她丈夫给她的首饰，想让她们嫉妒她在国民党统治下的生活。这些年轻教师还说，她告诉她们，很遗憾，美国人没有赢得朝鲜战争，没有开进中国。 孔先生说，他对事实作了调查。调查不是由我母亲做出的决定。试图保护右派，怀疑她同事的诚实，需要格外小心。 医院的院长和副职经营着卫生局，他们自己没有提出任何右派的名字。但是，有几名医生被更高的权力机关成都市政府贴上了右派的标签，早先，他们曾在由市权力机关组织的会议上提出过批评意见。 所有这些右派加在一起也不到十个，离定额还差得很远。到这时，尹先生对我母亲和她的同事缺乏热情的表现很是烦恼。他对她说，她不能识别出右派，这本身就证明，她自己就是“右派的材料”。被贴上右派的标签不光意味着在政治上遭到摒弃，经济上失去工作，而且，更重要的是，他的孩子和家庭会遭到歧视，他们的前程会被毁掉。孩子在学校，在他们居住的街道会受到排挤。居委会会对他家进行刺探，看看是谁拜访了他们。要是一个右派被下放到了农村，农民就会让她和她的家人干最累的活。没有人知道冲击到底会有多大，这种不确定性本身就是恐惧的强有力的原因。 这是一个我母亲要面对的矛盾。要是他被贴上了右派的标签，她就得声明和她的孩子断绝关系，要不然就会毁了他们的前程。我父亲很可能会被强迫与她离婚，或者他也被列入黑名单，永远遭到怀疑。即使我母亲牺牲自己与他离婚了，全家人还是会被标记为嫌疑人，永远会这样。但是，救她自己和家人的代价非常高，要搭上一百多个无辜的人和他们的家人。 关于这个，我母亲没有对我父亲说，他能拿出什么办法呢？她觉着很不忿，因为他的高位，他不需要去处理具体的案子，做这种痛苦决定的是低级的和中级的官员，例如，尹先生，我母亲，她的副手，女校长，和医院的医生们。 在我母亲城区的一个机构是成都第二教师培训学院，教师培训学院的学生被授予学位，学位涵盖学费和生活费用，所以这些学院自然就能吸引出身贫穷家庭的学生。第一条把四川，“天府粮仓，”和中国其它地方连接起来的铁路最近竣工。因此，大量的粮食突然被从四川运输到中国其它地方，几乎在一夜之间，很多商品的价格涨到两倍甚至三倍。学院的学生发现，他们的生活水准实际上下降了一半，他们发起一场示威，要求更高的助学金。尹先生把学生的行动比作1956年匈牙利政变裴多菲的行动。他声称学生“和匈牙利知识分子志同道合。”他下达命令，每一个参加示威的学生都应该被划为右派。学院有大约300名学生，其中有130人参加了示威，他们所有人都被尹先生贴上了右派的标签。尽管学院不在我母亲的管理之下，因为她只管理小学，但是，学院位于她的城区，所以，城市的权力机关武断地将学生算作了她的名额。 我母亲因为缺乏主动性而没有得到原谅。尹先生把她的名字作为右派嫌疑分子记下来准备做进一步的调查。但是，在他能做任何事之前，他自己却被谴责为右派分子。 1957年三月，他去北京参加全国省市级公共事务部部长会议。在小组讨论中，鼓励代表们就他们那些地区做事的方法提出意见。尹先生对四川党委第一书记李井泉提出了一些抱怨，但是，他并没有什么恶意。李井泉总是被人们称为李政委。在这次会议上，我父亲是四川代表团的头，所以，当他们回来后，写例行汇报就落到了他的头上。当时，反右斗争已经开始，李政委决定，他不喜欢尹先生在会上说的话。他向代表团的副头查证，但是这个人很精明，尹先生开始提批评意见时，他离会去了厕所。在运动的后期，李政委给尹先生贴上了右派的标签。我父亲听到这个消息后，变得极为不安。他被这样的想法折磨着，尹先生倒台，他负有部分责任。我母亲试图说服他，情况不是这样：“不是你的错”她对他说。但是，对这件事，他一直很痛苦。 很多官员利用运动来解决个人之间的过结。一些官员发现，完成名额的一个轻松的方法就是把他们的敌人祭献出去。另一些人则完全是出于积怨。在宜宾，婷夫妇清洗了很多有才能的人，他们和这些人合不来，或者他们嫉妒这些人。几乎所有我父亲在那里的助手都被谴责为右派分子，这些人都是他挑选和提拔的。一个我父亲非常喜欢的前助理被贴上了“极右分子”的标签。他的罪行就是他的一句话，大意是，中国对苏联的依靠不应该是“绝对”地。在当时，党声称，依赖苏联应该是绝对地。他被判刑三年，在中国的一个劳改农场干活，在一个荒凉的山区修建公路。在那，他的很多囚犯伙伴都死了。 反右斗争总体上没有影响到社会的稳定。农民和工人继续过着他们的日子。当一年后，运动结束的时候，至少有人被贴上了右派的标签----包括学生、教师、作家、画家、科学家和其他职业人士。他们大多数被解雇了工作，成为体力劳动者，在工厂或者在农场干活。有的被送到劳改农场干重体力劳动。他们和他们的家人变成了二等公民。教训是严酷和清晰的：任何批评都是不能被容忍的。从那个节点开始，人们停止了抱怨，或者，根本就不开口讲话了。一个流行的说法总结了当时的气氛：“三反运动后，没人敢管钱了；反右斗争后，没人敢开口了。” 但是，1957年的悲剧不光是让人们沉默了下来。掉进深渊的可能性现在变得不可预测。名额制度加上个人积怨意味着，任何人，可能不因为任何事情而遭到迫害。 方言准确地描述了这种氛围。在各式各样的右派分子当中，有“抽签右派”，人们得通过抽签的手段来决定谁应该被命名为右派；还有“厕所右派”，那些被发现在很长、很拖沓的会议当中管不住自己，离会去厕所的人被提名为右派。还有一些右派，他们被说成是“有毒，但是没有放出来”（有毒不放）；这些人因为没有说任何话、没有得罪任何人而被命名为右派。当一个老板不喜欢某个人，他就会说：“他看上去不像好人，”或者“他的父亲被共产党镇压了，他怎能不愤恨，他只是没有公开说出来。”一个好心眼的单位领导有时会做相反的事情，“我该接发谁呢？我不能对任何人做这种事。就说是我吧。”它通常被叫做“自认右派。” 对很多人来说，1957年是一个分水岭。我母亲依然忠诚共产主义事业，但是，在具体实践中，她开始出现怀疑。她和她的朋友侯先生，那位被清洗的研究所主任，谈起她的怀疑，但是，她从不向我父亲透漏她的怀疑----不是因为他没有怀疑。而是因为他不会就怀疑与她展开讨论。党的规定，就像军事命令，禁止党员在他们中间议论党的政策。党章规定，每位党员都必须无条件地服从党的组织，下级官员必须服从上级官员。要是你有不同意见，你只能可以向上级官员提出，上级官员被认为是党组织的化身。这种团队纪律是取得胜利的关键，共产党在延安时期和更早的时期就一直坚持这种团队纪律。这是一种令人敬畏的权利器械，因为社会需要这种器械，社会上的人际关系超越任何其他的规定，我父亲完全遵守这种纪律。他坚信，要是纪律遭到公开的挑战，革命就无法得以存活，得以持续。在革命的过程中，你必须得为你这边而战，尽管你这边不够完美----只要你认为这边比那边好就成了。团结是绝对地、迫切需要地。 我母亲能够看出，我父亲极尽所能和党保持密切关系，她自己则是一个外来者。一天，当她小心地对形势做了一些批评的评论，并从他那里得到回应后，她痛苦地说，“你是一个优秀的共产党人，但却是一个糟糕的丈夫。”我父亲点头同意，他说他知道。 十四年之后，我父亲告诉我们这些孩子1957年差一点儿就发生在他身上的事。自从他早年在延安的日子，当时他是一个二十岁的年轻人，他一直是一位叫丁玲的著名女作家的好朋友。1957年3月，当时他在北京带领四川代表团开公共事务（民政，我一直译成公共事务----译者）大会，她捎信邀请他到天津，挨着北京，去拜访她。我父亲很想去，但是，还是决定不去，因为他得急着回家。几个月之后，丁玲被贴上了中国头号右派分子的标签。“要是我去看了她的话，”我父亲告诉我们，“我也会被打成右派的。” （待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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