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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野天鹅(ThreeDaughtersofChina)(31)
正文

(承上)

to my grandmother and my father who did not live to see this book---jungchang

jungchang作品 归田园居翻译

1953年5月的时候,我母亲去医院生她的第三个孩子,孩子5月23号出生,是一个男孩,叫金明,还是那家传教士医院,我母亲怀着我时就曾住过这家医院。但是,现在,就像全国所有地方一样,传教士已经被驱逐了。我母亲刚被提拔为宜宾市公共事务部的部长,依然在婷夫人的手下工作,她已经晋升为这座城市的党委书记。当时,我姥姥因为严重的哮喘病也住在医院里。我因为肚脐感染也住在医院里,我的奶妈在医院为我陪床。我们得到很好的治疗,治疗是免费的,因为我们属于“革命”家庭。医生很愿意将医院稀缺的病床安排给官员和他们的家属。而对于大多数老百姓来说,还没有公共的健康服务,举例来说,农民就得付费医疗。

我姐姐和我姑姑俊英在农村和朋友住在一起,所以我父亲一个人住在家里。一天,婷夫人过来汇报她的工作。汇报完工作后,她说,她有点头疼,想躺下来。我父亲扶着她上了一张床,正当他这样做的时候,她把他拽向她,试图吻他,并用拳头打他。我父亲赶紧退身躲开。“你一定是累坏了,”他说,并立马儿离开了屋子。过了一会,他又回来了,神情焦虑不安。他手里拿着一杯水,他把水杯放在床边的桌子上。“你一定知道,我爱我的妻子,”他说,然后,在婷夫人有机会干任何事之前,他走出屋子,关上了房门。在水杯的下面,他留了一张纸条,上面写着“共产党人的道德。”

几天之后,我母亲出院了,当她抱着刚出生的儿子刚跨进家门槛的时候,我父亲就对她说,“我们一但能离开宜宾,就马上离开,永远离开。”我母亲想象不出他到底怎么了。他告诉了她发生的事情,并且说,婷夫人看上他已经有一段时间了。我母亲与其说是愤怒,还不如说是震惊。“但是,为什么你这么急着要离开?”她问。“她是一个任性的女人,”我父亲说,“我担心她还会干那事的,而且她是一个报复心很强的女人,我最担心的是,她可能会伤害你。这非常容易,因为你在她的手下工作。”“她有那么坏吗?”我母亲答道。“我确实听到过一些闲话,说她在国民党的监狱里的时候,她引诱监狱的看守,那类的事情。但是,有些人喜欢散布谣言。无论如何,她爱上你,我不感到吃惊,”她笑着说。“但是,你认为她真地会伤害我吗?在这儿,她可是我最好的朋友。”

“你不明白,-----有这样一种说法,叫做‘因为丢脸而愤怒’(恼羞成怒),我知道她现在的感觉就是这样,我不够圆通,我一定羞辱了她。我很愧疚。我很冲动,不会处理事情。我很担心,她是一个会报复人的女人。”

我母亲能够精确地想象出我父亲会怎样粗暴地拒绝婷夫人。但是她想象不出来婷夫人会那样恶毒,她也不能看到婷夫人能给他们带来什么灾难。所以,我父亲跟她说了他的前任,宜宾地区的区长,舒先生。

舒先生曾经是一位贫苦农民,他在长征时加入红军。他不喜欢婷夫人,批评她卖弄风情。他还反对她梳头的方法,她把她的头发梳成很多小辫子,这在当时几乎是令人难以容忍的。有几次,他对她说,她应该剪掉小辫子。她拒绝了,并告诉他管好自己的事情。她这样做的唯一结果是使他变本加厉地批评她,这让她对他更加怀有敌意,她决定,在她丈夫的帮助下,对他进行报复。

有一个女人在舒先生的办公室工作,她曾经是国民党官员的小老婆,那个官员已经逃到了台湾。有人看见她企图诱惑舒先生,舒先生是已婚男人。有闲话说他们之间有破事。婷夫人找到这个女人,让她在一个声明上签字,声明说,舒先生侵犯她,强迫她和他发生性关系。尽管他是区长,那个女人还是决定婷夫妇更加厉害。舒先生被指控利用职权与前国民党小妾发生关系。对于一个共产党老战士来说,这是不可宽恕的。

在中国,把一个人整倒的一个标准技巧就是把几项不同的指控弄在一起,以使案子显得证据更加充实。婷夫妇发现了舒先生的另一项“罪行”,他们利用这项罪行来指控他。他曾经不同意北京出台的党的一项政策,并写信给党的顶层领导人,阐明他的观点。按照党章,这是他的权利。况且,做为长征老战士,他处在特权位置上,所以,他觉得很自信,他可以相当公开地提出他的意见,婷夫妇利用这一点声称,他反党。

两项指控捆在一起,婷先生建议,开除舒先生党籍,解除职务。舒先生激烈地否认对他的指控。对于第一项指控,他说,纯属胡说。他从未和那个女人私通,他对她一直都很文明。对于第二项指控,他没做错事,没有反党意图。统治这一地区的党委由四人组成,舒先生自己,婷先生,我父亲,和第一书记。现在,舒先生由其他三个人来裁决。我父亲为他辩护,他很肯定舒先生是无辜的,而且认为写信是完全合法的。

表决的时候,我父亲输了,舒先生被解职。党的第一书记支持婷先生,他这样做的一个原因是,舒先生曾经在“错误”的一支红军里。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早期,他是被叫做红四方面军的高级军官。1935年,红军长征途中,这支红军与毛泽东领导的那支红军会合。四方面军的司令,一个傲慢自大的人物叫张国焘,挑战毛泽东对红军的领导地位并遭到挫败,于是,他带着他的部队脱离长征,最终,在经历惨重伤亡之后,他被迫重新加入到毛泽东的长征当中。但是,1938年,在共产党到达延安之后,他跑去了国民党那边。因为这个原因,任何曾经是红四方面军的人都有了一个污点,他们对毛泽东的效忠是受到怀疑的。这个问题特别敏感,因为,红四方面军的大多数人都来自四川。

共产党夺取政权后,这个不直说的污点关联到所有不是毛泽东直接控制的革命队伍,包括地下党,地下党包括了最勇敢,最具奉献精神-----受过最好教育的共产党人。在宜宾,所有前地下党党员都感受到某种压力。当地地下党的很多人都出身富裕家庭。而且,因为,他们通常比那些跟随共产党军队过来的人接受了更好的教育,那些人主要出身农民家庭,没有文化,有地下党背景的人就成了嫉妒的目标。

尽管我父亲也曾经是游击队员,我父亲还是本能地对地下党人士要亲近得多。无论如何,他拒绝搞潜在的排挤,他为前地下党党员说话,“把共产党分成‘地下’和‘地上’是非常滑稽的,”他经常说。事实上,大多数他挑选的和他一起工作的人都曾经是地下党,因为他们是最有能力的人。

我父亲认为,把舒先生这样的红四方面军的人当成嫌疑分子是难以令人接受的。为给他平反昭雪,我父亲努力斗争。首先,他建议他离开宜宾,以避免更多的麻烦,他照我父亲说的做了,和他的家人一起吃了最后一顿饭。他被调到成都,四川省的首府。在那,他被分配了一份工作,是四川省林业局的一名职员。从那,他写申诉信给在北京的中央委员会,他把我父亲做为他的推荐人,在信中写上了他的名字。我父亲也写信支持他的申诉。过了很久之后,舒先生被除去了“反党”的罪名,但是,轻一点的指控“搞婚外恋”成立。那个曾经指控他的前小老婆不敢撤诉,但是,她对声称的侵犯的叙述语无伦次,显然站不住脚,对调查组来说,这明显是一个信号,对舒先生的指控是不真实的。舒先生被分配了一个相当高级的职位,在北京的林业部工作,但是,他不能回到他原来的工作岗位。

我父亲试图向我母亲传达的一个要点是,婷夫妇是不会善罢甘休的。他举了更多的事例,并且反复说,他们得马上离开。就在第二天,他启程去成都,向北走一天的行程就到了成都,他直接去找省长,我父亲和省长很熟。他向省长请求调动工作。他说,在他的家乡工作非常困难,他得应付他的很多亲戚的期望,他隐瞒了他要求调动的真正原因,因为,关于婷夫妇,他没有过硬的证据。

省长李大章是这样一个人,他的入党介绍人是毛泽东的妻子,江青。他对我父亲的处境表示同情,并说,他将帮助他调动工作,但是,要他不要马上动。所有合适的岗位都已满员。我父亲说,他不能等,什么岗位他都可以接受。在使劲劝说都不成的情况下,最终,省长不再劝说,并告诉他,他可以得到一份艺术和教育办公室主任的工作。但是,他告诫他说,“这个职位比你的能力低多了。”我父亲说,他不在乎,只要有工作干就成了。

我父亲非常担忧,他根本没有回宜宾,而是给我母亲送了一个口信,告诉她,尽可能早地过来和他在一起。他家里的女人都说,产后这么早就出动,对我母亲来说很成问题。但是,我父亲对婷夫人可能会做的事情感到恐惧,传统的一个月的产后恢复期一结束,他就派他的卫兵来宜宾接我们。

最后决定,我的弟弟金明得留下来,因为,大家认为他忒小了,不能旅行,他的奶妈和我姐姐的奶妈都想留下来,因为,这样离她们的家更近。金明的奶妈非常喜欢他,她问我母亲,能不能让金明和她在一起。我母亲同意了。她完全信赖她。

我母亲、我姥姥、我姐姐和我,再加上我的奶妈和那位警卫,在六月末的一个黎明之前从宜宾出发。我们带上简单的行李和几只箱子挤进了一辆吉普车。在那时,像我父母这样的官员根本没有任何财产-----只有几件必备的衣服。我们在坑洼地、满是尘土的道路上颠簸,早晨的时候,我们才到达内江城。那天,天热得要命,我们得在那等火车,要等上几个小时。

火车终于进站了。正好在这时,我突然决定得去尿哗哗,我的奶妈抱起我,把我抱到站台边沿的地方。我母亲担心,火车会突然开走,她试图阻止她。我的奶妈以前从未见过火车,也没有时间概念,她责怪我母亲,并且相当有派头的说,“你不能告诉司机等会吗?二鸿得撒尿。”她认为,每个人都得像她一样自动地把我的需要放在第一位。

因为我们身份不同,我们上车后不得不分开。我母亲和我姐姐在二等卧铺上,我姥姥在另一节车厢坐上了软座,我的奶妈和我在被叫做“专供母亲和儿童的车厢里,”她坐硬座,我得到一张婴儿床。警卫在第四节车厢里,他坐硬座。

当火车突突地缓慢前行时,我母亲看着外面的水稻和甘蔗。不时地会看到有农民走在田埂上,他们戴着宽沿的草帽,看上去似乎没精打采,男人们都光着膀子。多条溪流构成水的网络哗啦哗啦的流动着,溪流会被微小的泥坝阻挡,泥坝引导溪水流进一块又一块稻田。

我母亲心情忧伤。四年内第二次,她和她的丈夫以及他们的家人得从与他们密切关联的地方撤出。第一次是从她的家乡锦州撤出,现在是从我父亲的家乡宜宾撤出。革命似乎没有解决他们的问题。实际上,革命又引出了新的问题。第一次,她模糊地思考这样的事实,因为革命是由人来进行的,革命也就负荷着人的缺点。但是,她没有想到,在解除这些缺点方面,革命没有起到什么作用,实际上,革命还依赖一些缺点,依赖的往往是最坏的缺点。

火车在下午的时候开进了成都。我母亲发现,她在急切地盼望着在这里的新的生活。关于成都,她听说过很多,成都曾经是古代王国的首都,因为出产最出名的丝绸产品,所以以“丝城”而著名。成都还被称为“木槿之城,”夏日的一场风雨之后,木槿花瓣会掩埋整个城市。她二十二岁。二十年前,在同样的年龄,她的母亲实际上做为一个囚犯一直住在满洲里的一座房子里。房子属于她的军阀丈夫,丈夫不在家,她得在仆人的监视下生活;她是男人的玩物和财产。我母亲,至少,是一个独立的人。不管她吃了多少苦,她还是敢肯定,她吃的苦与旧中国她母亲那样的妇女吃的苦是没法相比的。她告诫自己,她有很多理由来感谢共产党的革命。当火车开进成都火车站的时候,她充满了决心,要把自己再一次投身到伟大的事业当中。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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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时间:2024/12/26 12:00:4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