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标题 | 野天鹅（ThreeDaughtersofChina）（30） |
| 正文 | （承上） to my grandmother and my father who did not live to see this book---jungchang jungchang作品 归田园居翻译 我姥姥出院后就过来和我父母住在一起了。我姐姐和她的奶妈也搬了过来。我和我的奶妈同住一间房。在我出生十二天前，她生了自己的孩子，她急需要钱，所以她找了这项工作。她的丈夫，一个干粗活的工人，因为赌博，因为买卖鸦片，而蹲了监狱。共产党视赌博和鸦片买卖为违法行为。宜宾是鸦片贸易的一个主要的中心，据估计，宜宾有个瘾君子，以前，鸦片曾经作为货币来流通。鸦片贸易和土匪活动密切关联，鸦片买卖为国民党提供了很大一部分财政预算。共产党在来宜宾的两年时间内消灭了吸食鸦片的陋习。 像我奶妈这种社会地位的人在社会上没有社会保障，也没有失业救济。但是，当她来到我们这儿时，国家付给她工资，她把工资送给她的婆婆，她婆婆在照料她的孩子。我的奶妈是一个娇小的女人，皮肤很好，眼睛不同寻常，长得又大又圆，头发又长又厚，被盘成了一个缵儿。她是一个善良的女人，待我就像对待她自己的女儿。 按照传统，对于一个女孩来说，宽肩膀被认为长得不得体，所以，我的肩膀被紧紧地绑起来，以让它长成需要的溜肩膀的形状。这让我大声嚎哭，我的奶妈只得松开我的胳膊和肩膀，让我能对着走进我家的人挥手并拥抱他们。我小的时候就喜欢这样做。我母亲总是把我外向的性格归功于这样的事实，她怀着我的时候，她很快乐。 我们住在一座地主的老式宅邸里，我父亲的办公室也设在里面。宅邸里有一座大花园，花园里长着花椒树，香蕉林，很多芬芳的花朵和亚热带植物。花园由一名园丁照料，园丁是由政府供养的。我父亲自己种西红柿，种辣椒。他享受在花园里干活。但是，这也是他的一个原则，一个共产党官员应该从事体力劳动，传统以来，官员都轻视体力劳动。 我父亲特别疼爱我，当我开始爬行的时候，他会趴下来，充当我的“大山”，我在她的身上爬上爬下。 我出生后不久，我父亲得到晋升，成为宜宾地区的区长，他是这一地区的二号人物，仅仅位于这一地区党的第一书记之下。（正式来说，党和政府是不同的，但是，实际上是不可分割的。） 我父亲刚回到宜宾的时候，她的家人和老朋友都期望他能帮助他们。在中国，人们认为，任何身居高位的人都要照顾他们的亲属。一句流行的说法是，“一人得道，鸡犬升天。”但是，我父亲觉得，裙带关系和偏袒是走向腐败的滑坡，是旧中国万恶事物的根源。他也知道，当地的人民在看着他，看着共产党人该如何表现，他做什么影响到他们如何看待共产主义。 他的严谨行为总是使他的家人与他疏远。她的一位堂弟请他为他推荐一个在当地电影院售票处的工作，我父亲告诉他去通过官方渠道办理。没听说过还有这样做的。在这之后，就再没有人请他帮忙了。他被任命为宜宾地区的区长后，另一件事情发生了。他的一个哥哥是茶叶专家，他在茶叶市场办公室工作。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初，经济运行良好，茶叶生产在迅速扩张，当地的茶叶公司要提拔他哥哥做经理。所有在一定级别之上的提拔都要经过我父亲的审查。当推荐信落在他的桌子上的时候，他否决了。他的家人非常愤怒，我母亲也很气愤。“又不是你在提拔他，而是他的经营单位。”她愤怒的吼道，“你不用去帮他，但你也不要去卡他。”我父亲说，他的哥哥能力不够，如果他不是他的弟弟，没有人会建议提拔他。很久以来，有这样一个传统，就是期盼权贵的照顾，他指出。茶叶经营公司也很愤怒，因为我父亲的行为暗示着他们的推荐怀有不可告人的目的。我父亲以得罪了所有人而收场，他的哥哥再也不理睬他了。 但是，我父亲顽固不化，他在对旧的思维方法和做事方法发动他的十字军东征。他坚持以同样的原则来对待每一个人。但是，公平没有明确的标准，所以他依赖他的本能来判断。他不向同事咨询，部分是因为他知道，他们当中没有一个人会告诉他，他的亲戚不该得到什么。 他的个人道德十字军在1953年的时候达到了顶点，这一年，行政人员的级别系统被制定下来。所有官员和政府员工被分成二十六个级别。最低级别，第二十六级，的工资收入仅是最高级别的二十分之一。但是，真正的区别在于津贴和额外待遇。级别系统几乎对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都做了规定，从一个人的外衣是由昂贵的羊毛做的还是由低廉的棉花做的，到一个人的公寓大小和户内是否有卫生间。 级别还决定了每个官员可以获取的信息。中国共产党制度的一个重要部分就是信息不仅被严格控制，信息还被严格划分和分配，不光是对普通大众-----他们被告知很少信息，-----在党内也是一样。 尽管它的最终意义是不明显的，甚至在当时，行政人员感到，级别系统对他们的人生至关重要，他们对他们能得到什么级别而感到不安。我父亲的级别被高一级的权力机关定为11级，他负责审查宜宾地区每一个人建议应得到的级别。这些人当中就包括他最小的妹妹的丈夫，他最喜欢他的小妹妹。他把他降了两级。我母亲的部门推荐我母亲的级别是15级，他把她降到17级。 这个级别系统不直接和行政单位一个人的位置相联系。某个人被提拔并不一定非得被晋级。在近四十年的时间里，我母亲仅仅得到过两次晋级，一次是1962年，一次是1982年；每一次只晋升一级，到1990年的时候，她还只是15级。以这个级别，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她还没被赋予权利来买飞机票或火车的“软座”车票，只有十四级或十四级以上的官员才能买到这些票，所以，这全是因为我父亲在1953年所干的勾当，几乎是在四十年之后，她的社会地位只差一级就可以在自己的祖国舒适的旅行。她不能住有私人浴室的旅馆房间，因为这样的房间是给13级和13级以上的人准备的。当她申请将她公寓的电表换成大一点容量的电表时，小区的经营者告诉她，只有13级和13级以上的人才有权利使用大一点的电表。 恰恰是这些行动令我父亲的家人非常愤怒，却令当地的老百姓非常赏识，直到今天他的名声还非常好。1952年的一天，第一中学的校长对我父亲提到，他在为老师找宿舍问题上遇到了困难。“要是那样的话，住我家的房子吧，-----这个房子三个人住太大了。”我父亲立刻说，尽管事实是，这三个人是他的母亲，他的妹妹俊英，和他的一个有智力障碍的兄弟，他们都很喜欢这座有迷人花园的漂亮房子。学校当然高兴啦，他的家人可没那么高兴，尽管他在城市的中心为他们找了一座小房子。他的母亲不太高兴，但是，作为一个体面地、通情达理的女人，她没有说什么。 不是每个官员都像我父亲那样廉洁。共产党在夺取政权后不久，就发现他们在面临危机。通过承诺建立廉洁政府，他们吸引了亿万人民群众的支持。但是，一些官员开始收受贿赂，并为他们的家人和朋友谋取好处。另一些人奢华铺张，大摆筵席。大摆筵席是中国人的一个传统嗜好，是一种顽疾，也是一种既娱乐又摆阔的方法-----这要花很多钱，是以国家的名义花钱，在当时，国家极度缺少资金；国家正在努力重建已经崩溃的经济，而且正在打朝鲜战争，朝鲜战争吃掉大约50%的国家预算。 一些官员贪污的胃口很大。政府非常担忧，政府感觉到，良好的声誉帮助共产党夺取了政权，纪律和奉献精神保证党的事业成功，可是，现在，声誉、纪律和奉献精神都正在受到腐蚀。1951年底，政府决定发动一场反腐败、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运动，这被称作“三反运动”。政府镇压了一些腐败官员，囚禁了不少官员，还有很多官员被解职。甚至，一些卷入到大宗的贿赂和贪污案件当中的共产党部队老战士也被镇压，以示效尤。因此，腐败受到了严厉的惩罚。在以后的几十年时间里，在官员当中，腐败鲜有出现。 我父亲在他的地区负责领导三反运动，在他的地区没有腐败的高级官员。但是，他觉得，向人们证明共产党信守诺言、就是要建立廉洁政府，这是十分重要的。每个官员都得就自己的任何违规行为做自我批评，不管违规多么微小。例如，要是他们使用办公室电话打私人电话，或者使用一张办公用纸写私人信件。官员们在使用国有财产时变得非常谨慎，大多数人，除了官方联络，甚至不使用办公室的墨水来写任何东西，当他们由办公事改为办私事时，他们也要更换另一只钢笔。 人们以清教徒式的热情来坚守这些原则。我父亲觉得，通过这些细节，他们在中国人中创建一种全新的态度，公共财产，第一次被严格的和私有财产分割开来；官员不再把人民的钱当成他们自己的钱，或者滥用他们的官职。大多数和我父亲一起工作的人都持这样的立场，而且确信他们的辛勤奋斗和创建新中国的崇高事业直接相连。 三反运动对准的是党内人士。但是腐败行为分成两支，腐败人士经常在党外，特别是“资本家”，工厂主和商人，这些人还从来没被碰过，旧习惯根深蒂固。1952年春，三反运动开始后不久，另一项与三反并行的运动开始了，这项运动被称作“五反”运动，五反的对象是资本家，五个反对的目标是贿赂，偷税漏税，欺诈，盗窃国家财产，通过腐败行为获取经济信息。大多数资本家被发现犯有一项或多项罪行，惩罚通常是罚款，共产党利用这个运动来劝诱和威慑资本家，但是用这种方法可以最大限度的利用资本家有用的一面，从而促进经济发展。没有多少人被囚禁。 两个互相联系的运动巩固了统治机制，这种统治机制起源于早期的共产主义运动，中国巩固统治的方法非常独特。最为重要的就是“群众运动”，群众运动由被称作“工作队”（工作组）的机构来引领。 工作队是特设机构，主要由政府的工作人员组成，并由党的高级官员来领导。北京的中央政府派工作队到各省审查省里的干部和员工。这些省也相应地组成工作队对下一级做审查，在这个等级，这个程序又被重复，直到草根阶层。通常，没有人可以不通过审查就成为工作队的成员，所有成员在那个特别的运动中都已经通过了审查。 工作队被派到所有的机构当中，在这些机构中，引导运动“动员人民群众”，大多数晚上都有强制参加的会议，在会上学习由最高权力机关发出的指示。工作队成员谈话，做讲座，试图劝说人们站起来说出他们对人对事的怀疑。人们被鼓励以匿名的形式把他们的控告投放到专设的举报箱中，工作队将会调查每一个案子。如果调查证实了指控，或者表明怀疑是有道理的，工作队就会做出一个裁定，裁定被送到上一级的权力机关等待批准。 没有真正的申诉系统，尽管一个遭到怀疑的人可以要求看证据，并且被准许为自己做一些辩护。工作队可以做出很多判决，包括公众批判，解职，各种形式的监视；他们做出的最大量的判决是把人送到农村做体力劳动。只有最严重的案子才能进入正式的司法系统，司法系统在党的控制之下。对于每一次运动，都有一套指导方针从最高层发出，工作队要严格遵守指导方针。但是，具体到个案，特设工作队-----的裁决-----甚至是他们的性情也是非常重要的。 在历次运动中，每一个被北京归类指定为斗争目标的人都要接受一定程度的审查，审查与其说来自警察，不如说主要来自他的同事和邻居。这是毛泽东的一项重要发明-----把所有人口都卷入到统治机械中来。很少有作恶者，按照政府的原则，可以逃脱人民警觉的眼睛，特别是处在一个年迈看门人心态的社会里。但是，这样的“效率”却需要付出巨大的代价。因为开展运动依据的是非常模糊的原则，因为个人的怨愤，甚至因为闲话，很多无辜的人受到谴责。 俊英姑姑一直以一个织工的身份努力工作，帮助赡养她的母亲，养活她智障的弟弟，养活她自己。每天晚上，她都要工作到深夜，因为灯光暗淡，她的眼睛受到严重损害。到1952年的时候，她攒了一些钱，又借了一些钱，用这些钱，她又买了两架织机，让两个朋友和她一起干活。尽管她们分配了收入所得，按照理论来说，我姑姑在付给她们工资，因为她拥有这些机器。在五反运动中，任何雇佣了他人的人都要受到某种程度的怀疑，俊英姑姑做的是有效合作的小生意，即使像这样的小生意也要接受调查。她想让她的朋友离开，但是，不想让她们觉得她在炒她们的鱿鱼。然而，两个朋友告诉她，她们最好离开，她们担心，要是有其他人往她身上抹屎，她会认为是她们干的。 到1953年中期的时候，三反五反运动逐渐平静下来。资本家被整服了，国民党被消灭了，群众大会也不怎么开了。因为官员们逐渐认识到，显现在他们面前的大部分信息都不可靠。案件也以个案为基础进行审查了。 （待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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