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标题 | 野天鹅（ThreeDaughtersofChina）（29） |
| 正文 | （承上） to my grandmother and my father who did not live to see this book---jungchang junchang作品 归田园居翻译 同时，我母亲的一项主要工作就是激励人们、特别是工厂工人支持新政府。从1951年初开始，她总是到工厂去，发表演讲，倾听诉求，妥善地解决问题。她的工作包括，向青年工人解释什么是共产主义，鼓励他们加入青年团、加入共产党。她就住在工厂，在几家工厂都住过，分别住很长一段时间。共产党人被认为得和工人、农民住在一起、工作在一起，就像我父亲做的那样，得了解他们的需求。 有一家工厂生产绝缘电路，工厂离城市很近。那的生活条件就像所有的其他工厂，差得令人震惊。一大帮妇女住在一个大棚子里，棚子是由稻草和竹子建成的。食物极其匮乏，工人得干非常劳累地工作，每月却只能吃两次肉，很多妇女得一字排开站在冷水里，要站上八小时来清洗陶瓷绝缘器。由于缺乏营养和卫生条件差，肺结核病非常普遍，吃饭的碗筷从未好好洗过并混放在一起。 三月份的时候，我母亲开始咳嗽出一点血来。她马上明白她得了肺结核，但是她还在继续工作。她很高兴，因为没有人再进犯到她的生活中来，对她所做的事她充满信仰，对她工作的成果，她也感到很激动，工厂的生活和工作条件正在改善，青年工人都喜欢她，因为她，很多人都宣誓忠诚共产主义事业。她真的感觉到，革命需要她的忠诚，需要她的牺牲。她整天都在竭尽全力的工作，一周七天都是一样。但是，在一连干了几个月得不到休息之后，状况变得非常明显，她病得极端严重。四个洞出现在她的肺上。到夏天的时候，她还怀着我。 11月末的一天，我母亲昏倒在工厂的地板上。她被急速送到城里的一家小医院，这家医院最初是由外国传教士建立起来的。在那，她被中国天主教徒照料着。医院里还有一名欧洲牧师，还有几名欧洲的修女穿着宗教的道袍。婷夫人鼓励我姥姥把食品带给我母亲。我母亲食量惊人，-----有时一天要吃一只整鸡，十个鸡蛋，和一磅肉。因此，我在她的子宫里长得很大，------她增加了三十磅体重。 医院里只有少量的治疗肺结核的美国药。婷夫人冲了进来，为我母亲拿走了所有的药。当我父亲发现的时候，他让婷夫人将至少一半的药送回去，但是，她怒冲冲地对他说，“这有什么意义吗？事实是，这些药给一个人用还不够。要是你不相信我，你可以去问医生。除此之外，你夫人在我手下工作，得由我来对她做决定。”婷夫人勇敢地对抗我父亲，我母亲非常感激。我父亲不再坚持了。很显然，在关心我母亲健康和坚持他的原则之间，他感到很纠结，按照他的原则，他妻子的利益不能凌驾在普通人的利益之上，至少一些药应该被省下来留给别人。 因为我的大块头和我往上长的方式，我母亲肺上的洞收缩并开始愈合。医生告诉她，这要归功于她怀的孩子，但是，我母亲认为，功劳应该归功于美国药物，她能吃上美国药，要感谢婷夫人。我母亲在医院住了三个月，直到1952年2月，当时，她已怀了八个月的身孕。一天，她突然被要求出院，“为了她自己的安全。”一个官员告诉她，在北京的一个牧师的住所发现了一些枪支，所有的外国牧师和修女都受到极端地怀疑。 我母亲不想出院。医院建在一个漂亮花园里，花园里有美丽的水仙。她发现专业的护理和洁净的环境特别令人宽慰，在当时，这样的护理，这样的环境在中国是很少见的。但是，她别无选择，她被转到第一人民医院。这家医院的主任以前从未接生过孩子。他曾经是国民党军队的随队医生，直到部队哗变投诚到共产党一边。他担心，要是我母亲因为生孩子死了，他就麻烦大了，既因为他的背景，也因为我父亲是高官。 当离我出生的日子很近的时候，主任向我父亲建议，我母亲应该转到大一点城市的医院，哪里有更好的设备，也有产科专家。他担心，我一出生，压力的突然去除可能会引起我母亲肺上的洞重新张开，从而造成大出血。但是，我父亲拒绝了。他说，对待他的妻子要像对待其他人一样，因为共产党人曾经宣誓反对特权。当我母亲听到这个，她痛苦地认为，我父亲似乎总是和她的利益做对，他不关心她是死还是活。 我1952年3月25日出生。因为病例很复杂，又一名外科医生被从另一家医院请来，还有几名其他医生也都来了，医护人员带着额外的氧气，带着输血设备。婷夫人也来了。按照传统，中国男人不能出现在小孩出生的现场，但是，主任要求我父亲站在产房的外面，因为这是一个特殊的病例，-----一旦有什么事发生，他可以保全他自己。生产非常困难。当我的头出来的时候，我的肩膀卡住了，我的肩膀宽得邪乎，我忒胖了。护士用双手拽我的头，我出来了，被挤得青一块紫一块，我被哽咽着，哭不出声来。医生先把我放在热水里，然后又放在冷水里。医生抓起我的双脚把我提起来，又用力拍我的后背。最终，我开始哭出声来，哭声也很大。他们都宽慰地笑了。我的重量正好超过十磅。我母亲的肺没有受到损伤。 一个女医生把我抱起来，抱给我父亲看，他的第一句话是“哎呀，这孩子的眼睛忒鼓。”对这个评论，我母亲很不安。俊英姑姑说，“不是的，她只是有一双漂亮的大眼睛。” 在中国，在任何场合、任何条件之下，都有被认为最适合妇女在产完孩子后吃的特别饭菜，用糖水煮的鸡蛋和经过发酵的糯米饭。我姥姥在医院里为她准备了这些饭菜。这所医院像其他的医院一样，有厨房，在厨房里，病人，还有他们的家人可以为自己做饭，我母亲一能吃饭的时候，饭菜就已经做好了。 当夏医生听到我出生的消息，他说，“啊，又一个野天鹅出生了。”我被起名字“二鸿”，意思是“第二个野天鹅”。 给我起名字几乎是夏医生漫长的一生中所做的最后一件事。我出生四天后，他死了，死时八十二岁。他倚在床上，正在喝一杯牛奶。我姥姥从屋子里出去了一会儿，当她回来取杯子的时候，她看见牛奶洒了，杯子掉在了地上。他死得干脆，没有任何痛苦。 在中国，办丧事是非常重要的事情，普通人为了办一个大葬礼经常会使自己破产------我姥姥爱夏医生，她想带给他骄傲。她绝对坚持要做三件事情，第一，一口讲究的棺材；第二，棺材要由人来抬，而不是用车拉；第三，邀请佛教和尚为死者念经，还要请乐师演奏唢呐，唢呐是一种声音很尖的木管乐器，按照传统在葬礼上使用。我父亲同意第一项和第二项要求，但是，否决了第三项要求。共产党认为任何铺张的礼节都是浪费，都是“封建”。按照传统，只有底层的人才被悄悄地埋葬，办丧事时弄出很大声被认为非常重要，把丧事办成公共的事件，这样能给办丧事的人带来“脸面”，也是表示对死者的敬重。我父亲坚持，不能有唢呐，不能有和尚。我姥姥和他激烈地争吵起来。对她来说，这些事情非常重要，她必须得做。争吵的过程中，因为愤怒，也因为悲伤，她昏了过去。她非常激愤，还因为，她独自一人处在她人生中最悲痛的时刻。她没有告诉我母亲发生了什么事，她担心会使她不安。我母亲住在医院，这件事意味着，我姥姥得直接对付我父亲。葬礼之后，她的神经受到损害，她不得不住进医院，她在医院住了差不多两个月。 夏医生的葬礼在宜宾城郊的一座小山顶上举行，他被埋在了山顶上，他的坟墓俯瞰着长江，坟墓有松树、柏树和樟脑树遮阴。生活在宜宾的短暂时间里，夏医生赢得了所有认识他的人的爱和敬重。他死的时候，他住过的客房大院的经理为我姥姥把所有事宜都安排妥当，他还让他的员工加入到静默的送葬队伍之中。 夏医生的晚年活得很幸福。他喜欢宜宾，他从各种各样的带有异域风情的花卉中得到很多快乐，这些花卉盛开在亚热带的气候当中，与满洲里的花卉完全不同。直到他生命的最后的日子，他的身体都格外健康。他在宜宾生活得很好，他有自己的房子和院子，房子和院子都免了租金。他和我姥姥被照料得很好。丰盛的食品被送进他们的家里。这是每一个中国人的梦想，生活在一个夜不闭户的社会里，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夏医生享受了这些幸福。这可不是小事。 夏医生和所有人关系都处得很好，包括我的父亲。我父亲敬重她，认为他是恪守原则的人。夏医生认为我父亲是一位很有学问的人。他常说，过去，他曾见过很多官员，但是，从来没有一个人能像我父亲这样。普通的智慧认为，“无官不贪，”但是，我父亲从来不滥用他的职权，甚至不肯照顾他自家的利益。 两个人总是会在一起交谈很长时间。他们一起分享很多伦理价值观念，然而，我父亲总是披着思想的外衣，夏医生则基于人性的基础。有一次，夏医生对我父亲说，“共产党做了很多好事。但是，你们杀了太多的人。有些人是不应该被杀死的。”“比如，哪些人？”我父亲问。“在理会的那些大师”，在理会是一个半宗教的派别，夏医生属于这一派别。做为“镇压反革命”的一部分，在理会的头目被镇压了。新政权镇压所有的秘密社会，因为他们掌握着效忠他们的人，共产党不要两面效忠。“他们不是坏人，你们应该让这个会存在，”夏医生说。谈话中断了很长时间。我父亲试图为共产党辩护，他说，与国民党的斗争事关生死。夏医生可以看出，我父亲甚至不能完全令自己信服，但是，他觉得，他得为共产党辩护。 （待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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