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标题 | 野天鹅（ThreeDaughtersofChina）（25） |
| 正文 | （承上） to my grandmother and my father who did not live to see this book---jungchang jungchang作品 归田园居翻译 不久，我母亲被分配了工作，是在宜宾县政府的公共事务部门工作。她很少坐办公室。最首要的任务就是让众多的人口吃上饭，-----这项最基本的工作做起来很难。 西南曾经是国民党维持统治的最后一个地区，1949年12月，蒋介石逃离四川跑去台湾的时候，二十五万士兵被困在了四川。而且，共产党只在少数几个地方先占了城市，四川是其中之一，共产党在占领城市之后，还没有占领农村地区。在四川南部，国民党军队尽管组织混乱，装备却很精良，他们依然控制着广大的农村地区。粮食供应主要掌握在地主手里，地主拥护国民党。共产党急需要保证粮食供应来供应城市，还要供应自己的部队和大量投降的国民党军队。 最初，他们派人出城试图购买粮食。传统以来，很多大地主都拥有自己的私人武装，现在，私人武装和国民党匪帮勾结在一起。我母亲到达宜宾还没几天，这些武装就在四川南部发动了全面叛乱。宜宾面临着饥饿的危险。 共产党开始派出武装工作队去收集粮食，工作队由政府官员和武装卫兵组成，卫兵负责护送官员。几乎所有人都被动员起来了。政府办公室都空着。整个宜宾县政府只有两个人留在了办公室，一个是接待员，另一个则刚生了小孩。 我母亲连续参加了很多次这样的征粮行动，每次行动都要持续很多天。她的工作队有十三个人，七个平民和六名士兵。我母亲的装备包括一个铺盖卷、一袋米和一把笨重的雨伞，雨伞的伞面是在一块布上涂上桐油制成，所有这些她都得驮在背上。工作队得在荒郊野外跋涉好多天，他们得通过被中国人称作“羊肠小道”的道路------蜿蜒在悬崖和深谷间的危险山路。每来到一个村庄，他们都得走进最破的小屋努力和赤贫的农民建立友好关系，告诉他们，共产党将给像他们这样的人民土地，给他们幸福生活。然后询问他们，哪个地主囤积稻米。大多数农民都承继了这样一个传统，害怕和怀疑任何官吏。很多人只是含糊的听说过共产党，而且，所有他们听到的都是不好的。但是我母亲很快就用当地的口音纠正了她的北方方言，她的解释工作做得非常清楚，而且很有说服力。事实证明，解释新政策是我母亲的一个长处。要是工作队成功地得到了有关地主的信息，他们就会到地主那里去，努力说服他们把粮食卖到指定的收粮点，在收粮点，他们马上就可得到付款。一些地主胆小，他们不声不响地就把粮食全卖给了收粮点。另一些地主则把工作队的行踪透露给一拨匪帮。我母亲和她的同志经常遭到枪击，夜晚，他们得高度戒备，有时，他们得从一个地方搬到另一个地方，以避免遭到袭击。 最初，他们会和贫苦农民住在一起。但是，要是土匪发现有人在帮助他们，他们就会杀了他的全家人。在经过几次杀戮之后，工作队决定，他们不能让无辜人的生命受到危害。所以他们在露天过夜，或者睡在破庙里面。 在我母亲的第三次行动中，她开始呕吐，一阵一阵的眩晕，吃了很多苦。她又怀孕了。回到宜宾时，她精疲力竭，极需要休息。但是，她的工作队得马上出发开始另一次行动。一个孕妇到底该做什么，对此，当时的概念很模糊。而且，我母亲也在犹豫是去还是不去。她想去，当时的心情更多的就是自我牺牲，任何抱怨都会被认为是丢脸。但是，想到五个月前的那次流产，想到在荒郊野外，若再有一次流产，没有医生，也没有运输车辆，她感到非常害怕。况且，工作队每天都被卷入与土匪的战斗中，能跑----跑得很快至关重要，可是，她的状况是，即使走路都令她眩晕。 她还是决定去。还有另一位妇女也去，她也怀孕了。一天下午， 工作队在一个荒废的院子安顿下来，准备午饭。他们推测院子的主人逃跑了，很可能是为了躲避他们，院子里杂草丛生，院墙是土墙，有肩膀那么高，有几处已经坍塌了。木门没有上锁，在春风里发出嘎吱嘎吱的声音。当工作队的厨子正在被遗弃的厨房里为大家做饭的时候，一个农民模样的中年男人出现了。他穿着凉鞋，穿着肥大的裤子，腰间围着一块像围裙一样的布，布的一边塞进了裤腰里，头上裹着一个脏不拉几的围巾。他告诉他们，一群人正朝他们走来，这群人属于一拨臭名昭著的叫“大刀队”的土匪。土匪特别想捉到我母亲和工作队的另一名妇女，因为，他们知道，她们是共产党高官的妻子。 这个男人不是普通农民，在国民党统治时期，他曾经是当地镇政府的镇长，这个镇管辖着好多村子，工作队所在的村子也在管辖范围之内。大刀队曾争取他的合作，因为他与前国民党人、与地主都有关系。他加入了大刀队，但是他保持很宽的选择面，他向共产党告密是为了给自己买保险，他告诉了他们最佳的逃跑路线。 工作队马上起身撤退。但是，我母亲和另一位孕妇不能走很快。所以，镇长把她们从土墙的一个豁口领出来，帮助她们藏在附近的一个草垛里。厨子还在厨房里磨蹭，他把熟饭包裹好，再把冷水浇到锅上，让锅冷下来以便带走。米和锅都太宝贵了，不能放弃；搞到一只铁锅很不容易，特别是在战争时期。两个士兵也在厨房帮他收拾，并催他快点行动，最终，厨子拎起锅和米饭，三个人一起冲向后门。但是，土匪已经进了前门，没跑多远，他们就被追上了，土匪将他们打到，用刀将他们杀死。土匪缺少枪，也没有足够的弹药射击其他队员，尽管他们看到这些队员就在不太远的地方。他们没有发现我母亲和另一名妇女就藏在草垛里。 这之后不久，那帮土匪被捉到，镇长也在他们当中。他既是土匪头目，又是一条“地头蛇”，这使他有足够的资格被镇压。但是，他向工作队告密，并救了两个女人。在当时，死刑判决得得到三人审查小组的支持。碰巧，特别法庭的头是我父亲，第二个成员是另外那位怀孕妇女的丈夫，第三个人是当地的警察局长。 特别法庭分裂成二比一，那位妇女的丈夫投票赞成留镇长一条活命，我父亲和警察局长投票支持死刑。我母亲请求特别法庭让镇长活下来，但是，我父亲非常坚决。这正是那个男人投资的原因，他告诉我母亲，他特别选中这只工作队来告密，就是因为他知道，工作队里有两个重要官员的妻子。“他的双手沾满了鲜血”，我父亲说。那位妇女的丈夫激烈反对。“但是”，我父亲反驳道“我们不能仅仅因为我们的妻子被卷入，我们就宽大处理。要是我们让个人感情影响到判决，那么，新中国和旧中国还有什么区别”，说着，他把拳头砸在了桌子上。镇长被镇压了。 对此，我母亲不能原谅我父亲，她觉得那个男的不该死，因为他救了那么多人的命，特别是我父亲“欠”那个人一条命。我母亲看待这件事的方法也是大多数中国人看问题的方法，我父亲的行为意味着，他不宠爱我母亲，不像那位妇女的丈夫那样宠爱自己的妻子。 那个审判一结束，我母亲的工作队就又被派到了农村，因为怀孕，她仍然感觉很难受。她一直在呕吐，一直很疲劳。自从那次向着草垛猛跑，她就得了肚子疼的毛病。那位孕妇的丈夫决定，他不会让他的妻子再去农村了。“我要保护我怀孕的妻子”，他说，“而且我会保护任何怀孕的妻子，怀孕的妇女不能从事这么危险的行动”。但是，他遭到了我父亲的上司米夫人的激烈反对，米夫人出身农民，她曾经是游击队员。要是一个农民，怀孕了，就不干活了，这是不可想象的。她曾经一完成分娩就马上投入工作。有无数这样的故事，妇女用镰刀割断脐带，带上婴儿继续上路。米夫人把孩子生在了战场上，她不得不把孩子遗弃在原地。-----孩子的哭声会给整个部队带来危险。在自己失去孩子之后，她似乎也要别人遭受同样的命运。她坚持再次派我母亲外出，并且找出了最有效的论点。在当时，除了相当高级的官员（那些够28—7—团—1资格的官员），党员是不准许结婚的。因此任何一名怀孕的妇女实际上一定是精英成员，要是她们不去，党怎能希望说服其他人去。我父亲同意米夫人的观点，他告诉我母亲她应该去。 我母亲接受了这个论点，尽管她害怕再一次流产。她做好了死的准备，但是，她还是希望我父亲反对她走-----至少希望他这么说；那样的话，她就会觉得他把她的安全放在了第一位，但是，她看到，我父亲忠诚的首先是革命，她非常失望。 接下来的几周，他们在山间小道上跋涉，我母亲感到非常痛苦，非常疲劳。小规模的战斗一个接着一个。几乎每天都有消息传来，工作队的成员被土匪摧残，被土匪谋杀。他们特别喜欢对妇女施虐。一天，我父亲一个侄女的尸体被丢在了城门的外面。她被强奸，被刀砍，她的阴部血肉模糊。另一名年轻妇女，在一次战斗中被大刀队抓到。土匪被武装的共产党人包围。所以，他们把那个女人绑起来，告诉她向她的同志喊话让他们撤离。相反地，她大喊，“前进吧，别管我”。她每喊一次，一个匪徒就用刀子割掉她一块肉。她被残害致死，死得非常可怖。几次这样的事件之后，上级决定，不再派妇女做征粮工作。 （待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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