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标题 | 野天鹅（ThreeDaughtersofChina）（21） |
| 正文 | （承上） jungchang作品 归田园居翻译 五月末，准许举办婚礼的批文终于下来了。我母亲当时正在妇联开会，一个人走进来，把一个纸条递进她手里，纸条是市委书记林某某写的，林某某是大将军林彪的侄子。林彪统帅着共产党在满洲里的军队,。字条用诗句写成，意思简单明了，“省机关已通过，你不必被会议缠身，火速回来结婚”。 她努力保持冷静，走上前去，把字条递给主持会议的女同志，她点头答应她离会。她一路小跑来到我父亲的宿舍，她还穿着她的蓝色“列宁装”和肥大的裤子，列宁装是政府员工穿的制服，上衣胸部有两个兜，腰部用皮带扎紧。她推开门，看见林某某、其他党的干部和他们的警卫员，他们都是刚刚才到的。我父亲说，他已经派了一辆马车去接夏医生，林问他，“那你老岳母呐”，我父亲没有答话，“这么做可不对”，林说，他命令再派一辆马车去接我姥姥。我母亲觉着很受伤，但是，她把我父亲的行为归罪于他讨厌我姥姥有国民党特务机关的亲戚。她还是这样想，那是她母亲的错吗。但是，她没有想到，我父亲的行为也许是对我姥姥待他不好的反应。她向来待他都不怎么样。 他们没有举行任何形式的婚礼，只是办了一个小小的聚会。夏医生走上前来祝贺一对新人。大家围坐在一起，边聊天，边吃螃蟹。螃蟹是市政府作为特别的招待提供给他们的。共产党试图创建一套新礼节来节俭办婚事。传统婚礼花费巨大，远远超出了人们的承受能力。一个家庭为办一场铺张的婚礼而破产的并不少见。我父母吃了大枣和花生，延安的婚礼上也提供这些。还吃了一种叫龙眼的干水果。按照传统，这些都代表着幸福团圆，早生贵子。过了一会，夏医生和大多数客人就都走了，之后，一群妇联的人在散会后又来祝贺了。 夏医生和我姥姥根本就不知道我父母的婚礼，第一辆马车的车把式也没有告诉他们，第二辆马车到来时，我姥姥才知道他女儿要结婚。她匆忙地赶过来，屋里，妇联的妇女们透过窗子看到我姥姥来了，她们就开始说闲话，然后就从后门溜走了。我父亲也溜了。我母亲眼泪围着眼圈转。她明白她单位的女人们瞧不起我姥姥，不光是因为她有国民党亲戚，还因为她曾经是小妾。在这些问题上，人们还远远不够解放，那些出身农民家庭，没受过什么教育的共产党妇女还是以传统的方式想问题。对她们来说，好女孩是不会做小妾的，尽管共产党规定妾享有与妻同等的身份，妾可以单边解除她的“婚姻”。来自妇联的女人们恰巧被认为是执行党的妇女解放政策的人。 我母亲掩饰住自己的情感，她告诉她母亲，新郎已经回去工作了，“给人们放婚假，共产党没有这个习俗，实际上，我自己也得回去上班”。我姥姥认为，共产党对待结婚这样的大事也满不在乎，这忒出格了，但是他们破了那么多传统规矩，不放婚假只不过是他们又多破了一项规矩。 当时，我母亲的一项工作就是教纺织厂的女工读书和写字，告诉她们，她们和男人享有平等的权利。在日本统治时期，我母亲曾在这家纺织厂工作。这家工厂仍然是私人的厂子，其中有一个监工，只要他高兴，随时都可以殴打女工。我母亲为了解雇这家伙可是出了大力，她还帮助女工们选出了自己的女监工。做这件事为她赢得了声誉，但是，妇联对她做的另一件事不满意，刚赢得的声誉又被掩盖了。 妇联的一项主要工作就是为部队做棉鞋。我母亲不知道怎样做鞋，所以她找来她的母亲和婶婶替她做。她们都是一边儿做着精巧的绣花鞋，一边儿就长大了。我母亲骄傲地把很多双制作精美的棉鞋交给妇联，数量超出了她的定额。让她吃惊的是，不但没人表扬她有创造力，人们还像数落孩子一样地数落她。妇联里，那些农民出身的妇女想象不出来，在这个地球上，还有这么一个女人，她不知道怎样做鞋，这就等于在说，一个人不知道怎样吃饭。因为她的“资产阶级腐朽思想”，她在妇联的会议上遭到批评。 我母亲和妇联里的一些领导搞不好关系。这些农民出身的妇女年龄大，思想保守，他们曾在游击队度过多年艰难岁月。他们憎恶那些像我母亲一样漂亮、受过教育的城市女孩。这些女孩能一下就吸引住男性共产党干部。我母亲曾申请入党，但是，她们说，她不配。 每次，因为回家她都要遭到批评。她被指责“忒离不开家”，被指责这是“资产阶级习气”。所以，她看自己母亲的趟数越来越少了。 在当时，有一条不成文的规定，任何革命者，除了在星期六，都不能离开自己的单位过夜。我母亲被指定睡觉的地方是在妇联，一道低矮的泥墙把妇联和我父亲的宿舍隔开。夜里，我母亲翻越泥墙，再穿过一个小花园，就来到了我父亲的宿舍，在黎明之前，她再回到自己的宿舍。不久，她就露馅了，她和我父亲在党的会议上遭到批评。共产党正在从事激进的整顿工作，不光对制度进行整顿，也对人们的生活进行整顿，特别要对那些参加革命的人的生活进行整顿。当时的观点是，任何个人的事都事关政治，因此，实际上，没有什么事情被认为是个人的事，或者是私事。任何小事都被贴上了政治的标签。会议变成了一个平台，借助这个平台，人们可以发泄个人的怨愤。 我父亲得做一个口头检查，我母亲做一个书面检查，她被说成是“把爱放在了第一位”，而在当时应当把革命放在优先地位。她感觉受了委屈，她和自己的丈夫一起过夜怎么会对革命造成损害呢，她能够理解，在游击战的日子里，这样的规定是有道理的，但是，现在却毫无道理。她不想写检查，并且告诉我父亲也不要写。让她失望的是，他告诫她说，“革命还没有取得胜利。战争还在进行，我们破坏了规定，我们应当承认错误。革命需要钢一样的纪律，你得服从党，即使你对此不理解、不同意”。 在这之后不久，又一个灾难突然降临，一个姓卞的诗人企图自杀。卞曾经参加组团去哈尔滨，他是我母亲的好朋友。卞是新月派诗人的追随者，新月派的主要鼓吹者是胡适，胡适是国民党驻美国大使。新月派主要受keat的影响，注重诗歌的美，注重诗体。卞在战争期间加入共产党，但是，不久他就发现，他的诗歌被认为不能与革命相统一，革命要的是宣传，不是个人情感的表达。他部分的接受这个观点，但是，他觉得很累，很郁闷。他开始觉得他以后再也不能写诗了，他说，没有他的诗歌，他就没法活下去。 卞企图自杀的行为在党内引起震动，这对党的形象极为不利，因为人们会这样想，有人对解放如此幻灭以致要自我了断。卞在锦州的一所学校做教师，学校培训党的干部，干部们都没什么文化。学校的党组织做了调查并很快得出结论，卞企图自杀是因为单相思-----对我母亲的单相思。在批判会上，妇联的人提出，是我母亲诱惑了卞，然后又抛弃了他去追求更大的荣光——我父亲。我母亲非常愤怒，要求他们拿出指责的证据，当然，没人能拿出证据。 在这个案件中，我父亲站在了我母亲一边。他知道，在去哈尔滨的旅行中，她被怀疑和卞约会的时候，其实她正和他而不是和诗人在恋爱之中，他曾经看见卞把他的诗读给我母亲听，他知道我母亲羡慕他，他认为这没有什么。但是，不管是他，还是我母亲都不能阻止如潮的闲话。妇联的妇女特别的恶毒。 在与闲话做斗争的同时，她为辉哥的呼吁也遭到了拒绝。痛苦使她变得有些失常。她曾经给辉哥做过许诺，但是，现在她觉得她为他领错了道，她每隔一段时间就要到监狱去探视他，告诉他，她在努力使他的案子重审，她觉得很难想象，共产党不会给他留一条活命。她曾经真的很乐观，她曾经努力让他开心。但是，这次，他看着她的脸，因为竭力隐藏失望的心情，她的眼睛布满血丝，脸型变得扭曲。他知道没有希望了。他们都哭了，在警卫的监视下，他们隔着一张桌子坐着，手放在桌子上，辉哥把我母亲的手放在他的手里，我母亲没有把手抽回来。 有人告诉了我父亲我母亲去监狱探视这件事，起初，他没有说什么。他对我母亲所处的窘境表示同情。但是，逐渐地，他变得愤怒起来。卞企图自杀的丑闻正在风头上。现在又有传言声称他的妻子和一个国民党少校有关系-----他们被人认为还处在蜜月期，他非常愤怒，但是，他接受党组织对少校的态度，主要不是出于个人感情。他对我母亲说，国民党如果回来，像辉哥这样的人会是第一个利用他们的权威来帮助国民党复辟的人，他说，共产党冒不起这个险，“我们的革命事关生死”，当我母亲试图告诉他辉哥是如何帮助共产党干事时，他回答说，她到监狱探视对辉哥没有任何好处，特别是他们还彼此握了手。从孔夫子的时代起，男女就授受不亲，只有已婚男女，或者至少得是恋人才可以在公众场合有肢体接触。即使是在这种情况下，公众场合亲昵也非常少见。我母亲和辉哥被看见握手这件事被当成了证据，成了他们曾经是恋人的证据，也成了辉哥帮共产党干事动机不纯的证据。我母亲发现，想不服从我父亲非常困难，这让她感到非常悲哀。 几个亲戚和很多与她亲近的人也出了事，这更加剧了我母亲所处的窘境。共产党刚到的时候，他们就宣布，凡是曾经为国民党特务机关做事的人都要立刻向他们汇报，她舅舅玉林从未在特务机关工作过，但是，他有一张特务身份卡，他觉得他应当向新政权汇报，他媳妇和我姥姥都劝他不要这样做，但是，他认为最好对新政府讲实话。他的处境非常艰难，要是他隐瞒不报，而共产党发现了他的事，他就会处在极度的麻烦之中，但是，如果他实话实说，他又会引火烧身，让人家怀疑自己。 党组织的裁决是，“他历史上有政治污点，不做惩罚，但只能在监控下使用”，这个裁定像许多其他的裁定一样，不是由法院作出的，而是由党的组织作出的。裁定没有确定的意义，但是，实际上，以后三十年，玉林的生活得依赖政治气候、依赖党的领导的意志来决定。在那些日子里，锦州市党委执行相当宽松的政策，玉林被准许在夏医生的药店里帮忙做事。 我姥姥的妹夫，“忠实”裴五被下放到农村去做体力劳动，因为他手上没有沾上鲜血，他没被投入监狱，而是被宣判“监督劳改”，这意味着他在社会上被（有效地）的监管。他的家人选择和他一起去农村。但是，他们在走之前，“忠实”先得住进医院。他已经染上了梅毒，共产党发动了一场战役来消灭VD(梅毒)，任何染上梅毒的人都被强制治疗。 裴五被监督劳改的工作持续了三年。这很像在假释的情况下做指定的工作，被监督的人享受着人身自由，但是，每隔一段时间，他们就得向警察详细汇报自上次汇报之后他们干的每一件事情，甚至是他们想的每件事情，他们公开地被警察监视着。 当正式的监督劳改期满后，他们就会加入到像玉林这样的人当中来，进入到松懈一些的“安静”的被监督的类别，一种很普遍的监督形式就是“三明治”式监督-----被两个邻居密切的监督着，两个邻居被特别指定做这项工作，这通常被称作“两个红的夹一个黑的”，当然，其他的邻居也被居委会赋予了监督的任务----鼓励他们对不老实的“黑色分子”打小报告。“人民公正”非常严密，也是统治的核心工具，因为它动员了如此多公民与国家政权积极配合。 诸葛，长相斯文的情报长官，他娶了我母亲的日本老师塔纳卡，他被判决终生强制劳改，并被流放到遥远的边界地区（和他一起的还有很多前国民党官员，他在1959年的大赦中被释放）。他的妻子被遣送回日本。就像苏联的做法一样，几乎所有被宣判拘留的人都没有被送进监狱，而是被送进劳改营，他们经常是做非常危险的工作，或者是在污染严重的环境中干活。 一些国民党的重要人物，包括情报人员，都没有受到惩罚。我母亲学校的督学，他曾经是国民党的区委书记，但是，有证据表明，他曾经帮助救过很多共产党人和同情共产党人的命，包括救过我母亲，所以，他们没有受到惩罚。 女校长和两名教师躲藏了起来，他们曾经为情报机关工作，他们最终逃到了台湾，姚汉，那个政治督导也逃到了台湾，我母亲被捕就是他告的密。 共产党还给像“末代皇帝”溥仪、一些大将军这样的大人物留了活路，------因为他们还“有用”。毛泽东的政策是“我们杀掉小蒋介石，我们不杀大蒋介石”。让溥仪这样的人活着，他解释说，国外会普遍接受。没有人会对这一政策公开表示不满，但是，私下里，人们会愤愤不平。 这段时间，我母亲的家人都处在非常焦虑的状态，包括她舅舅玉林和她的兰姨。兰姨的命运不可避免的拴在她丈夫“忠实”的身上，他们受排挤，他们的未来处在一种非常不确定的状态。但是，妇联命令我母亲一篇接一篇地写检查，因为她悲哀的情绪表明她对国民党抱有同情心。 我母亲还因为不事先经过妇联批准就去看犯人辉哥而受到抨击。没有人告诉她，她可以这样做。妇联的人说，他们以前没有阻止她这样做，是因为他们体谅她是“新加入到革命队伍的人”；他们在等着瞧，她得花多长时间才会养成纪律的观念，遇事时先要请求党的指示。 “但是，有哪些事需要我请求指示”，我母亲问，回答是，“任何事”。甭管什么事都要得到授权，这是共产党统治的一个基本要素。这也意味着，人们得学会不能依着自己的意愿而采取任何行动。 我母亲在妇联受到排挤，而妇联却是她的全部世界。闲话说辉哥利用她，让她帮他准备一条后路。“他把自己弄得有多乱呀”，女人们声称，“都因为她作风不正，看看这些卷进来的男人，都是什么样的男人呀”。我母亲感觉，他被指责她的手指包围着，在全新的解放运动中，我母亲为了革命事业舍生忘死，而那些被认为是她的同志的人却在怀疑她的人格和她的所作所为。那次她离开妇联的会议去结婚这件事也遭到了批评，罪行是“爱情至上”我母亲说，是市领导让她去结婚的，对此，妇联主席反驳说，“但是，你应当表明你的正确态度，把开会放在第一位”。 才十八岁，刚刚结婚，本应对新生活充满期望。我母亲此时却痛苦地感觉到混乱和孤立，对于对与错，她一直有自己强烈的感觉，她坚信自己的感觉。但是现在，她的自信似乎与她的事业相冲突，与她深爱的丈夫的判断相冲突，平生第一次，她对自己产生了怀疑。 他没有怪罪党组织，或者怪罪革命，她也没有怪罪妇联的女人，因为她们是她的同志。他把怨愤转向我父亲，她感觉到他首先忠诚的不是她，他似乎总是和他的同志一起来反对她。她明白，让他当众对她表示支持，这对他来说忒难了，但是他可以私下里支持她，她却没有得到他的支持。从结婚的那一刻起，在我父母之间，就存在着一个基本的不同点。我父亲对共产主义的忠诚是绝对的，他认为他当众怎样说，他私下里也会这样说，即使是对他的妻子。我母亲则有较大的弹性，她的承诺既来自理性也来自情感，她给自己留下了私人空间，而我父亲却没有留。 我母亲发现锦州令人难以忍受，她告诉我父亲她想离开，马上离开。我父亲同意了，尽管他正要得到一次晋升。他向市党委提出申请调动工作，理由是他想回老家，宜宾。党委对此非常惊讶，因为不久前，他还对他们说他不愿回老家工作。纵观中国历史，官员们远离家乡工作，以避免裙带关系，这一直是需要遵守的一项制度。 1949年夏天，共产党以摧枯拉朽之势向南挺进，他们已经占领了蒋介石的首都，南京，似乎不久就将到达四川。党在满洲里的经验表明，他们急需要管理人才，这些人才既应该是当地人，也应是忠诚党的事业的人。 党委支持我父亲的调动请求。结婚两个月后，------解放还不到一年，他们就被闲话和怨愤赶出了我母亲的家乡。刚解放时，我母亲欢欣鼓舞，现在却变得焦虑郁闷。在国民党统治时期，她可以采取行动来释放紧张情绪，很容易她就会觉得她做对了事情，可是，现在她却总觉得不对头。她试图把她的感觉说给我父亲，我父亲就会告诉他，成为一名共产党人是一个痛苦的过程，你必须得经历这一痛苦过程。（待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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